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后来凡是执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实行书记专政象张国焘，其错误就无可遏止不断膨胀。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 月 21 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 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 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绝不 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 是一个损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也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那 主要是指“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与后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之一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对照，着重点和分量都大不相同。这反映在起草“九月来信”时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对部 队中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纠正之 必要认识不足。“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 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 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 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 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 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这样一段文字是陈毅自己逐字写在“九月来信”中的。这样高水平的要 求，特别是“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要求，“七大”时的陈毅是达不到的，但是他现在承认应该如此。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他确实感 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参与确定并亲笔写下了“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坚决地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 9 月 28 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 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①10 月初，陈毅又象坚决迫赶南昌起义军一样，坚决地赶回红四军，他要 把已经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红军初创时期的实践经验，再运用到新的斗争中去检验、提高。① “九月来信”全文刊载于 1990 年 4 月第 1 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卷（中央档案馆编，公开发行）。第六节坚决纠正错误思想陈毅在 1929 年 10 月 1 日离开上海，4 日到香港，6 日过汕头，11 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与特委开会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 他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绕过梅县，一路了解敌军兵力的分布，当他意外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 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刻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养病尚未回来。 10 月初召开 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个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 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这消息对陈毅当然震动很大。但此时的陈毅已是党中央“训练班”毕业 了的，他已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他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而，陈毅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 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后来他在 11 月 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地如此写了。陈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当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 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 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蚊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陈毅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他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 指示的精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作”。 前委及军部机关即随部队向梅县前进，陈毅随军南下。在此以前的 10月初，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的战争爆发了，赣敌乘机向闽西进逼。 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军东江（陈毅此时离上海在归途中）。红四军前委就决定到东江。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兵贵神速，立即挺进到梅县一带； 另一种主张逐渐推进，先在闽粤边界分兵做群众工作。前委采取了第二种主张，于是“迟迟不前”。后来第二纵队在峰市炉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但是 二纵队长刘安恭在此战中牺牲），一纵队在松源打败敌军 1 个营，气势很壮，纷纷要求到梅县。事实上梅县敌兵甚少。陈毅从上海回来，10 月中旬过梅县 时，也了解到松口敌只有 2 营兵，梅县 1 营兵，蕉岭 1 营兵，大埔 1营兵， 兴宁 1 营兵。据傅柏翠、肖克等人回忆，陈毅当时认为：敌人如此分散，红 四军若能及时集中直扫，以长驱之势，速下东江数要地，东江势必震动。东江群众必大大振奋。然而，部队南下既惊动了敌人，又分兵做群众工作，不 能迅速前进，到 10 月 24 日前委和军部随大部队到达蕉岭时，实际上大好时机已失，敌人的大队援兵已在向东江地区开进了。陈毅是能辩证地考虑问题 的，他决不因为在上海进一步提高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觉悟就片面突出，就忽略作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他对于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情况下还要分兵做群 众工作感到激愤。到蕉岭，当即探明梅县无正规敌军，仅县警备队相当于 1 个营的兵守备， 乃决定直取梅县。10 月 25 日，红四军主力进占梅县，县警备队纷纷缴枪溃逃。陈毅作为前委和政治部的负责人，立即投入紧张工作，与东江特委、梅 县、蕉岭县委筹划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和东江革命委员会。26 日下午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突然发现粤敌蒋光 鼐率 3 个团的正规部队于 3 天前启程，现已抵达梅县附近，其先头部队已向梅县猛扑。战火突起，全城惊乱。一部分敌军仗着人地熟悉竟突入城厢。梅 县两面临水难以机动。陈毅当机立断，乘敌人未及插到南门江边，迅速指挥前委和军部人员抢渡南门河，随战斗部队退入梅南山区。全军在朱德军长沉 着指挥下适时避开恶战，安全转移，仅亡 2、伤 4，毙敌 50 余人。红四军再次讨论行动方案，有些人主张 3 个纵队分开到 3 个地区发动群 众。讨论结果多数人认为在强敌面前分兵易遭各个击破，而且中央也已指示了红四军不应深入东江的政策；同时，又探得梅县只留驻敌军 1 个教导团。 就一致主张再打梅县。