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指１９３１年以后陕北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第三，开展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也是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为了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中共西北局也于同年十月间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林伯渠根据上述文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大约占边区土地面积一半的老区，已实行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一半是新区，土地革命尚未进行，广大农民仍受着地主的封建剥削。减租减息就是在这些未经过分配土地的新区进行。抗战以来，这些地区虽然也开始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多数还停留在一般的宣传。有些虽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因发动群众不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为了做到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林伯渠依据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局的指示，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以及《地权条例草案》等，规定，出租人应按所定的减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承租人应按所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具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交之权。还规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出租人依法收回土地时，“须于本年作物收获后次年作物耕种前之时日为之，并须于收获后一月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仍须交纳本季地租。”①这些规定，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又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米脂县印斗区八乡减租保佃后，大家就说：“生产的心有劲了”，修了水坝，利用兄弟亲属关系组织了四十九个变工小组，使生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葭县减租彻底，就多挖了水窖万余个，多开了数千亩荒地，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①《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附说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１辑，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１—２３２页。第四，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垦这是朱德倡导的，其中也渗透着林伯渠的许多心血。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华里处，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百年前，曾经是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地方。清朝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西北捻回起义，使这里人烟断绝，荆棘丛生，成了狐狼出没的地方。早在一九四○年春，林伯渠利用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机，就曾亲自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去南泥湾进行过踏勘，认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场地。一九四一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林伯渠对三五九旅在一年之内开垦良田万顷，做到“禾黍盈野绿，瓜菜满阡斑”，十分喜悦。他在《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中写道：农可属于兵，犹兵寓于农。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陇。兵农一身任，是为真英雄。伊谁先示范，三五九旅功。用知策群力，自不患困穷。从来言兵者，粮秣预为充。粮匮军亦匮，今古一例同。谁能宏创造，自给谢民供。不为环境苦，红军仍足风。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３页。一九四三年春节，林伯渠亲率边区政府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视察驻军的生产情况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盛赞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他说：“象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民负的军队，乃真正的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①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并在各方面给军队以具体的帮助。当时，边区留守部队除屯垦南泥湾外，还在槐树庄、大凤川、豹子川、清泉沟、葫芦河等地屯垦，这些部队也都为保卫边区和大生产运动作出了贡献——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６日。第五，创办光华农场。林伯渠高瞻远瞩，为了发展边区的农业，他筹划创办了延安农业试验场——光华农场，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指导科学种田。在勘察农场场址时，他骑着毛驴带领着几位农学系毕业的科技人员，踏遍了延安杜甫川的山山水水。他拄根木棍，爬到高山之巅，俯视整个山川，最后选定一块背山面川，向阳临溪的有利地形，作为农场场址。几百亩川地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大片坡地栽培各种果树，山地植树造林，周围的荒山饲放牛羊，溪水饮畜和灌溉。在林伯渠的指导和支持下，光华农场很快修建起办公室、宿舍和简易实验室，以及做试验用的糖坊和烤烟房。他还特别批准建造一座酒坊，酿酒提炼酒精，保障延安卫生部门的需要，并用酒精喂养奶牛。为了促进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林伯渠把延安许多有农科专业特长的人才都调到光华农场。人数虽然不多，但专业颇为齐全，搞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养蜂、养蚕、水利和农业经济的全有。林伯渠和边区政府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非常重视。一九四二年，甘泉等县牛瘟流行，给生产带来严重威胁，林伯渠立即指示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陈凌风等用土法研制的兽疫预防针和治疫血清，仅几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边区七个县的牛瘟。光华农场试种烤烟成功后，立即在边区得到推广，不久还在延安办起了卷烟厂，它出产的“曙光”牌香烟，成了当时边区受欢迎的畅销商品。光华农场的许多图书资料以及种畜、粮食、蔬菜的优良籽种，也都是林伯渠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光华农场引进和培育了适合陕北高原种植的狼尾谷、马齿玉米、春小麦、白皮马铃薯和甜菜等农作物；试种了卷心白菜、金皇后蕃茄、四季菜豆、露八分萝卜等一百八十多种蔬菜；试栽了梓树、大苹果、西洋梨、法国葡萄等十多种果树；培植了二十多种草木花卉；饲养了二百多头奶牛。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凝结着林伯渠的心血。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除采取了以上重大措施外，还有鼓励和推广植棉，发放农贷、改造二流子等措施，这些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林伯渠对边区工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指示边区政府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的一笔款，办起了“难民工厂”，亲自选定当地干部吴生秀当厂长。以后又陆续办起了纺织、农具、皮革、化工、制药、造纸、火柴等工厂。为了解决技术力量问题，他从武汉、西安等地物色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送他们到边区来发展工业。他还指示民政厅和组织部把当过县长或建设科长的当地干部，如盐池县的金体元、米脂县的艾秉勤等派到工厂当管理干部，并要求他们注意招收本地工人，为陕甘宁培养技术人才。在实际工作中，他尽力帮助工厂排忧解难。有一次，难民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亲自去找朱德总司令商量，为八路军预订五万条毛毯，签订合同，部队先付一部分贷款，解决了该厂资金周转不开的困难。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签订合同时，没有把毛毯锁边的线钱写进去，工厂负责人又去找林伯渠，林借此机会教育他们说：“搞工厂工作一定要精心筹划，搞好经济核算。”他又去找朱总讲明情况。朱德体谅地说：“我们军队也不能让难民厂赔本。我让后勤部门在合同里把锁边的线加上，钱照付给他们。”难民工厂在政府和部队的关怀和支持下越办越好。生产和加工出很多呢子、毛毯和皮货。林伯渠指示边区政府，让给搞外事工作和参加外事活动的同志，每人做一套呢子衣服，以后，又给科长以上的干部每人一套。一次，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时，带去了一些毛毯和皮货。联合国救济总署兰道尔看了，称赞难民工厂办得好。他曾多次对国民党官员说：给你们的钱，比他们多几倍，你们什么都干不出来。陕甘宁边区出的产品不错，有呢子、毛毯、皮坎肩。为了保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还发展了商业贸易。咸盐、皮毛、甜甘草是边区的三宝，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特别是食盐，它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在靖边、定边、盐池一带，取之不尽，多如泥土。要把这个死宝变成活宝，就要发展运盐事业，发展对外贸易。对此，林伯渠通过调查指出，边区周围有一千万以上的人口，每年需要六十万驮盐（每驮一百五十斤），这就是说，盐是有销路有市场的。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各县市组织了很多运盐队，进一步发展了运盐事业。一九四一年九月，《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克林写的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①，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并为之作序，对边区运盐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一年外销食盐二十九万九千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对增加边区财政收入起了极大的作用。除此之外，为了筹集发展生产的资金，林伯渠发起组织劝储团，号召边区人民节约、储蓄，使老百姓生息取利，使银行集腋成裘，收到了利公利民的效果。他还积极主张在边区发行救国公债，向老百姓借钱，作为经济建设的资金。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在经济建设上共投资七百万元，其中五百万元就是当年发行公债的集资。所有这些，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也起了很好的作用——①鲁忠才是富县城关区副区长。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就是他领导进行的，故名曰《鲁忠才长征记》。林伯渠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还扛着镢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种上谷物和蔬菜，经常挤时间锄草、浇水、施肥，管理得很精细，每年都获得好收成。有个叫惠疙瘩的农民，常看见林主席一大清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儿子挑了两担粪要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拾粪吧。”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要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一个普通老百姓嘛！”边区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林伯渠以身作则带头响应。他首先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１）从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２）收集废纸交建设厅。（３）戒绝吸外来纸烟。（４）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以后，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①林伯渠在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边区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打算时，也附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毛泽东看后甚表赞同，立即写回信说：“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②——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７３页。②《毛泽东书信集》，第２２６页。自一九四○年十二月生产自给动员会以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一九四三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三月四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作动员报告，阐明了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规定了机关生产的总任务为一亿六千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元。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林伯渠针对有些单位一度把商业作为机关自给运动主要方向的偏向，着重指出：“农业生产是最可靠的。今天靠得住，明天也靠得住！”会上，还奖励了六十六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这次大会，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林伯渠豪情满怀，呕心沥血，决心领导边区军民，向夺取丰衣足食的高度进军，在全边区又掀起了更为壮观的大生产的新高潮参加延安整风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１１０８页。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权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保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剀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天意难知厄重耳，法轮无语笑荆轲。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４页。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①——①《续范亭诗文集》，第３０页。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枯杨生稊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①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双映。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②——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１页。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４２页。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①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某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①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６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①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１）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２）要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３）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１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四）加强乡政权工作；（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５６页。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踯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①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②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０日。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２日。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①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绋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一片丹心报党国。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万株桃李迎门墙。①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②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９月７日。②李维汉，别名罗迈。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①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７１页。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建设模范边区延安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抗日，领导和指挥军队坚持敌后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所在地。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到一九四三年便渡过难关，走上恢复发展生产的道路，以发展生产和教育培养干部两大基本任务为中心，开展了更有成效的建设。一九四三年，边区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由于各项生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各条生产战线都获得了巨大成绩。为了检阅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二十六日下午，两个盛会在三万群众欢欣鼓舞的气氛中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说：“在这样一个战争环境又是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伟大力量的表现。”①他在简述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以及边区生产运动的特点后指出：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二百多个劳动英雄和成百万的边区革命人民。