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针对这个特点，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到学生的脑中去”。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在教学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和知识的连贯性，要求讲完一段课，接着就进行这一段课的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所讲的课，所进行的操作，“都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串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恰值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看地形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得快，印象深。他还讲标图的箭头要有力，象是部队杀出去一样。他划箭头的姿势，至今仍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印象中。　　刘伯承还根据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光辉胜利的战例，给学员讲十六字诀。许多学员足参加过战斗的，经刘伯承理论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说明，不仅提高了学术水平，而且提高了胜利信心。　　在3个半月的学习期间.制式教练只教两星期，每次3小时，总共31小时；而夜间战斗教练却用了102个小时，演习10多次，学员的战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诸如进攻的几个阶段，防御的纵深配备，追击退却的要领，以及侦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种手段才能达成侦察任务，怎样布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够应用战术原则。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作为政治委员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了“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日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这“三化八点”教育，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工作总结中称它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占红军学校全部课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课计有八门：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土地问题；红军问题；苏维埃问题；政治工作；武装拥护苏联。政治连因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军政教育比例为倒四六，即军事占十分之四，政治占十分之六，在课程上增学：党的建设；社会形态发展史；党史；国际材料讲演等课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尽管红军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跃的，到处歌声嘹亮，朝气蓬勃。俱乐部成为课外活动的中心地。从上海来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联星、赵品山等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留苏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里手”，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两周举办一次文娱晚会，由赵品山领导的话剧团演出节目。李伯钊还给大家跳过乌克兰舞。篮球比赛也经常进行。那时条件艰苦到连篮球都买不到，篮球破了，修修补补接着打。补丁多了球变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样竞赛激烈，鼓掌声、喝彩声不断。各连都有列宁室，每周出1次墙报，发动大家写稿，又学政治，又学文化。10个单位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130期墙报，每期平均约百篇稿件，计有1.1万篇以上，学员平均每人投槁10篇以上。　　经过3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生达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当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百分之六十可以当排长，只能当班长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月15日，刘伯承主持了第二期毕业典礼，隆重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　　红军学校第三期于6月9日开学。这一学期学生增加到1000以上，编了两个步兵营、I个政治营，还有上级干部班和团政治委员训练班。　　6月26日，刘伯承被委任为瑞金卫戍司令，负责管辖驻在瑞金的红军部队、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事宜。红校的工作加上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同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红军的作战方针展开了争论，这个争论是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负责人分歧的继续。8月间，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3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连电苏区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由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军第四军中有“游击主义”。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他说：“第三期学生学习期满，以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和教职员的殷勤训导，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正当着鄂豫皖红军和陕甘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们全国全战线上正在积极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时候，第三期红校毕业生出去，红军中又加上这一支生力军，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希望同志们到前方去，为着我们工农阶级的解放，把你们所学的带到红军中去，转变红军中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你们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随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在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使自己的行动日渐步人正确的轨道。　　第三节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兵分三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进剿军”12个师为主力，在抚州、浒湾地区集结，向广昌进攻；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光泽、清流地区，向长廷瑞金方向进攻；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信丰、寻邬地区，向兴国、雩都、会昌进攻；l个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东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当时，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四、五师，总兵力约7万人，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本来是不愿意强攻南丰坚城的，周恩来并提出这样做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但苏区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守敌为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担任主攻的是第三军团第三师。2月12日黄昏后开始了攻城战斗。激战1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红军歼敌不足1营，损失却过300。敌据城固守待援，使用了强大的火力。城外是一片开阔地，红军无法接近城墙。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研究后认为，红军被吸于坚城之下，敌增援部队已由乐安、宜黄东来，相持下去红军有被夹击的危险。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待查清敌援军行进路线后，采用大规模伏击战法消灭敌人。　　来援南丰的是陈诚部第一纵队3个师，罗卓英率第十一师沿宜黄大道开进；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指挥沿乐安山路东来。李明率本师为右纵队，令第五十九师为左纵队，平行前进，中间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联络不易，更无法相互救援。情报局长曾希圣弄清援敌行进路线后，立即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经朱德、周恩来判断商议，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伏击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随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第一、三军团及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王兜、苦竹圩之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命令董振堂、朱瑞指挥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根据总部命令，红军左翼队于27日7时进入伏击地域大龙坪。这大龙坪西上5里，东下8里，南北两侧都是高山密林，正是设伏的绝好地形。13时，敌第五十二师进入大龙坪地区，因山路崎岖狭窄，一下子成单行行进，队伍只好排得很长。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谷间的宁静，指挥部发出了总攻的信号。顿时，狭长的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伍就象蜿蜒十几里的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很快被截成数段，然后全部归于消灭，师长李明被击毙。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师长陈时骥判断是第五十二师进行实弹演习。14时，行至霍源以北地区，与红军右翼队前卫遭遇。