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作者：仲侃　　前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锐利武器。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伪造，都是极端卑鄙的行径，都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康生以伪造马克思主义为业，长期裹着“理论权威”的外衣，行骗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革命队伍里，制造了大量的是非颠倒和思想混乱，把本来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变成了鞭挞无产阶级的大棒！以致成为毒害亿万人民的灾难！　　康生不仅是个政治骗子，而且是个极端阴险毒辣的野心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败坏，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和间接的迫害，其数量之惊人，其手段之残酷，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罕见的。　　康生的过去究竟怎么样？为什么他能长期骗取种种荣誉？人们至今不甚了了。为此，我们写了《康生评传》。它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而是侧重于康生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对他的思想观点，进行评述。不评不能辨别真伪，不能拨乱反正，也不能还其本来面目。当然，这也不是一本单纯的思想评论，大体上还是康生的政治传略，特别是他的权力膨胀的最后二十年的一些记录。　　尽管康生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已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实际资料，尊重历史，如实地按照他的本来面貌介绍给读者。既然是对康生评传，就得力求符合他自己走过的路。　　为康生写传的目的，是想通过康生这个以“左”倾面孔出现的典型，看一看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什么危害，以记取我们应得的教训。限于我们的水平，是不是实现了这个目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指正。　　作者　　一九八二年　　第一章地主之家　　马克思在评价巴枯宁时说过：“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1 这一点用来评价康生，是非常恰当的。　　列宁在评价托洛茨基时说过：“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2 这一点用来评价康生也是非常合适的。　　你要知道康生的历史吗？这就需要从头说起。　　康生，不是他的原名。他原姓张，名宗可，宇少卿，乳名张旺。一八九八年出生在山东省原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　　张家的家族是当地世传的大地主。到康生的曾祖父时，有地二十五顷（每顷一百亩，每亩二点五市亩，共约六千余市亩）。土地主要分布在胶县大台、挪庄3和诸城的东公、小河北等村。大台、东公是张家的主要佃户村。张家的土地，除留少量种菜自用外，全部租佃给农民，以地租形式进行剥削。　　开始每亩每年收租三斗六，4另收公鸡一只，高粱秸或谷草一百斤。后来不收鸡、草时，方将地租改收为四斗。佃户除了交纳地租外，每亩每年还得交地钱（即地亩税）五角。当时，五角可买小麦半斗。这样，地租地钱合粮四斗半，约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收租时，先由庄头（二地主）　　将交租时间通知佃户，然后各佃户将租粮打晒干净，按时送到张家。虽然到康生父辈时，家庭经济状况略有下降，而且又分了家，但是康生之家仍有土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雇长工八人。这八个长工中，一人管帐，一人种菜，一人打杂，另外还有五个推磨、做饭、看孩子的女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了胶县、诸城县的时候。　　张氏家住在大台庄，其实全村都是张家的家族。康生家宅四周又加了一道又高又宽的土围子，显示出大户寨主的森严。土围之外，依偎排列着既低矮又不能挡风避雨的佃户住宅。土围内外，显然是两个世界。　　康生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吸着农民的血汗长大的，因而养成了地主恶少的生活习气。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遭受压窄的境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2 《列宁选集》第2 卷第492页。　　3大台、挪庄两村现在划归于青岛市胶南县　　4 一斗粮，在当时当地，若是小麦、大豆，有四十斤，若是谷于有三十五斤。　　他是颇为熟悉的。他从幼年起，就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贵族，从家庭遗留下来的一切剥削阶级意识，没有得到过任何根本的改造，所以，后来在康生身上不断地得到表现。　　康生之家又是一个所谓的“书香门第”。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已成了张家豪绅树碑挂匾的门风了。其实明传圣言，暗里狠毒。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1祖父辈弟兄两人，兄张抡元，弟张葆元（康生的祖父），皆为孔孟程朱之徒。其父辈弟兄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2②，堂号“北树德堂”（康生的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康生的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康生的叔父）。到康生这一代时，人丁更加兴旺，只是亲弟兄就有四个，连同叔伯弟兄就是七个。他乳名张旺，大概由此而来。　　康生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六。在亲兄弟中是最小的一个，是父母的宠儿，希望他能成为张氏家族财产和封建传统的继承者。尽管康生四岁时（一九○一年），清朝光绪皇帝已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决定实施“新政”，九岁时（一九○六年），胶县根据“新政”训令也开始设立师范讲习所和高等小学堂，但是，张家仍然承袭儒家之道，坚持让康生读家族私塾。为此，在一九○六年特地为他请了塾师，专门讲授百家姓、三宁经、千字文，还有四书五经，向他灌输了成套的忠君孝道的地主阶级思想。　　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康生读私塾读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古老的中国爆发了震撼中外的辛亥革命，结果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由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把帝国换成了民国，皇帝换成了总统。除此之外，一切传统，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至于张家这样的地主之家，也许有过一阵触动，礼节、服装有所改变。不过，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他家的匾额、堂号都不需要变动，“天帝君亲师”的牌位照样供在主房。就是胶县城里办起的“洋学堂”，张家也不予理睬。这样，康生在家一直过了三年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这三年中，他身着长袍，头戴帽头，后脑勺上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天天拉板胡、吹笛子、拜把子结兄弟，打架斗殴，采花盗柳、流氓成性，惹是生非。直到一九一四年发展到张家法规不容的地步，致使他的父母不得不将其关在家中不准外出。康生当时结拜的一个把兄弟陈舜庭3，竭力在其父母面前求情讨饶，一再保证放康生出来后，绝不再胡闹，准备同到青岛去上学。他的父母考虑到，长期关在1 贡生：是指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学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　　2 廪生：是指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　　3 陈舜庭，“文革”前是山东济南三中校长。是康生1911—1914 年在家结交的把兄弟，因而比较了解康生这段历史。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家中也不是个办法，进洋学堂虽然担心染上违背封建传统的邪恶思想，但总可受到学校的一些管教，收敛一些野性。于是同意了陈舜庭的请求，放出了康生，并打发他同陈舜庭一起到青岛入了礼贤中学。1为了进一步稳住他，他的父母还匆忙决定让他同胶县陈家庄地主陈玉树之女陈宜结了婚2. 1 礼贤中学，解放后改为青岛九中。　　2 康生同陈宜结婚之后，生一女一男。女儿张玉瑛，首嫁给诸城县孔各庄的一地主。不久离婚，进了青岛烟厂当工人。现已退休，闲住青岛。儿子张玉珉，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相依为命。解放后参加共产党。“文革”　　中，在康生支持下，同王效禹一起篡夺了山东大权。　　第二章在青岛礼贤中学　　青岛是山东半岛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我国近代史上首批遭到帝国主义侵占的重要城市之一。有必要对青岛和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作点简略的介绍，以了解康生在青少年时期，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影响。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的巨野被杀。这一事件，本来是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引起人民反抗的必然结果，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敢支持人民的抗暴行动，反而随着列强轰传什么“巨野教案”（当时巨野属曹州府，也叫“曹州教案”）。　　事件发生后，德国政府借口教案，随即擅自派舰队司令棣利士率领巡洋舰四艘，海军六百余人直抵胶州湾，在青岛强行登陆，我国守将章高元，在李鸿章授意下，未开一枪，被迫退出李村，胶澳全部为德军侵占。德皇又派其弟亨利为远东舰队司令，组织第二舰队开到中国进行威胁；同时德使海靖向清政府提出苛刻要求，又是赔款，又是租借。　　次年，即一八九八年，也就是康生出生之年，清政府派李鸿章、翁同龢与德使海靖订立了为期九十九年的“胶澳租约”。此约订后，德国加强了对青岛的统治，建筑港口，修造船坞等等。租约规定，德国人有修筑胶济铁路之权，而且有在铁路沿线的淄川、坊子、金岭镇的采矿权，还有在沂州、沂水、诸城、昌乐、烟台五处的采矿权和沿海一带的捕鱼权等，几乎整个山东都成了德国控制的势力范围。胶南、青岛、诸城，也就是康生的家乡和他活动的地方，成了德国人侵略扩张的基地。　　德国统治山东的政策，日本人有所评论。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外交时报》说：德租胶州，与俄、英不同，“山东诸要市，以胶州为中心，依铁道政策联结之，省中拓殖之权利，几全人其掌握，今且延于行政及警察之权利矣。”　　“华政府于山东之一举一动，皆受德人指使”。“山东之实权”，归德人矣。　　德人“以青岛为中枢，致力于山东之开拓”，“以山东全省为己之殖民附庸地”。“铁路之执事人役，华人居七、八，惟重要车站，则用德人。”“由是观之，乘火车者自青岛而赴山东，不能无山东已属德国之感焉。”日本人看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已垂涎三尺，正待机取代。　　被统治的中国人民，怎样在德国人压迫之下生活呢？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日《北京官话报》，有一篇生动的报道，现摘录如下。　　“自从开了青岛这个口子，招摇华人前去的千千万万，然只有德国的衙门，没有中国的衙门，人多事杂，若是犯了他的禁忌，任凭他德国人凌弱。　　其审问的时候，还不用下跪，行刑的时候，是用牛肾为刑具，里面贯一铅条，打罪人的两臀，当时受刑的苦楚自不必说，就是日后的刑伤也与别样的刑法不同，其伤纵横错落，深至二、三分，宽至四、五分，其色青紫，一辈子也退不了去。打完了就押在黑房子里，不定是几年几月才能出来。　　平日被押的时候，还要给他做些苦工，到释放的日子，还要打他的递解，这便是从前的办法。近来更厉害了。审问的时候也要下跪，用刑的时候，不用从前的牛肾，要用大竹竿劈开，四面见方，约五、六分宽，劈开便用，不去刺，不去棱子，周日家浸在水里，掌刑的俱是外国人，每打一下，用力一拖，使教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还不许叫喊，不许动弹，若其罪该打十下的，或是痛极了叫喊一声，动弹一下，这就要另打，另打这十下，更加狠毒，大概前后这二十下，比中国的一千小板子还厉害得多啦！打完了给他穿上一半蓝一半白的褂子，上带号数，脚带镣锁，周日由黑房牵出做苦工。若该押黑房六个月的，先要割去发辫。做苦工的时候，有中国人当洋兵的跟随，有外国人监押，外国人身上带枪，中国人手中拿棍，些须一怠慢，就随便打骂，所以前年有一胶州人姓匡的被押后，含恨已深，一日在野外与他做工，乘其不备，用铁锨将外国人及当洋兵的打倒，约合众难友逃走，无奈数日之后又教洋兵捉住了，这一回捉住，就上机器铡了；这机器铡是预备着割头用的。列位曾听见说外国有割头的刑罚吗？有下跪的法度吗？有打四方竹板的吗？有押在黑房子里周日吃谷面的吗？唉！我中国人是那世的罪孽受外国人这样的荼毒呢！……这其中的缘故是有两桩：一桩因权操自外人；一桩因中国人吃洋饭的狗奴，把外国人奉承到极顶，所以教他作威作福，便是留他自己作威作福的地步……“　　德国人在山东的这种暴行，引起广大人民的义愤和反抗。不能忍受德帝国主义的凌辱和迫害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据一八九八年一月九日《申报》报道：“胶州华人中之强有力者，密约二百余人，于某日之夜，身穿短袄，手执长枪，乘德人不备，因风纵火，焚去德国营房两所，击伤德弁一员，迨天明始一哄而散。”　　据高密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德人筑路至县境（高密），县民孙文率徐元禄、李金榜等聚众抗拒。夏六月，清廷命山东大吏杀孙文，李金榜下狱。（胶济铁路修至县境姚哥庄，有西乡官亭孙文号召柳沟河西一带，南自葛家集，北至车辋，共百零八村，首领耿家店徐元禄、徐元和、　　绳家庄李金榜、坊岭的王廷干、毛家庄张福广、杨克明、杨光与、刘效义、　　杨家庄杨志敬、杨纪瑞等，聚众与德人相抗。三月，清廷派胡景桂将孙文、徐元禄、李金榜、杨纪瑞等捕获，众抵抗益力，六月六日在五龙河不期而会者三千余人，冀围县城劫出孙文等。胡见民气汹涌，势不可遏，遂于即　　日杀孙文）　　又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义和团起。九月，德军入县城，四出弹压，毛家庄，李家营、杜家沙窝等庄被德军焚杀甚惨。十月，德军退出县城，复在县北古城建筑营房，长久驻军。　　当时帮助德人镇压者，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和桌台胡景桂。这些洋奴为了维护洋大人的权利，不惜与人民为敌，就象当时《申报》上所说的“宁全国人死，勿触外人怒”（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申报》）。尽管这些走狗和德国人一样凶狠地进行血腥屠杀，高密人民并没有因而屈服。当德军九月进攻高密西乡克兰庄时，用大炮轰击，杀害百姓三、四百人。德军攻打杜家沙窝时，全村起而反抗，虽死伤三百多人，但德寇也被打死二十七名。　　当德军进城时，曾有一诗相传：“可恨官员尽保洋，引来鬼子甚猖狂。　　于今书院成兵院，昔日文场作战场。　　号桌歪斜拴骡马，讲堂污秽牢牛羊。　　门名通德真通德1，始悔当年兆不祥。“　　这是德国侵占青岛后的情景。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派兵接替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控制了整个山东，就这样由德国人换成了日本人，奴役山东人民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人的支持，竟以拍卖国家权益为条件。象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签订，特别是对山东的出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加上日本人在青岛和山东的侵略行为，比德国人更加残暴，当然，也同样引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反抗。青岛，是工人集中的开放城市，自然也就成了反帝、反封的先进地区，革命总是随着压迫而产生的。有革命者，也有反革命者，有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怒目挺胸的反抗者，也有奴颜婢膝的乞求者，一边是勇士，、边是奴才。这在洋势力所及的青岛，是异常分明的。康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年，接受这方面的影响，是必然的。究竟康生在青岛接受了什么？那在他以后的行为中会逐渐地流露出来。　　当然，还要看他所在的家庭对他的影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地主阶级并不完全遵守他们的旧礼圣规。　　尽管他们家里摆满了四书五经、文房四宝或者古玩古画，但对帝国主义的洋大人，却毕躬毕敬，对舶来品垂涎三尺。康生之家，除了固有的封建性之外，也尽量地追求买办性，对侵占青岛的德国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去靠拢。　　1 高密城西门名通德门。　　礼贤中学是德国侵占青岛之后的第三年，即一九○〇年由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卫立姆（Richard Wilhem）创办的。卫立姆是一个基督教徒。　　但他为了加强文化侵略的效果，除了直接宣传基督教之外，还打起了信奉中国儒学的旗号，极力推崇儒学。他甚至为自己起了一个带有儒学味道的名字。其名叫卫礼贤，是从“礼贤下士”四字中取来的。其字为卫希圣，是从宋代儒家周敦颐所说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取来的。他还将自己的中国之名命作他所创办的学校之名，起初称作礼贤书院，后来改称礼贤中学。　　礼贤学校从创办时起就沿用了大清皇帝钦定的高等学堂章程，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体系。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学校为了防止反帝反封思想的渗入，特别强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规定学生不得与校外有任何来往，甚至不准学生看报，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他们是借助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这一精神支柱，来培养会说德国话，能通西方技术，能为德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财服务的帮办。清政府于一九〇六年，以“提倡读经有功，办校有方”为由，封卫礼贤为四品官。卫礼贤得意洋洋，立即穿上黄袍马褂，拍了照片，展览于“礼贤书院”的藏书楼（即现在青岛九中的图书馆）。后来，清政府垮台了，卫礼贤还把清朝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召集在藏书楼供养起来，专门让他们谈经论道，发泄覆灭之恨。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会”。卫礼贤立即跑到上海去拜会，并捧上二十块大洋作为入会的会费。卫礼贤由上海回到青岛，还同前清三孙恭亲王、遗老劳乃宣、沙俄分子盖沙令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文社”。并且写信给前清皇室，声称代表德皇支持复辟。　　所以，礼贤中学一方面是个洋学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遗老遗少的黑据点。　　康生进入礼贤之时，正是该校由书院改为中学之时，也是礼贤收罗清朝残渣余孽于藏书楼，搞尊孔搞复辟之时。康生进校后，入的是德语班。他在这里学了德语，接受了德国人的训练。这样，封建主义的教育和洋化的买办教育，在礼贤就融合在一起了。他通过礼贤中学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敛，封建思想大为增长，忠于大清王朝的思想有所巩固。这是他父母当初送他进礼贤中学时所没有料到的。无怪乎，他在谈到自己在礼贤中学的情况时，津津乐道地说：“我在青岛曾结识过宣统的老师陆润养庠、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其实，这些人未必认识康生其人，但是从康生兴致勃勃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这些人确实寄于了无限的崇拜和敬仰。　　但在礼贤中学，康生最为迷恋的不是孔教，而是洋教。他特别崇尚的是德国。康生冲破家庭的目的，是到德国人主办的学堂里，吸取洋化教育，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点西方的色彩。经过礼贤的栽培，康生确实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还有奴化之道，这正是礼贤要学生们日浸月染的。这一点，尽管康生从不向人宣扬，可是，他的处世作人之道，确实兼蓄混杂着中西奸诈之术，这不能不说是康生在礼贤的一大收获。　　第三章诸城七年　　一九一七年夏，康生这个纨绔子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回到了生身之地大台庄。　　当时，北洋军阀正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处于公开分裂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实力；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则以英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盘踞东北三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他各省的大小军阀，也都拥兵自立，相互倾轧。