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兵败夷陵刘备刚一下达东征荆州的紧急动员令，即有不少臣僚上言劝阻。其中，以翊军将军赵云所阐述的理由最为正当，他说：“国贼本是曹操，而非孙权。如果我们先灭掉曹魏，孙权自会降服。现今曹操虽死，但是其子曹丕篡汉自立，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的不满情绪，早日出兵进占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讨伐凶逆。当地主张正义之人一定会裹粮策马以迎王师。因此，不应当把曹魏放在一边，先和孙吴交战，战争一旦爆发，短时间内不能解决，这不是上策。”这位“一身都是胆”的忠勇将军，常常要忍不住说几句理端辞切的真话。例如当初刘备刚刚得到益州，准备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城外的土地，分赐给有功诸将。赵子龙立即反对这种掠夺百姓财产以自肥的作法，还以西汉大将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用家为”这句名言告诫刘备。大概因为他爱说真话，所以在刘备称王、称帝这两次大封赏中，赵云竟然既未加官亦未晋爵，依然是攻破成都时就当上的翊军将军。后世人常常说刘备手下有“五虎上将”，其实，就刘备所给的名位而论，赵子龙是其中最逊色者。关羽任前将军兼董督荆州事，张飞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又封西乡侯，此二人的名位赵云自然望尘莫及。就是马超和黄忠这两位后来人，前者任骠骑将军并封乡侯，后者任后将军并封关内侯，也比赵云这个属于杂号将军的翊军将军要威风得多。赵子龙不以名位高下为意，依然直言如故，其品格与其勇敢，都属出类拔萃的第一流，然而后人仅知其武勇一端，实在遗憾之至！不过，赵云等人的直谏，并未起到丝毫作用。须知刘备兴兵东下，除了想夺回荆楚战略要地外，还有一个更为要紧的目的，这就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脸面。董督荆州的关羽，不仅是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而且又是其义弟。关羽死于非命，刘备如果不能有所行动，无异于被人唾面而让其自干，确实丢人之至！要是换在以往东漂西荡的困穷之时，刘备或许还忍得下这口气。如今他已经位登九五之尊，君临天下，脸面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加之蜀汉在三国之中又是最小，小国之君往往更怕他国之人看不起。关于这一点，远在洛阳的魏国谋士刘晔，也大体料到了。魏文帝曹丕曾召集群臣推测刘备是否会东下复仇，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蜀国弱小，不敢出兵与孙吴一决雌雄，唯有刘晔认为不然，他说：“蜀虽弱小，但刘备一心想以威武自强，势必大举用兵以示国力有余。再说关羽与刘备的关系非同寻常，刘备若不能兴兵复仇，将显得不够情分。”刘晔都看得出来的苗头，诸葛亮怎么会看不出来？因此，在刘备下达战斗命令的前后，这位蜀汉丞相并未出面谏阻。与其劝而无益，不如尽量为出征作些有益之事，大概是他的内心想法。赵子龙既然反对东下，刘备也就不要他随军前住，而派他在后方镇守江州。此时的“五虎上将”，关羽和黄忠已经作古，马超则重病缠身，不能驰骋疆场，能够依靠的只有刘备的义弟张飞。此刻张飞正驻守在巴西郡的首府阆中（今四川阆中市），刘备即命令他率精兵万人沿阆水南下，到江州和自己会合。至于成都大本营，仍然交给诸葛亮镇守。炎夏六月，酷热难当。刘备冒着溽暑完成了一切行军准备，正欲率领将士出发就道，不料从阆中传来紧急报告。刘备一看报告的署名者不是张飞而是张飞大营的都督，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情不自禁喃喃而语：“噫！飞死矣，飞死矣。”结果确实如此。原来，车骑将军张飞，作战虽然勇猛异常，万军之中取敌酋首级直如探囊取物，但是其性急如火，对待部属态度粗暴。他与关羽的个性不同。关云长是厚待士兵而傲视士大夫，张飞则是尊敬士大夫而严厉对待士兵。刘备也经常告诫他说：“你刑杀过分，又经常鞭打侍从健儿，过后仍令他们跟随左右，这是取祸之道！”张飞听了依然行事如故。这一次，张飞接到命令前往讨伐孙吴。临出发前，帐下卫队将领张达、范强，因平素受责深怀不满，便伺机刺杀张飞，携其首级顺流而下，前往东吴向孙权邀功去了。这真是：五万精兵犹未动，一员虎将已归西！张飞之死，不仅没有打消刘备东下的计划，反倒使他更加渴望与孙权一决雌雄。关羽的首级，是孙权手下将领割下来送到洛阳去的。张飞的首级，现今又被刺客割送到江东。两位义弟惨遭身首异处的下场，都与碧眼儿孙权直接相关，这双重血债此刻不讨，更待何时？秋七月，暑热稍减。刘备亲提大军五万余众，离开成都，东下荆州。随从的部属，武有黄权、吴班、冯习、张南、傅肜诸将军，文有侍中马良、从事祭酒程畿等人。不难看出：刘备麾下兵马虽多，却缺乏谋臣和良将。他的智囊人物，出色者只有三位，即一龙一凤再加法正。凤雏先生庞统和法正，已经长逝不存，而健在之诸葛亮又必须承担留守重任，所以刘备此行，只好自兼参谋长了。至于从行的武将，同样也缺乏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之类的“绝伦逸群”人物。所以一看这个文武班子，就给人以“软”的印象。这样一出重头戏，全靠主角刘备一人支撑台面，其结果可想而知。七月下旬，大军进入三峡。入峡不远，就是孙吴荆州宜都郡的属城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刘备的前锋吴班、冯习二将，乘新出之锐势，一举击溃吴将李异、刘阿守军，攻占了巫县县城。接着，吴、冯二将乘胜进击巫县以东的江防重镇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在此巡察的孙吴军队主将陆逊，见蜀军来势凶猛，随即命令吴军主动撤退以避其锋。刘备进驻秭归后，突然命令全军暂停前进，原地休整待命。这秭归虽然位于高峡之下大江之滨，却是一处钟灵毓秀之地。其城东郊有著名的香溪，乃是长江北岸一条小支流。香溪入江口附近，有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乡乐平里。沿着明丽的溪水上溯不到一百里，又到了西汉王昭君的故乡明妃村。刘备驻军于此，未必然是要凭吊一番古人么？非也。此时此刻，他还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他之所以暂停不前，是因为有别的打算。首先，他要在此等候谍报人员把敌方的军事部署打探清楚。刘备在荆州多年，对长江沿线的地形地理相当熟悉，但是，敌军布防状况如何，他心里无数，须得派人打探。长江流入夔门之后，依次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而泻入江汉平原。秭归，正在西陵峡的西口上。也就是说，只要由此放舟东下，就只有出峡之后才能收棹止舟了。此刻不把敌情弄清楚，更待何时呢？其次，他还需要时间争取外部援助。刘备攻占了孙吴的巫县、秭归一线后，则可通过江南岸的高山地带进入荆州的武陵郡。刘备统治荆州时，曾与武陵郡沅水流域的“五溪蛮”建立起良好关系。所谓“五溪”，即雄、、无、酉、辰五条支流。居住在这片地域的少数族，人数不少，而且骁勇善战。刘备派侍中马良为特使，到武陵郡向少数族首领沙摩柯求援。如果成功，则长江南岸一线的防备就更放心了。转眼之间，半年时光已经消逝。章武二年（222）新春，寒气渐消，江风日暖。在秭归按兵待时的刘备，心情也如天气一般开朗。出使五溪的马良，新近回转秭归，随来者尚有少数族土王沙摩柯及其部众数千人，算是此行不虚。至于孙吴军队的情况，刘备亦弄得一清二楚。孙吴的抵抗部队，号称五万，由主将陆逊率领，部署在秭归以东的宜都郡（治所在今湖北宜都市）内沿江一线。宜都乃是孙吴新设之郡，它位于南郡以西，是江陵西部屏障。长江在秭归以下宜都境内的流程约三百里，其中西陵峡即占流程的二分之一左右。江水出峡口后在平原缓流一百五十里，即入南郡境。在这三百里的江防线上，吴军的防御重点主要有两处。首先是位于峡口北岸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夷陵县城池坚固，形势险要，正当要津，被吴人视为“国之关限”，“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因此，陆逊把吴军主力的大部摆在夷陵这里。