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向四川天全、芦山一带开进。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和同志们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员使用。夜晚遇到特别难走的路，他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照顾其他同志。正如老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在回忆中所说：“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安全地通过。黄镇同志在长征中的那幅素描，画着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朝前，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①——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在进入四川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路上，林伯渠除了继续从事收集粮食和资材的工作以外，还参加了地方工作。他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早六时，由泸定行，行五十里，经囗基到兴隆坝（龙八埠）宿营。今晚开少数民族（夷民）会。博古同志意见：１．夷民尚未形成一民族；２．须要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我主张提出：Ａ、民族自治；Ｂ、区域自治。嫌说话中未将侧重白夷事加力说明。这里不但反映出林伯渠在长征路上参加党的民族工作，而且可以看出，从这时起，他就不大赞成用现成的民族定义来解释民族的形成问题，提出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设想。六月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过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次日，又行九十里抵达懋功县城，与率领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来迎接中央红军的李先念会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全军上下都无比高兴。但是，这里是藏族地区，人口稀少，多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分缺乏，部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了大问题。到达懋功的当天，林伯渠便召集叶季壮、李湘聆、吴东生、杨志诚等商议筹粮问题。红军在懋功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共征集到五万八千余斤粮食，总算勉强地保证了红军的行动。为了加强筹粮和后勤工作，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六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两河口。这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也到了这里。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组织远征军，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会议还决定进行松潘战役，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以北地区，以便使主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林伯渠出席了两河口会议，并积极赞同党中央的方针——①《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８日。为了帮助四方面军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解决两军统一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林伯渠组成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慰问。当时，四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驻在岷江以西的理县、汶川（威州）一带。六月三十日，林伯渠等离开两河口，经过三天的行程，翻过虹桥雪山，于七月三日到达杂谷脑（即今之理县）。因四方面军后勤机关和中共川陕省委均住在此地，慰问团遂决定林伯渠留下慰问这里的部队，并了解有关后勤方面的情况，而由刘伯承、李富春继续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东门外沟，会晤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并慰问那里的部队。林伯渠在杂谷脑慰问过程中，通过和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兵站部、财委、粮秣处、军需处、九军供给部和川陕省委的多方面接触，详细地了解了四方面军的组织、人员编制、所存现款物资与粮食情况，还协助他们进一步制定了筹粮计划。当时红军正准备进行松潘战役，军委划给四方面军的筹粮地区是杂谷河至马塘以东、黑水芦花以南地域。林伯渠协助四方面军划分了各军的筹粮地段和筹粮数目，提出由川陕省委书记负责，找藏民作干事，尽快组成筹粮队，协助部队筹粮，由茂州运四百包茶叶到沙坝，由杂谷脑运四百包茶叶到马塘，以便换取粮食、羊皮、布匹和其他军用品。他还向驻卓克基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发出一封电报，要他们再筹粮三十万斤，以补充这里粮食的不足。然而，就在这时张国焘却提出要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由四方面军单独攻打松潘，并要中共中央速决我军“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而故意延宕攻打松潘的行动。他还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设军委主席和常委，由陈昌浩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策动陈昌浩向中央建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在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大的方针之下，“给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刘伯承、李富春在得知张国焘这一企图后，由李富春于七月六日一时，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说因“此事重大”，望中央预先予以考虑。次日晚，刘伯承、李富春回到杂谷脑，林伯渠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也感到问题严重。当时，李维汉奉中共中央之命，正在杂谷脑准备接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林伯渠曾告诉李维汉说：你这个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由于发现张国焘企图控制军委和改组中央领导，松潘战役一时还难于进行。七月十一日，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离开了杂谷脑，返回中央。这时，因中共中央和军委已由两河口经卓克基进至黑水芦花地区，他们便沿杂谷河谷，经马塘与马河坝奔向黑水芦花。七月十六日，林伯渠抵达黑水附近的侧格。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经过草地北上，林伯渠又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他亲自到罗坝街等地督促筹粮，调运黄金、白银与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还同总政治部和四方面军傅钟等人商量，调集了五千人，专门从事运粮工作。由于几万大军云集在这一地区，消耗了许多粮食，而很多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又把粮食埋藏起来外逃了，部队只好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来筹集粮食。为了使这一工作能够有组织地进行，尽量多收集到一点粮食，而又能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林伯渠在侧格期间，还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①，并同总政治部商议，用总政名义发出。其原文是：——①这里“番人”即指藏民，是沿用旧的说法。为着统一与有计划的收集粮食，不引起番人反感起见，关于各部队收割番人的麦子事，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通令各部队一律遵照执行为要：（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三）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四）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五）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六）麦子收割后必须多打几次，打干净，不许浪费、随便丢弃。（七）严格禁止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八）各地所驻部队收割麦子，为统一收割麦子起见，由军团与师政治部作大体的分配，再由各团政治处分配麦田给各单位去割，分配机关应将麦田以丘为单位编成号数，并用册子登记号数。（九）为着保证本通令的执行，责成各政治机关与指导员，向给养与割麦人员详细传达与解释本通令，并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违反本通令的事件之严重者，送裁判所解决。总政治部七月十八日为了准备部队北上，林伯渠还领导总供给部在打鼓山（雪山）脚下的仓德，设立招待所和运输站，在大部队过打鼓雪山之前，就把一些银子和物资运到那里。七月二十三日，林伯渠随军委纵队由侧格经打鼓雪山到了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即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即刻北上，但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去的错误主张，于是，中央军委又不得不命令部队在原地进行休整。这样，原来费了很大气力收集到的准备过草地的粮食，又被吃掉了，林伯渠只好又作出第二次筹粮计划。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更加困难。正如林伯渠在日记中所讲的，这时的筹粮与分粮都到了“极紧张时”。他多次同军委、总政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林彪、左权、李富春、何畏、傅钟等商量筹集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请求军委将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二六六团暂时调归粮委，以便加强筹粮和运粮工作。他还亲自组织力量去金藏、卓克基等地运粮或护送银子，先后派出杨志诚、王盛荣、李湘聆、吴振城等，到小姓沟、卡力革、波罗子、格德、卓克基等地去协助筹粮。为了解决军委纵队本身的筹粮问题，林伯渠不但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各单位进行割麦，组织纠察队，派出工作组进行督促与检查，还亲自参加割麦，检查割麦进度，处理割麦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因工作太紧张，这时林伯渠病了一次，但他仅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工作。两次筹粮，第一次七月五日到八月十五日，筹粮七十五万斤；第二次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筹粮四十万斤，总计共筹粮一百一十五万斤。这自然是中央领导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林伯渠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粮食就是生命，多筹集一斤粮食，就可能多保存一个战士的生命。应当说，在筹粮工作上林伯渠是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的。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路两军北上，以便占领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同陕甘边苏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红军配合，“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①。第二天，右路军开始分批过草地。林伯渠是第二批和中共中央、右路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及红军大学一起过草地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不平凡的经历：——①《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０日。八月二十三日，昙。早六时由毛儿盖行。行七十里，到腊子塘宿营。是日，兵工厂工人掉队十七人及其运输员二十余人。又工人家室数人。露营，雨。八月二十四日，昙，时雨。行约七十里，到分水岭西北头地区露营。夜雨。翌晨，据兵工厂管理员周科长报告，昨日傍晚，兵工厂行到在红大后三里地区，被敌骑兵袭击，损失、冲散其运输员约四十余人。八月二十五日，昙，时晴。行约七十里，到后河宿，露营。晚来雨，该地草浅，无丛树。是日，掉资材一背，八六○元。八月二十六日，昙，时晴。是日，行约六十里，超过色既坝前约二十里露营，无雨。八月二十七日，昙，时雨。是日，行约七十里，离班佑四十里地区宿营。夜雨。八月二十八日，昙。行约六十五里，到向包座方向的白舍宿营，有房子。八月二十九日，晴。早起约至诚、傅钟到总指挥部开筹粮会会议。ａ、一百一十二万八千斤。ｂ、三处粮区：巴西、阿西、包座。ｃ、时间：卅号——三号，共五天。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它告诉人们，即使在过草地时，林伯渠也还是时刻关心和照管着同志们的安全与红军的辎重。走出草地后，他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又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粮工作。正当林伯渠在巴西地区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筹粮时，张国焘又借故制造事端，拒绝率左路军向班佑靠拢，致电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违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迫使中央不得不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因为是突然决定出走，林伯渠派出筹粮的干部和运输员，有五十多人未能调回，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九月十二日，林伯渠在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报告和下一步战略部署的说明，他完全赞同中央改变原定的“川陕甘计划”，率一、三军团北上经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路线，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方针，拥护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他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径，非常气愤，当时就赋诗斥责：刚过草地到巴阿，无那西风日未斜。且喜境界新耳目，不虞粮秣少胡麻。巨猿解缆技殊巧，野虻射人事可嗟。前路纵遥知马力，谁予便利敢分家。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４页。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九月十七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翻过岷山，于二十日到达哈达铺附近的鹿园里。在这里中央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将财委改为供给处。林伯渠出席干部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又率供给处人员经哈达铺到荔川镇筹粮。到达哈达铺地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分别改编为一、二、三纵队。由于在这里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九月二十七日部队进到通渭县榜罗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举行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而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随后，红军向陇东高原前进，越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旗镇，与陕北苏区第一路游击队胜利会师。林伯渠是十月二十日到达吴旗镇的，住镇前黄地沟台。经过饱尝无根据地之苦以后，他看到这里又有了根据地，有红军和群众的欢迎，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十月二十五日当他在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在报告中讲“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今后党的任务就是要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之后，更是兴奋不已。他回顾一年长途跋涉，越过无数雄关险道，瞻望未来，感到革命前途无限坦荡，遂写下了纪念长征的历史诗篇——《初抵吴旗镇》。一年胜利达吴旗，陕北风光慰所思。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①初到陕北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到陕北，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革命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林伯渠的工作和斗争，也相应地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来到陕北，林伯渠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变，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时已临近寒冬，部队和机关都急需补充大批冬装，例如，他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即写道：早八时，趁毛招商被服及其器材问题，决定：（甲）（１）羊毛衣②五千套（最急）；（２）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３）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４）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５）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６）羊毛夹被二千床（一千最急）；（７）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８）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乙）西药。（丙）无线电器材。（丁）兵工厂器材：ａ．设采办处于凤凰镇，以杨至诚为主任；ｂ．拨款二万七千元交支队司令部。又拨三千交采办处——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５页。②指用羊毛絮代替棉花做成的冬装。这里“毛招商”指应毛泽东之召，商讨有关问题，“凤凰镇”即凤凰寺，在吴旗镇东北约二、三十里。当时陕北地广人稀，地瘠民贫，物资缺乏，解决冬装的布匹、棉花，基本上都要派人到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和黄河沿岸的韩城、朝邑、蒲城等地去购买，不要说筹集经费，单是这项组织工作也就相当繁重了。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司令部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不久前由鄂豫皖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时，红十五军团在反对敌人对陕北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才打罢榆林桥的战斗。两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从林伯渠做供给工作来说，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据林的日记记载，在下寺湾他曾找陕甘边区政府的粮食部长马锡五、财经部长杨雨亭等调查，仅冬装一项，前后方即需棉背心四千件，棉裤七千件，短皮大衣九千五百件，共需棉布三千六百匹，棉花三千七百四十斤，羊皮三万八千张。