这在战略方针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梅县敌人不只 1个团；而且广东军有巷战训练，而巷战却是红军所生疏的。因此，红军黑夜 运动凌晨突袭虽然得手，前锋冲入大街，却在巷战中抵挡不住敌军用手提机关枪、手榴弹等优势火力的反击而被迫撤到城外。当晚包围攻城，战至清晨4 时仍打不下，而梅县城内 150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又没有接应配合的动 静。若继续攻击，粤敌增援会使红军陷于被动。前委研究，根据粤军顽强抵抗和大量增援的情况判断，广东战局恐己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于是决心 主动撤围，向敌兵力薄弱的赣南转移。后来查明战局确已发生变化。红军原拟趁张发奎入粤作战，粤敌自顾不暇的时机，在广东东江地区发展，因张发 奎迟迟不肯入粤，使得粤敌可以全力对付红军，继续留在广东极为不利。红四军经平远到寻邬，在寻部赤色区域大田乡安置了伤病兵。此次梅县 作战，伤亡 200 余人，而上杭补充的俘虏兵逃亡甚多。在寻邬，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并开始筹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1 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回闽西。11 月 18 日，在上杭官庄的前 委会议上，决定扩大闽西苏区，确定了建立闽西政权的有关政策。11 月 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在占领汀州的第四天，11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 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除对前委有批评外，对朱、毛个人 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 的问候。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不能一朝之慨”就消除了。11 月 28 日，在毛、朱、陈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 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 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这些积极的变化，在同一天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的两封信中跃然纸 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在致李立三的信中更是充满友情地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从信中也可 看出毛泽东对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但是，陈毅要和大家一起纠正错误的决心却不因此而减弱。他从 12 月 3 日随军到达新泉的当天即协助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在于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如何加强与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移驻古田后，工作 更紧张，白天开调查会，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他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1929 年 12 月 28 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 9 月 28 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详细 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还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 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经过讨论和充实，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九大”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 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同时又大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方面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强调， 内容有了很大不同，从而弥补了“七大”决议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七大”决议虽然肯定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政治观点和军事观点的问题 是对的，虽然在地方武装、宣传兵等问题上有正确的规定，但整个说来，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很不够。“九月来信”贯穿着对红军根本任务的阐述， 强调做群众工作，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武装群众，因而从根本上反对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但是把“纠正一切不正确的 倾向”只列为“红军中党的工作”中的第六点，其中根本没有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九大”决议就不同，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纠正党内非无 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的问题”，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九大”决议把八个错误思想倾向作为建设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纠正的主要错 误，在“党内教育问题”中又列为经常进行教育的材料，这充分体现了“九大”决议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对于流寇思想，“七大”决议意在调和，说“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 想”（按：二十九团要回湘南确不是流寇思想），但是，打进郴州后二十八团官兵的表现却理应引起陈毅的注意。周恩来起草的 8 月 21 日信说得尖锐： 忽视红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就会“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但“九月来信”便只有正面阐述红军的根本任务而 没有对流寇思想的批评了。“九大”决议把“关于流寇思想”列入“八个错误思想”之一，是对“七大”决议的纠正，是对“九月来信”的补正。“九大”决议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上下再为中央已明确否定了的“党管一 切”、“家长制”、“书记专政”等作分析讨论，而是在“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等方 面具体详细地定出章程作出规定，从而使从旧军队转变过来不是太久而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一个贯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切实可行 的法规。虽还没有写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字，但是这部法规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红四军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党委又不包办 代替军政机关的工作。这显然和“九月来信”的精神是一致的。“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还在于由毛泽东仍力前委书记。选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核心，这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这一点，中央政 治局 8 月 13 日、27 日讨论中都没有，只说“组织问题要解决”，8 月 21日 信当然也不会有，只有“九月来信”才作了这一明确的认定。“九大”决议 和“九月来信”最根本的一致正在这里。“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 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已回前委任书记，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也已通过，陈 毅回四军的任务完成了。今后怎么办呢？