陈时骥下令就地占领阵地，与红军对峙到天黑。28日清晨，红军右翼队将第五十九师四面包围。8时发起总攻，激战竞日，至19时，歼敌4个团；陈时骥率残部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军左翼队生俘。陈诚遭此重挫，仍图补救邀功。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以吴奇伟指挥3个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3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重送行军，由东陂、黄陂经新丰、甘竹直趋广昌；打算得手后，促使蔡廷锴、余汉谋率领的左右两路军前进，达成对红军的合围。　　红军主力干脆利落歼敌两个师后，由大龙坪、霍源地区撤回东韶、洛口、南团、小布地区休整待机。红一方面军指挥部设在吴村一个地主宅院里。3月16日，据侦察报告，陈诚部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岗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朱德、周思来与刘伯承商议，认为如果能使陈诚部前后纵队拉大距离，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攻歼其一部。为此，他们命令第十一军进到广昌西北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陈诚部前纵队加快南进，以便伺机攻歼其后纵队。陈诚不知是计，误认为第十一军是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加到前纵队。一连几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静观敌情变化，随时准备在战机有利时出击。　　3月19日夜，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朱德、刘伯承跟张云逸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凝神注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分析判断敌军的进展位置。　　参谋送来情报局长曾希圣的敌情报告，张云逸接过来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后纵队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朱德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继续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4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刘伯承拿着放大镜，对着地图仔细看过来看过去，手指不停地在图上最着距离。他见敌后纵队远离前纵队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态势，且后纵队第十一师正位于地形复杂的草台岗地位，便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朱德立即采纳，下了打后纵队的决心，叫张云逸起草作战命令。这时，参谋又送来第二个敌情报告，说是今日下午2时敌第十一师前卫部队与本军侦察部队在草台岗遭遇，接触后敌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另据侦听敌人电话，罗卓英令前卫第八十三旅连夜撤回五里牌。草台岗距五里牌20余里，敌3个小时即可走到。于是，起草的命令作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夜深了，外面雨丝夹杂着雪粒，赶走了南国早春的暖意，屋子里显得更加阴冷。警卫员把炭火盆拨旺，炒了一锅黄豆，倒在桌子上，又给每人添上一杯浓茶，这便是红军最高指挥员们的夜餐了。鸡叫头遍，第二个作战方案刚刚形成，正在起草命令，第三个敌情报告又到，说敌第十一师并未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岗，正彻夜构筑工事。刘伯承嘿嘿一笑，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　　朱德含笑朝他点点头，又示意参谋：“请恩来同志。”周恩来因与中央局意见不一致，而中央局又叫他军事上负总责，连日来，为统一作战思想和磋商作战部署，文电交驰，疲惫不堪。待周恩来到作战室，命令已经抄写清楚。　　刘伯承汇报了一夜来敌情的变化和己方的处置，周恩来看过命令，不觉眉头舒展，布满血丝的眼球里闪出了光亮，他欣然表示同意。作战命令交电台发各军团和独立作战单位。这时候已经是晨光熹微了。　　由于部队早先已北进就敌，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这个部署是：第五军团、第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根据命令和部署，20日夜，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21日拂晓，红军发起了攻击。在草台岗方向，敌第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宋瑞珂，正率领营、连长在雷公嵊侦察地形，研究如何配置兵力。忽然，了望哨报告：“红军大部队分路来攻。”宋瑞珂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晨雾中红军从西南方象潮水般涌来，东北方高山顶上也出现了红军的身影，他明白，草台岗己处于大包围的态势。于是立即向师长肖乾报告。肖乾也发现形势不妙，命令各团坚守草台岗环形阵地，作困兽之斗。红军以猛烈的冲击缩小合围圈，至中午，夺得若干高地。第十一师是受蒋介石宠爱的嫡系王牌，军官顽固反动，驱使士兵作殊死顽抗，一个连打得剩下十几个人，还能继续战斗。过午，第五军团首先突破南面霹雳山敌第六十六团阵地，敌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开了个缺口。接着，第三军团也将敌雷母山阵地突破。敌各团侧背受到威胁，遂全线动遥师长肖乾负伤，敌失去统一指挥，更陷于混乱。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部瓦解。除肖乾外，伤敌旅长l人，毙敌团长3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被俘3000多人。在霍源幸免的敌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师的1个团，受罗卓英派遣，企图保持东破与草台岗的交通线，被第一军团歼灭大部。陈诚在抚州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吴奇伟率前纵队向南丰撤退，罗卓英率后纵队残部，向宜黄撤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1933年9月，第三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奥托·布劳恩由上海来到瑞金。为保密和称呼方便，取中国名字李德，又名华夫。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专门修了三间独立房子，作为李德的住所。刘伯承派伍修权和王智涛作李德的翻译。就第三国际的主观动机来说，是来帮助中国进行革命的，但事与愿违，由于李德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军事上瞎指挥，和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相结合，实际上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到会。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加。会上，由代理军委主席项英作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李德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旴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1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继续向东北方面挺进。”①李德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决议，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根据李德的意见，10月中旬，中革军委令第三军团贸然进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哨石，未获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军团第十三帅去打黎川东北敌人的巩固阵地资溪桥，又遭到挫折。为急于恢复黎川，第三、五军团辗转于敌人堡垒之间，陷入被动。　　从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①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页。　　成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呢？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要先送“独立房子”，由翻译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照地图查找大体方位，将敌我态势标在地图上，送给李德看。李德阅后提出对策和处置方案，再由翻译译成中文，送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给前方下达作战命令。　　李德情况不明决心大，又管得很具体，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的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部队调动，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标，就下令限时赶到。不问工事坚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伤亡。如此指挥作战，焉得不败！　　因为李德越俎代疱，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作战指挥方面已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刘伯承从一开始就感觉李德的指挥不对头，可李德权威已立，他只得对李德敬而远之。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作为总参谋长兼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总是找个借口避开。　　5月间，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实践，刘伯承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认识到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他心存疑虑，未敢苟同。　　从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开始长征，终第五次反“围剿”之局，刘伯承对李德的一套，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忐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提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这种用深入敌人后方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围剿”的杰出主张，可以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敌进我进”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强调：“游击队在芽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如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碉堡地带，恰人敌人陷阱，回旋无地，遭受严重的打击。”