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2点刚过，年轻人紧张地回到房间，对中年商人说："对面房间卫生间的窗户开了，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下巴上有一绺长须。不知是不是?"中年人听后，假装有事，到那里走过一趟，回来后说："不错，就是他。""那我就干了。"年轻人说着，从包里取出手枪，张开机头，并下意识地瞄了瞄，然后，放下大褂的袖子遮住枪，就想往外走。"你等一等，我下楼安排好汽车。"说着，商人急匆匆地走下楼去。过了两三分钟，年轻人看看差不多了，便袖着手枪来到走廊上。从窗口看去，那个女的正在给老头系扣子。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端起手枪，屏住呼吸，"砰！砰！"对准那男的后心就是两枪。眼看着老头子倒在地上，女人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他转身就奔向楼梯口。枪声震惊了人们，一群人迎面跑过来。年轻人一挥手枪，咬着牙喊道："闪开!我在杀汉奸，没你们事。"乘那些人发愣的当口，飞快地跑下楼。这时，商人早把汽车停在门口，并打开车门等着他。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汽车，车门没等关好，汽车已"呜"的一声，一溜烟开跑了。"怎么样?"商人问。"眼看他倒了下去。"年轻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打了几枪?""记不清了，大概是两枪。"原来，这两个人便是力行社特务处派去刺杀张敬尧的人。中年商人叫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年轻人叫白世维，年方二十四岁，也是军校毕业，先后任抚宁县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后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他本不是特务处成员，但因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关系密切，便推荐给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执行这项任务。而郑介民又是受何应钦之命，布置这次暗杀的。1933年，正是长城抗战后中日关系至为紧张的时期。自1933年1月以来，日军先后对热河、长城各口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虽经激烈抵抗，但仍失陷热河和长城各口，日军并觊觎冀东。这时，新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得到情报，说日本侵略者准备利用孙传芳在天津、张敬尧在北平建立傀儡政权。这两个人，孙传芳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张敬尧当过湖南督军，旧属较多，影响很大，一旦建立傀儡政权，对国民党威胁太大。于是，何应钦命令特务处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找一个"忠实"的黄埔学生，暗杀张敬尧。这样，几经挑选，最后选中了白世维。白世维受命后，即开始准备行动，郑介民还把自己的手枪摘给他，以示信任与鼓励。经过了解，得知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三楼。东郊民巷是使馆区，其治安由各帝国主义轮流值年负责。当年正是日本值年，所以张敬尧认为住在这里极为安全。他找了个女人陪伴，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起床，他的四个保镖下午一点到这里，保护他活动。这就给王天木、白世维造成了可乘之机，在张起身后、保镖来前动了手。王天木、白世维乘车脱身后，换了衣服，埋好手枪，才向郑介民汇报。郑介民让陈恭澍派人去探听消息，得知张敬尧被击中要害，生命垂危。当天晚上，报纸登出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被刺消息。次日，各报纷纷报道：在六国饭店被刺身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据说，张敬尧被刺时，孙传芳由天津刚到六国饭店，听到枪声，知道不妙，跳窗逃入日本兵营，很长时间不敢出来活动。后来，他被侠女施剑翘刺杀。有人以为，白世维刺杀张敬尧与戴笠无关。其实，关于张敬尧投靠日本人之事，就是戴笠命部下刺探得来的，而郑介民虽受何应钦之命布置，也必须经请示戴笠批准后才可行动。在刺杀重要人物上，戴笠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他必然要请示蒋介石。而且，日本拉拢张敬尧，对蒋介石的统治影响甚大，所以，可以推断，刺杀张敬尧之事，也是蒋介石指使戴笠布置的工作之一。第四部分 2.杨杏佛喋血（1）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蒋介石之所以杀他，是因为对"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仇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对抗日活动变本加厉地予以镇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成立了。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同盟。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务是："(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公开竖起了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做斗争。同盟成立后，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在斗争中，几件事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一是刘煜生被杀事。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逮捕，并由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江声报》，1933年1月，将刘煜生枪毙。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并有力地揭露当局破坏民权的暴行。二是营救政治犯问题。1933年3月，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同盟曾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这期间，杨杏佛身为同盟总干事，积极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同盟的活动情况由特务部门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蒋介石那里。这不是专门和我作对吗?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杀一儆百，以恐怖行动制止同盟的活动。但杀谁好?这却是个颇费踌躇的问题。杀小了吧，起不到恫吓作用；杀大了吧，宋庆龄是孙中山遗孀，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杀了他们，我老蒋就别想有好日子过，莫说全国人民不答应，就是国民党党员就会把我吃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反对派无时不在找我的缝隙下蛆呢?对，就杀杨杏佛。他是同盟总干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跃，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资历和影响，杀了他，可以起到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的作用，又不会翻了自己的船。于是，1933年4、5月间，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制裁"杨杏佛的指令。戴笠受命后，即布置手下特务对杨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供特务们确认，以备随时动手。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着蹓玩。戴笠得到这些情报后，即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并命手下拟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报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不同意，认为把他杀在租界以外，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吓的目的，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为政府增加麻烦。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这样，对宋庆龄的威胁更大。戴笠对蒋介石的命令，向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接到指示后，即亲往上海布置。执行这次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当即自杀，绝不泄露秘密。第四部分 3.杨杏佛喋血（2）1933年6月18日这天，天清气爽，又是周日。早晨8时刚过，杨杏佛身着骑马眼，头戴灰呢帽，与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再乘骏马出游。