其次则是夷陵下游一百里处的夷道（今湖北宜都市）。夷道县位于大江南岸，乃宜都郡之郡治所在。一过夷道，到江陵就畅通无阻，所以陆逊在此亦设有重兵。敌军布防情况明确之后，刘备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最后终于把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定了下来。这年二月，桃花水汛将临之际，刘备在秭归犒赏三军，并且下达了大举进攻孙吴的命令。他此时的部署，是水路三军齐头并进，向敌境纵深地带发起强攻的阵势：居中为水军战船，同时载运军事辎重，由主将吴班、陈式统领；北岸的各路步军，由将军黄权统领，任务一是防备北方曹军的南下偷袭，二是扫荡长江北岸，保护主力的侧翼。至于刘备自己，则和南岸的步兵战略机动部队一起进发。对于刘备这种两岸步兵深入敌境沿岸推进的行动，后世论者大多加以批评，认为完全是轻敌冒进的战略。但是，只要对秭归至夷道这三百里左右的沿江地理状况加以实地考察，就会觉得上述说法属于纸上谈兵，站不住脚。按照这些论者的说法，刘备应当全军上船扬帆东下，乘舟径前，才算不轻敌冒进。他们哪里知道，西陵峡中江水湍急，猛浪若奔，一旦解缆放舟，不出峡口是难以止息的。五万人马，数千艘战船，一齐出发则难以保持完整的队形，分批出发又削弱了攻击力量，你说如何是好？就算数千艘战船在惊涛骇浪之中还能保持完整队形并统一指挥，须知船队一离开秭归，不出西陵峡是无法停靠的，而西陵峡口的夷陵要塞，数万吴军主力正在那里严阵以待。如果你在夷陵城下停泊，对方以逸待劳，居高临下，正是求之不得。如果你舍夷陵而停靠其下游，立刻又处于夷陵、夷道两处重镇的前后夹击之中。显而易见，这才确确实实是轻敌冒进孤注一掷之举。反观刘备的行动方案，却是一种谨慎持重的战法，甚至谨慎持重得有些过分。他让步兵部队沿着长江两岸的山地进军，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可以避开敌军主力的锋芒，因为敌军主力精心营建的要塞夷陵，是在峡口的北岸，刘备所在的步兵战略机动力量，从南岸绕过夷陵，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一样，你的要塞防守再坚固，也是鞭长莫及。其次，陆地行军，可进则进，可止则止，完全能够作到随机而定。由于武陵一带的少数族在南侧掩护，北侧又是大江，所以担任主帅的刘备随同南岸步兵行动，可以保障绝对安全无虞。第三，由于大批步兵的离船上岸，船只载重大为减轻，较易停泊，所以水陆之间配合更为理想。第四，水战是敌方所长，在双方主力接触之前舍舟就陆，水陆并进，正是避长就短。第五，敌方的注意力集中在江面上，而今从江岸上和水面上一齐深入敌境，将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第六，沿岸行军，万一失利易于撤退，如果放舟江峡，前进时倒痛快无比，要想后退就困难了。当然，沿岸进军也有一大缺点，即是行进艰难费力。但是，秭归以下的长江南岸山地，其陡峻程度比北岸山地要小得多，而且山间常有小片谷地，可供休整安营。总而言之，刘备从秭归发起总攻时采用的水陆呼应三路前进的部署，自有深远之考虑，决非所谓的“轻敌冒进”。如果因其后来受到火攻，而否定其战斗方案，难道乘舟径前就绝对不会挨火烧了么？须知火烧曹操战船于赤壁，这一“杰作”的创造者正是孙吴的将士而非他人！二月底，刘备大军突出峡口，居中的水军，充当进攻敌方夷陵要塞的主力，相当顺利地攻占了在峡口的夷陵城池。但是，当蜀军继续沿长江向前推进时，却遭到吴军接连不断的猛烈抗击。为了保护后方的峡口通道，蜀军被迫在沿江一线，修建了连片的军事营寨，并留下相当的兵力进行守卫，形成所谓“连营七百里”的不利形势。进入夏季，蜀军终于推进到峡口以东的猇亭（今湖北宜昌市猇亭区）。这猇亭位于长江北岸，夷陵和夷道之间，上距夷陵七十里左右，下距夷道约三十里。此时，刘备本应集中全力，尽快攻克长江南岸防守敌军不足万人的夷道城，然后以此为凭借，相机渡江进攻北岸的吴军主力。可惜他只派了一支偏师去围攻夷道，却将亲自率领步兵主力过早渡过大江，去和北岸的敌军主力对战。这样一来，南岸既未得到可靠的根据地，又使兵力分散两处，实在是一步败着。刘备驰骋疆场数十年，何以会走出这一步臭棋呢？究其原因，乃是对夷道城的吴军守将孙桓过于轻视。这孙桓字叔武，乃吴主孙权的侄儿，年方二十五岁。当初刘备娶了孙夫人后伉俪同回江东，曾经见过孙桓。那时，刘备早已经闻名天下，而孙桓不过是十三岁的顽皮少年。所以刘备一听夷道守将是孙桓，就觉得派偏师取之也指日可下。不料孙桓并非不经事的纨绔子弟，而是一员得军心、尽职守的骁将，蜀军偏师根本把他降伏不住。如果说刘备有轻敌之心，其初始表露即在此时。吴军主将陆逊，字伯言，乃扬州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氏。其人外表看来如一介文雅书生，其实胸中富于韬略，智计无穷，是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孙吴最杰出的将领。吕蒙偷袭荆州，陆逊是吕蒙的副手，多有建树。孙吴得荆州后，陆逊以镇西将军兼任宜都郡太守，一直扼守孙吴的西大门。蜀军大举来攻，孙权慧眼识珠，不用那些沙场老将，偏偏选中陆逊委以重任。就任大都督的陆逊，时年不多不少正四十岁。陆逊受任之后，最初确定了以夷陵为防御中心，紧紧扼住三峡东端的峡口，令对方难以施展力量的战略方针，并且作了相应的部署。但是，刘备率领步兵战略机动力量沿长江南岸山地推进的行动，却使陆逊那“堵塞瓶颈”式的战略部署落了空。我们从他给吴主孙权军情报告中所说的“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句中，可以看出陆逊的意外之感。不过，陆逊的应变能力极强，他一看对岸的主力敌军已经绕过了他的“马其诺防线”并大步向东深入，立即果断放弃夷陵要塞，一面阻截敌军，一面率主力直奔下游，防止敌军进袭自己的腹心江陵。所以刘备大军刚一渡过北岸，陆逊已经在猇亭恭候他了。陆逊堵住了刘备的进路，便放下心来与刘备打一场比赛耐心和耐力的持久战。任你刘备的将士在营前千般怒吼万般辱骂，陆逊就是不和你交手。就这样，双方各四五万众，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一僵持就僵持到了夏天！炎夏六月，骄阳似火，暑热熏人。曝露在疆场之上的将士，赤着上身亦大汗淋漓，哪里还穿得住甲胄？尤其是蜀军将士，在外风餐露宿已经整整一年，早都是疲惫不堪，更经受不住江汉水乡的湿热熏蒸。加之又处于欲战不得、欲退不能这种令人烦躁的状态，所以全军上下斗志逐渐涣散，士气日益低落。长江南岸，围攻夷道城的战事持续了半年，蜀军仍未得手。在大帐之中苦苦思索良策的刘备，彻夜不眠，辗转反侧，仍然想不出什么回春妙手来打破僵局。在无可奈何之中，刘备开始对表现不佳的指挥系统，加以改组和整顿，重新进行部署，希望提振全军的士气和信心。前线总指挥由冯习担任，称为“大督”。当初冯习与吴班充当全军的先锋官时，他的列名地位还在吴班之后，可见他是受到刘备的破格提拔。先头部队两支，一支由张南统领，另一支由吴班统领。大督下属的多支部队，由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担任指挥官，称为“别督”。原水军主将吴班降格为先锋，原水军副主将陈式，以及原督领江北各路步军的黄权，都未能在新的指挥体系中列名。调整完毕之后，刘备便下令全军暂时转移到就近的山林中安营扎寨，借浓密的树荫遮蔽烈日，待高温季节过去后再说。平心而论，刘备此举并无大错。关键在于：转移到山林立营后应当特别警惕一个“火”字，必须辅以切实的防备火攻的措施。纵观汉末三国间的战争史，可以得到一个突出印象，即这是火攻盛行的时期。在广袤的平原上作战就烧粮草，在浩渺的长江上作战就烧舟船，在狭窄的山谷中作战就烧营寨，真是火字当头，所向披靡！刘备本人于此道亦是老手了，他取汉中杀夏侯渊不就是得力于一把火么？可惜，已经是老江湖的他，恰恰把这一条疏忽了，结果让比自己年轻二十二岁的陆逊演出一出班门弄斧来。这年闰六月，陆逊指挥吴军，人人一手持武器，一手提干茅草一束，蜂拥冲进蜀军大营。他们先放火，后杀人，势如破竹，接连击溃蜀军四十余营。蜀军大将冯习、张南，还有少数族土王沙摩柯，都当场阵亡。蜀将杜路、刘宁，则率部投降。在江北大营土崩瓦解之后，江南岸围攻夷道的蜀军亦登时溃散。蜀汉皇帝刘备，在将士的保护下，纵马向西逃奔。陆逊岂肯让这条大鱼从网中溜走，马上派遣得力将领紧紧追赶。