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道：“校长的心情学生是理解的，依我看，不如来个将计就计，等哪一天您出去的时候，故意让下人发现，去报告的时候，将他们逮个正着，以此威胁一番，保证他们今后再也不敢出卖校长了。”蒋介石说：“嗯，这办法不错，不过我的私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这事还是由你去办理。”戴笠道：“校长放心，学生没有别的能耐，校长什么时候来了雅兴，保证一举成功。”蒋介石突然摆起面孔，道：“如果没有其他事，你可以下去了。”说着，一个呵欠涌了上来。戴笠忙道：“校长，还有一事必须向您汇报。”蒋介石仰着头，道：“什么事？”戴笠道：“学生根据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发现最近有两个对我们很不利的人。”蒋介石一听，来了精神，坐起来问道：“是谁？他们怎样对我们不利了？”戴笠道：“一个是天津的吉鸿昌，一个是上海的史量才。吉鸿昌在北方搞武装抗日，史量才在南方提倡舆论抗日，专和校长作对。”蒋介石点着头，表示他在听。戴笠道：“自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被我们瓦解分化后，吉鸿昌就离开了冯玉祥，一个人潜伏到天津，联络一批下野失意军人，在共党的协助下，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还办了杂志《民族战场》，进行抗日和反对校长的活动。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申报》《新闻报》，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鼓吹抗日。最近，他还居然办了什么《自由谈》专栏，由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撰文，煽动反对党国的舆论，完全是为共党张目。据说，史量才还用办报赚的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这份情报的可靠性，我们正在进行核实……”听到这里，蒋介石摆摆手道：“不要再核实了，你现在就进行布置，对吉鸿昌、史量才予以密裁具报。”戴笠受命退出，一路暗忖：此次行动关系重大，吉鸿昌是爱国名将，史量才是上海的报业巨头，两个人在国内外均有影响，如果行动失误，到时为了洗脱自己，蒋介石恐怕会拿我开刀……转而又想：作为蒋介石的手下，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唯有仰仗老天保佑，不要出什么差错，也能更进一步讨得蒋介石的欢心和信任。戴笠回到处本部，决定上海的史量才由自己负责，把天津的吉鸿昌交给杀死张敬尧的枪手白世维。戴笠来到上海后，马上召集暗杀杨杏佛的原班人马诸如赵理君、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人开会。戴笠扫视部下，语气沉重道：“一年前杀杨杏佛的时候，过得诚同志生龙活虎，谁会想到他今年会不在了！”众人听了，一齐垂下头，陷入忧郁之中。戴笠道：“干革命工作就是这样的，在加入组织之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过，我们还是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这次我们的任务是要密裁史量才，史量才在上海也算是举足轻重的名人，拥有数万读者，一旦事情暴露，别说你们，连我也得做好为委员长洗脱名誉、牺牲性命的准备。”众人默不作声，一齐注视着戴笠的表情。戴笠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口气有所缓和：“说多了也没用，知道任务重大就行了。你们先下去行动，最好在《申报》附近找一所房子，这样监视就容易多了。”赵理群领命下去，带着手下去找房子，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没有据点，行动起来就不方便。加之自杨杏佛事件之后，租界巡捕房加强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戒备森严，出门乘坐保险汽车，来去无规律，使赵理君等人难以拟订行动计划。因吸取过得诚被逮捕的教训，戴笠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计划，另找地点执行。正在这时，赵理君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结识，打听到史量才经常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度假，戴笠立即指示赵理君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订计划。赵理君去杭州前，又从黄锦才口中得知了史量才的发家秘密。原来，赵理君暗窥史量才时，发现他的妻子沈秋水一把年纪了，还经常打粉、画眉、抽香烟，脸上的胭脂厚厚的，感到奇怪，与黄锦才见面问起，才知道沈秋水原是一名妓女。赵理君更奇了，问道：“史量才那么大的家业，怎么会娶一位妓女为妻？”黄锦才道：“这你就不知道内情了，如果没有沈秋水，史量才这辈子可能永无出头之日。