这时，埋伏在杨家附近的特务们立刻紧张起来，只见赵理君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人便装作漫不经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门口凑去。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备有两辆车，一辆是道奇牌轿车，一辆是纳喜牌篷车。监视的特务见杨杏佛携着儿子的手，边走边说什么，走近了轿车，立刻暗示特务们准备动手。可杨氏父子上车后又下来了。监视的特务以为杨杏佛察觉了，不再出游，刚想发信号，让特务们冲进去动手，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原来轿车司机不在，只好改乘敞篷车。车子终于发动了。听到马达声，特务们都在大门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准备。汽车刚出大门，暴徒们突然窜出，四支手枪同时从车的两侧向车上猛射，子弹雨点般飞到车上。杨杏佛一听枪声、马上反应到有人要杀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他自知难保，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儿子。特务们打了一气，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这时，那辆汽车早已发动好了等着，特务们先后抢上，扬长而去。但一个特务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拐回来时，车已开出了一段距离。他一面追，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赵理君一看他还有好几丈远，而四面警笛狂鸣，租界警方马上就会赶到，已等不及这个特务上车了，又怕这个特务被抓泄密，便抬手给了他一枪，仓皇中未中要害，车已开足马力逃跑了。却说那个特务完成任务，没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枪，眼看巡捕包围过来，绝望中举枪自杀，结果负伤未死，被巡捕抓住，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杨杏佛到了医院，便停止了呼吸。医生检查尸体，发现中了三枪，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上。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没有大碍。那个受伤的特务被医生抢救过来后，向租界警方供称叫高德臣，是山东人，访友路过此地，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怕，一旦供出实情，不用说我小小的处长，就连蒋委员长也脱不了干系，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特务，带上毒药上医院。当天晚上，这个特务便"重伤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戴笠春风得意地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但结果却不尽然。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宋庆龄在为杨杏佛被害发表的声明中愤怒指出：敌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然而，同盟还是停止了活动。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运用戴笠这只黑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第四部分 4.暗杀史量才（1）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致力经营，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并增加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俨然成为一报业托拉斯。以后，他凭借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积极创办实业，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本来，史量才在1927年后，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要扑灭共产党，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促使《申报》的态度迅速转向。他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并大量刊登鲁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考诸《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蒋介石的忌恨：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连续发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正告政府与国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人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一真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种现象，实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自今以后，国人亟应翻然觉悟，与其依赖政府，毋宁依赖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实乃最伟大，救国自救，最为有效。""一·二八"抗战后，言论更加激烈。尖锐批评南京政府的"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甚是别有用心"，揭露国民党"所谓共赴国难，亦正如放烟幕弹，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主张取消官僚政治、军人政治，主张宪政和廉洁政治、民主政治，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主政，迄今五年，……国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终朝，则负此误国之责者，应为整个国民党。"抨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1932年，国民党蒋介石正对红军进行围剿，《申报》却发表评论说："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这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而"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此外，《申报》还支持"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斗争。开初，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拉拢史量才，曾给了他许多头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董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但仍未改变《申报》的倾向。终因"中大风潮"事，矛盾激化。1930年，国民党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其间，积欠经费达半年之久，师生积怨甚深。1932年，朱家骅调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委任段锡朋为校长。段到任后，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打伤。《申报》将中大风潮内幕揭露，说是因"经费积久拖欠，学校当局索讨无着"而致，其矛头已指向教育部和南京政府。朱家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别给蒋介石写了长信和报告，将《申报》的种种进步言行上报，蒋介石即用红色铅笔批上"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执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报》在全国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过种种关系疏通，蒋介石则要求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遭到史量才的拒绝。此事当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为了做出姿态，蒋介石在压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让步后，不得不允许《申报》恢复邮递，同时，准备摆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间，终于发出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这一任务又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戴笠。第四部分 5.暗杀史量才（2）戴笠受命后，即亲自前往上海，组织上海的特务对史量才进行监视和跟踪，弄清史量才的行动规律。