在上海时，鉴于他卷入矛盾很深，中央组织部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七军工 作。他回答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如今，他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起自己的工作问题了，毛泽东 不假思索他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陈毅便继续留在朱毛红军工作，至于干什么，他向来是不介意的。 二十五年后，谭震林在 1954 年 4 月 2 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一次是三河坝。假如那个时候没 有陈毅同志作核心，保持力量，后来回到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这个功劳除了朱德就是陈毅同志。第二，七次大会到 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囗囗路线的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 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按：第三是黄桥战役打开华中抗日局面）1959 年 8 月陈毅曾向来访者谈起红四军“九大”以后他的经历，谈得太 简略，事实上，有几点是应该记载的。回江西，他和毛泽东同行。翻越雄伟的武夷山时，毛泽东接到黄公略派 人送来的信，报告说正筹建工农红军第六军。毛泽东征询陈毅的意见：为了实现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割据计划，需要更多红军，毛泽东初步设想请 陈毅去负责红六军。不需要立即回答，考虑成熟再谈。陈毅却当即表示愿意 受命。陈毅虽没有参加“二七”会议，但被选为前委的委员。“二七”会议是 红四军前委，五军、六军的军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联席会议。选出的前委委员有毛泽东、郭贞（赣南）、曾山（赣西）、王怀（湘赣）、方志敏（赣东北）、 朱德、潘心源（中央巡视员）、黄公略（六军）、刘士奇（赣西南）、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二人为闽西）、袁国平（五军）、李 文林（赣西南、红二团）、滕代远（五军）。从这阵容就可看出，这个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所领导和管辖的部队和地区，己为后来中央苏区勾划出轮 廓。“二六”会议以后，前委决定陈毅力红六军政治委员，红六军军委书记。 红六军辖三个纵队。一纵队长何武东，政委李韶九；二纵队长罗炳辉，政委王如痴；三纵队长徐彦刚，政委刘作述。每纵有八九百条枪。在黄公略、陈 毅率领下，六军二纵队曾配合红四军主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攻。先在富田以北之水南全歼独立十五旅两个营；次日又与独立十五旅激战竟日， 将其击溃，俘敌 1600 余人，残敌仓皇逃往赣州。至此，陈毅在新的岗位上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和黄公略、罗炳辉相处特别融洽。第七节血的教训然而从 1930 年仲春开始一直到 1934 年中秋，整整 4 年半时间里，中共 中央先是开始了李立三的盲动，接着又被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陈毅经常身不由己，虽然工作一直积极努力，但成果难评。1930 年 4 月间，中央给前委的信中即严厉批评边境割据、争取江西“在 目前是极端错误的了”，而“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新的 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还先后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6 月中下 旬陈毅到汀州参加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后，根据中央精神，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 军（后改称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6 月底，进入赣南后，前委决定将陈毅调离红三军，留在赣南组建红二十二军。1930 年 7 月，红二十二军在信丰宣告成立，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 全军编 5 个纵队，有枪 2000余，这是在赣南原有的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等纵队和赣南独立师的基础上编成的，归属一军团建制。红二十二军成立后，陈毅在组训部队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参加土地革 命的工作。他在信丰、兴国、于都等地调查研究，帮助总结经验。在赣南地区召开的南路扩大会上他还提出了马上分田割禾、抽多补少的“八个纲领”， 并参与了土地法的制订。陈毅率领二十二军当时突出的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拔除“白点子”。 那是一些留在苏区内部有坚固城堡和顽固武装的地主据点。这些钉子的拔除，对巩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很有好处。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的黄泥排、犀牛和信丰城内先后办 起了红二十二军干部学校，亲任校长，为二十二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结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并与她结婚。此时前方的战事在错误路线下步履艰难。 毛泽东一开始就在行动上抵制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没有用主力强攻南昌。 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打进长沙，旋即撤出，并与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师。 在永和市，一、三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 一方面军又奉中央命令再攻长沙。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于 8 月 24 日致信赣西南特委并抄转陈毅、伍中豪：“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 1 万人到 长沙来，信到 2 月内再送 2 万人，总之愈快愈好”，陈毅努力配合，大量的预备军招之即去。但是，在错误路线的支配下，这些活生生的预备军，换得 的只是血的教训。血的教训只是开始，此后 4 年中，血的教训太多了！ 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不克，返回江西。 10 月初，师指吉安。陈毅奉命率二十二军北上，配合攻吉作战。守敌邓英所部乘夜潜逃。红军未经激战进 占吉安。 10 月 7 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主席曾山，陈毅为 53名政府委员之一。1930 年 10 月，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即开始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 次“围剿”。敌军由北向南，分进合击，企图以 10 万兵力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袁水流域。大敌当前，决战在即。但是，在中央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各苏 区从地方到红军的肃反扩大化也大规模地展开了。10 月 14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赣西南党、团、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 AB 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10 月 26 日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省行委） 发出指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必须“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 团）留在赣西南的 党内团内”，“严厉的镇压 AB 团，处决 AB 团中一切活动分子”。此后，打AB 团的活动即全面展开。红二十二军当然也奉命要打 AB 团。很快陈毅便感到优虑和为难。他当然 会坚决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但是肃反委员会的人员在中央和上级的影响下捕风捉影，苦打成招，大搞逼供信，而且还象布置扩大红军那样规定肃反数 字，就使他日益怀疑和反感了。不久，二十二军政委邱达三也被作为 AB 团的要犯逮走了。 李文林，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此时己是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书记。