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主张。　　他一再提出的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和正确的。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主张，可谓互为补充，异曲同工。这也说明刘伯承的思想已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泽东一样，刘伯承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中共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刘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泊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理应忍让，他也能够忍让。这次发生的事件，在刘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负中国人，联想到在苏联学习时受到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对待，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证明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第六章长征　　　　第一节智取遵义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作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象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廷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务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作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通畅和行军速度。一道布防并不严密的桃江封锁线，竞化费了整整4天时间。这正孕育了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刘伯承积极履行起第五军团参谋长的职责，经征得董振堂的同意，为第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两个师稳妥地交替前进。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军团从兴国城外直到桃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25日，第五军团最后过桃江，人马正沿着浮桥有秩序地行进，忽然远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是敌军追上来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人马过完，又命令拆除浮桥。　　敌人追到江边，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透迤西去。蒋介石又令陈济棠、何键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和乐昌、宜章、彬县之间设置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蒋介石还不了解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只是采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敌军各部一时也没能及时到位，尤其是陈济棠唯恐红军进入广东，只派少量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主力却撤向新田、安远、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红军通过这两道封锁线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烦。　　不过，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作战能力，招致了一些损失。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部署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形势变得对红军十分不利。　　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刘伯承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这时一不明敌情，二不明地形，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刘伯承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自己的部队，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诗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过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部队开始行动，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　　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挤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江。但红军各部队伤亡严重，第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承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骑着一匹老白马跨入湘江，他不断招呼司令部的人员快速前进，对紧跟在身后的一位小战士说：”来，小鬼，拽紧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上得岸来，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钞票，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本来打算率领红军到湘西与先期到达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国民党军抢先占领了城步、武冈地区，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12月15日.前锋红二师，击溃黔敌1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17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3天。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五军团驻地洪州司，向刘伯承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　　刘伯承命令第二师第四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他亲自带领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在江边试验架设浮桥。眼前的乌江约有250米宽，水深浪高，对于没有船只和相应器材的红军来说，架桥的任务十分艰巨。　　刘伯承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利用竹、石搭浮桥的办法，以竹筐装填重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派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　　红四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常工兵部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及时架起了一座宽5米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毛泽东走上了浮桥，不住声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与此同时，左路纵队第三军团从茶山关强渡，右纵队第一浑团、第九军团从回龙场强渡。　　中央红军胜利地突破了乌江天险。　　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奔向团溪，行军途中，他向二帅第六团政治委员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尝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他强调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王集成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刘伯承接过一看，见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三军团领导彭德怀、杨尚昆的。命令第三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他统一指挥。　　他不禁喜上眉梢，说：“这下可更好了。三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王集成说：“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教过，一定能拿下来。”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大雨之夜不会有情况，尽情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过后才放胆入睡。睡兴正浓，不料红军突然打进了镇子。　　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　　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插到了遵义近郊。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城防的情况，王集成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向他们讲清红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王集成对俘虏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说：“长官，红军时我们这么好，小人那敢不效劳。”接着他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敌的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另外的俘虏作了补充，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3块银元。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好的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红军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集成与团长朱水秋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象潮水和疾风一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闻风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第二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刘伯承、聂荣臻一到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迎上来。