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本人更是时而受到别人算计，据他自己讲，自从他当上特务处长，就有人反对他，经常有人到蒋介石那里告"御状"。一次，李士珍搜集整理了戴笠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任缉私署署长期间亏空公款两千万元；擅自扩大忠义救国军，居心叵测；纵容部属违法乱纪，干涉行政；利用手中权力贩毒走私；以及霸占、奸淫妇女，等等。蒋介石看罢大怒，立刻传见戴笠。戴笠到达后，在候见室还没坐下，蒋介石就满脸怒气地走进来，大声吼道："你干的好事!我平时信任你，你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你自己看吧!"说着，劈面将控告信摔给戴笠。戴笠见雷霆震怒，不敢多言，只好战战兢兢地捡起状纸，哽咽着说："校长息怒，待学生仔细看后，再报告校长。"说罢，倒退着走出候见室。回到戴公馆，他越看越吃惊，想不到自己死心塌地地效忠蒋介石，仍然有人算计他，而蒋介石竟为此而发万钧之怒。没有办法，只好秘密约集几个心腹，写出了一份"答辩状"，将十大罪状一一驳去，上呈蒋介石。戴笠的恶名连美国人都知道。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在来华与军统局商洽中美情报合作前，曾到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部寻找戴笠的有关档案，所得到的情况，都把戴笠写成一个声名狼藉的杀人狂，甚至有的说他曾经两次想杀害自己的母亲。被称为蓝衣社的军统局，被形容成如盖世太保一样的恐怖组织。1945年，魏德迈返回美国时说："戴笠将军是一个名声很臭的人物。我反对让我的部下以及美国军人跟这样的一种人在一起共事。"这些反对，是戴笠本人难以招架的。良雄《戴笠传》写道："戴氏自担任特种工作后，可说一直处于两面作战境地。一面与有形敌人。周旋于各种战场，一面与无形敌人，周旋于不同的政治场合。后者对戴氏而言，是比之流汗流血，更为痛苦。"但是，所有这些反对，都无法改变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无论各方多么强烈地反对，一碰到"蒋委员长"这强大的保护伞，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尽管每次国民党中央全会都有人反对戴笠，反对军统局，但戴笠的权势却越来越大，军统局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因为，蒋介石需要特务，更需要特务的头子戴笠。1946年1月，政协会议期间，蒋介石特地找戴笠，告诉他政府要改组，各党各派均要参加，军统局要取消。但指示他，自己研究一办法，他不负责，但要能实际控制这个机关。就是说，特工大权无论如何也要戴笠掌握。对这一点，戴笠也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忠实地为蒋介石卖命，就决不会有什么问题。1943年，戴笠给部下的手令写道："故在今日，无论各方对吾人如何评论，如何攻击，有何阴谋，吾人均应置若罔闻，视若无事……今日工作是否需要特种工作?今后中国特种工作是否需要吾人来干?一切听命于领袖耳。"1946年3月10日在北平的演讲中，戴笠追述了以前几次有人要"打倒"他，而为蒋介石所保护的事，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可谓深得其中关窍。第六部分 3.威权赫赫（1）1945年冬的一天，天气特别寒冷，西北风像鞭子一样，不停地在胶东大地上抽打着。"来了，你听！"青岛机场上，当地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翘首等得不耐烦时，一个耳朵尖的人突然喊道。人们仔细一听，果然天空中传来引擎声。一架专机由远而近，由高而低，终于降落在机场上。"院长辛苦了!""院长好！"要员们依次趋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问候，一边递上名片，忙着握手。他们知道，宋子文飞北平路过青岛，只停留十分钟，所以都想留下一点好印象，以为后来的晋身之阶。但宋子文却无暇多顾，只是与大家点点头，收下名片揣入大衣口袋，就同青岛市市长谈起来。大家颇有些失望：走吧?不行；不走吧?宋院长又不搭理自己。正在这时，他们发现飞机上走下来一个人，身穿大衣，礼帽紧紧地压在眉毛上，两只手插在衣兜里，神秘地从人群中拉过军统局山东站站长王崇五，到一边小声地交谈起来。"他是谁?"这个人的神秘样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人问道。"他是谁?"有知道的人似乎觉得你连这个人都不知道是谁，真不应该："他就是委员长的大红人，大名鼎鼎的戴笠戴雨农。""啊！"许多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这就是戴笠!不由得"刷"地一下，把目光都投了过去，盯视着这个威权赫赫的人物。一会儿，宋子文、戴笠等人登上飞机走了，人们呼啦一下子围上王崇五，问长问短，想探听些内幕消息。原来，这正是戴笠利用自己的威权帮王崇五创造条件。王崇五身为军统局山东站站长，却不为当地党政军要人重视，故工作很难开展。而戴笠其时不仅是军统局代理局长，且身负"肃奸"大任，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权势炙手可热。他与王崇五一席话，虽然别人不知道谈的什么，但见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谁也不顾，只与王一个人交谈，可见交情非浅。一时间，王崇五身价倍增，工作顺利了好多。后来，戴笠因事到青岛，特到青岛市市长家拜访，送给市长夫人一块衣料。堂堂的青岛市市长，竟然感到受宠若惊，对军统局在山东的工作，无不全力予以支持。按理，军统局只是一个军事情报机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戴笠仅为一少将副局长，似不至于有如此炙手威权的。但由于蒋介石对戴笠的特殊信任，将许多既非情报，亦非安全的事交由戴笠办理，从此使戴笠的权力不只限于情报和安全，而且延伸到交通、财政、邮检、航检、兵工警卫等各个系统。而这些系统又都是战时的要害，难怪戴笠的权势如此之大了。首先是交通检查系统。1940年，蒋介石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以何应钦为局长。运输统制局下设监察处，初以曾养甫任处长，后改派戴笠兼任。