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有口皆碑　　　　第一节“编外参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从此，刘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军委写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指示。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刘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这次战争发生在1962年10月。印度政府为了通过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经过了长期的密谋和准备。从1959年夏、秋之际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印度政府不断出动军队，进入中国境内，非法侵占中国领土，以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状况，并多次制造流血冲突事件，使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1962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①，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10月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中国政府以国际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边境领土争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积极措施。但是，印度当局却把这些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走上了大规模军事侵略的道路。　　在忍无可忍、迟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奋起抵抗，从而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早在这年5月，刘伯承就预见到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当年人民解放军进藏的经验，他最为耽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他对总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印军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详尽的意见。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①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西藏地方，于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西姆拉，由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用阴谋诡计，与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换文，炮制了一条所谓中印边界线，把该线以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并多次提出抗议。　　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又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说：“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以后，边防部队又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　　各地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分队，也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军侵略据点，进占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　　10月24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缓和印度当局制造的边境紧张局势，郑重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三项建议。边防部队遂停止追击，就地休整。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绝不会善罢甘休，战役还会继续打下去。他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的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的交通状况，那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他要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那里，那里的这些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因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作好防护准备。”“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两山脊间的洼地）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人的侧击。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的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兵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让刘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的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该敌配置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　　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他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来加以对付，并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的动作。”在指挥上，他特别关照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关键；二是统一的时间、计划都有了，要确保其实施，还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刘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部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连串切实可行的对策。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　　11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了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辛格准将。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同日晚直插印军纵深，拔除了他们的据点，把他们赶得一路南逃。21日，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侵略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线印方一侧。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开始主动回撤。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了印度，并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使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了中印边境争议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军威，进一步巩固了西南边防。　　刘伯承在担任军委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深入到东北边防一线视察，了解边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情况。1964年7月4日，他带领几名参谋人员先到沈阳，尔后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上，到达牡丹江市。　　他接见了黑龙江省委和公安纵队负责人，乘船巡视了镜泊湖周围的地形，参观了一个军工厂。他还专程到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视察，饶有兴趣地寻访他在1930年从苏联回国时的路线。只是由于30多年的沧桑变化，绥芬河的市容已全部改观，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越境返国的途径也不能辨认了。他向大家风趣地述说了化装回国的经过情景，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听了广播，并在拿到报纸后的当天，从下午2点钟一直看到6点。他知道，自1957年以来，中苏矛盾逐渐激化，至今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彻底恶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两国边境局势的紧张。他这次出行，正是想通过实地巡视和考察，掌握东北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找出加强防卫的有效办法来。由于连日旅途劳累，加上每到一地，看书、看报、看地图，进行调查研究，同当地领导人商谈工作，使他的眼病又一次发作，终日头晕目眩。但他未予理会。　　7月16日，他由牡丹江赴哈尔滨。在哈市，他听取了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观看了省军区的农、林、牧、渔场分布形势图。回到住地，他结合边防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向随行参谋提出：“你们研究一下，若是象新疆那样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黑龙江边境地区现有农场数目，在实际需要上够不够。哪些地区是战略要点，如何建设生产兵团，让沈阳军区考虑，请他们最近提出意见来。”他还视察了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的书店里买了俄文书籍。