再加上连年灾荒，致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贫困交加、动荡不安的牛马生活，逼迫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继承了无法安身立命的奴隶传统，接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此起彼伏地开展了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但是，也有为生活所迫，结伙为盗匪者。当时，绑票、抢大户极为盛行。大台庄南望重山叠岭，又距海岸很近，康生之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自然也就成为抢劫的目标。在康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返回大台庄的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的家遭到了土匪绑票。他的一个哥哥，正是在这次绑票中，准备爬墙逃跑时，被打死了。　　经过这次抢劫之后，康生全家搬离了常年居住的大台庄，到诸城城里避难去了。　　诸城县城是他外祖父的祖居之地。但是，张家全家到了诸城并未投奔外祖父之家，而是借助于外祖父的帮助，另行建造房舍。地主造房，无论地点，还是样式，都需要门户相当，不然，县衙和豪绅是不许的。康生之家，虽原属胶县，但在诸城，亦不陌生，所以，他家的房宅很快落居在诸城中心，按照张家的权势和传统，成了诸城名门。这所住宅，除了正房一排之外，东厢六间，还有两层小楼一座。临街有个坐北朝南的门楼，不用专挂牌号，人们就会知道这是豪绅之家。他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同过去一样，仍靠农民来供养。　　康生到了诸城，改名张裕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山东半岛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德国人未走，日本人就来接替。随着时局变化，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思潮传到诸城。此时，康生作为一个青年，也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一年后毕业，改名张叔平，到县立高等小学教书。他在诸城共待了七年。　　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江青相识。江青，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其祖　　父李纯海，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其父李德文，阴险毒辣，贪得无厌，被人称为“李狼贼”。他先是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多年，后来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租盘剥。其母是个臭名远扬，心狠手毒的二房小老婆。江青小时，家景已经破落。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说他们两人当时相识，已经怀有某种政治目的，那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他们两人相识，恐怕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后来他们互相利用，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那么多政治丑剧，犯下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大罪。但是，也不容否认，他们俩这时的相识，也确实为他们后来的肮脏勾当搭了桥，奠定了基础。　　应当承认，康生在诸城这七年，同他在大台在生活的二十年相比，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诸城七年虽然继续接受着地主家庭的影响，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社会上的影响已经不同于大台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的失败，却为日本取代德国在青岛的势力创造了条件，被侵占被掠夺的仍然是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离青岛不远的诸城人民的不满。　　康生到达诸城的第二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虽然也是个战胜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不但不理睬片国关于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等项强烈要求，反而把德国在华的一切权利全部移交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北京五千多学生不顾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医英勇举行了五四游行示威。诸城靠近青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积恨已久。当五四运动在京爆发的消息传到诸城，反日救国运动立即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县开展起来。从县城到集镇、乡村，从学生到教师，从农民、商人到政府职员，几乎席卷了各个地方，所有的青年人都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在诸城县开展的强烈程度，参加人之多，涉及面之广，真是诸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使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济南市学生联合会曾派代表到诸城县指导运动。到诸城指导运动的学生代表中就有后来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的王烬美同志。　　他热情赞扬了诸城县的学生行动，嘱咐学生们要把运动坚持下去，以求确实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代表们走后，学生们立即掀起反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他们废寝忘食地写发言稿，编写快板、小调、大鼓书，先在诸城县　　各城镇进行宣传，后又分组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宣传中，学生们作讲演，写传单，恳切动听，慷慨激昂，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使人们深深受到教育，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反日救国的决心。康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诸城县发生的这次如此强烈、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因而，确实受到了较深的影响。过去，康生是一个在列强瓜分中国面前，麻木不仁；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面前，无动于衷；在人民起来革命之时，冷眼旁观的人。　　但通过这次运动，总算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五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我们既不能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　　但是，又不能夸大这种影响，认为这种革命运动是他背叛家庭，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我们顺便评述一下，康生谈及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他向新西兰的著名共产党人讲的。他说：“一九一九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故乡。”　　这段话纯属康生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起码迄今还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实际情况，他只是亲身“经历”了或“目睹”了，而不是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退一步说，就算他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摇摇小旗，呼呼口号而已。　　自称“参加了五四运动”，显然是一个夸口之言，目的是想给人造成一个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假象。第二，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之说，也不属实。据可靠材料证明，山东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济南劳动》周刊和《山东劳动》周刊，是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前后才创办的。而且这些刊物主要销于济南、青岛等几个大一点的城市。是否有少量流入诸城，是否影响到康生，现在无据可考。　　所谓“受到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无非是欺人之谈。第三，所谓“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之说，纯属撒谎。康生硬是这样说，无非有两种可能：一　　种可能是康生把家庭当时对他的威吓之言拿来当事实表述；另一种可能是　　将他少年时，因打架斗殴被关在家里不准外出的丑事拿来进行加工而成。　　第四，所谓“公开声明脱离家庭”之说，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他离家去上海大学，那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五年的事。离家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暑假，还同孟超、李宇超二人结伴同行回家看望过。而且在整个上海大　　学的学习期间，其经济来源也全部由家庭供给。至于“改叫康生”，那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之后的事。1“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其家庭早就“划清了界限”，多次表白说，他除了只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儿子张子石有联系外，同地主家庭毫无来往。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指出，康生的地主之家，几经变迁和父母的双亡，到解放前夕完全由其前妻和一儿一女维系着。他们相依为命，浑然一体。既然同儿子张子石来往密切，怎么能说同其家庭毫无来往呢！的确，康生同前妻联系是少些，然而这并非因为前妻是地主婆的原因，很大可能是由于有了曹轶欧的关系。再说，康生同其子张子石联系密切，也绝非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张子石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诸城后，随其母搬人青岛靠收租为生。后来，直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九四八年九月，康生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时，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才将其儿子引进解放区，参加了工作，随着也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就是说，“联系”在先，“入党”在后，而不是“入党”在先，“联系”在后。其实，假若站在革命立场上，将自己地主出身的儿子引向革命，培养人党，根本算不上同家庭划不清界限。可是康生为表白自己“立场坚定”，同家庭“划清了界限”，连“入党”与“魂系”，那个在先那个在后，也要违背历史事实地颠倒一番，可见，他真是用尽了心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改变的，走什么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不能说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就决定了他一生只能反动。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有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走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要走向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即使参加革命之初还不能彻底背叛地主家庭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彻底背叛地主家庭。对于这一点，康生大概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是在真正背叛上，也就是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而是在编造“背叛史”上下功夫。然而，编造的“背叛史”毕竟不会成为事实的。　　总之，康生在诸城的七年中，一方面过着富足悠闲的阔少爷生活，继续接受和扩大着地主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接受社会的，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其内心上唤起了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起码具备的反1 康生于“五四”运动之后改名为张叔平，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后又改名为张沄（又写作张耘）。一九二八年改名换姓叫赵容。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了苏联之后才改姓换名叫康生。　　帝爱国之心。后一方面的影响，对于康生在一九二四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可能起了重大作用，1但是不能把这一影响当作背叛家庭的标志。事实上，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康生在当时并没有背叛家庭，而且也没有想背叛家庭。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了背叛家庭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然而始终也没有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因而，地主家庭的影响一直象幽灵一样，缠绕着他，发挥着作用。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康生所作所为是有帮助的。　　1 关于康生离开诸城到上海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因为在家赌钱输光了被家里撵跑的，也有的说，因为同其父亲的小老婆耍流氓，被其伯父打跑的。　　第四章在上海大学　　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离开了诸城，改名张沄（又写作张耘），到上海入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勾结又互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最先觉悟、革命力量集结的地方。一方面是黑暗和腐朽在积聚；另一方面则是新生和战斗，革命在发展。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熔炉。自从外国侵略者踏上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个十里洋场，充满了各色人物，有开银行、剪息票的老板代表各种势力的政客和拥有兵力的军阀，有青红帮头子、特务和流氓，也有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者。当然还　　有外国资本家、冒险家、投机者以及披着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剑的外交官、没有祖国的亡命徒、杀人越货的海盗，如同嗜腥逐臭的苍蝇，从遥远的异邦滚滚而来，在“领事裁判权”的大纛下面接踵而至。他们都把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当作最后的逋逃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个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交错下，为革命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为中国共产党设立机关、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方便。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它是一九二三年初，趁闹学潮之际，将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　　由于当时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推举国民党老党员于右任1当了校长。但是于右任不过是挂挂名而已，实际上，学校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学校创办之初，李大钊同志就到校讲话，为学校制定了教育方针，建议设置社会科学、中国文学、英文文学三个系，推荐邓中夏、瞿秋白两同志分别就任总务长和教务长。邓、翟两同志到校后，掌握一切校务，完全按照党的要求经管学校。虽然，该校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被蒋介石封闭了，但是在其存在的四年光景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　　康生一到上海很快进入了上海大学。他之所以要进上海大学，一方面是他在诸城受到新思潮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靠先进分子的引荐，再加上他1 于右任是李大钊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的经济来源不足，而上海大学学费低廉又不需要严格考试即可入学。他进了上海大学，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的大门。　　康生在上海大学入的是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系的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主要课程有社会科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史等。社会科学，由施存统主讲，课本是安体诚编的社会科学讲义。　　辩证唯物论，先由瞿秋白主讲，后由萧朴生主讲，课本自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由李季1主讲，马克思主义课本用的是李季自己编写的《马克思及其生平著作和学说》；政治经济学课本用的是德国博洽德著的《通俗资　　本论》。社会进化史则是以蔡和森著的《社会进化史》为课本，由李汉俊主讲。多数教员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颜悦色，真诚待人，常和同学促膝谈心。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政治、思想方面给学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正课之外，全校每月总要举办一两次关于政治形势的自由讲座，各班级也要分别组织几次学习会。学习会上，有时就学习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报上的某些政治消息谈些看法，有时就期刊上的某篇文章进行座谈。　　总之，学习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很受同学欢迎。　　这所大学同别的大学相比，有个显著特点：革命书刊广为流传，革命空气甚为浓厚。上海书店特地在该校设了个书摊，摆了许多《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革命期刊，还有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和文艺书籍。同学们都踊跃争购争看，受其影响很大。该校从一开始就提倡把所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同学们不是关起门来读死书，而是经常深入工厂、街道、学校、机关，搞宣传，办夜校，积极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至于同学之间，更是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学校的党团活动也极为活跃，不少革命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不断地被吸收到党团组织里面来。