按照1941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全国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分两类：一是运输检查，一是货运检查。运输检查包括军事运输、交通违章、人事检查。这是属于监察处负责的。戴笠受命后，建议设立了一个交通警备司令部，保荐部下陈质平为司令，建立了一支交警武装，并在各地设立交通检查站所，大大增加了交通检查的威力。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提出，监察处与监察院同名，容易造成误解，请更换名称。这实际上是对戴笠的不满。但于右任乃党国元老，蒋介石拿他都没办法，戴笠只好退让。于是，监察处改为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不久，运输统制局裁撤，检查处直属于军委会。这时，戴笠的胆子更大了，他把下属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将全国分为十三条干线。若干条支线，进行管理。1945年4月，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与交通警备司令部、缉私税警合并，改为交通巡察处，仍隶属于军委会，处长由戴笠部下吉章简担任，仍受军统局指挥。其次是财政缉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支出浩繁，费用巨大，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大税。这三税又因了走私之风甚盛而收入无多。鉴于此，蒋介石决定设立统一的缉私机构，增加财政收入。1940年底，财政部设立缉私处，谁也没有想到，处长竟是与经济工作毫无关系的戴笠。原来，戴笠早就注意上了财政缉私工作。他在到各地军统基层组织视察工作时，就发现各地严重走私的情形，于是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便命他"草拟具体计划呈核"。戴笠受命后，即根据各方情况，建议设立一个统一的财政缉私机构，这便有了财政部缉私处的设立。第六部分 4.威权赫赫（2）财政部缉私处成立后，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条例》，规定，原由货运稽查部门所主管的货物检查由缉私处执掌。戴笠是个实干家，他受命后，即先电令各地军统组织输送人员，在重庆、西安、衡山设立查缉干部训练班，培训缉私人才。同时，调派部属到各地筹组各级缉私处、所。几个月后，各地筹备工作差不多了，短训班的学员也结业了，缉私工作马上开展起来。缉私工作的开展一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据说陕西省缉私工作开展一年后，其税收比未开展缉私时增加了九倍。二是扩大了戴笠的势力，仅税警武装就扩编到七个团，四个独立营，而且戴笠的特务活动范围深入经济领域，这本身就意味着蒋介石特务政治的深化。三是缉私也充裕了军统特务的"小金库"，据说，蒋介石让戴笠主持财政缉私，就有让戴笠通过这一活动，解决特务经费的问题的意思。此外，邮电检查、航空检查，原本是由中统、军统联合负责的，这时也全部纳入到戴笠的手下。更重要的职责是国统区重要城市的治安。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想过抓警察大权，抗战时期，此念未消。重庆的治安是由军统负责的。其基本机构有两个：一是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一是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这两个机构的人员、组织、活动全部由军统局主管，卫戍总司令部、警察局只是个牌子摆在那里，实际上是不管，也管不了的。其他国统区城市，有的是由军统人员直接当警察局局长，有的是由军统人员当侦缉队长，而各地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都是由军统人员控制的。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在国民党统治中，戴笠控制了水、陆、空交通检查权，进出口货物缉私权，治安大权，加上军统局特有的权力，难怪戴笠在人们的心目中如此重要了。戴笠既握有如此众多的权力，他也是很会运用这些权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使人望而生畏，在抗战时期，有这样几件事，使人们认识到，戴笠之不好惹。1940年，四川省粮食价格突然猛涨，米价高出1937年的六十倍，广大市民怨声载道，沸沸扬扬。而这一年的四川省农业并不歉收，如何能够出现粮价暴涨?情报送到戴笠的办公桌上，他感到必定事出有因。而米价涉及千家万户，不迅速查清，势必影响蒋介石在大后方的统治，戴笠乃下令成都站彻查，并派多人分头查缉。很快，事情有了头绪：原来是原成都市市长，现任大川银行董事长杨全宇操纵各方势力，大量囤积粮食，操纵粮价。此事查出后，戴笠立命封存有关粮仓，拘捕人犯。但杨全宇等人在川为宦多年，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劝戴笠不要引火烧身，得罪巨室。但戴笠既有蒋介石撑腰，此事又有理有据，恰是树威扬名的好时机，岂肯错过?于是，做出严正的姿态说："少数人囤积居奇，多数人身受其害，四川父老亦在其内。扰乱经济，严重影响抗战，我宁可得罪巨室，绝不能放弃职责!"命将人犯押送军法总监部严审，并派员参与督促，当夜判处杨全宇死刑，并很快执行。此事传出，许多人风声鹤唳，惧怕戴笠。不久，戴笠又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与翁文灏结下了怨。1940年12月29日，蒋介石邀经济部长翁文灏在蒋官邸午餐，告诉翁文灏，有人反映经济部对平价基金的运用有问题，他要派人查明，但不得影响公务。下午，戴笠即来到重庆小什字曹家巷经济部机关，面见翁文灏，说奉蒋介石令，要找经济部的十个职员到化龙桥复旦中学四联总处宿舍清理账目，并答应这些人日间到部办公，晚上要接受查询。可这些人自被特务带走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晚5时，仍然没有放回，而且不准会见客人。翁文灏对特务随便扣押工作人员的做法十分不满，当即呈文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只好下令放人，并婉言请翁留任。翁文灏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干下去。