在翻看这些书时，感到视力更加减退，头痛更加厉害。他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仍然决定到海拉尔去，现地勘察中苏边境布防情况，完成预定的视察计划。　　7月20日，刘伯承继续北上，途经齐齐哈尔市，视察了两个军工厂。在观看试制的火炮、炮弹图样和实物样品时，他说：“现代战争机动性很重要，我们既要生产大口径的火炮，同时也要研究和生产轻便的、便于机动的、多种用途的火炮和炮弹，适用于山地、丛林作战，拆卸灵便，能打空中飞机、海上的轻型舰艇、陆地上的坦克和碉堡。”　　7月24日，刘伯承到达了他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在市郊北山，他认真察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群。先是结合周围地形，详细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结构和体系。尔后亲自下到工事里边，对其内部结构，包括进出口通道、射界范围、离地高度、抗击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卫生设施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观察。由于天气酷热，坑道内潮湿霉烂，臭味扑鼻，加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钻出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劳不堪。可是他却始终兴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才占领了工事。你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据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的布局。日军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一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为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布势，可以研究参考。”　　在返回海拉尔市的路上，刘伯承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谈了他对国防工事构筑的设想。他说：我考虑我们的国防工事，要地面与地下结合。　　弹药库、油库可放在地下，人员只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如把过多兵力放在洞里，就限制了兵力的机动，造成被动局面，打起仗来，从洞里出来再展开，就来不赢了。他看过沿海坑道，有的太长，进出口太少，战斗设备太差。原子弹打来了，不是被炸死，而是破压死。因此，怎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么发挥火力、隐蔽身体，要好好考虑。切不可把工事当作包袱背起来。进出口要多，要构成“侗字、”之”字或“蛇腹”形进出口，以利于防御和机动。　　视察中，刘伯承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作客，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7月29日，刘伯承返回哈尔滨。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当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现地磋商，就工事构筑、武器制造、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见解，为中共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不幸的是，在胜利结束这次视察活动时，他的眼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入北京医院。从此以后，他那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竞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第二节“眼不见心也烦”　　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消，战略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上中止了工作。　　从此以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自己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望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先去看望刘伯承。他一进书房，就向刘伯承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资料》，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陈毅快走几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啰！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他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按过话题说：“眼不见心也烦嘞，谁叫我的耳朵还不聋呢！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面的窗户。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毅吐出一口长气，看来，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问问刘志坚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呀，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5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感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被冲乱了，政府各个部门也已经被冲乱了。人民解放军一定不能乱。如果把军队也冲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5位元帅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刮起。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夺权，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上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亲自签发，迅速传到全军。　　然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正在总医院治疗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是难以估算的。事过19年后，聂荣臻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　　7月，刘伯承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赴济南治疗。　　后因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建议下，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他常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的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一致，时刻警惕帝、修、反钻空子，在混乱中搞我们。　　10月，刘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眼不见心也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并罗织罪名，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对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理解。于是，便坐车到叶剑英那里了解事实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将不会再开会了。听罢叶剑英的话，他默然不语，低头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则到武汉。　　接到通知的当天，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以后，又由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院内。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与书籍，送给了军政大学图书馆。“九一三”林彪出逃殒命事件之后，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1月6日，是刘伯承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这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他走近床边，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交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之谈，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第三节帅门家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自奉俭雹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对子女、对亲属，他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让他们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他的革命家风，一直被人们所称颂。　　进城初期，刘伯承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帐，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他家孩子多，刚来南京时，有4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全家8口人，住房比较紧张。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祝刘伯承对用车问题要求史为严格。