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１９２３年２月２日，《革命文献》第８辑，总页第１０５８页。林伯渠回到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中央党部，不久妻子伍复明和孩子来到上海，又移居到巨籁达路松鹤里。这时，长期跟随他的曾福也带着妻子和他们住在一起。据家人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他家来往的人很多，既有林的同乡朋友、国民党友人，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二七惨案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遭到通缉，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到上海，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来沪，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蔡畅、谭平山等人，都先后到过他家。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指示精神，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再次肯定国民党“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批准了党在杭州西湖会议决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针，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也要大规模地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①。决议还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后，仍要保存和扩大我们的组织，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阻止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及“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反对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②，中共三大这一决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对于中共本身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意义——①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１），第４２１—４２２页。三大以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邓中夏出任委员长，党员也按居住情况重新编组，林伯渠被编到第三组即西门小组。为了贯彻三大决议，上海区委曾集中讨论了国民运动问题，决定全体同志于最短时间内加入国民党，增设“国民运动委员会”，以便与中央特派员和地方全体执委共同商定有关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应付方针、进行方法及实际参加人员派遣”等问题③，上海区委在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还指定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林伯渠、张春木、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湘、刘宜之等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指定林伯渠、张国焘等为区委的政治报告员，轮流到党的各小组或大会讲演有关时事政治问题——③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１９２３年７月９日会议记录。因为林伯渠既是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他有关。例如，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问林伯渠，有无办法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回答说有办法。不久，林伯渠即找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商量，决定由毛泽东回湘进行组织。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就是说的这件事。信的原文是：伯渠素民二位同志：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素民苏中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弟泽东九月二十八号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①——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２４页。当时，正是湖南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互相争夺省的控制权，信中所说谭赵即指此二人。“北军”，系指支持赵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信中所说的夏希，即共产党人夏曦；苏中即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徐苏中。毛泽东这封信，不但反映了他本人在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中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林伯渠在帮助孙中山改组与复活中国国民党，介绍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所处的一种特殊地位。毛泽东这次回湘，直到年底才离开。他先后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但国内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同林伯渠有关，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八十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同林伯渠的活动分不开。一九二三年六月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接到旅欧总支转呈周恩来等意欲加入国民党的报告，七月，经林伯渠与彭素民商量，即以部长彭素民的名义复函巴黎王京歧，准其援国内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成例，接纳周恩来等加入国民党。随后，在改选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时，还选举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熊锐为政治委员会的会长，任卓宣为评议部的评议。其后，王京歧回国述职，周恩来并一度代理执行部长。周恩来等人参加国民党，这对后来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发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三年十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党、团区委和中共中央与团中央驻粤委员又进一步讨论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于是，孙中山于十月十四日又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致电上海国民党总部，请孙洪伊密电北京，催促李大钊即日来沪会商。二十四日，孙中山在粤召开改组会议，委任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任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正式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十月二十八日，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分区整顿广州市党的组织，定于明年一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六人），筹办出版国民党周报，起草党纲。嗣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至上海，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令他全权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我们的同志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关于矫正其政治观念，主要是“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使国民党的力量“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再次要各地方同志立即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在选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应尽力帮助比较急进的分子当选，以便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为贯彻这一通告的精神，中共中央还于此时派邓中夏到北京、保定、天津、济南，派李大钊到湖北、湖南，与各地同志预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他再次来到广州，一方面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的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与谭平山还多方活动，终于使这个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即由总理从在粤选出的十二人中选派获票最多的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三人为代表；而毛泽东等三人则按海外分部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另外，再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作为湘省的指定代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扰破坏，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等许多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并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随后，又推选谭平山为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使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除仍旧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以外，又决定在汉口增设一个执行部，并委派执行委员覃振、候补执行委员张知本前往主持，以便就近指导湖南、湖北及陕西三省的党务。嗣后，因张知本坚辞不就，覃振滞留上海，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派林伯渠前往主持。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林伯渠秘密潜往汉口，并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这时，为接济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弟、四弟，减少家庭生活的开支，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也带着孩子回到湖南乡下。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①。与此同时，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②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于在武汉己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①《平民周报》１９２４年第８期，第６页。②《申报》１９２４年６月１日。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１５页。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舁榇执绋，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暴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暧昧态度。在国民党中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①。他还亲自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①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５年７月１６日。在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条件下，一九二五年六月间，广东革命政府消灭了盘踞在广东近郊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约二万余众，铲除了这个心腹大患。七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随后，又将党军（即黄埔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建国粤军和福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在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时，还决定成立监察院和惩吏院，并推举林伯渠、谢持、黄昌谷、甘乃光、陈秋人五人为监察委员。从此，林又投入了监察院和整顿广东吏治的工作。国民党监察院的任务，按监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主要是监察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如查得有舞弊亏空及溺职等情，起诉于惩吏院惩办之。林伯渠在监察院的工作中，一开始就强调依靠民众和惩治贪官污吏，在监察院成立时，他即明确指出：“我们现以革命党人资格，服务于监察院，不仅倚民众为后盾，以承无过；并须立于民众之前，铲除一切贪官污吏，始能实现民众所欲求之福利”①。林伯渠曾先后参加司法调查委员会、查办粤汉铁路积弊委员会，调查处理粤汉铁路局侵吞路款和电报局的罢工案件，并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审查古应芬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及军需总监时的全部收支账目——①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８日。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坚决推行广东军事、民政、财政统一的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用卑鄙手段刺杀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又直接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廖仲恺遇难后，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的遗缺，国民党中央最初的决定，是以林伯渠补其中央执行委员，以林森补其中执委常委。嗣后，因林森与邹鲁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国民党中央遂又决定以林伯渠、谭平山代理林森和邹鲁的中央常委的职务。这时，由于在追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中，发现国民党中执委常委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国民党另一名中执委常委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魏邦平均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牵连到胡、许二人，胡汉民因而赴苏，许崇智去上海。而另外两名中执委常委丁惟汾、于树德又早已去北京。这样，留在广州的中执委常委就只剩下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三人。按照国民党总纲的规定，主持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必须有三名常委兼任秘书。因原定兼任秘书的三名常委，廖仲恺牺牲，胡汉民和邹鲁离去，所以在林伯渠被推选为代理中央常委之后，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又决定以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兼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林伯渠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后，除经常出席和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代表国民党中央参加群众各种集会以外，他还参预决定和领导了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的东征和南征。还在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处理廖案的过程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残部，就乘机占领了河源、博罗、河婆、老隆、紫金等县城，勾结广东北江熊克武部和南路邓本殷部，企图侵扰广州，于是广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遂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十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三两军首先在北江击溃熊克武部。中旬，由一、四军和攻鄂军等部队所组成的东征军攻下惠州，占领东江所属各县，消灭了陈炯明残部。十一月初，南路抵御邓本殷部的国民革命军，在第二、三两军的支援下，也连下高雷钦廉各州，消灭了邓本殷主力，迫使其率残部退守琼州。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不仅基本上扫除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统一了广东，并且为两广统一和准备北伐奠定了基础。在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又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逆流。一九二五年九月下旬，林森、邹鲁利用率“外交代表团”北上的机会，在沪与谢持、居正、叶楚伦、邵元冲和戴季陶商议“分共”，决定先由谢持径行入京，林、邹则溯江而上，去武汉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谢持和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便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解除俄人鲍罗廷之顾问职务”、“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多种决议案，公开打出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和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山会议。林伯渠在得悉右派分子召开西山会议的消息之后，与在广东的国民党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立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通电，严加驳斥。他们号召全国及海外的全体党员，不要为右派的异说所迷惑，坚持先总理的主张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并宣布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纷纷发表通电或函件，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共与分裂活动，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对其从严惩办，以肃党纪。嗣后，国民党中央还通电各级党部，撤消了邹鲁广东大学校长及北上外交代表的职务，查办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停止了上海执行部的职权。反对西山会议派的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后，还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就决定要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大。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林伯渠在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第九十九次会议上，即提出组织重要议题委员会，“以便编订各种党务重要议题”，“通告各党员”①。正是根据他这一提议，国民党中央才决定由中央常委、各部部长和监察委员邓泽如与林祖涵组成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要议题委员会。此后，林伯渠曾多次出席或主持重要议题委员会，讨论各种议案的准备工作。十月间，他还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广东建立国民党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十二月一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与谭平山、汪精卫还联名提出，请派吴玉章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长，刘棻（伯垂）为文牍科主任，许甦魂为议事科主任，并得到了会议通过。吴、刘、许三人都是共产党员——①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５年８月３日。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本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鲍罗廷曾商量，打算在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公开开除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应争取占三分之一。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都赞成这个主张。但是，这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连续给广东发来几封长信，要中共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及西山会议派分子叶楚伧、邵元冲大开谈判，请孙科、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大会，并向孙、戴等人表示，中共决不包办国民党，在中央委员改选中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人数。