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幸福。我似乎很少这样幸福过。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我在家里是孤独的，所以下午到地铁动物园站，周未到阿克赛尔臭烘烘的房间。　　戴特莱夫是小团伙中最强的人，我是最弱的。我感到自己不如小伙子们，不论在体力上还是意志上。特别由于我是一个女孩子。然而，我第一次感到我情愿这样软弱。我享受着戴特莱夫对我的保护。我需要人帮助时，戴特莱夫，阿克赛尔，贝尔恩德总是挺身而出，我品味着所受到的这种宠爱。　　我的男朋友是我的，他会做其他吸毒者不会做的事；他只要有海洛因就与我分享。他为我挣钱，去干最肮脏的活儿。为了给我买毒品，他一天要多接一、两个嫖客。我们俩跟别人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男人为了女人而卖淫。大概我俩是世界上惟一一对这么做的情侣。　　1976年的秋天，我从未想过我自己去卖淫。至少从未认真想过。我的脑子里大概闪过这种念头。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跟一个恶心的家伙走了，我感到内疚的时候。可是我知道假如我提出这事，戴特莱夫会狠狠地责备我。　　再说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里面的细节，或者至少是我不愿意去想它，不可能想象我会去干。戴特莱夫从来不谈此事。从这三个小伙子的谈话中，我听出好像是替鸡奸者手淫。　　对于我来说，这与戴特莱夫和克丽斯蒂娜无关。戴特莱夫是被迫去干这种事的，于是我不认为这事多么恶心。他乱摸那些鸡奸者，这倒不怎么害怕，这是他的任务——令人作呕的活儿，但却能使我们有可卡因。只是我不愿意那些家伙乱摸戴特莱夫。他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　　开始，我还觉得有几个同性恋者比较热情。小伙子们有时说杜尔柯或马善是个不错的家伙，不要怠慢他。我记住了这些。我同戴特莱夫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有几个人对我特别热情，好像他们很喜欢我。不时地，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我一张某个鸡奸者认为我“很可爱”而给我的银行支票。戴特莱夫没有告诉我，这帮家伙中的一些人纠缠着他说想接近我。　　我观察其他的姑娘。几乎全部跟我一样还是孩子。我觉得她们很不幸。尤其是吸毒者不得不为了能够注射毒品而卖淫。我看见每次当一个嫖客挑逗她们时，她们的脸上都显出厌恶的神情，但她们还是强装笑脸。　　我鄙视那帮家伙，他们悄悄地溜进车站大厅的人群里，不时用眼睛搜寻着“新鲜猎物”。当他们能够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子睡觉时，他们便格外高兴，显然这很讨厌，不可能在这事上不遇麻烦吗？　　那些同性恋者，我也很容易恨他们。渐渐地，我发觉他们让戴特莱夫遭受痛苦。他经常不能抑制住他的反感，很难迫使自己把那种活儿干完。总之，假如他不是处在毒品的恍惚状态中，这种活儿他不可能干下去。他毒瘾发作时——即他最需要钱时——见嫖客他就溜掉，于是阿克赛尔或贝尔恩德就去顶替他。他们尽量压制住他们的厌恶。他们也一样，需要用吸毒来麻醉自己，才可能去干这种活儿。我看见鸡奸者们追逐戴特莱夫就生气。他们向他结结巴巴地表示非常可爱的“爱情”，往他手里塞情书，这些都是当着我的面。这帮家伙就应该把他们单独关在一处！我不可能同情他们。我真想向他们大喊：“听着，伙计，戴特莱夫是属于我的，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更不属于一个混蛋鸡奸者，你们懂吗？”但正是这些家伙付给我们钱，他们就像给圣诞节的火鸡拔毛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又需要他们。　　我逐渐发现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与戴特莱夫很亲近，甚至比我跟他还亲密。很让人恶心。一天，我听戴特莱夫、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三个小伙子谈话才知道，一些嫖客要等到他达到性欲高潮才肯付钱。我真觉得恶心得要命。　　我越来越难看见戴特莱夫，因为他随时都要跟一个混蛋嫖客走。我真替他担心。有人告诉我有时候卖淫的小伙子最后自己也成了同性恋者。可我什么都不能对戴特莱夫说，我们需要钱，不断地需要钱。自从我入了他们的团伙，我就决定，至少无意识地觉得，应该跟他们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的吸毒者。我每天注射毒品。我总是注意留出足够第二天早上注射的海洛因。　　但是，戴特莱夫和我还是尚未达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对于那些不是每天注射毒品的初期吸毒者，身体上依赖毒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两天没有海洛因还顶得住：我们用别的替代品来“过瘾”，并不怎么痛苦。于是，我们以为我们跟其他人不同，跟那些堕落到底的吸毒者不同。我们想什么时候戒毒都可以。　　我有幸福的时刻。每个周末在阿克赛尔家。戴特莱夫和我一起躺在那张干净的床上，向我说声“晚安”，又在我嘴上温柔地吻一下，于是我们就睡觉。我俩背对背，屁股冲屁股地躺着。我醒来时，戴特莱夫吻我一下并问我早安。　　我们六个月以来一直呆在一起，没有发生别的肉体关系。我刚认识戴特莱夫时，我就已懂得了要提防着小伙子们的粗鲁。我立刻对他说：“你明白吗？我是处女。我还想再等一等。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　　他立刻明白了，从未找过麻烦。对于他来说，我不仅仅是与他相处得很好的女朋友：他很清楚14岁的我还是一个孩子。他极为敏感，能感觉出我所希望的以及我能否做的事。这年10月，我向我妈要避孕丸。她给我弄了一个处方。她立刻明白了我和戴特莱夫的事。可是当我告诉她，我和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发生，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对这类事情总是存有戒心。　　于是，我吃了避孕丸，但没有告诉戴特莱夫。我还是害怕。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到了阿克赛尔家时，看见铺在那张干净床上雪白的床单比我们往常睡的要宽。阿克赛尔向我解释说何必两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呢，他自己睡到另一张大床上，把他的床让给我们。　　那天，大家情绪都好，忽然戴特莱夫建议打扫一下房间，大家立刻同意。我先把窗户打开。涌进来的新鲜空气才使我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如此污浊的房间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连一分钟都不能忍受这种恶臭的——干的血迹、灰尘和发霉的鱼罐头混杂在一起的怪味。　　两个小时后，我们还在房间里大扫除。有的扫地，把堆积成山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我开动吸尘器，我甚至还把金丝雀的鸟笼打扫了一遍，大扫除把鸟惊得乱蹦乱跳。阿克赛尔的母亲把这只鸟留给他，算是对他的奖励，因为她的朋友不喜欢鸟。阿克赛尔也恨这只不幸的小鸟：当鸟叽叽喳喳叫唤时，阿克赛尔嫌吵，就会给鸟笼一拳，可怜的小鸟像一个疯子似地龟缩在栅栏中。三个小伙子谁也不管它，阿克赛尔的母亲定时来给鸟送食物。我每星期六都给鸟放一周的食料。我还给小鸟买了一个玻璃小器皿，里面放上够鸟喝六天的干净水。　　那天晚上，我们睡觉时，情景和往常不一样。戴特莱夫没有吻我并说“晚安”，也没有转过背去。他跟我说起话来，说的都是温柔的话。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抚摸我，非常温柔。我一点儿都不怕了。我也抚摸起他来。我们互相抚摸，长时间地相互抚摸，谁也不说话，这真好！过了有一个小时，戴特莱夫才打破沉默，他对我说：“下星期六，你想做爱吗？”　　我回答：“好吧！”我总是怕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戴特莱夫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过了一会儿，我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准吸毒。不能有海洛因。假如我们处于吸毒后的恍惚中，我可能感觉不出做爱的欢乐。我愿意完全处于清醒的状态。我希望你也这样，以便也能判断你是否真这么爱我。”戴特莱夫说：“可以。”他温柔地吻了我一下祝我“晚安”，我们又背对背地睡了。　　第二个星期六，我们都很守信：我们任何毒品都未用。阿克赛尔的屋子重新变得又脏又臭。但是，我们床上的被褥却白得耀眼。我们脱了衣服。我还是有点害怕。我们并肩躺着，一句话也没有。我回想着我班上的女同学们曾经告诉过我的情景，第一次小伙子怎样粗鲁地扑向你，不顾一切地与你做爱，直到他满足时才停下来。女同学们说第一次做爱疼得可怕。　　我对戴特莱夫说，我不愿意出现我班上女同学们所描述的情景。　　他回答我：“行啊，我的小乖乖。”　　我们互相抚摸了很久，开始性交，我只感觉出一点儿。当我感到疼时，不等我说，他已经感觉出来。　　我心想：“他有权利把我稍微弄疼点儿。他已经等待了六个月。”　　但戴特莱夫不想把我搞疼。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好了。我们俩都感到很好。我爱他，爱得发狂。但是我却僵直得像块木板，戴特莱夫也是一动不动。他肯定明白我无法表达出的意思：我被担忧和幸福弄得呆住了。　　做爱以后，他紧紧搂住我。我的感觉真是出奇地好，我问自己，我怎么配得上这么一个好小伙子呢。他一心想到我，从不为他自己考虑。我想起了查理，有一次看电影时，他把手悄悄地放在我的大腿中间。我很高兴把身子给了戴特莱夫，属于他了。我太爱这个男孩了，以致惊慌失措。我害怕死了。我总是自言自语：“我不愿意戴特莱夫死。”　　在他抚摸我时，我对他说：“戴特莱夫，咱们戒毒吧！”　　他回答说：“好吧，我不愿意你成为吸毒者。”　　他拥抱我。慢慢地，我们分开睡了，还是背靠背，屁股冲屁股。　　戴特莱夫的手放到我身上把我弄醒了。天还早，一道灰色的光透过窗帘。我们互相抚摸，尔后，我们做爱，很和谐。我的感觉主要还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但是我发觉与戴特莱夫做爱的确妙不可言。　　星期一，我直接从学校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儿。我把我的快餐和一个苹果给了他。他饿了。我很想注射海洛因，我已经有三天没有注射毒品了。我问戴特莱夫：“你为我准备好一针了吗？”　　“没有。而且我再也不会给你了。我不愿意。我太爱你了，我不愿意你成为一个吸毒者。”　　我气炸了。我大吼道：“哟，老朋友，你倒有胆量！你完全处于恍惚状态，你的瞳孔已经胀得有大头针的头那样大了。你还来教训我！还是你自己先戒毒吧，你戒我就戒。但是，别说瞎话，老实坦白你是不是想独占可卡因。”　　我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他无法辩解。星期六晚上，他又开始注射毒品。他最后向我让了步，并说：“行了，小乖乖，那就让我们俩一块过瘾吧。”接着，他接了一个嫖客，以便为我买毒品。　　现在，我们俩躺在一起，我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时，已感到很不自在了。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卖淫。确切地说，是想让嫖客们接近我！去干戴特莱夫和我所做的那种事。做爱，以往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只是有一种很抽象的概念。现在，这成了戴特莱夫和我之间最好又最亲密的事。那些嫖客们却让我恶心。地铁站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完全无法理解：怎么能跟一个令人厌恶的外国佬、酒鬼或大腹便便的秃头睡觉？听见那些嫖客说蠢话，我不再感到有趣，我没有任何话回答他们。我惊慌失措地溜走。有时，我甚至打他们。对于鸡奸者们，我现在讨厌他们。我简直想把他们杀了，这帮猪猡。我要花很多精力来阻止自己去想象戴特莱夫被迫抚摸他们的情景。　　但是我每天下午放学后，还是继续到地铁动物园站去。为了见到戴特莱夫。当戴特菜夫接完一个客，我们就坐在台阶上，他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有时候接不到客，好些天戴特莱夫都很难挣到够我们俩用的钱。　　逐渐地，我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小伙子。以前，戴特莱夫总是试图让我疏远他们。他们比我们糟糕得多，他们比我的伙伴们更难找到嫖客。他们是不择手段搞毒品的吸毒者，我以前很欣赏这类家伙。　　戴特莱夫对我说，他们是他的朋友，可同时他又让我提防他们。他们总是身无分文，又不顾一切地寻找可以注射的毒品。从来不能在他们面前露出钱或海洛因，否则就有遭暗算的危险。他们不仅诈骗嫖客，他们之间也互相诈骗。　　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的。吸毒者们的圈子如此吸引我。但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圈子，或者说基本上进入了。　　有时，戴特莱大的朋友们对我说：“戒毒吧，你太年轻了，不该吸毒。戒毒，你可以做到，只要你同戴特莱夫分手。总之，他是永远摆脱不了毒品了。别再傻了，你就任他去堕落吧。”　　我把那些人都撵走了，让我与戴特莱夫分手？简直不可想象。假如戴特莱夫自杀，我也会去自杀。当然我没有对那些人说这些，我只是回答他们：“你瞎说，我们不是吸毒者。戴特莱夫和我想什么时候戒毒就能戒毒。”　　