他自己用车从来不讲究、不挑剔，而且也很节剩当时，他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了他的安全，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他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办事，只要路程不远，时间来得及，他总是安步当车。　　他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子女坐。他的夫人汪荣华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从南京走，他都不准用车接送，而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还没有回家。司机不放心，瞒着他悄悄地把车开出去，从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荣华接了回来。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晚上，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他说：“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你要记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刘伯承给子女们立下这样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儿女们都理解他的这番用心：父母这里生活条件优越，各种待遏优厚，这是党和国家为了照顾他们为革命所作的贡献而给予的。自己结了婚、成了家，应该独立生活，而不应该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来，刘伯承的6个子女先后结婚，他们都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厕所公用。肖玉兰生了孩子，她的妈妈从湖南老家来照顾她。房子实在住不下，领导上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方米的套间，厨房、厕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儿园时，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着“康妈妈”长大的。肖玉兰的妈妈对来看望的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汪荣华拉着亲家的手说：“单论住房子，城里甚至不如乡下，现在群众还有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着说：“这比延安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我把太行从幼儿园领回来，还不是我和朱老总睡床，他就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去住，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有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的二女儿弥群结婚时，只在机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后，刘伯承提出用一个星期天，全家欢聚，庆贺弥群夫妇新婚。不巧，弥群所在单位利用那个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弥群有些为难地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刘伯承风趣地说：“家规依从国法，个人服从组织嘛！”　　刘伯承的三女儿解先入党前，她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派人到家里来征询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们要了解她在家里的表现，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但你们问我她能否入党，那完全是党组织的事，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刘伯承的长孙降生时，他已双目失明，年满八旬。他非常高兴地给孙子起了名字，并催着汪荣华赶快把名字告诉儿媳妇。家里人每次把小孙孙抱到他面前，他都慈祥地抚摸着孩子胖乎乎的脸蛋。但就是对全家的这个宝贝疙瘩，刘伯承夫妇也严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孩子在妈妈医院的幼儿园里长大，在一所普通小学上学，随后又考进西郊一所普通中学，口袋里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钥匙。　　刘伯承对子女处处严格要求，为的是培养他们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他常常对子女们说：“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只有工作上廉洁奉公，政治上才能无私无畏。”　　在家里，刘伯承冬天经常穿着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穿一双家制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时都破了，还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荣华看到这件毛衣实在不能穿了，便给他买了一件新的。他接过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说：“我这件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何必花钱买新的。”仍然舍不得把旧毛衣脱下来。　　刘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给老三。老五刘蒙上中学了，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黄军装。有一天，阿蒙放学回到家里，嘟着嘴对汪荣华说：“妈妈，以后我不穿姐姐的黄军装了，同学们都笑话我。”　　汪荣华仔细端详着儿子：挺高的个头，穿一身女式黄军装，模样确实很滑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是啊，你长大了！等这件衣服穿破了，妈妈再也不让你穿姐姐们的衣服了。”　　生活上刘伯承对子女严格要求，学习上更是毫不放松。他一再勉励子女们刻苦读书，掌握真本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但不一定要当官。他严肃地告诫子女：“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个通报后，写信给长子太行说，这次教育部通报了一个高等学校的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儿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女则一个也没有——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就在这封信中，刘伯承问太行：“谦虚谨慎习惯在修养否？”　　刘伯承经常对子女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他双目失明以后，有一次让幼子太迟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突然间，他挣脱了太迟的手，自己摸索着向前走去，边走边对太迟说：“这叫什么，这就叫自强不息。我80多岁还要自强不息，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太迟：“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　　刘伯承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长子太行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搞科研工作。他业务熟练，安心本职，曾主动放弃到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机会，始终坚持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副部长。二女弥群是空军司令部业务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以吃苦耐劳、勤于钻研著称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三女解先、四女雁翎是医生。五子阿蒙在高级军事机关当参谋，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刘伯承夫妇爱子深切，教子有方，博得了人们的广泛称颂。汪荣华被评为北京市1986年度的“好家长”。　　第四节“十万军帐哭刘公”　　191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渐下降，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战争年代，他创伤遍体，头、眼、腿、脚等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残疾。　　解放后，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备训练，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又使得左眼失明，伤残破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中共中央对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十分关怀，周恩来3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的努力。因个别医生诊断失误，药不对症，致使病情逆转。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才使他的病情得到控制。　　然而，由于刘伯承年事已高，残弱多病的身体终于不能恢复而长期卧床不起。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　　1975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1980年8月1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刘伯承关于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中说：“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94岁的刘伯承终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了。　　10月14日，北京一个平常的秋日，凉风瑟瑟，阴霾满天。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被装点成黑纱缠绕园柱、挽幛悬挂横梁的庄严肃穆的灵堂。　　刘伯承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灵枢两旁。　　