所以，上海大学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有不少老革命者经过上海大学的学习，才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社会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康生在这所大学里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过革命理论的灌输和革命空气的熏陶，取得了生平以来的最大收获。康生在上海大学所获，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康生在到上海大学之前，只有某些反帝反封的爱国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进了上海大学，在先后听了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接触了一些新思潮之后，感到马克总主义很新鲜，很时髦，确实与他过去所学的1 李季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那一套不同。在当时，他如同信仰过孔学、德国洋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信仰崇拜之心。　　第二，投向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康生在入学半年之后，即一九二五年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康生究竟怎样入党？经谁介绍入党？履行了些什么手续？现在尚未查清。对于这个问题，康生自己先后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经陕西人王友直（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介绍入党。然而，王友直在延安时就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介绍康生入党呢！”一说是经李畔缓介绍人党。李也极力否认。又一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虽未直接否认，但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康生对自己的入党情况如此交待，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之嫌了。但是，不管是真入还是混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按当时康生的状况，他并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的组织在当时也不那么严密，这就成了一方有心，一方无意的状况。　　第三，接触了上海社会，受到了一些实际工作锻炼。康生在进上海大学之前，虽然曾经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思想上有过一些变化，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地主之家的浪荡公子，他在五四运动中所唤起的一点进步思想并没有见诸于行动。到了上海大学，就与前有所不同。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了革命理论，一面又参加了深入工厂、街道搞宣传、办夜校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锻炼。　　上述收获，当时对康生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使之对革命做了些工作。他加入共产党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在这次罢工中，他同工会干部和义勇队（后来改为纠察队）放血为盟，曾经宣誓：“反对东洋到底，不沾面子不复工，拥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如有假心，天雷打死”。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五月三十日发动一次有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反帝大示威。康生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五卅运动之后，他到上海总工会当干事。一九二六年口上海大学任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十月二十四日，曾组织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他写道：二十日早七时，他得到江浙区委关于。发动起义的指令，立即通知他所管辖的沪东区的工厂、作坊、商店、报馆、电车、邮政局等党支部，工会的纠察队负责人和　　市政交通总工会、印刷业总工会、洋务总工会等党团书记，于八时整在法租界西门路西门里的房子里开紧急会议，传达落实江浙区委指示。接着，他于十时赶到闸北，向起义总指挥罗亦农、赵世炎请示任务。赵指示他：“与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击五区总警署，得到武器后，进击北车站。”下午二时，他带领沪东武装开始攻打五区总警署，四时拿下。接着带领队伍向北车站进发，协同其他区的武装，共同攻打北车站，直到二十二日晚六时，攻克北车站，起义获得成功。当日夜十一时，　　同沪西区委书记余立亚一起赶往广东街向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报告起义经过。1康生这段回忆，虽然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真实的。　　康生一生干尽了坏事，但是公平地说，康生在上海大学阶段，可说是他一生中表现较好，对党确实做了些有益工作的时期。不过康生自己是从不谈及这段历史的。他为什么对这段历史默而不宣呢？我们细细查看其言论，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他将这一时期他所发生的转变，偷偷地移置到五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去了。2他之所以作这种移置，显然是想把自己　　打扮成受五四运动影响而背叛地主家庭走向革命的我国首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篡改的历史，毕竟不是真实的。　　1 见康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回忆》（1937 年3月）。载1937年3月21日巴黎《救国时报》。　　2 见1965年10月9 日，康生同一个代表团的谈话。　　第五章首次投机成功　　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当北伐军胜利地抵达长江流域的时候，原来钻到革命队伍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却自食其言，背叛革命，转到了江浙财团的怀抱，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了血腥的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蒋介石的反动，既丧失警惕，又缺乏有力的及时的反击，客观上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派，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坚决反对，也撕下“左派”外衣，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革命，并同蒋介石达成反共协议，实现了“汪蒋合流”、“宁汉合作”。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彻底失败，全国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在这种考验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退，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从血泊中，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幸免于死难的共产党员又继续战斗了。当然也有共产党员估摸、消极、颓废、沮丧、落荒而逃，甚至叛变。还有人虽然留在党内，却做起投机生意来，康生就是这种人。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将白区党转入地下。组织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原来的江浙区委予以撤销，宣布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随之，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底，康生同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曹轶欧结了婚。至于他原来的老婆和孩子，也就不了了之了。曹轶欧同样丢了原来的丈夫，才同康生结婚的。一九二八年秋冬，康生调离基层区委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作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　　地主家庭中那套勾心斗角的伎俩，康生在二十多年中，见得多，体验深，用得也熟练，搬到党内，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这样就为他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从此，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耍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他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　　康生从自己混迹上海，混迹党内的一些消极经验中总结了一套往上爬的秘诀，这就是：党、内谁有权，就跟谁；谁的职务高，就捧谁；谁说话顶用，就靠谁。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翟秋白同志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当时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大会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情况下，选举向忠发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由于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说话粗野、开口骂娘，所以，此后一段时间内，党内的实际大权操在了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同志手中。这样，李立三同志就自然成了康生跟、捧、靠的目标。当时，李立三同志为了巩固领导地位，积极寻求支持者，以形成“左”倾力量，因而极力争夺对党中央所在地——江苏省委的控制权。而身为江苏省委委员兼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观察到了领导的这种意图，当然不会坐失良机的，因而使出了他在地主家庭中长年养成的压别人抬自己的逢迎手段。　　由于康生投领导所好，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表现了“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上立了“功”，很快于一九三〇年二月被提拔到中央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对于李立三和后来的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和推行，都非常卖力。立三“左”倾错误的形成有个过程，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方才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同志就同李立三同志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立三“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后，又受到江苏省委后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党代会上，五月全国苏区代表会上，特别是九月一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多次反对立三“左”倾错误，批评李立三和中央局夸大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盲目推行城市暴动计划，拒绝在工会和群众团体中进行合法斗争，取消青年团和工会独立组织以及对红军只强调扩大不重视建设等错误。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反对声中就是不见康生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反对，所能见到的只是他对立三“左”倾错误的追随、拥护和支持。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翟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立三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才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但是，康生投机之心并未收敛，不久又选中王明作为自己跟、捧、靠的目标。　　王明，原名陈绍禹。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受到中大副校长米夫1的赏识，被委任为中山大学学生支部局副书记（书记是苏联人）。不久，他利用职权，纠集了一个所谓“二十八个半”的小宗派，不顾多数中国学生的反对，打着清算陈独秀家长制的旗号，大肆反对中共旅莫支部对中大学生支部局的领导，极力主张中大学生支部局由联共（布）莫斯科区委直接领导。一九二七年，苏联开展反托清党运动，王明就利用这场政治斗争，将不同意他意见的人，同托派观点联系起来，大反所谓“托派”。结果，不少中国学生被定为托派分子或托派嫌疑分子。一九二八年夏，王明作为翻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联共（布）领导人的接触活动，了解到许多情况，于是更加狂妄，根本不把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本本”读得少，马列主义水平低，连什么是革命高潮都不懂，因而没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真是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六大”之后，瞿秋白同志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此间，他根据中大学生的申诉，对中山大学的反托扩大化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中大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然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是以是否无条件的拥护他们的反托斗争作为衡量左中右的政治标准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对瞿不满，认为以瞿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中山大学的反托斗争持调和态度，政治上是右倾，干扰了联共（布）的政治斗争。王明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地反对以瞿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这样，王明就被共产国际看作是中共党内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新生力量”和“斗争干部”，并于一九二九年夏派遣回国，妄图让他替代当时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　　王明回国之时，正是康生一味投靠李立三之时。当时握有实权的李立三根本没有理会共产国际将王明留在中央的意图，而是直接将他分配到一个基层工厂（即浦东区南洋烟厂）去作党的支部书记。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根本不知道王明回国是奉命而来的，更没有想到王明后来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神通”，因而也不把正在基层工作的王明放在眼里。不仅不放在眼里，而且还积极支持李立三在一年之内先后给他两次组织处分。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原因是王明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因参加上海闸北地区的一次秘密集会而被捕后，他为了急于取保出狱，竟把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告诉巡捕。幸而机关及时转移，未遭损失。为此，待王明被保释之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政治警惕，严重违犯秘密工作纪律为理由，决定给他警告1 米夫；1926 年曾作为共产国际赴华代表团成员到过上海。1927 年返回莫斯科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28 年原中大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消除出党后，米夫继任校长。　　处分。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原因是王明等四人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公开批评了作为立三“左”倾错误标志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从而触怒了李立三同志，李当场给他扣上“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进行压制。之后不久，又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今天看来，这两次组织处分，第一次是正确的，第二次是错误的。说第二次是错误的，当然不是说王明据以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理由是正确的。实际上，王明的主张同立三的主张并无两样。早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即对王明进行第二次组织处分之前四个月，王、李两人曾在《布尔什维克党》杂志第四十五期上同时发表文章1，各自阐发过自己的观点。两文相比，除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不平衡以及“第三时期”的认识上有些不同外，在中国革命任务与当前形势的估计上基本相同。他们都主张攻打大城市，很快夺取武汉；他们都混淆两个革命阶段，把武汉的夺取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式开始”；他们都认为当时主要危险是右倾。尽管后来他们相互攻击为“右倾”，但实质上他们都是“左”　　倾。要说区别的话，就是王明比立三更“左”。王明之所以反对立三，就是认为立三“左”得不够。可见，王明反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据是完全错误的。然而，王明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意见是在中央工作人员专门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组织原则，这应当是允许的。　　因而对王明进行组织处分是错误的。我们这里着重提到对王明的两次组织处分，主要不是为了评断它的对错，而是为了说明康生当时确实还没有把王明看在眼里，投向王明。其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王明当时在中央还没有掌握实权的缘故了。　　然而，自从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再次来华2之后，特别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来信之后，王明的处境和地位，却发生了突变。　　首先，王明利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把自己打扮成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即《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是路线错误；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此信传到中国，首先落到了米夫手中。米夫在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之前，先将信的内容透露给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此之前，当因反对立三路线而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的时候，王明曾积极写过悔过书，以求宽恕；当六届三中1 李立三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新的革命高潮前的诸问题》；王明发表的文章，题目是《目前的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2 米夫曾于1926年来过中国。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也曾表示衷心拥护，未提任何异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在向中央政治局递交意见书时，王明还在说：“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立三路线只剩下残余了”，“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存在”等等。