1976年11月，我每天的生活都一样，从2点到8点。在地铁动物园站，尔后是选帝候街的一家迪斯科舞厅，戴特莱夫现在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是吸毒者们约会的地方，比“音响舞厅”还糟糕。我经常在那里呆到夜里12点20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时间。实际上，我只为星期六晚上活着。每个星期六晚上，戴特莱夫和我做爱，每次都特别好——只要我们不是醉状。　　12月到了。我感到冷。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冷。我意识到这是身体发出的警告。这个月开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就意识到了。我在阿克赛尔的房间里醒来，戴特莱夫睡在我旁边。我冷得要命。我的眼睛盯着一只盒子。突然盒子上面的说明文字，跳到我眼前。文字是彩色的，而且是耀眼的色调，刺得我眼睛难受。尤其是其中一种红得可怕的鲜红色。我吸毒后，最怕红色。但是海洛因却使红色变成一种很温和的色彩。它使红色像其它颜色一样，罩上一层薄雾。　　可是在这个该死的盒子上，红色又变得很可怕。我的嘴里满是唾沫。我咽下去，口水马上又涌上来。口水不断涌上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口水又突然消失了，现在我的嘴里又干又苦。我喝了点儿水，但无济于事。我冷得发抖，可一分钟后，我又热得要命，我大汗淋淋。我叫醒戴特莱夫，对他说：“出了点儿事。”　　戴特莱夫看着我的脸：“你的瞳孔胀得像茶托那样大。”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尔后他低声说：“怎么样，小姑娘，这下行了吧。”　　我又冷得发抖，我问他：“这下行了，是什么意思？”　　“吸毒者的发冷，毒瘾发作了。”戴特莱夫回答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犯瘾了。我对自己说，你也到了这种地步，你成了一个吸毒者。但这也不是太可怕，吸毒者式的发冷，为什么人们对这种东西小题大作呢？我并不怎么痛苦：我仅仅是发抖，颜色刺我的眼，接着是嘴里那种可笑的感觉。　　戴特莱夫不再说什么，他从牛仔裤的小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和维生素C，又去找勺子，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支蜡烛上加热，又递给我准备好了的针管。我使劲发抖，因而我很难把针扎到静脉里，但是我还是很快扎进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有的颜色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我的嘴里的状况也恢复正常了，我又睡了，紧贴着戴特莱夫。他也趁着这机会给自己打了一针。我们直到中午才起床，我立刻问戴特莱夫，他是否还有剩下的海洛因。　　他对我说：“你别担心。你回家之前，今晚还有一针。”　　但是我需要在明天早上注射用的。　　“这个嘛，我也剩得不多了。今天我实在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客都不会有。”　　我惊慌了：“难道你不明白吗？假如我明天早上不打一针，我就会发毒瘾，那样我就不能去上学。”　　戴特莱夫说：“我早对你说过了，小姑娘，你也上瘾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俩还是去了地铁动物园站。我有时间来思考。我第一次犯毒瘾。我终于也成了依赖毒品。依赖戴特莱夫的人。最使我害怕的是依赖戴特莱夫。一个人完全依赖另一个人时，那爱情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不得不哀求戴特莱夫给我一点儿毒品时，事情又会怎样呢？我已经见过许多犯瘾时的吸毒者，我看见他们乞讨，不顾廉耻地准备接受所有的污辱。我可是从来不会乞求的。我不会先从戴特莱夫开始我的乞讨。尤其不能向戴特莱大乞讨。如果他任随我向他乞讨，那我和他的关系就结束了。　　戴特莱夫拉到了一个客，我等他回来。等啊，等啊……我必须习惯于等待，才可能得到我第二天早上的毒品。　　我疲倦死了。我低声自言自语：“怎么样，克丽斯蒂娜，你有了你所想要的。这是你那想象的东西吗？肯定不是。但是你自己愿意。你羡慕吸毒者。现在你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别人再也吓唬不住你了。他们向你谈到犯毒瘾，你不必再睁大眼睛，你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别人再吓不住你了。该轮到你去向其他人描绘那种场面了。”　　我精神上并未真正战胜自己。我回想着我过去对待犯瘾的吸毒者的方式。我不明白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注意到他们极其敏感，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非常脆弱。一个吸毒者一犯瘾，就完全垮了，甚至不敢同人顶嘴。我曾经对他们显示我的强大。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摧垮。只须找一个好地方，一点点地揭他们的老底，戳到她们的痛处他们就彻底垮了。吸毒者犯瘾时，他还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精神和体力上都瘫软的人的。支撑门面的都垮掉了。吸毒者不再认为自己比一切人一切事都强了。　　我心想：“现在轮到你吃苦。你犯瘾了。他们将会看到你变瘫，变得愚蠢可笑，可是你早已知道这一切，不是吗？真奇怪，你以前从未想到这一切。”　　我的自言自语并没有能够帮我的忙。我需要向某个人诉说。当然，我可以找一个在这里游荡的戴特莱夫的伙伴。我没有这么做，而是龟缩在一个紧靠邮局的角落里。我很清楚别人会对我说什么：“你不应该这样干，老朋友会好起来的，你不是一向认为戒毒很容易吗？有一种药就是专为这个而制作的。”戴特莱夫也讲过这类事。　　我只能向我妈诉说。可我一想：“这不行，不能对她讲。她爱我，我也以我的方式爱我的妈妈，如果我对她说了我所发生的事，她会难过的。不管怎样，她不能帮我。她大概会把我送进监狱。这有什么用呢？强制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走上正道。尤其对我不适用。你筑一堵墙，我赶快溜走。这样更糟糕。　　我一直在低声自言自语：赶快停下来！你只是遭受了初次犯瘾的一点痛苦，可是你要下决心自己帮自己渡过难关。戴特莱夫回来时，你就应该对他说：“我不要海洛因，我要戒毒。你也应该这么做，否则我们就分手。你口袋里有两份海洛因吗？好吧，老朋友，我们打最后一针，明天结束这一切。”我一边说一边感到自己极其渴望打一针。我叽哩咕噜，就好像我在诉说自己的一个秘密：总之，戴特莱夫不会愿意的。你也很清楚你离不开他。别再乱想了：“你已经走到头了。彻底到头了。你的生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你自己愿意这么做”。　　戴特莱夫回来了。我们一句话没有说，就一起溜到选帝侯大街寻找我们的老卖主。我把我的那份毒品装进衣袋里，回到我家，我立刻躲进寝室。　　两个星期后，只有戴特莱夫和我在阿克赛尔的房间里。我俩都有气无力。头天晚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贩毒商，另外一个卖主把我们骗了。他卖给我们的可卡因掺假太多了。星期天早上，我们不得不多打一针才支撑得住。现在已经快傍晚了，我们什么毒品都没有，戴特莱夫开始出汗，而我也觉得自己离犯瘾不远了。　　我们翻遍了整个屋子，想找一点儿可以卖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可卖的。从电咖啡壶到半导体收音机，早已被卖了换成毒品。还剩一个吸尘器，可它旧得已经卖不了5马克了。　　戴特莱夫说：“小姑娘，我们必须赶快去弄钱。最多再有两小时，我们就会处于毒瘾全面发作的状态，那一切可就都糟了。现在是星期天晚上，我一个人不行，你必须帮助我。最好的办法是你到‘音响舞厅’去偷窃。争取弄到40马克，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嫖客弄到40或50马克，我们还可以把明天早上的可卡因也准备好。你能行吗？”　　我说：“我当然可以办到。扒窃是我的拿手戏。”我们约好两个小时后会面。我以前常在“音响舞厅”里扒窃。我一般只须挑逗别人就行了。这一招总是很灵。但是今晚不行，我着急，扒窃花的时间多：必须选好偷窃的对象，事先想好接近他们的办法，有时还要跟他们聊一会儿，尤其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扒窃倒是很有趣。　　但是我的毒瘾犯了，影响了我的扒窃。半个小时后，我才弄到7马克。我对自己说：“你不行了。”我想到戴特莱夫正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而地铁动物园站星期天晚上只有以家庭为单位外出的人，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另外，戴特莱夫又处于犯瘾的状态。我害怕极了。　　我走到街上，辨不清方向。我希望在街上再扒窃一次，我成功的机会要大些。一辆“奔驰”车停下来。我已经习惯看见一些大轿车减速并停在“音响舞厅”门前。这里女子的身价比别的任何地方都便宜，一些女子没有2马克一张的门票，就拉客来付门票和几瓶可口可乐钱。　　坐在“奔驰”车里的那个家伙向我招手。我认识他。他经常在这一带转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盯我的梢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想挣100马克吗？”有一次，我问他想用什么来换。他回答：“没有什么殊殊的。”我大声地讽刺他。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大概是这类的问题：“总是看见这家伙，得搞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你大概还能从他那儿借到一、两个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突然走到“奔驰”车旁边。他让我上车，这里不能停车。我服从了。　　实际上，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是偷窃之类的。对于我来说，那些嫖客们不再是另一个星球的人。这类人我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得多了，我也经常听小伙子们的谈话，所以我知道这部刚开始的“电影”的结尾。我知道不能让顾客定条件。我竭力装出高傲的样子，我不发抖。但是我吸了一大口气，我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就走样了。　　我说：“怎么样？”　　他说：“什么怎么样？100马克。行吗？”　　我说：“我不做爱。根本谈不上这个。”他问为什么，我情绪波动得厉害，找不到别的话回答他，就只好照直说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不和其他人睡觉。我不愿意这么做。”　　他说：“好吧。那你就替我口淫。”　　我说：“不，这也不行。这会使我恶心。”我很固执。　　什么都不会使他生气。他回答：“行啊，你替我手淫。”　　我说：“那可以。100马克。”这时候，我不害怕，只是在想，这家伙大概爱上我了：100马克就为了这个，在选帝侯街，“小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并不值钱！我蜷缩着依在车门上，右手抓住扶手。他知道这不是在演电影。　　他减慢车速。我惊恐不安。“他肯定不会满意的。他大概会狠狠打我一顿，或者他不会给我那么多钱。”他停了车。我们到了一个公园，离“音响舞厅”不远。我经常从这个公园穿过。这真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是扔下的避孕套和纸手帕。　　我浑身发抖，隐隐感到有点儿恶心。但是那个家伙总是很平静。我鼓起全部勇气对他说，完全按照妓女的规矩：“先给钱吧。”他给了我，我还是害怕。刚才并没有说定他不会让我把钱退给他。我常听到谈论这类事情。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办。近来，我们小团伙的小伙子们尽谈论这件事：他们怎样跟嫖客们“耍心眼儿”。他们相互之间也没有别的事可说。　　在等待着他脱裤子的时候——他只顾了自己，顾不上注意我——我趁机把钱塞进我的靴子里。行了，他准备好了。我一直坐在“奔驰”车的后排座上，靠着车门。我一动不动，也不看他，我伸出左手。可是够不着。我不得不向那家伙靠拢一点。在抓住那玩意儿之前，我只好先看一眼。　　我感到恶心，感到发冷。我眼睛盯着挡风玻璃，竭力去想别的事情。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远处一个闪耀着霓虹灯的广告上，集中到透过小灌木丛看见的车灯上。　　完的还比较快。那家伙又掏出他的钱包。他拿钱包的姿式使我看见钱包里装满了大面额的钞票。他大概是想让我吃惊。他又给了我20马克小费。　　钻出汽车，我感到自己很平静。我想了一下：“行了，你14岁。一个月以前你还是处女。现在你已经开始拉客了。”　　在这之后，我不再去想那家伙以及我所干的事。我甚至还很高兴，因为有了钱。我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钱。我不担心戴特莱夫，甚至也不去想他会说什么。毒瘾又发作了，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我有运气，立刻碰上了我们的老卖主。他见我有这么多钱就问我：“你哪儿弄的这么多？你卖身啦？”我以盛气凌人的口气对他说：“看你说的，我会干那种事？我都要戒毒啦，而不是想注射毒品。这钱是我爸给我的，他忽然记起他还有一个女儿。”　　我花40马克买了四份四分之一克的毒品。