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 AB 团的带头人，恃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此时他却被定为 AB 团首要人物，被逮捕了（后 被杀害）。12 月 7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即原红六军一纵 队政委）带领红十二军一个连来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肃反”。在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下，按 别人口供划定名单，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及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逮捕关押，严刑 逼供，又逮捕了一大批人，严加看守，有的人陆续被杀害。接着李韶九又到东固，要在红二十军搞肃反，准备“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红二十军 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在被怀疑之列。刘敌在部队一鼓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得到官兵激 烈响应。刘敌就带一个营到东固，将李韶九等人抓起来，释放了谢汉昌等；当晚又率部队赶往富田，缴了那一个连的枪，把作为 AB 团扣押的人释放。随 即开大会，与会的人纷纷控诉，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事后，省行委及红二十军在李白芳、谢汉昌、 刘敌等带领下，撤到赣江以西，继续与敌人斗争，并将中央所需的一批黄金交由当时在场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带回上海。事后，刘敌等人对于这次过 激行动的错误有所认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和处分。陈毅不赞成肃反扩大化，但对于以兵变方式解决内部问题，也很反对。 尤其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对于任何分裂红军的做法都认为不能容许。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前往东固解围时，他立即带领红十二军的一个连（当时陈 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已缩编为红六十四师，归属红十二军建制，该师在打破第一次“围剿”、活捉张辉瓒的战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前往东固调 解处理，救出了被扣押的一些人，据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自传记述，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总前委在 12 月底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区委（相当于省委），陈毅任特区委 书记。赣西南是肃反抓 AB 团的重点地区，也是土地革命中急需纠正按劳力分配土地错误做法的重点地区，还需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和参加红军，自此开 始，动员青年入伍扩大红军一直是陈毅主要任务之一。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按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10 月 17 日的决定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 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时，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后曾由毛泽东代理书记）。（后来在 3 月问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增补 陈毅、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共 5 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未批复前即应参加苏区中央局的会议和参加工作。但迟迟未获中 央批复。）富田事变的审理反复甚大。最初，总前委定为反革命暴动。项英主持苏 区中央局后，进行了调查，作出了决议，确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 敌等“均系 AB团要犯”，开除党籍。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一次 AB 团领导的 反革命暴动，对一般附和随从的人只要承认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允许他们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经过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去河西说服动员，富田事 变的大部分发动者回到河东，二十军也随之回河东。然而，去上海向中央申诉的段良泥却“时运”不利，富田事变的当事人 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此时的中央却已是四中全会以后狠批立三路 线的了。4月初，中央特派的拥有处理富田事变全权的三人团（任弼时、王 稼祥、顾作霖）到苏区，重组苏区中央局。他们带来中央指示，于是，新的苏区中央局便按中央指示认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 反革命暴动”。服从原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回河东的富田事变领导者、包括去劝说的曾炳春政委在内，此后全部被杀害。一度稍稍缓和的肃反扩大化及酷刑逼供又如火上添油，只要被供为 AB 团者，几乎全部被捕，大部被杀害，苏区军民被杀者无法统计。陈毅当时对富田事变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乱抓乱杀现象越来越 严重。他作为书记又不得不传达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的决定并组织实施。向来神情开朗、喜笑怒骂流于形色的陈毅忽然沉默寡言。他为被错抓错关的人 重新甄别定案，一旦查无实据即予释放。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于 1931 年 2 月20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提到陈毅主持正义的事实，陈毅写信给他，要 他去总前委如实陈述当时的情况，信中有“被诬在的同志们暂时忍气，在将来我亦可代为申白”等语。1931 年的 3 月到 9 月，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和一方面军接连发动了第二 次、第三次“围剿”。陈毅在赣西南特区委为反“围剿”做了大量工作，筹集粮草，组织运输，输送预备兵员，还率领兴国、宁都、赣县、于都等县的 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对于肃反，他更了解内情了，便经常指示要认真调查，注重证据，不搞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对那些被乱抓乱押的人，凡无真凭 实据的，他敢于下令释放，使那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得以投入反“围剿”斗争。经陈毅之手释放的人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中， 曹金山写的《陈毅同志救了我》，就曾写到仅于都一地一次就放了几十人。这样就触犯了肃反大员。肖克 1981 年 8 月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 有一次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就公开表态：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 陈毅很坚定，却也感受巨大压力，因为李韶九当时是大权在手的人。陈毅常有去上级开会就象李文林那样永不回来的感觉。他的这种情绪自然为他 年轻的妻子肖菊英察觉，日夜担忧。或许出于某种预感，她托人把陈毅送给她的一支派克金笔转送给她的哥哥。但没等金笔送到，就已出事。一次陈毅 远出开会，临行又似诀别，陈毅告知肖菊英某日一定回来，如果到时候没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陈毅的确如期踏上归途，不料中途遇到白匪袭 击，马被打死，陈毅与警卫员绕道步行回兴国城，回到驻地时，为陈毅日夜担忧的肖菊英已死在井中了。1968 年 10 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 扩大化时的个人经历。