但最能看出戴笠威权的，还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被枪毙一事。1942年3月，戴笠突然收到部下报告，说已查明中信局运输处长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数额极大，应予严惩。戴笠即批：彻底查实据报。原来，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特务们发现，有个商人章德武，在仰光以大成公司的名义，购买了三千万元货物，以三十五辆汽车运送回国。但在进口时，忽然变为中信局的公物，因而一路放行，不敢课税。监察处见此事不对，货到昆明，即予扣留审查。经查，知是章德武以一百五十万元重金，贿通林世良，以中信局名义运入，以免查稽。而林世良据说已与孔二小姐相恋，正论婚嫁之际，对监察处扣押一事，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面以中信局公函名义，要求立即放行；一面串通中信局购料处长许性初，以倒填日期手法，补办押汇手续，说货物是大成公司向中信局办理押汇，由中信局代运的。林世良自觉有此手续，天衣无缝，加之各方权要说情，戴笠也奈何他不得。不料，戴笠暗中却较上了劲，严命部下深究细查，终于找到了漏洞：按照规定，凡押汇一百万元以上者，须董事长签批，方能生效。林世良能伪造押汇手续，董事长签批一条却未补上。既然找到了漏洞，戴笠当即将此案申报蒋介石，迅速审讯定罪，将林世良处以死刑。而这时，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出面，电令"先行放行，俟运输到渝，再由财政部查报。"却落了个后手，林世良已经被处死。此案一出，影响甚大。虽然戴笠因得罪了孔祥熙，而曾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正因为如此敢作敢当，戴笠的权威却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戒惧。迨抗战结束，蒋介石又把"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国民党的各级肃奸委员会里都有军统特务作为其中的骨干，各地汉奸的大头目都是由军统负责逮捕，而一些中、小汉奸是否定罪，全在戴笠一念之间：你把戴笠贿通好了，说你是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于是你就成了"抗日功臣"，作威作福，本来是汉奸却又成了权贵；如果你买不通，即使你只是沦陷区的一个百姓、一个学生，也要说你是汉奸。特别是如果你在沦陷区开过商店，办过工厂，那么轻则"资敌"，重则汉奸，财产也就成了"逆产"、"敌产"，一律"充公"，甚至性命难保。可以说，这时的戴笠，因有蒋介石的信任，不仅威权赫赫，简直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了。第六部分 5.为所欲为1943年除夕，重庆曾家岩戴公馆，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外国高级酒。一向冷酷、严峻的戴笠，今天却满面春风，频频劝酒，像一个温良和善的绅士。原来，他正在宴请著名影星，有影后之誉的胡蝶吃团年饭，在座的有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作陪的则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中国前驻巴黎总领事，现为军统局海外区区长黄天迈。原来，这是戴笠向胡蝶进攻的第一步棋。戴笠这个人最好女色，许多年轻貌美的女特务，都要陪他过夜。有时外出检查，布置工作，也要携"女秘书"同行。即使是特务的妻女，只要看上了，也绝不放过。因此，在圈子里落了个"戴笠处处有公馆"，"戴笠拥有若干个女人"的说法。1932年，任特务处书记的唐纵就在日记中说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到了抗战时期，戴笠威权赫赫，又因握有交检、缉私大权而财源滚滚，更是无所顾忌，常常用飞机从国外运回女人的高级化妆品、内衣等，到处纵情留意。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了。胡蝶的到来使戴笠在追逐女人问题上达到了最高峰。胡蝶是中国著名的影后，长得丰腴标致，仪态万方，曾因主演《啼笑姻缘》、《姊妹花》、《空谷幽兰》而蜚声海内外。戴笠对其心仪甚久，苦于没有机会结识。抗战爆发后，胡蝶曾从上海迁往香港，1943年底，由香港又迁到广东东江。但在此过程中，她的三十多箱家财却在江中被匪盗拦截，广东当局无法破案，急得胡蝶大病一场。戴笠闻知后，知道机会已来，大喜过望，一面将胡蝶夫妇接到重庆精心招待，一面密饬属下迅速侦破盗案。后来，广东的特务在东江一家寄卖店发现了一只价值五千元的钻石戒指，顺藤摸瓜，追回了大批财物，胡蝶也就对戴笠存着一份感激。却说胡蝶虽然感激戴笠为她追回了财物，但以其在影界的身份和地位，也殊不愿与戴笠这个特务头子搞在一起，况且戴笠长着一副长长的马脸，其貌不扬。但是她深知戴笠不仅是蒋介石的大红人，手下又有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喽啰，一旦得罪了他，恐怕性命难保，只好虚与委蛇，逢场作戏。但戴笠这时却认了真。自己的元配毛秀丛是个农村妇女，不仅丝毫不懂风花雪月，连个大字都不识，自然谈不上成为自己事业的助手。毛秀丛尚在时，戴笠就开始寻花问柳。现在毛氏已死，自己年纪也快奔五十了，是该考虑再娶一个妻子。以前也有相中的女特务，但她们不是看中了自己的地位，就是不愿与一个特务头子为伍，借故离开了他，都没有付出真情。而胡蝶不仅色艺卓著，漂亮风流，且善交际。于是，他一改往日对女人问题上的拿来主义，从感情上大投资，人也变得非常文雅，准备与胡蝶结成恩爱夫妻，要使胡蝶像宋美龄对蒋介石一样，成为自己事业上的贤内助。至于胡蝶的丈夫潘有声，虽然敢怒却不敢言，只好鹊巢让鸠，揣着满腹怒气做自己的生意去了。这一占就是二年，直到戴笠摔死后，潘胡才得重谐鱼水。上行下效。戴笠既然敢这样为非，手下的特务们也就敢同样作歹。抗战时期，军统局负责重庆的社会治安，许多特务利用职权之便，胡乱抓人，挟嫌报复，勒索钱财，甚至草菅人命。一次，重庆国泰电影院演话剧，因为少给了特务几张票，特务们就群集到剧场，找种种借口不让开演。至于当时由特务组成的各种检查所，过路者不"上贡"是难以通过的。有时，甚至因为没有"贡品"还弄出人命来。一天，码头上的一只货船没有"纳贡"，特务们就把一个押货的商人推下水中淹死。船上其他人虽然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却谁也不敢讲实话，反而不得不作假证，说这个人是自己"失足落水"。