沈秋水原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妓女，辛亥革命时期，一名叫陶保骏的军人贪污了十几万军饷，避居在沈秋水的妓院，两人打得火热。不久，这件事被上海都督陈英士得知，将陶保骏拿获枪决，沈秋水从此得了一笔横财。这事被当时还是穷酸文人的史量才得知，马上娶沈秋水为妻，得了这笔巨资，并以此为本，开始办报生涯。”赵理君立即将秘闻转述给戴笠，戴笠听了喜出望外，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即令赵理君去打探陶保骏家中是否还有亲人。赵理君顺藤摸瓜，查得陶保骏有一个哥哥，在津浦路任局长，一个弟弟，在部队任军官，还有一个儿子也长大成人，这三个人都知道史量才谋去陶保骏的巨款，曾扬言讨债。史量才为此格外小心，雇了保镖，准备了防弹汽车，并练习拳术、射击。戴笠立即指示赵理君等人利用各种关系，在申、新两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氏族人已经潜入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并以陶保骏之子的口气写信给史量才，扬言陶保骏之死是史量才串通陈英士谋杀的，意在吞没其父巨资云云。一时间，史量才周围的形势十分紧张，不少人劝他离开上海，到外地暂避风头。史量才无奈，不得不带着沈秋水等人坐自备汽车，前往杭州秋水山庄度假，对亲朋好友则说是到杭州调养胃病。戴笠得知史量才已中计，窃喜，立即带领赵理君等人赶赴杭州布置。到了杭州后，戴笠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狙击在杭州市区，事后各方面责难起来，杭州市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就脱不了干系，到时候麻烦还是会找到特务处头上。于是，戴笠三易方案，并派赵理君沿沪杭公路进行勘察，最后选择在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进行。这里不但脱离了杭州市管辖地界，且地广人稀，便于行动。11月10日，赵理君又从黄锦才口中得知史量才将于13日回上海的消息，于是就向戴笠报告，加紧布置。11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史量才与妻子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以及司机黄锦才一行六人，乘自备车从杭州秋水山庄出发，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驶。车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赵理君用一辆别克车横在路中，拦下史量才的汽车。特务们一拥而上，拔枪就射，黄锦才、邓祖询当场殒命，史量才弃车逃命，被赵理君、李阿大各发一枪，射死在公路旁的水塘里。而白世维奉命执行“密裁”吉鸿昌，他把调查吉鸿昌行动的任务交给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令他尽快侦查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址、行动路线、外出居停处所、经常接触的人员等。吕一民奉命调查，无奈吉鸿昌早就提防蒋介石对他下手，利用法租界做掩护，经常变换住址和活动地点、活动方式，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掩护，结果一无所获。当时，戴笠密裁史量才也碰上了麻烦，闻知大怒，把白世维、吕一民臭骂一通。骂了以后，他暗忖：这帮人大概天分只有这么高，关键时候恐怕还是要自己出马。于是，他又把白世维叫去，教导道：“你们这群没有用的蠢东西，吉鸿昌是从冯玉祥部出来的，他的活动范围也肯定离不开西北军，你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啊！”白世维搔搔后脑勺，茅塞顿开，连连称是。戴笠说：“我这样手把手教，如果还是完不成任务，说明你也太没用了，干脆自行了结算了！”白世维领命回到天津，采用戴笠传授的办法，调整侦查方向，从亲朋故旧中寻找与西北军有关的人员，果然找到两名曾在西北军服役的军人，一个叫郑恩普，另一个叫傅丹墀。白世维很高兴，马上电报戴笠。戴笠指示道：“不惜一切手段，促使郑恩普、傅丹墀加入特务组织！”白世维得令，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将两人发展为特务处特务，并在天津设立军事组，由郑、傅两人共同负责，专门盯梢、注意吉鸿昌的行踪，一有情况，及时汇报。郑恩普加入特务处后，通过各种方式与吉鸿昌接触，终于约定于11月9日下午3时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5楼437房间见面。白世维当即召集平津两站的特务吕一民、王文、吴萍、杨玉珊、陈国瑞、郑恩普等人进行布置，分头行动，提前到交通旅馆守候狙击。没想到，吉鸿昌临时改变计划，将会面地点改在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一行人在交通旅馆扑了个空。估计吉鸿昌等人还没有离开国民饭店，特务们当即掉头向国民饭店扑去。先由情报特务杨玉珊和陈国瑞带着杨的外甥，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里探路，侦获吉鸿昌等人在145房间借打麻将掩护开会，然后指挥行动特务王文随陈国瑞冲进145房间下手枪杀吉鸿昌。