当天傍晚，刘备一行越过夷陵，到达峡口北岸的马鞍山下。这时，孙吴追兵已经咬住了蜀军的尾巴，刘备见情况危急，赶忙登上山顶，以蜀军环绕数重以自保。吴军不给刘备喘息的机会，在暮色苍茫之中不断向蜀军发起冲锋，史称蜀军是“土崩瓦解，死者万数”。混乱之中，刘备在少数御林军士的掩护下，突破重围，沿着北岸的江边小径继续向西逃命。吴军发觉之后，仍然穷追不舍，那领头的青年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夷道城的守将孙桓。他麾下的一千铁骑健儿，人人高举火把，催马疾驰，火光在江面上映成一条赤练，煞是好看。刘备见后面的火光越来越近，情急智生，连忙命令部下将藤甲之类的易燃军用器具，堆积在山道最为狭窄险隘之处，然后纵火焚烧。靠着这个在没有办法之时想出来的办法，刘备才算摆脱追兵，捡回自己的老命。这一战，蜀军大败亏输，陈寿在《三国志》中的描绘说是“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六十二岁的刘备，忍不住老泪纵横，望着滔滔长江长叹道：“我竟然被陆逊摧折侮辱，这岂非天意么！”到了这步田地，他大概也只有用“天意”来自解和解人了。这正是：兴兵雪恨成虚话，老泪纵横挽不回。要知道刘备经受此番沉重打击之后，还能不能恢复元气，请看下文分解。二五 白帝长恨这年闰六月下旬，蜀汉皇帝刘备，率领少数残兵败将，狼狈逃回鱼复县的县治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年过花甲的刘备，身体是极度疲劳，精神上又遭受巨大打击，再加上因饮水不洁而引起的痢疾日趋严重，所以他一到白帝城就病倒了。这鱼复县是由三峡西进益州后的第一站。鱼复的得名颇有其地方特色。发源于巍巍昆仑的万里长江，汇聚万千支脉成一江春水，直奔三峡。在三峡的最西端，有两山壁立如削，江水从中倾泻直下，这就是著名的天险夔门。夔门北岸那座高山，名叫白帝山。山下的碧波汹涌回环，常有大鱼出没其间，而山顶的白帝城即是当时的县治所在，故而县名取为鱼复。刘备到达白帝城后，觉得此处山高风急，地方狭小，不宜于养病，便在城西七八里处的冲积平原上另修行宫一座。同时，又改鱼复县名为“永安”，以求吉利。而这座永安新行宫，也就被称之为“永安宫”。刘备移居永安宫后，才发觉改了名称并不能真正求得平安。因为孙吴的追击部队跟踪而至，前锋李异、刘阿二将，已经抵达白帝城附近对岸的南山。眼看躺在病榻上的蜀汉皇帝就要成为阶下之囚，幸好有两员蜀将领兵前来救驾，刘备才算转危为安。这两员将军，其一即是镇守江州的赵云，另一位则是镇守巴西郡的马忠。二将都是听到东线失利的消息后，各领五千人马赶来救援的。几乎成为光杆司令的刘备，大感欣慰。他一把拉住赵子龙的手，望着这位总是在自己危难之时尽忠效命的老部下，满面热泪纵横，口中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七月间，从东面传来消息，说是吴军主帅陆逊仍然屯兵于三峡东口，大有乘胜西进之意。刘备听了不免有些心惊，因为永安现今虽有赵云、马忠二部驻守，然而一万人马是不大可能抵得住孙吴大军进攻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好放下面子，给孙权写了一封请求和好的书信，先缓和缓和一下再说。这封信送到江东后，孙权见刘备的信中口口声声自称“皇帝”如何如何，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此时，孙权正在和北方的曹魏虚与周旋，大耍外交手腕，所以这信被他丢到一边，未作回答。到了九月，情况发生了变化。魏文帝曹丕，发觉孙权是在对自己搞假称臣而真独立的把戏，不禁大怒，立即下达动员令，准备派遣几路大军讨伐孙吴。孙吴察觉了动静，陆逊急忙从西陵峡口撤出重兵，回防江陵。同时，一直屯聚在白帝城附近南山一带的吴将李异、刘阿二部，亦主动收兵退回荆州界内的巫县。这样，蜀、吴双方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军事接触。不久，曹魏三路大军齐出，孙吴拼全力与之相抗。在白帝城西永安宫养病的刘备闻讯，心中不禁感到几分快意，他马上给陆逊送去一封信，上面说道：“曹军直逼江陵，我也打算再度东下，将军你说我办不办得到呢？”当年十一月，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孙权此刻也放下胜利者的架子，派出特使前往永安，表面上说是问候刘备，实际上是想正式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这下子又该刘备来劲了，他一见孙吴的使臣郑泉，劈头即先发问道：“上一次吴王为何不答复朕之书信？是不是认为朕不该称帝正名？”那郑泉也不慌张，侃侃答道：“曹操父子凌辱汉帝，篡夺其位，殿下既为大汉宗亲，理应率军讨贼，为天下臣民作出表率。令人失望者，殿下并未作出如此义举，却反忙于称帝正名，吴王深以殿下之举措为羞耻，故而不予回信。”素以刘氏皇亲自居，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被郑泉抓住要害这么反攻一下，顿觉羞愧难当。他只好改容加礼，厚待郑泉。其实，究其本心，刘备亦巴不得正式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以便静下心来考虑身后之事，他自知在世之日已不多。于是，他任命太中大夫宗玮为通好特使，随郑泉东下江东报命。至此，这对曾经打得头破血流的姻亲兼邻居，总算是化干戈为玉帛了。秋去冬来，朔风时起。处于“高江急峡”之上的永安宫，寒气萧瑟，景象凄凉。蜀汉皇帝刘备，偃卧在简陋行宫的病榻之上，精神萎靡，面色苍黄，眼眶深陷，目光呆滞，哪里还有一年前由白帝城挥师东下时叱咤风云的雄风英姿？不过，他身体虽然衰弱之至，但思维却还相当清晰活跃，数十年的往事不断浮现于脑海。回首自己的一生，他不免伤感，因为经历的坎坷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自从二十四岁举兵创业起，至今已有三十九个年头。其间，几乎每有所得，不久就要有所失，小得之后有小失，大得之后有大失，总是一上一下，命途多舛。我躬行仁义，却落得局处西州；曹操专行残暴，反而把统治扩张到了大半个中国，这皇天后土，也太不公平了！回首一生，他也不免要后悔，后悔自己在处理荆州问题上掉以轻心。孙权垂涎荆州，自己不是不晓得。既然晓得，关云长北进襄阳，自己为什么不采取有效措施为其巩固后防？江陵不失，关云长不会死，张益德不会死，我今天又何以会走到这步田地？不过，他回转来一想，又不免感到有几分释然。虽说此生历尽坎坷，如今不大不小总算混成了堂堂蜀汉皇帝，天下又还有哪一个织席贩履之人有这等福气？荆州丢了，还有益州。益州地方千里，人口百万，亦足以称帝一方嘛！至于二弟之仇，虽未能亲手报雪，然而自己看来行将与他们同游于地下，也算是以生命回报他们的深情厚谊了。总之，此生马马虎虎过得去，倒是身后之事令人忧心，须得仔细安排。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刘备首先下诏，要辅汉将军兼犍为（治所在今四川彭山县）太守李严，速至永安宫晋见。李严星夜驰往永安宫后，立即被提升为尚书令。尚书令一职，在当时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东汉光武帝以来，君主为了削弱当朝大臣的事权，便把军国机要的处理承办，交给尚书台去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光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的性质，本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处。其长官为尚书令，亦即皇帝的秘书长。尚书台把军国机要的处置权抓在手中后，司徒、司空、太尉这些三公大臣就成了位高而权不重的角色。尚书既是枢机所在，尚书令的出任者自然是皇帝最信任之人。蜀汉的尚书令，最初是法正，接着是刘巴。刘巴新近死于永安，接任者即是这位李严。李严，字正方，荆州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人氏。他起初在荆州牧刘表手下任职，曹操下荆州，他西上益州投奔刘璋，历任要职。刘备攻成都，李严在绵竹率众投降，备受刘备优礼。为了争取刘璋势力的支持，同时也为了使自己下属中荆楚旧部的力量受到制约，刘备在考虑尚书令人选时，都从刘璋的部属中选拔。