四分之一克是毒品市场上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四分之一克。以前，把四分之一克分作三份，现在这些正好够戴特莱夫和我用。　　我走到选帝侯街的公共厕所里，我给自己打了一针。这次是上等的可卡因。我把剩下的可卡因和钱装进学生月票的长夹子里。　　整个注射过程只用了一刻钟。因而我离开戴特莱夫正好是三刻钟，我满有把握能在地铁动物园站碰到他。他果然在那儿，一副可怜相。这个星期天下午连一个顾客的影子都没有，不用说，他犯瘾了。我对他说：“过来，我已经搞到了。”　　他也不问我是怎么弄来的，什么话都没说。他只是着急一件事：赶快回他屋里。我们径直走到浴室。我从口袋里掏出学生月票夹，递给他一个小包。当戴特莱夫把毒品放在勺子里加热时，他翻看着月票夹，发现了另一个小包和钱。“你在哪儿搞到的钱？”“没有扒窃到钱。也没有别的可干。这时碰到了一个有钱的家伙。我替他手淫。只干了这个，我向你发誓。我本来不该这样做。我这样做全是为了你。”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戴特莱夫脸色苍白。他气坏了。他大吼道：“你撒谎，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这点就付100马克。这是什么意思：手淫。没有别的？”他说不下去，他毒瘾发作到了高潮，他浑身发抖，他的衣衫全湿透了，他的腿在抽筋。　　他把止血带绷在胳膊上。我坐在澡盆边上哭，我认为他有权利发火。我哭着，等待着戴特莱夫的针起作用。只要他一切恢复正常，他就会给我一记耳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不会辩解。　　戴特莱夫抽出针头，走出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终于他开了口：“我送你去公共汽车站。”我打开第二包毒品，给了他一半。他把毒品装进牛仔裤口袋里。我们走到公共汽车站。我很想让他大吼一番，打我一顿，至少他得说几句。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公共汽车来了，我没有上去。他转身要走，我对戴特莱夫说：“我对你讲的完全是真话。我替那家伙手淫。就这些。这并不太可怕。你应该相信我。怎么，你不再相信我了？”　　戴特莱夫说：“我相信你。”　　我说：“真的，是为了你，我才这么做。”　　戴特莱夫的声音坚定了一点：“别说傻活。你那样做是为你自己。你当时犯瘾了，你已经有办法了，很好。假设我不存在了，你反正要这么做。明白吗？你现在是一个吸毒者。你的身体已经依赖毒品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回答他：“你说得对。但是，听我说。你一个人已经不可能弄到够我们俩人用的钱了，我们需要的毒品量已经增加了。我不愿意由你一个人去干。现在，该我去干了，我敢肯定我能赚到很多钱。而且我不做爱，我向你发誓，永远不和一个嫖客睡觉。”　　戴特莱夫什么也没说，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天开始下雨了，我不知道他脸上闪动的水珠是雨水还是泪水。又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我说：“我们没有走正道。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还在吸大麻和吞服药片时，我们感到非常自由，我们不需要依赖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可现在……我们奇怪地掌握在别人手中。”　　又走了三、四辆公共汽车。我们低声说着难过的事情。我伏在他胳膊里哭了。他说：“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戒毒。我们俩得一起戒毒才行。我去弄‘瓦尔隆’毒品。我第二天一早就去办这件事。我们要一起戒毒。”　　另一辆公共汽车来了。戴特莱夫把我推了上去。　　回到家里，我机械地重复着习惯性的动作。我去冰箱里取酸奶。我坐在床上吃。实际上，这只是我借口把勺子取来，为了第二天早上我注射毒品做准备。接着，我去浴室取了一杯水，为的是洗针管。　　第二大早上也跟往常一样。我妈7点差1刻叫醒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她每隔5分钟来一次。我最后对她说：“是，是，我就起床。”她又进来烦扰我一次。我看着时间一直数到7点1刻。这是她应该动身去上班的时间，如果她不愿意误了地铁的话。因为她从未误过地铁。再说我也应该7点1刻走，这样才能准时到学校。　　当我听见房门叭嗒一声关上时，我立刻开始行动。我从放在床角的牛仔裤里掏出小纸包。旁边的塑料袋里有我的化妆品，一包罗斯一汉德勒香烟，一小瓶柠檬酸，针管上罩着卫生纸。针管跟往常一样堵塞住了，由于到处乱飞的烟灰，我把针管浸在水杯里，将可卡因粉未倒进勺子里，又加入几滴柠檬酸，一块加热，又把止血带绑在我自己的胳膊上。这一串动作都是如此机械地进行，就像有的人点燃他们一生中第一支香似的。我经常是打完针后又睡一觉，我只是上第二节和第三节课时才到学校。我在家里打针时，上学总是要迟到。　　有时候，我妈终于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让我跟她一起坐地铁。这样，我就只能到地铁莫里斯广场站的公共厕所里注射。这太不愉快：厕所里又暗又臭，而且墙上到处是窟窿，总有些家伙从洞里看女人小便。我老是害怕谁看见我在注射毒品就去叫警察。　　我总是把注射器带到教室。以防如果有什么事把我们留在学校，例如一项特殊的活动或者我不能回家去，我就随时随地可以注射。学校的厕所的门没有一个能关得上。于是我的女伴就帮我把门顶住。她知道我的事。班上大多数同学跟她一样知道我的事。但是他们无所谓。在克罗比小区一个吸毒者算不了什么。　　我上什么课都睡觉。有时候我干脆头趴在桌上，闭着眼睛。有时毒品的剂量太大时，我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老师们大概早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有一个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吸毒的事，甚至还问我是否有什么问题。其他的老师则只限于把我看成又懒又笨的学生，并给我打零分。总之，我们的老师多得很，他们中的大数人认为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就算不错了。我们可以说从未与他们有什么个人之间的交往。　　他们很快就对我不做作业不闻不问：我不再做任何作业。他们只是拿出记分册，他们刚一布置完一项作业，我就在我的练习本上写道：“我不知道。”然后交给老师，剩下的时间我就坐在课堂上乱写乱画。我的印象是，大多数老师对学校并不比对我更感兴趣。他们完全不负责任，他们讲课时，只要没有被学生起哄，他们就格外高兴。　　过了那个很不错的星期天晚上——我第一次干了挣钱的活儿之后——有一段时间，一切仍然跟往常一样。　　我每天都向戴特莱夫发表一篇讲话，向他解释我去偷窃倒没有关系，我不愿意让他一个负担我们俩的需求。戴特莱夫嫉妒得要命。但他也觉得不能继续这么下去，有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道去找活儿。　　他对识别嫖客已有一定的经验，他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既是同性恋者又是异性恋者。一些鸡奸者也很想跟一个女子试一回，只要有一个小伙子在身旁就行。戴特莱夫告诉我选嫖客的方法：选择不做爱。不摸我的家伙。因为有些家伙只愿意别人摸他们。戴特莱夫愿意选这类家伙。他认为我们俩可以挣100马克，甚至更多。　　我们俩第一个共同的嫖客是马克勒贝格。这是我们给他取的外号。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我也认识。戴特莱夫向我解释，这个顾客要求我做的，就是让我光着上身并且打他。我同意了。我心想，这下我要发泄一下，狠狠地打他一顿。我对戴特莱夫的嫖客总是有一肚子怨恨。马克勒贝格满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去。自然是双份的钱。我跟马克勒贝格约好星期一下午3点，地铁动物园见面。　　不用说，我去晚了。马克勒贝格已在那里了。戴特莱夫没有来。戴特莱夫跟所有的吸毒者一样，不可能准时。我猜想戴特莱夫又接了一个客，大概这个客付的钱多，他不得不在这位客的家里多呆一会儿。马克勒贝格和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戴特莱夫还是没有来。我怕得要命。但马克勒贝格显然比我更害怕。他不停地向我解释，他至少有10年没有与一个女人有过关系。他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他总是结巴得很厉害，我勉强能听懂。　　简直无法忍受，我必须想个办法。再说，我又没了可卡因，我害怕与马克勒贝格还没有搞完就犯瘾。但我越看见马克勒贝格焦急，对自己就越有信心。我最后很傲气地对他说：“来吧，朋友，戴特莱夫不守约。我一个人伺候你，你瞧着吧，我会使你高兴的。但是我们先要把价钱定好：150马克。”　　他结结巴巴吐出一个“行”，就转过身去。他满脸不情愿的样子。我抓住他的胳膊，完全由我领着他走。　　戴特莱夫给我讲过马克勒贝格的忧伤故事。他是干力气活儿的，快40岁了，从汉堡来。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小时候挨打差点儿被打扁了。挨他母亲和鸨母们的打，在学校他也挨打。别人把他打得太狠了，所以他说话结结巴巴，现在，他总是需要一顿痛苦才能达到性满足。　　我们到了他家。我立刻向他要钱，虽然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不必对他存这个戒心。他真的给了我150马克。我很得意，轻而易举就从他那儿得了这么多钱。　　我脱掉T恤衫，他递给我一根鞭子。简直跟电影里似的。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开始，我打得不重。但他哀求我把他打疼，于是我就狠打。他大叫：“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听也不看他。可我立刻发现他身上的鞭痕都肿了，甚至有几处皮都破了。真可怕，鞭打持续了一个小时。　　终于完了，我穿上T恤衫，立刻跑掉了。我大步跨着楼梯。刚一到室外，我就感到恶心，我就在门前呕吐起来。吐完之后就好了。我没有哭，我不可怜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掉在泥潭里只能怪自己。　　我到了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里。我没有向他讲什么。由于是我一个人接的马克勒贝格，我只是把150马克给他看。他也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我们俩手挽手去买了许多上等的海洛因。这一天真不错。　　后来，我几乎一直是自己挣钱给自己买海洛因。我非常成功，我可以挑选顾客并由我来定条件。从不选外国人。在地铁动物园站的女子们看来，外国佬是最差的一类，她们说：他们总是想骗人，又没有钱——他们一般付的钱超不过20或30马克——另外，他们做爱总是想搞个够，又不用避孕套。　　我一直不和别人睡觉。这个只能留给戴特莱夫。这是我们惟一的私人生活。我只是用手干，后来采用“法国式”的方法，由我来摸那些家伙，而不是由他们来摸我，这样还不太可怕。我最不愿意让他们碰我。如果他们想碰我，我就骂他们。一点儿也不让步。　　我总是愿意立刻就谈条件。我对那些很想与我纠缠的人根本不屑一顾。这种人不自爱，会占去我很多时间。找一个接受我的全部条件的合适的顾客，我往往要花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很少有像我第一次去马克勒贝格家那天那样手中有许多钱。　　马克勒贝格是我和戴特莱夫共同的常客。我们有时一道去他家，有时分开去。马克是个诚实的家伙，很喜欢我们俩。显然，靠他劳作的工资，他不能继续付给我们150马克一次，可他总是设法给我们40马克——够买一针毒品的钱。有一次，他甚至把储钱罐给砸了，一分一分地给我数了40马克，又从一个茶托里拿了几个钱添上。我急需时，我能先从他那赊20马克。他有钱时，就赊给我。　　马克总是有吃的东西给我们，给我的是桃汁，我最爱喝的饮料。给戴特莱夫的是粗粉布丁——他最爱吃的。这是马克自己做的，而且冰箱里总是有。他知道我很喜欢干完活儿后吃点儿什么，所以他就买了酸奶酪和巧克力什锦。鞭打他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形式。一旦这个手续完毕，我就吃、喝、与马克聊天。　　可怜的马克越来越瘦。他的钱都付给了我们，他却连肚子都填不饱。他很习惯同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一起非常幸福。同我在一起时，他几乎不再结巴。他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报纸，只是想了解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是不是没有增加。一天，我来到他家，准备打他一顿挣20马克，可我发现他脸色铁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巴得厉害。他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叫戴特莱夫·w的人是今年无数海洛因的牺牲品之一。当我告诉他，我刚离开我的戴特莱夫，他活得很好时，马克高兴得快要哭了。他反复劝我们戒毒，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说那玩意儿也会把我们害死。我冷冰冰地回答他，假如我们戒了毒，就不会再到他那里去了。他不说话了。　　我们跟马克勒贝格的关系很奇怪[小說下载#taｏshuke]。我们恨所有的嫖客，也恨马克勒贝格。但是我们发觉这个家伙并不坏（大概主要是我们需要40马克时，他从来不找麻烦）。另外，我们有点同情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比我们还不幸的顾客。