结果吉鸿昌因临时换座，只受轻伤，被随后赶来的法国工部局逮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北平军委会”。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史量才、吉鸿昌被杀，使戴笠的暗杀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巩固了他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自此，蒋介石几天不见戴笠，心里仿佛缺了点什么，总要找出各种借口召见他。这一天，戴笠又被蒋介石召见，来到中央军校官邸又与毛庆祥相遇，两个人搭讪了一会儿，毛庆祥道：“委员长这段时间老是找你，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戴笠说：“没有。无非是问我有没有什么重要情报。史量才、吉鸿昌才死去不久，全国上下风声很紧，有重要情报也没有这么急的。”毛庆祥道：“依我看，委员长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这是好事呀，以前就是我、胡靖安、王世和都没有过这样的厚待。”戴笠心头一喜，道：“可以去你房间里一叙吗？”毛庆祥道：“我唯恐请不到，只要不耽搁你，随时恭候驾临。”又说，“我估计委员长也不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交代，咱兄弟俩很久没有在一起叙旧了。走，到我房里去谈。”戴笠见状，笑道：“毛先生搞得这么神秘干吗？是不是也准备搞特务活动？”毛庆祥道：“这种环境不由你不小心，有时一不小心被人偷听到一句不该说的话，一旦传到委员长那里，说不定会招来杀头之祸。”戴笠想想觉得在理，点头道：“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凡事都得有个限度。物极必反，不管什么，加上一个‘太’字就有点麻烦。比如以前我刚从骑兵营出来时，委员长从来就不曾想到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太不起眼了。又比如现在，委员长三天两头召见我，我总觉得主仆之间还是保持距离好，太亲密了总会有事发生的，到时吃亏的还是我。”毛庆祥点点头，道：“这话很有道理，如果你愿意听，我有保持距离的绝招。”戴笠疑道：“世上会有这种招数吗？”毛庆祥道：“当然，而且还是一门专门学问，其历史也有几千年了。”戴笠说：“毛先生是不是有意说笑话开心？”毛庆祥表情严肃道：“我可没心思和你开心，我说的是正经事。自古以为，君王太恩宠的人，到头来还是死在君王手里，细究其原委，就是因为太亲近君王的宠臣知道的隐私太多，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名誉，不管怎样仁慈的君王都会想到杀人灭口这一招。”戴笠听罢，大吃一惊，道：“不好了，委员长这些天老是和我谈私事，让我替他出主意，怎样才能不使隐私败露。”毛庆祥道：“我的绝招正是要你少管，最好是不管委员长的私事。他到底和你谈些什么隐私呢？”戴笠说：“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孔二小姐老是派人盯梢委员长，然后密报夫人，弄得委员长夫妻经常闹不愉快。”毛庆祥道：“原来是这样！内幕我清楚，这位孔二小姐太不像话了，为了控制中央银行，居然经常去外面拉拢年轻漂亮的女人，带回来供她父亲淫乐，以此讨好孔祥熙。委员长看不惯，以姨父的身份批评了她，她心里不服气，总是要找机会报复，所以四处造谣。”戴笠仿佛大悟，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不过孔二小姐说的陈小姐是怎么回事？”毛庆祥一愣，问道：“这件事，她是从哪里听得的？”戴笠说：“这孔二小姐如果让她当特务，恐怕比我不会差，她经常用钱收买委员长身边的下人。”毛庆祥点头道：“哦，是这样的。”说到此处把声音放低，嘴凑到戴笠耳朵边，“这事你千万别说出去，孔二小姐说的‘陈小姐’其实就是委员长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当年委员长为了迎娶宋美龄不得不和她分手，后被委员长送到美国读书。她苦读五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并于去年回国，改名陈璐，与她的养女陈瑶光住在上海法租界巴黎新村。”戴笠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毛庆祥摇头叹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有些事真是不想知道也由不得我。陈洁如回来后，有次偶尔听到消息说委员长在上海，身边没有带夫人，于是七转八转，就找到了我。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戴笠说：“当然得告诉委员长。”毛庆祥道：“就是嘛，我知道委员长虽是一国之主，但还是凡胎俗人，一听说陈洁如找他，肯定会旧情难忘。”戴笠说：“后来怎么样了，你告诉委员长没有？”毛庆祥道：“我才不那么蠢呢。为了少惹麻烦，我马上打电话去南京，要夫人催他回去。”戴笠这才松了口气，又道：“还有，委员长还在我面前说他不能做太监，他说此话的意思我也不大明白。”毛庆祥道：“这事还没有陈洁如事件重大。