文革的促进推动下产生的“，”他们同我们发生联系时，我们鼓励他们写大字报“。这里所说”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就是指康生及其一伙。康生如此炫耀，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要人们知道它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　　第二十一章 “二月兵变”的真相自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祥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似乎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象大战来临一样，人们处在疑虑不安之中，很多干部不理解，广大群众在观望，学生们很惊异，只有少数人象发疯一样做狂热地煽动和串连！北京自从作为人民的首都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谣言不胫而走，小道消息满天飞。你不信吗？你保皇！你右倾！你信吗？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文件和部署。似乎都要靠“造反派”重新考虑一切！　　事情还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那篇著名的政变经讲起。他把中外古今的政变罗列一番，无非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有人要搞政变。林彪既然发起了进攻，吹鼓手就得把林彪的话想方设法加以证实。康生跟得紧，领会得快，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就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要案！　　也是康生继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放出的又一颗轰动全世界的卫星！　　善于制造事端的人，总是要捕风捉影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建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卫戍区考虑到该团新建，官兵不相识，需要集中训练三、五个月。这样就需要解决一所营房问题。为此，卫戍区曾派人去北京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门头沟、丰台等地找房，均未找到合适空房。　　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同志介绍说：“现在有些大学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可以暂借。”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校去交涉。当时北大、人大都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　　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合适，遂决定不住学校，而由南苑教导队腾出部分房子交那新组建的团使用，不足部分可以搭些帐篷。　　这本来是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并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但就这么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却被称为“情报专家”的康生放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吹肿夸大，加上他的丰富想象，大胆假设，于是制造了一场轩然大波。　　“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在燃起，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在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中广为传抄。本来就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平时就把猫说成虎，把精蜒当飞机，这下子，可找到“蛛丝马迹”了。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二月间北京卫戍区曾去北大联系空房准备驻军之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会后，有的学生把会上议论的内容加以整理归纳，把会上谈到的“政变”取名为“二月兵变”　　贴了一张大字报。一处点火，处处冒烟，这张大字报很快被传抄了出去。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同志知不知道在人大驻军搞政变的事。　　有关“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如获至宝，立即派他的联络员去北大、人大调查了解。他们不去卫戍区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听大字报起草者片面之言，就向康生写了一个书面汇报，说北大某人揭发的“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康生拿到这个“调查”报告，如同得到一枚重型炮弹，准备借机发难。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康生首先将这发炮弹抛出。会上，他突然质问列席会议的郭影秋同志：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答：没有看见过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康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郭答：没有汇报，因为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当即把他的联络员写的“调查”报告拿给郭影秋看，并指着报告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半个月之后，即七月二十七日晚，他率领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去参加北师大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康生宣布：“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的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是）用大字报揭出来的，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在六月二十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但是这张大字报被孙友渔（当时是驻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歪曲了，孙友渔在　　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I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　　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　　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　　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巨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　　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　　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颠覆活动”的“大阴谋家”。　　林彪的老婆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　　林彪一伙对贺龙同志的诬陷，一下子就和康生的“二月兵变” 对上了口。尽管康生早已看到了北京卫戍区于七月二十九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但是，由于他看到林彪也开始公开诬蔑贺龙了，因而便趁风纵火，竟把原来的谣言又放大了许多倍。到处放谣风：“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后来，康生又对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同志说：“体委　　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　　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六百条“。又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所谓贺龙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式卿一事。此事中共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共中央。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康生竟然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巨大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内乱，就是出现了象康生这种大奸得志，任意捏造了象“二月兵变”之类的离奇古怪的案件。当他作煽动演说时，绘声绘色，比福尔摩斯侦探案还引人注目，搞得风雨满城，唯恐世人不知！　　当真相大白时，他们都销声匿迹，默不作声，象个惯犯，只知作案，不想了案。　　第二十二章为了夺取一切权力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康生就把积蓄了多年的那股邪劲，全使出来了。　　为了林彪、江青的“新天朝”，为了自己已经膨胀的野心，他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在这场浩劫史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他硬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硬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领导，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总之，把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说成是个黑洞洞的旧世界。　　因此，他们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在这场大动乱中，康生确实为林彪、江青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且看康生是怎样为自己建立纪念碑的吧！　　一、横扫。　　康生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他说：“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　　“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　　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　　中央各部，为什么会有康生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即对毛泽东同志及其著作的态度问题呢？接着，康生又作了具体的解剖，他说：“中组部是有意搞的反革命巢穴，是刘邓多少年精心安排的”，“在安子文的掌握下，那里的干部有二十几年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　　“中央党校根本不是我们的党校，而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据点。”　　“中联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拒绝毛主席思想”，“反对、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推行刘、邓、王（稼祥）的路线，即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思想。”　　“中宣部是阎王殿”。　　“中监委糟得很”，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　　康生象是天外来的奇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在中央呆过，对中央各部的事，他超脱得比神仙还干净！　　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　　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象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　　康生是不是仅仅否定中央机关呢？当然不是。继而又指向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他说：文艺战线，“有一条文艺黑线统治着”。　　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及其于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　　人们还记得，从一九五七年起，康生就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把文教战线说成黑线，似乎他又成了高超于这条战线的坐探！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战线，说：工矿企业，“修正主义的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薄一波搞了很多东西，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他死死抓住不放。不攻垮这两个组织，又怎样篡党？怎样笼络青年呢？因此，他攻击：共产党，“过去最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因而使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脱离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结果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让驯服工具论，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煽动下起来进行打砸抢，才不死板，才不是驯服工具，也才是林彪、江青和康生的阶级斗争勇士！　　他还攻击：青年团是“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该彻底改造”。　　按照康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共青团也不是共青团，这正是他提出重建党，重建团的理由。　　他对党校又是怎样说的呢？不仅对中央党校，而且对全国各级党校都作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结论。他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　　“各省市的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同中央党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篡党系统”。　　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他说：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市委的罪状”，新市委“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这没有什么关系”。“要列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　　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们可以大胆地搞。　　李雪峰的名字也可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　　四川省，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是“刘、邓、贺、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陕西省，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　　西安市，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　　总之，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联，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的篡夺了这些机关”。　　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是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第三任李卓然，是张国焘反党集团的人，后杨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再看内蒙古，“敌人是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　　当然，康生不只认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和内蒙的干部都是坏的，就是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干部也无不如此。