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 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 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第六节又一次战略大转变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 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 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 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 7 月 17 日，宣布实行抗战。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 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 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 5 项要求 4 项保证， 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 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 生不好影响。”7 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 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 1937 年 5 月 3 日在延 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 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 10 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 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项英、陈毅自 1935 年 3 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 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 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 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 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 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 气候的”。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 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 月 8 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 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 月 15 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 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 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 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 8 月 13 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 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 委员会”“七·七”事变爆发 20 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 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 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 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 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 共商北上抗日事宜。”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 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 全权谈判代表。9 月上旬，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先到南雄的钟鼓岩，彭育英亲自来接 回大余城。在城门口，陈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 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大余县报纸登载谈判消息时，把国共合作抗日谈判 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当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育英道歉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是做给英、美看的。陈毅当即表示 愿意找县党部谈谈。经过陈毅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报纸作了更正，说陈毅是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 大余县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四十六师代表谈判。 赣州各界群众，在陈毅到达前，散发和张贴了大量标语传单：“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目前该党陈毅莅临，赣州民众热烈欢迎”。陈毅等乘坐的汽车一进站，欢迎的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恰如 1935 年 3 月陈毅幽默地预言 的，果然有军乐队奏起了欢迎的乐曲。来赣州谈判前，陈毅就多次说到 1934 年 12 月他安排来赣州河西做地下 工作的贺怡，打算派人找到她。想不到在欢迎的人群中竟有贺怡在前列。原来贺怡得知陈毅来赣州的消息，就和王贤选、何斌等地下党干部一起，书写、 张贴欢迎标语，组织群众到车站欢迎。然后贺怡赶到陈毅下榻的旅社，汇报 了 3年来坚持斗争的风风雨雨，陈毅十分赞叹，留她与自己一起同国民党谈 判。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 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 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 9 条，什么停止游击队 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 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其他问题，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公开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 加以拒绝。1937 年 9 月 24 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 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 6 个问题。这时，项英、陈毅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 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情况，这是 1935 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报告工作。