委员长年轻时养成了逛窑子的习惯，一下子也改不了，经常想念那些地方，夫人醋意又大，这事正好被孔二小姐钻了空子。”戴笠连连道：“这事我也清楚。”正说着，外面有人敲门，叫道：“毛秘书，你见过戴笠吗？委员长在外面找他。”戴笠忙道：“我在这里，马上就到。”说着，开了门出去，见是蒋介石的勤务兵，两个人一路向蒋介石家里走。正如毛庆祥所言，宋美龄的醋劲很大，光看总统府的工作人员就知道了，里面从卫兵、勤务兵到办公室服务员，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伙房里虽有几个女的，也都是人老珠黄的老妈子，这样一来，反而把宋美龄衬托得更加美丽迷人。这也正是宋美龄做女人的高明之处。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纵然如此，蒋介石只要一有机会，背了宋美龄，少不了干些偷鸡摸狗之事。自戴笠得到恩宠以来，蒋介石有心让他保驾护航，回想起他乔装打扮由戴笠护着去烟花巷里玩耍的情景，真有点《水浒传》里宋徽宗在太监陪伴下从地道里去和李师师幽会的味道。上一次戴笠陪他去烟花巷玩耍，这事又被这位孔二小姐收买的下人得知并报告。孔二小姐马上雇了记者拍照，当记者举起照相机时，戴笠的打手一拥而上，把照相机摔得粉碎，回过头来又把那个告密的下人威胁一通。从此以后，再无人来干涉蒋介石的私事了。看样子，蒋介石在书房里已等得极不耐烦，见戴笠来了，劈头问道：“戴处长，你去了哪里？怎么到现在才来？”戴笠说：“毛先生找我有事，一坐下屁股就生根了。”蒋介石说：“每次我找你来，不到一会儿就急着要走，我难道是老虎会吃你不成？”戴笠说：“我以为校长找我不会有急事，所以……”蒋介石说：“谁说我没急事？没急事我找你干吗！我问你，杀了杨杏佛、张敬尧、史量才、吉鸿昌，是不是就已经万事大吉了？革命就彻底成功了？”戴笠低下头，任由蒋介石骂他。蒋介石骂够了，口气也缓和了，道：“你坐下，我要和你好好谈谈。”戴笠按过去的习惯在蒋介石对面坐下。蒋介石说：“目前日本方面还没有大的行动，你要密切注意每个党派、每支军队的行动，千万别让他们触怒了日本人，免得这场战争在我们消灭红军之前发生，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句话戴笠听过不下一百次，但他还是点点头。蒋介石说：“现在，我们的头号敌人是共产党。这方面的工作由CC系徐恩曾负责，你只管盯着国内各民主人士和那些宣扬抗战的激进分子。对了，还有王亚樵，他是不会那么容易认输的。一有机会，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一回来，他第一个暗杀的目标就是你。”戴笠说：“只要能替校长挡凶，雨农也死得其所。”蒋介石说：“你死了，杀我岂不容易？我不要你死，你要想办法把王亚樵找出来，把他碎尸万段！”戴笠心里一热，感动得眼睛潮了，曾几何时，蒋介石竟把他当成保护神……正说着话，蒋介石突然眉头一皱，伸手挠起痒来，然后眼睛四处张望……戴笠立即知道蒋介石有什么秘密话要说，忙把耳朵贴过去，静心地听。蒋介石说：“我有一事，你必须替我秘密办理，千万千万不要走漏风声！”戴笠把头点得如鸡啄米似的。第二十七章　得陇望蜀　小处长斗陈果夫戴笠是明白人，蒋介石不吐明，便知道他患的是啥病，回道：“学生也患过那种病，被一位老中医治好了。这位老中医叫张简斋，是南京人，医术了得，被学生吸收为特务成员，专为内部有关人士治病，当然绝对保密。我放心不下的是夫人……”蒋介石说：“休要啰唆，快去把他叫来，夫人这些天正和我闹气，我不去寻她，她自然不会来理我。”戴笠出门来，看见毛庆祥没事般在屋里走来走去，猛然记起一桩大事来，暗道：当初陈洁如在上海托他寻找蒋介石，他能做到充耳不闻，才有今天的自在。我这是怎么啦，居然昏头昏脑管起了蒋介石的私事！后悔已来不及，戴笠只有硬着头皮去叫张简斋。这时，他想起胡宗南对他的评价：“雨农，一个孙悟空式的人物，天底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最大的优点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保守秘密。”看来胡宗南对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在蒋介石面前，他几乎无秘密可守。刚才那号事，若换了别人，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完全可以故意装糊涂。如果是这样，等于自己抓住了主动权，不致使自己陷入领袖人物的隐私中。戴笠一路摇着头自语道：“雨农呀雨农，说不定你的性命就要断送在不能保守秘密上！”话说戴笠带上张简斋给蒋介石治好病，以后很久没有被召见。一日，偶然听毛庆祥说，近段时间陈果夫、徐恩曾时常被蒋介石召见。戴笠这才猛然想起蒋介石冷落他，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无非是干一些监视各级将领、策反杂牌军队、排除异己，搞搞绑票、暗杀一类的勾当，而陈果夫、徐恩曾却占足了分工的便宜。蒋介石把反共当成自己第一重要的任务，即使面临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常常在戴笠等人面前说，日本人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之患。多年来，陈果夫、徐恩曾正是专门做中共的情报工作，这也难怪CC系受到器重。戴笠天生不服输，喜欢争强好胜。