可是，待他从米夫那里得知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之后，态度大变，立即打起“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反起“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来了。并且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个所谓《两条路线》的小册子1，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其实，他的主张不过是在新形态下，继续、恢复和发展立三路线的新的“左”　　倾冒险主义罢了。　　第二，利用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所受的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竭力抬高王明的身价。在米夫的坚持下，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等四同志的处分的决议，说王明等人反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立三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加以“小组织”的罪名，给予党纪处分，都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政治局，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这一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绍禹同志对立三路线不调和斗争的责任”。这个决议，提高了王明的政治身价，使他进一步获得吓唬人的政治资本，气焰更加嚣张，大有天下非我莫属之势。　　第三，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挤进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了中央实权。本来，四中全会之前，中央已经决定分配王明到苏区基层去工作，他就是不去；后来，又把他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还是不干。说什么他非要等着召开四中全会，改选了新的中央领导再说。结果，真的挤进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会期只有一天（十五个小时）。会议从头至尾由米夫包办。会议一开始，米夫就在报告中大捧王明等人，说这些人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的”，是能够将“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的”。强调四中全会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十分明显地表露出要拉王明进中央政治局的意图。到会议快要进行选举时，米夫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包括王明在内的九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并规定凡是到会者都有选举权。对此，许多与会者深表不满，有的甚至愤然退席。但是米夫仍然坚持继续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这次会议之后，总书记虽然仍由向忠发担任，但实权却操在了王明的手中。　　1 《两条路线》于1932年3 月在莫斯科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康生作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特别是作为四中全会的参加者1，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所搞的这一不正常活动。对此，他—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王明虽然处境十分孤立，但是后台硬，有实权。因而，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立刻由全力支持李立三转而全力支持王明。这对于当时处于十分孤立状态的王明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支持。王明当然也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时侯全力支持了他的康生，于是立即提拔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假若说，由于支持立三改组江苏省委之“功”，使康生首次进人中央领导机构的话，那么这次又由于支持王明获得中央大权之“功”，使他更进一步在中央掌握了一个要害部门。　　1 康生是作为大会记录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　　第六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吹　　鼓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同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便直接接任了党的总书记。此时，由于白色恐怖，王明如同惊弓之鸟，一直躲在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里不敢出来。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被破坏，王明更加胆战心惊，于是辞去总书记之职，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沪赴苏，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总之，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年之中，不管王明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也不管他任总书记，还是充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实权都一直操在王明手中，王明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　　在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之中，对康生来说，可说是十分重要的时期。此时，他获得了王明的信任，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同王明分掌了领导大权。　　就是王明路线结束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还延续了多年。　　康生对这段显要的历史，曾经写下连篇累牍的记录，深怕别人忘掉他对王明路线留下的业绩。可是，从四十年代起，随着形势的变化，康生却一反常态，对王明不是怒斥漫骂，就是讳莫如深。直到他死，也没把这段历史交待清楚。　　还是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人们的疑问吧。　　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四年中，开始，康生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 年1 月—1931 年5 月），接着，参与了中共中央某一机关的领导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之职（1931年6 月—1933 年6月）；最后，离沪赴苏，充当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1933 年7 月—1937年11 月）。王明“左”倾盲动错误猖獗之时，正是康生利用这些职务之便，从组织上、宣传上卖力推销王明“左”倾盲动错误之时。在组织上，康生成了王明推行宗派主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锋。在宣传上，康生拼命鼓吹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这个既是打手，又是吹鼓手的康生，这样忠实于王明，当然会得到王明的赏识，而成为王明的得力于将的。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为了推行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首先在组织上对各级领导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充实”。他一方面将那些忠于王明的所谓“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安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封之以高位，授之以实权；另一方面，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路线”的旗号下，强力推行其组织路线，对不顺从者，实行过火斗争，从组织上实行“刷新”。其结果，破坏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的正常关系，严重损伤了党的肌体，巩固了王明教条宗派主义的统治地位。康生作为王明当权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对于王明“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巩固和加强其政治统治，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康生精心物色了王明所需要的“斗争干部”和“新生力量”，并帮助选派了大批“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推行其“路线”。他真是不愧为王明的组织部长啊！　　对于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康生不仅在组织上竭尽全力以立功，而且在宣传上也竭尽全力以效劳。据统计，他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兼管全国职工运动时起，到一九三三年七月离沪赴苏时止，前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以谢康或骆驼为笔名，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职运指南》等党的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其中，只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个月就发表了五篇。他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宣传是何等狂热！　　康生在这些文章中具体宣传了些什么呢？　　一、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　　本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下召开的，其结果是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统治了党中央，使代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那个小册子（即《两条路线》）实际上得到批准，流传全党，从而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的严重危害，其时间持续四年之久。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而康生却大肆宣扬这次会议的“丰功伟绩”。他说：“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1 在康生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等等用语都是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的代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只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容许有半点怀疑，如有谁不象康生那样理解，也不象康生那样贯1 谢康：《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 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彻，那就成为康生所说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立三路线残余”，就“必须坚决肃清，坚决打击”！　　二、“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这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应当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分析各种交错的矛盾，向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和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日趋高涨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可是王明等人对于这一新形势，从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各帝国主义一致地“进攻苏联”、“进攻中国革命”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他们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而康生就是这种错误估计、错误口号的积极兜售者。他一再宣扬，“九一八”之后是“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新形势，大声疾呼“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公开赤色工会”等口号。他说：只有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估计“最不愿听”；只有取消派“对于共产党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1 因而他极力主张“开展动员工人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武装工人的工作”，并要求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　　2这种宣传，既不了解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情绪，也不懂世界形势带来的变化。它只能引起全国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不可否认，“九一八”事变确实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然而康生却利用这一点，过分地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否认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强调国民党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崩溃”、“总崩溃”，革命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他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反帝运动的高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3他主张工人的斗争要“进攻”，不要“防御”。　　谁若根据实际力量的对比，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应当防御，他便批判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有恃无恐地批判刘少奇同志关于当时工人斗争是1 《取消派的“工人运动”》（1932 年1月25 日），载《红旗周报》第29 期。　　2 《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1932 年4月30 日），载《红旗周报》第 41 期。　　3 《机会主义的罢工运动总结》（1932 年 4月 3日），载《红旗周报》第36期。　　“防御”的正确主张，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是“在全总中央职工部机会主义领导中的一切错误的根源”。1 在康生看来，凡是同王明不一致的意见，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凡是同王明的崇拜者不一致的意见，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倘若有谁同康生的意见不一致，那就要自始至终的，甚至连其后代，都得是右倾机会主义！　　三、极端行动，适应极端口号。　　一味鼓动罢工，是康生文章的主题。打开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不谈罢工的。《学生罢课后干什么》，2是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标题好象是篇不谈工人罢工的文章，可是一看内容，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康生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书本理论出发，说“无产阶级是反帝运动中最坚决的队伍”，“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扩大罢工的浪潮，才能使反帝运动更坚决更激烈的发展下去”。因此，他极力鼓吹学生罢课之后，都要“到工厂中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其他文章，更是突出地鼓动罢工了。不但要罢工，而且要长期坚持罢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康生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中，直接批评江苏省委与工会在“九一八”后，不是“完全放松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就是“空喊罢工，纸上罢工”，前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后者则是“立三路线”的表现，提出全党在“目前反帝运动中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以“十倍的努力去扩大工人的罢工”，并责令江苏省委“深入到企业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发展罢工”，要他们“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方式，要利用公开的路线活动，公开地组织工厂中的反帝组织”，要“经常的召集群众大会，领导群众斗争，号召罢工。”3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中，武断地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责令省委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实际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4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中，康生又责令说：“党与团的省委必须将领导罢工工作作为他的第一等的任务”，“区委也必须将一切的工作集中到领导罢工中”。5 王明打的旗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康生当然也会抓住1 同上。　　2 载《红旗周报》附刊第26期，写于1931年12 月上旬。　　3 载《红旗周报》第27期。　　4 载《斗争》第1 期。　　5 载《红旗周报》第41期。　　这个口号不放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甚至在题目里都要塞上“布尔什维克”　　的字样。这不仅为王明相呼应，也为自己贴金，至于中国的实际，他们是不管的。他们的办法是，只要口号喊出来了，那就只好要事实去适应口号！　　康生不只是鼓动罢工，而且特别强调将罢工引导到“武装工人”，“夺取政权”上去。他说：要使“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要“广泛地组织工人的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并“要领导这些队伍由要武装走向夺取武俊的道路”。1 他认为：“只有将罢工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才能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2“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彻底胜利”。3 因此，他极力主张在罢工中，要“把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4 康生宣传的关键就在于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才是王明所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立三的“左”倾错误就在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就是靠批立三“左”倾错误起家的，康生也是靠反戈一击而得到王明赏识的。