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有个中尉稽查员车重光，在旅馆查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钱很多，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然后逼她为娼，得来的钱平分。后来这个人又与一个饼干厂的老板娘姘居，竟然用药毒死老板娘的丈夫，把饼干厂据为己有。这时的重庆，可以说遍地是特务，而特务又到处为非作歹，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曾不得不发出训令："近查重庆市郊附近特工人员借名检查、实行讹诈之事，时有所闻，而且冒充者更所不免，似此不特有碍政府威信，亦且影响社会秩序。"因此，"特工人员因案检查商店居户及逮捕人犯时，必须会同当地军警宪及保甲长办理"，并要"严查执照"。但特务们自恃有戴老板撑腰，因而照干不误；而戴笠又仗校长做主，对手下的特务也采取了姑息和纵容的态度，终于闹出了一件大案子。1942年夏，河南洛阳附近通往山西的渡口，人群熙熙攘攘，赶集的、逃荒的、走亲串友的人汇集在渡口旁等待过河，好不热闹。突然，人群涌动起来，并迅速向两旁挤靠，只见一群凶恶的汉子气势汹汹地走来，为首的一人身穿黑绸缎衣服，手摇一把纸扇，来到渡口旁，把头向右一摆，旁边的汉子冲入人群，抓住几个人就打，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他们才扬长而去。这就是军统特务与中统特务斗杀的一幕，为首的正是军统的高级特务、杀人不眨眼的行动高手赵理君。当时，为了封锁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戴笠向蒋介石推荐，由赵理君任洛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控制这个渡口。赵理君的到来，使中统在河南的势力受到影响。当时中统特务多次夹在人群中渡过黄河，从事特务活动。军统、中统早就有矛盾，岂能容中统人员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任意活动，于是就千方百计揪打中统人员。后来，赵理君把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和中学校长等六个特务全部活埋，被中统特务抓住了真凭实据，陈立夫亲自诉苦于蒋介石，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找来戴笠大骂一顿，命其彻查严惩，戴笠不得不把赵理君枪毙，而自己的权势却丝毫未受到影响。第七部分 1.忠蒋是命（1）1936年12月12日凌晨，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西安的平静，震撼了中国和世界。西安事变爆发了。这天早晨，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在苦谏，哭谏蒋介石抗日不得之后，发动了兵谏。几年前，笔者到西安之郊临潼华清池，看到一个古老的房屋的窗户上，里外两层玻璃内夹着一层布有弹孔的玻璃。这里就是当年蒋介石的居所。穿过这间房屋向山上走去，半腰有一个水泥铸就的亭子，亭子上横书"兵谏亭"三字。据说，这里原叫"捉蒋亭"，1980年代后，随着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日问题的重新评价和海峡两岸统一的需要，改为"兵谏亭"。亭子后有几块巨石，石中有缝可容人。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从居室逃出后，只穿着单裤跑到这里，藏匿其中，被东北军官兵"请进西安城"。笔者到此地时，游人熙熙攘攘，争着抢着在这个石缝中摄影留念，似乎想体验一下蒋介石当年的心情。蒋介石被捉后，张学良找他谈话，劝他接受关于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但蒋介石固拒不纳，愤怒地说："你是我的敌人，我不跟你说话，你枪毙我好了。"张学良亦无可奈何。后经与蒋、张关系均十分密切的澳籍顾问端纳穿针引线，宋子文又亲到西安见张学良，双方才开始磋商有关和平解决的问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的一个生死关，也是对蒋介石亲信部下的一次严峻考验。十三太保中的"政治领袖"贺衷寒，就是因为在这次事变中追随何应钦，发动黄埔系将领通电"讨逆"，而后大遭冷落。而戴笠却因为在这次事变中"舍身救主"而备受宠信，势力大张而终身不衰。且说蒋介石被扣西安时，戴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广东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闻讯大惊，急忙遄返南京。没想到，一回南京，立即受到多方攻击和责难——你身负护卫领袖安全重任，西安方面的异常动向，为何不能及时掌握，致发生今日之事?领袖被扣，生命艰危，这个责任你如何担负得起?各种责难纷至沓来，甚至有人赞成"应杀戴笠以谢天下"。戴笠也确实难以招架。不过，说戴笠手下的特务对西安的动向一无所知，也不尽然。当时，戴笠部属王抚洲担任西安"剿匪"总司令部的代理党政处长，就住在张学良公馆旁边的一栋楼房里，并处理四维学会的工作。当东北军与共产党接触时，他曾对"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说过："副总司令认定中央某些人压迫他，共产党又说让东北军剿匪是消灭东北军。现在东北军损失两个师，中央最好给东北军补充，至少先补充一个师，以事实来纠正张副总司令的观念，粉碎共产党的宣传，否则会发生大问题。"特务处其他一些人也将张杨的一些可疑动向报告过特务处，而且由特务处上报蒋介石。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一文中也说："中正二次入陕之先，即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进退自由等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谋与叛乱者……"只是蒋介石以为用委员长的威严就能"统一军心"，故仍去西安，终至被扣。