于是疯狂调整工作目标，一心一意搞共产党的情报，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上海是中共机关所在地，自翁光辉被撤职之后，戴笠任命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为第二任上海区区长，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打入上海的中共组织。戴笠反共心情过于迫切，急于求成。一方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严刑逼供，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军校的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团体”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好作罢。但是，由于CC系特务在这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这更增加了戴笠对CC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先后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可谓成绩显赫，这使CC系头子陈果夫也感到十分不安。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针对CC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商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果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作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塌台负责，并警告他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陈果夫经过一番努力，在反共方面作出了成绩。首先，在部门建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小组学习。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报刊，讲解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其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促使其叛变。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最后，对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CC系大头目陈果夫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果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果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陈果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之作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的关系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蒋介石察觉到戴笠与CC系钩心斗角的内讧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果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军统局成立以后，原特务处的文强、赵文龙等人非常担忧，纷纷对戴笠说：“处长，现在我们归陈果夫管了，他历来就和你有过节，今后肯定会处处和我们过不去的。”戴笠说：“不怕，一般问题我可以自己做主，遇有重大问题，我再直接找校长。完全可以绕过痨病鬼。”戴笠说到做到，在以后的工作中，除了去局本部领取经费，几乎从来没有找过陈果夫。陈果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绑架暗杀的勾当，现在把特务处基层给他指挥，可戴笠从来没有把他当过上级，陈果夫因此心里不愉快。一次，戴笠去局本部领取经费时，陈果夫拦住他道：“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不见你汇报工作上的事？”戴笠心下冷笑道：这痨病鬼，拿着鸡毛当令箭，还真想管我呢！嘴上却说：“我这不是来了吗？”陈果夫道：“光领钱不谈工作，这样的下级用来干什么？特务工作是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的，有些人专用粗鲁的办法有何用？”戴笠听出陈果夫把矛头指向他了，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以前我们没给军委会管，是因为特务费支出感到费力，才给你一个发款的权利。