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去广州，直接推行这一方针。这就使国民党二大的准备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然而，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责难，国民党二大还是如期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开幕了。是日礼炮齐鸣，飞机翱翔天空，与会代表和参加大会开幕典礼的十余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欢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祝贺大会的召开，希望大会能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政纲，坚持联俄和党内合作的方针，支持工农运动，制订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的计划。宣言还回顾了国民党一大后党内旧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淘汰的历史，指出：“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反而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希望大会能对国民党中旧有的反革命分子及“假孙文主义、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采取坚决的态度，森严党的纪律，“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林伯渠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党团成员之一，他和毛泽东、谭平山还被推举为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在一月四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他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会议报告了大会的筹备过程，历述了第一次大会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内斗争的经过。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宋子文、刘尔崧、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毛泽东等，也分别向大会作了关于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人、农民、青年、商民、妇女、宣传等方面的报告。由于这次大会是在五卅运动和广东统一之后，群众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压倒优势，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当时还属于左派的汪精卫等人，也都希望能排除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所以会议在就上述报告所通过的相应决议与大全宣言中，再次宣布了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重申国民党一大的政纲与政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发展革命运动的计划。会议还不顾蒋介石和张国焘等人的阻挠，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伦等，要他们限期悔过，否则即开除党籍；训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对于参加“同志俱乐部”和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右派分子，会议也作出决定，对他们进行了纪律处分。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和分裂活动。大会在最后的选举中，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反对增加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名额，甚至连汪精卫提出的全部保留一届中委中的共产党员的主张，他也极力反对，致使陈延年、周恩来等在会前提出的新选中委中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的主张落了空。相反，却使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等当选为中委。在监委的选举中，右派更占了绝对的优势。虽然如此，会议仍选举了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七人为中委；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韩麟符、邓颖超、许甦魂等六人为候补中委；高语罕、江浩、谢晋等三人为监委或候补监委。在随后的二屈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又被选为中央常委（共九人）。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各部部长与秘书的人选当中，共产党员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秘书谭平山、林祖涵，秘书处书记长刘棻；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罗绮园；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不久，宣传部长也由毛泽东代理）；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妇女部秘书邓颖超；海外部秘书许甦魂，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决定设立的财务审查委员会（掌管党务经费的分配）的五名成员中，也有四人是共产党人，即林伯渠、董必武、韩麟符与恽代英，而且林还是该会的主席。此外，谭平山、林祖涵还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恽代英是党务审查委员会成员，高语罕、谢晋是党籍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说明，在大会选举的中执委中监委和在其后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仍有很大的力量，右派分子在大会前所鼓吹的“分共”阴谋并未能得逞。总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因陈独秀等人推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等所谓中派在中执委、中监委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给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它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所以如此，这主要是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许多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国民党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于二月十二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参加大会的代表回到各地后，均应依照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及本党的政策，订出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痛斥国民党右派的错误，扩大“以Ｃ·Ｐ为核心”的国民党组织。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因陈独秀“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①，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又集中地讨论了现实的政局和党的当前任务。会议针对帝国主义正加紧分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纠集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对革命策源地广东发动进攻的形势，明确提出：“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将广东国民党政权推广于各省②。同时还指出，党的“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③——①《中央通告》第７９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４日。②《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１９２６年２月。③《中央通告》第７９号。林伯渠在国民党二大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二大总的精神，立即转入准备北伐、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运动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第一任农民部长时，他就聘请彭湃为农民部的秘书，制定了农运发展计划，提出应调查农民生活和土地占有状况，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农民“非有大联合的强健的团体组织”，则不能“扫除一切的障碍”①。后来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就是以这个计划为发端的。国民党二大再次委任他为农民部长后，他首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亲自拟定了该会的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并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批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林伯渠本人以农民部长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八名委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党员。这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聘请毛泽东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当时林伯渠十分重视和尊重毛泽东。他虽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每次开会都非常尊重各委员的意见，许多有关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下达的。本来按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农民部主理”，“是辅助”农民部指导全国运动的②，但实际上林伯渠却将该会变成了集体领导组织，而农民部倒成了具体的执行机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当时关于农运的许多正确主张，才得以贯彻到全国——①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计划》。②１９２６年２月５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通告第１号，《中国农民》第４期。为了发展全国的农民运动，特别是中国中部、北部的农民运动，在林伯渠主持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扩大农讲所的名额为三百名，将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各省的学员，并决定聘请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等为农讲所教员。林伯渠还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校址、经费和招生等问题花过许多心血。农讲所原所址在广州的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因第六届招生名额扩大，农民运动委员会遂决定增辟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但是，当时不但学宫仍为第二军官学校所占，而且广东大学校长还索要原有乡贤祠等处学生宿舍。后来，只是因为林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农讲所校址的问题才获得解决。关于经费的问题，当时仅开办费即要六千余元，另外每月经常费（包括办公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还需要近八千元，而农民部每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七千余元，即使全部用来办学，也还不敷农讲所的开支。这个问题最后也是经过林的多次交涉，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农讲所每月的经常费由中央财政中指拨。第六届农讲所自二月六日农民部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之后，三月底各省学生相继到粤，最后实际入学人数是三百二十七人。他们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区，特别是北伐将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和福建等省来的人比较多，其中广东省仅有二人。这些学员经过毛泽东等的培养教育，绝大多数后来成了各地农运骨干。广州农讲所，不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对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战争有很大的影响，对后来中共创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来说，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七年林伯渠参观广州农民讲习所，在回忆当年他与毛泽东等培养干部、播种革命火种时，还写道：发轫于西南，事业新鲜。种播全国走将遍。辛苦事情算什么，义胆忠肝。延安十四年，窑洞连山。培养干部有万千。抗日解放胜利了，预计果然。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９６页。林伯渠领导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所采取的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是，编辑和出版有关农运的刊物与书籍。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把彭湃等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到各省，同时给各地同志提供有关农运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运动的材料，农民部出版了《中国农民》月刊（每期发行五千份），增设“编绎干事”，编辑《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先后出版了，《农民运动须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农民合作概论》等文献。这些刊物和书籍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又有从事农运的具体作法和经验，深得各地从事农运同志的欢迎。毛泽东稍后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林伯渠再次主持农民部期间，还督促各省建立了农民部，确定并增加了农运经费。国民党二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①。为贯彻大会的这一决议，林伯渠多次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各省市区党部尽快设立农民部，随时将各地的农民状况、农运发展及进行计划报告中央农民部。为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通告中还明确规定，“如不按时报告即将该省之农民运动经费停止发给”②——①《政治周报》第６、７期合刊，第６１页。②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５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通告，载《中国农民》第５期。为了加强对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①，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召开了广东各路特派员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给特派员发了长期舟车免费证——①林伯渠：《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国农民》第６、７期合刊，１９２６年７月出版。在督促各地建立农民部以及加强各级农民部彼此联系的同时，林伯渠还利用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商得国民党中央同意，每月拨付中央农民部经费七千余元（内中包括补助广东省农民协会六千余元），各省农民运动经费一万二千元，总计一万九千余元，如果把办第六届农讲所增拨的经费计算在内，每月的农运经费即达二万七千余元，在国民党各部中，农民部的经费是最多的。这一点对各地农运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其所以能够出版农运刊物和书籍，选送学生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者农民运动的工作会议，任命专职农运特派员，都直接与这笔经费有关。各省农运经费，开始时由交通局按预算支付，因为常常不能按时或者如数支付，后来中央农民部又决定改为由部直接汇寄，各省直接向中央农民部报销。这从经济上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农民部同各地农民部的联系。由于采取了上述重大措施，各省相继建立从事农运的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运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不但广东的农运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也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几个省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对全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检阅。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即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告：“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考”；此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是“各省农运同志与广东农民相互提携的绝好机缘”①，要各省农民部负责同志准备来粤参加大会，并准备有关本省农民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届时带来进行交流。农民部还筹措拨付了会议的全部费用，包括各省代表来粤的旅差费——①《中国农民》第４期，１９２６年４月出版。这次会议，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大同时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代表，除本省二百一十四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十一省的十八名代表也都出席了大会。它实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鸦片战争中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的反抗，都充分表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今日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就是要解放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有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他在报告中还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铲除危害农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排除直接压迫或间接压迫我农民的“买办军阀”，做农运的同志无论何时都要“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去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工农亲密团结的气氛。这次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大”共同做出的），充分肯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这些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①。决议还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②——①《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６、７期合刊。②《国民政府现状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６、７期合刊。林伯渠再次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后，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尽量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连续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中国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正当林伯渠倾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却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排挤共产党人的逆流，迫使他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位，中断了他对农民部的领导六军党代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依靠在建立黄埔军及东征中捞取的资本，在排挤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下令逮捕共产党人，派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迫使部分苏联顾问回国，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接着，五月十五日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并得到会议通过，从而使许多右派分子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要职。