后来，通过帮会的关系，从史量才司机的嘴里探听出史量才经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戴笠想，在上海动手，人口密集，警员众多；在租界行动，怕又要发生有特务跑不脱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时在秋水山庄附近狙击。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因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实验的地方，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级警察机关几乎都控制在特务处的人手中。发生了大命案，破了就会找到自己人头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会落个侦破无能的罪名，也会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决定在沪杭公路上动手。11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疗养，13日由杭州返沪。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并选看了动手地点，探听好史返沪日期。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全车共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周女士坐在后边。下午3时许，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见一辆京字72号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史量才的车开到离此车一丈远时，忽听一声呼哨，这些人一齐拔出枪来，向史的车射击。司机一着急，"吱"的一声刹住车，恰好停在这几人身前。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震耳。史咏赓急忙启门外逃，受伤后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妇与周女士亦跳下汽车奔逃。有两个特务见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枪追击。史量才跑出半里远，钻到一个农民家里，穿堂而过。追击的特务一看，两人一打招呼，一个追踪入内，另一个绕到后边堵截。史量才刚冲出后门，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趔趄着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倒在地上。两个特务追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从口入脑，另一枪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当即死亡。司机黄有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特务们见目的达到，飞车逃走，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蒋介石也故作姿态，表面上，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同时，压迫《申报》顺应国民党，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就这样，戴笠又帮助蒋介石"摆平"了一个对手。第四部分 6.盟兄之死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职业杀手王亚樵在梧州被刺身死。实际上，王亚樵是被戴笠派人刺杀的。王亚樵本是戴笠的金兰换帖的兄弟，早年还资助过戴笠。入黄埔前，戴笠在上海帮会中混事，曾到安徽在上海的同乡会馆拜会王亚樵。当时，王亚樵正是安徽会馆的首领。戴笠正在上海流浪，无衣无食，经人介绍，结识了王亚樵。王便将其列为帮会兄弟，支一份生活费给他，戴笠便在王的手下东跑西颠，帮些小忙。后来，戴笠回乡组织自卫团，维持家乡治安。王亚樵恰于其时被浙江督军卢永祥任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组建部队，便写信给戴笠，请他来协助。戴笠到湖州后，在王亚樵那里又遇到了胡宗南和胡抱一，四个人便结为兄弟，以王亚樵年纪最长，成为三人的盟兄，王亚樵即任命三人为纵队长。当时戴笠正为筹建自卫团时欠下的很多债务而发愁，听王亚樵答应帮助归还，便也兴高采烈地接受任命，并追随王亚樵参加了直皖战争，以为就此发展，可作晋身之阶。不料，战争结果，卢永祥被孙传芳打败，通电下野，王亚樵等人也作鸟兽散，各奔他乡。后来，戴笠受蒋介石之命执掌特务处，曾想罗致王亚樵，但因为蒋介石训斥而未进行。而王亚樵这时也因政见问题走入反蒋的行列。但他不加入任何派系，只靠帮会关系，笼络住自己的一套人马，进行各种活动，在江湖上有职业杀手之名。据说，戴笠这时曾托人带信给王亚樵，意谓：你如反对蒋总司令，我必杀你。王亚樵也表示："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这对盟兄把弟困反蒋、拥蒋问题而走到了敌对的立场。但戴笠布置刺杀王亚樵，还是因为汪精卫被刺案。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时，一位记者突然从摄影机中抽出一把手枪，对准居中的汪精卫连放三枪，将汪击成重伤。行刺者本人亦被当场打倒，第二天即死去。经查，此人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汪精卫被刺后，一时在国民党内搅起了轩然大波，恰恰这天蒋介石又没有参加摄影，人们便怀疑是蒋介石所为。阎锡山、冯玉祥当即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话中有音的责问："会场森严，仍来暴徒，亟应严办，以惩凶顽。"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也当面指责蒋介石："你不想用汪先生就说话嘛，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亦深为震怒，马上召见戴笠，训斥说："人家打到了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这种事吗?限你三天之内破获此案，否则要你的脑袋。"戴笠回到特务处，把手下的人也依样画葫芦地臭骂一顿，并亲自率人组织破案。经过多方侦测调查，抓到晨光通讯社的编辑主任贺坡光和孙凤鸣的妻子等多人，严刑审问出是王亚樵、华克之等人主使，经报蒋介石后，决定逮捕王亚樵等人。但这时王亚樵已去香港，戴笠就亲赴香港抓人。但戴笠在香港一下飞机，就被香港当局以非法携带枪支为名扣压，关了三天后，才由南京政府交涉放出，这更增加了戴笠对王亚樵的仇恨。经过多方审讯和部下的侦查，得知王亚樵已躲往广西梧州。而这时的广西正在桂系的掌握中，无法公开逮捕，加之王亚樵党羽甚多，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戴笠就密派特务，前往梧州刺杀王亚樵。一天晚上，趁王亚樵拜访一女人时，隐藏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王亚樵刺杀身死。第四部分 7.斧砍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1860年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政府内任职。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南北议和全权代表，为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后加入同盟会，参加广东护法军政府，为七总裁之一。1931年，参加广东的反蒋政府。"九·一八"事变后，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就是这样一个官场上不倒的"三朝元老"，1938年被戴笠派人刺杀于上海。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蒋介石先后调动七十三个师在上海与日军展开决战。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到11月，日军进驻上海，国民党全线撤退。不久，南京失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先撤武汉，后迁重庆。此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并派人多次劝说唐绍仪离沪赴港，但唐绍仪迟迟不动。这时，日本侵略者急于在其占领区内寻找一个有声望、有资历的中国政客出面组织政权，以实现"以华治华"的策略，便看上了唐绍仪，派出一个专使拜访唐绍仪，动员他出面组织政权。但唐绍仪并没有答应。日本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却为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国民党从上海撤退后，戴笠留下了大批潜伏特务，一方面搜集日方情报，同时也监视各方人员动向，而唐绍仪在上海迟迟不肯动身，便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他电令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严密监视。周伟龙手下有个特务叫谢志磐，他常利用与唐绍仪的亲戚关系去唐家侦探情况，便知道了日本人去过唐家，但与唐绍仪谈的情况并不知道。由于戴笠催得紧，谢志磐只好把从唐家一些人口中听到的一句半句添油加醋地报告周伟龙，周伟龙为了邀功，再加上一点水分。到了戴笠那里，就成了日本与唐绍仪勾结的情报了。后来，戴笠又请在香港的杜月笙给唐绍仪写信，找人持信去上海见唐绍仪，劝唐立刻动身离沪，唐绍仪表示决不会当汉奸，一定要去香港，却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杜月笙得到回信后，即告诉戴笠，说唐暂时不会离开上海。