他曾从虚构的“刘、邓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推论说：既然刘、邓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他们也就必然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样，各单位都会混有许许多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即使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会受到刘、邓路线的影响。因此，他主张所有干部都应打倒，都应审查，都应批判。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就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关于这一点康生曾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时有过明白的自供。他说：“抓叛徒是怎么来的？是我受到十一中全会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启示，联想到刘少奇让人履行手续出狱问题，于是就让天津南开大学去调查。”为什么会发展成群众运动？那是由于“我曾写过条子给聂元祥和孙蓬一”，告诉他们“不去调查彭真、刘仁、郑天翔，反而让天津去调查”，“这样北大也出去了”。　　将“文化大革命”搞成“整干运动”，是康生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　　野心，为了发泄对干部的刻骨仇恨而同林彪、江青一伙共同策划的。但是康生在其中确实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生看到一份《简报》上提出“重点批判面是否宽了”的疑问，立即气势汹汹地批道：“连批干运动也不晓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人大会堂　　接见其儿子张子石时说：“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是一小撮，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来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这）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就那么干净？“照此解释，”文化大革命“就不只是”整干运动“，而是”整人运动“了，因为不只每个干部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干净“的”灵魂“。怪不得，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任意批斗、抓捕群众呢！怪不得他明确”指示“，”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敌我矛盾，或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哩！　　二、“越乱越好”。　　康生既然通过横扫一切，将各级党政机关统统给搞瘫痪了，接着，其目标就很自然集中到权力上，于是他又煽动学生起来夺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毛泽东同志由外地返回北京的前五天，康生就跑到北京广播学院脱：“我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暗示他支持该校师生起来赶工作组。七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跑到北京广播学院煽动说：“你们掌握权力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七月二十七日晚，康生同江青、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群众大会，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同志，鼓动北师大的师生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　　在这种鼓噪下，运动一开始就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到处乱“造反”。顿时，全国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北大的师生大会上公开亮明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　　对于这种不要党的领导，到处“造反”的混乱局面，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表示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批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某部的一份《简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其中说：“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又说：“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街，如果没有问题，将来怎么办？”还说：“现在派别多……这　　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预见也是深刻的，它已经清楚地指出极左行动的后果是难于收拾的。不能让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动摇无产阶级整个政权！这是当时干部的普遍心情。可是康生看了这些疑问和批评极为恼火，挥笔批道：”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怕革命、怕阶级斗争“，”是不是取消大民主？“这充分说明，康生所说的”革命“、”阶级斗争“、”大民主“等等，完全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化，是以”把全国搞乱“为宗旨为满足的反革命野心家所要求的”造反“。　　在康生的这种鼓噪下，本来全国形势已经够乱的了，然而他并不满足。　　他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不是乱过了头，而是乱得还很不够”；极力鼓吹“越乱越好”。　　三、戴高帽，挂黑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之风起源于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在康生、曹轶欧扶持下的聂元捧一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把北京大学的各级干部揪上了所谓“斗鬼台”、“斩妖台”，拳打脚踢，戴高帽，剪鬼头，甚至耍流氓、污辱妇女，从而酿成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当时，康生自感问题严重，也曾积极支持北大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可是事过不久，他又反目。七月二十五日，他先在北大提请师生考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竭力诱导和煽动师生翻“六。一八事件”的案。接着，他又于七月二十八日去北大明确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七月二十九日，康生接见人民大学部分师生时，又竭力为“戴高帽，挂牌于”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这虽然不符合政策，但也“不要去责备那一部分同学，应该原谅他们”。八月四日，在北师大师生大会上直接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武斗事件”　　的正确处理，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给林枫、郭明秋等同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当天，康生就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头头，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有关系，轻得很”；第二天又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八月二十七日，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康生的这一系列“指示”，立即传达全国，顿时形成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的妖风。　　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　　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这完全是误会。我当时打电话说，‘游街、戴高帽，当然不算武斗，但又不算文斗’。可是接电话的人向全校传达时，只传达了我的前一句（‘不算武斗’），丢了我的后一句（‘不算文斗’）”。　　这是愚蠢的辩解。这辩解非但没有推脱掉他的罪责，相反，倒无意中供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之风确是由他煽起的。不过，说老实话，康生这里所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之风，同他后来所搞的“武装左派”，制造武斗事件相比，正如他自已所说的那样，确实“轻得很”。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四、把军队搞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他们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军队。这就是他的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根本原因。　　阴谋有术，窃国有方的康生，在关键问题上，显示了特有的能量。由于他对林彪、江青的意图摸得准确，因而对打砸抢分子的指挥就特别灵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康生在中央党校接见“造反派”头头时说：你们要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一月六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另一“造反派”头头时又说：无产阶级军队，“也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军队，“也可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康生谈这些话的第四天，即一月十日，王力、关锋等人，就在一个材料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乱军口号，送江青审批。江青又转送林彪“批示”，林彪当即批了“完全同意”几个字。于是，这股乱军之火便烧到了军队。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之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经他这样一说，已经点燃的乱军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由于有林彪作后台，康生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讨论“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坚持要在宣传提纲上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新闻稿时，由康生口授，关锋执笔，又坚持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这样，就使这一反军乱军口号第一次公布于全社会。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许多部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鉴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成了严重局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又竭力推卸自己在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方面的罪责。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他在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时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接着又诡辩说：“我们是批评了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的错误”，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批评看作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面三刀，横竖有理，应黑应红，随时而变。康生就是这样一个翻脸不认帐的人。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　　五、把生产搞乱。　　“文化大革命”之初，尽管形势很乱，但是这种乱还仅仅限于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可是，康生之流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一心想把烈火引向全国，引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引向牵动所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战线。　　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使国家减少损失，特指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　　于十一月底召开一个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即中央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会　　议），研究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会者分析了工交战线的三个特点：第一，工交系统是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没有那种所谓“黑线”统治的问题，第二，工交系统历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环扣一环，需要稳定的连续性，不象学校、文艺团体那样，可以随时停止工作。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大家得出结论：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　　应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十五条》算是一个保护生产，减少损失的及时措施。然而，这同那伙以搞乱全国为目的的倒行逆施者，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看了大为恼火，立即责令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连续开了三天，名义是“汇报”，实际上是对工交会议及其制定的《十五条》进行批判。这三天是这样安排的：头一天，他们听取汇报；最后一天，由林彪出马作总结；中间一天，主要是康生对工交会议进行“批判”。康生批判时，林彪连连赞许，颇为欣赏，并多次插话，文武共谋，狼狈为奸，就这样完全推翻了工交会议决定。康生的“批判”发言，劈头就说：“我同××（共产党）左派谈了三次，共十多个钟头。他是中央委员，搞工业的，谈话后教育很大。　　从××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呢？“还未等康生回答，林彪立即插话说：”康生同志，你把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到资本主义的？从思想、农业、党，……政策等怎样变的，我们怎样才不变，怎样堵　　住这个漏洞，我们不甚了了，搞得不好就会变。……请康生同志研究研究。　　对这些问题，只有笼统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印象不深刻，没有说服力。“　　林彪向其“理论顾问”请教了，康生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立功的机会，他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顿时精神倍增，滔滔不绝地讲起××怎样变修的所谓“经验教训”来。他的结论是：“××变修首先是从基础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复辟，工厂企业关系很大，因为这是经济基础嘛！”（林彪插话说：“对，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接着，康生把话头一转就讲起我国的情况来。他说：“我们的工厂也不那么于净”，虽然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所有制变新了，但是，“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基本未改，仍然实行按劳付酬”，这些都是旧的。因此，“我们的工厂，恐怕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工厂的修正主义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这样，就“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所以，“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重要，因为工厂是基础”。