刘伯承接着解释说：“六团实际上是智取遵义，因此，敌人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走了。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说着，又指着刚刚展开的地图向耿飚、杨成武下达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然后占领桐梓。这个任务很重要。”聂荣臻在一旁补充说：“六团昨天比较疲劳，这下该用着你们这个主力团了。怎么样？”“坚决完成任务。”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刘伯承、聂荣臻微笑有点点头。刘伯承又对战斗作了具体布置，要求第四团“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板桥镇。根据刘伯承“夺关快、伤亡少”的指示，第四团领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经过侦察和调查，他们认为不宜正面硬攻，而应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才能奏效。要实行抄袭必须有路。　　在一位老猎人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位猎人说，早年间从板桥镇到娄山关，一直靠一条小道通行，后来修了公路，这条小道便无人再走。第四团领导据此作出了战斗部署，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正当守关黔军集中力量进行正面防御时，不防红军迂回部队从背后杀了上来。在红军前后夹击下，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四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第四团的胜利行动实现了红军总部打开入川通路的意图。　　同一天，朱德下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　　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南北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可能进攻。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传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扩大的参加者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矗会上，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发了言。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沪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第二节巧渡金沙江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　　四川军阀刘湘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郭勋祺师四处游弋，并封锁长江，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勋祺师，敌又大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1935年2月27日黄昏占领遵义新城，28晨占领遵义老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接着又击溃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作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随后却突然回头，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逼近昆明。　　这时滇军主力己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这就为北渡金沙江，实现遵义会议决定的转入川西创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去完成抢占皎平渡的任务。第三营是政治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较强。因陈赓负伤，确定宋任穷随第三营行动。刘伯承说：“任穷啊！　　限我们4号上午赶到渡口，还有明天一昼夜的时间，要走160里，还要打仗，艰巨的任务啊！不靠党，不靠政治，走不到啊！”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宋任穷对先遣营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说明能否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他响亮地提出：渡过金沙江，抢占渡口；过了江如大部队过不去，要准备独立作战。　　刘伯承想到了遵义诈城的经验，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与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得非常详细。一一问明之后，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前头带路。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来到江边时，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回来啦！”　　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回来了。”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政委命令前卫连连长率部先渡。连长令第三排在江边掩护，率第一、二排分乘两只船首批过江，消灭了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江宽，无法架桥。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山洞里，设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同时，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一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三军团在洪门渡，先头第十三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朱德于是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要求第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带第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二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三营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溃兵满山遍野都是，刘元塘急得大哭，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打完仗，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我们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呢！”　　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最后一批渡江。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刘伯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刘伯承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你们看，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也挡不住我们红军，我们全军都安全过来了！”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一、三、五军团，除第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渡过江，第一军团1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第九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沪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　　5月12日，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并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绕城而过，5月16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冰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顺沪起义时刘伯承部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怕承写一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　　邓秀廷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他率部前出到两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他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秀廷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话制止。红一军团前锋也未还击，大呼“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秀廷部未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第三节彝海结盟　　1935年5月20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达沪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晚上，刘伯承、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组织派来的人员，基本上把敌情搞清楚了。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沪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刘伯承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刘伯承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刘伯承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刘伯承、聂荣臻入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荣臻亲自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高兴地向刘伯承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伯承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5月21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来到大桥镇。