可想而知，在当时陕北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筹到这些物资并且做成衣服，该是多么的困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以前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派来陕北工作的几位领导人，错误地进行“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使人、主要领导者、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和一大批陕北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当作“反革命”拘捕起来，前后错误地杀害了二百多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到达下寺湾后，中央就立即制止了这一错误的“肃反”，指定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组成工作团，前往瓦窑堡调查处理，要他们放人，从而挽救了陕北苏区和红军。在下寺湾，为了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决定中央对外面公开用西北中央局，对河北及白区仍用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周恩来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中央还决定，后方办事处设在瓦窑堡，其任务是：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上武装动员和地方兵站，并担负军委委托指挥某些军区和军分区。在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林伯渠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和国家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在这以后，林伯渠便将部队的供给工作转交给军委后方办事处，而专做政府的财政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西北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它的各部负责人，绝大部分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部的部长。林伯渠财政部长的职务，名义上是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却只有一个，它既是中央财政部，又是西北办事处的财政部，需要用哪一个名义就用哪一个名义。十一月七日，因敌人继续对陕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域，西北军委决定进行直罗镇战役。林伯渠随洛甫、博古率领的中央机关离开下寺湾，经高桥、安塞、蟠龙于十日抵达瓦窑堡。这里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林伯渠等到达时，受到中共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林伯渠到瓦窑堡的第三天，即同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省苏维埃财政部长艾楚南商量，调拨陕北“苏票”三千元送前方，拨借大洋三百元交红军总供给部购买布匹，并就此事给前方的彭德怀和毛泽东发出“一电并一函”。到瓦窑堡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西北办事处成立，公布办事处由博古（主席）、林伯渠（财政部长）、邓发（粮食部长）、王观澜（土地部长）、崔田民（国民经济部长，不久改为由毛泽民充任）、徐特立（教育部长）、蔡树藩（司法内务部长）、罗梓铭（工农检查局长）、邓振询（劳动部长）等人组成。十一月十六日，西北办事处发布的第一号训令就是讲的财政问题。训令明确指出：在革命战争时代，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夺取敌人资财和对于剥削阶级财产的没收与征发，军队和地方政府必须注意加强对资财之夺取与征集，建立预决算制度，注意节省，开展节省运动。训令还提出了统一财政，统一发行票币，按累进的原则开征土地税的要求，“责成中央财政部、军委供给部明确的坚决的根据上列原则，定出具体的计划和办法，在财政上保障大规模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根据第一号训令的指示精神，十一月下旬，林伯渠与毛泽民、马明方等，在瓦窑堡召开了陕北各县、市、区的财长联席会议，并领导财政部编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提交中央政府会议讨论。为统一财政、建立健全财经制度与机构，林伯渠还根据他多年从事财经工作的经验，领导财政部先后制定和颁发了《各级财政部组织纲要》、《暂行会计条例》、《暂行金库条例》、《暂行金库会计出纳细则》，以便各级财政部门有所遵循。针对国民党政府“集中现金”（指银元），只准用纸币、不准用现金，如有用现金的，查出全部没收的反动金融政策，十二月，林伯渠还与博古联名发出有关金融问题的布告，提出：一、拿现金到白区办货，有被没收的危险。苏维埃国家银行为保障商人利益，特设法办到白票，有要出外办货的，可拿苏票和现金到银行换取。二、苏区商人到白区买货，最好不带现金而带些苏区的货，如皮毛、牛羊、驴子、洋油、枣子、木耳等去，白区商人来做生意的，也最好是贩些苏区的货回去。这不仅免去携带现金的危险，而且一个来回，可赚两倍利息（润）。三、如某某商人或群众有特别情形，必须运现金出境的，银行当可照数兑换，但为防止奸商偷运起见，须要向当地区苏维埃或县市苏维埃登记，持有登记证及介绍信，才能兑取。林伯渠再次主持中央财政部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制定和发布的上述文件，对苏区各级政府建立比较完整的财经制度和工作秩序，集中财力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冬，刘景范去中共三边特委任军事部长，到中央财政部领款曾拜访过林伯渠。当时中央财政部就设在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平房内，屋中除一张旧方桌，一条长凳，简单的办公用具和一张单人床与被褥外，别无它物。此时瓦窑堡已是大雪纷飞，朔风呼啸，林伯渠还只穿着两条单裤和一件没挂布面的老羊皮袄，在腰间扎着一条小绳。他接过领款的报告，叫会计如数将款取来，亲自点交给刘景范，还谆谆告诫说，现在苏区财政困难，要注意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尽量想办法克服困难。林伯渠这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和霭可亲的革命精神和作风，给刘景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五月间胜利回师陕北，不久又进行西征，进至宁夏同心、海源和甘肃靖远一带。这时，东线敌人汤恩伯、阎锡山等三十多个团，乘机渡过黄河，占领吴堡、绥德、延川等地；南线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亦沿肤施（延安）、甘泉、鄜县大道北进；北战国民党陕北地方部队高桂滋、高双成部也很活跃。林伯渠随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离开瓦窑堡，到了保安。到保安时，由于红军在苏区内扩大了一万人左右，东征在山西扩大八千，西征又扩大一千余，另外在俘虏中还争取了三千多人，红军的军费开支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仅前后方的经常费用，每月即需九万多元，再加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为他们准备粮食和冬装，所需的费用就更大了。比如冬衣，原计划做三万五千套，后来，为准备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军委又命令再增做三万五千套，只这一项费用即达三十万元。所以，这时政府的财政也更加困难了。到了九月间，不仅政府的财政现款全部用尽，而且“苏票”已发行到八十余万元。为了解决前方的军需，克服财政困难，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下，林伯渠首先积极发展食盐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陕北靠近内蒙、宁夏一带，有很多盐池，食盐资源非常丰富。六月间，红军占领盐池、定边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就电令红二十八军宋时轮、宋任穷注意保护盐池。随后，西北办事处又派毛泽民去统一领导食盐生产与贸易工作。为了尽快扩大食盐出口，林伯渠提出，靠近盐池各县区政府，都要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组织各村庄附近所有群众的牲口，直接到花马池等盐池运盐。他还提出应加强贸易局的组织与工作，增设省贸易局与合作社，国家银行亦应特设营业部，以便有计划地组织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能否调动群众积极性，尽快组织大批食盐出口，关键是政策。林伯渠坚决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总想由国家垄断的思想，主张充分发挥商人和群众的积极性，放手让他们经营。七月二十六日，他与博古联名给红二十八军转毛泽民的指示中，就曾明确指出：“现时蒙汉合组公司不能实现，张司令①亦一时不能出面”，“对于产销方面，不应采取垄断式之国家公司；不论在生产及销运方面，均应努力吸收商人资本参加。为此，必须利用定边之商人及商会，利用其经验及产业。”指示中还说：现在国家主要是设盐税局，收“盐产统一税”。即使设立盐业公司，其任务也只能是，“帮助生产动员，及代贸易局购买与运输公盐向南线出口”。“盐业公司必要时可投少数资本，大量垄断或投资是不适当的。应极大的吸收商人资本投资。”为了调动商人和群众经营盐业的积极性，指示还提出：“税率应轻”，可以“拟定以驴驮一元，骡牛（一驮）一元三角，骆驼（一驮）一元六角”；在盐的工本费方面，“至高只能增至原价百分之三十五（即驴驮六毛），不然妨碍商人的投资、销路及蒙汉关系。应严格的纠正工会方面之过高要求，这种要求客观上将破坏盐产销事业”。指示还提出应积极“发展并组织盐户合作社，出卖粮食布匹等”，以便促进盐业生产和运输——①应是指张学良。后来，因有人仍想组织垄断性的盐业公司，林伯渠与博古再次致电红二十八军及毛泽民，指出：依靠国家大批投资组织盐业公司，“目前无可能且不应该”。过去，中央苏区的钨矿和陕北延长油矿组织垄断性公司，“均系失败之经验，应拒绝继续采用这种办法。”他们还指出，组织盐业公司，如不能出资，“想利用二百人（作）财力，势难管理就范，只能起牙行作用”，不如国家设局收税“更为正大简便”。林伯渠到保安后，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设法提高苏区货币的信用，扩大其流通，活跃苏区的经济生活。当时苏区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拒用“苏票”的现象，这不仅直接影响苏区的财政，而且也给群众的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财政部参考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结合陕北的具体情况，曾想了许多办法。第一，明令禁止国民党货币和现金在市面流通，规定到白区购物需用“白票”，须持“苏票”或现金到国家银行换取。第二，与西北军委、西北办事处联合发出通令，命令红军收受罚款、捐款时，欢迎交纳“苏票”，所筹现金和“白票”，全部集中供给机关，并转送后方作为对外买货之用。第三，在安塞、洛河川、宁条梁增设贸易分局，在吴旗镇设立人民银行分行，以便调剂市场货物，扩大“苏票”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第四，出口食盐、农产品换回来的布匹，留出三分之一，由国家银行批发给各合作社，供给群众。在苏区境内出卖食盐布匹等，无论合作社或私人，一律使用“苏票”。第五，凡销售苏区的食盐和收取税金，一律收“苏票”；运输食盐出口的，虽然一般的仍应坚持收现金或“白票”，但亦可与商人协商，以布匹或货物作价交纳。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提高了“苏票”信用，扩大了其流通量，而且进一步活跃了苏区的经济生活，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这种不用无条件直接兑现以稳定纸币的办法，还加强了“苏票”同“白票”斗争的地位，避免了“苏票”成为“白票”的附庸。这一经验，不论对当时还是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采取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统一，健全财经制度，集中财力，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的《关于筹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部队可派人在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在该地的部队可提取一部分或大部，但所筹的多余之款，必须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剂。对于所留下的款项，亦须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作为领到之经费，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出筹款及开支的情况。训令还规定：没收的物品亦要作价转送后方，作为缴解的筹款；留在部队使用的，也要作价转账，报告上级供给部和中央财政部；各部队都必须建立经常的预算制度，按时结算；总供给部下建立审计处，以便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八月二十五日，林伯渠与博古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对省财政部的组织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财政部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强调必须“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有关财政方针与各省收支概算，均须经中央财政部批准。在概算范围内，入不敷出的，由中央协助解决；支出有余的，必须将多余部分缴解中央。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还积极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当时保安已划为中央直属县，新调来该县任苏维埃主席的刘景范提出：保安县人少地多，可以同时发展农业与牧业，奖励垦荒，垦荒的土地两年免征公粮；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与母畜；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来榨油、生豆芽和做豆腐，以便解决中央机关和部队到后的吃菜问题。林伯渠完全赞成刘景范的意见，提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给予大力支持。由于他的赞助和推动，办事处很快批准了保安县的意见，并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财力、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保安县的农牧业与副业生产便发展起来，缓和了机关、驻军供应紧张的局面。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这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向抗日方面。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再次实行国共两党合作，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观澜亦调出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决定将政府的土地部并入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划归财政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暂时政府名义上不变动，实际上我可负责，等各省政府确定后再改变。”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此事直到这年四月中旬才对外公布。林伯渠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四月二十一日，他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时局由战争状态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四月二十六日，林伯渠还以代主席的名义，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对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又纷纷回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置办法：（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务：甲、利息已超过本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者依法处办。四月间，林伯渠还主持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会①，并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共到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六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并致闭幕词。他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体会——①这次会议，因为同时还有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因此又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第一，他认为“十年苏维埃斗争奠定了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他说，十年来我们作了一些大事，如创造群众武装，创建根据地，领导群众从事经济、文化建设，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就是连白区报纸也是不能不承认的。这些成绩与经验，不但“应该表扬”，而且可以在抗战中运用，成为“民族解放的支柱”。第二，他认为，在我们党内应该向大家解释清楚，我们争取民主、抗战，但前途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他说，“历史前进不是直线的，应该有迂回，我们这个迂回不是小路，而是大道，有各种条件能够使我们走上大道”，“使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第三，他说，我们党的不断进步，“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后来国焘路线的克服”，遵义会议纠正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巴西的决定，十二月决议，这些都说明党是有力量的，“能纠正自己错误”，“能拿出主意来”，“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在讨论博古的报告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代表们的发言对“博古同志报告有很大发展，都是很好的”，同时也讲了自己对于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意见，提出了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六条措施：一、集中军事力量，在一个月内肃清土匪，安定民生；二、制定选举法，实行民主选举；三、紧缩政府机关，加强财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四、增加文教经费，切实地把教育组织起来；五、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六、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加强干部教育，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他还提出，希望各位代表及与会的其他同志，今后对政府工作多加以督促。林伯渠代表主席团所致的闭幕词，主要是说：对于大会的几个报告，大家经过十几天热烈的细心的研讨，一致表示同意，这是大会的伟大胜利。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以后，就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指出救中国的方向，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见，同时也是全民族的胜利。“我们不仅看着这些成绩，而今天更切实讨论了我们具体的方针——民族革命的明灯”。“现在各代表团，应拿着这一方针，作广泛的深入的解释，要传达到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女中去。”