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 AB 团的团长，整了 3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 AB 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情报告了毛主席， 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 AB 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毛主 席去打仗，就把红军的战费和他的几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对我说：红军的战费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重托给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 的。1932 年 5 月，李富春、陈毅、吴德峰受命组成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省肃 反委员会宣布：在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作 AB 团分子杀了的官兵，尚未宣布而查不清楚的，其家属如在地方仍一律以红军家属优待。1931 年 11 月，陈毅出席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 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因成绩卓著被授予红星奖章。1932 年 1 月，为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之下的军事部取消，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被任命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指挥独立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师及江西所有地方武装，是为中国人民军队有军区 建制之始。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比立三路线更“左”，强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只得选择赣州为攻取目标。彭德怀被任命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以江西军区总指挥任支作战军指挥，负责指挥地方部队 6 个独立师配合作战。红军围攻月余不下，伤亡甚重，敌援军又至，只得撤围。此后，陈毅又先后从江西军区动员大批赤卫队和民工赴闽南、粤北支援毛泽 东带领的东路军一、五军团作战。胜利后又将缴获和征集的大批食盐、布匹和其他紧缺物资运回苏区。陈毅还从江西模范少先队员中抽调大批年龄较长 的骨干编成两个团派往南雄水口地区担任运输、救护等战地勤务，青少年们表现出色，得到五军团首长的赞扬。但是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策略总不符合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 为贯彻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排斥了毛泽东对 红军的领导。1933 年 2 月到 3 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离开指挥位置的情况下取得第 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周恩来、朱德顶住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的牵制，指挥红军两战两捷，歼灭蒋介石嫡系近 3 个师，俘敌 1 万余。陈毅带领江西 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配合，发动战区群众支援红军。他同官兵们一起行军作战，神情又得开朗，有《乐安宜黄道中闻捷》诗一首 为证：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 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 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但是陈毅的开朗心情维持不久，这一年年初从上海迁来瑞金的临时中 央，直接地对红军和苏区实行错误路线的专制。1933 年 6 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再一次打击毛泽东 的第二次宁都会议。陈毅作为江西军区负责人列席了会议。陈毅在发言中肯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红军的功绩，并以红军几次反“围剿”作战为 例说明毛泽东在战略策略方面的优长，说毛泽东对中央一些方针虽有意见，但在组织上是服从的。据宋时轮（当时为江西省军区参谋长）1986 年 10 月回忆：陈毅还与中 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同建议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作报告，其用意是给毛泽东提供申述观点的讲台，但未获会议主持 人的批准。1933 年 7 月，临时中央派员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督促清算江西的“罗 明路线”，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罩、谢维俊、古柏，实质是继续批评毛泽东，以清除他在红军中的影响。陈毅、罗荣桓（刚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与军区机关部长以上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陈毅、罗荣桓顶住巨大压力，不肯上台发言批判。但江西军区没人上台无法“脱身”，他们便找青年部长 钟发宗，他年龄最小，讲错几句也无大关系。钟发宗上台，有意从个人讲起，以亲身体会讲红军的成长壮大。不料立刻被中央来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的发 言”。不等大会结束，陈毅和罗荣桓就把钟发宗派到远地的一个军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保护起来。钟发宗在 1983 年 8 月回忆此事，记忆如昨。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各地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中央苏 区的达 50 万，而且“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用共产国际来的军事专家李德的一套完全不适合中国红军的战法对付，连续失利，损 失惨重。江西军区在闽赣一带的各个省级军区中是个大军区，所辖地区达 10 余 县，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红都瑞金即在其境内。当时境内尚有清塘、石城、赤面寨等白色据点，凭借地形险要、粮弹充足，久攻不下，成了敌人安在苏 区内部的钉子。在陈毅的指挥下，省军区部队周密侦察、精心准备，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终于一一拔除。在扩大红军运动中，江西军区所辖 10 余县仅 1933 年的“红五月” 1 个月就突破 2.5万人。兴国县更是一马当先（山歌活动也广泛用于“扩红”），被誉为“第一等的工作”。 1933 年 6 月，陈毅亲自到兴国参加“兴国模范师”出师誓师大会。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陈毅即受命兼任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 挥招携、永丰前线作战，指挥二十三师、警卫师、独立二、三、四、十一、十三团及江西军区各地方游击队，但上级规定的作战方针只是阵地防御，步 步设防，作战艰苦。1934 年 1 月，陈毅由前线回瑞金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再次当选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会后他立即回前线继 续苦战。陈毅所作的这一切当然都无法补救错误路线带来的失败。1934 年 1 月到3 月，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又告失利，伤亡增加，中央苏区缩小到仅存于都、 兴国、宁都、石城、瑞金、长汀等县。陈毅深怀忧虑。5、6 月间，他先后写出并发表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主张战争的组织者应从实际出 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指摘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 战线已退到万安、老营盘一线，而且还在被迫后撤。 1934 年 8 月 28日上午，陈毅来到老营盘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正值敌周浑元部一个 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老营盘阵地猛烈进攻。陈毅视察完毕作了指示离开师的前沿指挥所时，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顿时倾倒，血流如注。 在巨大的血的教训中，陈毅也注进了自己的鲜血。