康生的本领就在于他能用一套内容、一套手法，得到两个不同的门庭的支持，而且都能得到宠爱！　　四、向黄色工会“进攻”，公开建立赤色工会。　　康生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说：黄色工会成了“积极的阻止反帝运动的发展，破坏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罢工“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维持他垂死统治的支柱“，因此，黄色工会也就成为康生进攻的主要目标，于是他对黄色工会加紧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活动“，极力主张”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去夺取他们之中的下层群众。5与此同时，康生又在许多文章中大声疾呼：”立刻在工反（即工人反日会——作者注）的广大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公开的活动，吸引工友积极干部及广大群众，大批的加入赤色工会，深入各个企业里，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赤色工会，坚定的在黄色工会中进行建立反对派的组织，是不能再拖延一分钟的。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泛的吸引群众来加入赤色工会而1 《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1931 年12月10 日），载《红旗周报》第27 期。　　2 《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1932 年2月24 日），载《职运指南》。　　3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 年2 月 27日），载《红旗周报》第33期。　　4 《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5 《怎样反对国民党的黄色工会》（1931 年12月15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采取脱离群众秘密狭隘的方式，在亭子间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1 把话说明确点，这就是要在白色恐怖中建立公开的、没有任何掩护的、脱离群众的、第二党式的”赤色工会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以便于敌人的破坏和全歼！　　五、对“右倾机会主义”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在党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同志。同他们的调子稍有不符者，也在斗争打击之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在《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一文中说：“革命的急速发展和党的伟大进步”，引起了“党内不彻底的两面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路线的残余，重新组织小组织”。“他们破坏党的新策略是：一，勾结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来破坏党的工作。二，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怠工，破坏群众的斗争。三，利用党的个别错误，实行反党的阴谋。四，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向党攻击，斗争激烈时，取消他们的意见，承认错误，”保存组织上的活动。五，煽动欺骗幼稚的同志，扩大他们的小组织，假借领导斗争，到工人中活动。……“2根据这些，他提出的办法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派，反对两面派，反对党内右派暗探“，”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一切企图对国际路线的怠工“。康生责令要把这些斗争，”深入到支部中，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并要”在组织上得到反应“。　　在康生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成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心腹大患，必须集中火力进行无情斗争。所谓在“组织上得到反应”，就是以组织部长的身分，下令清洗就是了。对于王明的领导，康生深怕党内有人不服，他象只警犬，到处搜索与王明意见不同者。他认为，放弃组织赤色工会，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摆一摆工会工作中的困难，就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眼”，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康生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因此要对它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不这样做，就不是国际路线，不遵照他的主张去办，就不能保卫王明路线。尽管实际上，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已经危害到党和党领导的工会，康生却仍然这样大喊大叫，说明他对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真够卖命的！　　1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2 年 3月 25 日），载《红旗周报＞第33 期。　　2 载《红旗周报》第28期。　　第七章王明的国际伙伴　　推行主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康生觉得需要转移阵地了，于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康生之名，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起用的俄文名字——“Кан Щен”的译音。到达莫斯科之后，康生对米夫、王明竭力逢迎，因而更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搬进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的办公室。　　康生对于他能有机会同王明坐在一起办公，并成为他的有力助手，感到无上荣耀。从此，对于王明表现得愈益“忠诚”，看着王明的脸色，跟着王明的腔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从而成为王明形影不离的独一无二的国际伙伴。他俩简直象搭配好的相声演员，处处是双双出面，同台演出。　　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都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继续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作。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全力贯彻的正是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可是实践证明，这本小册子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正是它，导致了白区工作的大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撤离上海。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些事实。他一到苏联，就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到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康生曾先后兼任这两个学校的中国部主任）等学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及其小册子。他说，王明的小册子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它“体现了党的路线”。一九三四年前后，曾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过的卢竟如等同志，就曾亲自听过这些报告。　　康生既然对王明表现了奴才式的依附，那么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贯彻和执行，当然也是忠贞不二的。在国内时是这样，到了莫斯科就更加露骨。在康生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比靠上王明更保险的了。所以，他象热衷于传教的牧师一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真诚信仰和卖力推行，作了充分的表演。　　第二，利用共产国际讲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好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康生随同王明参加了这次全会。会上，王明、康生都作了长篇报告。会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这两个报告，冠以《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标题，公开出版。这两个报告，都是总结几年来推行　　王明“路线”的所谓“业绩”，鼓吹王明“路线”如何“正确”。不同的是，王明的报告是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全面说明，而康生的报告只是侧重从白区工作上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作些补充说明。　　王明的报告，完全不顾我党白区工作已经遭受破坏，党中央已经被迫撤离白区的事实，也不顾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遭受失败，红军正在被迫长征的事实，连篇累牍地论述了“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所谓“胜利和成绩”，并以此为据；说什么“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而这种“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 .。。。。。。。。。。　　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　　的政治路线。。。。。。“他还特别强调说：”根据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　　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　　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着重号均为王明所加）显然，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用谎言来说明四中全会的”正确“，用捏造的”事实“来证明王明路线的”胜利“。　　康生报告的题目是《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也不顾王明路线给白区工作所造成的损失，硬说王明路线在白区工作上，特别是在自区组织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说什么只在“最近一年来”，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加到六万人”，“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成分从百分之六十增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更有甚者，他竟说：“当（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开会时，八十个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的报告，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里使人怀疑的是，当时革命并非处于高潮，而白色恐怖又是如此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那也只是在极左情绪煽动下，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怎么可以将这个别现象拿到国际讲坛上作为典型大肆炫耀呢！然而康生是顾不得这些的，他为了说明王明路线的“胜利”，特别是要说明他自己的“胜利”，就是没事实，也可以加以编造，反正没有人去核实。在康生看来，这样做，既可骗人，又可捞功，是一个不亏本的生意！　　康生在报告中，不仅列举了发展的“事实”，还分析了发展的原因。他说：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能够得到极大的发展呢”？这主要是实施了“真正实际的具体的活的领导”。这无非是向共产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宣扬王明领导的党中央。所谓“活的领导”，就是王明和康生的领导。康生接着鼓吹说：当时“曾经动员了中央的同志组织支部巡视　　委员会，以实行对支部的帮助和监督“，帮助支部吸收党员时注意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帮助支部”把征收党员的运动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帮助支部”采用苏联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经验，广泛的利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利用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支部“，去发展党员。当时白区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由公开转入地下，由进攻转入防御。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去突击发展党员，这本身正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地使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这本是令人痛心的失败的教训。然而，康生只讲组织发展，不讲组织破坏，这实际上是把党的失败当作王明、康生的功绩来宣扬。康生这种宣扬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标志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1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王、康等人多年来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以及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所作的否定性的科学结论。　　第三，蔑视遵义会议，继续搞拥戴王明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了挽救处在危险中的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在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之下，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军事上，总结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析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带根本性质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 《毛泽东选集》1953 年版第3 卷第 970 页。　　康生很快得知了遵义会议情况。但是，他得知之后，不是高兴，不是拥护，更不是贯彻；而是表面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实则蔑视和反对。他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会议情况，而且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加紧了继续吹捧王明、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　　请看事实：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康生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后，康生承认确有此事，但是多方辩解，说自己没有参与此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1 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大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2一九三六年三月，吉合同志为离苏返国之事，曾去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找过康生。康生当着王明的面，径直介绍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　　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　　化而斗争》“。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就瞿秋白同志逝世一周年，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自己亲笔起草的《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康生等对于瞿秋白之哀辞》。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几年前，康生还在积极尾随王明对瞿秋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哩！现在，即翟秋白逝世一周年之时，康生却假心假意地表示起“哀悼”来了。谁都看得明白，“哀悼”是假，惜机吹捧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是真。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莫斯科为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高举金杯虔诚地“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对王明吹捧得如此肉麻，真可说到了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都统一于蒋介石，一切都服从于蒋介石。康生则在延1 吴坚同志于1979年的揭发。　　2 侯志同志于1979年2 月25 日至3月5 日的《谈话记录》。　　安中央党校作报告，着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1一九三八年，在共产国际任中国党代表的王稼祥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委托他带给中国共产党两个重要指示。王稼祥同志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同志如实作了汇报。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当时，王明在武汉，他要中央全会到武汉去开，遭到中央拒绝。王稼祥同志电告王明，立即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如不参加会议，后果自负。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才回到了延安，参加了会议。在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不仅给王明当头一棒，也给康生当头一棒。2当然，以上事实仅是举其要者。但仅仅这些就可看出康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对于王明及其路线是什么态度了。　　第四，炮制“王、康指示”，使东北抗日联军遭到破坏。　　自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撤至江西中央苏区之后，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后，我东北的党组织就开始失去了党中央的领导。趁此之机，身居苏联的王明、康生，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指令中共东北党组织直接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下达了所谓的“王、康指示”。结果使东北党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对抗日联军的危害甚大。但是，长期以来，康生为了掩盖自己破坏东北革命事业的罪恶，极力否认有个“王、康指示”的存在，并疯狂迫害知情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给知情者扣上莫须有的种种罪名，不是关押，就是逮捕，甚至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残害以至灭口。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既然没有被蒋介石杀绝，当然也不会被康生杀绝。