于是，戴笠一面向蒋介石汇报情况，一面布置暗杀行动。他综合周伟龙的报告和杜月笙的回信，认定唐绍仪会应日本人之请搞维持会。1938年9月30日这天，谢志磐先与唐绍仪约好，说有古董商人要出卖古董。将一个仿古花瓶用盒子装好，内藏一把小钢斧，由赵理君扮成古董商人，另一个特务李阿大扮成伙计带着它，乘车前往唐绍仪家。唐绍仪平生喜爱古董，恰此战乱时期，可以买到便宜货，便到客厅会见。赵理君进客厅时，乘人不备，将香烟盘上的四盒火柴都装入自己兜里，见唐绍仪来到，便假装抽烟找火柴，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佣人去找。佣人离开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看花瓶，趁唐低头观看的刹那，"伙计"抽出事先准备好的斧头，狠狠地劈下去。可怜唐绍仪这个"三朝元老"，连哼都没哼出一声，便丧生在这两个特务的手下。两个特务得手后，急忙走出来上车，还煞有介事地回身打了个招呼"老太爷不必送了，请仔细看看，我们马上再送几件来。"说罢，车子就在保镖的眼皮底下开走了。那个佣人取来火柴，一见老太爷倒在地上，流了一地的鲜血、脑浆，大喊了一声："抓强盗!"便与保镖追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得飞快，拐个弯就不见了。他们记下了车号，赶紧报告租界警方，等发现汽车时，车内早就没人了。唐绍仪死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知道是军统所为，纷纷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认为没有确凿证据，不该随便杀人。蒋介石没有办法，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并寄去五千元钱治丧；一边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褒扬，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昭功绩。一面杀人，一面慰问，这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法。而这一套手法除了寥寥几人知道外，芸芸众生都被瞒住了。这就是运用特务的奥妙。第五部分 1.军统大膨胀（1）蒋介石自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汪精卫共掌国民党及其政府以后，纵横捭阖，先后瓦解福建事变、镇压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平定两广事变；并在第五次"剿共"中攻占中央苏区，迫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举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至陕北开辟根据地；还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将中央军派驻川、贵，势力大增。而在这一过程中，戴笠运用他的特务组织，深入福建、广东，策反十九路军和广东粤军中的重要将领，刺杀政敌，搜集情报，使蒋介石运用起来，有如臂使指的功效，立下了汗马功劳。1936年西安事变，戴笠舍命赴西安，更使蒋介石感到这个黄埔六期的学生忠心耿耿。运用他，可以收获超常的功效，而又不必担心别的什么。于是，在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大笔频挥，戴笠的特务组织便不断膨胀起来。而这一切，又是与蒋介石的需要和其权力、地位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抗战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更加错综复杂：一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并未消止，有时甚至还很激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继之，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国民党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公开镇压、军事围剿的方针，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但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又深恐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乃进行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破坏。二是各地方实力派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派兵奔赴抗战前线，蒋介石既要利用他们打击日本侵略者，又唯恐他们扩大自己的军队，与自己抗衡，乃进行严密的监视、控制。三是对日伪方面作战需要各方面侦察、情报、破坏活动，蒋介石又不愿以大规模正规军与之作过多的正面作战，乃派特务组织在敌后和沦陷区大搞所谓策反、爆破、暗杀，这样，既可以不损耗太多实力，又可以显示自己坚决抗战。而这三方面的活动，主要都由特务组织承担，以前的特务组织未免失之太小太小，需要大规模扩充。蒋介石的权力、地位在抗战中迅速上升，成为国民党党政军内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就使他放手扩大特务组织成为可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先后任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不仅"统一党政军之指挥"，且"得不依平时程序为便宜命令之措施"。可以说是如皇帝一样，"金口玉言，说啥算啥"了。蒋介石需要特务扩大，又极端信任戴笠，而戴笠的确不愧为"天子"的得意门生，运用特工的大手笔，因而，军统组织便"见风而长"了。虽然中统局的资历比军统局深，扩大改组又在军统之先(中统局是在1938年5月由"党方"特务组织扩大改组而成)，但其规模与权势却在抗战时期较之军统局不免瞠乎其后，相差日远了。1938年8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按理，戴笠始终主持指挥特务处，本来应任局长。但他以前军衔不过一上校，而军统局局长为中将衔编制，且他为黄埔六期学生，资历甚浅，又常受各方牵制、反对，故只能任副局长，官衔少将。到1943年后，任代理局长，亦不过仍为少将，直到死后，才被追赠中将，按此，他的军统局局长，亦应是死后才去掉"代理"二字的。但有蒋介石的信任、做主，并不影响他军统局的扩大，威权的发挥。贺耀组虽名为局长，却从不到局视事，一切都是戴老板一句话。有事，戴笠不经通报即可晋见蒋委员长。故军统局只知有"戴老板"、"戴先生"，而不知有"贺局长"。新的军统局成立，最初设有四处四室，另有设计委员会，外面设有三十余个区站，约三百个工作组、队，加上忠义救国军等等，基本工作人员共约七千人左右。军统局改组不久，日军攻占武汉，局本部迁往重庆，设在罗家湾。到重庆后，随着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断加强，戴笠的特务"事业"也不断发展。仅局本部就达到一千多人，所属特务不算武装部队，有五万多人。其组织机构除直属的秘书室、机要室、缮写室、人事室、督察室、会计室、时事问题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技术研究室、医务室外，还有八个处，其具体分工是：第五部分 2.军统大膨胀（2）第一处主管搜集和处理军事情报；第二处主管搜集和处理党政、社会、经济、文教等方面情报，第三处主管警务、行动；第四处主管电讯业务和电讯监测、破译密码等；第五处主管特务训练班；第六处主管对敌伪占领区布置、建立间谍潜伏组织；第七处主管司法和监狱；第八处主管总务。此外，有设计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其基层组织也迅速增加，共有十六个区、四十一个站、十七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这些基层组织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的，有的是新建的。如军统局上海区，共有一千人。因为怕日伪破坏，仅区本部就设有三处，采取流动方式办公，并不固定在一个地点。区本部下设二十二个联络站、交通站，负责与外勤单位接头联络，传递情报和文件、命令，区本部不与外勤单位直接发生关系。除区本部机构外，下设五个情报组，分区域和对象搜集情报，如第一组专门负责公共租界方面的有关情报；第二组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包括伪组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第四组侧重搜集社会情报等。还有八个行动大队，每大队最多的上百人，最少的也有三十多人，专门进行对日伪的破坏、暗杀、爆破等，对中共地下组织也进行破坏。在东北的组织，据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侦察，日本人称之为"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组织设在奉天(今沈阳)，隶属军统局华北特派员办事处，其内部设军人、政治、宣传、青年、妇女、工人、特别工作、侦探、训练、组织、调查、经理等十一个部，外勤设有十个支部，分设营口、长春等地，人员数千人。此外，军统局成立后，在以前无组织的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站、组，在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国统区的军统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和扩大。军统局西北区1939年从西安迁到兰州后，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名义为掩护，实则完全受军统局控制。