9 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 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 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后，经过两次谈判，国共双方同意集中南方游击队为一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 一致。7 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 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 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同意，并于 1937 年 9 月 28 日，在没有跟共产党协商的情 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10 月 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当时并不清楚，直到 10 月上中旬，博古派员先后 在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之后，才知道一些。但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 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直到 11 月初，叶挺去延安，中共中央才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此时项墓也到了延安，他 和叶挺一起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项英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延安的。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 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篇发言后，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 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14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简称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 振农（涂 1940 年叛变）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 席，陈毅为副主席。从 10 月到 12 月，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 讯处，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到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为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 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 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 亲自去这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 编。1937 年 11 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湘赣边游 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 坚持南方 8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 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不久前，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下山改编。于是，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 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甘子山不久，就被捆了起来，绑在省 委住的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回 答问话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 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 接待了他。可是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敌人就来剿，游击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 妥当。加上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于是，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这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了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 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听说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就及时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 期合作’。3 年 5 年是‘长期’，3 个月 5 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 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历史重要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 人，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了右倾，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 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 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第五章东进北上（上）第一节“寇能往，我亦能往”1938 年 1 月 15 日，陆续下山的经历三年游击战争的各部队奉命集中。3 月，一、三支队先后在安徽款县岩寺集中。4 月，二支队也抵达岩寺。长江以北的四支队也抵达皖西集中。新四军所辖共 4 个支队，开始休整待命开 赴抗日前线。红军游击队 3 年苦战，给养装备早已极度困难。新四军在江南的数干部 队装备十分简陋，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要开赴前线抗日，理应由国民党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关于新四军的经费、弹药问题，虽经 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还是“交涉困难”（1933 年 1 月 5 日周恩来致中央电），迟迟不得解决。鉴于这种情况，陈毅积极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1938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曾电报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 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敌后。