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他向刘伯承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老搭挡、老战友的遗容。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险阻，淮海大地的硝烟，万里长江的怒涛，西南边关的征尘，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现，??慢慢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聂荣臻右臂套着黑纱，坐着轮椅车，由工作人员推着攀上40多级台阶来到大厅。刘伯承卧病在床之后，聂荣臻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总希望他有所恢复，能跟他说上几句话。如今，物是人非，聂荣臻悲从中来，两行清泪潸然滚落腮边。　　杨得志、秦基伟、王平、洪学智、肖克、宋时轮、陈锡联、张爱萍、杨成武、陈再道、尤太忠、向守志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以及三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列队缓缓地走进大厅，默默地将右手举到额角，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功勋卓著的老元帅致最后的军礼。　　张震、李德生，带领全军最高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以及驻京其他军事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军队院校的奠基人、最高学府的老院长作最后的告别。　　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等部门的领导与群众，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步入大厅，向共和国大厦的创建人鞠躬致哀。　　??　　大厅里哀乐阵阵，1500多人依次出入，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　　徐向前挥毫记下了首都军民沉痛哀悼刘伯承的感人场面——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　　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吏记殊荣。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简要概括了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既为推翻帝制、保卫共和英勇斗争，又为创建人民军队、实现社会主义艰苦征战，也为推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悼词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一生的卓著功勋。指出他对党无限忠诚，几十年来成为全党、全军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榜样；他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他的精辟独到的军事论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始终不脱离群众，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自奉俭薄，克己奉公，严格管教子女，廉风、家风，堪称社会的楷模。悼词热情赞扬他功高德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追悼会上，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等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北京市和四川省等领导机关，献了花圈。　　这一天，天安门广尝新华门和外交部，都下半旗向刘伯承致哀。行人路过，纷纷驻足静默，向他们敬爱的一代元戎寄托自己的哀思。　　中国古人有这样两句诗：“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说的是人生一世，做了好事善事，自有众人称颂传扬，用不着自己去立功德牌坊。　　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在全军指战员的心中，矗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刘伯承逝世后，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撒向祖国各地。　　1986年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遗骨，告别母亲和兄弟姐妹，去执行抛撒骨灰的神圣任务。飞机载着他们穿过重重云层，翱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和着徐徐的清风，刘伯承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庆，落在了开县赵家场的黄桷树林。　　这位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回到了祖国山河大地的怀抱之中，回到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战斗过的地方，与长眠在那些地方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了！　后记　　　　《刘伯承传》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编写的。经过12年的努力，终于完稿付梓，并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与读者见面。　　小平同志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从1980年3月编写组成立开始编写，到1992年修改成书，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坚持以下三条原则：一、据实直书而不拘于定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而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或评论。　　二、材料丰富而不至于芜杂。采用真实可靠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材料，摒弃那些似是而非、查无实据或无关宏旨、可有可无的材料。　　三、文字生动而不虚构、浮夸。对传主的生平业绩，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如见其人。　　当然，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社会效果又是一回事。良好的愿望能否变成现实，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鉴定。　　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历史传记。　　编写人员先后采访了300多位同刘伯承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和了解情况的人。其中主要有刘华清、张震、杨白冰、薄一波、宋任穷、李德生、陈锡联、肖克、何长工、郭述申、李达、李聚奎、林浩、郭林祥、尤太忠、向守志、钟汉华、曾绍山、孔石泉、孙毅、韦杰、孙继先、陈明义、鲁加汉、肖永银、马忠全、卢仁灿、黄鹄显、徐斌洲、仲曦东、鲁瑞林、吴忠、刘昌毅、孔庆德、陶汉章、王智涛、王义淮、刘明辉、赵遵义、党必刚、刘叔禹等。还有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黄维、杨伯涛、文强等。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人还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刘伯承的夫人和战友汪荣华，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给予编写工作以大力支持和帮助。　　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解放军画报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省档案馆、四川省政协、重庆市政协、南京市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处和国防大学图书资料馆等，为编写工作提供了大批历史文献资料，使传记有了可靠的依据和凭证。　　本书于1983年4月写出送审稿。全书分为22章，42万字。从拟定纲目到成文，都是在李曼村指导下进行的。具体分工是：陈石平写青少年时期，宋科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柯岗写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1945年8月至1947年7月），曾克写解放战争中期（1947年8月至1948年1月），薛洪兴写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1948年2月至1950年10月），齐生平写军事学院时期，李曼村写1958年以后。先由各人写出初稿，然后逐章逐节进行集体讨论、修改，最后由李曼村、宋科、薛洪兴三人统稿。　　王文治、王济民、刘蒙、朱玉、谢武申等，也参加过编写工作，对本书的撰写作出了贡献。　　后汲收各方面意见，对书稿进行修改，于1992年4月写出修改稿，扩展为24章，50万字。建国前的18章由薛洪兴执笔。建国后的6章由齐生平执笔。全书经薛洪兴加工润色，最后由李曼村、黄玉章审阅修订。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办公室、国防大学科研部第一编研室，对《刘伯承传》的编写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导与帮助，并两次主持召开书稿讨论会，使书稿逐步改进，得以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之际奉献给读者。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最后，对于所有帮助、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一九九二年八月　　附录 刘伯承生平大事年表　　　 （1892—1986年）　　1892年诞生12月4日（清光绪18年壬辰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　　1897年5岁　　入私塾读书。　　1903年11岁　　读完私塾。随应县试的父亲刘文炳赴县城，目睹父亲因出生吹鼓手家庭被逐出考场，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　　1904年12岁　　转入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地理等现代科学知识。　　