我们干的虽是打打杀杀的工作，可王亚樵、吉鸿昌并不是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的。”陈果夫气得呼吸急促，他知道戴笠脾气凶暴，不得不把气咽下去，扭头走了。戴笠冲着他的背影，从鼻孔里哼出轻蔑声。这时，徐恩曾也来到了局本部，见了戴笠，便过来招呼道：“戴处长，附近邮检所里有位同志一个人私藏很多信件拆开，被我抓住，他公开说是按你的旨意这么干的，请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原来，自成立军统局以来，一处和二处斗争十分激烈，陈果夫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为徐恩曾撑腰打气，一处的政治地位显得高于二处。目下，两处斗争得最激烈的是邮检处，双方投入很大的人力、精力进行抢夺，戴笠甚至公开要他的手下争抢信件。徐恩曾涨红着脸诘问道：“这明显是不合理的，你身为处长，怎么可以这样呢！”戴笠说：“邮检处处长是你表哥保荐的，里面很多重要位子都是你们CC的人，邮检处几乎被你们控制了，我为什么不能抢！”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时，陈果夫过来了，向徐恩曾问清原因，转过身对戴笠说：“戴处长，这就是你的错了。按分工，你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策反、绑架暗杀一类的事。成立邮检处，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地下活动方面的，你在这方面插上一脚，岂不让人说成‘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戴笠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就像耗子是人类的敌人一样，谁都可以拿，管它是猫还是狗。陈局长，一碗水要端平，你这样公开站在一处的立场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说我不把你当上级，你这种领导方法叫我怎样把你当上级？”陈果夫气得青筋暴起，指着戴笠说：“你……”戴笠说：“我怎么啦？我不就是一个小瘪三吗？我当初在胡靖安手下跑单，面对王世和那么强大的欺压都挨过来了，现在还怕谁不成？只要我戴笠替校长卖命，谁整我都不怕！”陈果夫拉着徐恩曾的手，道：“走，我们不与他一般见识。”说着，两人转身就走。徐恩曾道：“表哥，他这样目无上级，你怎么不向委员长参一本？”陈果夫道：“我也不知道委员长看中他哪一点，把他当宝贝似的，我也奈何不得。”与戴笠争吵以后，陈果夫由恼怒变成仇恨，为了彻底控制邮电检查，向蒋介石建议把原先秘密的邮电检查变为公开检查，并一手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心腹金立武任三处处长。从此，各个城市从邮电检查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也只是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陈果夫的心腹，往往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透露给一处，所以材料到戴笠手上时，已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戴笠手下的人纷纷向他诉苦道：“处长，CC系如此欺侮我们，我们总得想想办法。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长此下去，气向哪里出？”戴笠听到各方汇报，心里乱糟糟的，恨不得立即把陈果夫碎尸万段。戴笠回过神来，想起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对手下道：“你们先不要急，静下心来，陈果夫肯定会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票……”说到这里，他招手让手下附过耳朵去，如此这般叮嘱一番。众手下听了，连称妙计，下去依计布置。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选举代表，按得票数字在会堂的大黑板上写“正”字。一开始，陈果夫和蒋介石的得票交替上升，陈果夫好不得意。到结束时，突然见自己竟比蒋介石多出四票，在众目睽睽之下，登时惊得脸上流出大颗的汗来……在这紧要关头，陈果夫急忙跑上去，对计数的道：“有人多计了票！”说罢，在黑板上擦去了一个“正”字。陈果夫忧心忡忡地回去后，戴笠偷偷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老远就对还在书案旁发愣的蒋介石说：“校长，大事不好了，陈果夫想篡权了！”蒋介石一惊，道：“别急，慢慢说。”戴笠道：“我原来还不知道，通过这次选举，才知道陈果夫的势力如此之大，他的选票竟比校长多四票！”蒋介石说：“他不是比我还少一票吗？正在想这小子怎么只比我少一票，难道我和他是一个档次？”戴笠说：“校长，不是的，千真万确是陈果夫比您多四票，后来他见会场开始骚乱，才跑上去自己擦去一个‘正’字，不信可以问大家！”蒋介石听了，脸上的肌肉立即搐动起来，手紧握拳头，用力打在书桌上道：“这小子心术不正，竟敢爬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倒要看他有多大能耐！”