“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太雷等都主张应立即对蒋进行反击。但因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已去北京开会，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前往北京，库伦与冯玉祥进行谈判，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同谭平山已去苏联，汪精卫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就称病不起，第二、三、四、六几个军的领导人虽对蒋不满，但无一人愿意或敢于率先进行反击，这一主张却未能实现。后来，陈延年回到广州虽又计议过此事，然而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上海中共中央已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并赋予张国焘以全权到广州处理此事，因此也未能实行反击。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因张国焘多次以党纪相要挟，要中共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强制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执行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方针，以至在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被通过了。“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称病不再视事，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代理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林伯渠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明明觉得应对蒋进行反击，可是碍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又不得不经常出席甚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介石相周旋，在公众面前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有一段时间，他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希望鲍罗廷回来后或者还有些办法，但这种希望也落空了。四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谭平山、胡汉民由海参崴乘船同时回到广州，他不但未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多方设法想与蒋介石弥补关系，这不仅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就连胡汉民也很快去了香港，称病不起的汪精卫亦于五月十一日“秘密离粤”，赴法养疴。所以，林伯渠的这种困难、尴尬的处境，一直延续到“整理党务案”之后。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国民党中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长，林伯渠同时辞去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从此，他即集中全力从事第六军的政治工作。六军的前身是程潜的攻鄂军。广东国民政府举行东征的时候，林伯渠就担任了攻鄂军及该军讲武学校的党代表。不过当时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特别繁忙，并未参加东征，他所作的一些政治工作，还只是指导讲武学校招生、帮助学校建立党团组织、支持进步学生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命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开始一段，林对六军的政治工作仍然过问不多。中山舰事件后，六军第十八、十九两师集中到惠州、博罗、石龙一带进行整训，原由吴铁城部改编的第十七师，因吴被免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及被逮捕，由广州附近调至石龙参加整编，林伯渠曾于四月初去过一次惠州城，帮助程潜整编部队，建立起六军的政治工作，但那一次时间也并不长，又很快回到广州。所以，林伯渠真正集中全力于六军的政治工作，还是在他离开农民部、第二次到惠州城之后。六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翁腾晖部等杂牌军组成的，内部矛盾重重，如何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成坚强的革命队伍，是相当艰巨的。林伯渠到六军后，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磋商，首先协助程潜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为了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林伯渠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由于一时难以在各师的团、营、连建立起党代表制度，配备政治工作人员，他经过调查与李世璋等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研究，先在各团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以便尽快地把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发现和考察政治工作人材。六军团以下的政治工作，就是经过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才建立起来的。还在一九二五年底，为了解决湘军的编余人员，为二军和湖南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广州曾以“湖南政治研究会”的名义创设了一个政治讲习班，林伯渠与谭延闿、程潜、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同为该校的理事。在通过各种途径招收的四百多名学生中，十分之九都是湘籍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熊锐等都到该校授过课。林伯渠为了充实六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李富春和其他中共党员的关系，从政治讲习班和黄埔军校调了三十名学生到六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设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班，任命喻寄浑（中共党员）、王祯祥为该班指导员，请周恩来、邓演达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还请人讲述了《本军沿革》。这个班的学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六军的政治工作骨干。在开展六军的政治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他离开农民部再次到达惠州时，六军正一面进行整训，一面在驻地附近参加剿匪。当时在博罗一带，有一股土匪三千多人，活动十分猖獗，经常从其老巢出来，掳人勒索，洗劫村庄，六军先后出动四个团才将其剿灭。不论是在六军的驻地，还是部队出去剿匪，林伯渠都特别强调要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意保护和支持当地的农民协会。林伯渠与程潜和六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得比较好，他所进行的这些政治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程潜曾公开下令，禁止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孙文主义学会”，可是他却准许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正是由于林伯渠与程潜及苏联顾问等的共同努力，在六军中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工作，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调整和改善了军队的内部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才使这支杂牌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随军出征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方国民军在奉军和直、鲁联军的进攻下，撤离北京，退守南口。冯玉祥赴苏，段祺瑞下野，北京政权重新落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中。在南方，湖南唐生智被直系军阀叶开鑫等赶出岳州和长沙，退至衡阳。稍后，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划下，直系、奉系等军阀又在天津、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扫除所谓“南北二赤”：在北方联合阎锡山消灭国民军；在南方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湘，围攻广东、广西。面对着这种形势，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遂决定北伐。五月间，首先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及李宗仁第七军入湘，援助唐生智。六月，又决定将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稍后，蒋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同时，邓演达还邀请林伯渠等各军党代表和周恩来、恽代英、陈公博等人参加，主持召开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邓演达根据周恩来的推荐，并吸收了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朱代杰、章伯钧、李合林、李一氓等到总政治部工作。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和出征动员令，国民革命军总部和一、二、三、六各军即大举入湘。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林伯渠随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参加北伐。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因六军一直作为预备队，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整顿各师的政治部。在行军途中，他还多次召开军民联欢会或各界谈话会，发表演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监督部队财务开支，过问部队经理处的工作，处理违反军纪的士兵，反对师、团长侵吞军饷。这些，对进一步提高六军的政治素质，改善军民关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部分军官和程潜本人的不满，以至后来竟出现了迫使林伯渠一度离开六军的插曲。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底定全湘，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兄弟为实际创始人，朱熹为集大成者，建立一个以理为万物，进至武昌城下。就在北伐军开始围攻武汉，六军奉命重返通城警戒江西之敌的途中，六军经理处党代表贺澍，将李某寄公款给程潜在上海的家属的事，报告了林伯渠。九月一日，程潜在林伯渠处发现贺的报告，大为嗔怒，当即要将贺澍撤职，“并谓唆使人毁坏其的名誉”，遂与林伯渠发生了“语言冲突”。因与程潜“意见相左”，第二天，林伯渠给程潜留一便简，便去了长沙。九月七日，林伯渠抵达长沙，将此事报告了李维汉、颜昌颐、夏曦等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并同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顾全大局，暂以请病假为名，等候程潜态度的变化，如程潜诚恳地请林伯渠回去，则再回六军。当日，中共湖南区委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林伯渠也以“染疾到长沙医治”为由，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了请假电报。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湖南区委的意见，并嘱一方面应就此事向程潜提出警告，同时也不要对程“操之过急”。邓演达亦回电准假，邀林伯渠“到武昌一叙”。林伯渠逗留长沙期间，看到湖南革命运动在北伐后有了蓬勃发展，非常高兴。他曾同各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遵循孙中山的遗嘱，“拥护革命的民权”，“巩固联合阵线”，“注意党务”，“拥护工农利益，统一工农运动”，“训练培植健全分子”，“肃清反革命派”，争取尽快使青天白日的旗帜插遍大江流域。①在这期间，林伯渠还致电广东革命政府，索要现行的各种法规，以资借鉴和研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内容：“１．应在汉口速设中央银行；２．财厅向商会借款五十万，有转向中国银行担借之说；３．此间商务系以汉口、上海为办货地，若在该二地无汇划所，以中央纸（币）及桂票皆不免低折”②。这说明他此时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政权和财政金融问题——①参见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以下此书简称党校版），第１４—２４页。②《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１８页。在林伯渠赴长沙的途中，北伐军相继占领了汉阳、汉口。九月六日蒋介石命令一、二、三、六、七各军开始进攻江西。由于战局变化及六军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林伯渠回去，中共军委王一飞等也通过其他关系做了程潜的工作，九月十四日，程潜便要六军政治部秘书李世璋、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隆建、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张振武等，联名致电林伯渠：我军出发江西，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现向南昌进击。奉军座手谕，请兄即日命驾，取道浏阳、铜鼓，赶上前方，回军襄助一切，是为至盼。李隆建、张振武、李世璋同叩，寒。①十七日，林收到这封电报后，当即回电：寒电奉悉。我军进攻赣境节节胜利，逖听之下，不胜鼓舞。弟病渐痊，本拟克日前来襄助一切，适奉总政治部电召赴汉，本亦有此必要，准事竣即赶赴前线，并希转呈军座，藉纾厪念，至为感荷。弟林祖涵叩，筱。②——①②《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２２页。林伯渠与程潜的这场冲突，就这样算是得到了解决。林伯渠回电中所称赴汉一事，后来并未实现。因蒋介石入赣督师，路经长沙，邀林伯渠同行，他在九月二十日即由长沙径自入赣。当时，蒋介石因他的嫡系第一军自出师以来，一直未能打好，两湖的地盘大部落到唐生智之手，很想在江西战场上大干一场，以显示一下他的声威。程潜亦不甘老是作预备队，处处随人之后，也很想在江西战场上显示一下他的拳脚。他们不顾苏联顾问的劝阻，贸然命令第六军和第一军王柏龄第一师，于九月十九日攻入南昌。但事却与愿违，这次战役中，不但第一师损失过半，第六军亦有将近半数覆没。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后，十月中旬，蒋介石又组织第二、三、六军再次进攻南昌，但仍未得手，而且使第二军也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蒋介石对于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北伐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特别是一师在南昌的失败，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林伯渠随蒋介石入赣后，就亲自听到他在给一师讲话时说道：“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①——①《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３６年版，第８０９—８１０页。林伯渠在同总部行动期间，一方面设法同六军尽快取得联系，同时也经常借与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副官长张治中、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部的机要秘书蒋心荣、翻译王一飞的接触的机会，了解了不少情况，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当他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白崇禧对加伦有些不满时，就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加伦，从而引起加伦的注意，使加伦同白的关系得到改善。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林伯渠行至江西奉新时回到六军。当时六军才从南昌退下来，部队伤亡较大，思想混乱，湖南派不满意广东派，广东派也不满意湖南派，而湖南派中的醴陵派（程潜的同乡）与浏阳派（参谋长唐蟒的同乡）之间的暗斗也相当厉害。十七师代师长、广东派的邓彦华，在战斗中表现不好，程潜想撤掉他，任命醴陵派的杨杰为师长，浏阳派则加以反对，想让唐蟒兼任第十七师师长。林伯渠回军后，首先在调整组织、任命干部、整顿财政、重新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巩固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北伐军最后总攻南昌前，他还为六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拟定了既通俗又能鼓舞士气的具体政治口号，如“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必须雪前次退出南昌的奇耻大辱”，“不收复南昌，不算革命军人”等①。他还领导六军政治部动员奉新百余民众，组成前敌工作团，准备随军出征，担负输送子弹、抬送伤兵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六军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①《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８日。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根据苏联顾问加伦拟订的作战计划，再次下达了进攻南昌、夺取江西的命令。这一次进攻南昌，由于总结了九、十两个月两次进攻南昌的失败经验，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把攻击的重点首先放在夺取南浔路；中共党员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在各军之间作了许多协调的工作；从湖北又调来第四军的两个师和贺耀祖的独立师；在长江以北的第八军，亦同时向安徽方向出动，以威胁敌军的退路，结果和前两次也就大不相同。十一月一日总攻开始，很快占领了德安、马迴岭、乐化、芦坑、涂家埠、九江，八日便攻占南昌，几乎全部消灭了江西敌军。第六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进攻对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的乐化车站和涂家埠。林伯渠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火线上开展了有力的政治工作。二日下午，六军第十七师由蛟桥越过铁路，与十九师夹铁路向南进攻，于四日占领芦坑车站。五日拂晓，当部队继续向乐化进攻时，遇到敌人两个旅约六千余人的顽强抵抗，六军官兵阵亡四百余人，阵势顿形松懈。这时，林伯渠命令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前线督战，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第六军应该为南昌被屠杀人民报仇”等口号，六军的士气才又大振，奋起冲锋，将敌人的防线冲破，乘胜占领乐化车站，并于次日消灭了涂家埠的守敌。总计蛟桥、芦坑、乐化、涂家埠四役，六军共伤亡官兵千余人。四十九、五十五两团的连排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每团士兵仅余二百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在这次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亦有五人阵亡，三人重伤。五十六团二营营长、中共党员周保中，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该团代理团长的——①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８６页。在六军参加江西作战的过程中，林伯渠非常重视民众对战争的支援，对地方的民众运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有关民众欢迎北伐军和热烈参战的事例。九月二十日：“入赣境后，山川明媚，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于湘境。九月二十四日：“当南军刚进袁州城时，而北兵又未退尽，居民以渴望南军之心理，家家阖户燃爆欢迎，并备茶水于门前。不谓北兵之尚未退出者，大触其怒，于是以枪柄乱打，并开枪向人佇立之门户射击，闻是役共死人二十余人云。“新喻之战，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九月二十八日：“早四时四十五分由新喻行……至钱墟宿营。召集该地民众谈话，到者甚热心亲切。会毕后，该乡民等并且送来母鸡四只、大鱼五尾（初从塘中网起者）、蛋二十枚。①——①《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２４、２７、２８、２９页。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处都要领导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帮助民众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十一月八日，六军政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记述了在奉新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报告写道：奉新在革命军未到以前，国民党人仅两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天，组织临时县党部，加入党者约一百四十余人，学生分子最多。现在领导该党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组织较强，现正设法令其组织农民。此次南浔路作战，奉新县党部组织一前敌工作团约百余人，担任输送前线子弹，抬送伤兵，很有功效……他们不怕炮火，不怕苦，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同时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林伯渠在奉新还以政治部名义，扣押并亲自审理了奉新前县长贪官熊坤，委任王昌政为安义县知事，钟资能（六军的一个副团长）为靖安县知事。当时靖安前县长文倬（江西萍乡人），在北伐军进至奉新时卷款潜逃，其县长职务由张某代理。张凭借其子张国焘的名声，抗不交职。