不管这些穿着不同衣服的封建法西斯多么凶残，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坚持斗争的幸存者还活着。不仅有不少知情者还健在，更重要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康指示”也被有心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下来。　　“王、康指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由莫斯科发出的。其要点是：现在苏联不能帮助你们东北，中央也不能援助你们东北，你们要“保存实力，待机而行”，“如实在坚持不了，可以撤出根据地到别的地区活动”，“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云云。　　这个指示，散布了悲观情绪，借“保存实力”为名，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所谓“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正好符合了日1 延安中央党校第五期学员李一夫同志揭发。　　2 见1981年2 月4 日4 工人日报》所载王震、廖承志等《回忆与继承》。　　寇搞无人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从这封指示信看，王明、康生又从极左转到了极右，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当时，东北党接到这封指示信，立即在黑龙江省诸河县开了一个会（即东北历史上有名的帽儿山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这封“指示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示坚决反对，并作出了拒绝执行“指示”的决议。但是，大权在握的王明、康生，首先将“王、康指示”的　　坚决反对者赵尚志同志开除出党，接着又将东北党的干部分期分批调往苏联，长期进行迫害，致使东北的党和军队均遭严重破坏。本来，我们的东北有辽阔的土地，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的广大群众，地形复杂，　　有利于建立抗日救亡根　　据地，可是长期建立不起一块象样的根据地，就同“王、康指示”有密切关系。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在东北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任凭他怎么狡辩、耍赖，都不能抹杀铁一般的事实。　　第五，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我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关于这个问题留在后面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从上述事实来看，人们不免产生疑问，康生本来投机起家，善于见风使舵，而且已经尝到了甜头，可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之后，康生不但没有马上“反戈一击”，甚至在四、五年之后都没有明确表态，而且在莫斯科如此，到延安之初也是如此呢？难道康生真的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忠贞不二，　　没有一点“灵活性”吗？不，这里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情况没有改变。当时共产国际还是全力支持王明的，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中还有显赫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向上爬的康生，当然还会以王明的是非为是非，抱他的粗腿。在他看来，紧跟王明，就可稳步上升，只要王明这个靠山不倒，门庭是不能轻易改换的。实际上，康生死盯着不放的是权力和职位，始终不变的是他的野心！　　第八章借题目搞陷害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基洛夫被杀事件。不久，苏联宣布此事系由托洛茨基派所干。于是，在苏联全境之内迅速掀起了一个“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正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时期。　　康生在国内就曾利用领导错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而且从中捞到了“好处”。对于苏联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当然要重操故技，再次陷害别人以抬高自己。事情也就这样发生；正当苏联“镇反肃托”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康生就闻风而起，伙同王明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按照苏联的规格，在中国共产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也要照样搞一个“镇反肃托”运动。本来，康生自己的历史就不那么干净，但是由于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使他不仅不受审查，而且还能审查别人。康生正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打着“肃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务”、“间谍”、“奸细”、“托派”等等罪名，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大批好同志。这那里是肃反，这纯粹是借肃反之题，达其杀人灭口、排除异己的目的。康生认为，地处异国，知者甚少，又无从查对，实属秘密，怎么会走漏风声呢？任何干见不得天日的罪恶勾当者，都以为神鬼莫知，藏起屠刀，就当菩萨！可是，血债，总不会在历史上自行消逝的。当时旅居苏联的同志中还有幸存者，他们现在仍还健在。他们共同回忆了当时康生借题害人的情景。有的同志说：当时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经常有人失踪或被捕。这些失踪或被捕者，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至今下落不明。例如：一、肖寿煌、武胡景、欧阳新等四人的被害。肖寿煌，广东人，一九三二年到中共中央某机关工作。武胡景，又名林大生或吴福敬，山东人，曾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一年调东北任北满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三年复任中央某机关负责人。欧阳新，又名王子春，化名老大，湖北人，一九二九年前曾去苏联学军事，一九二九年后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曾任某机关二科科长。　　还有一位，也是湖北人，详情不清。他们四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受中共中央某机关所派，去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六年，皆以“托派”“特务”之名被捕处死。　　二、王环、苏长（又名罗佐）、刘光等三人的被捕。这三人当时都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们三人突然于一九三六年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三、王德夫妇的被害。王德，又名马良，一九三二年由上海调任满洲省委书记，大约一九三四年去莫斯科，曾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一九三七年突然被捕，至今下落不明。其夫人唐国夫，又名谭国甫，曾任满洲省委宣传干事，一九三五年去莫斯科，也曾在《救国时报》工作过。王德被捕后，唐国夫被迫去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地方给人家当佣人。从此，也下落不明。　　四、杨光华被流放。杨曾继王德之后任满洲省委书记。因省委遭受破坏跑到苏联。王、康诬他为“国际间谍”，让苏联公安机关予以逮捕。不久被流放到北冰洋附近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五六年方才获准回国。　　五、王润成被判刑。王曾在抗日联军二军二师任政委。一九三六年，经组织批准带了几个中国干部去苏联学习。途中，遇上一位姓姜的朝鲜女同志带着全家老小在逃难。王未经组织批准，就把他们全家带到苏联。康生得知此事，信口诬说这位女同志是“叛徒”，硬是交苏联公安机关判了刑。　　王润成本人也以带叛徒去苏之罪，交苏方判了八年徒刑，送到北极地区的一个煤矿去劳动。刑满后又劳动了八年，一九五三年方才。回国。　　六、李立三被判刑。李立三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被解除中共中央职务，送苏联长期检查反省。王、康先后到达苏联后，进一步加紧对李的打击迫害，不准他回国。一九三七年冬，王、康两人正准备离苏返国之际，突然通知苏方，以所谓“托派”之名，将李逮捕判刑。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去苏治疗臂伤时，经过多方交涉，方才把李放出，后来，回到国内。　　七、陈郁被劳改。陈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六大的中央委员。苏联“镇反肃托”时，王、康突然以“同情托派”之罪，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将他化名“彼得”，送到列宁格勒一拖拉机厂去劳改，妄图让其默默无闻地了其终生。还是周恩来同志那次去苏治病时，得知此情，立即派人将陈接到莫斯科，随即带回国内。　　以上所举被害者，仅是知其姓名，知其概况者。实际上，王、康借苏联肃反扩大化所迫害的中共党员干部，比这里所列举者要多得多。　　针对上述同志的被害，不少同志曾经当面质问过康生。康生或者含糊其辞，说他们有历史问题，但又说不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他那时在法国不在苏联，被害情况不清楚；或者把迫害责任完全推到苏联保卫机关身上，说什么那是苏联人干的，与他无关。的确，除了仅受党内处分者外，　　凡是被捕判刑者，都要经过苏联保卫机关之手。但是，当时的苏联党还是尊重中国党的。当时的苏联保卫机关，如不得中共代表团的批准或申报，是不会任意逮捕中共党员的。而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团正副团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和康生。特别是康生，他作为代表团副团长，主管我党在苏干部的审查、分配和遣返；在“镇反肃托”运动中，又是运动的主管者。　　因此，康生的任何掩盖、推脱、遁词都不能抹杀他“借题害人”之罪。　　康生为什么要借苏联肃反之题，诬害我党干部呢？从上面所举确实被害者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怕人知道他的历史之谜。一九三五年被中央某机关派到苏联学习的四位同志全部以“特务”之罪予以处死。说他们四人是“特务”，这完全是莫须有的强加之罪，是拿不出任何证据的离奇之说。所谓“特务”云云，不过是康生的诬陷。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四位同志或是与康生同时，或是继康生之后在中央某机关工作过，康生生怕这四位同志知道他在上海工作时的一段历史之谜。做贼心虚的康生，为了消除后患，便利用职权，捏造所谓“特务”之罪，—一将他们灭口。　　第二，怕人知道他伙同王明破坏东北党的罪恶。已知的被害者，许多是在东北工作过的同志。他们深知“王、康指示”给东北党的危害，并曾积极反对过“王、康指示”。为了掩盖自己的这桩罪行，康生乘机，将在东北工作过的主要党员干部，—一调往苏联，或以“国际间谍”之名，或以“叛徒”之名，或以别的什么罪名，统统加以逮捕、流放。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所谓“国际间谍”、“叛徒”等等，当然都是捏造，是对知情者封闭的有效措施。　　第三，为了向王明邀功请赏。比如对陈郁同志的迫害就是其中一例。本来，陈郁与康生并无任何利害关系。康生之所以加害于他，这完全是为了迎合王明之意。原因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王明为了排除异己，拉帮结伙，硬把不跟他走的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大文同志诬为反党分子，送远东地区伯力城劳改（至今下落不明）。对此，当时正在该校学习的陈郁、林铁、杨秀峰、何一鸣等同志均表反对。然而王明却一意孤行，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将林铁、杨秀峰、何一鸣等反对者全部送到乌拉尔附近的加利华工厂去劳改。只因陈郁同志是六届中委，王明一直未敢动他。可是，待康生到达苏联之后，王明自感如虎添翼，就肆无忌惮地迫害起陈郁同志来。而善于溜须拍马的康生，早已把王明的心意当作待人处事的标准，并且竭尽全力作为向上爬的梯子，加害于陈郁同志，以得宠于王明，从而邀功请赏。　　第四，为了排除异己。武胡景同志惨遭杀害，固然他曾在上海中央某机　　关工作过，担心他知道康生的肮脏勾当，是个重要原因，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据武胡景的爱人侯志同志揭发：当初，康生曾经千方百计地拉拢过武胡景夫妇，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驱使者。只是这般拉拢未能凑效，方才对他下了毒手。在王明、康生那里的逻辑：顺者就昌，逆者则亡。　　第五，为了捞“革命”资本。王润成同志的被害，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在赴苏的半路上碰到一个逃难的朝鲜女党员，并将其带到苏联，而康生不经任何调查，就一口咬定那位朝鲜同志是叛徒，硬是将王润成同志加以逮捕判刑。这完全是为了表白自己对苏联“镇反肃托”的拥护。康生就是这样以捕人来立功，借国际支柱来飞黄腾达的。　　可见，康生手段之毒辣，目的之卑鄙，是出乎做人道德之常规的，更不用说共产党人之道德了！值得深思的是，康生的这一切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却—一如愿以偿呢？现在看来，他之所以通行无阻，首先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伙同王明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有权就有一切！康生早创于林彪。有了权，他就可以把自己排除在被审查之外；有了权，他就可以任意诬陷好人。这是康生积四十多年的经验总结！第二是由于苏联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认为一切地方都是特务如麻，叛徒成堆。这样，康生就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按他的目的来任意危害革命。第三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当时的共产国际是以是否拥护苏联的“镇反肃托”运动作为是否赞成革命忠于国际的标准的。拥护者，就是赞成革命、忠于国际；否则，就是不赞成革命、不忠于国际。这样，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就可以臆造罪名，大肆残害革命干部，以便踏着革命者的尸体去领取奖物 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呀！　　应该指出，康生在苏联疯狂害人，同其在上海党中央追随王明对我党干部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相比，显然是一个“发展”。然而他的这个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九章 陈独秀是汉奸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康生尾随王明由莫斯科经新疆回到延安。从此，结束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生活。　　康生把这看作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他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从三七年，我就下决心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跟毛主席走。”此话有真有假。说它真，因为康生在这里无意中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对毛泽东同志是不信、不跟的。说它假，因为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后也不是象他所标榜的那样。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当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要跟一个人，应该跟党，跟党的正确路线。倘若跟人的话，谁正确，就跟谁！对康生来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因为康生信任和紧跟的是权力，谁权力大、职位高，就跟谁；他还跟“左”倾路线，谁“左”倾，他跟谁！或者说得清楚些，谁满足他的私欲他跟谁。若从口头上说，康生由信任、紧跟王明，改口为信任、紧跟毛泽东同志，那是他抵达延安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的事。若从事实上说，恐怕康生一生一世也未曾离开过王明的投机思想及其“左‘倾路线。　　康生抵达延安的头一年，正是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员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之时。在这一年里，王明仍是康生顶礼膜拜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　　他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并借机继续吹捧“王明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　　起人“，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追随王明将苏联”镇反肃托“扩大化的错误移植到中国，也来个这样的运动。他的逻辑是：陈独秀是托派，托派都是日本侦探机关的特务，因此，他一口咬定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　　的“汉奸”，从而制造了一场离奇古怪的政治风波。我们就此事，做点考察，看看事情的究竟。　　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所谓“汉奸”的“证据”，是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写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2中提出的。其主要“证据”有这么一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1 陈伯达于1979年5 月28日的交代。　　2 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 期。　　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这个“证据”，只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事实说明，他这个“证据”完全是信口雌黄的凭空捏造。　　首先，所谓托派“中央”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经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唐有壬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之事。事实是这样的：该“中央”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但是不久因内部有人告密，除陈独秀、彭述之等四人外，全部“中央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因而，托派“中央”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一年后，陈独秀才把它重新整顿起来。但是，接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人，包括陈独秀、彭述之在内，又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所以，在“九一八”前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罗汉等人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监视，怎么会自投罗网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其次，所谓唐有壬的“亲日派”问题。唐有壬的确是一个“亲日派”，但是，他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那是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作为汪精卫的副手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个时候，连后来成为中国最大亲日派头子的汪精卫，为了利用人民抗日运动，与蒋介石争夺权利，也在争抢“抗日”的旗子，更何况唐有壬呢？既然“九一八”时唐有壬还在争抢“抗日”的旗子，何谈“亲日派唐有壬”呢？又何谈托派“中央”“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编造中所安排的唐有壬这个人物，不仅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用心甚奸。唐有壬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蒋汪矛盾中被刺身死。