最后，他宣读了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计划：增加细粮二十万石，植棉二十万亩，运盐四十万驮。号召边区军民，为普遍做到耕三余一②而努力！续范亭在会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生产的丰功伟绩。他说：“我五十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把共产党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是的，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作了批判。但他在理论上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著作有，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③——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７日。②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能余一年的粮食。③《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７日。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生产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六千六百件展品，近两千张图表和照片，生动地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参观者达五万余人。中共中央对边区“两大盛会”非常重视，十一月二十九日，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还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指出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①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找了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了解移民生产、变工扎工、部队生产、创办义仓和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①《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３５页。十二月十六日两大盛会闭幕时，林伯渠致闭幕词，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号召，要求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这两个大会使广大军民进一步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邀请部分劳模漫谈明年生产具体办法。李鼎铭副主席和各厅、处、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林伯渠和各负责人不断提出问题向劳动英雄们请教，要求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劳模们对开荒、变工、移民、畜牧、运输和合作等项工作都发表了意见。特别是对林主席在闭幕大会上提出的“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口号，充满着信心。他们认为要做到耕三余一，在种地上也要来个“三三制”，即揭（翻）地三次，锄草三次，每亩地上粪三十担。种地要贪好，不要贪多，把已有的地种好了再多开荒，熟地要好好保养，不要随便地把地搞坏就丢掉。谈到改造二流子，大家说，今年改造了四千五百多个二流子，多是用说服教育具体帮助的办法改造过来的，今后要坚持这个好办法。大家反映说，老百姓普遍要求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这对促进生产很有好处。座谈会开了一整天，劳模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接着，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林伯渠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要求一九四四年大力发展合作运动，发展植棉、打盐、运盐、畜牧和民间手工业；部队粮食和副食品做到多数完全自给，机关做到经费大部自给；要把物资贸易看作仅次于发展生产的重要工作。从此以后，边区的生产出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在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的文教建设在党中央、西北局及林伯渠的关怀和指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许多新气象。还在一九四二年，林伯渠就论述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应该是：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儿童教育。”①——①《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干部教育，除了在职干部每天的政治或文化学习外，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林伯渠不仅参与了一些学校的创办工作，还亲自兼任行政学院的院长。边区的社会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一环。抗战初期，边区的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林伯渠除了提倡办识字班、识字组、夜校以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还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了新文字报刊和学校，“收到很大的成绩。”①——①吴玉章：《回忆伯渠同志》，《中国青年报》，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由于林伯渠的提倡和推动，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和国民教育，也不断进行了改革，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一九四三年，边区有中学、师范八所，完小、初小四百四十四所。特别是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还创办了五百七十多所村学，一百五十多所私立小学，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和二百三十多所夜校或半日校。在林伯渠领导下，边区医药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打水井，修厕所，建猪圈，消灭虱子，取缔巫神，大力培养医护人员，实行新法接生，建立医药卫生合作社，实行中西医合作，严禁幼女缠足等，这些都有力地改变了边区卫生落后面貌，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林伯渠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还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斗争，和工农兵相结合，为广大群众服务，创作、演出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大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边区“民众剧团”的方向和道路，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总之，在林伯渠的关怀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建设的阵容，也为之一新。”①——①《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８日。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阶层之间，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一九四三年春节的拥军优抗与拥政爱民运动，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状况。春节前，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拨款六万二千多元，由林伯渠等亲率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南泥湾等地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扎搭彩门，张灯结彩，准备热烈欢迎慰问团。二月十七日，林伯渠在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肖劲光、延安警备区政委张邦英、慰劳团团长杨清、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南泥湾、金盆湾，对连队、部队工厂、家属合作社进行慰问。他们走到那里，那里顿时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二十日，南泥湾举行阅兵式，慰劳活动出现了更加热烈的场面。这一天，灿烂的阳光照射着这块沉睡百余年而复苏的土地，数十里外的垦区部队，全副武装赶到阅兵场；李区长带领着披着羊皮袄的男人，穿着大红大绿的姑娘，发髻上插着针簪的婆姨和欢腾雀跃儿童的群众队伍，每人手持一支小旗，也浩浩荡荡来接受林主席检阅。十点，林伯渠身着蓝布大衣，头戴黑呢子帽，精神矍铄，迈着稳健的步子，由王震旅长陪同，进入阅兵场，登上检阅台。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了整个山谷。手持日本造的武器的年轻战士，端着枪、跨着正步，在庄严宏亮的军号声中，雄纠纠地通过检阅台。是日，部队还进行了精彩的刺枪、投弹、过天桥、越障碍等表演。林伯渠看到“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陇”的英雄部队，脸上挂着无比欢欣的笑容。当日下午，南泥湾驻军还举行了拥政爱民大会，王震旅长在五千多军民参加的大会上致词，讲述了这个盛会的意义。接着，神采奕奕的林伯渠主席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带来的慰劳品很少，然而我们带来了延安及边区人民对于自己的军队无限的爱护热忱和关心。你们是八路军最优秀的一部分，你们是广大人民的军队，是有战斗力有创造性的军队，八路军的创造精神在你们身上光辉地表现出来。你们是艰苦耐劳的军队，是生产的模范，你们已把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结合起来，因此你们又是无敌的军队。林伯渠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会上还给优秀“贺龙投弹手”每人奖励一条有林伯渠亲笔题字的毛巾，部队集体进行了拥政爱民宣誓。二十三日，林伯渠离开时，在给驻军全体指战员的留别信中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荒地变成了良田，梢林开辟为公路，新窑新屋一排排建立起来，木工厂、纸厂、榨油厂、鞋厂已在工作，南泥湾、金盆湾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移民日益增加，军民生活向丰衣足食之途迈进，而这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现象，是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展生产开辟南泥湾政策的结果。”“希望你们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府、留守兵团司令部领导下，及王旅长、张政委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加紧学习。”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６日。在林伯渠的带动下，整个边区的拥军优抗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与此同时，军队也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而且自此以后，“双拥”活动即成了根据地的各级政府与军民的光荣传统。不仅平时拥政爱民、优军优抗，每逢节日，彼此还要举行热烈的慰问活动。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中，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及党中央与西北局的一系列指示，不仅使边区军民渡过了难关，而且做到了丰衣足食，使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他也更加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在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境日益明显好转，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再次出现了大溃退，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近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就失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横征暴敛，这时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急剧加深，英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的情况下，美国这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的给日本以牵制，配合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还在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不过，当时他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妄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共中央根本未予理睬。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和国民党统治区内部的变化，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粉碎日军的新进攻，“拉蒋抗日”，准备对日反攻，才又重新提起与国民党谈判之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中共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并希望能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二月二日，国民党复电延安，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十七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体系。清代戴震提出：“阴阳五行，道之实体。”剥去了阴阳，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谈判。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林伯渠就开始转入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从二月中旬至三月期间，国民党为准备与中共进行谈判，也多次在嘉陵新村四号召集梁寒操、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他们在“极机密”用后“收回焚毁”的“应付对策”中，对林伯渠来渝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分析，并对林“本人之应付”作了周密的安排。要求下属：“注意林氏到西安之活动，并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随时电报中央”；“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两统局（指军统和中统）密切注意其活动，尤其对外人之来往，与各党派之来往”；“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等等①。三月十五日，蒋介石还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发表训词说：“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②国民党对林伯渠赴渝谈判如临大敌，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迫于形势只想做做样做子。在林去重庆前，他们在内部还提出：谈判的“根本态度”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之成功”③；在谈判时，“先以试探方式行之”④；“在谈商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⑤，“但以不露痕迹为原则”⑥——①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②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③⑤国民党：《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④⑥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及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等离开延安，途经茶坊、洛川、耀县于五月二日抵达西安。同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由重庆到达西安。五月四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请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我党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究竟如何解决法？张、王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当即提出，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意见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消包围边区之五十万军队。张治中、王世杰则提议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可以。在谈军事问题时，他说：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现在请国民党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张治中、王世杰认为太多，只允许四个军十二个师。这天的谈判无结果，接着又谈了三次。在第五次谈判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五月十一日，当双方谈判记录按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和其它等四项十八条整理出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王世杰竟不顾事实，把综合双方意见整理出来的记录说成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而拒绝签字。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等，从宝鸡乘飞机到达重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章汉夫和国民党邵力子、康泽等到珊瑚坝机场迎接。苏联、美国、英国的记者和中国《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也到机场欢迎和采访。在机场，林伯渠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林伯渠在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十九日下午，他会见了蒋介石。二十一日，林伯渠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明确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中共提出的《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张、王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们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这二十条与在西安商谈的内容不符；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正在令有关部门研究西安会谈的材料，准备提出一个提示案；希望你能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林伯渠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他说：我方二十条意见，全文都是实事求是的；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当时就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我们只是为了真心诚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才出来谈判，根本说不上欺人；二十条意见就是我党中央对西安商谈材料的答复，在这里没有修改的余地。