他孤单一人，只有我们俩。他为了我们毁坏了自己，这点我们从未想到。以后，我们还会毁坏其他的人，我们的顾客们。　　我们有时在马克家里过夜，我们睡觉前大家一起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他把他的床让给我们，他睡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们都处在吸毒的恍惚之中，马克勒贝格放着古怪的唱片，戴着一顶长假发，裹着一条上等皮毛的大衣，像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似地手舞足蹈。我们看着他，笑得要死。突然他失脚跌倒了，他的头撞在缝纫机上，他昏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十分担心，叫来一个医生：马克是脑震荡。他为此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不久，他失业了。他以前从未吸过毒，甚至从来没有试过。他现在身体彻底垮了，被可卡因摧垮了。他求我们去看他，只是看看他。但是不能向一个吸毒者提这种要求，这不合他的口味。首先，他不可能向别人提这个要求，另外，大概主要是他没有时间，他整天都在疲于奔命地弄钱，为给自己买毒品。戴特莱夫向马克勒贝格解释了这些，马克向我们发誓，他一旦有了很多钱就给我们。戴特莱夫不客气地说：“一个吸毒者就好比一个实业家。他每天都要密切注视他的收支平衡。他不能以同情或友谊的借口赊账。”　　初次拉客后不久，我很高兴碰见了好朋友。一天，在地铁站，我在等一个客人……我看见了巴普西。这个小姑娘，几个月前在“音响舞厅”向我要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巴普西屡次从家中逃跑，抓空吸几口海洛因，又被送回她祖父祖母家。　　我们互相望着，立刻都明白我们走了同一条路，我们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对重逢感到十分高兴。巴普西变得瘦骨伶仃，胸和屁股都没有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漂亮了。她的金黄头发垂在肩上，发式做得真绝，她非常妖艳。我立刻看出她吸足了海洛因。不用细看她的瞳孔，就能发现它胀得像大头针的头那么大。但是，我敢肯定某个不知道内情的人，不会马上想到这样一个迷人的少女是吸毒者。　　巴普西很平静。不像我们其他人从早到晚都在搞钱。她向我解释，她不需要去当妓女，她可以给我注射用毒品和吃的东西。　　我们走上台阶。无需讲叙我们各自所做的事情。但是巴普西没有立刻告诉我，她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和可卡因。她只是向我透露，自从她离家逃跑，她的家里人对她格外严厉。她每天晚上7点到8点必须回家，根本不可能逃学。她的祖母严密地监视着她。　　没办法。我追问她。她说：“我有一个常客，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他人挺好。我坐出租车去他家。他不给我钱，光给我海洛因。每天给四分之三克。也有别的女子去找他，他也是这么做，他直接给她们海洛因。只不过现在，他爱上了我。我在他那里呆一个小时。当然，我不做爱。绝不这么做。他只是要我脱光衣服，跟他聊天，他不时地给我拍照，或者替他手淫。”　　那个家伙叫亨利。他有一个造纸厂。我已经听说过这人，一个很不错的客，直接给海洛因，这样就可以避免东奔西跑地买海洛因。我羡慕巴普西，最晚8点就口到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早上，比我们的生活安稳多了。　　巴普西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大堆注射器。他们用的是一次性使用的针管，很难搞到。我用的注射器，针尖都钝了，每次注射时，我都不得不在火柴盒的磷面上磨一磨。巴普西答应给我三个针管、三个针头。　　几天之后，我碰见了施特拉，也是在地铁动物园站。施特拉是巴普西的朋友。我们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当然施特拉也在吸毒。她没有巴普西的运气好。她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的母亲跟一个意大利朋友开了一个小酒馆，并开始喝酒。施特拉总是到钱柜里去偷钱，但是有一天，她从母亲的那个朋友的钱包里偷了50马克，被发觉了。从那以后，施特拉再也不敢回家了。　　我们俩立刻讨论起顾客。施特拉在我面前把她最好的朋友巴普西给贬了一通。原来巴普西已经彻底堕落了。那个亨利是个恶棍，是一个又胖又讨厌的老家伙。巴普西跟他睡觉。施特拉说：“要是我，这简直就算完了，跟这么一个家伙睡觉。另外，她随便就跟任何一个客睡觉，只差没跟外国佬睡觉了！经常用手淫，这活儿还可以干。可是怎么能做爱呢！”　　我感到震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施特拉这时向我讲这个。不久，巴普西告诉我，亨利是施特拉的常客。难怪施特拉对他的要求了如指掌。后来，我也去了亨利家。　　施特拉后来告诉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是最“掉价的”。“在那里，尽是些被榨干了的女子以及外国佬。我才不能让讨厌的外国佬一天到晚缠着我呢。”　　施特拉接的客是开车的人，在选帝侯街的“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几乎全是十三四岁。我认为这么做很可怕，随便钻进一辆小车，无法知道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对施特拉说：“我认为，这比去动物园站还糟糕。有些女子这样干只能挣到20马克。要接两个客人才能买一针毒品，我真不能这么干。”　　我们俩争论了近一个小时，争论是去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掉价儿”呢，还是在选帝侯街拉客“掉价儿”。但是，我们很快都同意一点：如果巴普西跟那个老家伙睡觉，那她就比“掉价儿”的女子更“掉价儿”。　　连着几个月，巴普西、施特拉和我几乎天天争论这个有关我们拉客的“名声”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竭力想向自己向别人表白，自己还没有堕落到最低的台阶。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说另一个人的坏话。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不要被迫去拉客。我跟施特拉重逢的那天，我们就认为可以不去拉客：我们可以用扒窃或诈骗的手法来弄钱。施特拉很有一些点子。　　她有一个最好的点子，于是我们立刻溜到一个大商店“卡德威”里去试验。在厕所里，必须等到妇女们关上小格子的门。一般她们都把挎包挂在门的把手上。一等她们宽衣解带坐在马桶上，我们就立刻从外面把门的把手猛地往下一扳，挎包就落在地上，我们能很容易地从门下伸手捡过挎包。那些妇女们自然不敢追我们到街上，她们穿好衣裤的那功夫，我们早就跑远了。　　施特拉和我因而监视住“卡德威”的女厕所。但是每次施特拉都说：“快点儿，我都厌烦死了。”她不想一个人干，也确实需要两个人四只手，以便能尽可能快地把所有的包抢走。所以，我们在女厕所的行动失败了。而且扒窃又需要胆子大，我从来都做不到，也越来越不行了。　　这类的尝试失败了几次之后，施特拉和我决定一起去拉客。去地铁动物园站，我坚持要去那里。我们两人一起拉客。拉客很要冒些风险。风险之一是我们喜欢悄悄地进行，但我们互相注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同意去哪儿。俩人一起拉客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欺骗，如果一个嫖客不愿意遵守条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防范。而且接客的速度也快得多：一个负责上半部，一个负责下半部，三下五除二就完了。　　另一方面，找一个愿意给两个女子付钱的顾客不太容易。有些顾客害怕要两个女子；有经验的家伙知道，一个女子伺候他时，另一个女子可以很快地把顾客的钱包偷光。我们三个中间，施特拉竭力坚持要两个人一起去拉客：因为她看起来已经不怎么像孩子，她比巴普西和我更难拉到客。　　巴普西最容易拉到客。因为亨利已经可以提供她所需的东西，所以她只是为我们干。她凭着她那一副13岁的天真少女的脸蛋——她从来不化妆——扁平的线条，她正是那些家伙到“小雏妓”角来寻找的对象。有一次，她一小时内接了5个客，挣了200马克。　　戴特莱夫。阿克塞尔和贝尔恩德立刻接收巴普西和施特拉人伙。现在我们是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总是手挽手，我当然是挽着戴特莱夫。但是其他两对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一个很要好的小团伙。每个人都可以诉说自己的烦恼——实际上什么都说——向哪个伙伴说都可以。当然，大家又不停地吵嘴，这在吸毒帮里是家常便饭。我们堕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只是海洛因及其带来的问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不敢相信除了连接我们小团伙的东西外，在不吸毒的青年人之间还会有一种友谊。吸毒帮，至少是“初学吸毒”的人中的这些哥儿们义气，对其他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巴普西和施特拉两个女孩子的到来，给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带来了影响。我们像以前一样相爱。但是我们吵嘴越来越多。戴特莱夫动不动就发火。我跟巴普西和施特拉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他很不高兴。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以致于他不再帮我挑选嫖客。我就自己干，或者跟巴普西和施特拉一道干。戴特莱夫指责我跟嫖客们睡觉，他非常嫉妒。　　我跟戴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但我不再依赖他。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种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子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子们却继续吸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吸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紧张得快绷断了。我们身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只有54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燥，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例如，他说：“你以为我想跟一个与肮脏的嫖客睡过党的女人睡觉吗？”　　我说：“我最厌恶一个跟鸡奸者鬼混的人。”如此等等。　　大多数的时候，我最后都要哭起来。情况也不总是一样：有时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有，有时我们俩人都哭。当我们其中一人犯瘾时，另一个很容易把对方彻底击垮。随后俩人又像两个小孩似地，互相拥抱着蜷缩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堕落的身影。我们互相厌恶，因为我们都很丑恶，于是我们彼此攻击与自己干同样事的对方，想表示自己还没有丑恶到这种地步。　　这种谩骂、好斗当然也发生在不认识的家伙们之间。在地铁站，我一看见提包购物的有钱阔妇人就发怒。于是，我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烟，钻进不准吸烟的车厢。如果她们表示抗议，我就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不高兴就请到别处去。我最喜欢从最后一排座的阔妇人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这使全车厢的人都气愤，有时，人们粗暴地把我赶出来。我的所作所为我自己都气愤（看见巴普西和施特拉这样做我也生气）。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住我的行为。　　我完全不再管别人怎么看我。当我浑身痒得难受时——随时都会出现，一件衣服碰了你，甚至只是隔着化妆层——我就搔痒，根本不管旁人。我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在地铁里脱下靴子，或者把裙子撩到肚脐，我惟一看重的，是小团伙的伙伴们对我的看法。　　在吸毒帮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重要。吸毒者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再属于哪个团伙。我认识几个“老吸毒鬼”——他们注射毒品已经至少五年了，还没有死。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复杂。这些铁石心肠的人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给他们的评语是：个性很强。给人讲认识他们，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我又瞧不起他们：他们才是彻底的堕落。