（江青插话说：“应说工农业是基础”。　　林彪说：对，无论工业农业都是基础。）康生继续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学校次要，而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农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工交的同志对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林彪插话：“前车之鉴，要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康生还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最后强调说：“为了反修防修，在工交系统必须立即全面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康生这篇经济基础变修论，是以理论权威的架式提出的，又得到了林彪、江青的批准，真象十万吨黄色炸药的爆炸，大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唬住了很多人。更严重的是它成了当时工交系统打砸抢分子的理论武器。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武器，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广到整个生产战线，从而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六、全国性大夺权。　　一场灾难性的烈火烧向了全国各个领域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起，从上海开始，又掀起了一个夺权恶浪。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的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王效禹派康生之子张子石来京摸中央文革对夺权的态度。康生由王力、关锋等陪同，于二十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康对张子石说：“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好条件”，你回去可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　　省的夺权问题。“王效禹得了康生的指示，迅速于”—。二二“和”—。二七“　　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山东长期盛传王效禹夺权是“走的康生的后门”，便是由此而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联部有一个不受康生支持的群众组织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王力等人硬说是“柯”字，是指某著名专家，目的是想把某著名专家打成黑帮，以破坏我党和友好人士的关系。以此为借口，把该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指示他在中联部的心腹强行夺权。三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了案，封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支持他们夺了四川省的权。　　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林、江天下康家党，中国究竟向何方？这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干部焦虑的问题。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以毁党毁国之“奇功”，换来了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他先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接着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成为党的副主席。　　第二十三章劲松和逆流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于深重的危难之中。一切忠诚的人民、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之担忧，并采取不同形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抵制和反对。特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用革命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踏，领导人民事业的共产党被篡夺，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于是象暴风雨中迎接战斗的海燕，巍然挺拔的劲松那样出现在第一线。他们就是为中国革命建立过功勋，使敌人丧胆，为人民敬仰的一批老共产党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这次斗争的特点是，开门见山，短兵相接，一边是义正严词，一边是阴谋诡计；一边为捍卫党的原则而义愤，一边为破坏党的事业而称快。拨开乌云，忠奸分明。　　康生是参加这次斗争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林彪、“四人帮”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为了在那遗臭万年的耻辱碑上，再刻一笔功劳，使出了他的全部秦桧式的本领，上窜下跳，出谋于密室，鼓噪于基层。他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怀仁堂会议上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冤案。　　历史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如何抓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　　这次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陈毅、李富　　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七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军　　委副主席，另外还有余秋里、谷牧两同志；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在座次上就是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了话。他说：“你们（指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严厉的质问，刺痛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阴阳怪气，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起来。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　　痛斥康、陈、江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还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完全戳穿了康、陈、江一伙的墓党夺权的阴谋。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举行。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同志在怀仁堂门口碰见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　　黑风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各省市委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当地被无理扣压着。　　陈丕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春桥听了谭震林同志的质问，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仰着脸说：“党？　　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当即怒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们领导的呵！“这就是会前的一段交锋。　　会议开始之后，谭震林同志接着会前的交锋，又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仍然打着“群众”的招牌进行刁难和推脱。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也统统挨整，你们见高干子弟就掀，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还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　　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越说越气愤，突然夹起皮包站起来去拿衣服，边走边穿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　　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谭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又转回来，面对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啦！”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停了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们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讲到这里，余秋里同志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下去，我就不干了！”早已投靠林彪、康生、江青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当即驳斥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同志想到许多老干部遭受残酷斗争和凌辱的情况，又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那个令人鄙视的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谭震林同志当即驳斥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接着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1开始，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对方那个核心人物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I”　　惯于要阴谋的康生，当即撒谎说：“我没有看！”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根据康生、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由康生亲自审定的。　　聂荣臻同志针对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诬蔑为“联动”，十分气愤地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1 指1966年10月3 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该文中心是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这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的真　　情实状。在这个会议上，为人民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对群妖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剔肤见骨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伸张了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一伙的审判和控诉！林、康、江一伙诬说是“二月逆流”，不，这是二月的“浩然正气”。逆流的确有，可不只二月，而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就翻卷中国的大地了。林彪、江青一伙开始篡党夺权，就掀起了大逆流。　　康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方的主谋。他耳闻目睹了共产主义老战士铿锵锋利的语言和英姿，特别是陈毅同志根据文革中绝大多数干部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这篇有理有据的讲话，象挖了康生的祖坟一样，引起他的强烈的宿仇。于是，他就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唆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于十六日晚在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记录”，并连夜商议用他们业已习惯了的欺骗夸大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蓄意扩大事态，竭力促动毛泽东同志的恼怒，以达到他们挑拨的目的。　　是非拨弄的结果，康生一伙领取了“上方宝剑”，成了盛气凌人的批判者。从二月十七日起，一直到三月十八日止，康生等人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对所谓“二月逆流”进行“反击”，天天围攻批斗共产主义老战士。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为“阶级斗争”、“反党”、“敌我矛盾”、“罪大恶极”等等，一片吠声，不堪入耳！　　其间，又是数康生叫的最凶。　　康生在会上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说：“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声嘶力竭地说：“……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听！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党吗？”他边说边吼，口里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啦，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嘛！”　　陈毅同志作为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这两个机关去开会。康生就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同志曾积极支持过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的工作，几个副总理　　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　　林彪、江青一伙，本来就是要打倒一批开国元勋，用所谓“清君侧”的办法，把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清除掉，使他们的罪恶团的迅速得逞。他们既蒙蔽毛泽东同志，又利用他的错误蒙骗广大青年，借用青年的盲目性，使极小范围的内部问题社会化。一九六七年春天，社会上掀起的那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就是康生及其同伙幕后策动的结果。　　阴谋家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可他们的罪恶活动总裹着诱人而漂亮的外衣，打着辉煌的旗号。他们为了掀起反“二月逆流”的恶浪，对于从哪里入手，由什么人去串连等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密定：反“二月逆流”得“先从谭震林开刀”，而“从谭震林开刀又可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谭震林同志曾于一九六六年底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针对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的叫嚷，当面痛斥过她，会后又正式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其“提高警惕”。再加上这次怀仁堂会议上，对康、江等人又作了剔肤见骨地揭露，他们决定“先从谭震林开刀”，当然是自然之事了。从谭震林同志开刀，之所以“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这是由于谭震林同志当时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对于大寨展览馆负有责任。至于大寨展览馆究竟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是要事实服从需要的，只要需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的。策略一定，康生亲自出马，特地跑到大寨展览馆转了一圈。果然，问题找出来了，他摇头摆脑地说：“展览馆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问题”找出来了，于是通过一条热线：关锋——林杰——谭厚兰及其所属的一帮，下达指令，可以冲击大寨展览馆！大寨展览馆，虽属谭震林同志主管，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经亲自审查过两次，最后又是经康生审查批准才公展的。