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张、王托词打电话，到内室密商了半个小时，回到会议室后，将二十条意见交还林伯渠，坚决拒收和转交蒋介石。①——①林伯渠致毛泽东电，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３日。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中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过去提案①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等，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及所提出的谈判方针，同时将原提案的二十条修改成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①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林彪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抗战建国纲领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原则上接受将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往黄河以北。六月四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有利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党中央已复电，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次要问题改为备忘录。五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张治中、王世杰把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在军事问题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关于党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对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都只字未提。林伯渠把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意见也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我党十二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郤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①。张治中、王世杰看了我方的十二条意见后说：“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不能接受”②。林伯渠据理相争，一定要他们转报国民党中央，张、王争辩不过，只好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呈”③。六月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对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第一，《提示案》与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将我党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中央；第二，指出《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与西安谈判的经过事实不符。八日，张、王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西安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西安商谈记录，“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也签了字，“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希望能够完全接受。④——①②③④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０—３１页。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八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十二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十八个师，你们只允四军十二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十八个师，而是五军十六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十二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十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出的十二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十二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①——①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３０—３１页。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八年谈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七、八月间，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在这情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于七月二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①。声明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即使这样，中共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并电请张治中、王世杰能去延安继续谈判——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３日。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林伯渠在谈判的同时，还冲破国民党宪特的监视，广泛结交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出席宴会、参加集会、接见来访、拜会友好等各种机会，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爱国人士；郭沫若、茅盾、杜国庠、冯乃超、阳翰笙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青年党的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等，以及爱泼斯坦、邱玛丽、斯坦因等外国进步记者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民主建政和经济、文化建设情况。他还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举办边区工农业产品展览，使许多爱国人士和外国记者看了都很感兴趣。他们说：“农业上的扎工队、变工队，军队又打仗又生产，这些都是从所未闻的”；“兰州的毛线没有边区的好，重庆的火柴不如延安的丰足火柴好。”①当时林伯渠等用边区难民厂出的毛呢子，给斯坦因和爱泼斯坦每人做了一身衣服，他们非常高兴，到处宣传说，“只有英国苏格兰两家工厂才出这样的呢子，但是现在已改成弹药厂了”②。这个展览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实际上取得的结果，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前途。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和教职人员，给林伯渠写了一百多封信。有的在信中说：“亲爱的林主席，我们知道您没有和我们说话的机会，只有写信来表达我们对您的崇敬之情。我们知道敌后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浴血奋战，把国土从日寇手里夺回来。中国还是存在着。”③有的信说：“我们这些人很穷苦，钱不多，寄去三十元（也有寄五十元、八十元、一百元的不等），请转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队，略表我们的心意。”④——①②③④《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未刊稿），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coc2为了联合中间人士和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林伯渠向他们反复陈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这次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目的，对他们平等相待，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并表示希望能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主的实现。许多民主人士都深为感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认识到要能够站得住脚，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合法的地位，而要争得合法的地位，就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支持中共的主张，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就是同林伯渠这时对中间人士和各党派的争取工作分不开的。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当时美国和英国都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说“国民党九百万军队只打败仗，共产党几十万军队却不断打胜仗”①。根据美英态度的变化，林伯渠在重庆积极开展了外交工作，他招待和拜访美英驻华使节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战情况，介绍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原则立场，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美国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后，林伯渠几次同他会谈，向他介绍中国抗战情况，连赫尔利也不得不说：“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的，要中国团结，实行民主。”②他对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实际的析分后，又说：“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③——①②③《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九月五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十五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报告。他在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首先是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和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国家民族的灾难。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其次，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发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①林伯渠在报告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军队，近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的。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后又提出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十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的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②报告的最后部分，林伯渠还代表中国共产党论述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郑重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③——①②③《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２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了这次国共谈判的真象，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表这一报告时，却把内容删改得面目全非，其中关于召开国事会议，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一段，则全部删掉。对此，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林伯渠的报告。林的这一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争购《新华日报》，曾使该报的销售量突然猛增。在国民参政会前后，林伯渠多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一再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党愿意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立场，谈判终无结果。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却有利于“拉蒋抗日”，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使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功绩，特别是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由于谈判搁浅，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配合美军作战。十一月初，中共中央电邀赫尔利赴延安，而他也愿意前往。这样，十一月七日林伯渠便同赫尔利乘飞机由重庆回到延安六十寿辰林伯渠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对秘书王恩惠说：“我今年的生产任务没有完成，请你把我在重庆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上交，当作我今年的生产任务。”他在向党中央汇报了赴渝谈判的情况之后，又投入了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当时，边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旱灾，秋田无法下种，为了抗旱备荒，林伯渠多次发出训令，提出：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局部的和轻微的干旱，年年都有。据府志记载，每隔数年或十数年，即发生大旱一次，河川断流，田禾枯死，颗粒不收，造成严重的饥荒，继之以瘟疫，加之旧时政府坐视不理，成千成万的人死在饥荒和瘟疫之中，或则流离失所，饿殍载道。所以边区政府历年来再三再四地号召军民努力生产，争取余粮，以备荒年。近年来，我们虽然发展了生产，军民开始有了余粮，但基础仍然不厚，倘若我们不亟为谋虑，到灾荒发生时，势必束手待毙，甚至要重复历史上的惨祸。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１日和６月１３日。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林伯渠还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全体军民发出如下号召：（１）想尽一切办法，立即进行干耕干种，找寻下湿地带、河边和近水地方，发动军民男女老幼担水浇灌，种各种蔬菜，尤其是洋芋、南瓜、萝卜，搜集和调剂各种小日月庄稼种籽，以便遇雨时赶种。（２）切实开展节约运动，军民要珍惜每一颗粮食，节衣缩食，度过难关。（３）严格保护粮食，绝对禁止蒸酒熬糖，绝对禁止粮食出口，无论何人违犯，一律依法究办，决不宽贷。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１日。六月下旬，林伯渠、李鼎铭、高岗、谢觉哉又联名写信给各级参议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小学教员，指出“今年的年成是跌定了”，号召他们起带头作用，开展宣传工作，反对侥幸心理，带动大家一起动手，把抗旱备荒落实到边区的每个角落。根据历史上大灾之年一般会伴随瘟疫发生的教训，六月三十日，林伯渠在延安各界备荒防疫动员大会上提出，教育厅要有计划地宣传医疗卫生常识，建设厅要想办法尽快救治边区羊子的大量死亡。会后，他又主持政务会议，决定再派出二十个医疗队，下乡进行巡回医疗。在抗旱备荒的日子里，为了厉行节约，边区政府机关食堂每天由三餐减为两餐，供给标准也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格外关心大家的生活，他经常把管理员找去，叮嘱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饱吃好。有时他还亲自到厨房和食堂去察看，鼓励炊事员给大家把饭菜做好，而他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坚持每天只吃两餐饭。和备荒任务相随而来的是热烈的生产运动，林伯渠经常去经营他开垦的那块土地，挑水灌溉，施肥锄草。大旱之年，他地里结出的大南瓜却重达四十多斤。由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对备荒防疫抓得早，措施得力，一九四五年边区虽遭了罕见的大旱灾，但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抗灾自救，战胜了灾荒，这年的公粮仅比上年减少了四万石。林伯渠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对自己的生活却很少注意。一九三七年他同李俊在延安结婚，后因李俊坚持离婚，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便单独生活，好长一段时间，他系的裤带是根麻绳子，睡觉没有枕头，枕着自己的衣服。林伯渠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尽管工作十分繁忙，边区政府开会，他几乎每次都是最先签到的一位。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开会讨论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会前没有通知他，会刚开始他走进了会场，微笑着说：“支部书记同志，我来晚了。”便坐下来，认真听完了大家的评议，并和全体党员一块举手表决。最后，主持会议的同志请他讲话。他站起来说：“我今天讲两点，一是检讨，二是请求。我所检讨的是，过党日是每个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所请求的是，支部书记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支书急忙站起来说：“林老，你工作那么忙，我们不愿打搅你，所以没有通知。”林伯渠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你要记住，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他又笑着对大家说：“还要请诸位监督执行哟。”林伯渠严于律己的作风堪称典范。林伯渠十分重视学习，在他简朴的住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用木板钉起的简陋书橱，装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他非常博学，除马列主义著作外，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歌也是他最喜爱的书籍。如果时间允许，他可以整天的看书。他每天必读报纸，但不是泛泛地阅读，而是把报纸上提出的问题和工作实际联系起来。林伯渠对边区政府机关内部的墙报也很关心和重视。墙报曾因故三次停办，每次都是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又复刊的。林伯渠对工作一向十分严肃认真，但对下级特别是普通工作人员却又十分关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初，他建议边区政府办公厅，为机关食堂的宋泽宽、左土木、禅怀新三位六十岁以上的老炊事员祝寿，并亲自致了祝寿词，对三位寿翁在大灶食堂中所起的带头作用，在节约、卫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对炊事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备加赞扬。