戴笠见自己的预期目的已达到，窃喜不已，又道：“我就知道陈果夫很有能耐，网罗了一大批人，在邮检处里，CC系的人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当笑料到处传诵，我说他们，他们还威胁道：‘你小子当心点，我告诉陈局长整死你！’当时我以为他们是随便说说而已，可谁知道陈果夫真有这么厉害！”蒋介石怒道：“我都知道了，给我滚！”戴笠唯唯而退，退到门边，蒋介石又叫住他道：“回来，给我把陈果夫抓起来！”戴笠回到处本部，立即召集精兵强将，去军统局局本部逮捕陈果夫，没有想到陈果夫在中统多年，耳目心腹很多，消息十分灵通，一听说蒋介石要扣留他，马上“养病”外出躲了起来。戴笠扑了个空，内心不快，暗忖：这事最宜速战速决，必须在蒋介石的气还没消之前把陈果夫解决了，如果时间一长，陈果夫会托许多蒋介石亲近的重臣说情，就不好办了。戴笠马不停蹄地回到蒋介石的官邸，欲向他报说陈果夫畏罪潜逃，请求追捕。人未进书房，早见里头有何应钦、卫立煌、陈布雷、于右任等重臣纷纷向蒋介石说情。听了几句，都是“陈果夫年轻不懂事，玩小聪明是实，并无夺权之意”等，气得戴笠在旁牙齿咬得咯咯响。好不容易等到这些人离去，戴笠赶忙进去，才说了几句，就听得外面有人哭泣着进来。蒋介石一抬手，戴笠不得不退入内室。外面是一个老女人在哭诉：“中正，听说你要处死果夫是不是？呜……我们陈家好苦啊，我和其美的独子刚刚驾飞机摔死，现在果夫又出事了，呜……”戴笠听出这女人是陈其美的遗孀，心里登时明白杀陈果夫无望了。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可以说没有陈其美，就没有今天的蒋介石。现在师母亲自登门求情，蒋介石再怎样心狠手毒都要手下留情。陈夫人道：“我的儿子死了，果夫就是我的亲儿，他有多大的胆子，敢与委员长作对？年轻人不懂事，还望您大人有大量，看在其美和我的面上饶他一死……呜……”接着，蒋介石软了下来，把陈夫人哄了出去。回过头来，戴笠已知无话可说，也要告退。蒋介石也不挽留，手一挥，算同意了，然后把自己埋在沙发里。这次戴笠虽没有大获全胜，但也给陈果夫当头棒喝，让他尝到了戴笠的厉害。接下来，戴笠要争的还是邮检处。这时，唐纵已从德国回来，向戴笠介绍了德国的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破译密码四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系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到一般干部，全换上自己的人。徐恩曾在陈果夫面前怂恿道：“戴笠那小瘪三也太放肆了，表哥怎么就这样容他呢？恐怕天下人都在嘲笑我们了。”陈果夫清楚，蒋介石不会同意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自然会相安无事。只好自我安慰道：“人办事，要用脑筋。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兼听则明嘛！”话虽如此说，陈果夫对戴笠的仇恨一刻也不曾忘记，时刻都在伺机报复。陈果夫终于抓住一次机会。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历时四载才将大厦建成，他很想把全国的警察教育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于是起草了一份建警校的计划，《计划》称，要把中央警校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陈果夫得知这消息，灵机一动，马上向李士珍建议：“你既要这么规模庞大的警校，何不把已有的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校合并到中央警校下面？”李士珍大悟，马上在《计划》里加了这一条。李士珍的计划书呈上去后，蒋介石觉得在理，很快批示同意。戴笠也知道李士珍在筹建中央警校，并想将这所警校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得知自己不仅抓不到这所警校的大权，反而还将他好容易才夺取的浙江警校交给他人，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戴笠是无论如何也不吃的。这时候，他唯一的出路是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把中央警校的权力一并抓到手。陈果夫早预料到戴笠会这么做，一面建议李士珍请内政部长蒋作宾出面向蒋介石推荐；一面和弟弟陈果夫一起，不时在蒋介石面前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还吹捧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目前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警察教育人才。陈果夫为了不使蒋介石对他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怀疑，同时不致让戴笠抓到攻击的把柄，他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让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目，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合对CC系进行批评。