林闻讯后，派政治部秘书、中共党员李世璋率一营武装前往查处，扣押了张某，帮助靖安县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发动群众审判了前县长和兵站催征官董纪宦。最后，林伯渠批准将董纪宦枪决。再如，六军攻占涂家埠以后，林伯渠经过调查，了解到涂家埠所在的永修县有组织的农民约千余人，妇女协会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怀心（中共党员）为永修县县长，周凤池为永修县警佐，王容为涂家埠警察所长，文若海为涂家埠统税局长。六军政治部的民众工作，在入赣北伐军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民国日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第六军首先入江西后，各县民众在该军政治部指导下，均自动组织县党部、农民协会、工会等，且无不积极工作，一时革命空气，大见发扬”①——①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日。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随六军进驻南昌后，还参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权的工作。当时，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以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为委员，随后又成立了省的政务和财务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作为省的临时政权机关。由于临时政治委员会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听命于蒋介石，这三个委员会在许多重大政治和财务问题上，常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主体组成的国民党省党部发生冲突。例如在财政问题上，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林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总是利用他们与各军长以及其他委员的私人关系，多方做工作，争取那些人支持省党部的意见。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还争取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支持毛泽东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了江西省农运经费问题。北伐前，林伯渠就曾与毛泽东计议过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是年九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去武汉途中，到南昌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积极赞同这一主张，亲自陪同毛泽东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汉农讲所学习，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也是林伯渠与李富春等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相继发生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群众的“一三”、“一六”惨案，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中，武汉国民政府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第六军被调往九江，林伯渠又参加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善后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坚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由于六军担任租界的警备，林伯渠还到英租界视察，出席九江卫戍会议，会晤武汉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界委员会的委员，到市民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租界秩序，报告政府的态度与谈判进展情况，筹商有关调查惨案经过，救济罢工工人等各项问题。当时，九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各部的部长及主任秘书，均为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还曾主持召开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党、政组织开展工作问题，决定将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六军在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兵源虽陆续得到补充，但部队急需整顿。在九江期间，林伯渠还协助程潜对六军进行了整训，主持召开六军国民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六军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了培养和补充各师、团的政工干部，他还假儒励中学校址，开设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此外，他还经常到部队训话。后来六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表现得很英勇，就是同这一段的整训工作分不开的。林伯渠在北伐过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当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党组织甘当“在野党”，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县县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指名批评林伯渠委任的王怀心等当县长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要中共江西党组织“急速纠正”，“立刻限期命令他们辞职”；并说“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①。对于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等虽然没有命令他们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们明白向国民党表示：“（１）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任政府委员；（２）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须换人”。还提出要江西党的组织“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理论和行径，不但使中共丧失了参加地方政权的许多机会，限制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①②《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日再次到国民党中央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不久，便开始同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勾结，以“在宣传上抹杀蒋的功劳，且对一军有攻击之处”①为借口，撤了随总部一起行动的总政治部秘书长朱代杰（中共党员）的职务，要邓演达将总政治部由武汉移至南昌。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程天放等右派分子建立“东湖社”和“ＡＢ团”等反动组织，控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用“圈定委员”的办法（即由省党部和中央各提二十四名候选人名单，交代表大会选举，最后由张静江、陈果夫等根据选举的结果，圈定正式执行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将原来主持省党部工作的方志敏等七名共产党人，全部排除在省党部之外，而段锡朋、程天放、王礼锡、洪轨等等九名右派分子却进入了省党部。此后，他们还勾结土豪劣绅，控制十几个县党部，排挤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等共产党人，撤消了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提请在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烈钧、熊式辉为首的十一人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并以李烈钧为省政府主席——①《江西政治报告》，１９２６年１２月。为了研究对付蒋介石的方针办法、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入赣作战和江西省的情况，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林伯渠专程到武汉，会晤了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张国焘、董必武、刘伯垂、李国煊、叶挺与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贺龙等，同他们商量，将北伐军总政治部留驻武昌，而另以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赴南昌，主持入赣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这一决定，对后来武汉的反蒋斗争与江西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北伐军初到武汉时，为抑制唐生智，防止汪精卫回国控制党权和政权，蒋介石曾力主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当一九二六年底第一批北迁人员，孙科、徐谦、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六十余人到达武汉，与在武汉的邓演达、吴玉章、董必武等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联席会议”，暂时“执行最高职权”时，他却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十二月三十一日，当第二批北迁人员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等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又在南昌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反对武汉联席会议，作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并宣布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对于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公然推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东作出的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武汉方面自然不能同意。二月间，武汉“联席会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地中央委员，务必于三月一日前来武汉，准备开三中全会。蒋介石挑起的这场关于迁都及召开三中全会的时间及地点的争论，其实质就是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完全纳入他的控制之下。林伯渠在这场斗争中，开始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他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和唐发生纠纷，曾一度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早十时抵汉口，当晤张、张、鲍、徐、孙诸同志①，谈次决定各件：１．三月一日以前开一政治会议，如顺利，应决定各件如次（否则俟三月一日）（须畏公②速来为原则）：Ａ、政府及党部速移武汉（附政会改组）。Ｂ、另组军委会，以一人主席，并以三人副之；关于军事，须三人署名。Ｃ、在此会中，须决定与商务生密切关系（如农工政策）。Ｄ、巩固党与政会基础。Ｅ、财政公开，对各军须平□维持。F、军校须在党及军委管辖下。③——①指张国焘、张太雷、鲍罗廷、徐谦、孙科诸人。②指谭延闿。③《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７１—７２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林伯渠不但完全赞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至武汉，赞成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林这次到武汉，为争取唐生智等人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还去长沙同唐谈了三次，并会见夏曦与李维汉等人。国民党二大后的九名中央常委，因汪精卫、谭平山在国外，胡汉民去香港、甘乃光、杨匏安留在广东，谭延闿、蒋介石在南昌，在武汉的常委只有陈公博一人。林伯渠这次到武汉后，参加“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和鲍罗延等人，还同林伯渠商量决定，请他速回国民党中央工作。因此，二月十四日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第二天便回九江交待工作，准备来武汉。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这时已从上海来到九江，他的二女儿秉衡与侄女哲明也从长沙抵浔。林回九江，在向程潜报告武汉诸人的决定并对六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交待和安排之后，二月二十日即冒着雨雪，踏着泥泞的道路，携秉衡、哲明登上日本客轮凤阳丸，将家迁至武汉。这天，妻子伍复明亦离开九江，前往上海接其他子女。林伯渠到达汉口的次日，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邀集吴玉章、邓演达、彭泽民、孙科、顾孟余、徐谦、王法勤、于树德、董用威（必武）、恽代英、江浩、许甦魂与谢晋等二十多名执、监委员开会，否定了南昌方面于二月八日提出的“中央全体会议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的决议；采纳了武汉联席会议于本月二十一日提出的“三月一日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建议，决定“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二十三日，武汉方面宣布结束“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是日正式开始办公。当时武汉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和邓演达等，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不高，有关三中全会的许多准备工作，实际上都落到了资深望重的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人身上。经过斗争，最后蒋介石终于准许第二批北迁人员到武汉，同意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于三月七日开会时，他却又节外生枝进行破坏。三月六日谭延闿、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李烈钧等和到南昌“劝驾”的陈公博、谢晋离开南昌时，他特意要谭延闿、陈公博带口信，要会议延至十二日再开，并说：“他们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①。后来，当武汉方面为照顾他的面子，将七日会议改为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改为十日举行时，他与张静江仍然拒绝到会——①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９３页。国民党中央不顾蒋介石的阻挠，于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林伯渠在会上作了《江右军前方战况》的报告，并被推举为“设立特别党部”问题的审查委员。这次会议由于左派力量占压倒的优势，通过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和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并通过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党、国委员在汉临时联席会议继续有效案》，以及其他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会议还选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为中执委常委。除这九人为当然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外，又选出了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和林祖涵六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也都进行了改选。此外，会议还撤消了中央军人部，决定将总政治部改为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均设主席团，国民政府委员中设常委。因为有了上述一系列的决定，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主席和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这就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势力。这次会议，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虽然还没有摆脱“整理党务案”的羁绊，改变中共党员不能担任中央部长的决定，但在这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指定谭平山、吴玉章兼任中央常委秘书（另一名秘书是陈公博），决定在汪精卫到职之前，以吴玉章代理中央组织部长，会后不久军事委员会又推举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国民政府任命苏兆征、谭平山分别为劳工和农政部长等。这些都与过去蒋介石一味限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领导职务，有了明显的不同。在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阴谋，使一些共产党员又重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这不仅是武汉地区反蒋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对陈独秀要中共甘当“在野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有力冲击。在三中全会前后，北伐军在长江下游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南昌军事会议之后，北伐军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的《消灭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敌军的作战计划》，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二月十八日，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三月上旬，程潜指挥的江右军和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相继入皖，安庆、宣城的敌军陈调元、王普率部起义。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旋即解放上海。二十四日，江右军攻占南京。至此，几乎整个长江流域都被北伐军所占领。林伯渠作为第六军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同前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除处理有关军委的日常工作外，还直接参与了北伐军新占领的一些省份有关党务和建立政权的工作。还在江右军向安徽推进时，林伯渠就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的中共党员柯庆施，商量有关加强皖省党务和建立省政权的问题。柯庆施一九二四年由林介绍参加国民党，派至安徽工作，这时为做皖省的敌军工作，同辛亥革命时曾任皖省都督的柏文蔚来到武汉。林伯渠邀请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柯一起商量，决定由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选派二人，随六军政治部行动，六军入皖后，首先由六军政治部与省党部派人共同组织审判反革命（土豪劣绅）机关。林伯渠并将这一意见，电告了在徽州和秋浦的李富春与李世璋（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三月二十三日，林伯渠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安徽省应有一政治中心的机关”，要指定数人商量组织省政府的办法。这一意见为会议所采纳。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根据林伯渠、吴玉章、徐谦共同商定的方案，通过了由李宗仁、光升、常恒芸、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等组成安徽省临时省政府，并指定李宗仁为省主席。江苏省的政务委员会，也是根据林伯渠和吴玉章的提议而委任的。三月二十三日，即二、六军攻入南京的当天，林伯渠与吴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提出，应组织江苏政务委员会。会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当即指定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侯绍袭、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十一人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又指定程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支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六军政治部进入南京后，还查封了蒋介石授意组织的南京市党部，和由青红帮、流氓组成的所谓“劳工会”，并在经济上给予省党部很大支持。但是，随着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发展，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愈来愈猖獗。三中全会三月七日开预备会议，九日蒋介石就指使其爪牙惨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二日，蒋在江西省党部与ＡＢ团联合举行的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又公开提出我们“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应打倒”。十五、十六两日，他又指使段锡朋等封闭了南昌《贯彻日报》，解散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南昌市党部。