三位老同志非常高兴，十分感激，更加感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还有一次，林伯渠发现一个孤寡老太婆经常提着筐子到厨房去拣蓝炭（未烧尽的煤核），因她是小脚，提着筐子走山路实在艰难。一天，他对王定国（谢觉哉夫人）说：“那个老太婆太苦了，拣点炭也拿不回去，你叫高世文（谢觉哉警卫员）给他送回去吧。”他把群众生活里许多细小的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林伯渠在理发的时候，从言谈中发现理发员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就用机器和螺丝钉的关系作比喻，说明每一项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个人搞好了自己的工作，都是对革命的贡献。经过他几次的谈话，这个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表示再也不会有不安心的思想了。林伯渠热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更爱戴自己的主席。每年新春佳节，各处的秧歌队和群众，都要敲锣打鼓去给他拜年。如一九四五年春节，延安市民代表和三百多人的大型秧歌队，热火朝天地前去拜年，并献了上面写着“人民政府”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的红旗。这年，七十四岁高龄的李全海老人，带着陕北的土特产和两只大公鸡，不远百里从临镇来延安，看望使他过上幸福生活的林主席。一九四五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在延安市南关选区以占绝对多数的一万零八百五十七张票当选，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和信赖。为了表彰林伯渠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德，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当他虚龄六十寿辰时①，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全文如下：林伯渠同志：欣逢你六十寿辰，谨致热烈的祝贺！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农工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你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三月二十八日②——①林伯渠的生日是１８８６年阴历２月１５日（公历为３月２０日）。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８日是阴历的２月１５日。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８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均亲临祝贺。会场里悬挂着各种祝词和贺联。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贺联为“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中央管理局贺联称林伯渠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林伯渠精神矍铄，他在致词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征程之后说：“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在它的浩瀚的事业中，积累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诚的努力与果敢的自我牺牲。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的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①他兴奋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②——①②林伯渠在中共中央祝寿会上的答词（未刊稿）。当天，林伯渠复函中共中央，感谢党对他寿辰的祝贺和对他的勉励与关怀。他说：在这六十年的途程中，正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多的年头。经过了多年的磨难和变化，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舵手。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我自己也在这大时代中发觉自己鬓发虽然白了，却不缺少青年人的热情。“这个时代使我年青了，我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①。林伯渠还作了《六十自寿》诗一首。诗云：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握等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②——①《林伯渠同志于六十寿辰日，覆函党中央致谢》，《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９日。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７６页。边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林伯渠主席的敬意，在他六十寿辰之日，也举行了一个小型祝寿会，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和延安县、市的领导同志参加。会上，大家请林伯渠讲讲革命斗争经验。他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说他在三个关键时刻没有走错路：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林伯渠还讲到，他在六十岁生日的前几天，去看望毛泽东，在谈话时，他问道：“象我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笑着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①林伯渠的讲话，给与会同志以深刻的启发，使大家进一步懂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不能步错路；要搞好革命工作，就要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狠下功夫——①《访金城同志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０日。在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举行祝寿活动，对他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关怀和激励，同时也是号召大家学习林伯渠那种只知耕耘，不知劳瘁的革命老黄牛精神，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对广大党员和全体军民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出席党的七大林伯渠从重庆回到延安后，继续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整风运动。为了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党的路线作出总结，还在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采取大小会结合的形式，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十一个月之久。林伯渠回到延安后出席了党的扩大的七中全会。他非常同意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解决党的历史问题所采取的方针，在会上说：我的想法，算账是为了推广生意。我们的生意已做了这么多年，究竟盈亏如何？很有必要算一下。但是算一下，是为了好扩大发展，而不要多去争论。他还提出，这个道理各代表团都应讲一讲。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反复的研究，基本上通过了著名历史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肯定；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这一《决议》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它既是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又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在把党的历史问题理清之后，紧接着在延安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的中心任务，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革命处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总结经验，正确地制定党的纲领路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余万中共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陈云、彭真等十五人组成主席团。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林伯渠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指出：“我们党这次大会，是在首席解放区——陕甘宁边区举行的。这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人民已经翻了身；同样地在我党领导之下，全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翻身。”他回顾自己四十年来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时说：“我前十五年浙东学派南宋以浙江东部为活动中心的哲学流派。包括，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后二十五年，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回忆过去的经历，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新民主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热情赞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表现。”“这个学说是我们党和全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最锐利的武器。”最后，他用宏亮的声音振臂高呼：“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七大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和通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三个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新鲜经验，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时局转折的关键时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六月九日至十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周恩来、陈云等四十四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六月十一日，七大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六月十七日，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布满七大代表、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的挽联、哀词和花圈。七大全体代表的挽联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①毛泽东主祭并致悼词。林伯渠在追悼会上讲话说：“死不会吓倒革命者，一个人倒下了，有更多的人起来代替他，站在他的岗位上继续战斗，直达胜利。”②他高度赞扬死难烈士的伟大业绩，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奋斗——①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七大闭幕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于六月二十一日召开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商讨发起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林伯渠致词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曾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的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及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建立。此项提议已获得边区与各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边区人民对这一会议将在延安召开，尤感兴奋①。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后，决定向各解放区发通电。通电发出后，各解放区纷纷来电赞同，并在短短二十余天时间里，即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抵达延安——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３日。七月十三日，筹备委员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的代表，还有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和华侨、基督教、天主教、沦陷区、国统区人士及苏、美、英、朝鲜等国际友人列席会议。谢觉哉主持会议，林伯渠代表筹备小组长联席会议报告筹备经过，着重说明了筹备会是为适应人民要求、抗战需要而组成的，在筹备工作中注意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发挥了对人民负责的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与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伪造的“国民大会”有本质的不同。会议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选举周恩来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晋西北）、邢肇棠（晋冀鲁豫）、李鼎铭为副主任，乌兰夫、蔡畅、谢觉哉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七月十五日，筹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出代表，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到达延安，正式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后来，由于抗战很快胜利，而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积极挑动内战，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各解放区军民在七大路线指引下，继春季攻势之后，对日本侵略者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八月八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第二天，苏联红军从海陆两个方面分四路进入中国东北，解放区军民立即举行对日军的全面反攻。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八月十五日，消息传到延安后，霎时，山城延安，万众欢腾，鼓乐喧天。晚上，举行盛大火炬游行，灯火辉煌，彻夜未熄。八月二十四日，延安文艺界欢送延安文艺工作团赴各解放区进行文艺宣传，周恩来、林伯渠到会勉励。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努力和成绩，表示感谢。他恳切嘱诫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艰难困苦会更多，因此我们的工作任务也更重，要兢兢业业，迎接新形势，争取和平、民主、团结。”①九月二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九月五日，延安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会场四周张贴着各色标语，人群中彩旗迎风飘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经过八年苦斗换来的欣愉，高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山谷。大会开始后，朱德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发表演说，指出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接着，林伯渠讲话，他在略述半个世纪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泪史以后指出，抗战最后胜利，乃是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今后中国人民要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大纛下，努力保持和发扬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成果。林伯渠列举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建设成绩，证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是今后全国和平建设的关键。他兴奋地说：“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②——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９月６日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反击抗战胜利后，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政治的基本形势，制定了以革命两手反对国民党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内战阴谋，积极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林伯渠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多次发表演说或谈话，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号召人民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林伯渠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群众集会上，详细揭露了蒋介石调集一百多万军队进犯解放区的事实，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退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人民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地区，立即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履行“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和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二月三日，林伯渠在延安两万多群众参加的和平民主大会上讲话说：“中国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了一百年，和平民主的婴儿到现在诞生了，我是多么高兴啊！”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说明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性之后指出，我们经过了十年内战，又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在边区及解放区实现了民主政治，鼓励了全国同胞赢得胜利，赢得民主的信心。它象催生婆似的，促使中国和平民主的婴儿早日诞生。“今后全国人民更要加倍努力，保护这个经过千辛万苦诞生的婴儿，使他不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好好成长起来。