但是，戴笠毕竟是蒋介石安全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他又是由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特务处的所有工作都是承蒋介石之命而行，早已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妒忌。戴笠思来想去。深觉此时此刻，必须拿出性命一搏。如果没有特殊表现，蒋介石回来，自然自己要首当其罚；万一蒋介石回不来，自己也难辞其咎，一旦其他派系掌权，甚至会身首异处。左右一死，与其退缩苟安，不如死个壮烈，留个忠主之名。而且据各方面情报看，张学良未必杀蒋，自己与少帅又素来交好，只要他不杀蒋，就未必能杀我。如果能与蒋活着回来，就可得个舍身救主的英名，蒋委员长也势必刮目相看。他想起当年组建特务处时对蒋介石表的忠心：从受命之日起，我这颗头就算交给校长了——干得不好，校长要杀我；干得好了，校长的敌人也必然要杀我。今天就是考验自己忠心的时候了。12月21日，端纳、宋美龄、宋子文决定第二天飞赴西安，戴笠也随机前往。此事定下后，他回到鸡鹅巷，整理有关文件。次日临行前，他召集部下话别，慷慨激昂地说："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去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只有以死谢罪。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国家之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重任，就全在各位肩上了……!"第七部分 2.忠蒋是命（2）他的话未完，一些部下已泣不成声，甚至有的大哭起来。戴笠说："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都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负。我戴某既然以身许国，忠于领袖，就无可惧怕之事。只要能仰俯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我自信尚有此修养，大家应该为我此行高兴才是。我不要大家以眼泪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声助我行色。"特务们这时才无可奈何地鼓起掌来。回到鸡鹅巷，他一进门，就跪在蓝老太太面前哭泣着说："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奉，未尽孝道，愧为人子!……今因要事，将要远行，尚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唯望老母保重，勿以儿为念……"戴母年轻守寡，饱受磨难，也深知儿子的工作性质，要干的事十分危险，不忍再增加儿子的压力，抚着他的头说："我从年轻守寡，抚养你成人，尝尽人间辛苦。今天看到你能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内心也感到高兴。只要你能竭力尽忠，又有这份孝心，我也就放心了。我虽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好，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会携带你媳妇和儿子回乡下住。你不要以此为忧，快起来，忙你的去吧!"当天下午，戴笠随宋氏兄妹和端纳，乘专机到达西安。到西安后，宋美龄等被安排去见蒋介石，戴笠却被张学良的警卫安排到张公馆的地下室，枪也被缴去了。戴笠被关在地下室里，心里十分担忧，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谁也无法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事，想到下飞机前，宋美龄曾将一把手枪交给端纳，对端纳说："请你答应我，如果有士兵污辱我，你就开枪打死我!"连国母都有这样的准备，何况自己一个小小的戴笠!他思来想去，无法成眠，等到第二天，仍无任何消息，乃拔出笔来，在日记里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12日后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正当戴笠生死难测之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宋美龄一下飞机，就被送去见蒋介石。一见夫人进来，蒋介石就哭着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早上我在《旧约全书》上读到，耶和华要做件新事，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宋美龄不再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小手绢蒙住脸，两个肩膀抖动起来。第二天，12月23日，在同西安的将领作了一番长谈之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他相信他快有办法使蒋委员长早点获释了。但夜幕降临时，情况又变了，张学良带来一个计划，说他想将蒋介石化装，用车子送到自己部队的驻地，而端纳和蒋夫人先飞回洛阳，随后在那里与蒋会合。但宋美龄反对这个计划，希望蒋能不失尊严地离开，而不是像个罪犯。后来，张学良提议，安排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宋美龄进行了长时间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的一致看法。迄后，周恩来又同蒋介石直接面谈，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也表示：我们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最后，答应以人格担保，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并保证要"言必信，行必果"。周恩来当时回复毛泽东的电文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并积极开展各方面的疏通工作，说服西安将领同意释放蒋介石。24日下午两点，周恩来说服了杨虎城，决定释放蒋介石。放蒋的大计已定，张学良才到地下室和戴笠见面，张学良拿出一份东北军、西北军官兵联名的报告递给戴笠，上面赫然是："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张学良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们无加害委员长的意思，也就不想杀你。