尤其是他们使我们这些年轻吸毒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家伙连一丝一毫的道德、良心或同情心都没有了。一犯瘾，他们能痛打你，让你交出可卡因。这伙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叫马努·勒—菲鲁。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他的外号对他真是名副其实。一看见他，那些卖毒贩子溜得比见了警察还快。只要他抓住一个卖毒贩子，就把可卡因全抢走。很简单，他一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所以，至于那些小吸毒者们，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我正在注射时被他撞见。我刚刚躲进一个厕所里打针，突然我看见一个家伙从隔板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面前。是马努·勒—菲鲁，别人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他的惯用伎俩：躺在女厕所，等一个女子进来注射毒品。我知道不给他肯定要打人，便立刻把毒品和针交给他，他走出去，站在一个镜子前，自己打针。往脖子上打。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怕，这是他惟一还能扎进针的地方。他像一口猪似地喷血。我想他大概把针打进了动脉。他不再看。对我说：“谢谢。”就走了。　　至少我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我敢肯定。因为要想跟马努·勒—菲鲁活得一样长，必须身体非常结实。我可不是这种身体。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一切都越来越围着拉客和接客转。小伙子们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大家还是互相感兴趣，互相帮助。我们小团伙里的女孩子也互相交流经验。慢慢地，我们接客的圈子缩小了。对于我来说是新客，大概早已是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常客。必须搞清楚怎样坚持。　　有些嫖客好一些，有些差一些，有些家伙最好是要避开。这种分类的方法，人的好恶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对于嫖客的职业。家庭情况等等也不感兴趣。我们从不谈论他们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私生活。我们只注意他是否是一个“好顾客”。　　“好顾客”的含义之一就是，他非常害怕传染性病，因而使用避孕套。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多数女子都是业余拉客，最后都染上了病。她们不去找医生看病，害怕医生发现她们吸毒。　　“好顾客”也指只要对方替他手淫，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的家伙。这样可以避免讲条件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把下列这类人也算在“好顾客”之列：他比较年轻，不太胖，不把我们当商品看待，对我们比较好——有时甚至还经常邀请我们吃晚饭。　　但是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出的价钱：他愿意按对方的服务来付钱，应该避免的是：不守信用的家伙，一到了旅馆，就以威胁来欺骗，或者用甜言蜜语说服你增加服务项目。　　后来，我们女孩子之间就最坏的顾客互相交换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描叙顾客的外貌特征：那些事后就用武力把钱抢夺回去的家伙，其借口是他们不满意。　　1977年到了。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圣诞节或新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一样。这些节日临近，我就只可以接到一、二个客，所铮的钱就相当于圣诞礼物了。总之那些过节时日，几乎没有客。我连着几个星期如同在云雾里。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完全只想自己，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是谁。有时，我甚至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这个阶段只有几件事我勉强记得。而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值得我的脑子去记它。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　　清晨我回到家里，感觉很好。睡在床上，我想自己是一个刚刚从舞会回来的小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爱上了他。现在我只有在梦中才感到幸福，我梦见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最喜欢做的梦，就是梦见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十几岁的少女，就好像可口可乐广告牌上的那个一样。　　中午，我妈叫醒我，并且把午饭给我端到了床上。我星期天在家时，她总是这么做。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太难下咽，除了酸奶。白奶酪和烘饼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拿起我的塑料包：它已破旧不堪，提手没了，到处都开了口子，因为时常把我的外衣往里塞，还有针管和香烟。我什么都不在乎，根本想不到该换一个包了。更想不到提这包应该避开我妈。我夹着包，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在我家，别人都不关门。同每天一样，我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我了。这副面孔不是我的。这副皮包骨的身架也不是我的。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感觉。生病时，身体甚至都无反应。海洛因把身体弄得不知道饿，不知道温暖，不知道发烧。只是犯瘾时，身体才有感觉。　　我站在镜子前，准备注射。我极其渴望打一针。这一针有点特殊，因为是灰色毒品。我们这么称呼以区别白的——白色的或近白色的毒品——一般市场上常见的。灰色毒品是一种灰里带绿的粉未，很不纯的海洛因，但它可以产生闪电般的快感效果。它直接作用于心脏，所以用量大小要格外小心：如果用多了，人就会死，但是我强烈渴望这一瞬间的刺激。　　我把针扎进静脉，我开始喘气，血立刻涌上来。我过滤了几遍灰毒品，但它还是含了大量的杂质。这下好了：针头被堵了。这是最糟糕的，针头正好在节骨眼上堵住了，因为如果血凝在针管里就毫无办法，只能扔掉药品。　　我使劲推针管让那些脏东西流过去。我的办法还好，又能使了。我又把针扎进去想一直打完最后一滴。针头又堵了。我气坏了。还有八到十秒我就可以有闪电般的效果。我用全力支撑着自己。心脏飞速跳动，鲜血喷涌，澡盆里满是血。　　原来，闪电般的刺激的说法是假的。只是心脏区产生阵阵巨大可怕的痉挛。就像有千万根针扎我的头皮。我用两手抱住头想阻止它开裂——就像有人在打我的头。突然我的左手瘫痪了。　　等我能动弹时，我用擦洗刷把澡盆的血迹擦掉。洗脸池、地上、墙上到处弄得都是。好在都有油漆层，很容易擦掉。我正在擦洗，我妈来敲门。她大叫：“开门。让我进来。为什么关门？这又是你的一个怪毛病。”　　我说：“得了。我马上就完。”她搞得我很紧张，偏偏在这会儿烦扰我。我像一个疯子似地赶快擦。我慌慌张张，有几处血迹没有擦掉，又把鲜红的擦洗刷忘在洗脸池上。我一开门，我妈就进来了。我什么也没想，只以为她要小便。我拿起塑料包回到寝室，又躺下，点燃一根香烟。　　我刚吸了一口烟，我妈就冲进我房间。她大叫：“你吸毒！”　　我说：“你没睡醒。谁让你这么说？”　　她扑向我抓住我的胳膊。我也不反抗。我妈立刻看见刚打的针眼。她拿起塑料包，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注射器、烟丝、羊皮纸片，都掉了出来。纸片用来包海洛因，我总是留着这些纸片：我犯瘾而又不可能弄到毒品时，我就用指甲刮纸片，用刮下来的海洛因末打一针。　　我妈不再需要其它的证据。另外她一看浴室的情景就完全明白了：除了刷子和血迹，她还捡到了炭黑——我加热毒品时从勺子里掉出来的。她早就读过有关海洛因的文章，对这玩艺儿也略知一二。　　我不否认。我泄了气，尽管我刚打了很可怕的一针。我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我妈什么也没说，她浑身发抖。这对她震动很大，她走出了房间。　　我听见她与她的朋友克劳斯谈话。她又回来。一会儿，她看上去稍微平静了一点儿，问我：“你不能抵制那玩艺吗？你不愿意戒毒吗？”　　我回答她：“妈妈，老实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你可以相信我。我实在想摆脱那个肮脏的玩艺儿。”　　她说：“好，那我们一起来。我去请个假，以便能在戒毒期间一直陪伴你。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说：“太好了。但是还有一点儿事。没有戴特莱夫我戒不了毒。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他也想戒毒。我们以前经常谈论这件事。”　　我妈很惊讶：“什么，戴特莱夫也吸毒？”她以前认为他不错，很高兴我有这样一个热情的朋友。我回答：“戴特莱夫当然也吸毒。你还以为我一个人吸毒？他本来不准我吸毒。但他也不愿意我一个人戒毒。”　　我突然感到很好。我一想到戴特莱夫要同我一起戒毒就很高兴。再说这也是我们很久以来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妈的状态极其悲惨，脸发青。我心想她随时可能晕过去。戴特莱夫的事使她又遭到一次打击。让她知道这事已经持续了两年而她却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这也是沉重的一击。现在，她又开始怀疑，想知道我从哪里弄的钱。她很快想到了：卖淫。　　但是，我不能。我没有勇气告诉她实情。我撒谎：“我扒窃。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人给我马克。我也时常去给别人干家务活儿。”　　我妈不再问下去。同往常一样，她很高兴听见我的话减少了她的担心。总之，她今天知道了很多事情。她还算不错，她可怜我。看见她这样做使我很内疚。　　我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动身去找戴特莱夫。他不在地铁动物园站。他也不常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家。　　晚上，我们去看戴特莱夫的父亲。他的父母也离了婚。他父亲是一个职员。他很早就知道戴特莱夫吸毒。我妈责怪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起过这事。他几乎快哭了。儿子吸毒又卖淫，对他来说这太可怕了。他很高兴看见我妈果断地做出决定。他不停地说：“是的，应该想点办法。”　　戴特莱夫的父亲在抽屉里存了许多安眠药和镇静剂。他都给了我。因为我告诉他，我们没有瓦尔隆。没有瓦尔隆，戒毒太可怕了。我拿了4、5个曼特拉克，50个瓦里姆。回家路上，在地铁里，我吞了一把药片，因为我感觉要犯瘾了。药比较管用，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戴特莱夫来敲我家的门。他正在犯瘾。我认为他这样来我家里很好，说明他没有打针。他知道我没有可卡因。他说：“我跟你一样准备戒毒。”多么好的小伙子！　　戴特莱夫跟我一样真心希望戒毒。他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高兴。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两人一起戒毒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经常是其中的一个重又吸毒，把另一个也拉下水。我们听说过戒毒，但我们却抱有幻想。我们自以为我们与别的吸毒者不同。我们仍旧觉得我们其中一人去戒毒，是不可想象的。　　多亏了戴特莱夫的父亲给的药片，早上算平安地过去了。我们谈论着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把它看成是玫瑰色的——我们决定明天或以后，一定要勇敢地挺住。我们很幸福，尽管痛苦又来了。　　下午，我们又犯瘾了，难忍难熬。我们大把地吞咽着药片，用一杯杯的酒送下去。但无济于事。我的腿突然不听使唤，腿弯得像灌了铅。我躺在地上伸展腿，想把它伸直，活动活动肌肉。但是我的腿不听使唤。我把腿靠在衣柜上，腿紧贴着衣柜，但无法伸直。我滚到地上，可我的脚却不知为什么紧贴着衣柜。　　我出了一身冷汗，眼睛里都是汗水，我很冷，直发抖，这个该死的汗出得要命。这大概是我身体的各部位在往外冒毒品。我简直像经历了一场驱魔法。　　戴特莱夫更糟糕。他完全爆发了。他冷得发抖，可又脱掉了衬衫。他走到我喜欢坐的位置上，靠窗户的一个角落。他好像是跑到位置上去的：他的腿细得像火柴棍，不停地走动，可怕地颤抖着。甚至已经不是发抖，简直是“地震”。他不停地擦掉满脸的汗水，他弯成了两节，痛苦地吼叫着。他的胃在痉挛。　　戴特莱夫发出的臭气比我还要厉害。我们把整个屋子弄得很臭。我记得听说过吸毒者的友谊从来抵挡不住成功的戒毒，但我还是爱戴特莱夫。尽管他发出臭气。　　戴特莱夫爬起来，拖着身子走进我的寝室，站在镜子前说：“我受不了了。我戒不了毒。真的受不了。”我没有话回答他。我没有力气说出鼓励的话。我尽量不像他那样去想。