现在，康生煽动冲击农展馆，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同志，而且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可这恰恰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样，三月十八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受蒙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进驻了农展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1 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同时，他们又通过其他热线去煽动青年学生，于是首都街头就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位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康生导演的怀仁堂批斗会搬到了北京街头。这就是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也是1 指谭震林同志于1967年1 月就农口运动情况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康生、江青向“小将们学习”的真实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和优良传统被践踏了，党的组织监督破坏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一伙野心家更加为所欲为了。多少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本来不理解的东西，更加迷惑不解了！亿万人民担心的危机加深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篡权阴谋。　　康生之所以要在这一重要案件中，发挥他的特殊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悉毛泽东同志当时正在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为此，他正在寻衅制造事端，以便打乱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部署。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这次怀仁堂会议前夕，谭震林同志就曾就农口夺权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其中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报告很重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实质是部署几个月内结束“文化大革命”。三月七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了促使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　　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结束，还是拖延？就成了当时争议的焦点。按林、江集团的意图，当然不能结束，天下安定了，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达不到了。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一‘示，于是决定伺机寻衅。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就在他们的预谋中出现了。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没有“二月逆流”，也会有其他什么“逆流”，不管叫什么，其目标和性质都是一样的。　　康生一伙不仅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而且在此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如同手中的法宝，一直模在手中，经常不断地挥舞。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彪出面召集了一个北京卫戍区团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诬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当场宣布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江青、首先把鲁迅手稿盗在手中，然后责令傅崇碧同志去调查手稿被盗之事。傅不知这是阴谋，真的领着人去调查，很快将此事查清。三月七日这一天，经陈伯达秘书的同意，携带文件、证据，由两人陪同，分乘两辆小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向江青作了汇报。可是，两周之后，“两辆小汽车”变成了“几辆汽车”：“赤手空拳”变成了“全副武装”：“到钓　　鱼台汇报“”变成了“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并且诬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紧急会上，江青一再领头高呼“坚决打垮‘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康生则一再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这还不算，第二天，康生还专门派人去逼傅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人们不禁要问：林、江、康一伙，为什么以如此卑鄙的骗局，置傅于死地呢？这是因为他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掌握着首都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经常不断地向毛泽东同志直接汇报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就极大的障碍着林、江、康一伙的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制造“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真实原因，又是他们说“二月逆流新反扑”的由头所在。　　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从而又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全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林彪一伙制造这一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怀疑杨成武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还有，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经请示周恩来同志继续照送。九月下旬，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到北京，曾到一些老帅家里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另外，杨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老帅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当然使林彪一伙大为恼火，因而早就想伺机摘掉杨。其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有关此事的揭发之后，立即责成吴法宪去查处。吴不但不去查处，相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谎言就这样制造出来。此事，又成为康生利用来大反所谓“工月逆流”的。实。在“三。二四‘大会上，康生大讲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情况，诬蔑杨、余、傅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本来没有批判“二月逆流” 的内容。可是康、江、陈等人搞了一个中心发言提纲发到全会，从而在全会上又掀起了批“二月逆流” 的歪风。他们定的调子是：“二月逆流”“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有计划地把老同志分别编入六个小组，分割包围，以便围攻批判。康生又是这次批斗中的“激进”者。　　他于十月二十九日在第四小组（即华东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二炮是谭震　　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还说：”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沿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步地迅速地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绝对办不到的。“此时，距离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生，已近两年了，那些被批判的老同志早已靠边站不管事了，为什么这时又大批特批起所谓”二月逆流“来了呢？这显然是为了破坏老同志的威信，以便让他们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好在九大召开时将其排挤出政治局，然后再把他们一伙塞进来。这次对老同志的围攻，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总之，林、康、江一伙，每当想打倒谁，总忘不了先念念“反击二月逆流”的经。所以，所谓“二月逆流”便成了林、康、江一伙整掉老干部，推行极左路线，大搞篡权活动的最灵验的法宝。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指着叶剑英同志对别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至此，才算制止了“二月逆流”的传播和蔓延。不过，康生至死，也未对他在制造“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 中所起的恶劣作用，认过错，作过批判。他却仍然借人梯爬上了宝座！　　第二十四章个人神化的煽动者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它历来就反对伟人、天才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康生对于这一基本理论，不是不清楚的；对于我们党遵循这一理论所作的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毛泽东同志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也利用群众的朴素而不科学的感情，大搞个人崇拜，甚至掀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丑闻！其实，康生是以此作为“登龙术”而得宠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要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把领袖不适当地捧上了天，奉为离开了人间的神仙，这不能不是十年内乱中给人们留下的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毒害，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　　一、把人变成神。　　康生愈是把个人捧得神乎其神，就愈是显得他的手法的拙劣。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说：“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事实上，刘少奇同志　　在这本书中反复宣传；我们应当珍视革命导师的业绩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　　财富，但不是让人们去顶礼膜拜；我们应当把这些革命导师当作“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但不能将其偶像化；并批评了那些把革命导师“看成天生的神秘人物”，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错误思想。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可是康生却硬是从这里找出了什么“暗示攻击毛主席” 的意思。很明显，在康生看来，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成天生的神秘的人物”，应该把毛泽东同志当作“偶像”来“崇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大肆批判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说：这个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地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　　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岂非咄咄怪事？邓小平同志说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要求全党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点，怎么到了一九六七年，就变成了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了呢？怎么会成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了呢？原来康生不是也表示过拥护”八大“的重要文献而且还作过解释吗？　　是健忘还是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显然，康生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现在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同志应该搞“个人神化”、搞“个人崇拜”、搞“个人突出”。谁反对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谁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可见，在神化领袖上，康生比之林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过之处就在于他公开露骨地宣传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天生的神秘人物”，明目张胆地主张对毛泽东同志搞“偶像崇拜”、“个人崇拜”、“个人神化”、“个人突出”、“歌功颂德”等等。　　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异乎寻常了。他说：“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独学会忠于毛主席”，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的学问”，极力主张对毛主席要搞“三忠于”、“四无限”1这样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康生则进而把这些当作重新建党的标准。他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在《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的党。康生所要重建的党，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战斗集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工作人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就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而不是反过来，要全党全体人民忠于个人，服务于个人。　　随着神化个人的宣传，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助长下，出现了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语录操”等等封建宗教仪式之类的丑恶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之后，康生还竭力为之辩护，说什么这“虽是形式的东西”，但目的还是为了“表达忠心”，“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二、把科学变成神学。　　1 “三忠于”，是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所坚持的原则，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任务。　　可是康生为了另外的目的，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进行任何科学研究，信口谈这“发展”那“发展”，并借谈“发展”为名把毛泽东思想由科学变成神学。。康生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理论顾问”，在借谈“发展”　　神化毛泽东思想上，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连续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挖空心思，编造了许多华丽浮夸的词章，极尽吹捧之能事，硬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已经“全面发展”、“全面超过”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了狂热地褒，他就放肆地贬！