第四章坚持南方革命阵地第一节战略大转变1934 年 10 月 10 日下午，陈毅手术后醒来，立即让警卫员找来担架，抬 他去中央机关，与即将撤出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等人告别。 兴国老营盘一仗，陈毅负重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养，烧退了，大腿总是红肿疼痛、不能 伸直，不能下床。陈毅十分心焦。听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就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了，但是还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过话。他应该动手术，但 因为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电源，不能拍 X 光片，动手术的事被搁置下来。 10 月9 日，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 陈毅赶快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情况。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当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来医院，并在百 忙之中到医院来探望陈毅。这样，陈毅才得知中央机关明天黄昏时就要出动。中央因陈毅腿伤、不能远征，决定他和项英等领导人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陈毅知军善战，负责军事。周恩来还告诉陈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办事处。中央分局以 项英为书记；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周恩来还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准备建立中央军区，统一指挥江西、福建等省军区和红二 十四师等部队。命令因为李德患病，尚未草写。X 光片显示陈毅右胯骨被打碎一角，于是立即开刀，取出了作祟已久的 一些碎骨。手术后第二天下午，陈毅忍着伤痛睡担架到中革军委驻地。中共中央总 负责人博古也在。他见陈毅到来，立刻上前握手，表示歉意：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去看望。接着就解释：此次撤出本想把他抬走，但因他在江西搞了 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到中央苏区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他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陈毅是反对“王、博路线”的。他当然懂得，不把他“抬走”，并不仅 仅因为需要他在江西坚持，还包括宗派主义的排挤。当时人们议论，这样重伤的高级干部留下来，是凶多吉少。留下来坚持斗争，陈毅倒并无意见。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自己对中 央革命根据地确实比较熟悉，留下他负责军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大家觉得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陈毅急等着与项英会面。项英在 10 月 12 日送别了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第二天就到医院看望陈 毅，并向他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及 其所辖的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省军区 的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团；福建省军区的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省军区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 加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 1.6 万人（另有伤员 3 万多人）。中央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 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 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这些留下的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直率他说了自己的意见。 在对待形势的看法上：陈毅认为蒋介石不会因红军主力撤出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大风暴很快要袭来，必须迅 速作好打游击的准备。陈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失败了硬是不承认， 那是十分危险的。”“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战术上：陈毅认为蒋介石的兵力远远超过 红军。蒋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下来专力对付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仍是占绝对优势。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不能 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坚持斗争。因此陈毅提出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任务之后，要迅速把领导干部分散、把部队分散，开展广泛 灵活的游击战争。“红军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革命力 量。”“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陈正人、周以栗等高级干部，身体有病，年大体弱，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识分子和妇女，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① 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原中共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他当然不能轻易改变中共中央原来确定了的方针。10 月 14 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的马道口召开原中 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但因中央规定在红军主力到达湖南之前不能公开突围转移 的情况，故分局和办事处对外暂保密，行文和报纸，仍用原来的名称。这次会议上，项英阐述了中共中央交给中央分局的主要任务和今后斗争 方针。陈毅只作了简短的讲话。10 月 22 日，在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给项英来电，指示“中央军区应 从 22 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不少高级干部对这任命迷惑不解。他们知道在留下的领导人中， 真正懂得战争的是陈毅，不给他军职，他怎么指挥部队打仗？陈毅感触尤深，中央原说定叫他“负责军事”，现在却不给他军职。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 1 个月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弄清了红军 主力的动向。他在南昌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 20 多个师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在这之前，国民党军基本上按照第五次“围剿”的原定部署 推进。从 10 月初开始，红军主力的阵地已先后由红二十四师及独立团接防，军力减弱；10 月 14 日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占领兴国县城，26 日又占领宁都县 城；北路国民党军虽已于 10月底发觉红军主力转移，但因在过去几次“围剿” 中被红军打怕了，担心又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他们仍然采取堡垒战术，小心翼翼地推进。这时，本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大转变的极有利 时机，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方针，仍然集中兵力去四面防堵，命令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西军区部队，分别去汀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正面阻挡国① 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瞿秋白和周以栗当时正患肺病。