我们决议已通过了，我们也一定能够负起责任来，开展未来的伟大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还主持召开了特区党代会，到会代表八十四人，选举了特区党委，他以几乎是全票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林伯渠到达陕北至抗战爆发前这一段，由做部队的供给工作，再转到政府的财政工作，直到最后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特别是财政经济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实现党的新的战略转变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自从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确定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林伯渠即开始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方面，他不仅积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还直接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三六年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国广大民众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中共的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在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的同时，开始试探同中共进行接触，指示南京政府驻苏使馆的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谈判，希望中共能派人回国同南京国民党进行联络；在国内，则示意陈立夫等设法同陕北中共中央建立联系，进行秘密谈判。一九三六年二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请董健吾、张子华①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密函时，第一个站在瓦窑堡城门口欢迎他们的便是林伯渠。这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周恩来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所以接待他们的工作便落到了林伯渠和博古等人身上。林伯渠与宋庆龄多年失掉联系，现在见到她派来的使者，分外高兴。董、张到后第二天，林伯渠即陪同他们会见博古，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①董健吾又名周继吾，１９２７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长。张子华又名王祥绪，１９３０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任中共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到过陕北。博古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张闻天曾打算要博古、董健吾、张子华、周恩来等同到前方商议此事，后因董急于回上海复命，遂于三月四日与彭德怀联名给博古转董健吾一封电报，请董转告南京。其电文是：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十二时①——①《文献和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时，林伯渠特意交给董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纸币，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以资纪念。在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前后，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也有了进展。为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问题，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扩大会议。林伯渠从陕北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指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第一，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完全赞同“以发展求巩固”的观点，拥护中央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的口号，以便尽快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他说：“现在应用发展求巩固”，“东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泽东）所定，应把力量用向矛盾的集中点去”，“到河北更可扩红”，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详细列举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收支情况，提出即使从筹款的角度来看，也“非向东不可”。第二，他在会上还提出，为了领导抗日战争，应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批评李德反对红军东征，害怕红军东征会“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说：“李德提议，不能赞同。他不动，不扩大……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对，恐怕红军行动替苏联惹祸”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现在“已是主体”，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扩大的准备”。为此，他积极赞同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到北方来”的观点。说“一、二年前各处去发展，现在已渐入合综之时”。红军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动“则更可合拍”，增加我们的威望，便于打开同各方面的联系。第三，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特别提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形势甚好，干部非常要紧，经过锻炼者已不少，但还应及早多为培养。方法，除加强原有干部的培养，加强政治工作以外，还要在工会中及其他革命群众中找些人来。红校应成为二千人的组织，还有各系统的教育工作。”为了改进和加强干部工作，他还提出对过去在干部工作中“有些不应有之事”应该加以解决，恢复一些人的原有待遇，甚至提得更高些。使用干部要“知人善任”，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林伯渠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彭德怀、杨尚昆在发言中，就曾明确表示赞同林伯渠关于扩红和干部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也说：“扩红，同意伯渠精神。”这次扩大会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实际上就已经正式确定了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联络与谈判的方针。三月扩大会议后，与董健吾同到陕北的张子华，同冯雪峰一起去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联络。不久，中共北方党组织还指派周小舟和吕振羽，携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信件，到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五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从另一条线也开始了同南京国民党进行接触。在这期间，林伯渠也给南京覃振等国民党内的老朋友写信，以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这样，六、八两月便又有了南京的“两次来件”，和八、九两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对南京的方针”问题。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遇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许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林伯渠出席了八、九两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的估计，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准备改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形式及党的土地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为了使全党和干部了解这一新的形势，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他还向党中央建议设立经济、国防、抗战、外交等各种专门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作出有计划的有次序的解释；提出应进一步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指名批评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并说“我们是中国党，同时是国际党，我们应创造很多的经验，（使之）成为国际的经验。”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致中国国民党书》影响很大，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及天津《益世报》记者看后，都深为感动。此后，因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内战、要求一致对日的呼声与日俱增，蒋介石虽仍力求与日本妥协，想通过军事压力逼中共就范，但难以再继续其“剿共”的政策。后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林伯渠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变的第二天，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一事变，一方面应避免敌人造谣，使我们的朋友相信。同时，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多做些事，特别对群众组织上，更要多做些。对群众联系，我们应负责任。我们应多动员些干部到西安去……对西安报纸，应积极帮助，争取公开宣传。”后来，周恩来、博古到西安，使这一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坚决的拥护和平，停止内战，我们一贯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事件趋向结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现在我们应想一想，西安事件不比两广事件，我们忠诚抗日，蒋介石也晓得的……现在的解决，虽然有些缩小，但精神还是存在的。”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此事应在红军中“好好的解释”，说明一方面要“求得和平的保障”；一方面“还是要时时准备着，对张、杨的部队也要同他们商量做两方面的准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帮助张、杨有办法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提出只要国民党接受中共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日等项要求，中共则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也基本上接受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表示要和平统一，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由内战转向抗日。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初步形成了。作为曾经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并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的林伯渠，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浮想连翩。在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对当时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看法。他说：（１）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特点，我觉得有两个须提出：第一，和平初步实现，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第二，国内战争的形式，现在不是成败的公式。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要加紧工作。和平是实现了，但实现民主的任务更重要。（２）国共合作的问题。现在的合作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形式是不同的，我觉得党内合作是不可能的，将来的形式是党外合作。对于群众工作的方式，我们要更加活泼的运用。目前最主要的是民主，有些形式，如读“遗嘱”（按：指孙中山遗嘱），（宣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可以做的。（３）领导权问题。这就是怎样来教育群众又组织群众的问题。所谓领导权是实际的领导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在军队中要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批评与抑制这一工作，对农民、工人运动同样采取制止的行动，这是不对的。我们以后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领导权，在实现民主上应做许多工作，要在各方面进行工作，不是口头上争取领导权。（４）因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第一，干部问题，派出去的同志，必须是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他的路线要和党一样。第二，在苏区党的工作、小组会、支部会等要加强起来，有些支部很久不开会，部长不参加支部生活是不对的。第三，发展党组织要多吸收产业无产阶级，对党员成分的调剂要特别注意。第四，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使党员懂得现在所采取的政策的道理，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退让的大道理，在活动分子会、小组会上要很详细地讨论。这次大会的决议，要清楚地深入地传达。第五，对党外作解释应有宣言，关于左派问题应有说明，应该广泛地传达。第六，为得要实现这些事，我们应办日报，在西安办一个报，至少要办三日刊。还有些小事情，要注意节省，不要同化于白区；要尽量扩大民主，会说话的同志要缓说。林伯渠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有些意见，如重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重新教育干部等问题，还被随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所吸收。他提的这些意见，即使是所谓“小事情”，如“不要同化于白区”等，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进行谈判。六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介石时增加博古与林伯渠，“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①。七月初，他们抵沪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芦沟桥事变，蒋介石上了庐山。他们经过与蒋鼎文、宋子文交涉，于七月十五日又到了庐山，并于当日开始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召开所谓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对日的态度有了变化，提出芦沟桥事件的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②。但他对日仍存有幻想，希望能以和平外交的方法解决芦沟桥事件。在这次谈话会上，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中国必亡；孔祥熙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还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③。正因为蒋介石等对日存有幻想和缺乏抗战信心，他们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在谈判中仍然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直属行营，在三个师上不准设立总指挥部，师参谋长由南京政府调任，师的经理（即供给）和教育工作须直属行营，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且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有关政治部的人选。本来，一些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县长以上的官吏都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等出席。由于蒋介石等不肯让步，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遂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这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便又离开庐山，“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④。在赴沪途中，林伯渠在南京见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女儿秉衡、秉佑和秉元。九一八事变后，他夫人伍复明回湖南老家时，秉衡为分担母亲的负担，通过林伯渠的老友覃振在南京谋了一个出纳的差事，独自带领两个妹妹生活。一天，秉衡突然从堂弟秉德那里获知父亲已到南京，便带着两个妹妹到处去寻找，终于在程潜公馆见到了分别近十年的老父。姐妹三人顿时热泪盈眶，林伯渠也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紧紧拉着她们。但他们这次会见，没有说上几句话，林伯渠便又同程潜匆匆去了火车站。家中之事，直到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于若愚（哲士）之后，才略知一、二——①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彭德杯、任弼时、叶剑英电，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５日。②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１６页。③《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潮书店１９５１年版，第１７２页。④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洛甫、毛泽东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１日。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电党中央，报告他们已到上海，并向中央提出无论如何须着手进行下列各事：一、立即自行改成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各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地方经费须尽量减少。二、前后方经费须尽可能节省之。三、请准备“八一”前后召集政治局会议，彭、任、贺、刘、肖、张到会讨论大计，我们按时赶回。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无重大原则问题需要讨论，而且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有的在陕西云阳镇，有的在甘肃庆阳，来延安开会往返需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影响红军迅速改编与出动抗日，因此，没有接受周恩来等关于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七月二十七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西安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则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①稍后，毛泽东、张闻天还指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去云阳商定改编时应一并商定我军之作战原则，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点，给日寇以相当打击”②。