法正、刘巴、李严的出任，都有这样的政治背景。特别是在当前国土丧失、师旅失利、元首病危的情况下，刘备认为提升李严对益州的安定有重大意义。委任了新尚书令，刘备才下诏要丞相诸葛亮前来永安。镇守成都的诸葛亮，早已得到刘备东征失利的消息。作为蜀汉皇帝的首席辅臣，刘备创业方针的制定者，他当时的心情极为复杂，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法孝直（即法正）还健在，将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东征，有他随行，主上亦一定不会倾危如此的。”为何诸葛亮自己没有出面阻止刘备倾国远征呢？难道他自己说话的分量还比不上法正吗？后世多有人对此疑惑不解，甚至责难诸葛亮太世故，明哲保身，不能直言进谏。其实，诸葛亮不是不想劝阻，而是特殊因素使他不能出面劝阻。首先，他的胞兄诸葛瑾正在孙吴当大臣，你是站在蜀汉这一边还是孙吴那一边说话，他一开口就有动机和立场的问题。还有，当初担任特使前来索还南郡的是谁？也是你的大哥诸葛瑾，使他更难开口。更重要的是，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此番吕蒙偷袭荆州擒杀关羽，其主要助手就有诸葛瑾，而且吕蒙不久突然病逝之后，接替吕蒙出任南郡太守的，也是诸葛瑾。这样一来，诸葛家族不仅深深卷入荆州丧失和关羽死亡的事件中，而且刘备大军东下之后兵锋所指的敌军将领，就有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在如此敏感复杂的形势面前，诸葛亮绝对不能开口，个人丢官事小，造成政局动荡事大。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安定后方，充足保障前线供应，为取得胜利创造条件而已。两国相争，兄弟二人各为其主，又有几人能够知晓孔明先生内心的为难和痛苦啊！章武三年（223）春二月，诸葛亮和刘备的两个儿子，即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星夜兼程来到永安宫。太子刘禅则留守成都。君臣父子相见，自有一番感情流露。刘备听到诸葛亮的报告，说是成都局势平静，人心安定，憔悴的脸上也算有了近日难得的笑意。暮春三月来临，峡江两岸的岩壁上，山花烂漫，古藤苍翠，在一江碧波的映衬下，显得生机盎然。但是，在永安宫内，气氛却如死一样的静寂和沉重，因为六十三岁的蜀汉皇帝，其生命之树的最后一片绿叶也将枯萎了。有生必有死，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然而世人往往又好生恶死，畏惧死亡。“好死不如赖活”这句俗语，即是此种世态人情的简练总结。不过，也有不少人能够镇静地面对死亡，“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自不必论，单就面临老、病之类的自然性死亡而言，能够保持通达态度者亦此比皆是。在这一方面，把曹操、孙权、刘备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他们是魏、吴、蜀三国的开创者，年富力强时都是叱咤风云豪气盖世的角色，然而到老来面临死神的召唤，各人的表现就不尽相同了。其中，孙权享寿最高，七十有三，而他却又是最怕死的一个，为了延年益寿，求神、祈天什么都愿意干。在其晚年，孙吴宫中一片神道气氛弥漫。曹操享寿其次，六十有六，对死亡就比较通达，不仅预留了遗嘱，禁止厚葬，而且自制了入葬衣物，从容而去。至于刘备，其享寿虽然最短，仅六十有三，态度却是最为超脱的一位，他竟然还能在遗诏中抒发对死亡的感慨，说是“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是不是他对烦恼人生已经有所厌倦，以致期望来一次彻底解脱呢？总之，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首先，他把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召入卧室，委以辅佐太子的重任。他对丞相诸葛亮说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君可自取”的“取”字，后世大都将其解释为取代，认为刘备的意思是，如果刘禅不成器，诸葛亮就可以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是，这种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单以情理而论就说不通。因为刘备遗嘱的核心点，在于实现“终定大事”的政治目标。而刘备一直高举的政治旗号，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诸葛亮所说的“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好了，现今为了攘除曹丕这个代汉篡位的奸凶，刘备不惜要诸葛亮也仿效曹丕，再来当一个代汉篡位的奸凶，以便让此奸凶再去攘除彼奸凶。如此一来，岂非彼奸凶尚未攘除，而蜀汉的江山反而先改了姓变了色？此奸凶又有什么道义上的理由和高度，去攘除彼奸凶呢？可见情理上就完全站不住脚嘛！其实在当时，“取”字还有一个极为常见的含义，就是选取、择取或采取。例如，《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即以公正的道义作为彼此相处的选择标准。费诗不赞同刘备自称汉中王，说是“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即为臣确实不愿意殿下您选择这一举措。刘备所言的“取”，也正是这一含义。因此，刘备的准确意思是：你的才智比曹丕强十倍，必定能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因此我将国家的治理大权交给你。如果刘禅不成器，与你不配合，甚至对你造成严重干扰，你可以对他采取各种相应的处置措施。什么是符合辅政大臣职责和身份的处置措施？常规的有劝谏、告诫，非常规的有放逐、废黜，如商朝的伊尹放逐太甲，西汉的霍光废黜昌邑王改立汉宣帝。刘禅被废黜，继承人选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即鲁王刘永、梁王刘理。总之，刘备的安排，是在蜀汉王朝皇权归于刘备后嗣的前提下，将国家的治理大权完全交给诸葛亮。这样，既能充分发挥诸葛亮优于曹丕的才智，又能保持刘备一直高举的政治旗号不倒。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之所以能够对刘禅发出种种异乎寻常的严格劝诫，正是他忠实遵循刘备遗嘱而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的实际表现。其实在中国古代，即便是赋予执政大臣以废立君主之权，如同西汉之霍光，那也是非常之罕见的最高等级信任了。所以这几句话刘备虽然说得很安详，但是恭听之人却大受震动。诸葛亮涕泣横流，连忙回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很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对李严宣布：李严以尚书令兼任中都护，全权处理一切军事事务，协助丞相辅佐少主。这又是一个令当事者感到有些意外的决定，不过李严不及细想，赶紧叩头如仪，并表示忠心。把行政、军事两权分别交付给两位大臣之后，刘备又当场口述了一份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他缓缓说道：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指蜀汉官员射援）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备作完这一切，已是满身虚汗，气息奄奄。从此之后，他即陷入昏迷状态，再没有清醒过来。章武三年（223）四月二十四日癸巳，蜀汉皇帝刘备，在永安宫弃世长逝，终年六十三岁。诸葛亮当即上言嗣君刘禅，发丧全国。数日后，诸葛亮偕鲁王刘永、梁王刘理，护送皇帝灵柩回成都。尚书令兼中都护李严，则留在永安镇守。当载运灵柩的专船在长江边解缆升帆之时，岸上和船上的人们都不禁大放悲声。这真是：曾怀席卷吴江志，岂料魂归蜀道难！五月，刘备灵柩运抵成都，暂厝于皇宫之内。