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 表，当时已 58 岁。民党军队的进攻。这些红军当然无力和敌人拼消耗，阻挡不住，反而遭受很 大的伤亡。 11 月 7 日，国民党李延年纵队占领汀州县城，10 日占领瑞金，17 日又占领于都县城。 国民党军每占领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抢。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 中共地方组织和游击队却不知红军主力已走，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处 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在白军侵占中央苏区的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 1.8 万多人，于都被杀 3600 多人，宁都被杀 4700 多 人，兴国被杀 2100 多人，会昌被杀 972 人，长汀被杀3237 人。被完全毁坏 的村庄 145 个，房屋近 3.5 万间。在近 3 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 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达 70多万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一！10 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到于都境内。中央分 局驻龙泉村，陈毅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住在石含村的祠堂里。陈毅是抬着去的，住厢房里间。为了消肿，右脚吊高地躺着。项英对陈毅的伤情是关心的，一 再交代医护人员好好照顾，用好药。可是陈毅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怎能“安心养伤”！他只能尽力地做职权内的工作。他躺在病床上，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一号布告，和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一起斟酌写定。布告以六言韵文的传统形式，生动晓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欺 压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厂铅印。日期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十一月七日。陈毅布置办事处人员，尽力争取到敌占 区和国民党军驻地广为张贴散发。当时中央苏区和闽西、闽北、赣南、闽浙赣等根据地的联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布告随《红色中华》报一起送到了这些 地方。一时国民党军官视布告为“最危险的宣传品”，在驻地和军中大肆搜 抄和焚毁。陈毅能够下床时，便拄着拐棍四处走动，找领导干部谈话。他到《红色 中华》报社找编委会主任翟秋白，商量在报纸上增加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的内容。见翟秋白脸黄浮肿，不停地干咳，陈毅十分焦急真想赶快让他转移到白 区大城市去。陈毅走遍政府各部门，看到留下的机关为了保守中央和主力转移的机 密，到 11 月中旬还保持着党和政府各部门原有的名称和系统，各谋其政，既分散力量又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此时红军早已进入湖南。陈毅便多次召集 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属各机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压缩合并部局，精简人员。如将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军事工业局和红军供给部，合并为财政 经济委员会。机构大大缩小，裁减下来的人员分到部队和游击队。机关中的女同志和领导干部亲属，被批准随中共中央机关长征的只有蔡 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 31 人，绝大多数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中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 3 岁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贺焕文、温吐秀，毛泽 覃的妻子贺怡，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傅连璋的妻子刘赐福。至于项英、陈毅、梁柏台等人的妻子，当然都留了下来。 10 月下旬，根据反革命大风暴 即将到来的清醒估计，陈毅考虑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最大，敌人搜剿严，亲属留在瑞金一带是不合适的。他就布置办事处动员安排她们疏散到瑞金以 外的地区去。但她们大多数不愿离开机关部队，“死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于是，一到宽田，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她的老家兴国县去做地 下工作。陈毅是 1932 年 5 月与赖月明结婚的。婚后陈毅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两个 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没有子女。陈毅到瑞金休养，组织上才把她从江西省少共儿童局调来照顾丈夫。陈毅忍痛动员她离开自己，并安排女干部万香跟她 一起走。挥泪一别，再未重逢。陈毅送走了赖月明，就动员疏散。他亲自布置可靠关系安排毛泽覃的妻 子贺怡、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乘 3 条装载钨砂和粮食的船，到赣州郊区隐蔽和工作。当时较早疏散的人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 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在形势越加紧张的时候，陈毅还坐担架亲自到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 料厂、印刷厂和矿山去了解情况，并布置干部、职工们把各种暂时不用的机器拆开装箱，埋到山中，还把盘古、铁山城矿的几十吨钨砂，埋到于都河的 沙滩下。他还去找项英，要他尽早部署分散游击，争取主动。项英对国民党的暴行极感痛愤，对苏维埃国土日益丧失极感焦急。在国 民党军向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进攻时，他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 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弯塘岗，伏击敌人。 11 月 22 日，一战歼灭了敌人半个旅，击渍了另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唯一的大胜仗，给 了群众一时的鼓舞，震惊了敌人。但是红军伤亡也不小，并且暴露了主力二十四师的目标，敌人集中 4 个师的兵力，跟踪围击二十四师，并于 11 月 23 日占领会昌。随着局势的更趋严重，项英开始向游击战争转变和加强地方军事建设。 中央军区在宽田开办了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地方武装骨干学习游击战术。贺昌、陈毅也去授课。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还在赣南成立了杨（殷）赣（县） 特委和杨赣军分区。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形势越来越恶化，进入 12 月，国民党军便开始有计划的封锁和分割。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分割成几小块，国民 党军至少部署了 12 个师将其围困。这预示着“清剿”的大风暴即将来临。中共中央分局于 12 月中旬在宽日召开了一次分局会议，对粉碎敌人的分 区“清剿”、加强地方游击战的领导作出一些决定和部署，任命和调整了许多领导干部，其中有对后来的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的若干决策。如：决定 成立中共信康赣雄临时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杨尚奎任副书记；派张鼎丞到福建领导闽西游 击战争；从红二十四师抽调一些军事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并作出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的决定。中央分局的这些决定和部署，在战略指导上只是局部的转变，还没有把 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从“三角地区”分散到敌后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以主动打击和牵制敌人。