这就是说，要努力实现政协会议决议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主张为改善工人经济状况而进行微小，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①蒋介石虽然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但他根本不打算执行，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三月十二日，林伯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接见记者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破坏和平，反对民主，仍想坚持其独裁统治的险恶用心。他说：三个协定完全符合中山先生晚年重订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全国人民也都希望尽快实行这三个协定。但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却千方百计企图修改和推翻三个协定，拒绝或阻挠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以便继续其专制统治。他深有体会地说：“依照我多年革命的经验，我敢十分肯定的说：狂妄的反动派，最后还是要碰破自己的头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力量都更为强大，又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加上世界民主运动潮流的空前高涨，三个协定一定会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成功，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一定会在我们的努力斗争下出现。”②——①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２月４日、３月１３日。四月二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界各阶层及少数民族的参议员一百三十九人，还有来宾、旁听和中外记者共一千多人。林伯渠向大会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八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继续发展经济，是一切建设的根本；继续发展文化，是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人民的政治民主。他指出：进行建设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全国和平要有确切的保障，就是要有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以保障全国的永久和平。但是，我请求大会注意，到今天为止，反动派仍在公开地和秘密地扩大内战，坚持专制独裁。“我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人士表示，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共同反对这种反动的勾当，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①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参议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参议员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赞同这个报告——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４月９日。这次大会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再次当选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贺连城、马济川、王世泰、霍子乐等十九人为政府委员。马锡五当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当大会宣布林伯渠以最高选票当选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参议员高兴得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士兵参议员张治国说：“咱们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军队，还有人民的主席来领导，军政民合作，一定会把咱边区建设得更好！”女参议员刘凤舞手舞足蹈地说：“我高兴得连话也说不成了，你看他那么大年纪，辛辛苦苦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现在边区连婆姨、娃娃也解开林主席的功劳了。”林伯渠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会发表施政演说，他兴奋地说：“我已是三届连任，我很感谢边区人民对我的完全信赖！”“边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抗战中曾起过先锋作用，今后在和平民主建设时期，更要起带头作用，我要继续和边区人民一起，努力实现边参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案。”“边区政府过去是实行各阶级团结合作的方针，今后还是继续坚持贯彻这个方针。”“全国虽已走向和平民主，但还有反动派天天想打内战，天天想破坏边区。为了保卫边区，团结全国，一方面要加紧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人民自卫力量。”“边区人民有责任和全国人民一起，力争三大协定的完全实现！”①在会议闭幕时，他豪情满怀地说：“全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要成为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要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与解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和平民主而奋斗！”②——①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６、２８日。在边区举行参议会期间，林伯渠还参加了追悼“四八烈士”①的活动。四月十二日，林伯渠拭去眼泪缓步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报告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及黄齐生先生等十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噩耗，全场闻之黯然，不少参议员泣不成声。他代表大会主席团提议，通知全边区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一月。当王若飞等烈士的遗体运抵延安时，他亲往机场接灵。在延安各界三万多人追悼“四八”遇难烈士大会及安葬仪式上，他报告诸烈士生平及重要事迹，并执绋送葬。四月二十日，他还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文章——《悲痛的悼念》，以深厚的阶级感情，铮铮有声的文字，回顾了他与王、秦、叶、邓、黄五位烈士的战友关系以及他们对革命的卓越贡献。悼文指出：“谁迫使你们冒恶劣的气候长途奔波？谁实际杀害了你们？边区人民从心底里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们是被破坏和平民主的反动派迫害而死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而死的，是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死的，边区人民也从心底里知道应该怎样来哀悼你们，纪念你们，弥补这一无可计数的损失。”“边区人民从你们身上，取得了更大的力量，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都将坚持斗争，完成革命的共同事业！”②由于蒋介石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不断扩大内战，引起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和同伴的不满，决心退出内战漩涡，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驾驶Ｂ２４式战斗机，由四川成都飞抵延安，宣布起义。七月五日，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刘景范副主席代表边区人民致书刘善本和他的同事，表示祝贺与慰勉。信中说：“你们退出内战，驾机飞延的义举，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公意，依仗外国援助进行内战，屠杀同胞的罪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中国独立和平民主事业的推进，有很大的帮助。”③七月十日，林伯渠还特地设宴招待刘善本等，勉励他们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进行斗争——①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王若飞等由重庆飞返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因气候恶劣，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故称“四八烈士”。②③《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０日、７月８日。在刘善本等架机起义飞抵延安后不久，一九四四年率部南下的王震和长期被新疆盛世才囚禁的一百三十一名共产党员也相继回到延安。林伯渠还为他们举行宴会，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把内战规模逐步升级的同时，还指使大批特务，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连串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疯狂的迫害。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东北抗联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被暗杀；四月二十三日，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领袖、律师王任在西安被非法枪杀；五月五日，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之一、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绑架枪击于咸阳（未死遇救，后转送延安）；七月十一日，民盟中委、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七月十五日，民盟中委、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在昆明遭毒手。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各界举行大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王任等烈士。林伯渠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血战，终于将日寇打垮。现在中国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扩大内战，企图奴役中国人民，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忍受的。中国人民有大无畏的精神，并且有力量打垮他们的进攻！”①毛泽东早就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②。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积极领导边区政府进行自卫战争准备，领导边区人民进行生产、减租和加强武装建设。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召集的生产、供给、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今后的第一位工作，就是继续发展生产建设”③。在春耕到来之际，他及时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使当年的大生产超过已往任何一年。他还在延安各界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上，号召边区妇女发展纺线织布。在延安职工纪念“五一”大会上，号召边区工人发展工业生产，“用我们建设的模范成绩，来影响和推动全中国。”④在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开学典礼上，他还号召边区广大医务人员做好医药卫生工作，尽快培养更多的医药专门人才，以适应备战的需要——①③④《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７日、２月２６日、５月２日。②《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１３４页。为了指导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林伯渠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名写信给志丹县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赵玉文，表彰他们的生产工作。信中说：你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度的生产任务，许多干部努力为人民服务，深入农村，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与作风，为今年生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兹特向你们致贺。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在领导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力戒骄傲，更虚心的检查工作和纠正缺点。他们表彰志丹县干部的信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对全边区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为了推动边区工业的发展，林伯渠认为关键在于资本和技术，为此，他建议：在资本方面，继续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作；在技术方面，继续发扬职工的创造性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业建设，并给以优待。①他的这一倡议是很有远见的——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９１页。在生产运动中，林伯渠和以往一样，他不但号召群众发展生产，而且自己参加生产。夏季割马草时，他头顶烈日，手持镰刀，带头割草，夏收、秋收和大家一起参加收割。由于领导的带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一九四六年边区的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部队做到了完全自给，机关、学校达到部分自给，老百姓家家户户有余粮，为自卫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根据一九四五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安边等地帮助复查减租工作。绥德分区过去减租比较彻底，但在查租过程中，仍发现佳县车会区某些村竟有七年从未减租的死角；陇东分区过去减租不够彻底，有的恶霸仍在欺压群众，横行不法。根据边区的特点和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边区政府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复查减租减息上，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安边的农民收回了被三边天主教堂强占的长三百六十里、宽七十二里的大块土地，洗刷了四十六年来的国耻，使一万三千农民每人分得约三十五亩耕地。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地区，有些被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也都退还给了农民。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之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开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九月间，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主动献地三百垧（一垧三亩），并致书林伯渠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地主操纵，佃户受困，诚可痛也。今我边府见及于此，实行耕者有其田，意至美而法至善；尤宜审慎周详，务使地主不得隐瞒，贫农得沾实惠。国家富强，人民丰足，庶有豸乎！现在反动分子，藉外力进攻解放区，以致国家危亡，人民涂炭；凡有血气者，应团结一致，捍卫家乡，巩固边区，决不松懈，决不退让，总期达到目的而后己！”①此后，还有绥德分区的张哲卿，三边分区的李有竹、高昆山等，也都自动献地给政府，要求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来，林伯渠回信安文钦说：“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率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为了捍卫乡土，永固边区，切盼一本同仇敌忾之大智大勇，倡导团结自卫，加紧备战动员，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以争取自卫战争之胜利，是所至感！”②——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日。②林伯渠书信（未刊稿）。为了加强人民的自卫力量，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如加紧民兵动员，实行劳武结合，大量制造地雷，加强民兵训练，学习投弹、射击、埋地雷三大技术，广泛开展民兵英雄运动等，并先后动员六千二百人参加了地方部队，充实了边区武装力量。一九四六年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八月，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延安。在边区的北线、西线和南线的敌军亦蠢蠢欲动，不断进行袭扰，陕甘宁边区同样被迫进入战时状态。林伯渠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保卫边区。他告诫说：“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不应有丝毫骄傲自大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因为我们是从长期相对和平环境中骤然转入战时状态，这决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不论在思想方面，军事方面，经济财政方面，工作机构、制度和作风方面等，都要有准备。因此我们今后唯一中心任务，就是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①——①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三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十月十日，林伯渠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愤怒地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罪行。他说：蒋介石敢于如此猖狂，敢于向中国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进攻，他所恃而无恐的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有美国反动派的接济。美国的反动派，企图独霸世界，他口里讲“和平”、“调解”，却尽力援助蒋介石进行独裁内战。“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现在为美国反动派所代替起来了。而蒋介石的本领，就是出卖祖国，他把中国的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财政经济权等等都出卖给美国帝国主义，一任美军横行无忌，一任美货滚滚而来。同胞们，我们想想，蒋介石这些作为，有那一点对得住孙中山先生，有那一点对得住辛亥革命志士们所流的鲜血，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又有那一项是平等待我的政策，又有那一项是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有好处的？！”他向全国发出呼吁：“我们全国同胞必须一致起来，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援蒋政策，要求美国军队立即退出中国，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奋斗精神，继承和完成缔造民国的孙中山的革命事业。”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在蒋军准备大举进攻边区的严重威胁下，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会议，讨论如何使政府的一切工作适合战争的需要，提出我们的工作机构、制度以至作风等，都必须加以迅速的转变。