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在丞相诸葛亮的主持之下，先在灵前举行仪式，袭位为帝；接着，给先帝奉上谥号。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照例要根据其一生行事特点给他定一个具有褒贬色彩的称号，这叫做“谥号”。有的王侯大臣亦然。议定谥号时，有专书可资依据，此种专书即是《谥法》。《谥法》有云：“圣闻周达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又云：“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蜀汉臣僚一致认为：先帝明察秋毫，创业劳苦，最后终能继光汉业，建功安民，谥以“昭烈”二字最为恰当不过。于是，刘备便被追谥为“昭烈皇帝”，其亡妻甘夫人，亦随之被追谥为“昭烈皇后”。但是，汉魏时期的皇帝死后，所享有的名号照例有两种，即庙号、谥号。谥号上面已经说了，再就庙号而言，开国皇帝照例称为某祖，其后的皇帝照例称为某宗；其确定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祖有功而宗有德”，意思是功勋卓著的开国皇帝称为“祖”，德行突出的后起皇帝称为“宗”。如东汉的刘秀，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他的儿子刘庄，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刘备是蜀汉王朝的创立者，照例除了谥号之外，也应当有庙号。但是据《三国志·先主传》所载，他有谥号“昭烈”，却没有庙号。刘备未能享有庙号，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他去世之时，还没有能够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以“祖有功”的原则来衡量，其功业尚有遗憾而未圆满。蜀汉政权没有给刘备奉上庙号，但是后来却有人这样做了。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建立汉国政权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在其称王之时，宣称自己上承西汉、东汉、蜀汉三代汉王朝的统绪，不仅追尊蜀汉后主刘禅的谥号为“孝怀皇帝”，而且还确立自己的“三祖”，即高帝太祖刘邦、光武世祖刘秀，再加上蜀汉先主刘备。而刘渊给刘备所追加的庙号，据《晋书·王弥传》记载，乃是“烈祖”二字。当年八月，刘备与甘氏的遗体合葬于成都西南郊的惠陵。陵旁立有昭烈皇帝神庙，供人四时祠祭。刘备之死，标志着蜀汉政权创业阶段的结束。刘禅继位后，丞相诸葛亮当朝用事，并兼任益州牧，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此，蜀汉政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过，尽管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修政理，外伐中原，此后蜀汉的疆域和国力，并无太大的扩张和发展。四十年后，蜀汉被曹魏消灭，成为魏、蜀、吴三国之中最早亡国者。关于刘备生前的故事，至此即已结束。但是，有关他的遗体安葬地的问题，却还有一些趣闻。这正是：刘郎死后安身处，众说纷纭有趣闻。要知道关于刘备遗体安葬地有何趣闻，其可靠性究竟如何，请看下文分解。二六 身后轶事刘备的遗体究竟埋葬在哪里？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已的有趣问题。刘备与其甘氏夫人合葬于成都之惠陵，严谨的史籍，如陈寿的《三国志》中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只要翻一翻其中的《先主传》、《二主妃子传》也就明明白白。然而南宋初年的高宗绍兴年间，任渊撰《重修先主庙记》，文中有云：“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箭所藏之地。”这就开启了争论的序幕。有人就说，文中所谓的“弓箭所藏之地”，意思是衣冠墓冢。也就是说，当初诸葛亮等人大事营建的惠陵，其实是一座无骸的空墓，真墓究竟位于何处尚属一个秘密。但是，也有人反驳以上看法，认为任渊文中的“弓剑所藏之地”，并非实指墓中只葬有弓剑之类的遗物，而是在用典故。传说轩辕黄帝成仙升天，身边带了“乌号弓”，其墓穴中则余下宝剑，《史记》中《封禅书》、《五帝本纪》的注释都有此记载。因此，后世就将“弓剑”一词，用来代指对死去帝王的哀思。所以任渊说的“弓剑所藏之地”，就是指帝王遗体的安葬地，而不是指什么衣冠空墓冢；说这是衣冠空墓冢，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是对古代文士喜欢使用典故的文学手法不熟悉而引起的误解。比如说，本书开头提到，刘备惠陵的正面，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其中的“一抔土”，是指惠陵高大的土堆。但是，如果真的据此以为，惠陵的土堆，只有一双手就能捧起的那一点点泥土，从而得出惠陵体量非常之小的结论，同样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其实，这里也是在用典故。《汉书·张释之传》记载，张释之曾经对汉文帝说：“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意思是如果有愚民盗掘汉高祖的长陵，又怎样对他判刑呢？于是后世的诗文作品，就常以“一抔土”来代指皇帝的陵墓。此处任渊的“弓剑之地”也正是如此。平心而论，后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认真细读任渊的长篇全文，就会发觉他对刘备的陵墓和祠庙，真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因而还写下“后世有读其遗书，过其陵庙者，未尝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怀思之也”的文句。如果仅是一座衣冠空冢，他应当不会如此倾心和动情。接下来的争论发生在上一世纪的1961年9月，郭沫若先生路过奉节时提出疑问，刘备死在气温很高的夏天，当时交通不便，从奉节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要30天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尸体肯定会腐坏，因此刘备的遗体，很有可能就近葬在奉节，并未运回成都。由于郭老身份特殊，此后刘备遗体安放地，便有“成都说”与“奉节说”出现，一度争执不休。但是，郭老的说法正确吗？如果客观而理性评价的话，此说值得商榷。首先，当年郭老在奉节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只在当地做过简短口头表述，此前和此后并无正规文字论著发表。这就表明：第一，这不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课题，也不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二，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并未认定这就是“无可怀疑”的定论。其次，郭老路过奉节的年代，是他在历史名人身上做翻案文章的高潮时期。此前的1959年为曹操翻案，1960年为武则天翻案；此后的1971年又在杜甫身上翻案。为此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包括剧本、专著、论文等。令人不解的是，在刘备遗体是否运回成都的问题上，他的翻案仅限于口头上这一次简短的谈话，事后并未发表正规的考证论著。史学考证，全靠证据说话。他之所以没有发表考证论著，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足以支持其论点的证据。与此相反，却能列举三大类的证据，说明刘备的遗体确实运回成都，也必须运回成都，而且完全能够运回成都。