我竭力强迫自己去想一本惊险小说。我翻动着一本画报，我难受时就撕掉它。　　我的嘴和嗓子干得要命，可嘴里又满是口水，吞也吞不下去。我光咳嗽。我又呕吐了。地毯被弄得很脏。吐出的是一种白色沫状的东西——我的狗吃了青草后吐出的就像这种东西。我咳嗽，呕吐，又咳嗽又呕吐……　　我妈一直呆在客厅。当她来看我们时简直不知所措。她不停地跑商业中心买一些我们根本咽不下去的东西。最后，她给我拿来了最好的麦芽糖。这个还行，我的咳嗽止住了。我妈打扫地毯。她真不错，可我连“谢谢”都没有力气说出来。　　后来药片和酒还是起了作用。我吞了五片瓦里姆和两片曼特拉克，又几乎喝光了一瓶酒，这是一个常人几天才能消费掉的东西。我的身体刚开始有所反应，因为它在戒毒。至少现在我安静了。我躺在床上。我的床旁边又安了一张床，戴特莱夫也躺下了。我们谁也没碰谁。每个人完全被自己消耗干了。我处于半睡眠状态。我睡着了，但却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感到种种痛苦。我做梦，我思考。一切都同时进行。我觉得每个人，尤其是我妈，都能够像看一本书似地看透我的肮脏的想法。看见我有许许多多恶心的东西。我厌恶我的身体。如果它能被掏空，能脱离掉我就好了。　　晚上，我又吃了几种药片。一个正常人吃这么多药是会死掉的，而这只能让我睡上几个小时。一个梦把我弄醒：我是一条狗，人们对我很好，有一天，人们把我关在一个笼里折磨至死。戴特莱夫乱伸胳膊腿，猛地一下把我打醒。灯点亮了。我床旁边是一床全是水的被子和一条浴巾。我妈把它们拿走了。我擦了一下满是汗水的脸。　　戴特莱夫睡得好像很死，但他整个身体在抽动，他的腿在蹬，胳膊在晃动。　　我现在感觉好点了。我有了力气，用浴中给戴特莱夫擦额头上的汗。他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我知道我一直爱他，狂热地爱他。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我又困了——我感到戴特莱夫在用手理我的头发。　　第二天早上，我们明显好多了。按老规矩，戒毒的第二天会更厉害，可我们不是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戒毒，比后来我们的戒毒容易多了。中午，我们甚至开始说话。开始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又谈起我们的未来。我们发誓再也不吸海洛因和LSD，也不吃药片了。我们想过宁静的生活，置身于安静的人中间。我们将吸大麻，同以前一样——对于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阶段——因为我们想结识吸大麻烟的朋友，这些人一般很和气。而对酗酒者，我们要避开，那是些好斗的家伙。　　戴特莱夫将去找工作。“我得回去看我以前的老板，我告诉他我曾经胡说八道，现在我明白了，我变得讲道理了。我的老板总是很能理解人。我要重新开始我的学徒工作。”　　我呢？我要当一个勤奋学习的学生，我要获得毕业证书，争取参加中学毕业会考。　　这时，我妈进来了。一个好消息：她去找医生开了瓦尔隆的处方。戴特莱夫和我遵照医嘱每人吃了20滴。瓦尔隆对我们很有效。我们只是得注意不要过度使用，那瓶药我们必须用一个星期。我妈为我们准备甜食——我们饿极了。她给我们买来冷饮。总之，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大堆书报杂志和连环画。以前，我认为连环画最没意思，现在我不只是翻一下。戴特莱夫和我一起仔细地看，几乎每一页的画面，俩人很可笑地弯着腰看。　　第三天，我们坚持住了。当然我们总是在吃药：瓦尔隆，也吃一些瓦里姆，全都用酒送下去。我们的身体还时常在抵抗戒毒并释放毒素，但总的来说，我们感到很好。第三天晚上，我们很久以来第一次做爱，因为海洛因使得我们没有性欲。自从我首次做爱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不是处在恍惚状态中。真是好极了。很久以来，我们就曾这样相爱，这样亲密。我们久久地躺在床上，互相抚摸；我们还在出汗。实际上，我们第四天就可以起床，但我们又在床上躺了三天，互相亲热了一番，让我妈周到地照顾我们，又吃了许多瓦尔隆、喝了许多酒。我们认为戒毒也不可怕，摆脱了海洛因真好！　　第七天，我们起了床。我妈很高兴。她拥抱我们。我们刚度过的这个星期改变了我同我妈的关系。我对她怀着一种类似友谊和感激的心情。我也很高兴重新得到戴特莱夫，重新得到这个幸福。我总是认为这样的小伙子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对于其他的吸毒者，戒毒扼杀了爱情，那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真是太妙了。　　我们对我妈说想出去透透空气；我们关在小屋子里呆了一个星期。她同意了。“我们上哪儿去？”戴特莱夫问我。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向他提议。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我们所有的伙伴都是吸毒者。所有我们认识的地方，我们仍感到自在的地方，都是我们注射毒品的地方。去看那些吸大麻的伙伴们吗？我们不想再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突然，我感到不太好。我们没有瓦尔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点紧张，想出来走走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忽然感到精疲力尽，空空荡荡！海洛因，别了。可我们不知上哪儿去。　　我们向地铁走去。甚至没有做决定，我们就机械地向那个地方走。我们无意识地、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住一样。我们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从我们动身起，就一直沉默，现在终于开口了：“至少应该去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说声再见。他们大概还以为我们坐班房或进坟墓了。”　　我忽然松了一口气：“当然。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戒毒了。大概我们还能说服他们也这样做。”　　我们立刻碰到了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他们有许多可卡因，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戴特莱夫向他们讲了。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好。在祝贺了我们之后，他们说他们要回家去打针。戴特莱夫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都笑了。我冒出一个念头：“第一天肯定很疯狂。”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们可以偶尔打一针，这样最好，只要不依赖它就行了。必须注意不要重新依赖毒品，因为我想象不出还会戒一次毒。”　　我兑：“当然，偶尔打一针，太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准备，我们知道防备海洛因。”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　　戴特莱夫对阿克赛尔说：“你能给我们一点儿吗？有机会我们就还你，一言为定。”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考虑考虑，并告诉我们，下个星期他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去戒毒。只等去找瓦尔隆了。重新找工作，只是偶尔打一针，这该多好。　　离开我妈的房间才两个小时，戴特莱夫和我又处在注射毒品后的恍惚状态之中。这太妙了。我们手挽着手在选帝侯大街闲逛。在虚幻状态中散步简直太妙了，不急不慌，也不为第二天的可卡因操心。戴特莱夫很高兴地对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做做锻炼，一天不碰海洛因。”　　我们自以为像铁一样坚硬。我们天真地认为在我妈屋里度过的难受难忍的一个星期是一次真正的戒毒，虽然我们的身体注射了海洛因。但是相应地，我们又吃了瓦尔隆。瓦里姆，等等。我们甚至没想一想在肉体上戒毒以后怎么办。我妈也太天真。她很希望我们摆脱那玩艺儿。她怎么能想到她的愿望落空了？　　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见过的例子多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些事实。再说我们还是孩子，太幼稚的孩子。再多的教训，也改变不了我们。　　我们坚持了近一个月。我们成功地做到了我们发誓的：不拉客。我们有一点钱时偶尔打一针，或者别人给我们一点儿海洛因。只是——当然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总是在伺机寻找弄钱的办法，或者找好心的人给我们海洛因。　　这一个阶段很不错。我没有上课——我妈想让我在戒毒的头几个星期过得愉快。她同意戴特莱夫继续住在我家。戴特莱夫又重新向我显露他的个性，我更加爱他，尽可能地爱他。他没有忧虑。快活，想法多极了。我们俩心情一直很好，充满了活力。至少我们装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森林中散步。有时，我们带着我的两只小猫，我们让它们爬树。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做爱。一切都很好。我们有时连续三天不注射毒品。当我们弄到海洛因，我们便赶快离开肮脏的地铁动物园站。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是选帝候街：我们混在有钱人的人群中散步。实际上，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只有一点儿不同。总之，我们想向世界显示，虽然我们注射过毒品，但我们不是吸毒者。　　我们去迪斯科舞厅，完全陷入虚幻状，我们看见其他的人——有教养的年轻人和有钱人——我们认为我们几乎跟他们一样，完全不是吸毒者。有时，我们一整天都呆在屋里。我趴在窗户上，戴特莱夫抓住我的腿，我就能摘到几片树叶。我们拥抱亲吻，我们像疯子似地看书看报，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我们像两个快活的傻子一样。我们从不认真谈论我们的未来。有时候我忽然觉得不舒服，但这种情况很少。当出现这种问题，例如，戴特莱夫和我就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争论起来，我想不通时就反复思考，我害怕有时候为了一点儿愚蠢的小事失去自我控制。这时候，我往往想打一针——因为它一下子就可以驱散任何烦恼。　　但是真出现了一个问题。克劳斯，我妈的朋友，因为戴特莱夫而找了许多麻烦。他说房子太小不能让一个外人住在里面。我妈不敢反驳他。而我呢，只有再一次无能为力，如同克劳斯命令我把我的狗弄走的那天一样。一切全完了。美好的日子又结束了。我必须回学校，戴特莱夫不能与我过夜。　　我没有觉察到我已缺了三个星期的课。总之，我很久以来就缺课了。我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抽烟。我没有吸毒时。我一天抽四五包烟。久而久之，从第一节课起，我就支撑不住了，我走出教室到厕所里抽几支烟。我一上午不停地抽，抽得直恶心：我呕吐在卫生纸上。我很难得真正坐在教室里。　　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我一整天没有见到戴特莱夫。第二天，我有一个预感，我放学后跑到地铁动物园站。我的戴特莱夫在那里。他在等那种人。　　我很厌恶地看着他站在肮脏的地方等待恶心的家伙。他向我解释他一个钱也没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里德家去睡觉，每天来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又每天打一针。如果我想见他，我也必须回到动物园站。我只有他。没有其他的人。我不能没有他。因而我又回去了，几乎天天在地铁动物园站。　　母亲的诉说　　那个星期天，就在那个星期天，我在浴室里看见了溅出的血迹，我检查了克丽斯蒂娜的手臂，我知道我错了。这是沉重的一击！克丽斯蒂娜就是这样展示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教育的成果。那一天，我明白我把一切都看错了，而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重复我父亲在教育方面的错误。　　比如，当克丽斯蒂娜开始频频出入于“音响舞厅”时，我并不怎么高兴。但她的朋友凯茜和“团伙之家”的其他年轻人都去那里，所以，我想，好吧，干嘛要禁止克丽斯蒂娜去呢？我记起我当姑娘时代被父亲剥夺的那些元害的娱乐。　　当克丽斯蒂娜给我介绍了戴特莱夫，我还是表示应允。她是在“音响舞厅”认识他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彬彬有礼，态度开朗，和蔼可亲。　　一个挺可亲的男孩子，是吧？所以我发现克丽斯蒂娜爱上他是正常的。我想：这正是初恋的年纪，要紧的是男孩子要好。而且，我还看出来他真地爱我的女儿。　　假如当时有谁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在注射毒品，我一定会把他们当成疯子。除了她对戴特莱夫的感情之外，我在克丽斯蒂娜身上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相反地，她显得比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她激烈地反抗——显得安静而镇定，就是在学校里，她的表现也似乎好一些了。　　