因自武汉跑回的李烈钧向蒋报告了三中全会的情况，请他“速作移节之计”，十七日，蒋从南昌到了九江，又命令其爪牙，纠集流氓地痞，捣毁了九江的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查封了《国民新闻》，打死打伤多人，逮捕数十人。二十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当时安徽省会），二十三日，又指使流氓地痞捣毁设在安庆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及江右军政治部，打伤六人。蒋介石这些反革命活动，大得帝国主义的喝采。为了促使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队和居民二千多人。蒋介石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不但不予揭露，反而卑躬屈膝地向它们表示歉意，污蔑“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欲使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故意煽动少数士兵及暴徒肆行抢劫造成的。对于蒋介石这些摧残革命运动、反对中共、侮辱国民党中央、勾结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林伯渠非常愤慨。在武汉政治委员会讨论蒋介石在南昌、九江的反革命活动时，他坚决主张改组江西省党部，惩办凶手，开除段锡朋党籍，恢复南昌、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其他群众团体。当时，吴玉章也坚决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加以制裁。由于林、吴等人的努力，三月二十六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否认段锡朋、程天放、周利生、王锡礼等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资格。决定改组江西省党部，派刘一峰、方志敏、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黄实、傅惠忠、李尚庸八人（一半以上是中共党员）为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并决定在正式党部成立之前，由改组委员代行省党部职权，筹设正式省党部。三月二十八日，林伯渠赴南京途经九江时，通过朱培德、唐蟒（原六军参谋长，时任九江卫戍司令）等人，进一步了解了江西情况之后，二十九日又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改组江西省政府。根据林伯渠的来电，三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改组江西省政府的决议，免掉李烈钧江西省主席职务，任命朱培德为主席，黄实、王钧、刘棻、张国焘、刘一峰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对江西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是个很大的支持。免除李烈钧职务的决议四月二日到达南昌后，朱德、郭沫若、傅惠忠等，当日就发动南昌学生、工人占领了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逮捕段锡朋、程天放、洪轨等十余人，迫使李烈钧等逃往上饶。因有了“四·二运动”和朱培德任江西省长，朱德才得以出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此事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发动八一起义也有着重要意义。在反对蒋介石阴谋叛变的斗争中，林伯渠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亟欲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代之。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便制定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关于此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①——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１９２页。三月二十五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二十六日早六时，林伯渠便带密令赶往南京。因为事关重大，行前他还“访各友谈事”，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至林的寓所送行。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许甦魂、唐生明及随员多人。郭沫若本来也是慰问代表之一，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就义愤填膺，这次肩此重任赴宁，其兴奋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密令了。第一，“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交给程潜的。①但是，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当天，谭延闿却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表示一定要追随蒋，同蒋进行暗中勾结。后来，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中即说到此事。他说：——①《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２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２页。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于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①——①《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９４页。陈果夫在文中没有讲是什么时间把这一口信告知蒋介石的。但他离汉时，蒋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告诉了蒋介石，因而更加引起了蒋的警觉。第二，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经去上海。第三，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两千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已经了解到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还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主张，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汉劝合”①。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不论从客观上或主观上来说，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有了以上种种变化，林伯渠虽然满怀希望赶往南京，但结果却碰了壁。三月三十日薄暮林抵南京时，正逢程潜、白崇禧、何应钦从沪归来，当晚他将“密令”转交程潜，出乎他预料的是，程却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理由，拒绝执行，“主张商谋妥协”②，并要林伯渠同他即刻回武汉去“劝合”。由于逮捕蒋介石的事已不可为，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起返汉。许甦魂、唐生明等则继续留下慰劳各军——①②《湖南文史资料》第２辑，第３３、１７页。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程潜四月四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①。因汪精卫回国后，四月五日在上海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②。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待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①《上海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６日。②《汪陈联合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１），第７１页。但客观事实很快就揭明了这种企图“劝合”与等待的思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愚蠢。没有几天，就传来了上海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共和武汉国民党的通电，接到二、六军的电报，说蒋要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去打张宗昌。只是到了这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二、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亦感到蒋介石将要进入南京，危害二、六军，才决定派第四军、第十一军支援二、六军，防备蒋介石进入南京。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程潜离开南京后，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被蒋介石收买，二、六军在蒋介石连续三道电令与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四月七、八两日离开南京。蒋介石不但已进入南京，并且指使流氓捣毁了国民党省、市党部，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在南京得手之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公开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接着、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何应钦等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也开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第一次大革命即遭到严重挫折。从一九二六年底开始的，包括林伯渠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因为缺乏经验，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加上一些同盟者的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最后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从此，林伯渠的生活和斗争，也就走上更加险峻的道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出现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广大群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讨平蒋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接连发出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开始时，国共两党中央（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想继续执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东进计划，协同第二、六两军和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乘蒋介石在南京立足未稳，重新占领南京，先除掉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然后再继续进行北伐。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反对。罗易认为“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都必须首先“巩固基地”①。他既反对东征，也反对立即继续北伐，主张应先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把武汉政府的影响扩大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加伦则从军事方面考虑，他认为：汉口到南京之间的距离，等于上海到南京的四倍，而且上海与南京之间又有铁路，蒋介石运兵至南京要比武汉快的多，东征并不会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顺利；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奉系军阀，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因此，武汉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继续北伐。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提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提出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冯玉祥建立紧密而有效的合作”，首先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立即占领河南南部地区，调已撤出浦口的二、六军“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以巩固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革命基地”②——①《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５页。②《罗易赴华使命》，第１７６页。四月十八日，由于张学良率十余万奉军越过郑州，沿京汉铁路南进，二、六军在鲁军张宗昌进攻下，已撤离浦口，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放弃东征计划，举行“第二次北伐”，即首先协同冯玉祥、阎锡山把奉系张作霖赶回东北，占领京津，然后再解决蒋介石所谓东南的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都赞成这个计划。随后，中共中央也撤消了十六日决议，转而赞成举行“第二次北伐”。林伯渠本来是积极主张东征的，现在既然国共两党中央都已决定停止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他当然也只好服从。那时人们都对冯玉祥寄予比较大的希望。林伯渠当时也想先举行北伐，打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联系，或许可以更加壮大反蒋的力量，有利于将来的反蒋斗争。所以，一当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北伐的胜利。四月十九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由张发奎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独立师和唐生智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等部队组成新的北伐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开赴河南前线。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从此以后，也就特别繁忙起来。他经常为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和军委日常工作而忙到深夜。这时，邓演达已去河南，后方的政治工作委托郭沫若代理，他还要协助郭沫若接待从上海及东南各省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四一二”政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封锁与破坏，武汉在经济、外交方面越来越困难。长江航运锐减，资金外流，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财政极度困难。不少工厂停产歇业，失业工人增至三十多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稳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上层分子与军事将领，四月二十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了“战略退却”的主张。他说：所谓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是于工人自身也有相当的好处。①——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０日。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的具体办法是：（一）政府与工会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中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反革命纪律的工人；（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且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四）政府应尽可能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的价格；（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①——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５日。汪精卫、陈独秀完全赞同鲍罗廷的主张。汪精卫还提出一项包括“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外人的商业”、“由外交部接洽太古、怡和公司”、“由交通部接洽招商、三北公司”和“集中现金”等为主要内容的四条十款的退却计划，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由于前些时候湖南收回了长沙和岳州的海关，没收美孚公司煤油实行公卖，江西的金融也很混乱，就在讨论采纳鲍罗廷提出的“退却策略”的过程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林伯渠、陈其瑗为中央特派员，分别赴湖南和江西“说明中央外交策略”。林伯渠受命之后，经与在武汉的夏曦、谭平山和陈独秀商谈，于四月二十七日抵达长沙。他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即向国民党省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第二天，他又在省党部连续开了两次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方针，了解湖南民众运动的情况。林伯渠这次到湘，虽然只停留两天，却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支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心。林伯渠回到武汉，除口头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以外，还专门就外交策略和农民土地问题写了两个书面报告，极力为湖南民众的革命行动辩护。他说：有许多事，确实是须立刻解决，“他们等不及中央的命令就自己处理了。例如，英、美、日各国侨民奉到他们领事的命令，全体离湘，所遗下的公司、行栈、教堂、学校等，只好暂由湖南交涉员设法保护。再如外商退出之后，美孚、亚细亚等洋行一律封闭，而湖南当地又深有使用煤油之需要，所以各团体就发起组织煤油公卖委员会，预备自行处置”①。对未离湘之外国商人并未加干涉，如现在湘之德人“仍经商如故”；即使对已退出之英、美、日籍商人的财产物件等，“亦保存无损”②。他还明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湖南自“五四”以后，民气勃发，素称激昂，中央在允许外商复业时，不要对民情“抑之过甚”③——①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２日。林伯渠在报告中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必须迅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他说：土地成为问题，不是今日始，其在历史上，久已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如自汉以还，荀悦、董仲舒、陆贽、苏恂、黄宗羲之流，或主张均田，或主张恢复井田，或主张限田，意见虽各不同，要皆对于当日封建势力，所赖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满则一。土地问题时至今日，遂成为政治之中心问题。非复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已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盖自鼎革以还，湖南农民几无日不在帝国主义及其直接间接所雇佣之恶势力下，保延残喘。军阀暴敛横征，土豪重利苛刻、竞相掠夺，层出不穷。一面生产减少，一面负累增加，是农民之困苦日深，则作求解放之心理当然益切。自我革命收复湖南后，一般农运同志，尚遵照联会决议，皆在减租减息上宣传，以为土地问题，或须稍待，殊不知理想洽与事实相反，而土地问题，竟由各地农民热烈的，自动提出，其比较普通之处置办法，可分次之五类：（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长沙附近之霞凝镇农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迨县农民协会派人前往说明，始停止继续分配。此外，湘潭醴陵县，亦类有此事发生。（二）曰平均佃权。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例不胜举。（原编者按：平均佃权系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三）曰清丈田亩。（四）曰插标占田。如在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皆有此项举动。（五）曰分谷。此举亦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以上是农民直接提出之问题，若夫一般间接举动，有关土地问题者，则随时发现，殆更仆难数。①——①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２７年６月）。在五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林伯渠在口头汇报中，还列举了宝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例子，说：“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①。林伯渠在汇报时还指出，“湖南的土地问题，是一切困难事件的根本原因”②，如果不解决，不但农民的个人生计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亦将无法维持，财政困难也没有办法克服。湖南民众已镇压的四、五十个土豪劣绅，“办得不冤”③——①②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当时论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论证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势不可挡的却不多见。这不仅表明了林伯渠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立场，而且生动地记述了湖南农民在推倒绅权之后，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历程。