康生特把这个幽灵请来，扮演“亲日派”兼“日本侦探机关代表”这个决定性角色，无非是想来一个“死无对证”！　　再者，所谓“谈判的结果——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问题。康生在“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句话上特意加了引号，以告诉人们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那里呢？就在康生制造这些谎言的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之中。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明　　确的指出：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很明显，所谓”不去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一语，就是从托洛茨基给平行总部的信中偷来的。这么说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他俄国信徒的指示，却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中国的陈独秀们执行了。　　可笑之至，真是令人惊奇！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之说，也同样是荒唐的。康生此说，显然是在重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的诬陷。可是当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的同时，王明又在一篇文章中谈了另外一个情况。“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1 人们不禁要问：收买“托匪”的骨干分子每月花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三百元，前者为何如此“昂贵”，后者为何如此“价廉物美”？这除了王、康之流胡诌瞎说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其实，当时陈独秀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得三百元。而且，他在狱中和出狱后，贫困交加，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经常送钱给他，他一般都不收，收下一些，也都是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被认为清高而著称，社会影响并非一般。因此，康生的诬陷文章一出，立即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谴责，说“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2最后，从陈独秀对日寇侵华战争的一贯言行来看，康生的编造更是荒诞无稽了。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陈独秀就在托派“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使排斥日货“收实效”；指出对日之战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3当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底制造“一二一七大血案”时，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杂志，立即编了一期“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亲自撰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罪行，有力地戳穿了当时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由汪精卫出来鼓吹“民主政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政策的阴谋，热情歌颂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1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6 期。　　2 《傅汝霖等九教授的公开信》，载1938 年3 月16日武汉《大公报》。　　3 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载《火花》第3 期。　　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是，”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陈独秀、罗汉等人还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合作抗日的建议“。2 只是因为那时党内王明”左“倾路线正在横行，未予理睬。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　　对此，陈独秀从来直言不讳。在法庭上，在回答法官的“何以打击国民政府”时，陈独秀就曾公开宣称：那是因为“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当时律师章士刘为陈辩护说，陈并不反对国民政府，陈独秀当即起立声明：“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3 明确表自了自己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正因如此，国民党法庭才判了陈独秀十三年的有期徒刑。　　陈独秀即使在服刑期间，也未曾忘记对日斗争。他曾于一九三四年赋诗曰：“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4 意思是自己老而未衰，梦里还看到自己驰骋在东北冰天雪地的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出狱后，无论作讲演，还是写文章，都主张抗日，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到临终还瞩望抗日事业“取得最后胜利”。5综上所述，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所谓“证据”，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而用一些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的手法捏造出来的。然而康生还在他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中，一再强调这些捏造的东西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铁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事实”两字在他那里只不过是“谎言”　　的别名。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曾为我党的创建和宣传有过很大功劳，但也犯过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过巨大损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如何评价，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历史材料来看，陈独秀确实参加过托派组织，而且在他出狱后也确实没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可是实际上他没有再和托派搞在一起，并且拒绝了其他政治势力的拉拢；尽管他在理论上、路线上与我们党有分歧，但还不是充当日本间谍的汉奸，也不是主张投降的分子。然而康1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载《热潮》第4 期，《谈谈越轨行动》，载《热潮》第5期。　　2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 年4月24、25 日。　　3 《陈独秀案开审记》。1933年4月14 日—26日。　　4 《金粉泪五十六首》，作于1934 年，上海“一大”纪念馆藏。　　5 《钟复光谈陈独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　　生却不顾这些区别，也不看十年内战时期反蒋，抗日战争时期反日的鲜明立场，硬将陈独秀诬陷为“匪帮”、“拿津贴”的“汉奸”。　　那末，康生究竟为什么一到延安就演出这场诬陷丑剧呢？这当然有其深刻的背景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康回国之前，我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　　陈独秀就是在国共合作实现时，在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的形势中，被营救出来的。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就曾派亲信朱家骅拉过他，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作诱饵。“陈独秀不为所动，坚决表示不干”，1 从而引起我党的注视。在接触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明确指出陈独秀、罗汉这一派人是“赞成抗日的”，2 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3 周恩来同志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4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二十四期的“时评”中，还以尊敬和期望的口吻“希望”陈独秀“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所以，当罗汉为陈独秀活动到延安时，党中央特地为此作出了要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已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等“三项条件”的决定，5并对不愿恢复党籍的托派，提出了可取“党外合作的办法”。6所有这一切正在顺利进行之中，王明、康生由苏联回到延安。他们得知了这一情况，急急忙忙，首先由王明出面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坚决反对，说什么：“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当即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类”：“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还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7 ——就这样，非但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大门被关上了，而且还被诬陷为每月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抛出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1 《黄理文谈陈独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2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载《汉口正报》1938 年4月24、25 日。　　3 同上。　　4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给《新华日报》的信，载《新华日报》1938 年 3月20 日。　　5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给《新华日报》的信，载《新华日报》1938 年3月20 日。　　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第1331 页。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331页　　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以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相配合。在这篇长文中，康生按照王明的调子提出了陈独秀的所谓“汉奸”的“证据”，并且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攻击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既然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把陈独秀从狱中营救出来，并要把他们接到延安来的党中央，又当何罪？很明显，王明、康生一口到延安就急急忙忙地制造这一假案，其矛头所向就是想乘当时苏联在国内审判“右派和托派同盟”大叛国案的狂风，攻击我党团结陈独秀等人一致抗日的政策。　　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侵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汽，团结自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于康生在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　　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的、具有重大影　　响的人物，打成“汉奸”，这不能不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感到费解和不满，从而对我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我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只是由于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才防止了事态的发展。但是，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却成了悬案，团结陈独秀一致抗日的愿望却成了泡影，党团陈独秀问题所蒙受的损失，却一直未能挽回。这就是康生回到延安头一年所犯下的永远抹不掉的罪过。　　第十章辨风转向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也是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日本侵略者鲸吞整个中国之势正猛，日军占领了我东北、华北之后，并未止步，仍然以全力向内地扩张，也从沿海向西进犯。上海、南京早已失守。沿长江大埠，包括九江武汉也不能保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向敌人后方挺进，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了抗日救亡的唯一希望，大批青年涌向延安，大批爱国人士转向共产党。　　速亡论是日本人和汉奸的论调，速胜论则是侥幸者的心理。抗日战争一年多的事实驳斥了这两种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持久战，则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在这种形势下，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被许多人识破了。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远远超过了王明。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接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日到延安的康生，紧跟了一段王明之后，感到延安的政治气候同莫斯科是迥然不同的，王明的领袖地位已经不保了，于是就赶紧刹车，辨风转向。　　通过辨风，康生认识到，王明靠的大山是共产国际，现在这个大山靠不住了。他发现，在延安真正的靠山是中国人民，而王明毫无群众基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同志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已深入广大人民心里。他还亲眼看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了王明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鉴于这一切新的政治变动，康生深深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顺风转舵，变拥护王明为拥护毛泽东同志。　　长期紧跟王明的康生，假若真的明辨是非，知晓对错，决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投向真理，这是应当欢迎的，也是正确的。不仅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在内，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不教而诛，是同我们党的原则不相容的。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党对康生的转变，确实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做了更多的争取工作。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分配去武汉作了长江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　　留在中央作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就是一个证明。然而康生却怀着另外的目的，利用中央给他的职权，重操他熟练的故技，投机钻营起来。　　且看康生是怎样故态复萌，搞投机钻营的吧！　　第一，同江青互相利用，包藏祸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只是吃了特务的耳光，就被吓破了胆。为了取得特务头头的欢心，她在监狱的优待室里，陪特务吃喝，并为其演唱。最后填写了“自首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明“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江青出狱时，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特务留作纪念。　　江青叛变后的演出，得到了蒋帮的喝彩。她演出的《狼山喋血记》，就曾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五十寿辰”，蒋党大搞“庆寿”活动。他们以加强“国防”为名，向外国购买八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其实，这批飞机决不是为了抗日。蒋介石说得非常清楚：“匪未肃清绝不言抗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去”，日寇的飞机向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来”。　　蒋介石的这批飞机就是为了增加“剿共”的军事力量。当时江青积极地参加了“献机祝寿”的活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粉墨登场，演出了独幕剧《求婚》。特务崔万秋在《大晚报》上，对江青的“效忠”一再宣扬，又是组织专访，又是发表消息和剧评，特别刊登了江青的剧照，说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她的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　　以情报专家自居的康生，对于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可是，由于他们两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因此，对各自的阴私和丑恶，是心照不宣的。至于他们如何暗使机关，彼此都是心中有数的。江青有求于康生的包庇，康生则认为江青奇货可居，向何处投放，就象交易所老板手中的揭码，要认真掂量。为了自己投机的需要，只好隐恶扬美，避丑说美。经过康生的精心安排，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第二，制造冤案，以标榜自己“立场坚定”。　　康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的。当时正处在武汉失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其主力改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加紧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驻地。同时，还加紧派遣特务、汉奸，　　渗入我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就显得特别重要。假若康生不负中央所任，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准确地打击敌人，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然而康生却歹心大作，认为这是显示自己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为此，他滥用职权，放肆地制造冤案。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手制造的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三大案件，即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就是他的重大“业绩”。