当时的江南敌后由 于1937 年 11 月国民党大军的仓惶溃退，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而日军兵力 不足，尚未能控制广大农村，是占领抗日阵地、搜集弹药枪支、并组建游击队、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时机。陈毅认为，要及早到敌后去，军分会开会讨论， 同意并委托陈毅组建一支先遣支队，先入敌后作战略侦察。4 月 28 日，以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为支队司令员的先遣支队组建完 毕，准备出发。陈毅代表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简称军部）首长给先遣支队作了动员。他给大家分析了江南的重要性和先遣支队任务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要靠三条进江南：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胜利的战斗。随后，他先期赶到南陵，与川军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了前进道路，并随军一 直目送他们过了日军的芜湖一宣城封锁线。正如项英 4 月 29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 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他们迟迟不发给经费，不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划给新四军游击活动的地域 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对这些，陈毅当然是洞悉的。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共两党在这场战争中既联合又斗争、争夺 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微妙关系，他了解和认识得更为透彻。他积极主张挺进敌后，正是为了以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江南抗日的领导地位。这是和 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迭次电报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的。5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向敌后进军，发动广泛的游击战。项 英乃决定同意陈毅率一支队立即挺进江南敌后。陈毅率一支队先由潜口赴南 陵，6 月1 日离开南陵，3 日夜通过宣（城）芜（湖）铁路封锁线，抵达苏 南的高淳。6 月 12 日，到达茅山附近的竹簧桥，召开了进入敌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情况，布置了任务，进一步统一了对进军苏南敌占区腹地开 展游击战争的认识。6 月 15 日，支队司令部进驻茅山北的宝捻镇，立即开始组织歼击日军的战斗。在此之前的 6 月上旬，一支队与先遣支队于溧水的剧新桥会师。先遣支 队司令员粟裕向陈毅作了整整 5 个小时的关于敌后情况的汇报。大家认为，根据沦陷区的黑暗和群众情绪的低沉，必须尽快地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日军 的骄横气焰，以鼓舞民众的抗战情绪，以震慑汉好、团结友军、树立信心、振奋士气。6 月 11 日，国民党第三战区（简称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曾向先遣 支队下达了破坏镇江一下蜀间铁道以牵制日军会攻武汉的命令。陈毅立即从一支队第二团派出两个连队加强先遣支队，同时，命令二团一、二两营靠近 镇江下蜀一带活动，一面策应先遣支队，一面积极寻机歼敌。6 月 17 日晨，粟裕率先遣支队和一支队的两个连，完成了破袭铁道任务 后，又于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车队，击毁敌汽车 4 辆，毙敌13 名，伤敌 78 名，缴获日军军用品 4 车。这就是新四军在江南首 战告捷的韦岗处女战。诚然，韦岗伏击战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在江南这个特殊地区，其影响 却极其广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接连丢了苏州、杭州、镇江、芜湖、南京，半年来，日军在江南的统治已经得到强化。国民党虽有数万之众的正规军， 还有号称 6 万人枪的忠义救国军，“恐日病”正在流行，难以与日军交战。那多如牛毛的游击武装，虽然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有的是力不从心，有的专 门“游吃”、“游劫”，更不敢主动与日军交锋。新四军说到做到，不但真敢打“萝卜头”（江南百姓给日军的绰号，因其帽顶高耸），而且旗开得胜。 这就使敌、友、民众及各种社会力量都对新四军刮目相看。韦岗的缴获：日本国旗、日军军旗、日军指挥刀、枪械、大衣、钞票、 钢盔、皮鞋、望远镜、留声机，在一座祠堂里布置了一个临时展览，群众远远近近，纷纷来看，胜利消息顿时传遍镇江、丹阳、句容28 日，继韦岗首战之后，二团二营又在离韦岗不远的竹子岗得手，伏击 了日军的一个车队，俘虏了敌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的经理管明弦政南。这是新四军入江南后俘虏的第一个日本军人。7 月 1 日，陈毅亲自布 置了攻击京（南京）沪铁路新丰车站的战斗。新丰是个大据点，三层大楼，80 余名日军驻守，新四军先以偷袭，将日军围困，进行激战，继而采用火攻， 烈火燃烧与火力封锁，将日军全部歼灭，迫使京沪铁路一天多不能通车。8 月 13日，淞沪抗战一周年纪念，陈毅又指挥第二团第三营等部夜袭句容县 城，摧毁了伪县政府。这是新四军在江南攻入的第一个县城。此外，一支队一、二团还进行了高资、新塘、小丹阳等战斗，都取得了震动人心的战果。 新四军杀敌攻城的捷报，传遍江南，传到南京，上海，连上海租界里的外国 人也为之震惊。新四军初入江南所表现出的积极抗战精神和所取得的一个接一个胜利， 极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信任。新四军的装备比较差。 一支队的两个团2000 余人，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员有枪支，有的只有几颗手榴 弹；枪支的质量也很差，许多是单打一（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和半截子（三年游击战争时为了便于隐蔽，长枪锯成的短枪），弹药又少，更没有什 么重武器。这样一支人数不多、武器破旧的武装，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侵略军不但频频出击，而且次次胜利，就不能不使大家钦佩感动。江南人 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地方上有抗战热情的游击武装开始向新四军靠拢，友党友军中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也开始主动和陈毅联络，愿 意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当地的热血青年更是踊跃投奔新四军，其中还有从敌人的据点里逃出来的年轻姑娘。7 月 1 日的火烧新丰车站战斗中，管文蔚领 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丹阳自卫总团，派出自卫队担任了警戒及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队员们一听说打日军，个个踊跃。8 月 13 日的夜袭句容战斗中，张雍冲所率领的句容地方游击武装也担任了阻击援敌和破路等任务。此后不 久的 8 月 23 日，二团三营还配合国民党七十九军一部进行了胜利的珥陵河川伏击战。项英曾提出江南抗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事实证明，这一原则是符 合江南的实际情况的。正是这一次次看来是较小的胜利，使新四军的威名很快地远播大江南北，以至国外。江南有了真正抗日的部队了！在进入江南前的南陵会议上，陈毅曾在《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 的报告中，针对一部分干部的“江南特殊”思想指出：“寇能往，我亦能往”。