其中，第一类的证据，在陈寿《三国志》等史籍中已有明确记载，此不赘述。而第二与第三两类，涉及当时的丧葬文化，相当有趣，所以在此作通俗性介绍。先说第二类，即刘备遗体必须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刘备的蜀汉皇朝，自称上继两汉，并以“汉”作为正式国号，则其礼仪制度，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皇帝丧葬礼制，定然要承袭祖宗朝的汉家制度。加之刘备病逝之后，执掌朝政的诸葛亮，又是深受儒家礼仪思想熏陶，对汉家正统极其忠诚，对刘备知遇之恩极其感念的人，因而他所主持操办的丧葬大礼，更是会竭尽心力按照汉家的传统礼制进行操办，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纰漏和欠缺。东汉皇帝的丧葬礼制，《后汉书》所附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有非常详细、明确而可靠的记载。按照记载，当时为皇帝办理丧事，按照时间先后，一共有如下六项法定的礼仪程序：第一项，由皇后亲眼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事实后，再以皇朝临时主宰的身份，下达正式诏书，将具体操办治丧事宜的重任，委托授权给朝廷的首席执政大臣。第二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偕同朝廷大臣，与皇帝遗体第一次见面，共同确认皇帝已经死亡的确凿事实，然后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类似于后世小范围内的遗体告别仪式。第三项，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同姓皇族的男性和女性，朝廷的百官，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宫廷的侍从官员，以及外地前来的各类来宾，都汇聚在宫廷大殿之下的广场中，向皇帝遗体哀哭诀别后，举行盖棺大殓，类似于后世大范围内的正式遗体告别仪式。第四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新皇帝的继位大典，以示皇权在生者、死者之间贴身无缝的传承和交接。第五项，在已经盖棺的遗体灵柩之前，举行由新皇帝向先皇帝奉上谥号的典礼。第六项，在新皇帝的率领之下，朝廷百官护送灵柩，前往陵墓安葬。新皇帝亲自放入重要的殉葬物品，作最后的告别，开始墓穴填土密封，全部丧葬仪式完成。不难看出，上述全套礼仪程序，设计非常严密，其目的有三：一是要充分保障两大群体，即皇帝的亲属群体和朝廷的官员群体，对于皇帝死亡的亲眼确认权、悲情表达权，以及丧葬事务办理的委托授予权；二是要充分保障上述两大群体，对于新皇帝继位登基的共同见证权和由衷拥护权；三是要充分保障皇权从死者传承到生者之间的贴身无缝交接，从而使得新皇帝的皇权继承，具有无可怀疑的公开性、合法性和神圣性。由于当时刘备的皇后吴氏，继承人儿子刘禅，以及朝廷的大多数官员，都一直留在京城成都，从未到过永安的作战前线，因此在刘备遗体没有运回成都的情况下，以上的六项法定礼仪程序，全部都无法进行。如果诸葛亮一意孤行，坚持要将刘备遗体就地安葬在永安，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意味着，两大群体的上述全部合法权利，都要被诸葛亮一人强行剥夺，而且还要造成在成都的刘禅，即使继位登基也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如此严重的政治后果，诸葛亮能够承担得起吗？能够完全不予考虑吗？回答是绝对不能。因此，将刘备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是诸葛亮当时必须作出的唯一选择。下面再说第三类，即说明刘备遗体完全能够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列举证据之前，先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弄清楚。关于刘备死亡的准确时间。据《三国志·先主传》载诸葛亮对后主的上言，死亡时间是夏历的四月二十四日。按二十四节气而论，是小满之后，夏至之前。此时天气开始变热，但还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关于当时从永安到成都的交通方式。最为便捷适合的，是直接连通两地的水路。水运载重量大，运行平稳，而且可以日夜兼程前进。从永安上船沿长江向西，经江州（今重庆市）、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再转岷江北上，即可直达成都，总里程约为2000华里左右。刘备夏历四月二十四日死亡，五月诸葛亮护送灵柩从永安回到成都，历时一个月左右，平均每天将近七十华里，速度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情况清楚之后，下面列举此类证据。其一，比照秦始皇。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巡，七月丙寅，病死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太平台）。李斯、赵高护送遗体灵车，从陆路取道西北，穿井陉关抵达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再从九原郡转向正南，沿着专用的“直道”，赶回京城咸阳。九月，遗体安葬于骊山。从距离上说，上述陆路的长度，总里程约为三千华里左右，比从永安到成都的水路总里程，要多出百分之五十。从耗时上说，从七月到九月，耗时两个月，比诸葛亮从永安到成都的时间，要多出一倍。从工具上说，运送秦始皇遗体的是车辆，运行没有船只平稳，空间没有船只宽大，因而对遗体的照护条件就比不上船只完善。从气温上说，秦始皇死亡的七月，在节气上是立秋、处暑之时，气温要比刘备死亡的四月更高。在距离、耗时、工具、气温这四方面因素都更为不利的情况下，秦始皇的遗体都能够运回京城咸阳，那么将刘备的遗体运回成都，诸葛亮也完全能够做到。其二，比照西汉诸帝。西汉是流行厚葬的皇朝，因而导致遗体保存技术的长足发展。两千来年后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的完好出土，就是确凿的考古实物证据。反映在文献的记载上，则是西汉皇帝死亡之后，其遗体大多能够根据当时需要，保存一定的时间，然后才入葬皇陵；而且年代越往后，遗体保存的时间越长。例如，根据《汉书》中臣瓒的注解，汉高祖二十三天，汉惠帝二十四天，汉武帝十八天，汉昭帝四十九天，汉宣帝二十八天，汉元帝五十五天，汉成帝五十四天，汉哀帝则达到一百零五天。保存时间超过一个月，即超过从永安乘船到成都所需时间的，就有昭帝的四十九天，元帝的五十五天，成帝的五十四天。超过三个月的，还有哀帝的一百零五天。从死亡时间上说，这四位皇帝当中，昭帝死在夏历四月，与刘备的死亡月份相同。而元帝死在夏历七月，哀帝死在夏历六月，气温都比刘备死亡的夏历四月要高。最为典型的是哀帝，不仅死在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夏历六月，而且遗体保存时间竟然又最长，达一百零五天之久。这就充分表明，早在西汉武帝之后，凭借皇家所具备的遗体保存技术和条件，即便在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保存到四五十天以上，已经不是难事。当时间又过了近三百年之后，在气温并不算最高的夏历四月，将刘备遗体完好保存一个月以上，使之能够及时运回京城成都，对于蜀汉皇朝而言，更应当不是什么难事。何况上述西汉诸帝遗体保存的史事，又正是汉家祖宗朝的丧葬文化传统。刚刚接受托孤重任的诸葛亮，在完全能够将先帝遗体运回成都的情况下，却执意要以交通不便、遗体难以保存为由，将其就地安葬在边远的永安，只运一口空棺材回成都的话，恐怕朝廷上下不单单会发出反对的声音，更要怀疑到其动机和用心究竟何在，甚至是先帝真正的死因了。其三，比照张纲。《后汉书·张纲传》记载，东汉顺帝建康元年（144），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人张纲，在广陵郡太守任上病死。