并告知他们，以上原则，在与前方各同志商定后，可以转告国民党——①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②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月初，林伯渠随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他们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讨论，并几乎是每日同毛泽东、张闻天进行电商，迅速确定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和出动抗日的具体方案，商定了红军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作战方针，和准备面交南京政府的国防计划，确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八月六日，林伯渠与周恩来、博古、朱德、叶剑英回到西安。九日，周、朱、叶去南京，不久博古因事返回延安，林伯渠则继续留在西安，筹集红军经费。他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季壮、李涛等，同蒋鼎文等各方面进行交涉，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八万元经费。八月十六日，林伯渠还就部队军饷和红军改编后的遣散费等事向党中央建议，请周恩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就近商呈蒋委员长核准，将八月份经费，按照新编制即日一次拨发，并将善后款六十万元一同交下，俾得便利一切。”由于周恩来等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平津失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军民迫切要求抗战，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终于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为其下辖的三个师的师长，但它仍拒绝发表中共提出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宣言。同日，周恩来回到西安（朱德已于十六日乘飞机抵西安后去云阳），林伯渠即与周恩来同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国共两党合作及军事战略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向中央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如人选、经费、武装等，须于本期会上讨论，明确规定与南京交涉妥当，免致部队行动后发生窒碍。”①在这次会上，他还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培养干部和经费等问题发了言，提出：红军在抗战中，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要使我们的力量使用得更广泛些，能够在全国的战略上发挥作用，以满足全国的仰望。我们既要组织全国的抗战，又要注意敏捷与机警些，巩固后方。他还提出，部队应设补充团，积极培养干部，扩大“抗大”。现在经济、粮食困难，可以将“抗大”分为两部分，在延安只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而连长等军事干部则可在前方进行训练——①林伯渠于西安致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洛川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就最终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林伯渠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就赞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现在看到国共两党终于重新合作，感到无比欣慰。他坚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必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伟大的前途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在林伯渠出席洛川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三日决定由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调伍云甫去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九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宣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设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四厅和粮食、税务两局。因已决定林伯渠任长江沿岸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决定，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由张国焘负责。自洛川会议以后，林伯渠就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经常驻在西安。当时，西安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驻地。中共和八路军对外交涉，领取分发经费、弹药，各地人员往来，运送各种物资，都要在此地进行或者经过此地。中共在西安的机构，除八路军办事处以外，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社会部（对外称农委）等部门，中央决定各部门的工作都“由林老负政治上的指导责任。”此外，林伯渠还兼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凡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需与行营交涉者”，都由他统一处理。林伯渠在西安的任务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到后没有几天，接到湘鄂赣边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的来信，报告他们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一、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武汉行营派副官主任和军需主任各一人；二、以嘉义、长寿两处为集中地点，本月底为第一期点验，十月底为第二期点验，点验期内伙食一元，点验后照国军一样待遇；三、湘鄂赣原有红军根据地改为特区的问题未解决，行营称由双方中央去解决为宜①。林伯渠鉴于不久前闽西红军何鸣部一千余人被骗缴械的教训，感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很快给林伯渠回电，要他迅速通知湘鄂赣边区代表停止谈判。电文是：林并致董老：（甲）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乙）董老已在中部（即现在的黄陵县）途中。（丙）请告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丁）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争驻大地方。（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戊）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②——①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电，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②毛泽东致林伯渠并董必武电，１９３７年９月×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林伯渠、董必武发出一电，通报了湘鄂赣代表与武汉行营谈判时的错误，并询问鄂豫皖边区的郑位三是否已到南京，要博古、叶剑英“严嘱郑位三”，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行谈判，“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区之覆辙”。这封电报还提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后来，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林伯渠虽没有直接参与，但在抗战初期他及时地将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林伯渠初到西安时，还接待了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罗汉，一度参与处理托陈取消派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在南京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九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报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九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九月九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罗电的主要内容是说：仲甫等已经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九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在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此事，虽因陈独秀拒绝公开发表声明而未获解决，但中央提出的“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有着重大意义。林伯渠后来就接待过许多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中共，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林伯渠在西安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问题，多次同西安行营蒋鼎文进行交涉，与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贤、谷正鼎、郭械嬛等谈判。当时国民党不但拒绝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坚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丁维汾为陕北行政区主席，并极力企图缩小边区的范围。林伯渠在同他们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了我党的立场，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期间，他直接找蒋介石交涉，迫使蒋核准将此问题“交孔祥熙解决”。九月间，他还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将陕甘宁边区改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四十五县。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保证民主制度，争取早日解决，但须不伤原则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法院院长，以回答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取消边区的企图。此事，后来孔祥熙虽当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许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之一”，行政院并一度承认以十八县为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另外五县为八路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及补给区，然而国民党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确承认边区政府。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都必须发动群众。林伯渠在西安期间，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他初到西安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现在大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应充分估计这种形势，利用时机，“加速地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尽量将干部派在（各）工作战线上”①。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批评国民党“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五个青年，使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①林伯渠致毛泽东、张闻天电，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广交蒋部下的厅长、秘书和处长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程潜继任行营主任（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当时，他对政治局势不甚了解，对中共虽无成见，但被假情报所蒙蔽，却说共产党好起事端，扩充势力，对有田六十亩以上的均要没收，等等。曾劝中共从政治方面向全国发展，不应该在军事上“满天飞”，说他个人很苦闷，只能尽技士作用，对西北问题无权处理，但对抗战一事，愿尽个人责任。林伯渠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过事，私交尚好，便与他促膝倾谈，义正词严而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程潜的态度因此迅速好转，并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五部车床，负责解决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困难问题①——①林伯渠、伍云甫给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与此同时，林伯渠也极力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州、高崇民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以后，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后来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着重讲了第四章第二节和结束语的重大意义。这对杜斌丞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他们互相学习，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师益友”。一九四○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辞去陕西省政府委员。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电召甚至派飞机接他，他都不为所动。一九四七年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林伯渠在悼念诗中称赞他为：“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①林伯渠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做过许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八路军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影响下，想学习八路军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战地工作团，林伯渠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中共党员）一起，即帮助他招募人员，动员准备赴延安的学生和抗大毕业生到他那里工作。后来，卫立煌派赵荣声到西安询问他能否参加共产党时，林伯渠在听取赵的汇报后，还要赵转告卫立煌，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同样可以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并叮嘱赵，此事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以防不测。据赵荣声回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刘少奇路过河南时，约他到八路军绳池兵站谈话，还通知他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挖蒋介石的墙脚，并说中央已经决定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中共秘密党组织，中共党员需要留下继续工作的，可以保留党籍，但要停止组织生活和组织联系。一九三九年卫立煌移驻洛阳，林伯渠奉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向豫西特委书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传达过中央对卫立煌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做卫立煌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对抗日比较坚决，对八路军的态度比较友好，在蒋介石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中，不愿将事态扩大，甚至采取中立态度。这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同林伯渠的上述活动也是分不开的——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９３页。一九三七年九月大同失守后，郭春涛由太原经西安去四川刘湘处，因郭曾在大革命时同林伯渠共过事，林便请他做刘湘的工作，并介绍当时准备入川，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与郭会面，请郭帮助罗在四川开展工作。随后，刘湘即派代表至西安会见林伯渠，要求延安给他派几个军事干部，“籍资助理与联络”。这年十月底，郭春涛再次到西安，又向林伯渠汇报刘湘的情况，并提出加强刘处工作的意见。十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中，曾详细地报告了他这次会见郭春涛的情况，提出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的态度近来已有改变，倾向于我，希望我方能派懂得游击战术的干部，充任他的顾问或参谋。郭春涛准备去第七战区作政治工作，也提出希望我方派干部协助他工作，并供给他有关政治动员的材料。刘湘处的工作，后来虽因刘湘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病故，第七战区旋即被宣布撤销，而未能按原定计议进行下去，但从此中共在川军中的统战工作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初，西安“八办”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专门从事川军的联系工作，并掩护中共川北地下党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刘湘旧部潘文华的起义，都同这个时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有一定的关系。林伯渠在西安，或利用去武汉和重庆的机会，还作过许多团结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工作。一九四○年三月，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飞抵重庆。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访，就国共两党磨擦事同陈诚恳地进行交谈。中共中央南方局还为陈举行欢迎会，林伯渠、叶剑英和陈嘉庚相继致词，互道友谊。陈嘉庚是华侨的著名领袖，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风，他在动员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况，以及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林伯渠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而异，深入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他还经常引用历史掌故，如讲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来说明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抗战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①。