调查室设情报、司法、总务三个股，一个电讯总站，一个特务队，一个看守所。西北区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马栏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第五部分 3.中美合作（1）1942年，美国华盛顿大饭店的一个套间里，几个身着美国海军将校服装的人正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肖勃密谈。这些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金氏上将(AdmiralErnestJ.King)、美国海军舰队训练处督导兼海军部内管制委员会委员李威廉少将(willisA.Lee)和部内管制委员会记录官梅乐斯少校(MaryMiles)。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迫切需要在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建立情报组织，搜集有关日军动向的情报，特别是要把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国海军，以有利于美军在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但这样的活动光靠美国人不行，必须与中方合作，才可付诸实施。为此，他们找到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肖勃，进行具体探讨。而肖勃除了是大使馆副武官之外，还是军统局的特工人员，负责向戴笠提供有关情报和与美有关方面联络的任务，所以他当即提出，美国海军可以与戴笠合作，而且只有与戴笠合作，才能达成此任务。美方为了严格保密，特在华盛顿大饭店开了房间，与肖勃具体探讨。"如果允许美国海军在中国放手去做，将可以做哪些工作?将以何种方式合作去有效地打击日本人?"金氏上将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交换情报，训练游击队，在敌后进行策反、破坏，策应美军。"肖勃答。"戴笠行吗?"美国人素来看不起中国人，对戴笠也缺乏了解，故将信将疑。"你们可以派梅乐斯先生去，他无论想到东南沿海的任何地方，军统局的人都可派人护送，保证安全，并完成任务。如果此言不虚，则一切合作计划，均可顺利进行，否则，一切作罢!"肖勃深知戴笠的特工能量，毫不迟疑地回答。"好，就派梅乐斯去一趟。"金氏上将站起来，手一挥，拍了板。于是，一边由梅乐斯起草有关合作计划，一边由肖勃负责向国内请示。稍后，美国海军部批准了梅乐斯起草的机密0303623号合作计划，肖勃即电请国民党政府指示。且说自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巴不得美国早日参战，但美利坚合众国却迟迟不肯上场。终于，珍珠港美海军在日本的突然袭击下葬身太平洋底，美国大老板再无可退之处，乃对日本宣战。这使蒋介石信心大增，腰杆子顿时硬了起来。他在《告全国军民书》中，号召全国同胞、海外侨胞及全体将士"各竭其能，各尽其责，共作最大最后之奋斗"，"以收获"九·一八"以来血肉所造成之战果"。继而，中、美、英联合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为参谋长。蒋介石深知：与美国合作，就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援，特别是美国的先进技术、装备和源源不断的军用物资，这不仅可以加强对日军的战斗力，而且会使他的部队装备迅速改观。因此，他对中美合作自是求之不得，接到肖勃的报告后，立刻复电同意，并指定戴笠为中方负责人与美海军情报机关合作。但是，这时，美国海军方面对中国方面是否有能力帮助美国获得有关气象资料和战争情报仍有怀疑，乃派梅乐斯到中国考察，并晋升其为海军上校。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使开浑身解数进行布置。他深知，这是蒋介石对自己赋予的又一极为重要的任务，只能干好，不能干坏。梅乐斯一到中国，戴笠便与之会商有关问题，并布置各地特务组织全力支持。不几天，敌后情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仅中国沿海各地，且越南、缅甸、泰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婆罗洲等地的敌情和气象情况，都汇集到梅乐斯的工作台上，给梅乐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继而，戴笠又安排梅乐斯到东南沿海敌后一行。由军统局在敌后的特务安排，时而乘卡车，时而坐滑竿、轿子，还有马车等工具，穿行于沦陷区内，有时还要化装成老百姓，步行偷越敌境，最后到达蒲城，与戴笠相会。为了显示军统局的潜伏力量，戴笠电令东南沿海敌后的特务，包括香港的潜伏人员，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悄悄地分别到蒲城汇报情况。在戴笠的安排下，梅乐斯等人还深入沿海的各个战略要点、岛屿和港湾，偷拍了厦门飞机场和一些港口的照片，考察了设置秘密工作据点和气象哨的位置，虽然也几经危险，但终于达成任务，安然回到重庆。梅乐斯的东南之行，使他确信戴笠及军统局有力量与美海军合作，完成有关气象情报、军事情报搜集等任务，于是，双方开始探讨合作的具体形式和有关内容等问题。最后，经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蒋介石同意批准，由中国代表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美国代表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签署，达成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并设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具体行事。中美合作所于1943年7月1日在重庆钟家山正式成立，以戴笠为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第五部分 4.中美合作（2）中美合作所在主任、副主任外设有参谋长，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其所辖内部部门有军事作战组、情报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行动组、交通运输组、经理组、医务组和财务组。下边还有一个庞大的汽车总队，有一千多辆卡车。其外勤单位原设有东南办事处，指挥东南沿海各站、组和各别动队。1944年，又设立了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挥所。中美合作所仅美方人员就达两千三百多人，其组织是够庞大的了。按照"协定"，中美合作所的业务至为广泛，具体是：一、在中国沿海与沦陷地区，及其他国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二、在美国训练业已成熟，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盟国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中国台湾、安南等地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参加工作。三、本所设有远程空中侦察队，配有飞行器材及研译判读照相人员，在中国沦陷区及远东各国敌占领区内，摄制并判读敌之活动照片，以便实施各种打击。四、为便于在中国沿海各港湾实施布雷，适时打击敌人，得由美方派飞机测量港湾情形，并由华方派员参加。五、设立宣传组，对中国沦陷区及其他日军占领区内之敌人与人民，从事心理战争。六、对于敌军陆海空三部分之电讯密码，实施侦收研译。七、在各地分期设立前进工作队，办理有关爆破、侦查、瞭望、气象、对敌宣传及其他有关事宜。八、本所所需之爆破、无线电、武器、弹药、交通、摄影、气象、化学、印刷、医药等，以及各项工作所需之一切器材，均由美方供给等。对于戴笠的"特务事业"来说，中美合作所可以说有至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军统特务经受了美国特务的现代化技术训练，并配备了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经美方特务训练的"游击部队"和"工作人员"约有一万人。中美合作所为此办过二十二个特务训练班，从而把戴笠的特工组织推向现代化。这是蒋介石对戴笠的特殊信任和"关照"而至。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中美合作的大任，戴笠对美国特务可以说是尊敬而达到谄媚的程度。1943年春天，中美合作所虽尚未正式成立，但美国方面已派了六百多人到达重庆。戴笠为了欢迎美国"客人"，特地安排一次盛大的宴会。这时，钟家山的餐厅刚刚建成，尚未全部就绪，故宴会原定在杨家山篮球场举行。当天下午4点钟，戴笠突然改变主意，要改设在新餐厅举行。这时，杨家山已布置就绪，要改在钟家山，全都搬移过来，而且还要布置花园、道路等，可谓是强人所难。可戴笠的命令就是"圣旨"，不容改变。军统局重庆训练班副主任陶一珊与侯祯祥商量，只好调两个大队学员，一个大队布置餐厅四周的花园和道路，一个大队搬运桌椅、厨房用具和各种东西。6点半钟，戴笠亲临检查，果然已基本就绪。7点整，美国客人来到，在粉刷一新的大餐厅里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丝毫未感觉出是匆忙之间布置出来的。此后，每年圣诞节，戴笠都要大宴美国特务，有时还要命令军统局特务的女儿或妻子出席，陪美国特务跳舞，特别是对美方的高级特务，还要挑选年轻貌美的女特务相伴，以讨欢心。1943年圣诞节，戴笠特地给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员的家属每人准备一份礼物，寄给他们在美国的太太、未婚妻和女友，表示戴笠对这些美特的关心入微。可说是煞费苦心了。戴笠对美国特务的要求，也总是尽量满足。一次，戴笠视察河南临汝的中美合作所第三训练班，正赶上美国教官要求给他们的住地铺地板。