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派人把你送到公馆地下室，保护起来。"24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将领作陪外，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出席，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及蒋的随行人员蒋鼐文、卫立煌、陈诚等也从惊恐中镇定下来，重新露出了笑容。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了，张学良陪送，一到南京，就被戴笠派人监视起来，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而戴笠却因舍命救主备受宠信。第七部分 3.忠蒋是命（3）这是后话。戴笠之所以能够临危赴难，除了他从与蒋介石的关系，从种种利弊关系的角度权衡之外，与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和训导，与特务处拱卫蒋介石安全的职责也是密不可分的。蒋介石对其部下的要求历来是要忠于他个人，效力他个人。他在《第二期革命之开始》训词中讲道："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领袖对于党的一切，党员的一切也要一肩担负起来!每个党员的精神与生命，完全与领袖是整个的不可分的。"并且为了"领袖"要不惜牺牲。他在《向最危险的方向前进》的讲词中说："不成功即成仁，我所最快活的也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件是我们打了胜仗，土匪被我们消灭了，我们主义能够实现，这就是成功，我们当然快活!第二件就是我们自己在阵中牺牲了，就是成仁!"誓死效忠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是蒋介石对其亲信部下的谆谆训导。而这一点，在蒋介石的亲信部下，特别是力行社，特务组织中都是以铁的纪律来规定的。戴笠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最早、最直接、最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得到蒋的恩宠。从特务处的职责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蒋的安全。早在1926年入黄埔不久，在一次同学聚集之时，别人都纷纷阐述自己的理想，不外乎英勇战斗，当一名高级军官，指挥千军万马，威风八面等等，独戴笠沉默不语。大家追问再三，他才闪烁其辞地说："我无大志，但愿毕业之后，为校长作一名侍卫，保护他的安全。"戴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戴笠在杭州骑兵营得知蒋介石到了上海，就跑过去，虽无晋见之阶，仍千方百计打听到蒋介石的住地，自愿地到蒋在上海的寓所门外站岗，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迨特务处成立后，蒋介石的警卫就由这个处负责了，其组织人员自然由处长戴笠调派。特务处成立不久，即成立警卫股，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1932年秋，戴笠派特务处执行科科长邱开基赴武汉，负责警卫蒋介石。邱开基到武汉后，即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当时武汉的社会状况很乱，特别是帮会势力极强。帮会的首领就是武汉绥靖公署的稽查处处长，警察局的侦缉队也在帮会的控制之下。邱开基到任后，首先撤销了稽查处，让帮会首领成立了一个道德善堂，将帮会分子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次，委派手下担任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将治安大权全部抓在特务处手中。第三步就是抽出一部分款项，在码头、工厂、旅馆、餐馆等公共场所、妓院等地设置眼线，提供情报。第四步就是组织一个秘密锄奸团，专门从事密捕、绑架、暗杀等活动。这些措施一方面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针对一切不利于蒋介石统治与安全的各种势力。1933年7月，特务处专门成立了一个随节工作组，派黎铁汉为组长，专负保卫之责。这个组织，以后扩大为特别警卫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随同蒋介石行动，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蒋介石身为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也常常戒备各方势力的行刺。而"戴氏深知，蒋公一身系国家安危，保卫领袖，如护头目，为无比重要之事，乃引以为己任。他要求所属工作人员，将保卫蒋公安全，列为第一重要任务，不许有片刻懈怠。"据有关方面统计，1934年至1936年，曾发生过4次谋刺蒋介石的事件，均被戴笠的特务处侦破，将主要人员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捕获。为蒋介石警卫，就要随蒋介石行动，有时，蒋介石心血来潮，甘冒奇险，警卫人员也自然要随之涉险。1938年6月，日军会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蒋介石坚持在武汉指挥战斗。10月25日，日军到达武汉，并展开猛烈进攻。武汉城内炮声震耳欲聋，炮弹、飞机扔下的炸弹不断在城内爆炸，境况确实十分危急。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的飞机才从武汉起飞，赶往南岳。也正是这一天，日军占领了武汉。临撤出前，蒋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而这个破坏又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的。戴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在蒋介石走后，继续留在武汉，部署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事宜。