林伯渠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８１、３８５页。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叛逃时，林伯渠就同他进行了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和反党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尽力挽救他，等待他的觉悟，仍然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要他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但张国焘却不肯改正错误，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提出把蒋介石解到保安，主张杀蒋，怀疑和反对党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抗战开始后，他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回到边区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利用统一战线政策、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使地主收回了很多土地”①。直到一九三八年发布了毛泽东写的《陕甘宁边区、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之后，才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收回土地的行为，纠正了这种右倾错误——①林伯渠１９４３年９月７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扫墓之后，他托词“要到西安去找林主席”，叫秘书和警卫班先回延安，自己带着警卫员张海直奔西安①。可是到西安后，他却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当林伯渠得知他已到西安，要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他不但拒绝来，而且拒绝同林伯渠会面。直到四月七日，他带着张海来到西安火车站，才交给张海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打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会面。但当林伯渠赶到车站时，他却钻到国民党一列军用专车内，不肯下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谈。”双方争执了五、六分钟，他死活都不肯下车。最后当火车将要开动时，他还耍了一个花招说：“我要到武汉去找周副主席”②。这个可耻的叛徒，就这样乘着这列火车，驶向了罪恶的深渊。林伯渠回到办事处，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中共中央和在武汉的周恩来，并告知张国焘正在去武汉的途中——①张海到武汉后，坚持不随张国焘走，拿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返回了延安。②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楚晖》第３辑，１９８２年８月。张国焘到武汉后，仍拒绝周恩来等对他的多方挽救。他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在外糊涂多时”，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并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为维护党的纪律，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了命令，决定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兼代主席的一切职务。大约在张国焘离开西安半个月后，他的妻子杨子烈，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也来到了办事处。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张国焘糊涂，声言要去劝说他回来。办事处的熊天荆表示要去好好做做杨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后来事实证明，她也是一去不复返，同张国焘一起当了可耻的叛徒。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随后又正式组织国民参政会，由汪精卫、张伯苓分别任正副议长，并以重要文化团体“著有信望”者的名义，聘请中共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为参政员，决定于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因此，林伯渠在反对张国焘叛逃之后，很快又在参政会中参加了反对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七月六日开幕到十五日结束，共开了十天。政府指定的二百名参政员，除少数未能出席以外，其他人都到了会。会前，中共方面的七名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进步，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愿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共同努力，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毛泽东在致会议请假的电报中还提出：“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①关于这次会议的进行情况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中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林伯渠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曾做过详细的汇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国民参政会之观感》，在《解放》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①《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７月７。这次会议开幕前，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邀请部分参政员聚餐时就公开表示，不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朝在野党”的意见，说大敌当前，“不应有在朝在野的分别”，各党各派都应“捐弃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会议开始后，汪精卫等提出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案时，林伯渠等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参政员的支持，打消了“汪案”。在会议讨论外交提案时，他们还对汪精卫等提出的实行“德意路线”，反对“英、美、法、苏路线”的提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应联合英、美、法、苏的提案。为了团结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连署（共六十五人），为会议所通过。他们还积极支持沈钧儒等提出的，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政府应决心保卫武汉，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提案。尽管国民党拒绝承认其他党派，但一届一次参政会的举行，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各党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把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别开来，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对日妥协的投降派，拥护政府抗战，提倡精诚团结，提请政府改善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开放民众运动等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许多国民党人也都表示赞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①。”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８７页。抗日战争时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着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主要代表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国后，就不断地宣传、推行投降主义。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抗战。他的统一战线，就是上层拉拢，而看不到建立下层群众基础的重要。他不但轻视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还非常害怕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影响国共合作。起初，林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样多的马恩列斯的话，以及“洋钦差”的架式所蒙蔽，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前后，他就逐渐感到王明这一套不对头，而且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狂妄。当时，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汉写了有关全国性的东西，曾向他提出“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林伯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竭诚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完全赞同会议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明确指出：我党不但已经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没有犯党的路线的错误”，我党“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他在发言中还讲了“怎样认识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党与政权”的问题，汇报了他在西安的工作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提出我党“因环境关系，采取一些分权”是必要的，同时又应“防止割据现象”，“各地方党组织要经常向党中央作报告”，党应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两面派应特别注意之。”林伯渠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期间，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国民参政会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所以，六中全会还未结束，林伯渠与吴玉章、陈绍禹便又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已先期到达重庆）。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更加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而企图对日妥协，甚至投降。因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陈绍禹等六名中共参政员领衔提出，并得到张澜、史良、沈钧儒、邹韬奋等六十七人联署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还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会议召开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打来电报，向会议提出此案。因按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均须详具理由，并有参政员十二人联署才能成立，汪精卫等投降派便借此极力反对此案。他们甚至挖苦说：“照这样说来，我们的外交官都得辞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则积极支持陈案，其他许多参政员亦纷纷签字表示支持。邹韬奋就曾说，“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①因为得到许多参政员的热烈支持，最后，会议虽将此案的文字改为《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还是通过了此案——①《韬奋文集》（３），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载，第１８６页。为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还领衔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并得到大会通过。《提案》明确指出：抗战年余，全国军民莫不忠勇奋发，前仆后继，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奋斗，不幸有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甘为日寇利用，粉墨登场，僭称政府。此辈民族叛徒，本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已明白申斥之为“敌阀之俘囚，民族之败类”。日前因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日寇阴谋更欲使南北傀儡合流，树立规模更大之傀儡政权，藉以蒙蔽世界，并假之以树立其在占领区域之统治。因之，必须对此辈甘心为虎作伥之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不仅为维持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敌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①《提案》提出的惩治汉奸傀儡的具体办法是：（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参加南北及各省傀儡组织之民族败类，削除其国籍，并公告全国人民，人人得诛之。（二）国民政府应明令没收此类傀儡之一切财产，以充抗日经费。（三）对被迫参加伪组织之人员，国民政府应明令劝告限期脱离伪组织，容其自新，否则，即依（一）、（二）两项办法严惩之。②——①②《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０８－１０９页。这一提案的提出和通过，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对一切傀儡汉奸也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汪精卫及其影响下的走卒，在这次会议上一无所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真面目，会议过后不久，他们即相继逃之夭夭，叛国降日。因此蒋介石便替代汪精卫成了参政会的议长。一九三九年二月，林伯渠再次来到重庆出席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这时，由于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地抗日，逐渐转入消极抗战，对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不断进行挑衅。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给中共南方局并林伯渠发出指示，提出：“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①。根据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等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上的保障。同时，还团结其他进步参政员，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有效地实施以前参政会通过各案的建议——①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南方局并伯渠电，１９３９年２月６日。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虽然也一般地表示要坚持抗战，如说“不战便会亡国，亡国便会灭种”等，但是他演说总的精神，却正如林伯渠三月二十二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所讲的，是“企图依靠英美力量压制日本，造成妥协局面”；他所说的抗战必有胜利把握，也主要是想“依靠英美取得胜利”。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说还大谈“军政时期的重要”，影射攻击董必武说，“有人盲目提倡民主是对抗战有害的”，企图用团结的名义来反对和限制中共。为反对蒋介石妄图限制中共，依靠英美抗日的思想，促使蒋及国民党当局的反省，在这次会议后，林伯渠还著文指出：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只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抗战建国事业的胜利才有保证。”“应该深信我们民族的伟大力量一定可以最后战胜敌人”，我们固然不放弃争取国际的援助，但“主要地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①——①林伯渠：《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收获》，延安《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４月７日。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中共同蒋介石集团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次会议之后，这一斗争更加剧了。会议二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蒋介石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与此同时，他还指定陈立夫、徐恩曾、张冲、陈诚、康泽五人组成防共委员会，亲令河北、山西、陕西的国民党“于三个月内控制共党”。林伯渠不但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的投降派、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宣侠父，就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勒死，投入西安下马陵的枯井中。接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四位同志也先后“失踪”。林伯渠为此事，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多次与蒋鼎文进行交涉，要他负责把人交出来。他还将宣侠父“失踪”事件，报告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请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开始国民党矢口否认，后来，经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才只好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违反纪律，我自有权制裁。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假造所谓陕北二十三县人民反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意见书，由孔祥熙转交给林伯渠。对此，林伯渠当即致书孔祥熙，痛加驳斥，指出这些依样葫芦的文电，纯系少数奸徒“借端挑拨破坏”①。三月间，他还为此事著文，严正指出：一些不明大义、成见很深的顽固分子，始终抱着反共情绪，进行反对边区的各种阴谋活动，造谣中伤，伪造情报，借端生事，引起纠纷，甚至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取消边区。这些就是发生磨擦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贻害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动，我们决不能不予以纠正。