1905年13岁　　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初步孕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906年14岁　　考入夔府官立中学读书。　　1907年15岁　　春因父亲病故，家庭经济发生困难，被迫辍学，回乡务农。　　1910年18岁　　从万县乘江轮出川到上海，试图寻找工作，未果，仍返回家乡。　　1911年19岁　　年末到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有人劝他不要去从军冒生命危险，而应去经商谋个人发达，他慨然回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1912年20岁　　2月至12月考入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　　1913年21岁　　夏由司务长改任排长，随部队参加四川讨袁（世凯）战争。在綦江打了第一仗。因有勇无谋，只顾自己一人向前冲，没有指挥士兵跟上，结果败退了下来。　　8月在寒坡场战斗中智勇结合，对士兵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并率先冲锋，率部一举攻占敌方阵地。因功摧升为连长。　　1914年22岁　　四川讨袁战争失败。为免遭四川反动当局的缉捕，避居上海。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5年23岁　　受孙中山派遣，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回川进行革命活动。　　1916年24岁　　年初为响应云南护国军的入川行动，与王维纲在涪陵新妙场集合原第五师部分人员和当地革命党人、农民群众约400余人，举行起义。被编为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负责截断北洋军的长江交通。　　3月与革命党人张明安领导壁山县丁家坳农民起义，将起义队伍编为义勇军。指挥义勇军伏击北洋军的辎重部队，缴获两连人枪，军装5000套。　　3月20日在丰都攻城战斗中，头部中弹，颅顶受伤，右眼致残。　　秋回到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　　1917年25岁　　10月参加护法战争。代表第五师到泸州与云南护国军谈判，结识了滇军旅长朱德。　　1918年26岁　　2月随第九旅参加讨伐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战争。临难受命改任营长，率部强渡涪江，协同友邻部队攻克战略要点射洪县太和镇。　　3月升任由熊克武任督军的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副团长。　　1920年28岁　　8月至10月升任第五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率部参加川军为驱逐滇黔军而发动的“靖川”战争，在保卫成都和克复重庆的战斗中，担任主力，连建奇功，被上级表扬为“千里转战，凌厉无前”。　　1921年29岁　　8月至9月率部参加川军援鄂战争。以出敌不意的战法，先后歼灭和击溃北洋军各一个团。　　1922年30岁　　夏率部参加四川新旧军之间的“一、二军之战”。采取伏击战法歼灭第二军杨森部主力第三十六团，继而协同友邻部队重创敌第九师。　　8月升任两团制的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　　1923年31岁　　3月至4月参加由孙中山发动的讨伐北洋军阀的“讨贼战争”。率部与敌苦战，掩护主力撤退，并以奇袭手段击溃临阵叛变的一个旅。　　4月14日因不满有功不赏，反遭人忌妒、诽谤的处境，向上司提出辞呈，未获批准。5月率部反攻被敌夺占的成都城。在成都近郊龙泉驿重创敌一个旅，并协同友邻部队夺回成都。　　本月率部以远距离奔袭的战法一举歼灭甘军12个营。8月在作战时右大腿负重伤，随即赴成都治疗、休养。秋通过吴玉章结识了杨闇公。在这两位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和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1924年32岁　　1月13日对劝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友人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极力深研后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　　9月断然拒绝熊克武等人以升官为条件让他重返军队的劝诱，表示愿追随杨闇公、吴玉章考察四川内外的国民革命形势，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10月至12月随吴玉章出川，经贵州、湖南到上海。沿途感受到国共合作后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各地都有了很大的规模和声势。　　1925年33岁　　2月随吴玉章从上海到北京，见到了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赵世炎，从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5月随吴玉章从北京到上海，亲身经历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贪婪性、残暴性，对工人阶级巨大的斗争力量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6月随吴玉章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目睹了省港大罢工和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中华民族不可遏制的反帝怒潮。　　1926年34岁　　5月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7月同吴玉章从重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负责人汇报四川军事运动情况，提出策动部分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设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9月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促使川军各派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参加国民革命。　　10月经吴玉章提议，被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委任为中央党部特派员，全权负责处理四川军事问题。　　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杨闇公、朱德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川军事斗争。　　本月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闇公同赴合川川东江防军黄慕颜部，策划起义事宜。　　11月27日在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总结了四川军事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基本经验。强调指出，国民革命不完全靠革命军的力量，更重要的要靠民众的参与和支持。　　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　　12月9日在顺庆（今南充）果山公园主持召开庆祝原川军第五师大部和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胜利大会，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下辖第一、二路。随后指挥起义军抗击四川反动军阀部队的围攻。　　本月为避开优势敌军的进攻，率起义军撤离顺庆，转移开江整顿。　　1927年35岁　　1月在万县出席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与杨闇公、朱德分析研究北伐战争的进程和组织起义军进行策应等问题。　　1月24日在泸州发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昭告全体军民听从指挥和服从整顿。　　2月上旬在泸州主持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起义军指挥部成立，下辖第四、五、六路；号召军民团结一心，跟反动军阀斗争到底。　　4月中旬主持召开军民大会，声讨刘湘、蒋介石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　　4月21日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呈请讨伐刘湘》的呈文，历数刘湘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对、破坏国民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罪行，表示愿率所部与刘湘等反动军阀进行决战。　　本月严密部署各路起义军进行防御，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先后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　　5月上旬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所隶起义军各路番号不变。　　5月16日在外有强敌围攻，内有将领谋叛的情况下，按中共党组织决定，偕参谋长韩百诚等从龙透关秘密出走。　　7月11日偕参谋长韩百诚等历尽艰险，绕道陕西、河南，抵达汉口。　　本月参加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的川籍有关人士座谈会。支持周恩来关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要向广东发展，而不是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西退四川的主张。　　7月下旬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黄慕颜代理。以称病告退作掩护，秘密转赴南昌，参与孽画南昌起义。　　7月28日受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托，协助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制订南昌起义计划。　　7月底奉派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对江西省委的要求。　　8月1日凌晨协助起义代总指挥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攻占南昌旧藩台衙门，消灭了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属部队；与代前敌总指挥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一起，完成了预定的歼敌任务，取得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同日上午出席特别委员会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盛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被会议决定产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　　同日晚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参与拟定起义军撤离南昌、进军广东的行动计划和开进路线。　　