由于他生前亲民爱民，所以当地民众悲痛异常，竟有五百多人将其遗体护送回家乡武阳县安葬。广陵郡的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从扬州市到彭山县，先要溯长江而上，至永安，再沿上述永安到成都的水路，直达彭山县城之下，距离至少在五千华里以上，足足是永安到成都水路距离的两倍半，而且此事还发生在刘备死亡之前八十年。其四，比照高柔之父。《三国志·高柔传》记载，曹魏大臣高柔，其父东汉末年死在蜀郡都尉任上。他从故乡陈留郡的圉县，即今河南杞县西南，前往蜀郡的治所成都，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当时从成都到圉县，先要翻越秦岭北上关中，再向东出函谷关，距离至少在二千五百华里以上。不仅里程比永安到成都要长，而且步行运送灵柩的艰难程度，也远甚于乘船直通成都。此事就发生在刘备去世之前二三十年间。高柔仅仅靠自己家族之力，都能承担更为艰难的任务，诸葛亮拥有一国的雄厚资源，更没有理由说自己没有办法完成护送先帝遗体回成都的任务。事实上，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期间，将在外地死亡者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的事例还多，以上张纲、高柔父亲之例，仅是其中典型者而已。面对以上确凿的证据，刘备的遗体究竟是否会运回成都，能不能运回成都，你自然会有明确的结论了。据说以往曾有人建议对惠陵实施考古发掘，以便确认刘备是否长眠在此，卧龙先生是否愚弄了后世之人，但是因故未果。不过，刘备的遗骸究竟葬在何处，这对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言，或许很重要，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名人之所以令后世的芸芸众生，发生兴趣，触动感情，心存向往者，完全在于他们生前的活动，而不在于他们死后的枯骸。此处饶舌叙述之，亦不过借此为读者展示一点点古代丧葬文化的风情画面而已。公元1984年暮春时节，笔者畅游成都昭烈陵庙之后，乘舟东下。至奉节县登岸，小住数日，相继游永安宫故址、八阵图遗迹、杜甫瀼西草堂、宋代锁江铁柱诸名胜，最后，登城东八里之白帝山，俯视夔门。但见高江急峡，猛浪奔腾，古木苍藤，掩映绝壁，因思昔人往事，慨然有感，遂高吟诗圣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以抒怀。此诗杜甫写于唐代夔州，即三国之永安，现今之奉节，而且咏叹刘备之事，正可引录为本书之终曲，这正是：刘郎千古悲欢梦，尽在诗人咏叹中。诗云：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刘备传就此结束，如果意犹未尽，请看本系列其他作品。附录 三国小百科·概况篇总体发展阶段要想了解三国，先要弄清楚时间要素，即三国历史进程的总体发展阶段，因为时间、空间和人，是构成历史的三大要素。三国历史进程的正式阶段，是从公元220年10月曹丕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开始，到公元280年3月西晋灭吴统一天下结束，持续时间为60年。但是，正式阶段之前，还有一个酝酿阶段。酝酿阶段是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事开始，东汉王朝全面衰败开始进入脑死亡状态，而三国的创业者曹操、刘备、孙坚，都在此时借助朝廷公开号召地方组织武装力量帮助镇压黄巾军之际，趁势招兵买马，走出刀把子里出政权的第一步。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从中平元年黄巾起事时写起。加上酝酿阶段，三国历史持续的时间为96年。这就是供给三方竞争表演的总体时间资源。各国地域要想了解三国，还要弄清楚空间要素，即三国各自控制的地域及其大小。三国是从东汉王朝这块大蛋糕切分出来的。而东汉后期顺帝之时，全国的地域，按照州、郡、县三级管理的行政区划系统，分为13州部，105郡国，1180县，另加一个从属的西域部分。发展到三国彼此之间的疆域基本稳定之时，曹魏占有其中的司隶校尉部，以及豫、冀、兖、徐、青、凉、并、幽8州，共计9个州部，再加一个从属的西域部分，切分的地盘面积最大。孙吴占有扬、荆2州的绝大部分，交州的全部，地盘面积次之。蜀汉仅占益州1州，地盘面积最小。《三国演义》中曾多次提到孙吴占据了“六郡八十一州”，数量既不正确，又将郡置于州之上，认为是以郡统州，这是对当时地理不熟悉的误说。以上就是供给三方竞争表演的总体空间资源。各州部的主要地域空间要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上面所说的东汉13州部及西域部分，究竟相当于现今的何地。就各自所辖的主要地域大致相当于现今何处而言，曹魏所占司隶校尉部，在陕西、河南、山西省；豫州在河南、安徽省；冀州在河北省；兖州在山东省；徐州在山东、江苏省；青州在山东省；凉州在甘肃、宁夏省区；并州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省区；幽州在北京市、河北、辽宁省；西域部分在新疆自治区。孙吴所占的扬州，在现今的上海市、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台湾省；荆州在湖北、湖南、河南省，交州在广东、海南、广西省区，香港、澳门。蜀汉所占益州，在现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省和重庆市。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当时京城洛阳所在的州，不称某州，而特别称为司隶校尉部；其长官也不是州刺史或州牧，而是司隶校尉。司隶校尉除了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还特别负有监察举报京城地区官员不法行为的责任。而京城洛阳所在的郡，也不称某郡，而特别改称为河南尹。第二，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各方又对自身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包括州、郡、县等，进行了许多变动和调整。各国人口要想了解三国，还要弄清楚人这一要素的基本状况，即三国各自控制的人口数量。正史明确记载，东汉后期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有民众970万户，4915万人。东汉末年，由于长期战乱和严重灾害的不断摧残，人口锐减了百分之九十，幸存的人口数量，只有原来的百分之十左右。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三国，虽然经过长时间养育，民众总人口也未能达到东汉后期百分之二十的水平。蜀汉灭亡时，仅有民众28万户，94万人，控制的人口数量最少。孙吴灭亡时，民众有52万户，230万人，控制的人口数量超过蜀汉。曹魏灭亡时，民众有66万户，443万人，控制的人口数量最多。大体而言，孙吴是蜀汉的两倍，曹魏又是孙吴的两倍。三国民众合计，为146万户，767万人，只有东汉后期的百分之十五，还不到现今中国北京、上海两市常住人口的一半。但是，就这么一点人口，活动的声势却很大，还有种种著名事件传诵千古。这就是供给三方竞争表演的总体民众人口资源。人口数字统计为了行文简洁，上面的户口数字还只是以万为单位的约数。实际上，正史的记载是精确到个位的，即东汉有9698630户，49150220人。如此精准的数字如何得来，当时是否有类似现今统计局之类的官方机构，值得一说。事实上，当时不仅有类似的官方机构，就连现今统计局的“计”字，也都是由此而来。地方政府中负责统计本地人口者，是郡太守府中的专门官吏，主管叫计掾，助理叫计吏、计佐。他们定期统计本郡下属各县的户口以及垦田数据，并在规定时间，前往中央的主管部门汇报，称为“上计”。中央的主管部门，通常是执政大臣当中主管民政的司徒府，由他们负责对全国数据归总。以上数据，就是见于正史记载的归总统计，所以真实度和准确度都很高。各国军队数量三国是一个用军队创业开路的时代，军队的数量，是国家总体实力的基本指标之一。正史明确记载，蜀汉灭亡之际，全国军队仅存10万人多一点，数量最少；孙吴灭亡之际，全国军队还有23万人，比蜀汉多出一倍。