②——①林伯渠：《复孔院长书》，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５日。②林伯渠：《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８日。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了扣押八路军人员的事件。例如，这年十二月，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六人赴前线，途经咸阳时被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同月，八路军教官苏克兰，被羁押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不予释放，至生病咯血，岌岌可危。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指出，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①。与此同时，他还将电报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这一卑劣行径。通过这一斗争，加上其他的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释放了被扣人员。八路军的物资、车辆等，本来就非常有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采取非法手段进行侵占和偷窃。当时西安办事处有五辆卡车。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把车开到西郊疏散隐蔽，国民党特务乘机绑架我看守人员，然后告知胡宗南部汽车团，将车劫走。一个被绑架的同志逃了出来，报告办事处。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我们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大街上截住了被抢走的汽车，强令国民党特务将车开到七贤庄，夺回了全部汽车②——①《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５月７日。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辅助陈列说明和访黄金友谈话记录。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八路军防地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亦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坚决主张给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还在九月间，他就向中央提出：“安边、神木等顽固县长之武力进扰，可以及时用加倍力量消灭或逮捕之，然后再与其当面讲道理较好。”①十二月初，中共中央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一方面在西安积极争取天水行营程潜准许“王旅过河”，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何绍南之造谣应尽量揭露，（由）肖（劲光）径报蒋（鼎文）、程（潜），并通知我处。”②这时，林伯渠从天水行营觅得国民党军委发出的《共党处置办法实施方案》后，他还以“万万火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提出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严重交涉——①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等电，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②林伯渠致博古、叶剑英并报书记处电，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林伯渠还与彭德怀一起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过一次强有力的斗争。这时，彭德怀来到了西安。林伯渠与彭德怀公开向各界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进攻和封锁边区。他们还向各界和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表示：我党除坚持抗战外，还要增调足够的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以防突然事变；揭露西安政治黑暗、汉奸刊物充斥市场，以及蒋鼎文一年半讨八个小老婆、发国难财一万万元等贪污腐化的丑行①。彭德怀还令战士将在检查站留难他的赵尔濬捆送行营，在行营，恰好遇见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彭当场历数了他破坏抗战、专事磨擦反共和贪污、贩鸦片烟等罪行，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耳光。何绍南深知彭德怀的脾气，根本不敢吭声——①林伯渠、彭德怀给朱德和中央南方局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３日。林伯渠与彭德怀的这一场强硬斗争，使得进步分子异常兴奋，动摇分子同情我们，顽固分子非常惧怕。程潜挽留彭德怀多住一天，再次设宴招待，并且再三声明对边区不会有破坏行动，劝彭德怀宽慰，还开诚相见，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心情。随后，他命令发还了扣留八路军的五部机器，并允许加买子弹。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磨擦，而又常把搞摩擦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攻击八路军搞磨擦。对此，他十分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搞磨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磨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后方却有人故意搞磨擦。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说明谁在搞磨擦呢？！”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我们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堡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以诙谐的语言反驳说：“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堡的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个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最后，林伯渠给了他一个下台阶，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①——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１９７９年编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就被粉碎了。在这一斗争中，虽然国民党侵占边区五座县城，但三五九旅在绥德专区却消灭了何绍南的保安队，迫使何绍南逃离绥德，解放了五十万人民，取消了“统战区”，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联成一片。林伯渠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地配合八路军的自卫反击，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的进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输送干部，转运物资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他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时，中共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①——①《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８—１１９页。西安办事处既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又担负着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的任务。仅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说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得太厉害，提出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中共在陕西有什么学校，他们也成立什么学校。双方开展了对青年的争夺战。如中共有个抗大分校，他们就搞个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中共有个陕北公学，他们就有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中共有安吴堡青训班，他们就搞西北青年劳动营。林伯渠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说：“青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力量，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卷入了第二次大战残酷的屠杀浪潮里的时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应当更紧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配合着全世界的弟兄，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将来，支持着艰苦英勇的斗争！”①——①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新华日报》，１９３９年９月７日。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后来，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翁世武从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林伯渠得知他与国民党孔祥熙处有关系后，指示他运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翁世武与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做赈济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见林伯渠，林开导丁毅忱说：“单纯救济工作是消极的，还要做政治宣传，作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①——①张协和；《回忆宋绮云同志与难民服务团》（未刊搞）。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十八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①。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①李逵元摘译：《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新观察》，１９８３年第２０期。林伯渠对来访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帮助他们实现了奔赴延安的愿望。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出力。一九三八年四月，岭南大学学生陈凌风、朱明凯这一对年轻夫妇，到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俩是农学系毕业的，异常高兴，把他们接到七贤庄说：我们边区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一个星期后，他亲自带他们到了延安，让他们去三十里铺办农场。以后，他还不断从外地给他们寄来农业科技书籍。他们是广东人，爱吃糖，林伯渠回延安时，还常给他们带些糖果，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办好农场。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林伯渠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留难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八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前往延安，途经离西安不远的草滩时被扣押。林伯渠与伍云甫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坐小汽车前往营救。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话声刚落，没等对方回答，转身对青年们下令说：“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走了。国民党连长见他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①。后来这批青年终于安抵延安——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或生活用品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采购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如购买棉纱，就很棘手。当时西安只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广东的一个大资本家，为了使日本飞机不轰炸他的工厂，每月给日本人交三万元的“保险费”。他不卖纱给延安，我们也拉不上关系，怎么办呢？林伯渠借重李敷仁在西安创办的《老百姓报》把这个资本家交“保险费”的事揭了出来，他再也不敢给日本人送钱了。后来他的纱厂被炸坏了一些机器，开工困难，工人们扬言要去延安种地。资本家慌了手脚，惶惶不安，找省政府，省政府也没法。最后请林伯渠去给工人做工作，纱厂才开了工。自此以后，老板也开始卖纱给延安了。后来王首道到西安，林伯渠请他给工人讲过一次话。王首道对办事处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就是有统有磨，纱厂事件，林老处理得很巧妙。购得了物资，要将它运到目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渠道，林伯渠指示办事处的同志，要千方百计让铁路也能为我们服务。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的羊毛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即从贸易处调来了一批给他们，以争取他们为办事处运送物资。铁路上有一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自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他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因此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①——①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未刊稿），１９８０年。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西安汽车只要三天即可到达延安，可是在这以后就不行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的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了突破这一封锁，林伯渠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设在西安，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赞同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日的主张。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登门拜访，并多次邀他至办事处作客。万福恩对此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①。有一回，办事处在洛阳购得一批奶牛，费了许多周折运至临潼时，国民党武装特务捣乱，打伤了警卫排长白天顺，阻止通过。林伯渠请万福恩设法帮助，万立即与该大队延安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决定由医疗大队出面，给我们一个路条，说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买的。这样，就顺利地通过了边卡——①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为了解决边区人民和军队的被服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发动农民广种棉花。为了解决购买、运送棉种的问题，林伯渠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联系。杨亦周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抗日战争一开始，林伯渠就同他交朋友，不断鼓励他，赞扬他团结抗日的精神。他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盛情接待，促膝交谈。一次，他告诉林伯渠，说国民党委任他为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大愿意担任这一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伯渠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就是了！”后来，国民党认为他反共不力，撤了总干事长职务，让他当了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县购买三十大车棉种的书信后，就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一个正式报告，由他批复。后来这批棉种购齐运到边卡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也只好放行。林伯渠在西安渡过了几个酷暑严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生活却是很俭朴的。他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五元钱津贴费，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他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将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西安，竟有四千五百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办事处的活动和来往人员，经常跟踪盯梢。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林伯渠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逐条讲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企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等，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建立三三制政权林伯渠在西安期间，除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次年一月，中共中央还任命他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所以，他虽然经常在西安，但仍然经常关怀与过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一九四○年十月，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由西安返回延安，又集中全力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林伯渠回到延安之日，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它的后方基地，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压在解放区战场，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配合日寇不断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国民党还有大批军政要员率部投敌，充当伪军。在敌、伪、顽的夹击下，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这样就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统一领导、减租减息、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整顿三风、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审查干部。