8月29日至30日协助叶挺指挥第十一军攻克会昌城，取得了南进途中的重大胜利。　　9月中旬在福建长汀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　　与多数人议决先占领潮汕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行西进，夺取惠州。　　10月3日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参加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和起义军将领最后决策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开，由当地农会派人带路向海边疏散，然后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10月上旬与贺龙等乘船到达香港。　　11月由香港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的有关情况。　　本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　　12月经海参威到达莫斯科，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28年36岁　　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后，作《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现存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提出了在军阀部队里进行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方法和策略。　　会议期间，被大会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未记》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总结了起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着重指出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时指出了作战指挥不统一、组织纪律松散、财政政策动摇不定等方面的问题。　　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37岁　　春跟同学屈武交谈国内革命斗争情况，认为毛泽东、朱德依靠农民、武装农民，走红色割据的道路是完全对头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国内，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1930年38岁　　7月底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月在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工作时，委婉地建议应放弃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东方发展，而改向他们统治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同时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动成功也很难巩固，象南京，据提供的力量计算，最多“可固守一个月”。但这些意见未获采纳。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在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长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汉暴动的计划。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汉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岁　　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盛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　　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40岁　　1月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红军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　　5月组织教员编写教材，提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　　5月25日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　　10月10日主持召开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鼓励学员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红军中去，改进红军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41岁　　2月至3月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6月摘译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　　7月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　　10月摘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11月翻译发表苏军的一篇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介绍军事学上这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使红军干部明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红军干部在军事学术上的提高。　　1934年42岁　　5月写出《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针对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就游击队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条系统而具体的意见，强调了游击队“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战略上的意义”。　　9月写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十项原则和方法。主要是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　　10月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同月在第五军团长征动员会上讲话，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指出：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至12月随第五军团行动，担负红军长征的殿后任务。协助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制订后卫行动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以部队轮番开进和交替掩护的战法，指挥第五军团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完成了后卫任务。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　　1935年43岁　　1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红军军委纵队司令员。　　1月7日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1月8日指挥第二师第四团攻占娄山关。　　1月9日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奉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与聂荣臻一起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应打过长江去，向川西发展的建议，得到会议的采纳。　　1月19日军委纵队奉命改为中央纵队，仍兼任司令员。　　5月4日指挥干部团利用俘虏巧夺皎平渡，组织工兵就地取材，用竹、石等搭建浮桥，使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5月上旬致信川军旧部、驻守德昌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旅长许剑霜，劝说其不要阻击北上的红军。许剑霜借口红军势大，率部由德昌撤往西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德昌。　　5月中旬致信驻守西昌南部的刘文辉部旅长、彝族事务指挥官邓廷秀，晓以利害，说明与红军作对只能徒损实力，劝其给红军让道。邓廷秀见信后率部撤往冕宁。红军顺利绕过西昌。　　5月20日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先遣司令，负责指挥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　　5月22日与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一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5月24日与聂荣臻指挥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路，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堵歼在大渡河以西的阴谋。　　5月26日至29日率第一师第一团、干部团等沿大渡河东岸向北急进，与河西的第二师等夹河并行，一路打垮国民党军的阻拦，直扑泸定城，掩护第二师第四团抢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泸定桥。中央红军全部安全转移到大渡河以东地区。　　6月26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会后参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以红军主力进击川西北松潘地区。　　