这一系列的胜利证明：不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荒谬的，江南平原水网交 通发达的地区不能打游击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还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毅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的基本路 线，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而我军的模范纪律、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及不断取得战斗胜利，又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 节。在不断取得战斗胜利的同时，新四军广大干部战士热情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江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出现了可喜的局面。陈毅对统战工作十分重视。 还在挺进宝捻的途中，他就分别与土匪武装的头目许维新，国民党宝捻区区长樊玉琳，民族资本家、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进行联络。经过 3 天的 说服教育，首先争取到樊玉琳的完全支持，使新四军有了第一个比较安全的敌后落脚点——宝捻镇。许维新不堪日军的烧杀掳掠，曾杀死过两个下乡为 非作歹的日军，表现出在敌人凌辱面前还未完全泯灭的天良。对此陈毅十分重视。挺进茅山途中，支队部曾与他们遭遇。当时，不少人主张为民除害， 解决他们，也好用他们 300 多人的武器装备来装备自己。陈毅坚决不同意，在说服大家之后冒雨在户外给许维新写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认清大势，和 新四军携手抗战。开始，许维新对新四军既不放心也瞧不起。但当他看到新四军果真是一支真心抗战又英勇善战的队伍以后，就主动找上门来，向陈毅 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对他毫不歧视，立即收编他的300 多人枪为一支队独立营，任命他为独立营营长，并派去一批干部。后来 虽曾有些反复，但独立营的大部分官兵都被改造成真正的新四军战士，许维新本人也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在战斗中牺牲。巫恒通担任过泰兴县的教育局长，抗战爆发后，回到了江南的句容老家， 与胞兄巫全仁等拉起了一支不大的自卫武装，后经管文蔚介绍与陈毅取得了联系。经过陈毅的工作，他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接受了新 四军的领导。后来，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的新三团，巫恒通本人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率新三团一直在江南坚持斗争。 1941 年秋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伤被捕，在狱中绝食至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民族英雄的挣挣铁骨和崇高气节。大地主王成龙、王成凤兄弟俩有良田万亩，佃户千家，在茅山地区是一 股颇大的地方势力。经过陈毅的统战，二王对日、伪、顽、共四方面都能应付，既和新四军做生意赚新四军的钱，又积极为新四军搜集情报、给新四军 提供各种服务，在四方应付中私下支持新四军抗战。新四军缺粮缺款时可以先从他们的仓库账房支取，新四军征集到粮食时又可用他们的仓库储存。对 他们赚新四军的钱，也曾有人提出意见。但陈毅说，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只要他们是通过做正当生意赚钱，我们依然要和他们搞好团结，让 他们在广泛的统一战线里发挥作用。在所有这些统战对象中，纪振纲的势力最大，影响最大，陈毅对他花的 精力也最多。纪振纲颇有来历。他投入过辛亥革命，据说还入过黎元洪的幕府。茅麓公司资金雄厚，“40 万投资，20 年经营。”在上海、南京、镇江等 都有业务。陈毅甫抵茅山，就给他去了信，表示了团结抗日的诚意。对一支只有一二千人、 武器装备十分破烂的新四军队伍，纪振纲看不上眼。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他是痛恨的，但对共产党倡导的积极抗战的主张，认为也只是宣传而已。他不 愿意做汉奸，但也不愿意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茅麓公司断送在没有把握的抗战行动上。韦岗战斗后，又见新四军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他的看法逐渐改变。 陈毅邀请他，他乘轿子来了。晤谈之下，他对陈毅的学识风度颇为佩服。他开始相信，只要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那样坚持下去，江南抗战 还是会有希望的。陈毅多次到茅麓公司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合作抗日，最好能公开出面参 加抗战。纪振纲终于表示了愿意支持新四军的明确态度。他担心过分暴露会惹来日寇的烧杀，不肯担任新四军组织的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只肯 当挂名的副主任。陈毅认为，这样的人物，能争取到这程度，已经很不错了。纪振纲果然给新四军捐钱捐粮捐赠西药，还给新四军送枪支弹药。纪振纲不久就遭到了国民党和日军的压迫，后来还被日军抓到据点里 去，强迫他出面担任茅山几县的“剿匪司令”。陈毅对他的命运十分关心，多方慰勉和保护，最终他选择了抗战的道路，收起了过去“玩虎弄蛇”的做 法，把整个茅麓公司的自卫队伍和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新四军，自己避居上海，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陈毅凭他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学识、 风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上层中做了无数细致的工作。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政府官员，到地方上的游击队领导人、帮会刀会的首领，都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新四军在江南被大家称为“王者之师”。陈司令成了江南家喻户晓 的抗战领头人。新四军进入江南不久的 1938 年 7 月 7 日，在一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表面 上是群众组织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抗日行政机关——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抗会），同时成立了共产 党的工作委员会。四抗会及各县抗敌自卫委员会的建立，是在江南政治环境中特殊的抗日政权建设。江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一开始便是在国民党三战区和江苏省 政府的敌视阻挠下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归根到底，当然还是领导权问题。国民党在江南沦陷后，各级政府大都还坚持在 当地。县有县政府，区有区政府，京镇地区也有京镇督察专员公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四军再建一套抗日民主政府，就会引起严重摩擦。按国、共 的协议，新四军属国民党第三战区节制，而且无权任命政府人员，如果自立政府，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的关系当然要恶化。但是国民党的政府是起不了 多大作用的空架子，甚至是白吃民脂民膏妨碍发动群众抗日的拦路石。领导江南抗日的重担必须由共产党新四军来挑，必须由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来 挑。所以陈毅和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他们就精心设计了“抗敌自卫委员会”的组织。