如果把林伯渠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和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以及鲍罗廷、陈独秀作一比较，那么就更显出它之可贵了。在林伯渠此次去湖南前后，武汉土地委员会正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曾连续开了十几次会议，国共两党的大部分负责人，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一些军队的将领都参加了讨论。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后，也出席过土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对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解决，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土地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毛泽东、邓演达及出席会议的夏曦、彭泽湘、林伯渠等，都坚决主张应从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例如，顾孟余说：“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将扰乱，耕种停顿，发生饥馑”；“在河南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北伐士兵粮食的供给，恐要断绝”①。徐谦也说：“这个草案（指毛泽东等提出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引者注）所提出的问题……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②唐生智所属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则说：“土地没收后，归到政府或党部，必起纠纷，如归到农民协会，则纠纷更大。”他还说“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若没收他们的土地，必将“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③。汪精卫虽然没有象这几个人说的露骨，表面上似乎还是赞成“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上他也是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如说：“必先问是否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是的，就应该根据客观事实，看是否已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则再定其他办法”④。他还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以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⑤——①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②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３日。③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④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⑤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作为共产党人的鲍罗廷与陈独秀，与上述这些人的说法有所不同，而实际上也都反对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鲍罗廷说：“目前的困难，不在于讨论没收大地主及保护小地主这一点，困难却在于避免因此问题所发生的不好影响……故目前首先要实现以前所议决的地方自治”，只有成立了“农村自治机关”，“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①。陈独秀基本上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他说：“现在在革命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各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行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他还说：“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原则，但“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当前首先还是促进“农村自治之实现”，“订立土地改良法案”②。这就是说，农民土地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方案也可以制订，但不是马上解决和实行——①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６日。②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因为有许多人反对，同时又考虑到全国的政治环境和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状况，后来，毛泽东、邓演达等人，又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最关键的一条，改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①。但是，将这一草案及《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公布时，仍遭到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例如，谭延闿就说：“没收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一概归公，政府还可以有笔收入”②。他不但反对通过和公布《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甚至连《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也——①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９日。不同意公布。他说：“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慰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①。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说：“土地问题的影响面大而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词可借。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决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②。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汪精卫曾一度主张通过但不公布；有的地方如可以实行，则秘密通知该省党部试办。但听了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意见之后，他也改变了主意而反对通过——①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日。因邓演达等人仍坚持应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会议只好付表决。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共十一人，即汪精卫、谭延闿、王法勤、孙科、林祖涵、徐谦、宋庆龄、吴玉章、陈公博、陈友仁和邓演达，表决的结果，赞成通过的只有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三人。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开了十几次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讨论而制定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就被否决了。而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也竟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对林伯渠的思想冲击很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他对陈独秀、鲍罗廷所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也产生了更大的疑虑。汪精卫、谭延闿等借口稳定局势，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使局势有任何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五月初，首先是张联升在鄂北自称襄樊镇守使，驱逐共产党，捣毁党部，扣留送给冯玉祥的军火及其押送人员。接着，四川杨森同驻鄂西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暗中勾结，通电拥蒋，率兵东下，相继占领宜昌、沙市，进至新堤、仙桃镇一线。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公开叛变，率部突然出现在咸宁纸坊，配合杨森部袭击武汉。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留守在长沙的许克祥部，又举行了“马日事变”，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在江西亦借口军中不稳，将在第三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并禁止群众集会。在这些反动军官相继叛变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加猖獗，各县连续发生了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与革命群众的事件。后来，夏斗寅的叛乱，虽然被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由武汉军校与农讲所学生所组成的独立师所打败，杨森的进攻，也被新从皖西调回的第二军和重新组建的第六军击退，但总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林伯渠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军官叛乱的斗争，当时许多有关军情的电报，都是经他报告给国民党中央的。他还参与了有关军队调动和组织武汉工人准备抵抗夏斗寅的工作。夏斗寅等的叛乱，使林伯渠进一步“感到军队很重要”①，这时他还参加了第六军的重建工作。六军原有三个师，第十八师，北伐开始时留在广东，早已脱离建制；第十七师，因蒋介石收买了杨杰，还在“四一二”前就已名存实亡；第十九师，四一二政变后，因程潜秘密潜往采石矶，打算把它调回武汉，事不机密，被蒋介石发觉，也于四月二十九日被蒋全部缴械。这样，第六军除了在九江还保留部分部队以外，就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拆散或者消灭了。为此，程潜从采石矶逃至湖口时，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纠正蒋介石的反叛，反被蒋把部队拆散，“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②后因国民党中央去电慰留，他才回到武汉，重新组建第六军。为了协助程潜重组第六军，林伯渠曾多次接见从南京方面逃回来的原六军干部，调配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①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据李世璋回忆，在重组六军时，林伯渠与程潜在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处，曾和陈独秀进行过一次密谈，商量如何把六军培养成工农革命武装，选派中下级指挥人员送往苏联海参崴进行培训等问题。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曾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①。林伯渠想组织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同稍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是一致的——①《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３１页。“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或者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①；“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②；“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③，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批驳他们。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④——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④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但是，北伐军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蒋介石一方。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自河南回到武汉后日益反动，汪精卫集团开始酝酿“分共”，邓演达秘密出走，中共中央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又作出东征讨蒋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将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调至九江及南浔路一带，但是这时的东征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林伯渠再也不愿为这些军阀政客互相争夺卖力，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东征的第四天（六月三十日），他便以“脑病触发”，向国民党军委主席团提出“请假休养”，决心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道扬镳。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据吴玉章回忆，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这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①。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①《林伯渠自传》参加南昌起义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后，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的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分析了张发奎的态度，认为他已日益右倾，与他合作回广东，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军包围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①。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瞿秋白也完全赞同李立三的主张，并于七月二十一日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来个人。②——①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８页。②《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３—５４页。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因此，当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江诸同志意见时，中央即表示赞成他们的主张。同时，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开组织暴动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等蝟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议恽代英等火速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接应准备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①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②——①章伯钧：《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研究》，第１３０页。②姜治方：《集邮六十年》，《湘江文艺》，１９７９年第８期至１９８０年第６期。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①。“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①南昌《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委员会均任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①。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军队。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三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①黄霖：《从武汉到汕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８—６９页。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派采取没收和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进。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没收征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规模没收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①，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①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４０页。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①——①《广东文史资料》第２９集。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父亲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有限的时间里，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己是不能随便上街的。”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失败后秘寄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戚身份来联系的。”①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②——①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广州日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１日。②《林伯渠自传》。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在苏联的日子里林伯渠抵达莫斯科，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夏秋之交。在这里，他很快遇见了亲密战友吴玉章。吴是上年末与刘伯承等到莫斯科的。他们在列宁的故乡重逢，格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两人一同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吃同住，开始了难忘的学习生活。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的，苏联人叫孙逸仙大学，设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当林伯渠入校时，学校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米夫。学校有个中国问题研究院，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基本问题，总结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研究工作分两大部门，一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等；一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有关的最紧迫的问题。当时，苏联的党和人民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盘集体化而斗争的同时，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胜利的问题，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围绕着谁对中国革命失败负责和中国的出路何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林伯渠在研究院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参考书籍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努力研究中国革命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和吴玉章合作写成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题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批判了卡尔·拉狄克关于中国社会的谬论。卡尔·拉狄克是前中山大学校长，由于他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一九二七年底被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并撤销了校长职务。他曾写过一本《中国革命运动史》①，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封建制度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曾任教于哥尼斯堡大学。除曾去但，但由于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因此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林伯渠与吴玉章不赞同这种观点，决定著文驳斥。于是，他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②——①上海新宙书店１９２９年出版。