6月30日与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共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议。　　7月21日参加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　　会上，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向党争权的错误。　　8月初出席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会议。因松潘地区敌驻有重兵，凭垒固守，红军屡攻难克，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实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突破敌军的包围，进军夏河、洮河地区，创造甘南根据地；同时决定红军分两路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的大部分等编为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编为左路军。　　本月与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准备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9月初为揭穿张国焘借口葛曲河夏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亲自渡过葛曲河，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的方针，不是由于葛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　　9月中旬参加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陈述全国形势和左路军面临的困境，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本月为《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译文写了前言。　　10月5日参加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在发言中强调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困难，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　　1936年44岁　　2月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6月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军一部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会合。　　7月初到第二方面军给干部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按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　　本月在甘孜参加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会议，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据理力争，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本月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8月7日探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因对红军作战失利受到蒋介石的处分，致信孙震，提出“联盟抗日”、“互不侵犯”的建议。　　9月20日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　　9月30日在甘肃成县与红军女干部汪荣华结婚，彼此成为终身伴侣。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10月28日奉命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2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45岁　　2月7日随周恩来由延安乘飞机到三原，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商谈联合抗日事宜。　　2月27日被任命为援西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张浩准备率部救援在河西走廊遭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西路军。　　本月因西路军失败，援西军解除了救援任务。与政治委员张浩一起领导援西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3月20日与张浩共同发出《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意见书》，向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认为“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都组织起来，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4月4日主持西路军回归干部座谈会，了解西路军英勇征战的经历，听取他们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7月22日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等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时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是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　　8月22日至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从而正确地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实现这一路线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及具体任务。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　　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主持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改编誓师大会，就任第一二九师师长。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9月30日率第一二九师先遣队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由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除第三八五旅旅直及第七七○团等奉命留守陕北外，第一二九师其余部队随后东进。　　10月10日率第七六九团进抵太原附近，奉命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8日在太原会见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两军配合作战问题。　　10月19日第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0余架，歼日军100余人，减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战。　　10月25日向策应娘子关方向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发出指示，要以小部队应付日军大部队，而以主力打它的小部队；应大力破袭日军的铁路交通线；必须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　　10月26日命令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设伏，歼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10月28日命令第七七二团再次设伏七亘村，歼日军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创同一地点“重叠侍伏”的成功范例。　　11月2日指挥第三八六旅在昔阳以东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5日在广阳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11月7日率第一二九师部队与第一一五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1月10日在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作游击战术报告。讲解了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第一二九师出征山西以来的作战经验，阐述了伏击、袭击以及破袭敌交通线等游击战术的运用。　　11月13日与张浩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第一二九师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部署全师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　　11月8日在辽县作《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抗战形势和部署了敌后游击战争。　　12月7日在辽县作《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22日至26日指挥第七七二团、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等，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　　12月27日在干部会上作《在我们今天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观察》的演讲，总结了日军围攻八路军的战术特点，提出了对付日军的战术手段。　　1938年46岁　　1月6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月6日在第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太原失守以来的军事工作报告。　　2月22日指挥第三八六旅以吸打敌援的手段，在长生口伏击日军出援部队，毙130余人，俘少佐等5人。　　3月16日指挥第一二九师主力设伏于潞城东北的神头岭，歼敌1500余人。　　