她每天放学后都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干么：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啦，到工厂门口等戴特莱夫啦，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在一周之中，一般她是回家吃晚饭的。假如她回家晚一些，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有时候，饭后她还会出去，到“团伙之家”或去找朋友——至少，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在家里，她也开始帮我一点忙了。我呢，为了酬答她，有时候也给她一些小礼品：一张唱片啦，多给一个马克的零用钱啦，但我的朋友克劳斯不同意，他认为，克丽斯蒂娜在剥削我，我应该多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是对的。但我总觉得该为克丽斯蒂娜做些特殊的事，应该补偿她某些东西。只是当时我没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的男友还认为允许克丽斯蒂娜在她的女伴家过夜是错误的。实际上，说她到这个或那个女友家过夜，他是不相信的。不过我确实不是窥伺她行动的那种人。我父亲曾经时时地监视我，而我并没有干过什么有愧于心的事。　　后来有一天，克丽斯蒂娜对我说她已经和戴特莱夫同过房了。“妈妈，”她说，“你都想不出他对我多么好。”此时我明白了，至少我认为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愿意在星期六晚上睡在女朋友家。　　好，终于到了这一步。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所以有那么两三次，我允许她到戴特莱夫那里去过夜。　　我怎么能阻止他们一起过夜呢？何况在电视里、在报纸上，心理学家们不是反复地说今天的青年成熟得早得多，不应该压抑性欲。到处都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再说，这也是我的观点。　　至少克丽斯蒂娜有了一位固定朋友了，这使我安心。周围的一些姑娘就像换衬衫那样更换男朋友，这我见得多了。　　在另一方面，正派的方面，我又感到局促不安，特别是因为克丽斯蒂娜在“音响舞厅”结识的那些朋友，她告诉我他们中有些人在吸毒。她从没和我说起过海洛因，只是说大麻或失足，她告诉了我一些吓人的事，她甚至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女友巴普西就是个瘾君子，但是她描述这一切时的方式和表情表示了她的厌恶，使我一刻也没想到她也是这么干的。　　而当我问她：“可你为什么总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可怜，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是他们需要人帮助的呀，要是有人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可高兴了。”克丽斯蒂娜有副好心肠。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周的中间，她回家很晚，快11点了。她对我说：“妈妈，求求你，别生气。我和一些伙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吸毒者谈话，试着挽救他们。”她奇怪地轻笑了一下，补充说：“就是这样。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吓坏了，盯着她。“啊，我不过说说而已——对我，这不是个问题。”“那戴特莱夫呢？”我问。她气冲冲地说：“戴特莱夫吗？没问题，他就差干这个了！”　　这是发生在1976年底的事。从这天起，我有所怀疑，但我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话。他当时坚信克丽斯蒂娜在吸毒，用什么打赌都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作为一个母亲，要她承认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失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执：“不会的，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可我还是试着约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饭，她没回家。我能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样善于克制自己，我也永远不会想象到是在地铁站。我挺高兴，因为快9点钟的时候，她给我打来电话：“别着急，妈妈，我马上就回去。”　　有的时候她也听我的话。我听到过她在耳机里几乎是骄傲地对她朋友说：“不，今天我不出去了。家里不答应。”好像这并不使她不高兴，这种矛盾确实很奇怪。一方面，她不服管教，肆无忌惮，根本没办法和她谈话；另一方面，当你给她描绘出清晰的行为准则时，她好像也愿意遵循。不过，这时候已经太晚了。　　真相大白是在1977年1月末的一个星期日，那真是可怕。我想进浴室，门却锁着，这在我们家是不平常的。克丽斯蒂娜把自己关在里面，而且不开门。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只是我还不能立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力地敲门，但克丽斯蒂娜就是不开门。我觉得自己像疯了一样，我求她开门，我骂她，最后，她开了门，跑了出来。我在浴盆里看见一把烧黑了的勺子，墙上有些血点。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明，正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男友只说了一句：“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跟着她进了卧室。我对她说：“克丽斯蒂娜，你干了些什么呀？”我彻底地垮了。全身颤抖着，我不知道是哭好还是喊好。但是，首先我得和她谈谈。她悲悲切切地哭着，也不看我。我问她：“你注射海洛因了？”　　她没回答我，她呜咽着，说不出话来。我用力拉直了她的手臂，看见了痕印，两只胳膊上都有。但还不显得可怕，皮肤没有变成蓝色，只有二、三个针孔，包括最后一针在内。还不能说明什么，只不过有点发红。　　她眼泪汪汪地承认了，在此时此刻，我想：“我要死了。”我觉得我真的想死。我这么失望，连思维的能力都没有了。脑子里空空如也。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呀？”我真的向克丽斯蒂娜提了这个问题——我彻底地失望了。　　这是沉重的打击，是我总是想避免或尽量地拖得迟一些的打击！但是，应该说当时我并不了解吸毒者的症状。克丽斯蒂娜并不显得疲倦，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她快活而精力充沛。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我仅仅注意到有时候她回家晚了，就直溜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把这看作是她因为迟归而心有愧疚。　　当我平静一些之后，我们考虑了能够干点什么。必须让他们戒毒，不然的话，迟早有一个会让另一个重蹈覆辙，这个我非常清楚。我们决定立即在家里开始戒毒。　　克丽斯蒂娜似乎什么都不想对我隐瞒。很快她就承认，是戴特莱夫向同性恋者卖身挣来钱购买海洛目的。多大的耻辱！我被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没告诉我她干什么。我毫不怀疑，她是爱戴特莱夫的。这还会是假的吗？她说，他挣的钱总够买海洛因的。　　克丽斯蒂娜不停地、不停地重复着：“相信我，妈妈，我想摆脱这玩艺，我向你保证。”就在当天晚上，我们二人出去寻找戴特莱夫。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这些瘦骨鳞峋、可怜巴巴的生命在动物园地铁站上逛来逛去。克丽斯蒂娜对我说：“我可不愿意落这么一个下场。你看这些家伙，他们彻底地完蛋了！”而她自己，似乎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几乎感到安心了。　　我们没有找到戴特莱夫，便到了她父亲家。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但他不知道克丽斯蒂娜也在吸毒。我责备他为什么不早一些告诉我，他说，因为他感到羞耻。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他愿意在金钱方面帮助我们，直到此时为止，他还没有见到过一个愿意帮助他儿子的人。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上苍派来的天使，我自己也觉得是个强有力的女人。要是我知道支持我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出去征询意见。第一步：“儿童救济会”。我对他们说：“我14岁的女儿使用海洛因毒品，我该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把她送到一家训导学校去？“没问题。”我对他们说。可克丽斯蒂娜会觉得是被人遗弃了。此外，他们也不能给我提供地址。首先觉得找一家这样的学校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在一个好的为患有性格障碍而设的中心也不易找到位置。我对他们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女儿没有儿童障碍，她吸毒。”他们看了看我，耸耸肩膀而已。最后，他们建议我把克丽斯蒂挪带到一位教育顾问那儿去。　　我建议克丽斯蒂娜这么办的时候，她说：“这都是些废话，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我需要的是治疗！”关于这方面，几个单位都没能提出什么建议。我把毒品咨询中心，技术大学、卡里塔斯协会都转了一圈，我还知道什么呢？我真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告诉我在家里戒毒风险很大，不加治疗的戒毒持续不会很久。但是考虑到我女儿还很年幼，还可以试一试。反正在三个月之内没有治疗床位。人们还给了我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建议，以便更好地对付毒瘾发作时的征状。　　这还有效，我又燃起了希望。八天之后，我肯定他们已经度过了难关。感谢上帝，克丽斯蒂娜开始按时上学，而且，好像也开始学习了。　　但很快她又开始闲逛了。啊，她总是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晚上8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向我解释：妈妈，我是在这个或那个咖啡馆，我遇见彼尔或保尔了，我马上回家。　　现在，我警惕了。我查看她的胳膊，但没发现注射的痕迹。周末我不再允许她到戴特莱夫家过夜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让她知道我对她是信任的。所以，我允许她在星期六的晚上晚一些回家。我警惕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头疼死了。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一想到又得重新依赖海洛因就感到厌恶。可是，戴特莱夫吸毒后沉醉于虚幻之中，我要不能这样，我俩无法互相交流，彼此就像互不认识似的。所以，当戴特莱夫又拿可卡因给我时，我就接受了。我们拿注射器，决心再也不吸毒了。我们以为自己过去还未吸过毒，以为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戒掉。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已经又在考虑如何才能弄到第二天早晨用的毒品。　　糟糕的事又重新开始了。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会陷到这种地步，还以为能把握一切呢。　　有一阵子，戴特莱夫为了我俩去干活儿。当然，这没有持续多久。于是，我又不得不再去街头拉客。不过开头我的运气好极了，我接的客都是过去的常客，这样使我感到不那么恶心。　　戴特莱夫见我又不得不去拉客，就把我带到约根的家里。约根在柏林的工商界小有名气。他很有钱，还经常与议员们共进午餐。他已经三十出头但仍显得很年轻。他讲的话用的词全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他也了解年轻人的事儿。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当官儿的”完全不同。　　我第一次到约根家里时，见到20多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木桌旁，桌上的铁制烛台上点燃着许多蜡烛，还摆满了各种名酒。他们什么都谈，气氛轻松。而且还注意到坐在桌旁的男男女女们个个都很漂亮。约根像是个头儿。我心想他大概艳福不浅。这套住宅的豪华使我吃惊，里面的每件东西都值很多钱。另外，尽管阔气，主人却还是那么和蔼可亲，我觉得这真不错。　　我们受到朋友般的接待，尽管我们是那里惟一的吸毒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一对男女问是否可以洗个澡。约根回答说：“当然可以，淋浴室就是为了洗澡的。”　　淋浴室紧挨着起居室。这一另一女朝那走去。有几个男女也跟着他们走进浴室。