战争必然是残酷的和持久的，只要我们有准备，有坚强的武装力量，充足的物质力量，严密的内部团结，就一定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十一月十四日，林伯渠还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委任刘景范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儒为副主任。十二月九日，林伯渠在为蒋胡军队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还指出：“胡宗南大举进攻关中，是蒋胡布置已久之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的开始。”他号召边区军民立即从备战动员进入战斗动员，搞好参军、参战、劳军、防奸、担架、运输、救护、后勤和坚壁工作。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人民决心以战斗的精神，保卫自己民主幸福的生活，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不给胡军留一粒粮、一寸布，让敌人饥不得食，渴不能饮。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热潮，出现了很多父子、兄弟相争，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一九四七年元旦、春节期间，出现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高潮，整个边区充满了高度团结、同心协力消灭敌人的战斗气氛转战陕北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作战，被歼灭六十七个旅，七十万余人，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九四七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北线的邓宝珊，共二十多个旅二十多万兵力，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五十余架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在撤离前夕，林伯渠告诉大家说：“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京、北平，解放全中国。延安的天时地利都对敌人不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之日，也是他走向彻底失败之时，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搞好坚壁清野，发动人民打好游击战、运动战，敌人就会陷在陕北的山区里，被我们消灭掉。”①他对战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①《访问卢可、姚安吉等同志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三月十三日，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二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十九日清晨，彭德怀亦随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四十多天里，彭德怀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各解放区战场的配合和边区居民的支持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对此，林伯渠十分高兴，立即拨款六亿元，送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并派出劳军慰问团去前线慰问。五月十四日，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在真武洞（安塞）举行祝捷大会，林伯渠因病未能参加，他特意致函彭德怀、习仲勋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函称：“敌胡宗南倾巢犯边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英明指挥下英勇战斗，于青化砭、于羊马河、于蟠龙，连战皆捷，不仅挫敌锐气，丧敌鼠胆，而且奠定了发展边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值兹祝捷大会，本拟亲来参加，借致敬慰之忱。乃以痔疮久发，便后出血，至今未愈，医生嘱咐不能远出，以此行而未果，实觉歉疚！”他还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充分发动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竭尽全力，并作长期打算，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①当时，林伯渠的痔疾十分严重，甚至坐褥常被脓血所染，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又把林伯渠夫人朱明②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①林伯渠书信（未刊稿）。②朱明（１９１９—１９６１），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县人，１９４５年５月和林伯渠结婚。她曾于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２日亲自书写、投寄给江青一封匿名信，批评江青。“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了便于统一军事指挥，做好后勤支援，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西北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后委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十一人组成。六月十一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马蹄沟，在这里住了五十天。这时，胡宗南军队虽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重创，但仍气焰嚣张，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鼓舞士气，帮助同志们认识战争形势，在七月一日庆祝党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林伯渠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快乐。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①同志们看到林老已白发苍苍，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而且是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也都更加坚定了战争必胜的信心——①《访问张养吾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使政府工作适应战争环境，更好地为战争服务，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他在《发刊词》中说：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①——①《边区政报》创刊号，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５日。撤出延安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一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后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为了商讨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这时正遇上他辛亥革命时的老友、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不幸病逝。林伯渠回忆续范亭当年率部反清、反袁，在寇深祸亟之时，为反对南京政府腼颜事仇，竟不惜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看到续范亭在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仍至诚地留下遗书，请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不觉潸然泪下，写挽诗一首：一柱撑西北，范亭自始终。覆清摧帝孽，倒袁奏奇功。长恨法西士，不惯客里空。睿思早入党，人民爱如兄。品概清泉洁，言行万众宗。如何病不起，老泪洒秋风。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８９—９０页。九月二十六日，林伯渠在临县还主持了西北各界一千八百多人追悼续范亭的大会。杨明轩诵读祭文，谢觉哉报告生平，贺龙、林伯渠、吴玉章等均讲了话。大家都一致颂扬续范亭的高洁品质、秋水襟怀和松柏气节，决心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九月下旬，西北局在山西兴县沙原召开财经会议，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就半年来财经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进行了检讨，林伯渠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财经工作的主要缺点是思想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工作迟缓赶不上需要，缺乏群众观点。他说：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我们工作的同志却没有牢固地树立这个思想，在工作中仍然受旧的经济理论的束缚，跳不出旧的货币论范畴的圈子，在金融上未能摆脱法币的影响；在贸易上，对群众合作事业的发展帮助很少；在财政上，只注意紧缩，没有注意发展；在建设上，重视公营工厂的生产，忽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最后，他要求财办处的同志本着为党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财经工作搞好。一九四七年双十节，林伯渠以同盟会老人的资格，接受了《大众报》记者的采访，再次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中华，集中地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继承了孙中山的未竟革命事业。他说：“我们边区与兄弟解放区所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和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正是最彻底的‘恢复中华’与‘平均地权’吗？”在人民已经奠定了胜利基础的今天，我们纪念双十节，就是要“充分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积极进行收复区工作，彻底平分土地，组织与积蓄力量，努力支援前线，彻底消灭蒋胡匪帮，解放大西北，配合各解放区全面反攻，争取新的辛亥革命之全国性革命形势的早日到来。”①——①《新的辛亥革命将到来》，《大众全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１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十月中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人在山西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地讨论了两区的财经统一问题。林伯渠、贺龙、陈希云、贾拓夫等出席了这次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详细讲述了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历史，并对过去财经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作了认真的总结。他指出：“财经工作的重要关节是生产和贸易。过去两个边区在工作上都有偏差，因而都吃了些亏。我们检讨过去的工作，是为了总结得出经验，把今后的财经工作搞好。”“发展生产，一方面有个组织问题，一方面有个贷款问题，我们要尽其努力多给老百姓贷出一些款。”“贸易除供给二十五万公家人以外，更应为四百万老百姓解决问题，其比例应是百分之六十五与百分之三十五。”这次会议以后，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即实行财经统一，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十月二十日，林伯渠在沙原还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两区财经统一会议的决议，研究边区政府当前的工作。他指出：“政府工作应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十月二十四日，林伯渠由晋绥回到陕北绥德县雷家沟。不久，出席了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八百多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十一月一日会议开幕时，林伯渠作了长篇讲话，他按捺不住全国即将解放的喜悦心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在全国消灭封建。”①林伯渠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翻身，“百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大革命，都没有搞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进行边区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干部“就必须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所谓坚定的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广大人民翻身的立场，一切要从贫苦农民设身处地的去想。几千年来地主压在农民的身上，现在农民要转过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们的党、政府，不是站在旁边，而是站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去做。”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②林伯渠也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结合土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我们的队伍从这中间来，就难免有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坏东西洗刷出去，整顿好队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不整顿好队伍，不具备这三点，就不能担负起我们党的责任。”就不能“浩浩荡荡的向光明的道路前进。”③——①《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未刊稿）。②③《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林伯渠还对边区政府过去财经、教育、保安、司法、三三制等方面的工作，从思想作风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成土地革命的伟大事业！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政策和路线，最后，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总结报告。林伯渠在会议闭幕的讲话中，又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放手发动群众，是哪些群众呢？这是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问题。因此，一开始就须深切注意，把群众的阶级界线划清楚。所谓查阶级、评成分，就是划清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线，提高贫雇农的威信和阶级觉悟的问题。这是放手的重要关键。所谓放手，是对贫雇农放手，只有对他们放手，他们才能形成核心，才能取得与巩固领导权，才能团结中农，起骨干作用。”他还提出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一是立场先要坚定正确；二是要有事和群众商量；三要善于启发和等待群众；四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提高为自觉的运动。“放手不是放任，手越放得开，组织工作就更应细致周密。胆越放得大，领导就更须加强注意，研究掌握其规律，指导其前进。”①——①《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未刊搞）。但是，由于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的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会后在边区也一度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对于上述这些“左”的现象，林伯渠是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他说“有些话只能等到中央会议上去谈，当前战争环境必须首先注意党内团结和群众斗争情绪。”①对这些“左”的错误，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的进行纠正。比如，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伯渠就曾提出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十二月十日，李鼎铭先生逝世，林伯渠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还提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非常同意这一意见，并且对他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去做，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经过林伯渠做工作，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的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他就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以后，林伯渠又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①《访问常黎夫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十二月三日，林伯渠由绥德雷家沟去米脂杨家沟，因交通不便，黄昏时赶到雷家坪，当晚就住在这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山村。他一到村，就找农会干部和贫雇农谈话。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全村，老乡们纷纷前来看望林主席，把窑洞挤得满满的。大家见到林主席，犹如见到亲人一般。林伯渠和他们倾心交谈，询问土改、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对政府的意见。老乡们一一作了回答，还反映了个别区乡干部以权谋私，以及负担不合理、买卖不公平等方面的事实。林伯渠不时拿出笔把重要的问题记下来。他告诉村干部和老乡们说：陕北战场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打了很多胜仗，蒋介石已经走下坡路了，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要求大家在土改中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搞好明春的生产准备工作，要积极支援前线。谈话一直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土改座谈会。据林的日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提出过许多问题，诸如“贫雇农路线与对中农政策”，“贫雇农应掌握领导权，但如何团结中农？”“怎样划分阶级？”“不可以生活状态划分阶级。地富分界以劳动为主要标准。”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写道：“十股涛头一股差，须有除一股之决心”，等等。虽然文字极简，但言简意赅，态度明朗。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林伯渠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谢觉哉、李维汉等十九人。这次会议批评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林伯渠在会议上发言说：“中央土地会议后，我们在兴县开了会，以后又在义合开了会。河东河西工作，大体上前者有些‘左’，后者有些右。但这是有原因的。晋绥在对化形地主、中农问题上，在群众发动后有些因不易掌握而发生偏差，但其工作方向我认为是很对的。”“团结中农的问题，在义合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因而“发生偏向”。在谈到三三制政策时，他说“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还是对的。