由大桥镇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　　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　　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又给了200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肖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官兵”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经过一阵谈话之后，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来了一个高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头散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肖华先去向刘伯承、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在后面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边时，刘伯承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见小叶丹，他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一把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有带酒，用碗在海子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军小战士看着有趣，不禁发出了笑声。又见刘伯承面色庄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减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刘伯承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荆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荆这时，夕阳西下，把高高的林梢染成一片青紫，海子里洒满了耀眼的金光。刘伯承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了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诚的，但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口气的意思。刘伯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饭后，刘伯承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刘伯承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刘伯承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六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垭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这是他们村寨的入口。只见他们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指战员，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汉话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刘伯承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刘伯承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20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　　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经过彝人交涉，都得顺利通过。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　　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7天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民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在因伤留下的红军某部政治委员的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联合起来，发展到1000多人，坚持了5年的斗争。1941年彝族败类邓秀廷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挑拨离间，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凑了1500两银子给邓秀廷，把红军政委赎了出来。后来小叶丹和沽基尔拉的委任状被邓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据”，在大桥镇惨遭杀害。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尔：“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有信有义的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第四节强渡大渡河　　通过彝民区，过岔罗，离安顺场渡口还有70里。先遣队第一团继续急行军。后面第二、三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的率领下跟上来了。先遣队司令部夹在中间。刘伯承披着他那件从白区带来的方格灰大衣，跨着老白马，匆匆朝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喃喃自语起来：“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随行的警卫员看着他消瘦的面容和焦虑的神色，很为他担忧。一个说：“看！总参谋长自己跟自己说话呢。昨天夜里他说梦话，反来复去老是这句话，你听见没有？”另一个说：“听见了。他是先遣队司令，挑着千斤重担哪！”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船横渡时，要先拉牵到上游2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石级，如对不正，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尽管如此凶险，红军必须过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到船。　　5月24日晚上8、9点钟，翻过一座山梁，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常刘伯承下令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一团第一营是主攻部队，第二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三营为预备队。孙继先奉命快步赶来。他刚想请示首长有什么指示，聂荣臻却先问他：“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继续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2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可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了。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孙继先这才明白聂荣臻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干脆地说：“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我们一定能胜利。”刘伯承接上话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请总参谋长交待任务！”孙继先代表全营请战。刘伯承继续说：“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虽是刘文辉的部队，但只是当地胞哥一类人组成的民团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再点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明白了。”孙继先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尚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恨不得一步就奔回去，组织全营行动。　　孙继先回到营部，把各连干部都找来了，扼要地传达了刘伯承、聂荣臻交给的任务，研究了各连的战斗分工：带一连攻正面，从安顺场南面冲；第三连从西南冲；第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第二连并负责找船。　　晚上10点钟，部队开始行动。　　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的韩槐阶营。他毫无防备，满以为红军会从大树堡过河。因为在前一天，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奉命率第二师第五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一团的行动。当第一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和唱戏声。　　第一营指战员顺利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敌人非死即逃。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第二连的一个战士跑到营部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去。孙继先想：找到了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上游一、二里处，作好渡河的准备。于是他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推船，一推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不知不觉到了25日凌晨3点多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被消灭，一营占领了渡口。于是，他们亲自赶到了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孙继先听见叫他，赶紧答：“我在这里。”　　刘伯承说：“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孙继先这才省悟过来：光顾推船了，忘了点火，叫首长着这么大的急，心情非常不安。听孙继先汇报了战斗和找船的经过，刘伯承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他从内心里喜欢这些下级指挥员和战士们，甚至流露出感激他们的心情。是他们的勇敢、机智，歼灭了敌人，占领了渡口，找到了船，是他们在创造红军万里长征的历史。他做梦、走路都想的一只船，终于搞到手了。“有了船我就有办法。”　　这个意念又浮上脑际。转念及此，他马上变了口气，慈祥地说：“好吧！一营睡觉，等天亮时，把全街能买到的好吃的东西都给你们吃，早饭以后强渡。”　　旭日东临，雾气蒸腾。一向沉寂的大渡河畔显出了生气。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原来，刘伯承一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船夫来。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给他讲多串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那船夫说：“村里的船都被抢到对岸去了，刘家军①还要强迫老百姓搬家，要把安顺场烧光，所以各屋附近都堆着柴。大家都恨刘家军，愿意帮助红军，只是没有船。”　　刘伯承说：“船我们想办法，你去串连同行吧。”当老船夫听说红军找到了船，一清早起来就带着人来了。