林伯渠回到边区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他依据中共中央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首先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问题——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３５、７３６页。林伯渠认为搞好三三制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规定了有关选举的各项重要事项。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前一年在陇东和绥德两个分区试点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普选运动。在选举开始后出现了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赞成三三制，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部分反动地主则想乘机竞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则忧虑“咱们流血搞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就是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不少糊涂认识，比如，误以为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等。因此，在领导选举时便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二月，林伯渠在边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他说：“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必须坚定的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不因时局的变化而迷失方向。”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叫做党的领导。他号召政权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公无私，容纳万有，诚恳说服，这才是搞好三三制政权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他还对绥德县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选举他们当参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这些人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的作用”。①为了推动选举，建设三三制政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月十八日，林伯渠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在它的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的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边区每一个政权工作者，必须根据新的施政纲领，检查我们以往的工作，……进行今后的工作，保证全部纲领正确而圆满的实现。”②——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未刊稿），１９８２年。②《林主席报告新施政纲领》，《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选举工作，全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不仅普遍建立起三三制县级政权，并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一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新选出的蒙、回、藏、汉等民族的一百九十三名正式参议员和十六名候补参议员，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的人民的意见、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参议员很坦率的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次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指出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以做政府今后工作的依据；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加强政府的力量，来适应目前新的形势①。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要以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十一月八日，林伯渠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概况，指出：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多次炮击和轰炸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紧密配合，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是凭借着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紧密团结，才支持了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保卫了边区，进行了各种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成绩。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从边区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处在战争环境这个具体特点出发，指明了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参议员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会接受并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准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以及九名常驻参议员。林伯渠以一百八十四票，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毕光斗、肖莜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十六人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连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共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占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非党人士白文涣递补。一九四二年，根据林伯渠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各县，对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门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情况，也采用召开参议会的办法进行改选，或用共产党员退出增聘非党人士的办法，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全边区县级以上的政权，都落实了三三制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中，林伯渠既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又考虑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把县以上政权与乡政权作了适当区别。他说：“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久已分配的老区，中间分子的数量并不太多；在土地未经分配的新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在乡政权人员分配上，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却应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乡长中，共产党员可以占大多数。“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①。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林伯渠还论述了“政体”问题。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他认为参议会和政府都应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委员会，就是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②。关于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的工作职能，林伯渠认为：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另一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政府提出的重要决议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③——①②参见林伯渠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５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③参见林伯渠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５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因为，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在这方面，林伯渠堪称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范。起初，一部分党员在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花瓶”摆设时，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情绪。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林伯渠虽每次都要主动问：“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划行，反映出他口称的“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说：“我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①——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李维汉把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职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大家认为，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执行政务中，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期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不但不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党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１）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２）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３）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４）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林伯渠首先带头执行党组关于改善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他经常亲自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①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②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记者的来访——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②《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林伯渠在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们，又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有一次，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并且说：“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来投资。”贺连城主张“有限制的承认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林伯渠知道这件事后，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经过林伯渠做工作，李鼎铭也同意这个办法，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款。当时边区政府有一种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动员大家检查一次工作，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互相听取意见，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李鼎铭、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边区政府就采用了，并照他们说的办。但也有不正确的，有些是属于误会的意见，就向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做到互谅互勉，共同提高。有些明显错误的，就诚恳地指出他们不对。民主人士对这种真正能够以诚相待，很满意。林伯渠对这种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兴。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常常还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先导。希望大家把这种好作风坚持下去，发扬光大。”①有一次，林伯渠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也赞成这种方法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借鉴。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②——①②《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林伯渠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长期来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后，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他非常高兴。李鼎铭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激。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意。蒙古族爱国民主人士那素滴勒盖，自二届参议会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后，在林伯渠的领导帮助下，为革命作了贡献，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林伯渠深为悲痛，他在追悼会上以主祭人身份致词说：那素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蒙族解放，今天已有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边府委员任内、他是生产与教育两大政策的实践者，他曾亲建农场，号召蒙胞生产，同时并亲自参加，身体力行。”‘他号召蒙古青年来延安学习，并亲任教授”①。林伯渠号召大家，学习那素委员一息尚存同恶势力斗争不止的革命精神。林伯渠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爱国民主人士的态度，影响很好——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李丹生是陕北的一位知名人士，八十高龄时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经常关照这位老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李丹生逝世后，林伯渠对李老先生的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在挽联中写道：以吕尚之年，辅导建新基，方期大成百世留芳垂典范；为边区所重，周详达民意，文星遽陨万人挥泪吊延川。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２日。林伯渠并亲自率领延安各界五百余人，把李老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光华农场。因为李老先生家境贫寒，林伯渠还指示，对他住在延安的遗孀和两个女儿，一个孙女的生活，仍由政府照顾和供给读书。诸如此类，都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为了加强边区的三三制建设，林伯渠除注意团结政府中的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外，还重视广交社会上有识之士，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他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就是明显的一例。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高自立等邀集宴请民间的诗人墨客，其中多系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前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林伯渠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定名为“怀安诗社”，并推举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荟集佳作。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会为“延水雅集”，以与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林伯渠致词，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诗；借古体诗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他并提出了两条希望：（１）不要咬文嚼字，文字力求通俗；（２）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林伯渠还即席吟成《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其一：目送征鸿远，秋笼延水深。朱颜何可驻，华发漫相侵。寰宇风云会，高台长短吟。会文信有托，今古事同钦。①其二：十年挟策费调停，待整金瓯拱宿星。抗敌计无分畛域，匡时论共契兰馨。边城重寄期安堵，盛会嘉宾喜满庭。田野风多秋气健，及时樽酒慰遐龄。②——①②《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０、３１页。许多老人也即席唱和，当场就产生了不少佳作。自此以后，参加这一诗社的人员甚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安学习的各根据地的干部，有边区参议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诗友们以诗词为工具，披襟述怀，吮毫抒愤，交流感情，宣传政策，酬唱赠答，互相勉励，一时蔚成风气。诗社历时八年，收藏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同时也团结了许多党外人士。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和青年干部。