四抗会成为实际上的政权机关，既管政治，又管军事，也管财政， 几乎把当时茅山几县的抗日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了。在诸多重要的工作中，四抗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减租减息（简称双 减）。这是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大事，是发动广大群众投入抗战行列的重要环节。陈毅对此十分重视，曾以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长陈毅署名的布告来推动和 实行减租减息。由于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功，在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双减一般都开展得比较顺利。通过双减，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抗战热情也随之 高涨。各种各样的敌后抗战协会如“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以至“和尚抗敌协会”、“道士抗敌协会”，雨 后春笋般地成立和发展起来。这些抗敌协会不但帮助新四军筹粮筹款，侦察带路，救护伤员，做鞋缝衣，经常配合新四军战斗，还在地方上决定民政大 事，并使一些不法士绅威风扫地。原国民党政府人员如果违背抗日宗旨，也 无法立足。为新四军输送战士也是各抗敌协会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当 兵要当新四军”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歌谣。除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主动投奔新四军外，游击区内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是最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 的。为了达到“划地为牢”、“借刀杀人”的阴险目的，国民党当局曾打着“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旗号，给新四军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饬令只 准打仗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扩军、双减和“越界”都被视为违反“军令”、“政令”的行为。三战区还曾派特务部长亲到茅山视察，搜寻陈毅的“违令” 事实。面对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背后又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掣肘和破坏， 陈毅领导江南抗战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而，他除了亲自抓统战工作和政权工作以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以对江南抗日游击战争不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 究。他把红军时期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江南的敌我情况紧密联系起来，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见解和正 确的措施。这在他抗战初期的文章如《茅山一年》中有充分的阐述。江南游击区必须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茅山，乍一听满以为是林莽茂密 的山区，实际上部队一到，“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山上祗有茅草，游击队无法隐蔽。在平原水网、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敌军较多的江南 地区，更加要依靠“人山”——群众。陈毅运用和发展了红军时期的群众工作经验，他的做法是：布置广大干部战士调查研究社会情况；部队模范地执 行纪律；胜利的抗日战斗；广泛的宣传工作；成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活动和组训；用主佃协商、“让租让息”来解决民生问题和阶级合作共同 对日的问题；武装群众。陈毅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对待赤、白交界区群众的经验，他很能体谅游击区群众“敌人到来没有应付办法，受到摧残后无任 何救济”的苦衷，因而对他们“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采用争取其转变成为“两面派”进而走向抗战的办法。群众因为新四军的活动而受到日军摧残， 新四军就主动组织救济。在这种热爱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方针指引下，江南人民从一开始的同情新四军进到支援新四军作战，甚至 发展到带枪上阵、配合作战的水平。江南游击区必须团结和整理地方武装。江南地区国民党遗弃枪支甚多，“司令如毛”，是相当巨大的抗日力量。陈毅把他们细分为十大类：“（一）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 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份；（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 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九）含党派性的或党派领导的武装；（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陈 毅除了对投敌的、不可救药的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外，对这些地方武装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 们之间的内争，杯酒化仇为友，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最有意思的一条，是能领导他们在战斗中锻炼，作战时分给他们较轻松的、易获 战果的任务，绝不令其打硬仗置之于险地，这样来给予最实际的训练，提高其抗日信心，增强其对新四军的信赖。这最能使地方武装得到鼓舞。对于素 质好的部队，还派得力干部帮助其逐渐“党化”。后来。不少地方武装能够和日伪军独立作战，有的更发展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正规军。江南游击区必须 认真而敏锐地研究敌人的战术。陈毅分析：江南地区是在敌人心腹区域；是在敌人包围分割之中；敌人兵力大、运输快、指挥统一；敌我长期相持。因 而更需要密切注视敌军的动向。陈毅还掌握着日本国民以及日本军队的一个民族特点：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新四军战术上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 快能应付。因而新四军必须注意学习敌军的长处，敌变我变。新四军善于夜战；日军的夜战很快也有进步，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专走小路， 突然包围。新四军的侦察、警戒、情报、敌伪军工作便进一步加强。新四军重视白刃格斗；日军的刺杀练得更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刺透的帆布护肚。 新四军就利用日军刺杀时不顶上子弹的弱点搞“格斗射击”，出刺刀的同时击发子弹，使日军大吃其亏。新四军利用日伪军同守一幢建筑、同走一条路， 首先把伪军打乱，波及日军；日军后来就和伪军分守不同的碉楼。新四军便采用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决伪军，然后集中全力总 攻日军的部署。夜袭延陵全歼日伪军便是一例。新四军集小胜为大胜，专打小据点；日军便撤退许多小据点，守备交通要道及大中据点，加强扫荡奔袭。 新四军江南部队在陈毅指挥下，对于友军、群众及部队本身希望新四军打大中据点的要求沉着不为所动，坚持集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发动广大群众和地 方武装积极参战，在反扫荡中采取伏击奇袭手段消灭敌人。