在党的这样重要的会议上，这样大谈“发展”和“超过”，无论是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康生个人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党的历史上来说，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祝寿”、“禁止歌功颂德”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已经扫除了令人作呕的庸俗气氛。康生却一反惯例，紧紧追随林彪的调头。他同林彪不同的地方，就是带上了理论色彩，把本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却变成了令人莫解的玄之又玄的神学。　　康生究竟是怎样谈“发展”和“超过”的呢？他说：“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它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康生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独具慧眼的超人，似乎只有他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手发展“、”超过“，而千百万人民都是愚民或群氓，根本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发展“，所以，他在讲了三个组成部分都”超过“之后，紧接着以办出逼人的口气质问道：”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究竟怎样发展，又怎样超过？他却含糊其辞。人们从他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又把大谈“发展”的讲台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搬到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康生作了以“发展”为中心的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康生深怕别人不知道他谈“发展”的历史，特别强调说：“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九五九年省市文教书记　　会议上，今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讲过毛泽东同志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都超过了。“他又说：”仅仅说这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说完全。主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作了前人没有作过的伟大贡献。“康生在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超马克思主义“！　　他是用捧的办法歪曲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失去本来面貌，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成为腾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玄之又立的东西！　　这还不算。康生又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借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机会，将上面讲的所谓“发展”和“超过”概括为“三个里程碑”，写进《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井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公布于世。应当说，这是在神化毛泽东思想上的又一重大升级。因此，康生特别得意。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一个专门谈学习问题的讲话中说：“《伟大的历史文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主义非常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因为它）讲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问题，这对今后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事情，……这对世界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个重要事件。”这就意味着把康生加工过的神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推行于全国，而且推行于全世界。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的毛泽东思想，涂上了康生的思想，成了污染毛泽东思想的伪科学！把丑恶当做光荣来宣传，把神学当做科学来推广，这就是“理论顾问”为林彪、江青建立的特殊功勋！　　三、灵魂变成躯壳。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然就根本不成为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承认这一点，他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把生动的科学变成了咒语！　　康生则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Z 使毛泽东思想变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说：“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康生举起《毛主席语录》），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还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是“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那个电影”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就是说，人民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　　来了，这才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敢想敢于敢闯，更重要的是手上还有这本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又向一位外宾说：”千百万人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千百万人民群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力量是伟大的。这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保证。“经康生这样一吹，《毛主席语录》完全变成了扭转乾坤的法宝。好象只要人们手中拿起《语录》，就可以成为《封神演义》里那些天兵天将手中攻无不破，御无不成的万能武器。　　这种荒诞无稽的妄说，居然畅行于全国，而且传播于国外，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污辱，又是什么呢？　　四、一手捧经，一手执剑。　　康生认为，别人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解释，都是“歪曲、篡改”，只有他传的才是“真经”。他是怎样推行他所加工制作的所谓“真经”的呢？　　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以牧师身份，对那些怀有朴素感情的人进行煤煤不休的说教；二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对于那些不听说教者，戴帽打棍，肆意镇压。由于他们的说教甚为荒诞，不能服人，因而在进行说教的同时，往往置人以死地，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就曾为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扣过四顶帽子：（1）“他们反对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中　　国人民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彭真到处宣传主席的错误是一火车“3（2）　　“他们反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3）“他们顽强的反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4）“他们反对林总讲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说是庸俗化、简单化，说和义和拳念咒是一样的。”康生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非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然而反对这种神化和歪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来说，这并非是反对和诋毁，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维护。可是，在“现代迷信”盛行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主张搞神化的人，成为“高举”、“紧跟”　　的人，并得以高升；相反，反对搞神化的人，却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并遭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命运。　　“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林彪、江青、康生手中整人最重要的大棒。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八百三十九名干部中，差不多都曾遭受此棒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　　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　　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央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论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　　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思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　　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学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制造十年内乱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实践告诉我们，败坏党的威信，破坏革命事业，最恶毒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搞“现代迷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我国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和林彪、康生一伙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现代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二十五章 对“唯生产力论”的批　　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理论权威”的康生，确实发挥了他的威力和作用。第一，他手中有权，权力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地步；第二，他有理论，而且挂的是马列主义招牌，不信者，就宣布为“反革命”！因此，康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特殊角色。康生对林彪、江青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最大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最深的危害，而对反革命的篡党夺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在康生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了。　　一九六六年底，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工交战线的特点，决定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地进行，而不应一哄而起，更不应停产闹革命。应当说，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的情况下，还算是一个能够减少损失的较好的办法。　　可是，急于要把“文化大革命”烈火迅速由党政机关、文教战线引向整个工交农业战线的林、江一伙，却对此大为恼火，立即以听取汇报为名，组织人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中，康生以“理论家”姿态首先发动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提出“唯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一九六七年初，为了配合林、江一伙的“一月夺权”，康生又说“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新老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四月初，康生又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全面批判。此间，他对其　　秘书说：“就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　　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修正主义者挂起钩来。“康生正是以这个调子于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唯生产力论“作了系统的”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批准生产力论“的问题，又被塞进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从而使其取得合法地位，成了林、江一伙破坏生产，大揪”走资派“　　的一根大棒。　　究竟什么是康生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呢？据康生自己说，他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批判修正主义基本理论的。为了弄清康生的欺骗，我们不　　能不从他的依据说起。　　经过查证，我们得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只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到，“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和“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1，甚至讽刺地提到，“‘科学的’‘生产力论’”2，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它同康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毫不相干。我们绝对不可将斯大林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误认为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因为按照康生所批判的内容来看，“唯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持香定态度。康生有时特别强调说，他所批判的“生产力论”是“唯生产力论”，好象说，“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生产力论”前边加一个“唯”字就发生了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谁都知道，中文中的“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意思一样。“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基本含义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之意，也不会使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　　因此，康生对“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别的，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样伪装，也变不成真的。