他带领大家把船拉到上游起渡点系好，把水手分成两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　　7点多钟，一营在岸边集合了。干部、战士们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只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强渡，这要冒多大的危险！但红军指战员却要争，要抢，要争坐第一只船。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荣臻发话了：“算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一齐盯着孙继先。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二连组织突击队。二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他们是：连长熊长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①指刘文辉的军队。　　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　　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刘伯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抬头对杨得志说：“开始！”杨得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　　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止了。刘伯承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这时，肖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红军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扒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登陆点有40多级石阶，只有这个地方可以上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勇士们利用石阶的死角隐蔽，竞没有伤亡。然后，登上石阶，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向后溃退。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刘伯承亲自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又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把刘伯承给问住了。　　周恩来岔开话题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朱德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校”听到这里，刘伯承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犯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过渡和架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　　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5里。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一师第二团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只有一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第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28日，行100多里，中间翻过一座上下60里路的大山，到了德妥。这是个小圩场，有几十户人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与瓦坝溃散敌人约百人，经半小时战斗，将其歼灭。时大雨如注，天色已晚，遂在德妥宿营。第三天，行至铁丝沟。这铁丝沟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二十四军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三十八团扼守泸定桥，第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刘伯承命邓华率第二营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第一、三营由肖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侧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已向沪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向袁国瑞告急，袁国瑞答：“我这里也很紧张。”匆匆挂了电话。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率残部向天全逃窜。　　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沪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化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至此，强渡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3天，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一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他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并逼他们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就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危及他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调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尝百丈等地区。两军展开连续激战。其中百丈之战最为惨烈。历时7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沪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时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难，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第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2月，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第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刘伯承随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十四团翻越雪山。他边走边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　　6月初，朱德率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到甘孜迎接第二、六军团。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辔而行。刘伯承对刘志坚说：你出身好，在关键时刻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常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不对。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到了罗锅梁子，有个觉日喇嘛寺。刘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后与刘志坚一起，到寺庙去说明红军是过路北上，对宗教和寺庙采取保护政策，与大喇嘛谈得非常融洽。大喇嘛答应帮助红军，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庙传信，告诉那里的喇嘛不要逃避。7月2日，第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张国焘虽已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常在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当时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过草地时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奉朱德的指示，刘伯承到第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7月初的一天，第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肖克宣布了会议的主旨。广大干部，对于刘伯承多数是闻名而未谋面，今日见到了这位老成持重、从容大度的总参谋长，觉得与心目中的军事家形象非常吻合。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开始了他的战术报告，他说：“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的草原地域时，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易于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应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　　接着，他详尽地讲述了对骑兵作战的四项基本要则：一要提高战胜敌人骑兵的信心，二要严格估计部队从准备到进入战斗的时间，三要经常研究和充分利用地形，四要利用各种武器在一定的距离上组成密集而有效的火力。　　最后，他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进行实际演习等问题。　　在这以后，第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　　当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刘伯承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驻防川北阻挡红军北上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上年4月2日，蒋介石以“玩忽命令”“作战不力”，连失苍溪、阆中、南部、理番为由，手令：“兼川陕边防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三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著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田颂尧、孙震受处分后，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刘伯承探悉此情，于8月7日给孙震送去一函，内称：德操吾兄麾下：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故，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　　举国血气之士，奠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①其一斑也。现在伯南②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技，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颖无任盼复之至。　　