关中的党外人士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很好。”十二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由杨家沟又返回绥德县雷家沟。一九四八年二月间，他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上，作了《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政府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如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地方游击队发展三倍以上，动员和组织六千六百三十三副担架，五千四百四十头牲口随军出征。还组织临时担架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副，缝制军鞋五十八万四千余双，运送大量军粮和马草，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他根据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后，已经转入外线作战的大好形势，特别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新的战斗任务。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形势下，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林伯渠于十八日，专程前往送行。毛泽东就领导者如何掌握工作的主动性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城市问题、工商业问题等，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送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陕北以后，西北局、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又都前来雷家沟祝贺林伯渠六十二岁生日。刚从陇东回来的谢怀德先到，林伯渠一见到他就说：“我想给你谈件事。一九四二年我在甘泉、富县检查工作时，说你们富县的群众工作不如甘泉的群众工作做得好，这个批评错了。实践证明，工作好不好，在去年到今年的自卫战争中得到了考验，富县是个半老区，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说明我当时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请你一定向秦力生和县里全体干部、群众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①事隔六年了，林伯渠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谢怀德听了非常感动，急忙说：“林老，今天您过生日，咱们不谈这个。再说，我们的工作也确实有缺点。”林伯渠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②林伯渠这种严以律己的崇高品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曾传为佳话——①②《访问谢怀德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四月上旬，林伯渠赴绥德分区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发现绥德分区在救灾中，为不饿死人，已经移民近四万人，而移往河东的万余人中，有一部分已经难以安置；延川县因安置了绥德县的二百户移民，使该县永坪等地灾民约六十户又不得不另移他地。在佳北及镇川、横山，米脂等县灾情严重的地区，由于灾民移走过多，劳力大减，已发生土地荒芜现象。根据不移走没饭吃、移走又荒芜土地这一具体矛盾，以及河东、延川等地不能再去移民的情况，林伯渠当即指示绥德分区不应再向外移民，各级领导要把力量放在组织群众生产上，依据灾区具体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解决灾民吃粮、籽种等困难，完成春耕任务，生产自救，缩短灾荒时间。为克服把救灾工作的重心转入组织生产可能遇到的困难，林伯渠指示各级领导一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他向专署的领导同志说，我们的任何工作如果不是为群众着想，就会引起群众不满。他说：“昨天下午我在街上看到贸易公司的营业部，那时街上还有很多人赶集做买卖，它却早早关了门。贸易公司廉价出售各种必需品，原是为了便利群众，就应该多开几个钟头的门，让群众多买一些，多给群众以方便才对，否则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①——①《林主席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群众日报》，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２日。西北野战军在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两万八千五百多人，迫使延安守敌弃城南逃。四月二十二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林伯渠十分高兴，他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民主圣地延安之收复，是西北军民力量空前强大与宜瓦战役的直接结果，它标志着整个大西北全部的彻底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五月十一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胜利返回延安城延安收复以后林伯渠回到延安后，除继续领导边区政府支援战争以外，积极领导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边区经过蒋胡匪军蹂躏之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被敌拉走和杀害的在四千人以上，粮食、牲畜、窑房、农具、家具及被服的损失甚巨。一九四七年因损害青苗五十万亩，荒芜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再加上旱、涝、雹、霜等天灾，耕种失时，误锄误收，边区粮食大幅度减产，以致到延安收复时，全边区即有四十万以上的饥民，佳县、子长的局部地区还发生了瘟疫。为了恢复边区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土改中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回延安前，他即发出布告，郑重宣布：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匪军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本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方针，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受到保护。曾因订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者，应一律迅速改正，退偿损失。他还提出，对尚有顾忌窖藏货物不敢营业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应予保护。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论合伙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均应保护和奖励，并免征本年度营业税。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得计为副业征收公粮。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受边区法律的保护。林伯渠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他在去洛川参加前委扩大会议返回延安后，六月六日延安降了一场透雨。七日他给甘泉县县长写信说：“前日路经甘泉，得悉你们在生产救灾中已从事安置移民工作，殊为欣慰！延安六日通宵大雨，想甘泉亦会普降甘霖，这对于安置移民发展生产极有帮助。望即抓紧时机加强组织领导，并将安置移民步骤办法，安置的户口人数等具体情况及典型材料早日汇集告我为盼。”①——①林伯渠书信（未刊稿）。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伯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新区不马上平分土地的指示，尽量减少新区的社会震动，以便增产粮食，支援战争。此后，他连续发出了几个有关农业生产的布告，宣布边区的基本区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或者基本消灭，已不再是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①的问题。允许基本区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存在租佃关系和雇长工、揽短工、包月工、安庄稼、调份子等雇佣关系，以便调节劳动力，避免荒芜土地。边区政府还决定在废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提倡农民在生产中相互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议定。提倡组织合作互助，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边区很快又出现了生产热潮——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行署布告》第９号，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恢复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边区的文化事业也给予了很大关怀。一九四八年六月，边区文协的《群众文艺》创刊前夕，他致函编辑部，积极支持该刊创刊。他说：“从边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生活和我们文艺界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相互比较来看，后者显然是稍嫌落后稍感贫乏的”①，很有必要出版这样一个刊物。他在信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条意见和希望：第一，我认为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虽已体验和了解了一些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但体验和了解不足，或仅限于体验和了解，还不能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参加并深入实际斗争，去发掘创作的源泉，把伟大革命运动中的边区人民生活，即边区工农兵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中，在攻坚或运动战的范例里，指战员们无比英勇的革命英雄主义，加以深刻理解和体会，踏实的反映出来，并普及起来。把党的各项政策（战争、土改、新区工作、生产救灾、城市工商业、知识分子、宽大政策等）的具体实施，通过文艺的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二，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未能使文艺作品更切合部队和边区的实际，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希望我们的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普及与提高文艺作品，使文艺战线更加活跃起来。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剧班和旧艺人。而在新区，这一工作更较落后，但却更为需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结民众剧团等对团结和改造旧剧班、旧艺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研究，指导其他，使旧的剧班、艺人，能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②——①林伯渠书信（未刊稿）。②林伯渠书信（未刊稿）。后来，林伯渠在记者节纪念会上讲话时，对边区新闻工作的方针、任务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新闻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歪曲事实，更不能吹牛撒谎。在当前要注意战争、生产和土改三件事情的报道。“不仅要宣传每一个战斗、战役，还要宣传士兵的每一个勇敢的故事。”“生产很重要，不论支前、改善人民生活都基于生产的发展，所以对生产不仅要介绍经验教训，而且要发扬好的，批评坏的。”“过去是分散的农业生产，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城市工业生产更重要了。”土改问题在我们这里已基本解决了，现在应将这一运动推向生产运动。他告诫大家：“只要把我们的思想作风改造好，报纸就能办好。”①——①《林主席在九一记者节会议上的讲话》（未刊稿），１９４８年９月１日。林伯渠回到延安，在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就预感到全国革命胜利即将来临，提出应特别加强对党的土改与城市政策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政策是我们的关键所在。稍后，在延安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七周年干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全国已出现“以直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政权、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的全国性的大革命了”，“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必然的和为期不远的了”①。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他说：“党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根据我多年的体会，“我认为有两点可以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这就是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群众需要和觉悟程度决定工作的任务与执行任务的步骤与方法。”而为此“就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的阶级觉悟，有全面观察分析与综合问题的能力，……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指导之下的高度的无产阶级的灵活性，就必须客观的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的夸夸其谈。”②为了做好迎接全国胜利的思想准备，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讲了遵守纪律、民主与集中、研究理论和掌握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应该了解，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好坏就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是不可中断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认真确实坚持地学下去。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学好本领，迎接胜利，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胜利的前进！”③——①②③《学习毛主席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群众日报》，１９４８年８月７日。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林伯渠还着重总结了政权工作的经验。他说：“革命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权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过去有四条正确的经验，现在还需要坚持，这就是：（１）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２）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３）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党团决定的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４）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①林伯渠在这次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政权工作要做好，必须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私的现象打倒，真正的联系群众，要有民主的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更好的支援前线。”在人事工作中，“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合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团结，一方面政治上的提高，另方面适当的进行原则的批评与斗争，纠正过去某些过左过右的偏向。”“特别是在今后，我们党要领导全国政权工作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些。”②——①②《林主席在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关于政权工作的报告》（未刊稿），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９日。一九四八年九月中、下旬，林伯渠在合阳雷家庄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时，再次讲了纪律和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他说：纪律问题很重要。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说明我党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半年来，又推广于全国各野战军，收效很大。过去，打一仗后，要整顿一次纪律，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不同了，其原因即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依靠群众把纪律整好了。所以，整顿纪律的基础，必须是发动军队的民主。①关于自由问题，林伯渠说：只有阶级的自由，而无超阶级的自由。我们的各种政策，即是革命阶级的自由，而不给反革命阶级以自由。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得遵守纪律才有自由。从哲学上说，即懂得了必然，才有自由。比如，我们懂得了电，就可以利用它，就有了自由，不懂得即无自由。人类社会有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才有自由。机器发明了，商品产生了，私有制度成了法律上的规定。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知道生产是社会性的，而所有制是私有的，这是个大矛盾，于是得出了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所代替的结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是要改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②——①②《林伯渠同志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７日。林伯渠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论述，许多都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当时人们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更自觉地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帮助很大。有的即使到今天，也还值得人们思考、借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克服党内军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各战略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必须经常就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林伯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恢复老区，发展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共西北局、党中央写了一个系统翔实的报告。