这两国的军队数量，大体上都相当于本国民众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曹魏军队的数字，史籍没有明文记载，但如按照以上比例计算，其民众有443万人，则其全国军队应在44万人以上，数量最多。大体而言，军队也同民众人口一样，孙吴是蜀汉的两倍，曹魏又是孙吴的两倍。三国军队总数，应在77万人以上，而且都没有计算在各自的民众人口之内。这就是供给三方竞争表演的总体兵力资源。各国政权机器运作三国的政权机器，都有临时和正规两个运作期。临时运作期的政权机器，只是武装组织的性质，没有王朝的正式名分，官员也主要按照军事机构的系统和名称进行配备。正规运作期的政权机器，则已具备王朝的正式名分，官员则按照正规王朝的系统和名称进行配备。两者的分界点，曹魏是在曹操称魏公时，蜀汉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孙吴是在孙权称吴王时。再到三方正式称帝之后，成熟的正规运作期才开始。临时运作期的政权机器，按时间先后，曹魏是曹操的镇东将军府、大将军府和丞相府；蜀汉是刘备的左将军府；孙吴是孙策的讨逆将军府，孙权的讨虏将军府和骠骑将军府。此时，政权机器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战争，扩张巩固地盘。正规运作期，特别是称帝之后的成熟运作期，政权机器都由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系统构成。中央行政系统，大体以丞相和九卿，或者三公和九卿为骨架。丞相或者三公是执政大臣，类似现今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九卿，类似国务院各部的正部长。地方行政系统，自上而下，有州、郡、县、乡、亭、里之分。此时，政权机器的主要功能是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繁殖人口，推广教育，提高综合实力。在此基础上对外作战，实现统一天下的终极目标。正史记载，蜀汉灭亡之际，各级官吏有4万人；孙吴灭亡之际，各级官吏有3万2千人。两国官吏数量与民众人口之比，是1比24和1比72。曹魏的各级官吏数量，史籍没有明文记载，但如取以上两者的平均数1比48来计算，曹魏各级官吏约有9万2千人。三国合计，总数当在16万4千人以上，而且也都没有计算在民众人口之内。这就是供给三方竞争表演的总体官吏资源。各国都城三国的都城中，一旦确定就不再变化的只有蜀汉，从刘备占据益州起，直到蜀汉灭亡，一直在成都，即今四川省成都市。曹魏的都城，曹操当魏公、魏王时，是在冀州的邺县，即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至于豫州的许县，即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则是安置汉献帝的东汉临时都城。曹丕代汉称帝后，都城定在司隶校尉部的洛阳，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同时，又将西汉旧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曹氏家族的故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以及许县改名后的许昌，曹魏第一个都城邺县，与洛阳并列为五都。孙吴的都城变动最大：孙权最先的政治中心在吴县，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后来北移到长江南岸边的京，即今江苏省镇江市；再移到建业，即今江苏省南京市；攻灭关羽占领荆州之际，有短暂数月移到上游的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县；孙权称吴王时再移到中游的武昌，即今湖北省鄂州市；最后再定于下游的建业。孙皓在位时，一度又迁武昌，不久迁回建业，直到灭亡。各国正式国号我们常说的魏、蜀、吴，是不是三国的正式国号，它们如何确定，值得介绍。魏、吴二国，其正式国号真实无误。曹操最初突破传统制度，以异姓大臣身份晋封公爵，封地在冀州的魏郡，因此得名为“魏”。而吴的国号确定，一是孙权被魏文帝封为吴王时，其占有的地盘，主要是在春秋时吴国的故地；二是他最早的政治中心吴县，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又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三是他的故乡富春，即今浙江省富阳市，当时又属吴郡管辖。吴国、吴县、吴郡，都带“吴”字，故而得名。但是，蜀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大。刘备自称上承祖宗的汉朝，所以正式国号依然是“汉”，而非“蜀汉”，更不是“蜀”。诸葛亮执政时与孙权结盟，公布的盟文就有“汉之与吴，宜有盟约”，“汉、吴既盟之后，戮力同心”，“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的语句，这就是见于正史的确证。为何后世又把刘氏政权称为蜀或蜀汉呢？称之为蜀，源自陈寿的《三国志》。在书中，他将刘氏政权称为“蜀”，其历史记载定名为《蜀书》，明确视之为地方性政权。陈寿这样做，实属不得已。他的《三国志》写于西晋统一时期，而西晋王朝上承曹魏，曹魏上承东汉，这是他必须认同和彰显的正统。他如果再使用“汉”的正式国号来称呼，那就是以刘氏政权为正统，曹魏、西晋都成了来路不明的非正统王朝，书被毁不用说，人还会问罪下狱。古人写书，同样也要讲政治。后世的史家，为了不与两汉的汉朝混淆，同时也兼顾历史事实，于是称之为“蜀汉”。总之，刘氏政权的正式国号是汉，而非蜀或蜀汉。各国年号历史上称王称帝者，总会确定和公布年号，其目的有政治意图上的宣示，也有记录时间的实际用途。三国各自公布的第一个年号，为何是黄初、章武、黄龙，与文化渊源直接相关。各国年号，照例是由朝廷相关官员先行拟就，再报君主批准后向外公布。曹丕称帝定的年号黄初，孙权称王定的黄龙，都带一个“黄”字，这源自当时“五德终始”的政治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上王朝的兴替，是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循环顺序进行，并与相符合的颜色对应；汉朝属火，对应红色；火生土，继起的王朝属土，对应黄色。相对于东汉王朝而言，异姓家族建立的魏、吴，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所以年号都带“黄”字，以示自己才是正统所归。只有同姓家族建立的蜀汉，打的是“兴复汉室”的旗号，并非改朝换代，而是继承祖业，所以刘备不用“黄”字，取了一个“章武”。章武者，彰显武功从而兴复汉室的祖业也。记录三国的史书不止陈寿《三国志》广泛流行的《三国演义》，性质为文学小说，有大量虚构、移植，甚至误说。虚构者如诸葛亮祭东风和三气周瑜，移植者如关羽斩华雄、孔明草船借箭，误说者如张飞字翼德，孙吴据有“六郡八十一州”等。要想了解真实的三国历史文化，必须读可靠的史学典籍文献，首先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但又不能限于《三国志》和裴注。扼要地说，酝酿阶段的史事，还有西晋司马彪《续汉志》，东晋袁宏《后汉纪》，南朝范晔《后汉书》。正式阶段后期史事，还有唐代房玄龄等《晋书》。典章制度，还有南朝沈约《宋书》各志的上溯部分，唐代杜佑《通典》。蜀汉历史，还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孙吴历史，还有唐代许嵩《建康实录》。通史部分，还有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另外，当时人留下的学术著作、诗文作品，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如《世说新语》、《水经注》、《抱朴子》，唐宋时期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丰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