当地根本没有铺地板的习惯，很难找到木料和会铺地板的工人，当时陪同戴笠视察的黄天迈一口回绝了这个不合情理的过分要求，可美方人员说："我们知道，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戴将军也能摘下来。你就去告诉戴将军吧！"黄天迈没有办法，只好报告戴笠，戴笠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立即限令训练班副主任文强马上去办，两天内完工。果然，两天后，美国特务的住室里都铺好了地板。第五部分 5.中美合作（3）戴笠为了与美国特务搞好合作，潜心研究西方的风俗习惯。一次，戴笠陪美方特务到西安，事先查看为美特准备的住地。他的部属都知道戴笠要讨好美国人，所以下了全力布置得豪华而舒适。没想到，戴笠看后，却大发雷霆，命令属下立刻将门牌号换掉。原来，这个门牌号是某某路13号，13正是西方人最忌讳的不吉利数字。属下特务既感到好笑，也不得不佩服戴笠考虑得细致入微，于是，马上将其改为甲14号，意为在14号之前，却又避过13这一数字。戴笠的苦心没有白费，中美合作所的组织活动都进展顺利，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1945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合作所，对戴笠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天，在新建成的操场上，中美合作所的中方特务和三百多名美国特务整齐地排列在操场的两边，中间是中美所特警班的八百名学生和四十多名美国教官。蒋介石刚一出现，一阵号响，全体特务、学员全部立正，向蒋介石敬礼。这些特务和学员服装整齐，纪律严整，使蒋介石深为高兴。继而，学员们在表演分列式后，又进行刑警课目表演，一律运用美式警棍和美国军犬，进行追捕人犯、搜查等活动，一律按美国操典进行，蒋介石看得心花怒放，连声叫好。表演毕，蒋介石亲自训话，表示感谢美国特务在中国的贡献，对经过美式训练的学员，也予以勉励，说他们不仅是戴局长的好学生，也是他最喜爱的学生。今后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下决心去完成。蒋介石把中美特务合作的大任交给得意的学生戴笠，戴笠也没有辜负蒋的栽培：——在对日作战中，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曾多次搜集到日军的重要情报，提供给美国海军，使美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为此，罗斯福总统曾亲自致函中国方面，表示感谢。这无疑在美国人面前为老蒋争了面子——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美国的训练、装备，戴笠的特务走向现代化，在其后的反共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既是戴笠为蒋介石效忠的"本钱"，也增加蒋介石反共的力量。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戴笠格外垂青。"主任"学"校长"1932年的一天深夜，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班的学员们正在熟睡，突然，有十人被值星官悄悄叫醒，让他们赶紧起来收拾行装，马上出发。几分钟后，他们上了一辆用布篷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走了约一个小时，汽车停在一扇铁门前，他们被命令下车，拿着行李走进去。当夜，又来了十个人。开始了紧张的特别训练。这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训练班。戴笠受命组建特务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缺少人手。原有十个人，再网罗一些同乡、同学、亲友等，也不过几十人，而且搞特工又大多没经验，现学现干，这就急需培养特务人才。而现招生又来不及，故请准蒋介石，在中央军校中挑选。一天，校方公布，张北分校即将成立，需要挑选一些学员去任队长，自由报名，考试录取。当时军官班有一千七百多名学员，有二百多人报了名，结果，只录取了十人。考试的方式很特别，主要考应变能力。这班人进了训练班，学的全是特工课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这里纪律森严，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彼此私自谈话，气氛恐怖异常。四十天后，他们被派到保定，整天登记来往火车，车上有多少军队、番号等情况，都要搞清楚，并按规定写报告。这时他们才知道当上了特务，马上商议不干走人。可这时，戴笠来了。"不干，想得容易，告诉你们，谁也别想走。你们是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从今以后，要老老实实遵守团体纪律，努力工作。"一席话，说得这二十人哑口无言，只好乖乖地干下去。第五部分 6.中美合作（4）洪公祠训练班后，又有杭州警校特训班和各种训练班，合计毕业人员有六百人左右。但这时，戴笠尚无名望，地位也较低，故多数训练班都是以别的名义开办的，如洪公祠训练班是"对外用参谋本部名义"，杭州特训班以浙江警校名义等，戴笠也不是主持人，特训班只是为他培养特务人员而已。1938年以后，戴笠的摊子铺大了，地位也提高了。于是学习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作派到处开办特务训练班，每个训练班又都亲自任班主任，而派一人为副主任主持工作。这样，受过训练的特务便都成了他的学生，像黄埔出身的人都是蒋介石的学生一样。先后开办过训练班的地方除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外，还在华中、东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区开办了几十个，这些训练班每期最少的二十人，最多的达两千人。各地训练班有的办一期、二期，有的办四期、五期，最多的办了九期。学习的内容应特务工作的需要，有谍报参谋、政治警察、情报、行动、会计、电讯、外事等专业，而各种专业又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分多种课程。如情报专业，要学习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密写、分类等，还要学习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跟踪、脱梢，及情报网的分布、情报的传递等内容。行动专业则学习逮捕、绑架、刑讯、解送、看押、暗杀、纵火、偷盗和各种破坏技术，还要学习各种手枪、毒刀、利斧、炸药的使用等。特务培训强调应用性，绝大多数教官都由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人担任，边讲边实习，以求实际效能。此外，特务训练的重要内容还有一部分，就是政治训练，主要内容是无条件地忠于蒋介石，树立为蒋介石不惜牺牲一切的思想和反共理论。蒋介石对特务训练亦极为重视。1938年11月4日，临澧特务训练班首届学员毕业的前一天，戴笠正在这里准备主持毕业典礼，接到了蒋介石拍来的电报，全文如下："临澧特种警察训练班戴主任，某密：本班第一期学生毕业，特电颁辞如下：特种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间，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决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完成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用极勇敢之精神，明生死，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券也已，望诸位共勉之。中正冬侍秘湘。"这位曾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为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能在抗战的戎马倥偬中关心一届小小训练班的毕业生，谆谆告诫、勖勉，足见他对特务工作的重视，也见他对"戴主任"的偏爱。据良雄《戴笠传》："自洪公祠训练班起，曾受戴氏训练人员，共约六万人，其班别甚多，难以缕述。"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使军统局的特务人员逐渐走向专业化。而美方参加训练、装备特务工作，更使许多特务手段走向现代化。这在戴笠的特务发展史上，又是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说：蒋介石是靠黄埔发家的。我们是否可以说，戴笠是靠训练班发家的呢?第五部分 7.特工"天才"（1）1938年秋，正是戴笠春风得意的日子。他刚刚被任命为军统局副局长，且负实际责任。军衔也已晋升为陆军少将。他，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成为蒋介石的情报人员。1928年，正式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官衔仅为少尉。十年，他由少尉晋升为少将。而且，他这个少将不同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将师长、旅长，也不同于一般军事机关中的少将参谋、参议。他是军事委员会下属部级单位的负责人，掌握着特工大权。上有蒋委员长的信任，下有庞大的特工机构、特工人员由其运用、调遣，而且，这个庞大的体系只服从他一人。可是，戴笠不是个得意忘形、乐而忘忧的人。他深知：这一切都是蒋委员长给的，是因为他在十年中不辞艰辛、冒险犯难、甚至用生命换得的。蒋介石给他头衔、给他权力，不是让他以此炫耀、以此作威作福，而是要让他以自己的特殊技能、特务组织、超常的手段为己效力。随着机构的扩大，职位的提高，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特务组织威力，为蒋介石竭忠、尽力……初秋的武汉，天气仍很炎热，戴笠身穿白衬衫，正伏在办公桌上，对一本书的清样圈圈点点。