可是，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明明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硬说是“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而且大张旗鼓，动员一切宣传工具，一直鼓噪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究竟宣布了“唯生产力论”那些“罪状回呢？　　第一，说“唯生产力论”主张“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康生对“唯生产力论”首次发动批判时，他曾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显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那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1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82 页。　　2 《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138 页。　　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和平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并且拿出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抓生产、搞建设上来。这样做，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且也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可是康生却把这攻击为“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康生所说的“政治”和“路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和路线，而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建设，残酷斗争“走资派”，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停滞和瘫痪的所谓“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在康生看来，你“不问”、“不看”他们这套“政治”和“路线”，你就是“单纯抓生产”，而“单纯抓生产”，就是“搞维生产力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康生又向他的心腹们说：“去年春天彭真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把革命与生产平列，甚至讲生产第一位”，而将革命与生产平列，把生产放在首位，就是“唯生产力论”。可见，康生所说的“唯生产力论”，就是指那种按照无产阶级政治和路线发展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就是那种主张将生产放在首位的“生产第一” 的观点。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煽起反对、破坏建设，搞“停产闹革命”的恶浪。　　为什么主张把生产放在首位，努力发展生产，搞建设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呢？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呢？康生只是戴帽子、打棍子，根本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 恩　　格斯也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　　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2 可是，这个”连小孩都知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却被康生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这哪里是批判”修正主义“呀！实际上，他是在批判”修正主义“　　的幌子下，明目张胆地向历史唯物论进攻！　　第二，说“唯生产力论”，看不见生产关系的巨大反作用。这是康生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传达中共“九大”精神时，为“唯生产力论”所加的另一条“罪状”。他说：“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3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1页。　　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力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是谁曾经有过这种主张呢？谁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呢？在他批判的对象中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作这样的指责呢？说穿了，无非是想打着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幌子，从根本上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这一点，康生自己也有明白的表露。　　他说：“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了。他们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1.本来，承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生产力，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康生却拚命加以攻击，显然他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历史唯心主义翻案！为唯意志论开路！　　第三，说“唯生产力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　　这是康生加给“唯生产力论”的更加严重的“罪状”。请看他的言论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接见他儿子张子石时说：“（唯生产力论）　　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是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不能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说：“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从这两段话就可清楚地看出，康生的意思是说，“唯生产力论”是建国之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根据，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就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和北京所讲的那些可以允许1 1967年3月10 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与发展的讲话。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讲话，是否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　　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份，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取何种态度？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分析了解放后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指出了我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1 这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的重要政策。这一点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刘少奇同志正是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种精神，而受党中央的委托去天津讲话的。到了天津，他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一种违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致使“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也有的准备逃跑，对共产党有怨言”。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包括后来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针对这种情绪而作的。　　假若不是有意歪曲，谁都会看明白，这些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事实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讲话，稳定了京津的资本家，安定了社会秩序，为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论从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不相干的。　　康生硬把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当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突出表现，最主要的是抓住了讲话中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　　大做文章。谁都清楚，这话是针对当时某些干部急于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的“左”的情绪而讲的，这句话无非是说明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这既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也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尖锐批评过那种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错误观点。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69 页。　　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同　　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批评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　　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全国解放之后，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有个必要的存在和发展，坚决反对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康生对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避而不谈，硬是抓住刘少奇同志所讲的”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的话，上纲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是别有用心，荒谬至极。其实，他不只是在批判刘少奇同志，而是在批判当时党的政策，批判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这个批判，倒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康生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在建国之后”立刻消灭剥削“，”立刻消灭资产阶级“，”立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用不着必要的物质基础，用不着大大发展生产力。——而这正是刘少奇同志当时所批判的那种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左“的情绪。幸而，康生在当时不在其位，否则，他一定会卖力推行这套”左“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会遭受康生之害的。　　明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康生却偏偏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他常常搬出列宁来作后盾，又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列宁。　　他说：　　“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我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e 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人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这里，康生力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列宁批判过什么“唯生产力论”，　　似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就是一篇专批“唯生产力论”的著作。其实，这是对列宁的诽谤、诬蔑和歪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头说起。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晚，列宁由芬兰回到俄国，并在列宁格勒车站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著名讲演，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苏汉诺夫听了这个讲演，并在后来写的《革命札记》中攻击列宁的这个讲演，“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被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而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九二二年底，正在养病的列宁翻阅了苏汉诺夫这本《革命札记》，并针对他在《札记》中的责难，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样一篇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究竟是批判苏汉诺夫什么观点呢？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吗？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是批判苏汉诺夫所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吗？也不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观点。　　那批判什么呢？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谁都看得清楚，他是批判苏汉诺夫“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的办法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正因如此，列宁才批判说，苏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又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直接指示”。也正因为这一点，列宁才批驳说：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但俄国革命形势使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取得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大发展生产力呢？可见，列宁这个批判，正是要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贯主张一样，成不了康生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根据的。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列宁主张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论点，康生为什么一句不引呢？能让他一手遮天，漫天撒谎吗？不，我们有必要略摘几段，以戳穿康生的隐瞒。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一切革命都曾经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制度、劳动纪律、劳动生产率、统计和监督、空前巩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保证。”1 列宁认为，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2 列宁又说：要完成消灭阶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4 页。　　2 《列宁选集》第3 卷第499页。　　