在 12 月，陈毅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 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 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先后于 1 日、20 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和紧急命令。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铜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 捉拿严办”。紧急命令作了 8 条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 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就概不加以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巩固内部，促进 储粮筹款，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 捐献 3000 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 12 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 6800 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 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 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 140 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 团组织。但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 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陈毅作出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12 月底，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与部队转移到“三角地区”中心地带 的黄龙井塘村。1 月份，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 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 省军区机关部队 2000 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 4 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 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 1 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 400 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 南地方武装共 5000 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 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 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1935 年 1 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 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鼓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连电中央、 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直至 2 月 5 日，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的回电，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 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 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称“决议详情续告”。2 月 4 日是阴历元旦。2 月 7 日，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 一幕。由翟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3 个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 日，翟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陈毅这时已对军事有了参予决策和指挥之权。他和项英等人考虑敌情紧 张，不宜再等“续告”，急需提前行动。于是决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机关、部队迅速由井塘村经会昌白鹅，向贡水之南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同时，安排翟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张亮（项 英妻子）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①到禾丰后，2 月 13 日，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应当承认中区 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对于在游击战争中应采取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决议指示：“1 连人左右 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 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不利时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 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 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机活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 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必须“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 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 地。”27 年后，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这份电报，心情振奋。它为中 央苏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他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当晚，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 分九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甫、湘南、湘赣等地突围。在 2 月中旬才下这决心，在中旬未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9 路突围中， 有 3 路是较顺利地突出去了：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 4 个连到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湘南；毛泽覃率 1 个连去闽西。 其他 6 路却都遭受堵击袭击，或被打散，或遭重大杀伤，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其中有中央分局委员贺昌、梁柏台以及阮 啸仙、刘伯坚、周以粟、廖昔昆、杨英、李翔梧等。项英、陈毅、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当时，还有 2000 多名重伤员留 在禾丰、上坪山区，陈毅负责疏散安置。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重伤员有6000 多人分散在七八个医院中，这些医院大都驻在山区的民房、祠堂里，陈 毅先已坐着担架到各处和负责同志们一起安排处理，陆续动员疏散了 4000多人。这次，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 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就这样，在苏区军民 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2 月 28 日，项英、陈毅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电报， 表示坚决拥护。项英、陈毅、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