孙震见信，作战行动更加消极，只是虚张声势，不与红军进行实际的对抗。　　①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北上抗日，企图出兵联合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后蒋介石以收买手段，使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倒戈。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②陈济棠字伯南。　　第六节援西军司令员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刘伯承率领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中间翻越一座大山时，遭敌机空袭，刘伯承和汪荣华都负了伤。警卫人员赶忙上前救护。刘伯承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继续前进，停久了就危险。”刘伯承被弹片炸伤了臀部，失血较多。但一时既找不到担架，又无马匹，只好简单包扎一下，几个人搀扶着他慢慢走。汪荣华伤在小腿上，包扎了一下，也坚持跟着行军。　　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还在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很大。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唯恐自己的领地甘肃、青海有失，调集10余万兵力来围攻西路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惨重。至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下八九千人，退守到张掖县的倪家营子。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决定组织援西军，准备前往援救。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刘伯承、张浩受命后，率所部集中到甘肃庆阳西南的镇原地区侍命。不久，奉命向西开进。　　这时候，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一带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至3月中旬遭到失败。西路军的失败，使援西军的援救行动未能实现，援西军中止西进，在西峰、镇原、固原地域停留下来休整。　　6月初，西路军幸存的一些将士，经过千辛万苦，陆续跑回来。他们得到了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一天下午，刘伯承、张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来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归队。西路军的失败，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热泪纵横，好象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　　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军、帅、团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四方面军机关于部。刘伯承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并且亲笔作了记录。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一写入笔记本内，准备提供给中共中央进行营救。这些线索主要有：马禄手下有四五百人，韩起禄部有300多人，凉州有一批干部被押着修马路，甘州、凉州、兰州一带有不少人散失，还有女同志身强者有300多人到了青海。　　与此同时，刘伯承、张浩领导援西军，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第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一再强调：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　　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7月12日，第四军写了《四、五、六三个月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总结反国焘战线斗争的经过，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领导与援西军首长指导的直接帮助之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经过了军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的联系到四军本身许多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在四军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全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政委①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小组会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的检查，在部队中不断的开展了一些具体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把许多具体的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对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矗”在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基础上，刘伯承、张浩等团结教育了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投入抗日战争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①指任弼时。　　第七章到敌人后方去　　　　第一节抗日誓师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西南卢沟桥头炮声震地，火光烛天。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突然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举国上下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气概。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人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日，刘伯承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愿为国效命，与日寇决一死战，誓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被迫逐步表明了对日抵抗的方针和立场，9月23日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一个广泛而可靠的基矗形势的巨大变化给刘伯承带来了新的使命，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加紧进行着党和红军的许多决策活动。7月22日至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和张浩、陈赓、郭述申，从甘肃镇原县屯子镇援西军司令部驻地前往出席。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听说刘伯承一行到达，出来迎接。会议室里，聂荣臻、邓小平、左权、黄克诚、王震、陆定一等人已先期到达。　　刘伯承打开他的黑色笔记本，象拿毛笔一样，捏起一支铅笔，准备作记录。张浩知他惯用毛笔，小声说：“善使刀者不善使枪，还是找管毛笔吧。”　　刘伯承改变握法，微微一笑：“胡服骑射，时移事异，不得不改了。”　　任弼时宣布会议宗旨：“今天的会，是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接着他就卢沟桥事变阐述了当前形势：卢沟桥是控制平汉路、北宁路的枢纽。日军去年占领丰台，现在又突然占领卢沟桥，显然是早已策划好了的。日军已包围北平，天津去年就修好了飞机场，平津共集结了3万人。　　日本动员了40万兵、400架飞机，准备陆续开到中国来。日军的意图，以大军威胁南京、平津，进而占领华北。　　他边讲边翻着稿子：“二十九军打了一下，目前已退到永定河以西。华北当局动遥但二十九军下级官兵自动起来抗日，是可以拉到抗日阵营里来的。美、英、法从维护在华利益出发，都表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但并无实际行动。蒋介召调10个师到保定、石家庄一带，想求得和平解决，而无抗日决心。蒋介石的宣言，态度还比较强硬，但行动很使人担心。估计有两种前途：一是愿和平解决，无最大的抗日决心；二是在抗日运动的压力下提出抗战到底。我们党和红军只有抗战才有出路，党中央号召全国抗战，武装保卫平津。现在正处于争取实际抗战的阶段。”　　任弼时讲完，由彭德怀作报告。他指出红军改编的意义，是改变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和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他强调指出，改编以后选择与教育干部是最重要的环节。提出要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改正缺点，要反对在红军实际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与会者相继发言。轮到刘伯承发言时，他的话很条理、有节奏，使人听得明白、清晰。他分析说，卢沟桥事变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往北直接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往南已严重损害了英、美的殖民利益。日本陆军的重点是对付苏联，海军则是针对美国的。蒋介石搞中庸之道，实行投机政策。他这个亲英美派一方面依靠英、美的支持来牵制日本，一方面想利用日苏冲突来坐收渔利。看他17日的谈话，软话对日本，不肯关闭和谈的大门；硬话对民众，对民众抗日运动提出种种限制。然而日军重兵已临华北，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因此又不得不对日本也说几句硬话。不这样，他就控制不住抗日运动，担心被我们所利用。　　刘伯承强调，我们应该按照党中央7月21日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去努力，争取发展到积极抗战、全国性的抗战。国共合作、联蒋的目的是为了一致抗日。从国际国内矛盾来分析，蒋介石是有可能抗日的。如果他不抗日，则毫不留情地批评、揭露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归结到一点，中心在抗日，同时中心也在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努力。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代表社会进步力量，有国际性党的组织，我们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我们为了抗日才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否则就变成了无目的的行动。　　我们与国民党联合，是两党平等地位，为抗日而合作，而不是依附于国民党的无条件的合作。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倒到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民众上面。当前只有抗日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才能争取民众，才能在蒋介石一旦倒向帝国主义时不致被出卖。