②《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８８页。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不是封建诸侯时代的地主，而是货币经济时代豪绅、商人、官僚等财产资本的地主，是高利贷变相的地主。”由于“官僚地主愈富则需要奢侈品日多，商业也要繁盛起来，商业资本又要大大地积累”。但是，“商业资本受了封建势力的反动政治的压迫，行旅毫无保障，多财反觉危险，所谓‘怀璧其罪’，因此使积累的资本不能投到工商业。恰好因中国土地可以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于是资本就投到土地上面来，变成固定的自然的财产资本，使货币资本失去了很大的作用，回转到封建经济、自足经济。”他们继续写道：“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保障了中国的封建的家族社会与地主阶级政治。而封建的家族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又转过来束缚了经济，因果相循，就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财产资本的土地经济制度，是阻碍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封建余孽不仅存在，而且还有非常顽固的势力。”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可。”“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一九二九年二月，林伯渠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特别班。同在该班学习的，还有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叶剑英、夏曦、江浩、李文宜等人。他们比一般学员的年纪为大，同志们混称他们为“老头班”。这些“老头”都是受过较多教育，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战士，因此学校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适当地减少俄语课时；配备水平更高、更老练的教师；又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导人，回国后还得继续肩负领导工作，因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林伯渠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为了加深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学习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他还经常同李立三等去听工人运动专题课。在学习中，他认真听讲，作笔记，答好课堂提问，积极完成作业。为了能直接听取俄籍教师讲课和阅读原著，他起早睡晚，坚韧不拔地攻读俄文。他按照对普通班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用“快速学习法”，投身于紧张的阅读俄文报纸、散文和俄语语法的学习，因而较快地掌握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俄语词汇，大大方便了看书、听课和查阅图书资料。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时，林伯渠特别注意理论上的思考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他经常和“老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疑难问题。平时，他好安静，独自攻读，潜心钻研，在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讨论重要原则问题时，他积极发言，声若洪钟，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他非常关心年轻的中国同志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经常去看望徐特立老师，同时也去拜访林伯渠。每次，林、徐都热情和她谈心，解释疑难问题，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当一些中国学生向林伯渠请教有关中国革命问题时，他不厌其烦地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模糊认识，鼓舞革命信心，并谆谆告诫他们：外国的事情复杂，最好不要插手；要多多联系国内问题，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一些同志回忆与林伯渠相处的这段生活时，都说“他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奋”；“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搭界。”①——①吴黎平：《深切怀念林伯渠同志》，《人文杂志》，１９８０年第４期。一九三○年春，林伯渠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参加工人、农民的会议，倾听他们对苏联经济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感受写在日记里。这一参观活动，进行了三个月。在总结参观收获时，他滔滔不绝，深感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更加生动地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林伯渠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党性。一九二九年秋，苏联共产党开展了清党活动。共产主义大学也进行了清党，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林伯渠后来在追述自己的感受时说：“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党清党的时期，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①——①《林伯渠自传》（原稿）。一九三○年夏，林伯渠被派去海参崴工作。当时，在海参崴地区约有十万名中国人。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中国青年工人中加强培养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先后被派去工作。关于林伯渠在党校的工作情况，当时的教务主任兼列宁主义教员陈大刚（即张锡畴），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写的《回忆林伯渠同志》①一文中，作了翔实的介绍、他说：——①在接受访问后写的，系未刊稿。（林伯渠）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勇挑重担，既教书又教人，诲人不倦。他教的主要是中国语文。鉴于学生语文水平参差不齐，他分几个进度进行教学，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反复地不厌其烦地结合着课文的政治内容去讲解，直到学生完全了解为止。他还抽空到班里去进行辅导。有时学生也直接到宿舍去找他质疑。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学生的成绩也比较好。……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室，宣传中国革命。当时，当地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但对中国的情况却知之不多。这种情况，在党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也同样存在。为了加强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在吴玉章、林伯渠、杨松等人的倡议和参加下，学校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那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图书和资料，还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地图和图表，定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会、座谈会等等。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便是我们经常的主讲人。这些活动加强了人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使中国问题研究室成为学校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协助党委书记工作。苏联办这种类型的中国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按苏联的体制，学校的党、政是分开的。行政负责人不兼党委书记，但必须是党委成员。党校当时的党委书记，通常是从学生的骨干中挑选的。为了加强党委的工作，我们常固定一位教师协助党委书记。有段时间，林伯渠就担任了这一工作。他责任心强，党性强，坚持原则，常同脱离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倾向的人和事作斗争。他除协助党委书记安排日常工作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如去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参加某些大型的中国工人集会和娱乐活动。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的同志了解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扫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难时，深感扫盲工作的迫切性和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这时，苏联负责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进行扫盲。于是林伯渠和吴玉章便和一些苏联语言专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①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并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方案加以改进。之后，便用拉丁化中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扫盲；对每个中国干部进行拉丁化中文考试。这些措施，对在中国工人中的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①瞿秋白是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首创者，主张中国的文字改革必须是革命，著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和《新中国文草案》。林伯渠在党校时与吴玉章同住一间房。他们议论时局，研讨问题，互相切磋，彼此照顾，了解至深。有一次，有人利用吴玉章在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中的某些提法，向远东边区党委告状，说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远东边区党委要党组织讨论给予他处分时，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给予警告。林伯渠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他在发言中说，党组织处分同志的目的，是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地改正，就不必给予处分了，只需作一个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行了。结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并嘉许吴玉章是党员的模范。林伯渠在海参崴时，苏联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党校还没有自己的食堂，林伯渠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到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用膳，他只是在非常需要时，才到中国餐馆去吃一顿便饭，算是改善一下生活。他也和其他置身异国的同志一样，惦记着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关怀儿女们的成长，在工作之暇的言谈中，多次地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准备把妻儿接去海参崴，但由于妻子办理护照找不到保人，加上中东铁路事件尚未了结，“九·一八”事变又已发生，中苏海运不通，愿望未能实现。伍复明在上海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秉益、秉琪）回到湖南乡下，二女儿带着妹妹秉佑去南京，求人谋了个小职员，姐妹俩相依为命。林伯渠思念着他们，但为了革命，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着。在学习上，他除了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继续学习俄语。为了满足他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党校还从远东国立大学中文系物色了一名学生，来单独给他上课。这一学习，他一直坚持到离校时为止。林伯渠在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工作期间，国内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工农红军连续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发展。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便急于回国参加斗争。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借去南俄养病的机会，专程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派他回国。批准后，他迅速返回海参崴，交代好工作，即离开苏联。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回国有三条途径：一条是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这条路很安全；第二条是越过东北中苏两国边界，由于中国边防管理不太严，我们的同志可以在夜间潜入国内，这条路也算比较安全；第三条是从海参崴直接到上海，这比较危险，因为是坐苏联船，而且是从苏联来到上海。林泊渠“明知非常危险”①，但他急革命工作之所急，为了争取时间，毅然“从海参崴搭舰回沪”②。他“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③——①②③《林伯渠自传》。他是扮成水手模样，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到上海的。上岸以后，忽然有几个人走来围住他，一个说他是从苏俄来的，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他有点吃惊，以为被发觉了。幸好，这些人并非特务，只不过是一群讹诈勒索的流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与纠缠，尽其所有给了那伙流氓，换了个安全脱身。林伯渠到上海后，住在西摩路党中央一个招待所的亭子间里。这时，临时中央已迁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组织部长杨天生（黄玠然），把决定他去中央苏区的意见告诉了他，要他不要随便出去，就在招待所里等船票，做好起程的准备。后来，中央局交通部主任刘作抚送来了船票，并护送他上船。他取道广东汕头，再经过大埔、茶阳和福建永定到了苏区的边境。在进入苏区时，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犹豫、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终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抵达了渴望已久的中央苏区为革命理财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肩负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的重任。当时，敌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虽已被粉碎，但仍对苏区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封锁，加上党内的“左”倾错误，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面临严重困难。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去专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正式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训令指出：“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①。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林伯渠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为副部长——①《人民委员会训令》第１０号，《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５月８日。林伯渠到职后，在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中，首先抓了粮食问题。因为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受敌人抢劫和烧毁，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和根据地群众都迫切需要大量粮食。他认为，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多种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①。他除了关心、促进农业生产和纠正过去忽视粮食工作的错误观点以外，国民经济部成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第一号训令。一方面要求粮食调剂局从粮食较富裕的地区多采购一些谷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和妇女会的代表参加，展开讨论，以便采取说服、鼓励、竞赛等方式，发动群众在最近两个多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子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在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粮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①《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１号，《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０日。在安排好解决青黄不接的粮荒工作以后，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转移到夏收以后的粮食工作上。当时，田野里碧绿的稻浪，随着熏风的吹拂，很快就要变成金黄的穗浪了，两个月之后，新谷即将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苏区的粮食本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若没有全盘的、周密的计划，那就容易造成粮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秋收后谷物跌至六、七角钱一担，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奸商、地主乘机操纵，将大批谷物偷运出境，或者大量囤积，待价而沽。有鉴于此，他于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国民经济部第二号训令①，将此情况告诉人民群众，并且指出，为了充实红军供给，保障后方民食，我们必须开展储粮运动——①《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６月４日。如何开展储粮工作呢？林伯渠着重提出了两条措施。第一，“倡办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农村中的其他劳苦群众的股份（用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的。秋收后社员需钱用时，可将粮食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储存一部分，以供来年社员的急需；其余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较高的地方出卖或者出口（到白区）。这样不断籴进粜出，既可扩大资金，又可使社员获得盈余。开办粮食合作社，可使苏区的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从而保障民食，免受剥削之苦。训令要求务须在每一乡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第二条是“建造谷仓”。林伯渠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公家将有很多的谷子要在各区、乡保存，如今年的土地税，决定征收谷子。红军的公谷，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都准备了很多的现款在秋收后来收买粮食……还有粮食合作社，也有不少的谷子。总共这些谷子，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要把它集中于一处，是万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保存谷子，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他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帮助并催促各区、乡政府，调查旧有谷仓，加以修葺。在还没有公共的谷仓的乡，要建造谷仓一处，至少以能容纳三百石谷子为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负责），以供粮食合作社之用。在每区要建造谷仓数处，每区谷仓容纳谷子的数量，要以规定该县储积粮食的总数量为标准，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会同财政部，按照该县区数之多少估计建设各区谷仓的数目。”他还周密地考虑到，安置谷仓，须觅有掩蔽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随后，又领导建立了谷仓管理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谷仓管理规则。由于政策正确，措施适当，又发动了群众，上下一起努力，到这年八月间，兴国、瑞金等县都建立了一批粮食合作社，仅兴国就有八十三个，瑞金壬田区有十二个。这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比上年增产一成半。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生产，均起了重大作用。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人民委员会于七月间决定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号召。