他以详细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报告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群众负担、防疫救灾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与问题，边区政府已经或者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城市工商业的状况，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商缩小、停闭以至外走，小商贩增多，以零购本销为主。”如绥德、米脂、镇川等地，战争以来大商外走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延安市商业和手工业现只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其原因除交通外汇困难、过去负担过重、土改中“左”倾影响外，还由于战争和灾荒造成资金不足、商品缺乏、工业品产量减少、购买力降低所致。报告还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县党和政府对于市镇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不够”。边区政府“已开始注意研究市镇工作，并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帮助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求得发展。同时适当组织必需品的进口和土产的外销，以扶助商业之恢复和发展”①。这是林伯渠在延安所写的最后一个报告，他不仅如实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宁的情况，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措施也是切中要害的，对边区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①《恢复老区开展新区的工作方针》，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由于全国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回中央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本想挽留林，但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意中央的决定，并于十一月七日电告党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林伯渠临行前，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作了情谊深长的讲话。他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大好形势后，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１）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２）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３）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４）要站稳脚跟，发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这既是同志、战友临别赠言，也是革命老前辈对后辈的衷心嘱托，与会同志听后都深为感动。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林伯渠在陕北已经十四个年头了，对陕北的人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的深情，现在因工作的需要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十四日，在临行的前两天，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前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拜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住过的地方，并在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和毛泽东、朱德住的窑洞前留影，以寄托对延安的怀念。十二月十六日，林伯渠告别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离开了延安。习仲勋、贺龙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祝他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为党和中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他转达陕北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衷心问候到中央工作林伯渠乘汽车离开延安，一路上风尘仆仆，他不顾旅途劳累，每到一地都要找负责人交谈，了解当地政权建设、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和部队后勤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尽地记在日记上。经过十一天的奔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林伯渠抵达西柏坡。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阔别数月乃至多年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杨尚昆、陆定一、李维汉、李克农、王明，以及从东北等地前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高岗、罗荣桓、刘伯承、饶漱石等人。战友重逢，欣慰无量，彼此交流情况，研究工作，畅谈终日，乃至夜阑。林伯渠此次调来中央，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在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又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明目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合作、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要实现这个步骤，首先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希望共策进行。中共的这一号召，产生了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起响应。从八月开始，各界代表人物接受中共的邀请，即陆续到达我东北、华北解放区，与我党共同研究召开政协的有关问题。林伯渠抵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即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大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临行前，林伯渠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指示：“朋友们如有所问，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认识”①。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了接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①《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３日。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卢、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许多地方陆续来到我东北解放区的。林伯渠到沈阳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陈云、高岗、李富春等人研究了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旅居那里的民主人士。十九日，李富春召集在沈民主人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答词，表示对中共中央的衷心的感谢。会上并商定于二十三日启程赴北平。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士频繁接触，“不是他们来看林老，就是林老去看望他们”①。林伯渠在交谈中，获知民主人士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原则，拥护毛泽东主席在元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共和国政府，在原则上也表示赞同。但他们在新政府的产生方法、新政协组织与人事配备、今后各党派存在与否、他们的发展前途以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虑。林伯渠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希望他们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创建新中国，许多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①于刚：《赶沈迎接民主人士经过》（未刊稿），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６日。二月二十三日午后，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乘火车离沈，翌日晚抵天津时，市长黄敬设宴招待。二十五日抵达北平。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共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各界民主人士中有张东荪、胡愈之、楚图南、千家驹、雷洁琼、费孝通等及全国学代会代表、铁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在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住地。二十六日，林伯渠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并讲了话。由于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林伯渠不能久羁北平，便同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面商，请他对民主人士“政治生活的充实问题多加关注”。二十七日，林伯渠离开北平，前往西柏坡。三月五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全国胜利后，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论述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林伯渠在二中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完全同意和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对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党“前十四年的‘八七’与六大，后十四年的三个会议（遵义、七大、此次），非常伟大。毛主席思想被全党了解后，党的事业就不同了。遵义会议转变危机。七大意义更大，党空前团结，能掌握全国形势，《论联合政府》及军事报告，完满的指出了方向。这次会议由量变到了质变：军事上很明显，现有三百多万军队，打这么多大胜仗；政治上，先有分散政权，现在统一起来；经济上，多年乡村经济，现在接收城市。”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历史转变点”，也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林伯渠完全赞同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观点。他说：“革命只是开幕，以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还对今后的工作谈了三点意见。关于军事，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诉苦、三查、政治工作，都有经验，但要注意胜利以后不要骄傲。”关于经济，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要避免急性病，如停止纸烟生产，可能是一种损失。”搞经济必须有“计划性”，只有“一年的计划是不够的”，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计划工作的机构。关于统战工作，他指出：党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使其在岗位上有职有权”，要准备做更复杂的工作，只要我们好好做，就可以团结他们。我们“要经过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领导落后分子。”今后做统战工作要注意“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不要迁就。”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伯渠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车驶离西柏坡，于二十五日下午抵达北平。他们在西苑机场受到北平的党、政、军、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阅兵式。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正企图通过和谈实现其“划江而治”的阴谋。为了揭露这一阴谋，争取签定一个以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进城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组成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于四月一日派遣代表团前来北平谈判。四月一日下午，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饭后，周恩来和林伯渠邀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一方面质问张治中，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强调“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时也和他们商订了有关谈判的一些技术问题。四月二日到十二日，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林伯渠同南京的每个代表和顾问均分别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他本着八项条件，逐个地征求南京代表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的有关问题上。邵力子说：“第一条不提为好。”黄绍竑则说：“对第一条签字办不到。”其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好确定谁是战犯（如蒋），谁不是（如李、白）”①。个别代表甚至还高谈蒋介石的“功劳”，林伯渠以铁的事实，严辞驳斥，使得对方“面红耳赤，流汗”②。林伯渠在与南京代表交谈时，有的代表还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说“顽固派亦反对他们”，希望我方体谅他们代表团的处境，在谈判过程中“示以宽大”。林伯渠及时将他们的意见，一一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李宗仁代总统在四月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中，也表示希望我方在战犯问题上采取宽大政策。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八日给李的复电中遂指出，在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随后，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促进谈判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团在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为基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也体现了这种宽大的精神——①②《林伯渠日记》《未刊稿），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四月十三日晚，林伯渠出席了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第一次和谈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简要说明，张治中对“草案”提出了四十余处修改意见，会议于午夜结束。十四日，双方首席代表就“草案”的全部内容要点再度交换意见。这天，林伯渠就南京政府领导机构名称和我军渡江时间两个问题，与南京代表进行了交谈。十五日晚九时，林伯渠出席了第二次和谈会议。会上，周恩来提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对修正要点作了说明。最后正式提出渡江时间问题：如果南京政府在本月二十日以前不在“协定”上签字，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会议于十时二十分结束。我方提出的“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既坚持了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基本原则，又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对南京代表团所提的四十余处修改意见，有半数以上予以接受，表示了对战犯等问题的宽大处理。南京代表团经过研究，决定接受这个“协定”，十六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文件返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等予以接受。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当天午夜，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二十三日占领南京。至此，林伯渠参与的“和谈”也就宣告结束了，他又转入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筹备新政协，出席开国大典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覆灭，加快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进程。在此之后，为尽快召开新政协，征求各方面对新政协的意见，林伯渠曾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还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请示并商讨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林伯渠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并作了多次发言。他在小组会上说：“新民主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领导不是包办，而是能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欧美民主政治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我们政权组织应是一元化的，是民主集中制。”他还谈了政协、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的关系：“政协是协商的机关，协商好了之后，交政府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所选出之政府是权力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另外有政协来帮助政府。”对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问题，他说：“可以用合作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给以前途，使之事业有发展，儿女生活有保障；将来有朝一日，其工业工厂收归国家所有，亦使之有前途，总之就是合作的前途。”最后，他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现在如此：政权组织是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合作的，不经过许多痛苦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例中，应注意到这几点”①。林伯渠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无党派民主人士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经历，深有体会地说：“无产阶级领导实在有必要，别的阶级都靠不住。”“林老讲的新民主主义对资本家采取合作渐进的办法，不采取激烈的办法，这是很好的”②。组长谭平山在总结发言时也说：“大家的意见可以说是一致，特别是林老的意见，我们是很同意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