不一会儿，他们走出浴室，光着身子来要浴巾，我心里想：这伙人真不论！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将来，我和戴特莱夫也搞一套这么豪华的房子，我们也邀请这么一帮可爱的朋友。　　不一会儿，几个洗完澡的男女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们全裸着身体或者仅在腰上围块浴中。然后他们互相接吻。一对男女走进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床。一条宽敞的走廊从容厅直通卧室，因而可以看到卧室里发生的一切。在那对男女做爱时，其他的人也来到这张大床上。一些男人开始与女人做爱，还有一些男人与男人做爱。有几个人就在桌子上干开了。　　我明白了：这是一处淫乱群居的聚会。他们想让我和戴特莱夫也加入进来，但是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让随便什么人来吻我。他们的举动并不令我感到厌恶，看见他们这样寻欢作乐，甚至我还感到一点刺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单独与戴特莱夫在一起。　　我尤其欣赏他理财的手腕。这大概是他身上最使我感兴趣的地方，他给我讲他如何去投资，钱就几乎自动地越滚越多。同时，他又很大方。他不直接付钱给加入淫乱群居聚会的其他人，但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家伙向他要了几千马克去买一条超短裙。约根开了张支票给他，并说：“拿着，你的紧身超短裙。”我有时候去约根那儿，纯粹是去看看他，我不向他提什么要求，他也不向我提什么要求，他是我惟一的这样的顾客。我有时晚上在他那儿看电视，这样一来，我觉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坏。　　戴特莱夫和我又回到吸毒圈里。我们不再去参加淫乱群居聚会，对于那些我们已经不感兴趣。我不去地铁动物园站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闲逛。站台上有一百多个吸毒者，他们在卖可卡因。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专门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个碰头的地点。　　我们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与他们聊天。有时，我又窜到另一伙贩毒者中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在地铁站台上溜达就像一个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挎着印有大商店名称的塑料包，惊恐地盯着我们，她们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们这些吸毒者要比她们强。这里生活很艰难，人们随时都可能死，再说人也活不到老。然而这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总之，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盘算着我要铮的钱。我一天需要100马克，完全是为了买可卡因。加上其他的开销，我一个月的支出达到4千马克，因此我必须弄到这笔钱。足足4千马克，这相当于一个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岁就要搞到这么多钱。　　当然，我只能去拉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但是，当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时，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忍受的。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应付顾客。总之，他们的钱花得不合算，总是由我定条件，我不接吻。　　这里有比我花销更大的吸毒者。据他们所说，他们每天需要4克海洛因。这样他们一天就得花500至850马克。可他们总是有办法搞到这笔钱。他们比一个总经理赚的钱还多，而且还不会被警察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错：原来说的是安得烈·维左内克，是阿特兹。　　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迸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淋淋，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毒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11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20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丽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时给我零用钱。我几乎全省下来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节省钱，我向来做不到。但这次我做到了。我攒了40马克。我把它们藏起来，我的40马克——40马克，对于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是买一针毒品的价钱，也是我向嫖客们要的价钱。　　我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你正在节省的钱不是为了你的第一针毒品做准备的！”我跑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值20马克的T恤衫，仅仅是想摆脱这不祥的40马克。因为我到乡下，就是为了彻底戒毒。　　假期的一个月很快过完了。我妈打来电话：“你还想在那儿呆一段时间吗？”我冲口而出：“不。”如果她问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辈子吗？”我大概还会考虑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生活当成梦幻，开头是恐惧，结尾平静而温和。而且这也只能持续一个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备。现在我想回到戴特莱夫身边，因为我们已经像一对夫妻了。　　我动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劝我带着那条方格裤子，这裤子现在我穿着正合适。我固执地换上我的牛仔裤，线缝都绷开了。拉链也拉不上。没办法，拉链让它敞着，我就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长外套———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装。　　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都在那儿。却没有阿克赛尔。他大概与一个老无赖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热情地欢迎我。他们的确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戴特莱夫，一眼就能看出。我问他：“戒毒顺利吗？你找到了个好工作？”我们仨人全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问：“阿克赛尔哪儿去了？”　　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特莱夫低声说：“你不知道？阿克赛尔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点儿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嘿，别开玩笑了。”但是我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轮到阿克赛尔了。以前每个星期，阿克赛尔在那间吸毒的陋室里给我准备一张干干净净的床和被子，而我总是给他带一盒金枪鱼——很蠢的东西——他给我买达努纳酸奶。我与戴特莱夫吵架后，阿克赛尔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哭一场时，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处。因为至少他没有伤害过吸毒帮中的伙伴或向谁挑衅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戴特莱夫向我解释：“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他，针头还扎在膀子上。”这两个小伙子提起阿克赛尔的死，就像在讲一个陈旧的故事。似乎他们不想提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枪鱼罐头盒。我心想我再也不会买它们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莱夫：你现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莱夫告诉我：“阿克赛尔的母亲已经把房子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顾客家里。”　　我说：“哦，见鬼！”这消息几乎与阿克赛尔的死讯一样震动了我。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彻底失去了戴特莱夫了。　　他继续说：“这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年轻，25岁左右，没有情妇。我对他谈过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随戴特莱夫去买可卡因。我们碰见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真讨厌，在阿克赛尔身上发生的一切真讨厌。”但其他人没有反应。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讨厌，阿克赛尔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公共卫生间。戴特莱大想立刻打一针。我给他帮忙。我等着他给我一点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当面拒绝，说一声“不”向他显示我现在是多么坚定。但他没有给我。我还在为阿克赛尔的遭遇苦恼。戴特莱夫准备针管，又强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仅仅打一小针，大概不会损害我，还可以帮助我忘掉阿克赛尔，也不去想戴特莱夫睡在一个顾客家的事。　　“又开始啦？”戴特莱夫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当然容易。我在乡下时，你戒过毒？不是真的吧。伙计，我向你保证我戒过。这只是又开始，非常需要一点儿可卡因。”　　戴特莱夫说：“戒毒也不难。我想什么时候戒都可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边说边给自己注射。他在针管里给我留了一点儿。这足以使我神魂颠倒——我很长时间没有沾一点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赛尔。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很高兴看见我长得这么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住了增长起来的体重。　　我经常去沃尔弗家，就是戴特莱夫多次讲过的他的那个顾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莱夫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讨厌沃尔弗。他爱戴特莱夫，当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莱夫争吵时，他高兴得发狂，而且总站在戴特莱夫一边。这让我很生气。戴特莱夫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是当丈夫，他让沃尔弗去买东西，命令他做饭洗碗。我被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来为戴特莱夫买东西做饭。　　我对戴特莱夫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沃尔弗总的来说还不错，没有其他顾客那么讨厌。　　戴特莱夫对沃尔弗发号施令，尽给他颜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当戴特莱夫急需钱时，他才到沃尔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莱夫与沃尔弗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戴特莱夫做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仨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