翌日，林伯渠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十五日大会发言，就开展经济建设竞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日，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筹款、加强新区和边沿地区的工作、培养干部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的开展。紧接这次大会之后，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部十一县（有三个县因故未能参加）在博生县（宁都）也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两次大会的召开，大大地调动了各县的积极性，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在整个中央苏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同时，林伯渠受命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①，原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因自己错误造成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反而嗔怪邓子恢对克服困难没有办法。他们的批评是不客观的。本来，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时候，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唯一正确的财政方针。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死啃教条，认为这种方法不正规、不光彩。他们不待时机成熟，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第二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他们批评邓子恢的财政收入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思是说，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这一来，财政部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并且“日益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从而使财政重担全部落到根据地人民身上。然而，“当纸币发行达二百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而影响了前方需要时，就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②——①１９３４年初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后，专任财政部长。②曹菊如回忆，转引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１１６９页。在这极其困难的年月里，林伯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物资供应，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毛泽东认为，在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①。林伯渠领导财政部，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首先，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确定副部长邓子恢兼管这一工作，并在地方和部队设立下属机构；提出向白区和苏区的地主、富农筹款六百万元的任务，规定在筹款中“对于地主富农要有分别，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②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征发没收工作——①《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９月３日。②《中央财政部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其次，适当控制纸币的发行。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至于财政上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林伯渠为了稳定金融，在《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中规定，“国家银行应于九月起，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①，以便于掌握货币发行政策——①《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５日。第三，充实干部力量，整顿机关作风。对财政部所属的公债局、税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单位，增加工作人员，减少兼职，整顿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帮助政府和部队的后方机关建立和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开展节约开支、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并且亲自主持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揭发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切实予以克服。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一九三三年最后几个月财政困难情况有所缓和。一九三四年一月，林伯渠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大会原安排他在二十九日下午作苏维埃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后来主席团突然获悉蒋介石已经调兵遣将，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即决定先由毛泽东作紧急动员报告，并将会期缩短五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扩大红军、实行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作好运输救护工作、搞好经济建设等项要求和措施，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毛泽东报告后，林伯渠接着报告经济建设问题。他首先回顾了两年来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就，指出：工业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一般恢复到了武装起义前的数量，农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建立了对外贸易机构，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打破敌人封锁的工作，改善了苏区内部的市场供应，粮食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发展了粮食合作社，动员群众收集了粮食。在谈到经济建设的意义时，他说：苏区的经济建设，既能“造成将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势与前提”，又是当前“工农群众争取解放的重要条件”。现在的“经济建设工作必须和战争动员联系起来，反对任何把经济建设与战争动员对立的观点，及一切‘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加强经济建设机关的领导，坚决打击一切对经济建设阴谋破坏及消极怠工分子”。对于当前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应着重抓什么的问题，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尽量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市场，开展合作社运动，集中资本，巩固苏维埃金融，特别是收集粮食运动，在目前更要加紧去进行”①——①《红色中华》，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他在这里强调粮食收集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既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同时也对后来的财经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九三四年初至十月间，“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他们只从需要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盲目地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强调“正规战”，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不能到外线作战和筹粮筹款，这样就造成财源枯竭和粮食困难，因此，解决红军吃饭问题，就成了财政部门艰巨的任务。中央曾经决定：“土地税完全收谷子，不准折谷交钱，公债也须以收谷子为原则，使能充分保障红军给养”①。林伯渠领导财政部遵照这一指示，把推销公债、征集土地税，甚至节省运动，统统转移到粮食的轨道上来。他核定了各地应交土地税谷子的数量，规定了公债折谷的价格，并组织干部配合有关部门有效地督促各地交纳。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到三月下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地）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②。在中央苏区军事、财政等方面越来越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联想到来苏区以后的亲身经历，感到“左”倾机会主义者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吴亮平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当然，他也不起来公开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坚决拥护。执行还是执行，但他对同志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一不搞阴谋诡计，二不走极端，总是维护党的利益”③——①《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供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３日。②《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初步总结》，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６日。③吴亮平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５月８日。同时，林伯渠也不惧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他经常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他走入一个老百姓的家，进屋即闻到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缺盐问题和解决的意见。毛泽东支持他的意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普遍地开展起来，暂时解决了群众的缺盐之苦。他爱护干部，及时地指导他们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财贸训练班的学员姚名昆，被派往赣县江口，筹办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并任局长。他带去会计、出纳、采购、保管各一人，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帮助下，选了一家大店堂，雇了几个帮工，招牌一挂，爆竹一响，就开张了。他们原指望开张鸿发，生意兴隆，可是一连三个圩期，都生意清淡，眼看无法开展营业。姚名昆着急了，跑回瑞金，找林伯渠汇报。林伯渠见他思想包袱很重，就边安慰边开导他说：“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与白区商人主动‘搭桥牵线’，做争取他们的工作，这是关键”①。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对外贸易的意义，鼓励姚名昆做好工作。他听说姚名昆有亲属住在赣州，还特地叮嘱他要改个名字，以免连累亲属。姚名昆听了，愧感交集，信心倍增，回到分局，改名姚玉生，传达了林伯渠的指示，与同志们一起研究。他们收起招牌，关上店门，五个人穿起长袍，戴上礼帽，肩起钱搭，雇了脚客，扮成阔商派头，分头到储潭、大湖江、沙石埠、茅店等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主动同偷着与苏区作生意的白区商人搭桥牵线。于是，一笔笔生意在酒桌上拍板，业务大大发展了，一连几个月，营业额月月成倍增加——①姚名昆：《红色贸易》，《赣南文艺》，１９８２年第１期。林伯渠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经费的号召，他除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予以响应外，还同年轻战士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行政费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①。林伯渠在中央苏区一年半，广泛地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财政开支，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②——①《中央财政部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红色中华》，Ｉ９３４年４月１３日。②《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１９３５年１月８日长征路上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红军迭次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先后派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闭（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领导的湘赣红六军团前往湘西同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十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也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向湘西转移。中央决定离开苏区时，确定项英、何叔衡、瞿秋白、陈毅、邓子恢等留下坚持斗争，林伯渠随军出发。临行前，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竞夕谈。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①——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３页。当时，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结婚的夫人范乐春，正在做月子，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她的心里非常难受。林伯渠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又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能离开你们呢！”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就能开展工作。”并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①。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她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后来，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新湘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林伯渠和范乐春才生下二十几天的儿子，在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时，范乐春将他和邓子恢的儿子（生下十几天）分别托给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后来，林的小儿因范的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夫死改嫁，遂被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由洛口卖到漳埠，复由漳埠卖到靖石，再由靖石人卖到洛口之下洛赖平旺夫妇家中，取名赖平亚。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平亚找到武汉。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平亚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邓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另外，邓子恢当时还不知平亚被卖的经过，对范乐春将亲生儿子交外人抚养，而却将别人的儿子交其堂嫂抚养，也多少还有几分疑惑。因此，邓子恢便托杨立三把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给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长征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林伯渠被编在中央纵队，又名“红章”纵队。当时中央机关和后勤部门都编在这个纵队，共有一万多人。在长征的过程中，林伯渠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一起，经过千难万险，进行了艰苦的行军，同时他还担负着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的职务，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因为到了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过章水的第二天，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①，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①这里所说“城市”，主要是指一些县城。长征途中，林伯渠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经常是每到一地，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的问题。十一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和潇水，进至湘江东岸，随后，经过一周的激战，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红军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仍然保持着庞大的中央机关，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带着大批辎重，迫使红军不得不作甬道式的前进。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不足四万人了。接着，部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这里山高路陡，桂系军阀胁迫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但行军日益艰难，部队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由于这一带多是苗族、壮族居住的地区，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①一次，他和部属一起去筹粮，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①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打开湖南通道县城，十四日占领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进军黔北，在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会上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将中央纵队（红章）与军委纵队（红星）合并。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方面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又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林伯渠热诚地拥护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中央红军在遵义得到暂时喘息的时间，这里物资比较丰富，红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补充，但林伯渠的工作这时却更加繁忙了。进入遵义城的第二天，他就派总供给部杨志诚随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一军团从事没收与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这时军委规定，各部队按规定的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自己部队一个月的食用以外，其他都要上报“没委”统一处置。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当时总没委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各种物资和一些现款分到有关单位。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它附近的桐梓等县城的商业也比较发达。林伯渠在进行没收和征发的工作中，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对城市的没收征发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要乱贴“空条子”；凡没收征发的事，均须经过没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向商人捐款一定要极端审慎，没有明显证明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对于商人兼地主的，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没收其商店。如果不没收其部分财产，采用罚款更有利时，其部分财产也可以暂时不没收，对于反动统治下的保甲长及在反动机关任职的普通分子，应根据其阶级成分及群众对他痛恨的程度，而决定是否没收，不能一般的认为凡是保甲长便是反革命，而立即没收其财产。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二月二十日，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