他领着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和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巡查了全城的三十多个爆炸目标，并在当晚召开了一个爆破工作会议后，才离开武汉。这时，日军已开始攻击武汉城，戴笠一行想乘车离开，但道路已被日军堵死，乃改乘一小船，从日军包围的缝隙中钻出。第七部分 4.忠蒋是命（4）戴笠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也确实煞费苦心。这一点，从抗战后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的活动中，看得最为明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北平，蒋介石决定12月到北平视察，戴笠先行安排。当时，北平刚刚从日伪统治下收复，人员极其复杂，戴笠深恐万一出现什么不测，使蒋介石受惊，于是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他多次召集北平的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文强和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密议，决定急调亲信特务祝维屏，由戴笠保荐为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以便直接指挥、运用北平的全部警力；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指挥刑警大队直接参与行动；汉中警备总部稽查处长倪超凡飞北平，任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三方紧密配合，协同负责蒋介石安全。直接负责蒋介石安全的是一个贴身内围的警卫大队。所谓贴身内围，就是蒋介石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紧贴蒋介石的周围，贴身警卫，以备不测。戴笠亲自选调黄埔六期的老牌特务严家诰任大队长，调在中美合作所所属的重庆特警班内受过美国特务教官严格训练的学员二百多人，乘专机飞北平。在蒋介石到北平前即与宪警配合，进行特殊训练。戴笠亲自出马指点，考核队员的思想状况和技术水平。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飞到北平，住在交道口圆恩寺内。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军、宪、警、特里三层外三层的布置起来。蒋介石一到北平，俞济时便将蒋在北平活动的日程交给戴笠，由戴笠逐日安排有关警卫事宜。戴笠这个人十分懂得保密的重要。他按日程规定，只将隔日的行动计划预告罗家诰，对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宪兵团长等都是直接布置任务，并不详告蒋介石的具体行动。这样，既做到了绝对保守秘密，又增加了自己的权势。蒋介石在北平共停留八天。其间先后接见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熊斌、张廷谔等人，举行了北平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茶话会，和招待中外人士、新闻记者等活动。最紧张的一幕是16日检阅美军驻北平陆战队和在太和殿召集全市大中学生集会并讲话。为了保证这一天不出问题，戴笠与俞济时商量了一夜，决定布置四道警卫圈——第一圈摆在蒋介石讲演台的周围，由严家诰率贴身警卫大队警卫，戴笠亲自指挥；第二圈是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的数十名武功超绝，能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式的刑警，隐身在故宫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窥侍动静，随机出动；第三圈是军统北平站的全体特务，化装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观察警戒，且编成群组，随时策应；第四圈才是从北平市驻军中挑选的士兵，担任外围警戒。这一决定立即报告了蒋介石。俞济时夸奖戴笠说："老头子一见你在，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16日这天，戴笠早早就赶往故宫亲自安排。他自到北平，一直身着美式军装，佩中将肩章，胸前挂满勋标，威风赫赫。这一天，忽然改换灰黑色中山服，头戴宽边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口袋里装了两枝马牌左轮手枪，压满了子弹。蒋介石检阅完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走进挤满了人的太和殿，站在台上，操着浙江口音大讲民族复兴，"三民主义"，军政统一，等等。戴笠、俞济时和贴身队员站在人群的前排，围成一个保护圈。戴笠两手插在口袋里，紧握着枪把，一直紧张地注视着动静。蒋介石不时看着戴笠的大礼帽，心定神安，不禁慷慨激昂起来……不料，蒋介石讲完后，人群呼啦一下子涌向前来，戴笠站脚不住，被人群挤开了，贴身警卫也被冲散。亏得李宗仁、孙连仲、黄仁霖等人手拉手把蒋介石护在中间。贴身警卫也马上又挤过来，护在李宗仁等的外围，这才冲出一条路，把蒋介石护送上车，离开故宫……戴笠回到住处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文强说："老头子很高兴，谢天谢地。老头子有令，所有护卫出力人员一律有赏，你给我传达一下。"实际上，戴笠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次来北平，蒋介石夫妇游了一次颐和园，戴笠又忙个不亦乐乎。他东奔西窜，西支东指，把严家诰等手下驱使得晕头转向。到了18日，蒋介石终于走了。走前，指示戴笠安排好北平肃奸工作，戴笠又由诚惶诚恐的紧张转入作威作福的繁忙……第七部分 5.金钱与铁链（1）蒋介石与戴笠，一个独夫，一个打手。