级以及消灭三大差别这样的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1 列宁在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还坚持他的主张：“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这样，才能从落后的、贫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的马上。2难道这些话能由康生一笔勾销吗？　　列宁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是谁都无法抹煞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就是确认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原始的关系，而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他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3 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4 十月革命之后，已如上述，列宁又从各方面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主张建立起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事实说明，列宁从来就没有忽视过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列宁是不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呢？当然是强调的。但是，列宁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着眼于如何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而康生所说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则是不顾生产力性质，任意地“变革生产关系”。　　在我国建国以前，我们党内哪一位领导同志同苏汉诺夫的主张一样呢？　　谁曾说由于我们生产力落后而反对打倒蒋介石呢？在建国以后，又有哪位领导同志搬出苏汉诺夫的主张而阻碍我们前进呢？除了康生的捏造和诬陷以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这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了，公然地把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旗拉起来了，而且公然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攻击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这不是往中国共产党的脸上抹黑是什么呢？这不是天大嘲讽又是什么呢？　　1 《列宁选集》第4 卷第11 页。　　2 《列宁选集》第4 卷第711 页。　　3 《列宁选集》第1 卷第8 页。　　4 《列宁选集》第1 卷＄第88—89 页。　　第二十六章 “党的建设”奇谈康生对于党的建设理论，自认为是高超的权威。高超在哪里？从他经常流露出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他了解国际共运的理论和历史；第二，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当过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对我们党的建设实际，他似乎比谁都清楚；第三，他对党的建设理论经常挂在嘴上，谈论多。似乎从理论到实际，他都是“专家”。他说过：“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1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2 他的意思很清楚，马、恩、列、斯都没有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现在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康生究竟是怎样解决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党的建设呢？　　一、林彪“当然接班”的理论是他的建党理论的基石。他反复说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康生向外国一个党的领导人说：“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长期以来，他不仅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领会得最深，运用得最活，具有马列主义修养的杰出的政治家。……他是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向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战士说：“十一中全会上把林彪同志作为第一助手确定下来，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林彪同志是长期跟随毛主席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的“绝对权威”，以便造成“理应接班”的舆论，康生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加紧炮制“突出林副主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迅速编辑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同样规格的《林彪1 这是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提到那六条建党原则。康生说成了五条原则。　　2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选集》和《林彪语录》。造反派头头按照康生的要求，很快编出了《大纲》、《选集》和《语录》。就《大纲》来说，全文总共不过七万五千字，而林彪的名字出现四十七次，江青出现十四次，陈伯达出现九次，康生出现八次。　　不仅如此，康生还极力主张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和姚文元起草《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时就假借群众之口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接着，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鼓吹说：“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底，即“九大”前夕，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了将林彪“接班人”问题写进“九大”党章，进行了更加频繁的活动。江青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讨论党章草案的会议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张春桥跑到上海造舆论说，只有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了”，人们“就放心了”。康生则默不作声地径直准备起在“九大”会议上专门介绍将林彪“接班人”写进党章具有伟大意义的讲话来了。　　正是由于康生一伙如此大肆宣扬和顽固坚持，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才通过将林彪当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康生把这当作自己的“胜利”，竭力宣扬这件事的“伟大意义”。他说：“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彻底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九大”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万人大会上，在同兄弟党的会谈中，他又反反复复地鼓吹“九大”党章这一规定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意义。总之，康生这些奇谈，完全是“圣人出，黄河清”的神话，是个人决定历史的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今天读起来，真是对历史的辛辣讽刺。　　二、“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是他“重建党”的根据。　　康生很懂得党章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也懂得制定一个新党章的目的和　　作用。因此，他竭尽全力抓新的党章的制定。结果真的在党的“九大”上制定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党章，这不能不说是康生的“杰作”。　　“九大”党章究竟是什么货色？下面不妨根据康生到处鼓吹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些分析。　　第一个特点：“重新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特点”，本身就说不通。因为“重新明确规定”的意思就是以前的党章曾经“明确规定”过。既然以前曾经“明确规定”过，那就不应该成为重申原来那个规定的新党章的特点。　　康生为了说明这个特点，特别攻击“八大”党章。他说：－“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一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专制造各种借口，公然在他们制定的党章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删掉。”　　这完全是恶意歪曲。的确，“八大”党章没有象“七大”党章所说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那个样的词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八次大会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他的这个解释还是接近实际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康生没有提及，这就是；在“八大”以前的几年中，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求不要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字句了，党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为此发了通知，并提出今后宣传中，“毛泽东思想”可用“毛泽东著作”代替。所以“八大”党章没再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情况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八大”党章中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的词句，说成是刘少奇同志为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有意“删掉”　　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应当说，这条规定确实是“九大”新党章的特点。这种规定，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党章中找不到的。这真是康生的空前“创举”。康生这样总结，也是绝无仅有的“贡献”！　　第三个特点：“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确实也是“九大”新党章的一个特点。不过，其特点就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归结为所谓“崭新阶段”i从而严重歪曲了毛泽东思想。　　第四个特点：“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这根本不是“九大”党章的特点，而是所有党章的共同点。因为任何一　　个党章，当它被制定时，都会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明确提出“党的战斗任务”，要不，它还算什么党章！　　第五个特点：“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　　为了说明“九大”党章的这个“特点”，康生放肆攻击恩格斯和列宁所制定的党纲。他说：“苏共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1康生在这里只就党章的长短问题大做文章，长了就不好，短了就好，这是哪一家的逻辑？根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实际需要，党章可长则长，可短则短，这完全是形式问题。我们“七大”和“八大”的党章都不短，有什么不好？“九大”党章倒是“简明扼要”，可是它错误百出，是共产党人的批判对象。再说，“简明扼要”也绝不是“九大”党章的独有“特点”。比如，一九〇五年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内容就“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再如，一九二一年，我党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也是“简明扼要”的。这个党章的中文原件早已失传了，现在只有俄、英两种文本。若将其译成中文，俄译稿有八百三十七个字，英译稿才有七百三十一个字。两者都比“九大”党章短得多，怎么能说短是“九大”党章的特点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康生所说的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实际上是一大特点，这就是吹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为“接班人”，以便把无产阶级政党篡改为忠于林彪的帮派组织。正因如此，“九大”之后，康生到处叫嚷“要根据新党章整顿、恢复、重建党”。　　三、鼓吹“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康生十分强调“思想上整党”。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　　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　　所以，只有组织上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康生究竟怎样进行“思想上整党”呢？就是不断地在党内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无；休止地进行党内斗争。他说：不断进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　　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讲话。　　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1康生不仅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而且还以中央党校为试点竭尽全力抓“路线斗争”，以实现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康生自己说，他插手中央党校十年中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怎样进行这十次“路线斗争”的吧！　　第一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的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　　“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向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的讲课计划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献珍、侯维煜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它看成是经典著作。“　　这是对杨献珍、侯维煌同志的栽赃陷害。凡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杨、侯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那两个报告是极为重视的。　　先是组织大家听取报告录音，接着又决定停课两周学习根据录音整理的铅印稿。两周之后，杨、侯同志又特别强调说，学习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待正式文稿发表后再结合专业深入学。这怎能说杨、侯同志认为“不需要学习”呢？所谓杨、侯“不把毛主席著作看成经典著作”，也完全不是事实。　　的确，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央党校起草的《支部工作纲要》中有“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提法，但这是从延安时期就沿用下来的提法，而且从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摆在学生的地位，这怎么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不重视呢。同年九月，在中央党校第二次党代会上，正是杨献珍同志首先对这个传统的提法提出异议，建议停止使用。这怎么能说杨、侯两同志不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经典著作呢！