后来的贺甲战斗（延陵大捷）便是典型的战例。 此外，象游击区行政系统问题、游击区敌我政治争夺的问题、敌伪军工作问题等等，陈毅都带领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对国民党三战区给予新四军的刁难，陈毅既坚持原则，又能作灵活的处理。如减租减息、扩军等关系到江南抗战成败的大问题，陈毅是决不 让步的，但在做法上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他接受了邓子恢提出的“让租让息”的建议，使江南的双减比较温和地进行。在扩大武装方面，他也指示 在边缘区采用组织冬防队等一些地方群众色彩更浓的办法。新四军在江南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镇江等日军的战略据点， 威胁着京沪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命脉。这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的 日军增加到一个旅团，以芜湖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另外还增加了从满州调来的伪军 5000 人。从 1938 年 8 月下旬开始，日军连续向江南新四军发动进攻。8 月 22 日至 24 日，日军分 8 路合击小丹阳；9 月 10 日，5 路进攻宝捻；9 月 12 日，3 路进攻蒋墅桥；9 月 15 日，分 2路进攻上兴镇和上沛埠；10 月 7 日，分 2 路进攻新王庄、北镇、火烧茅山；10 月 24 日，5 路进攻句容以北地区；11 月 10日，又进攻蒋墅桥；11 月 30 日，5 路合击延陵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新四军一面机动阻击，一面深入敌后，不断消灭 敌人，打击日军的要害。如小丹阳战斗，日军抽调第十八旅团两个联队及其 他部队，计步兵4000 余人，骑兵 500 余人，配备重炮十余门，轻炮数十门， 并以轰炸机、装甲车掩护。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机动游击，一部利用有利地形，歼击日军，主力变内线为外线，分兵袭击当涂、陶吴等城镇，还以精 锐部队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向中华门内外日、伪军事目标射击。同时，一支队积极配合，动员群众和地方部队破击京沪、京杭、镇句、 溧武等公路，还派部队突袭南京东郊麒麟门。战斗三日夜，日伪军死伤 50余人，狼狈收兵，新四军无一阵亡。1938 年下半年，江南新四军对日伪作战 200 余次，杀伤日伪军 3000 余 人。新四军的胜利，必然招来日军的报复，招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新四 军面临着“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三角斗争。因此，陈毅一方面坚决在茅山地区打击日军，另一方面便更积极地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以扩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场。第二节面对“牢笼”和“陷阱”国民党当局划定给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 过百余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划定的区域内交通相当发达，日寇据点越筑越多，给新四军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给新四军的游击 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的“划地为牢”，如不冲破“牢笼”，势必会使江南新四军在日寇和国民党军的夹攻下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 地。毛泽东早在 1938 年 5 月 4 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 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 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 陈毅在创建茅山根据地的同时，就已开始筹划向东向北分兵发展的具体行 动。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京沪沿线及其以东地区也不 下三五百个。这些司令手下，多则几百人枪，少则几十人枪，都是可资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东向北发展上，陈毅也同样先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 争取让他们做开路先锋。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除了号称有 6 万人枪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 军（简称忠救）和省保安旅的一部驻军外，在那几百个大小的司令中，力量比较大也比较靠近茅山根据地的，主要有丹阳北部的管文蔚和江阴西乡的梅 光迪、东乡的朱松寿等。管文蔚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抗日热情高，领导的丹阳自卫总团规模大，自卫团几乎遍及丹北的所有区、乡，武 器也多，也有一定的战斗力。梅光迪和朱松寿据说历史上也曾和共产党有过联系。朱松寿的部队曾被忠救解决过一次，但他想抗日，又悄悄地重新拉起 一些人来。梅光迪的部队有三五百人枪，听说已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干部 在工作。陈毅首先联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烧新丰车站的战斗中，他们进行了有 效的配合。7 月上旬，陈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长谈，给他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并指示自卫团要逐渐向江边发展，伺机 过江。陈毅又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总团作了视 察，随后于 9月中旬，派了 20 几名党政军干部到自卫总团工作，把自卫总团 改编为丹阳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开始了全面的党化。陈毅又派惠浴宇等到挺纵工作，准备随挺纵到苏北，加强和统一中共苏北地方党的工作。挺纵 发展迅速，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据地扩大到长江边。10 月 8 日，挺纵第一次进驻长江中的扬中。但陈毅迅速发现，盘踞扬中的与 日军勾结的伪化顽军并未就歼，显然正在密谋反扑，消灭挺纵。陈毅急令撤回，顽军果然多路反扑，结果扑空。 1939 年 1 月，挺纵第二次进击，解放 了扬中。这一次由于彻底解决了伪化顽军保安九旅的贾长富团，扬中得以巩固。挺纵一部并进驻长江以北的大桥、嘶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和群众工作。这样，新四军北上江北的跳板就架起来了。①梅光迪处在忠救、保安旋和新四军的三面争取之中，有些摇摆。梅光迪 部队所踞的位置十分重要，是新四军跨出茅山向东路发展的重要落脚点，陈毅曾两次派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部进入东路，在寻找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出人 员的同时争取与梅部联络。 1938 年 11 月，上海党组织派往梅部工作的何克希奉命到茅山向陈毅作了详细汇报。据何克希、叶飞等后来回忆，从那以 后，梅光迪和朱松寿根据陈毅的决策，率所部到了茅山，由陈毅亲自主持对他们进行了短期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年底，陈毅把梅、朱两部编为江南 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江抗全面负责，江抗随即开回东路（指沪宁铁路以东的常州、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太仓 一带地区）。