经过陈果夫如此一番动作，蒋介石终于在正式成立中央警校时，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把中央警校及浙江警校交给李士珍负责。戴笠在警察教育机构惨淡经营，好容易才有了浙江警校，如今竟被如此无情地赶了出来，心中的气愤到了几乎要爆炸的程度，气得在处本部办公室里遇手下就打，唐纵闻讯赶来，才将其劝住。唐纵道：“雨农兄是位孙悟空式的人物，天上的月亮都能摘下来，向来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怎么这一点点小事反而沉不住气了？”戴笠的鼻子像马一样哼哼了一阵子，在唐纵的劝导下，也觉得光靠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道：“我万没料到一个李士珍有这种能耐，我估计幕后一定有人在捣鬼！”唐纵道：“这就给你猜中了，我刚刚听到总统府有人说，李士珍之所以获胜，全是陈果夫在暗中促成，目的正是想报复我们！”戴笠咬牙切齿道：“果然是这个痨病鬼！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我们合计合计，想个办法出来整一整他！”唐纵道：“这个时候整陈果夫没用，关键是警校丢了，这损失太惨重了，唯一的办法是争取把警校的权力夺回来，这样才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戴笠听取了唐纵的建议，马上想出一条妙计来。第二十八章　相煎何急　王亚樵魂断梧州戴笠最会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懂得他不会将中央警校放心地让李士珍一个人管理。于是，他立即想出一条重夺警校权力的妙计来，对唐纵说道：“校长用人，历来喜欢采用相互牵制的办法，针对这种情况，何不向他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张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李士珍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唐纵扶着眼镜道：“好计，校长肯定会答应！”正在李士珍趾高气扬、陈果夫得意忘形举杯相庆之时，为了挟制李士珍，蒋介石果然同意了戴笠的建议。得到蒋介石批准后，戴笠立即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式的机构，设立办公室，以特务处惯于打小报告、阳奉阴违的方式，专事控制、监督李士珍的一举一动。这招再一次令陈果夫傻眼了。戴笠并不就此罢休，又建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以此网罗全国警界人才，暗中受他控制运用。为了扩大该学会的影响，戴笠还拨出专款，资助他们活动，派遣专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另外，还发行一个月刊，大造声势，宣传戴笠的“政治警察”论，影射和攻击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察理论。由于戴笠舍得花钱，愿意为之奔走、鼓噪的大有人在，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针对浙警校并入中央警校，戴笠以变应变，让浙警校的教职工全部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除留下少数人之外，全部造成册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内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再通过这批人不断地“滚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层力量，使教育长一职架空，这样一来，李士珍便有名无实了。打击了李士珍，也就等于打击了陈果夫。自此，陈果夫尝到了戴笠的厉害，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小瘪三了。1935年11月1日，经过长期筹备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在京的各大报纸、通讯社都派出强干的记者赴会采访。简短的开幕式后，111名中央委员准备集合到第一会议厅的门前合影。这时，蒋介石见会场乱糟糟的，皱了皱眉头，对身边的何应钦道：“我身子有点不舒服，照相就不要等我了。”说完，由卫兵陪着进了休息室。中央委员们排好队后，因久不见蒋介石出场，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作为会议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也不时抬起手腕看手表。何应钦见状，小声对汪精卫说了几句，汪精卫这才提起嗓门道：“大家排好队，委员长身体欠安，吩咐我们不要等他！”说着，他带头排到中间准备拍照。镁光灯刚刚闪动，记者中猛然冲出一人，拔出手枪对准汪精卫“砰砰砰”连发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