书的尾页上赫然印着："《政治侦探》；讲述者：戴笠；编辑者：黄埔出版社；印行者：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来，这又是戴笠的"大手笔"。机构升格了，人员增加了，任务自然也就加重了。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新的形势，充分发挥特工组织的威力。不仅戴笠要认真地想一想，而且要让所有的部下都明确。为此，他把过去的特务行动、组织、方法归纳、整理，参照各国的特工机构，系统地进行阐述，从而使特务工作与理论系统比、规范化。这样，就形成了《政治侦探》——秘密的、注明"非卖品"字样的一本书。《政治侦探》可以说是一部"特工大全"。在这本书里，戴笠把过去的特务组织、工作等进行升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特务不再仅仅是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的打手，而是全面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支庞大的特殊队伍。他们是"以绝对秘密之身份，受独立组织之指挥"，其组织、身份、工作都十分机密，"视上级命令所指派，分驻各处，严密注意当地一切关于党，军，政，学，工，商人民之动态。凡有贪黩奸污，借公奉私，足以祸国殃民之事端，以及违法抗令，暗蓄异志，足以形成反动阴谋之行为，均须以最机密，最迅速之方法，洞悉内情，以最忠实，最正确之报告。摘发制裁。"具体说，其任务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保卫领袖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蒋介石的安全。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时期，保卫蒋介石是特务们的一项主要任务。从特务处时期起，蒋介石的安全就由戴笠的特务负责。蒋介石的随身警卫许多是由戴笠指派，后来更成立了"随节办事处"，专门跟随蒋介石，负责其安全。蒋介石每到一些形势复杂的地方，常由戴笠先行，布置警卫事宜，确认安全无误后，才迎蒋"莅临"。二是"惩办一切贪污不法"。实际上这一条只说明了特务工作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戴笠的特务不仅是"惩办贪污不法"，而是对国民党政权体系内的一切人都有监视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和蒋介石有离心倾向的人，更是监视甚严，一言一行都要注意。三是"扑灭一切反动势力"，即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势力。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也就是戴笠所说的"叛党"。无奈这时国共合作抗日，戴笠既使对中共恨之入骨，却不好在出版物中明确指出，而只好以"反动"、"叛党"而代之。实际上，戴笠不只一次地说过：共产党是最可怕的敌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共上。四是"协助国家建设"，以此为名，控制、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五是"防制国际间谍与扑灭汉奸"，这亦是抗战时期军统局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达成这些任务，戴笠又将特务工作方式分为"情报"、"煽动的破坏"、"行动的破坏"三种，并对每一种工作方式和进行手段都进行了系统阐述。"情报"的方式分为"政治侦查"、"兵要侦查"两大类。政治侦查又分为"国内"、"国外"两大项。举凡社会各阶层之政治地位、倾向、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均在侦查之列，特别注重政治倾向方面。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的政治倾向、党派、言论等等，都是侦查的内容。社会方面则更加广泛、深入、细致了。除了对公共场所，如医院、学校、会馆、宿舍等各方面注意外，甚至注意到居民的服装、家具、来往客人等等，即使一个家庭中夫妻口音不合、饮食习惯不一致等，都要对其怀疑，重点监视。兵要侦查分得更为细密，除了军队数量、素质、技术、装备、战略要地、交通运输、给养等各方面外，特别注重军队本身的情况，而尤以官兵动态为最首要。兵要侦查的第一种，就是"国内军队内容之侦查"。具体列举了二十条，其中包括：第五部分 8.特工"天才"（2）朝夕相叙，或有结拜弟兄等举动过分者。在士兵谈话中，常提起官长与士兵生活比较，羡慕妒忌不平者。常向士兵宣传反动党派之优越者，必谋煽动士兵叛离长官。军风纪如何?军队编制，是否依照中央规定枪械弹药之种类数目。部属对主义之认识等内容。戴笠之所以对军队情况如此重视，对所侦查的条目罗列如此细致，是因为军队在旧中国的重要、国民党军队成分的复杂和蒋介石的性格决定的。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政治离心力大张。清末，即有封疆大吏因手握兵权而左右政局。辛亥革命后，军阀蠡起，有枪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有政权。蒋介石以军权攫取党政权力，成为独裁者，深知军队就是命根子。而国民党军队成分复杂，有旧军阀归入者、有地方实力派控制者、有土匪改编者。这些军队虽然都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并非都忠于蒋介石，常有离心倾向发生，甚至公开反蒋。而蒋介石为人生性多疑，不仅对这些"杂牌"时刻戒备，就是对自己亲手扶植、培养的嫡系也放心不下。举个例子：虽非黄埔出身的卫立煌，对蒋介石曾忠心耿耿，效死用命，1932年，因率部攻入百攻不下的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而为蒋垂青，曾以其名设建"立煌县"。但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1933年，在扫平福建事变过程中，卫立煌的第五路军"战功卓著"，事变平息后，其与部将在杭州宴会后打了一夜麻将，不料，此事即为蒋知悉，次日中午，蒋介石电文中，竟有"昨晚胜负如何"之句。耳目安到了卫立煌贴身，而且那么及时地报告情况，可见，多疑善嫉的蒋介石对军队监视得多么严细了。正是根据蒋介石控制军队的需要，戴笠的特务对国民党军队的"侦查"才如此重视、如此细密了。而也正是因为有如此细密地监视、侦测，蒋介石才能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分化、收买、瓦解了各个对手的部队。这些特务手段是越用越精，终于被戴笠系统化、规模化，而列入"特务工作教程"。这样的"门生"，蒋介石如何能不赏识。"煽动的破坏"包括策反、引诱、挑拨离间、煽动宣传等等。"行动的破坏"则又分暴动、爆破、暗杀、逮捕分项阐述。《政治侦探》还就特务工作的具体手段，如密码、密写、手枪、匕首等的使用，跟踪、脱梢、暗杀、爆破、交际、窃取、摄影等等的技术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经过戴笠的一番阐述、布置、整顿，军统局不再只是一个杀人越货的"打手"机关，而是一个全面负责蒋介石及整个国民党统治的"安全"，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侦查"、控制的"主脑部"。特务也不再仅仅是那些歪戴礼帽、腰藏手枪、到处鬼头鬼脑地探听、杀人、抓人的地痞，而是有许多西装革履，或身穿戎装，肩上扛着"星"、胸前挂着勋标的"军政干部"甚至"要员"，当然，也有娇滴滴的小姐、英姿勃勃的少年、青年，甚至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学生。你不知道谁是特务。特务藏匿于各个角落。看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戴笠确实是个特工"天才"。但是，作为一个高级特工首脑，他不仅要在书本上把特工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施展他的特工才能：对大势的判断，对小事的洞察……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还在隆隆震响，大多数人还把关注点放在华北战局上，戴笠却已有了大势的判断，而且预做安排了。第五部分 9.特工"天才"（3）大约在25日前后，戴笠的得力部属杨蔚突然接到通知，命令他晚上到戴公馆吃饭。杨蔚按时到达，走进客厅时，发现柯建安已等在那里。一会儿，戴笠走进来，一起到餐厅用餐。戴笠自己干了一杯酒，让杨蔚、柯建安也干了，说："你们二位是我向领袖保举的两个市警察局局长，庭芳兄到郑州，建安兄到九江，因为这两个地方非常重要。就目前情况说，平汉线比较紧张，领袖可能要到乎汉线督战，郑州是平汉线的要点，所以请庭芳兄先去布置一下。不过据我看来，日本的野心很大，必然还要进攻上海，将来如果上海守不住，南京也会放弃，到那时，长江的情况会变得和乎汉线一样。九江是长江的门户，领袖常到庐山，所以请建安兄先去布置一下。我准备不久到武汉去，你们到任后，究竟向南京或向武汉联络，届时我另有通知，请你们赶快出发吧!"当时杨蔚和柯建安只知道自己要去当警察局局长，对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放弃南京均不太相信。但不久，果然日军开始进攻上海，南京也很快陷落，方知戴言不爽。1939年，戴笠到滇缅运输线上视察。当时，日军已经全面封锁了出海口，重庆政府的海外物资均由西南方面运进。货运局设有西南运输处，西南运输处在缅甸设有西南运输公司，专门负责运输军用物资。这一行当，又是由军统局控制的，仰光由陈质平负责，腊戍由潘其武掌管。戴笠视察腊戍后，突然命令潘其武，向缅甸政府申领一千张商用汽车通行牌照。戴笠走后，潘其武心里嘀咕开了：领商用牌照要花很多钱，手续烦琐，咱们的汽车都有军用牌照，现成的东西具备，何必费钱费力领什么商用牌照，真是多此一举。正准备搁置一旁，负责电台工作的张我佛说："不行，戴先生说的话就是命令，怎么能够算了呢?这件事由我去办。"领牌照要有海关进口凭单和汽车发动机号码。张我佛立即电报通知仰光陈质平，把新从美国运到的汽车发动机号码抄印，汇具体材料后具报。三个月后，一千张商用汽车牌照领到了手，交给专门负责为西南运输公司运输军用物资的腊戍孔雀公司张经理。