既然不是反对学习毛主席的两个重要报告，也不是否定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那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于康生主张完全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只学毛主席的报告；杨、侯同志主张毛主席报告要学，教学计划也要执行。这难道也是“路线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对中央党校教学活动的这次干涉是通过他老婆曹轶欧进行的。他自己明自说过：“因为那时我不管党校……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怎么能不按党中央规定的组织手续，而通过自己的老婆去瞎指挥呢？这不是封建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呢？难道让中央党校1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校长去听从康生夫人的传话，立即改变全校学员的学习活动，才是正常的吗？这是要求对毛主席著作的重视，还是要求对康生老婆转达的康生指示的重视？假若杨、侯二同志真的拒绝、抵制的话，那么，他们拒绝、抵制的是毛主席的指示，还是拒绝、抵制的是康生、曹轶欧的瞎指挥？　　第二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中央党校要不要（搞）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那个时候杨献珍、侯维径……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经过这一斗争才没有放假”。　　这也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上，中央党校党委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态度是积极的，早在康生干涉之前就决定党校所办的各种班一律取消假期，留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问题只是出在中宣部主办的、中央党校代管的、即将结业的短训班上。中央党校考虑，运动一起，党校根本无力照顾短训班。　　为此，特打报告请示中宣部派人来直接领导。中宣部答复：中宣部也派不出人去领导，可考虑让短训班按期结业，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中央党校讨论中宣部的答复时，短训班主任曹轶欧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照中宣部的意见办。其他党委委员也表赞同。只有党委书记侯维煜同志表示反对。他说，短训班还是留下搞运动好，关于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由党校内部设法解决。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不同意候的意见，最后，侯只好郑重声明：“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意见”。并特别嘱咐记录同志把他的意见记录下来。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康生却歪曲说杨、侯“有意把短训班弄走了”，并且造谣说：“杨、侯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只是经过他的斗争，“才没有放假”等等。这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整风反右的激进态度而编造的谎言。　　康生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的态度是出奇的激进，这倒是事实。但是，这种激进并不在于他主张取消假期搞运动上，而在于任意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上。当时，中央党校曾组织学员讨论对社会上鸣放的认识。事后，曾将讨论情况整理成八类二十四个问题上报中央，其目的是让中央了解情况。对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怎样认识？中央党校认为，它分四种情况：一是正确批评。对此，应该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工作；二是情况不明。对此，应说明情况，解除误解；三是认识模糊。对此，应该通过学习逐步提高思想j 四是错误言论。对此，应该批评帮助。总之，四种情况皆不属于右派言论。可是康生却一口咬定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是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划为右派。结果，在他的鼓动和坚持下，错划了许多右派。这就是康生装病多　　年之后所干的第一桩事，这也是他在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中的真正“贡献”！　　第三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杨献珍“把‘十六字’（方针）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意就是离经叛道”，而“我批判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康生对这次“路线斗争”的描述，是颇能令人玩味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党校就办校方针、任务等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总结了党校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第一次将党校的方针具体表述为十六个字：“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一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六　　年二月写的《关于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说：十六字方　　针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全国初级党校。（此时，十六字略作改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可见，“十六字”方针是中共中央肯定的，并直接向全国党校推广的。把它说成是“杨献珍的方针”，而且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必须指出，在“十六字方针”问题上，康生是耍尽了两面派手法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作报告的时候说：“十六字方针”是“带根本性”的方针，是中央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的”，它是“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　　他特别强调说，这个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说：“这个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并且向人们指出：“十六字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方针”，除此之外，“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些话真是把“十六字”方针捧到了九天之上，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准怀疑，都不许作别的解释。他不是一次讲，是多次讲，也不是向一个领域或一个单位讲，而是向全国讲。可是这些话说了还不到一年，康生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来了个“另外的解释”，认为“十六字”方针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根据康生自己　　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　　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用手法。　　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　　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1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挂（起来）、纳（新）”。2“吐故纳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用于整党建党就很值得研究了。故和新的性质、界限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什么样的故该吐，什么样的新该纳？完全随着康生的主观随意性和帮派性而变化。　　康生究竟要吐些什么“故”呢？　　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查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一是”需要耐心教育“的，但是”还要看他自己能1 1967年11 月13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1969年11 月17日，在听取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不能活起来“，如果”活不起来“，　　那就要“开除出　　党“，或者”劝其退党“。由此看来，　　康要吐的主要有　　三种人；一是“查　　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二是”文化　　大革命中表现极　　坏的“，三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关于这三种人，我们绝不可从字义上来理解，　　而要从事实上来　　看。我们从前面几章的评述中，就可　　清楚地知道：他所　　说的“查明有据的　　叛徒、特务“，主　　要是指他们通过　　捏造假证而加以　　诬陷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实际是那些旗帜鲜明反对他们一伙胡作非为，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革命同志；他所说的“死气沉沉，不起作用”者，实际是指那些以消极方式抵制他们一队的同志。这些就是康生要吐的对象。　　康生对“纳新”也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国　　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这次“‘九大’新选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　　补中央委员中，来自基层的八十一名，这是文化大革命巨大成绩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当然，它”不仅表现在吐放方面“，即把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清出来“，而且”还表现在纳新上“。他说对这个成绩切”不可忽视“，”不可低估“，因为”它对当前整党和今后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纳新“如此重要，所以，他接着又说：”将来召开四届人大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有点新气象”，要准备纳点“新人”。　　康生究竟要纳点什么样的 “新人”？就是纳那种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敢于英勇牺牲”，“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人。康生特别举例说：“比如蒯大富，群众对他有意见，可以说服群众同意”，“不管蒯大富有什么错误，总比李济深好吧！过去李济深还是人大常委呢！你说蒯大富开枪打死人，李济深开枪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也不是说蒯大富那么好，但他起码还是反对刘少奇的”。再说，“纳不纳蒯大富，还有个国际影响问题”，因为“中国红卫兵对国际青年运动影响极大”。1 这就是说，张铁生、陈阿大、翁森鹤之类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同他们一伙有着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的一帮子，以及那些打砸抢分子，那怕是杀人犯，只要他们能跟着康生转，勇敢地反对所谓的“走资派”，就是“纳新”的对象。把这些人拉人党内，成为康生“重建党”的基础，还说是共产党的建设，这不是海外奇谈吗！　　康生要建设的这种帮派，若要贴上江青或康记商标，那是货真价实的，若要挂上“共产党”的招牌，那就成了今古奇观！　　1 1970年4月22 日，在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二十七章图书文物大盗　　康生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左手、右手都能写出具有特点的字体，也为人书写过不少条幅和匾额。在绘画上他为同齐白石对立，起名叫“鲁赤水”，有过作品，也发过议论。他还是一个雕刻图章的金石家。　　他对图书文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这里，我们不想议论他的书法和绘画以及他的其他兴趣的好坏。我们仅就他由于爱好图书文物发展到不择手段地加以攫取，而且成为著名的图书文物大盗，作些介绍。让我们看看这位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抄抢”，而自己却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发劫难财的！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人，不仅是一伙反革命集团，而且是国家文物珍宝的盗窃集团。据统计，康生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占劫伙犯窃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居于首位；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占劫伙犯窃取文物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仅次于林彪，居第二位。康生所窃取的这些图书文物均有单据为证。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二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琐据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文革”中，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土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　　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　　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一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康生劫取图书文物的情景如何？下面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冲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藏书的特点，主要藏些戏曲小说方面的图书，而且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其中许多是宋元版的戏曲善本，版画插图很多，异常丰富多采。因此，康生对傅惜华的藏书特别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公开煽动打砸抢。幼稚者起来造反，抢劫者窝藏祸心！那股抄家之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康生得知藏书家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文管处国子监藏书库，顾不得让人代劳，就赶紧驱车亲自前往。到了书库，这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不顾温度低寒、空气污浊、尘土飞扬，也不怕里面是如何杂乱和肮脏，一屁股坐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木箱上，亲自破捆挑书。尽管当时冻得喷嚏打个不停，鼻涕流个不止，但他还是那样专心致志的挑书。真象一个发现了财宝的贪得无厌的地主老财。下面就是他在　　这次挑书时的谈话记录：　　康生：这么多书都是傅惜华的吗？　　答；是，我们把其中的明刻版或较好的抄本选出来八百多种，这一大批还没有细看，估计还有不少好的。　　康生：这些也可以看看（选了两捆中的四种）。我还是先看你这书单上的书吧。其中有一种书，我在四九年看见过，是东安市场刘鸣可的，那时他要的价钱太高，在那儿摆了很久，后来又还给他了。四九年以后，我又追这部书，托了很多人找这部书也没找见。现在从这个书单里见到了。　　答：……可能这部书就是您四九年看到的那部书，傅惜华买去了。　　康生：很可能就是那部书。他这批东西有的很好，我过去未见到过，如明刻赏心亭本《欢喜冤家》十册，明刻消闲居刊本的《拍案惊奇》十六册，明刻的《浓清快史》六册，都是很少见的。我划“〇”的要找到，划“一”　　的一定要找到；画“〇”的重要，划“一”的更重要。……　　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人康生之手的时侯，所谓“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完成了。在你手里是“四旧”，到我手里就为“四新”，你占有不如我占有，这就是康生的强盗逻辑！　　康生的占有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借条占有。这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窃取文物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