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陷钱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察。不久，下令将其逮捕。在关押期间，康生　　组织了由中央社会部、保卫处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参加的所谓“审讯示众会”。康生亲自到会审问，最后亲自定性为“叛徒”、“特务”，将钱关押七年之久。　　王尊伋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奔延安。康生毫无根据地怀疑她是汉奸叔父王克敏派到延安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的黑窑里，大搞逼供信。先是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搞得她两腿粗肿，头晕目眩。并威吓说，再不承认就拿两条大蛇来放在窑洞里。当时，王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经不住这种恐吓，就根据小说《双城记》上所说打毛衣记人名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的密码结在毛衣的花纹里。康生明明知道，把密码结在毛衣上是完全虚假的事，然而他却到处宣扬。并把王比作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押至枣园中央社会部，亲自组织和参加对王的群众审讯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又亲自写信给王尊伋专案组，断定“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尊伋”，“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底，康生竟以“走路象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等理由，令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将李逮捕，硬是逼李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人党内充当内奸”。更为荒唐的是，康生竟然在一次审判会上对李说：“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从这三个假案看，三位被诬陷者都没有在康生手下工作过。他们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细，又同康生没有什么冤仇，更没有反对过康生的什么“指示”，那为什么康生非得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们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康生想用制造假案的办法来标榜自己立场鲜明、革命坚定、工作得力，　　以便骗取更大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假案制造得越多越耸人听闻，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党中央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　　一向为王明卖力，作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风”，以便使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同王明决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经高岗许诺，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标榜自己是贞节烈女！　　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　　康生认为，这个伪造的证明可以作为自己反王明的资本。因此，他一直把这个带批注的王明的小册子留在自己身边，借以表白自己一贯反对王明，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钓鱼台组织写反修文章时，还把这本小册子摆在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桌上，任人传阅，任人摘抄。　　其实，康生留下的追随王明的记录，百倍、千倍于这个批注，而且刊于党的正式出版物和党内文件，就是用斧头都不能砍掉的物证，还有大批的活的人证哩！康生对此只字不提，半句不讲，却偏偏拿出自己伪造的一个批注来骗人，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么呢？　　康生这些做法，别说让那些知情者见了都会嗤之以鼻，就是让王明见了也会感叹他为无耻之辈！请看另外一个人的话：“王明很不满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两段话是从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中摘引下来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对　　我党进行了不少歪曲、攻击和诬蔑，但是同我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发结合起来看，这里所摘引的两段话，还是可信的，因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顺风转舵、投机钻营之术的几个重要手法。由此可见，康生多么善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好！康生之善变，确实胜似变色龙。他不择手段，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择手段，把有碍于自己攫取权力的人打下去，以至肉体消灭。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之能够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今天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仅从这点来说，我党就有不少教训应当记取。　　第十一章 “抢救失足者”　　一九四一年七、八两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于五月份，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还于三、四月份，发表了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文章。应当指出，两年前即一九三九年还发表了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篇重要文章。所有这些，都在预告了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和干部提出的要求：思想方法的革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演说，动员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反对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借以达到改变思想、作风和团结同志的目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同志之间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真正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使全党思想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上来。这就必须清算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这场运动，当然会涉及到而且主要矛头会指向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及其追随者。　　且看康生在这场运动中，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前边已经提到，在整风准备阶段，康生已经制造舆论，给自己重画脸谱。他知道，在这场运动中，他怎样利用江青，江青又怎样利用他？　　这时康生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已经是中央领导的核心人物，而且直接掌握了反奸肃反的大权。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同反奸肃反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康生就自己过去的经历说，应当自觉地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清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他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这种条件插手领导这一运动，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可以领导这个运动。　　可是，事实却不然，整风运动由总学委会领导，毛泽东同志兼任总学委会主任，而副主任则是康生。这就是说，康生除了掌握反奸肃反大权之外，又掌握了整风运动的领导权。　　真是小人得志，踌躇满怀，有空就钻，有权就抓，你说你的，我搞我的。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尽管党中央作了决定，发了指示，规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于四月三日专门作了整顿三风的具体决定，《解放日报》又发了社论，而且各个机关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学委会进行领导。　　可是，康生照样利用职权，塞进他的私货，对中央业已规定的整风计划，进行疯狂地干扰和破坏，企图拉向康生设制的轨道，使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康生是怎样领导整风运动的呢？　　康生虽然标榜他同王明是对立的，他是反王明的，王明是迫害他的。这只能给自己挂上一个并非假王麻子的真王麻子招牌。他的那套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作风、习惯和心理，却是处处事事都还是王明路线的模式。　　他想问题、出主意、提措施、使手段，都是“左”的。对他说来，用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对干部进行教育，倒还说过；从书本上摘引几句话，也有过；而和风细雨，团结同志，实事求是等，则是陌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　　在他看来，党内斗争就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康生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这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是铁的规律。康生的部署是，整风开始于机关学校，把许多干部，经过群众的七斗八斗，变成谁也弄不清楚的严重问题，最后交给社会部按肃反对象处理。在他看来，整风运动就是整人运动，整不成坏人也整得你长期苦痛！这就是康生津津乐道的专业。　　在运动初期一段，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都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对每个文件，都要精读，都要作笔记，都要进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听领导同志讲解，受到具体的教育和启发，然后联系自己的历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对照，作检查。在小组中，同志间互相帮助，进行同志式的交谈，进行同志式的批评。确实感到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真正可以辨别真假是非，特别是对王明路线有了统一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认真的了解。　　康生看到了这个情况，觉得形势发展不妙，有抓住自己狐狸尾巴的危险，刚刚表白了自己是美丽的凤凰，人们很快就会认出自己是只讨厌的乌鸦；刚说自己是蜜蜂，别人一看是苍蝇！要制止这个危险，必须刹车转向。怎样下手呢？还是从自己熟悉的行当做起，顺手得多！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声言派兵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并派特务、奸细到延安进行捣乱。康生认为，这是转移整风部署，制造事端，借以蛊惑人心，进行煽动的大好机会。因此，当整风刚刚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康生就在自己管辖的社会部搞了一个离奇案件。事　　情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端的，曾经轰动了整个延安和边区。　　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是康生的试点。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叫张克勤。他原在甘肃，一九三七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调到延安学习。康生认为，这是个特务的典型疑案：第一，他原在甘肃人党。甘肃党是“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的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后出了问题。第三，张平时向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康生突然下令将张克勤关押起来，进行审讯。对张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斗争，威胁利诱，强行逼供，要他交代怎样当了特务？又怎样被派到边区进行破坏？不交代就受各种肉体折磨。连续几天，终于达到了康生原来设想的目的。成了康生亲自树起来的第一个特务被“抢救的典型”！康生便借这个“典型”推广他的经验。　　让张克勤到“控诉、规劝”大会上去作“坦白”报告，以这个“典型”去带动、去挖掘新的“典型”！康生从这个案件得出的结论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新的估计，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会有特务打进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是靠不住的，是被敌人收买了的“红旗党”，不仅甘肃是这样，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份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的嫌疑，都应是审查对象！谁不这样看待，谁就是右倾。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胡宗南的一个代表团公到延安，康生借口怕内奸与这个代表接触，批准保安机关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二百多个“特嫌”，进行所谓“秘密突破”。康生根本不顾客观根据和可靠材料，也不理其他同志的意见，说什么“抓起来再说，关起来审问”。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认为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于十五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这是一篇有名的报告，曾经流传全党，至今都不会被人遗忘，因为它曾经被一代青年称为恐怖信号而臭名昭著。奇文共欣赏，我们在这　　里摘引若干：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　　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　　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一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　　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因此，从四月十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讲。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为什么共产党这样苦心的要救你们？为什么在现在紧急的时期还要抢救你们？这正是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着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于你们幼稚无知，贪名图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重新作人，用了宽大政策、　　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　　法促你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当一个人向党坦白了，我们急急地将他的材料证据收起，从特务群里将他的名字除去，我们高兴他自己已经自觉了！共产党又救了一个人了！……“　　“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的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　　们，要重新反省，彻底的迅速的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后，我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的问题不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与非无产　　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饼，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康生的讲演，又是诱骗，又是高压，一会儿象个狼外婆，慈善得很；一会儿象只老虎；口沫四溅，凶得要命。把满腔热情的革命青年，弄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串串的煽动家的辞藻，充满了数不清的阴谋家的废话！　　在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任何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康生所说的第五纵队已经打人了整个延安和边区。康生说得有名有姓，活人坦白，材料具体；讲的活灵活现，听的不知底细，真是草木皆兵，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之危机，人心之不安，使人感到严重的恐怖气氛。　　所谓“坦白”。就是突然袭击，强逼着你说假话，承认自己是特务，承认到延安搞破坏。所谓“规劝”，就是逼供，诱供，指供，软的硬的一切手段都用上，把原来设想的意图，让抢救对象自己说出来。大会、小会、个别谈、小组帮，都是为了“挖掘”特务，挖得越多，成绩越大。所谓“坦白大会”和“控诉大会”，就是康生搞的“典型引路”，用逼供信的办法，让挖出来的假特务登台报告和控诉，用来推广这种经验。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务和坏人！在他的领导下，按这个指标去抢救“失　　足者“！有的单位除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务“。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时间，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就是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了十多个”特务“。以挖特务多少来证实康生的成绩和情报的”正确“。　　这些“特务”是怎样挖出来的呢？　　康生从三十年代起，就和王明一起在干部队伍里专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借审干肃反，把同志诬陷为敌人，是他们的专长，颇有经验。他干这种行当，象蒋介石一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里通过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名的几个“特务”看看康生的“杰作”吧！　　许遇之同志自己说：“我一被关起来，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你的问题，康生早就知道，你是大特务，是汉奸，不承认是不行的‘。……“逼得受不住了，就承认了特务，按照康生的要求编自己的历史。最后，党给许平了反！　　杜征远同志揭发：“一九四三年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　　当时我是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被调回延安中组部。调回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关进一个窑洞里，说我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威逼说，河南省委都有问题，就是你是好人？河南省委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能没有问题吗？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党、是红皮萝卜，是国民党搞下的党。你家属是由敌占区来的，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