蒋介石作为独夫，在旧中国纵横捭阖，费尽心机数十载，终于将国民党内各派系，国民革命军内的各军阀收束到自己的麾下，而成为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戴笠在蒋介石门下当打手，需要一批人为他卖命，自掌特务处开始，招兵买马，从"十人团"发展为庞大的特务机构，他一直大权独握。蒋介石的成功靠什么?戴笠靠的又是什么?除了权术和实力外，蒋介石靠的是金钱，靠的是高官厚禄的收买。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批批军阀倒戈为其效命，使一些地方实力派失去和他抗衡的力量。戴笠作为蒋介石的部下，除了为蒋介石收买各方势力、收集情报外还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对自己的部下也是用钱来笼络，同时还用锁链，把这些人全部约束起来，让他们卖命，如若不从，自有"团体"的家法来惩治，轻则丢官关禁闭，重则脑袋搬家。这是蒋介石在力行社的"家法"，也是戴笠在特务组织内的"家法"。金钱与铁链并用，是蒋介石与戴笠获得成功的手段。生在旧中国，早年曾混迹上海交易所的蒋介石，深知金钱的重要。北伐途中，他与江浙财团挂上了钩。他需要江浙财团的钱，江浙财团需要他的权与势。双方一拍即合，使蒋介石加速了叛变革命的进程。从这一点说，蒋介石在收买别人前，可以说自己已先被别人收买了——被江浙财团收买，也被帝国主义收买。蒋介石到南昌，虞洽卿亲自赶去拜会，答应资助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敢于截扣由广州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敢于杀害共产党人。到上海，蒋介石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亟应首先筹垫。"于是，江浙财团开始"出血"，给了蒋介石五笔巨款：第一笔：1927年4月1日，上海金融资本家向蒋垫付三百万元，作为商界代表向蒋认捐的五百万中的一部分。这笔钱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笔：4月15日，上海市银行业又垫付了三百万元，蒋介石答应以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为条件，并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第三笔：4月底，上海银行借给蒋介石一千万元。第四笔：5月1日，由江浙财团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第五笔：1927年10月到1928年初，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四千万元。有了这样雄厚的财力做后盾，蒋介石的腰粗了，胆壮了。这才使他敢于建立南京政府，敢于"北伐"，敢于"编遣"，敢于"统一"。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雄厚的财力后盾，他才能在各派系军阀的混战中军事、金钱交相互用，立于不败之地。1929年，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闹僵。5月，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罗列蒋介石的四大罪状，不外乎操纵国民党三大，违反党章；济南惨案的处置丧权辱国；各军待遇不平等；不问豫陕甘灾情，扣留赈粮，坐视饥民饿死等等，宣布兴兵讨伐。为了集中兵力，他命令所属部队向西撤退，到潼关华阴一带集结。第七部分 6.金钱与铁链（2）但就在此时，冯玉祥麾下的两员大将被蒋介石收买了。这两员大将就是韩复榘和石友三。蒋介石打败桂系来到武汉，亲自召见韩复榘，什么"向方兄治军有方"，什么"向方兄战功卓著"，一顶顶的高帽子给韩复榘戴上，并送韩十万元钱。同时，派亲信部下钱大钧带三十万元到石友三部劳军，把这两人拉到了自己门下。韩复榘拒不执行冯玉祥的西撤命令，反将部队东进洛阳。5月22日，韩复榘、石友三发出通电，表示"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唯望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石友三率部到郑州与韩会合。蒋介石接到韩、石电报后，立即给二人加官送钱，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并送去大洋五百万元犒赏。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集七十万大军共同反蒋，燃起中原大战的战火。稍后，又与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联合，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内反蒋力量的大会合，大有一举摧毁蒋介石之势。然而，到了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并要求各方"均宜静候中央措置"。一屁股坐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边。东北军挥师入关，阎冯桂不得不速行撤兵，扩大会议尚未开完，就撤往太原。张学良当时拥兵三十六万，并有最强的海空军力量。可以说他坐在哪一头，哪一头就占了绝对优势。而张学良之所以在观望数月之后，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除了他切盼统一，憎恶内争等诸多因素外，蒋介石的金钱优势，又是起了相当作用。当时，各方都派有代表在沈阳、北戴河、葫芦岛等地跟着张学良做工作，意图拉拢张学良靠往自己一方。反蒋方面还在中原大战一开始，就封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无奈的是，蒋方有钱，反蒋方无力与争。蒋介石方面为了拉拢张学良，特派国民党元老和大员吴铁城、李石曾、张群、方本仁等游说张学良。蒋方代表资深位显，出手豪阔，吴铁城等行前携带经费一百万元，在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时，南京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褒奖对苏作战中阵亡将士。所以，蒋方的这些人可以陪张学良打麻将、游玩，不管事情谈得怎么样，先和张学良结上了私人交情。而反蒋一方的代表资历不深，钱财拮据，有时连见张学良也不方便，更谈不上深厚的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