于是，向东发展的第一步也已有了比较具体和有效的布置。扬中解放后，在管文蔚的陪同下，陈毅视察了这块江中跳板。扬中四面 环水，人口物产均多，建设巩固好了，不但是向北发展的重要通道，也是部队休整的理想基地。陈毅还指示：扬中不但要成为军事上的跳板，还要成为 政治上的跳板，成为给苏北广大群众及绅商各界展示的范例。为此，陈毅特别给挺纵重申了群众纪律，批评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他给管文蔚详细交 代：扬中地处要冲，商贩特别多，往来于苏北、上海等地，影响很广。必须注意执行好共产党的政策；又吩咐要尽量把扬中各界代表人物吸收进抗日的 民主政权中来，千万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苏北各界的影响都 会十分巨大。向东向北发展的蓝图已经十分醒目。只要茅山再发展一些，就可以分派 主力跨出茅山，向东路和苏北挺进抗日了。然而，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突然来了命令，让一支队去接替国民党军一○八师，担任芜湖以东水阳一线的阵地防御。 水阳是水网地区。让一支只有一个多团、没有重武器的部队去接替一个正规师的防务，显然是置之于死地的陷阶。三战区见多种办法都无法限制住 新四军的抗日范围，丹阳挺纵又占领了扬中，于是定出了这个把一支队送到日军炮火下守备水网阵地的毒计。事出突然，大家一时都感为难。按国、共协议，三战区有权向新四军下 命令。这种情况下，不去接防，就是“抗命”；而去接防，无异送死；如果准备翻脸“摩擦”，不但力量悬殊，且也“理”不在我。陈毅思考再三，决 定亲自去找三战区前敌副总指挥，节制江南各作战部队的国民党中将冷欣说 理。对这个命令的要害，冷欣当然更清楚。但他也清楚，如果陈毅据理力争， 却也不好对付。因为，这命令并不符合国、共两党谈判之初所商定的让新四军到敌后担任“游击任务”的精神。陈毅果然据理力争，摆了大量事实，充分阐明新四军深入敌后以来卓有 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迭受蒋介石、顾祝同电令嘉奖；批驳了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不实之词；也申述了敌后斗争的种种物 质困难，凿凿有据。冷欣组织一批官员谋士和陈毅舌战，核查具体事实，对照各种条文，谈判长达三昼夜，但事实胜于雄辩。冷欣不得不承认，克扣新 四军的经费、被装弹药兵员补充不及时而且数量也极小，确是事实。他也不① 管文蔚：《陈毅在大江南北》，江苏人民出版 1981 年 4 月第 1 版，第 52 页。得不承认，如果这些问题不另想办法解决，新四军在敌后无法生存。而同时， 他也只得在一桩桩的事实面前承认，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江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活动是战绩卓著的。因而，命令陈毅所部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装备 作阵地防御是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当陈毅步步紧逼，最后提出两党协议精神并声称要报中央解决时，他只好表示收回成命。此番斗争，陈毅在 1941 年 5 月 17 日所作的《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叙述。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失守。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投敌。这样，日军便更加重视江南腹地的“治安”。日军对江南新四军的报复“扫荡”也就更加频繁，更加严酷了。江南茅山的 心腹地带，在一支队初到时只在交通沿线较大的镇上有日军据点，到这时三五里就有一个据点。据点之密集，犹如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桩。 1939 年1 月上旬，日军又 6 路进攻二支队三团。三团占据山地杀伤敌人，同时派部 队袭击敌侧后，迫其回窜，又在其回窜途中给以伏击，并乘胜攻克小丹阳、陶吴，镇压了汉奸。1 月中旬，二支队奇袭芜湖近郊的官陡门，8 分钟解决 了战斗。一支队也在不断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主动袭击敌人。 1939 年2 月 4 日，袭击丹阳城西门，突入城内，歼敌伪 50 余名。2 月 6 日，王必 成率领二团，攻克东湾据点，全歼守敌日伪军 50 余名，2 月 18日，即农历 除夕之夜，在陈毅亲自布置下，段焕竞率领二团一营长途奔袭延陵。按预定 计划，由一连占领简渎河东北地区，监视大庙内日军；二、三连突袭河西南的两个大碉堡里的伪军，悉数将其俘获。随即全营向日军发起总攻，用长竹 竿捆绑集束手榴弹炸开围墙枪眼，攻入庙院，逐屋激战，最后用火攻歼灭了顽抗的日军，攻克延陵。此战全歼日军川野中队 1 个分队和伪军 100 余名， 还生俘日军 1 名。但是，在敌、顽的夹击中，还必须有更有力的措施，才能使江南新四军 获得斗争的主动权，使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陈毅在江南敌 后行动过火，开展双减，解放扬中，发展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人、枪、款主义”。陈毅感到，根据敌后的实际，根据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独 立自主”精神，新四军应该制定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冲破敌、顽夹击的方 针了。恰于这时，陈毅得到通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即将到皖南军部 视察工作。1939 年 2 月 23 日，陈毅与项英等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 章家渡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 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统一战线 问题上迁就主义的错误，再次强 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精神。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 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根据华中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 英为书记；以便更有力地开展华中和江南敌后的抗日工作。周恩来到皖南，进一步与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人，商讨六中全会精神 的贯彻和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新四军应向何处发展？曾有人认为，江南的情况特殊，敌、伪、顽的力 量过于强大，平原水网又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不如向南，向闽浙一带发展，那儿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又多高山密林，地理环境也十分有利， 为部队的大发展提供了许多江南所没有的条件。陈毅则认为在日军并未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向南、向闽浙一带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会造成政治上 被动。