3月31日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与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设伏涉县、黎城间响堂铺地区，毙伤日军运输部队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　　3月在《战术研究资料》上发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　　4月4日至16日率部与第一一五师部队及国民党军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九路围攻”。在长乐村对敌实施急袭，毙伤日军2200余人。　　4月23日与邓小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部署进军冀南、豫北等平原地区。　　4月26日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等三个主力团开赴冀南，开辟冀南根据地。　　5月13日命令部队对平汉铁路进行第一次总破击。以后又陆续实施了12次总破击。　　7月17日作《第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军事工作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一年来本师作战、教育、训练、管理等各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作战和军队建设的方针。　　7月19日在干部会上作《本师现在要确定或恢复的教育工作》的报告。　　强调了军队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军政教育的课目与实施办法。　　8月20日赴长治与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谈判合作抗战问题。8月27日至9月26日第一二九师部队与冀鲁豫军区部队联合组织实施了漳（河）南战役，共歼伪军2700余人。9月3日至4日在黎城停河铺给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干部作战术报告。　　10月1日命令第三八五旅、独立支队等部破击正太铁路，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正太路北，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日军围攻。12月7日率师机关和直属队进驻涉县赤岸村。　　12月21日率第三八六旅等部，进到平汉路东，直接领导冀南和鲁西北平原地区的斗争。　　1939年47岁　　1月16日发布反“扫荡”作战命令，以第一二九师在冀南的主力与地方武装组成5个作战集团，实行分区作战。l月22日发布《第一二九师关于目前作战纲领给各集团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适当地点，伺机伏击和奔袭敌人，避免打硬仗；地方部队则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动民众，配合主力作战。　　2月10日指挥第三八六旅及第一一五师所属第六八八团在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毙大队长以下200余人。2月17日发布《第一二九师关于坚持平原抗战的指示》，阐明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及相应的游击战术。　　4月3日率师主力大部在黎城县上赵栈村接受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检阅。　　5月9日参加师轮训队第一期结业仪式，并讲了话。6月25日在师政治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前部队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讲述了发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军事工作各方面的工作状况与经验。　　7月3日领导军民抗击日军5万余人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　　7月11日指挥部队在辽县石匣设伏，毙伤日军300余人。　　8月13日向记者发表《关于平原游击战争诸问题》的谈话，强调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群众条件和可能采取的战术。　　8月22日在师军事研究会上作《第一二九师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　　深入地分析了日军对付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战术特点，全面地论述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术原则，尤其对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断敌交通等，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解说和发挥。　　8月31日召开各旅及晋冀豫边区纵队等单位的供给会议，统一了全师的供给体制和标准。　　10月30日作《关于现在紧急动员中河北军区的建设工作》的报告，正确地阐明了军区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指出它既是蓄积武力的机关，又是使用武力的机关。　　11月26日与邓小平向八路军总部发出《为确保太行山阵地我军部署的报告》，提出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2月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采用阴谋手段分化瓦解由共产党创建和掌握的山西抗战决死纵队中的部分队伍。　　12月18日至25日指挥部队进行了邯（郸）长（治）战役，歼日伪军760余人，收复邯长公路沿线多处重要城镇，改变了太行根据地受敌顽夹击的不利局势。　　1940年48岁　　1月1日参加师直属队元旦团拜会，并讲了话。1月18日向各部队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磨擦情况及我各部队加强戒备的指示》，指出主要打击对象应指向日军，但对国民党顽固派也必须提高警惕，以免陷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危险境地。　　l月19日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入太岳区，统一指挥该区八路军、决死队，反击蒋阎军的进攻。　　1月下旬赴冀西与国民党军政头目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新二十四师师长张东凯、冀察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和鹿钟麟等谈判，争取他们团结抗战，不与八路军搞磨擦。　　本月与邓小平向部队发出《第一二九师对顽斗争方针》。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应区别不同对象不同表现，采取打击、孤立、团结、争取的不同方针。　　2月2日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冀南反顽战役基本命令》。指示部队集中力量消灭磨擦最力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作战方法是各个消灭石军突出部队和薄弱环节，特别要注意创造运动歼敌的条件。　　2月9日至18日冀南军区部队和冀中警备旅、晋察冀挺进支队等进行了冀南反顽战役，歼灭顽军石友三部2800余人。　　2月12日到师轮训队上军事课，讲战斗组织和游击战术问题。　　2月13日给师轮训队上政治课，讲解《联共党史》的结束语。2月25日制定《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域作战计划》。预计消灭侵入太行根据地腹地的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　　3月4日至11日冀南军区部队和冀中警备旅等进行了卫（河）东战役；毙伤顽军石友三等部3600余人。　　3月5日至8日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等部队进行了磁武涉林战役，歼灭顽军朱怀冰部等万余人，恢复了被侵占的根据地。　　4月在黎城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高于会议。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的任务。在会上作《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指导原则，特别是提出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　　5月5日至8日与邓小平指挥太行、太岳军区部队进行了白（圭）晋（城）战役，歼日军350余人，彻底破坏白晋铁路北段的路轨、桥梁等，挫败了日军用交通线和据点分割、控制根据地的“囚宠政策”。　　6月根据北方局黎城会议决定的建军方针，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统一编成11个旅、34个团。　　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成立。　　8月16日向部队发出《第一二九师关于正太战役的作战命令》。　　8月20日至9月10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破击正太路战役（又称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破毁正太铁路三分之二以上，攻占沿线大部分据点。　　9月20日写出《第一二九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总结》。　　9月23日至30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榆（社）辽（县）战役，攻占榆辽公路大部分据点，粉碎了日军利用榆辽公路深入“扫荡”，蚕食晋冀豫根据地的阴谋。　　10月3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对推进全国特别是华北抗战的作用及取得的巨大战果。　　10月6日至11月15日指挥部队进行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其中在关家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中的400余人。　　第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共歼日伪军8000余人，破坏根据地内外的铁路、公路共500余公里，攻克和收复城镇据点共60余座，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12月写出《我们怎样从1940年向1941年迈进》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940年第一二九师及晋冀豫军区的作战与建设情况。　　1941年49岁　　1月26日参加太行军区召开的武装干部会议，主持制订了民兵发展计划和民兵职责条例。　　l月31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缨南下援助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