还在一九四一年“三八”妇女节时，林伯渠就提出“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此后，他身体力行，推荐边区妇联二十三岁的邵清华为安塞县县长，并在边区政府民政厅和边区妇联举行的欢送会上，鼓励邵清华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的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①在林伯渠的关怀教育下，邵清华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很快，她至今还十分怀念和感激林老对自己的培养——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并参见《访邵清华谈话记录》（未刊稿），１９８４年。对于青年干部，林伯渠非常注意让他们参加基层工作的锻炼。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他对边区政府秘书处青年干部陈昌林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前线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你是知识青年，缺乏实践斗争的经验，应该到基层去工作。”①并且把他安排到绥德分区的农村。陈昌林到了绥德以后，专员袁任远要留他在专署当秘书，陈昌林把这一情况写信向林伯渠汇报。林伯渠马上回信说：“青年要深入实际，最好还是去乡政府当文书。因为乡政府是边区政府的缩彰，工作千头万绪，会遇到许许多多头痛的事，才能真正受到锻炼……”②。袁任远看了林伯渠这封信，也深受启发和教育，便让陈昌林到绥德分区最苦的佳县去工作。佳县安排陈昌林当了区长，林伯渠还经常给他写信，要求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抗战胜利后，陈昌林被派往东北当县委书记，临行前林伯渠还对他说：“你姐姐、姐夫都是‘马日事变’中为党牺牲的烈士，你要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坚持革命到底。”③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积极因素，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党内外广大干部精诚团结，心情舒畅，尽职尽责地为抗日救国、建设边区而辛勤工作。当时毛泽东就赞扬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好。”④——①《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１９７９年。②③《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１９７９年６月。④《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实行精兵简政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行精兵简政。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存在着“鱼大水小”的矛盾。陕甘宁边区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其脱产人员，到一九四一年，已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七万三千人。随着脱产人员逐年增加，群众的公粮负担自然也年年加重。一九三八年公粮仅为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增至六万石，一九四○年上升为十万石，一九四一年则剧增到二十万石。这样，在群众中便产生了不满情绪，以至竟发生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轶闻①——①１９４１年６月３日下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触电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农民一头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件事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写的序言中，提出要“珍惜民力”。他说：“中国古时，楚国有个马夫百里奚，善于喂马，肥而不死。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换到秦国，问他喂马之道，他答曰：‘惜其力，食其时，心与马而为一’。又问他治国之道，他答曰：‘惜其力，用其时，心与民而为一’。他遂被拜为秦国宰相，秦国大治，以奠始皇统一六国之基。”林伯渠由此引申说：“今陕甘宁边区，即古秦国之地，当兹抗战建国之时，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他借古喻今，颇多启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边区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十一人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他们在议案中指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①为此，他们还提出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规定供给标准，提倡节约，提高生产力，量入为出等五项具体实施办法。林伯渠、谢觉哉等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立即把参议会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把它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党中央对精兵简政问题要进行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实行——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案第八十一案。见《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边区参议会闭幕后第六天，林伯渠主持召开新选出的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又专题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议根据边区各政府机构存在着“头重脚轻”，不够灵活，制度不健全，工作效能不高等现象，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此，林伯渠指示秘书处，通知各厅、院、处“造制在职人员花名册，于两日内造就送呈，以便实行简政时参考”。随后，他在边区政府的训令和给各县的信中又明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边区一级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减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被调整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大部用以加强区乡级行政机构，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十二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拟定出整编方案，林伯渠又亲自主持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市政府三个组织暂行条例，以便为进行精简和整编时所遵循。经过一系列宣传和准备工作以后，陕甘宁边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骈枝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计一千五百九十八人。但是这次精简，只能说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还未做到切实的“整”。不仅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工作还有许多繁琐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因此，五月初，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二次精简，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各派一名代表，与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和各厅处院长等共同商讨成立了总编整委员会，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总编委会工作。同时决定，在总编委会领导下，各系统设立分会，要求在一个月内做出编整方案，交总编委会讨论。五月二十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边府各厅处院的行政机构，均要以简单灵活为原则，重新进行调整，将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分配到县级、区级以及其它机关去工作。同日下午，他在边区一级千名青年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精兵简政决非只是“减兵裁员”。“精兵”乃使每一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致庞大复杂，要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他号召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工作。说“知识分子干部，如多数均集中边府一级，不把县区的工作做得更好些，那实际上还是等于都空着一样。”他还向将要去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四点希望：（１）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２）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３）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４）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①——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１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第二次精简取得了显著效果：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开了，行政领导机关和事务专管机关，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边区政府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四厅实行了合署办公；增加了县政府的权限。一县之内应兴应革、干部培养与配备、调支经费等，都由县政府决定。陕甘宁边区的精简工作，为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月七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和当前抗战形势的关系，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①这两个文件，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根据中央九一决定和九七社论的精神，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认为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对精简的认识不够，没有定出全面具体的方案，计划性差，领导抓的不紧，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今后简政的精神与内容，就是要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以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他要求全体干部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②——①《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８３页。②《简政不是“减政”，是提高工作效能，林主席对县区乡长谈话》，《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４日。为了更好地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委托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吸取了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除了提出具体的精简方案外，特别强调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经过边区党组多次讨论修改，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实施。随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制订和颁布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条例，对许多具体问题在思想上求得了一致，在要求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次精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目的。总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工作人员由四百六十九人减至二百七十九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的精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精减下来的人员，一是转入生产，充实下级机关；一是送往党校和各种干部学校，对他们继续培养提高。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经过三次精简，一方面，进一步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改变了领导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各自为政的现象，使上下关系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都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节省了人力物力，减少经费开支和人民负担，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战胜严重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均起了巨大的作用领导边区大生产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林伯渠回到延安后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一九四○年十二月三日，林伯渠在边区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封锁，断绝了边区和外面的一切经济往来，使边区遭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急速实行“自给自足政策”，“用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他还说，过去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经常被敌人的大军包围，经过开展经济建设，不但能冲破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如今的情形无论如何比那时候好得多，因此更应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作出认真的努力，一定能实现财政经济上的完全自给。林伯渠宣布，军事机关，中央机关、边区机关成立财政经济组织，分别由叶季壮、邓洁、曹力如负责，以便加强对生产的组织领导。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朱德的讲话，提出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这次大会以后，边区的生产运动，便走上了发展自给自足经济的新阶段。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应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土地宽阔，是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历史上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我们要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得靠发展农业。财政经济困难，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克服。工业、交通和商业虽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也只有农牧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工业、商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边区许多工业原料都是来源于农副产品，商业贸易也主要还是一些农、副、牧产品。为了贯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这主要是：第一，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陕甘宁边区总的来说是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但人口分布却不平衡。绥德分区一些县，是人多地少，延属分区一些县又人少地多，历史上群众就有迁移的习惯。而且这时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也有许多老百姓为谋生路逃来边区。为了接纳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公布优待移民和难民条例，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者可以长期有使用权，三年内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并减轻其他负担，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林伯渠非常关怀移民和难民的生产。一九四二年二月，米脂县马丕恩一家六口，背着一口铁锅、两个破被卷和仅有的半碗小米和半碗黑豆，来到延安南三十里铺边区农场。他和十七岁的女儿马杏儿，承包农场土地四十五垧（每垧三亩），开荒八垧。由于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加之耕锄得法，虽遭风灾，实收粗粮四十一石，除按合同交农场近一半外，分得粮食二十一石。林伯渠和李鼎铭得悉马氏父女的生产事迹后，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边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还向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发了奖品，分别颁发了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和“妇女光荣”的奖状。林伯渠在安塞农村调查时，发现移民们肯吃大苦，二区宝家湾有个好镢头手吴寿德，靠一把镢头掏了一百亩熟地和十亩生荒，他便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吴寿德的“镢头精神”。由于边区政府实行鼓励移民、难民生产的政策，这就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得了一支劳动大军。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安置移民难民七千八百五十五户，共二万零七百四十人；一九四二年又安置五千零五十六户，共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三分一是劳动力，如以每人开荒二十亩计算，他们一年即可开荒二十多万亩。这对发展边区农业生产，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贡献。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吴满有①是当时最出名的一位。他原籍横山县，一九二八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仍难以为生，不得不卖掉两个女儿。一九三五年陕北“闹红”②，他分得了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他辛勤劳动，努力开荒，改良农作方法，积极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加生产，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为了鼓励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一九四三年二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作为和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①吴满有，在１９４８年４月西府战役中被蒋军俘虏，因失节而被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