半年以后，1940年7月8日，英国和日本签订协定，封锁滇缅路，禁止中国军车通行，缅甸政府派兵检查。这时，戴笠电令西南运输公司，取出一千张商用汽车牌照，将所有军车一律改成商车，报关运输，军用物资得以畅通无阻地运进中国。这时，军统局的特务们方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戴笠的高明。1942年3月7日，日军占领仰光。当时，正值珍珠港战事之后，美国海军遭到重创，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势头迅猛，先后占领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法属印度支那，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印度和澳洲。由于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舰队在海上横行无忌，向仰光运输了大量作战物资，准备进攻印度。没想到，6月到10月，从印度雷多机场起飞的美国轰炸机成群结队飞临仰光上空，专门对日本的军械库实施轰炸，而且命中率极高，大部分炸弹都直接落在了日军的军用物资所在地。一时之间，日本侵略者感到十分茫然：军用物资的集散地都很保密，而且仰光这么那个城市，美军如何把目标选得如此准确呢?原来，这又是戴雨农的特工天才的表现。国民党通过各种情报渠道和战争态势，早就判断日军有扩大战争的可能，因而预做布置。1941年6月，戴笠到达仰光，把张我佛调到仰光工作，建立了四座秘密电台。一天，他把张我佛叫到住处，拿出一张仰光地图，上面画了九十九条横线，九十九条纵线，把仰光地图分成一万个小方格。"这是一张仰光市详图，分成一万个小方格，任何一格所表示的地面实际面积，不超过五十平方英尺，假使你以电台报告一个地点的位置，用几个电码表示出来，你能办到吗?"戴笠歪着脑袋，盯着张我佛问。"报告戴先生，那很简单。"张我佛思索了一下说："先把地图所划的小方格，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每一行每一排用两位数字编号，就是从00到99，可以用一组电码，四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出来。如系五位数字密码，中间一个字是虚码。从00到99，先横后直。譬如仰光的大金塔中心，"张我佛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数了一下横竖格："就可以用5263表示，52为横格，63为竖格。""好!"戴笠说："你自己要记好，我会通知第四处、总台、机要室，以后你会有用到的时候。"日军占领仰光后，军统局仰光站站长陈式锐找到张我佛，拿出一张仰光市地图，上面画有九十九条横线，九十九条纵线，标明了横向、纵向数字，说："我离开重庆时，戴先生交给我这张地图，说需要使用时，可以问张我佛。现在，我要将日军的仓库、机关的准确位置报告重庆，特向你请教。"张我佛按照与戴笠的约定，把详细用法告诉陈式锐，致使美军的轰炸机按照这个地图的编号实施轰炸，非常准确。第六部分 1.强大的保护伞（1）特务政治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中最黑暗、最残酷、最不得人心的组成部分。它的反动效用的取得，是通过一系列的密捕、绑架、暗杀、监禁等法西斯手段实现的。它的活动方式，是为社会、法律所不容的。因此，特务政治必然遭到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的反对。戴笠的特务组织是专门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服务的。它的矛头不仅对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人民，而且对准一切热爱民主、自由，追求和向往民主制度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甚至对准国民党内一切不满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人士和力量。因而，它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革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反对，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时常受到抨击，成为名副其实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这一切，又都因戴笠有蒋介石这个强大的保护伞而对之不能奈何，特务组织不仅丝毫不受影响，反而不断地发展、膨胀起来。早在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之初，各方面就强烈地反对过。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宋庆龄在其发表的声明中就指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民主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是办不到的。"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人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这，可以说是一篇公开向戴笠宣战的檄文。1937年，上海的一位学生在特务的迫害下，跳海自杀。6月20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为此事呈文行政院，要求国民党政府"严令特务机关，不得越权扰乱国法，并令其改变性质，用以反对日本在华特务机关，破除汉奸活动。"抗战胜利前后，各方革命和进步力量反对特务组织的要求更加强烈，并且与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1944年5月，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发表《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一文，提出："人民应有生命身体之保障，不得滥行逮捕、拘禁、拷打、捆绑或加以死刑。"1945年3月12日，昆明文化界潘光旦、闻一多等三百四十二人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强烈要求"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取消所有特务组织"、"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集中营"、"除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和处罚人民"的呼声不绝于耳。柳亚子先生更明确提出"彻底取消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全国特务机关"。《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条道路》的社论，更是一针见血："因为正是他们(指国民党内的法西斯派)及其特务组织，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呼吸，同时也剥夺了国民党内的一切自由呼吸，因为正是他们及其特务组织在事实上是一切腐败制度的保护人，是官僚制度军阀制度的基本组成者。"这就把戴笠与其主子蒋介石结合起来进行批判。国民党内反对特务的呼声也由来已久。1934年，胡汉民派主编的《三民主义月刊》发表署名文章《齐有两电之前因与今后大局之预断》，指出："如蓝衣社之恐怖政策，使手无寸铁之民众无法群起为监督政府之行动，使热心救国之人士糊涂就戮于恶徒暗杀之手……"可以说揭露了特务组织维护蒋介石集团统治的实质。同年，针对复兴社的活动，胡汉民等人在《为补充五全大会议题致南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齐电》中，提出增加一项"严惩一切淆乱社会危害党国祸首案"，指出："年来毁党造党之声浪喧扰内外，长江、华北各地至有公然背叛主义之一种非法组织肆无忌惮，至于此极……此辈党徒滥用权威，任意杀人，造成社会恐怖，数年来事实昭然，非严于惩处不足以振饬党纪，保障人权，巩固党基。"1946年，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上，也有人公开提出取消特务组织。戴笠在1946年3月10日的演讲中说："最近中央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未出我预料之外。表面看来，好像是中苏问题，物资问题。另一方面，有极少数人是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而且二中全会前，就有人告诉他，"有人要取消调查统计局"，"每次全会都有人反对我们"。第六部分 2.强大的保护伞（2）戴笠的部下因为自己是干"特种工作"的，所以为所欲为，谁也不放在眼里，引起各方面的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特务处闽北站站长张超，因鼓动反对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陈仪派人抓起来，并以"阴谋叛乱，反对政府，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的罪名枪毙，戴笠曾为此跪求蒋介石为其做主。"山西王"阎锡山的部下杨贞吉，也曾带人将军统局西北区临汾组的特务全部活埋，只跑了一个组长。西安事变时，戴笠的部下马志超任西安公安局长。12日这天，西北军的官兵也去逮捕他，幸亏那天早上，他5点钟就离开了家，到公园去了。在公园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溜出公园买下一个人力车伕的车子和衣服，化装成车夫，跑到莲湖公园，找到熟人，隐匿起来，以后又想法混出西安城，才逃出一条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