他深感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变化，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溶 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江南已经逐步表现出来的现实，都使他看到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将难避免，新四军必须更积极地向东向北冲出 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周恩来和项英、陈毅都作了长谈，并广泛听取了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一 些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了陈毅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 他指出，去年 10月 25 日日军攻占武汉后，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他说，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正面战场必须使日寇不再深入，而要做到这一点，敌后战场就必须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他说，五台山和江南，一个牵制敌 人主力五、六万，一个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全国如果有十几个、二十个这样的地区，就可以使日军疲于奔命了。在这相持阶段中，我们还要发展壮 大，准备将来的反攻和决战。而这，势必就要牵涉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华中是目前最好发展的区域的指示，是有深 刻含义的。由于日本政府在攻占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这就会使国 民党政权在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中强化历来的限共防共的政策。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的反共政策，就是这一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这一政策的继续 发展，国共两党的矛盾必然继续深化。抓紧时机发展华中，既是壮大共产党、新四军抗战力量的需要，也是为一旦国共间发生不测事件时机动回旋的需 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在华中携手，将会促使整个国共合作持久和顺利。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 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陈毅这次皖南之行收获很大，不仅在大局上得到了英明的方针，而且在个人生活上得到了张茜的一张照片。对于这位武汉参军的军部服务团的主要 演员，陈毅心向往之非止一日了。第三节东进东路北上江北 回到茅山，陈毅立即着手部署东进北上。 此时，江南斗争局面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正如项英 1939 年 4 月 12 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说：“随一支队对东湾据点的进攻和延陵据点攻击的胜利，使 敌梅花桩据点动摇一些小据点陆续放弃，集中大兵力到必要的据点去”，而加紧了对新四军各部的多路机动的跟踪“扫荡”。一支队二团一部在袭击 日军后，被日军跟踪包围，在上下会发生激战，二团的政治主任肖国生壮烈牺牲。在东路，由于梅光迪所辖的一些大刀会等地方势力在顽固派进逼的形 势下发生动摇，领导江抗的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到处奔波处理，在一次处理紧急情况时被走火的流弹击中牺牲，致使江抗的工作更加困难。陈毅与支 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此时江南的一、二支队有二、四、六 3 个主力团。初进江南时一支队有 一、二两团，二支队有三、四两团，共 4 个主力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了加强皖南，军部从 1938 年 10 月开始就将一、三两团陆续调回皖南， 将三支队的第六团（缺一个营）开赴茅山，归陈毅领导。从 1939年深秋开始， 六团已在茅山活动半年时间，多次打击日军。陈毅决定让六团打过京沪铁路， 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日。同时，组建一个新六团。1939 年 5 月下旬，老六团已进行了动员教育和短期整训，以段焕竞为团 长的新六团也同时组建完毕，报告军部后，只待军部回电同意。但是，就在预定出发的前夕，军部发来了停止东进的电令。停止东进，主要是担心六团到日军顽军众多的东路去会被消灭；其次是 越出了原定新四军游击的范围，可能刺激三战区，影响统一战线。的确，东路完全是平原水网地区，河宽水深；公路、铁路、航道交叉连 接，主要交通线都控制在日军和忠义救国军手里，在那儿开展游击活动十分困难。新四军去到那里，稍有不慎就会吃大亏。再者，周恩来来皖南后，蒋 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赶到三战区，与顾祝同得出了“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的结论，决定进一步限制江南，对 付陈毅、粟裕。六团东进抗日可能使三战区恼火。同样敏感到整个局势的变化，陈毅却更感到必须坚定地抓紧执行“向南 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接到军部的电报后，他经过反复思考，把六团团长叶飞找来当面商量。叶飞也同意东进的主意，向陈毅表示，军事上他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 消灭。叶飞的态度进一步坚定陈毅的决心，在十分慎重地考虑后，决定六团按时于翌日拂晓东进。一面电告军部请予追认。六团东进后，在叶飞的率领下，放手发展，打击日军，很快打出了声威， 并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其中轻机枪特别多，既调拨给军部，还补充给六团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战区很快就发现江抗已经不是原来的江抗，可能是 陈毅把茅山的主力派过去了，便让冷欣几次向陈毅追查。但冷欣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乃提出请陈毅派人去东路联系。陈毅提出：派人可以，但必须 带电台；人少了还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等等。冷欣生怕新四军打着合法的旗号进一步“越界”，连忙拒绝。六团东进的事也便只好不了了之。六团东进后不到 3 个月，人枪就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的不到 500 人发展到了 5000 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茅山和军部输送。在苏州到 上海的敌寇心腹地区，六团不断打击日军，进行了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惊动中外舆论的胜利战斗。分兵东进北上的第一 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派遣六团东进之后，陈毅匆匆赶到挺纵，在管文蔚等陪同下，视察了长 江北岸，研究了向北发展的方针。当时的苏北，除了日军和伪军任援道的江浙绥靖军一部占据各水陆要冲 外，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主要是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总司令于学忠，驻山东）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的 7 万人，和苏鲁皖边区游 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的 3 万人。韩德勤（人称省韩）的主力是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以及何克谦、张少华等的 10 个保安旅。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辖下主要是 10 来个游击纵队。此外，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也有 4 个团的武装。苏北的这些国民党武 装，名义上都归韩德勤指挥，实际上因为地盘、税收、供应等问题互相间意见纷纷，更因为有大鱼吃小鱼的争斗，两李和税警总团与韩德勤的矛盾都很 深。他们当中，韩德勤是国民党内的实权派，是苏北的主要反共顽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