为着达到这样有利的目标，红军改编有重大的意义。但我们要有名正言顺的指挥机关，对国民党的让步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会议中间，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赶来参加，会议发言愈加踊跃。会议一致通过彭德怀的报告及有关决定。　　会议召开前的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25日会议结束时，军委的命令期限已满，军以下部队都顺利完成了改编任务。会议于是要求与会将领回去继续抓好全面改编和军政训练，待命出征。　　8月7日，援西军奉命移防。刘伯承、张浩率部山镇原出发，途经甘肃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红军新的集结地陕西三原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　　8月22日，刘伯承和张浩前往陕北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为了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的复杂的新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与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发言，着重围绕军事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对会议情况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指出争取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于25日结束。当天，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刘伯承被列为委员。其他10名委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徐向前。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立即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3个师，林彪为第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贺龙为第一，二○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刘伯承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不久，南方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8月27日，刘伯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吸引谁的问题。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负责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后的领导工作。刘伯承被任为委员。其他委员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各师军政委员会，刘伯承被委任为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9月1日，刘伯承和张浩马不停蹄地赶回援西军驻地。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9月4日，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作了传达，并宣布了改编的组织。以援西军为主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红四军的第十、第十二师改编为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第七七○团。红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八六旅的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　　陕北红军的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师直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另有一部分干部组成了教导团。全师共1.3万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连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脱离第一二九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九师准备出征的人数是9160余人。随后，宣布了干部名单，除刘伯承、徐向前的职务已明确外，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刘伯承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改编，在改编过程中抓好思想教育和必要的训练，以保证部队顺利出师。他和张浩为实现这个中心任务而日夜忙碌着。　　把红军改编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序列中去，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边，又历尽艰险长征到陕北，几乎个个都是九死一生。多年来眼看着许多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当改编的消息刚一传开，红军内部就产生出一股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　　一连几天，刘伯承和张浩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向干部战士宣讲形势转变关头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基本任务，解释改编的意义和策略。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刘伯承让他坐下，启发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　　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刘伯承还发动大家学习、讨论，通过干部战士自己的教育来辩明是非。　　讨论中，有人联系到半年多前的西安事变。当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活捉了蒋介石，红军人人兴高采烈。后来又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参加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掉了蒋介石。许多人感到不解与气馁。经过教育和讨论，终于明白放蒋介石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党的一个英明决策。刘伯承及时抓住了这个突出的认识事例，把它同怎样正确对待改编联系起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许多干部战士深有体会地说：“相信党中央不能全凭感情，还要不断提高政策和策略水平，否则会跟不上形势。”　　刘伯承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抓紧时间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内容涉及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及决议，辨证法、政治经济学大纲，还有日本大本营有关侵华方针、策略的材料。他对人说，面对形势的巨大转变，急需用革命的理论充实自己，同时要赶紧研究一下日本将如何进行战争。　　刘伯承、张浩见干部战士认识趋向一致，决定举行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　　会前刘伯承指定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担任誓师大会总指挥，参谋处长李达协助。他把两人找来，嘱咐说：“这是我们改编后的第一次阅兵，也是我们开赴前线抗日的第一次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单、朴实，但要庄严。主要是把部队组织好，要造成抗日救国、杀敌立功，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气氛。”　　9月6日，正是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的季节，可这一天却显得有点特别，一清早，天低云浓，细雨点点。援西军所属部队，陆续向设在石桥镇的会场开进。不一会儿，雨点密起来，滴在人们脸上，感到冷飕飕的。陈赓和李达商量，打算请示师长，大会等天晴了再开。他们刚商量妥，就见刘伯承、张浩带着一群人骑着马来了，军装已被淋湿。　　刘伯承问：“你们干什么去？”　　“报告师长，雨越下越大，是否??”陈赓正要提出请求。　　“不行！”刘伯承神情严肃，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决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改编和出征的誓帅大会，更不能改，必须按时举行！”　　“是！”陈赓和李达拨马回头，执行命令去了。　　雨点成串地落下来。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常随着一连串此起彼伏的口令声，队伍迅速地移动、调整着，刹那间，近万人面向检阅台，列成了一个庞大的方阵。　　检阅台很简陋。野地里竖起四根立柱，上架几块木板。立柱外侧贴上了标语。刘伯承、张浩等立在检阅台上，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一位参谋找来雨衣给刘伯承披上。刘伯承说：“你知道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吗？”参谋赶紧将雨衣收起来了。　　陈赓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刘师长讲话。刘伯承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的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也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　　随后，他谈到了改编的意义。他先简要概述了全国和华北抗日的形势，指出：卢沟桥事变后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国民党政府在我们共产党和民众的推动下也已投入了抗战。目前上海方面正在激战。华北方面日军于7月底攻占平津后，正分三路急进，一路沿平绥路西犯晋察绥，一路沿平汉路南犯河北，一路沿津浦路进窥山东。华北是敌我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恶战是免不了的。紧接着，他又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跟国民党合作抗日。”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同志们，对改编这件事需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他拿出一顶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跟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那顶黄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随着他的话音，全师人员一齐戴上了黄军帽，把换下来的红军帽仔细折叠起来，揣进怀里。换帽之后，举行了授旗仪式。刘伯承一一拿起各旅、团的大旗，授到指挥员们的手里。　　阅兵仪式开始了。部队顷刻间变换了队形，分列广场四周准备受阅。刘伯承和张浩、宋任穷乘马绕场一周，一一检阅了第一二九师的各支部队。这时候徐向前、倪志亮还在延安，没有到任。干部战士看到刘伯承全身湿透，两腿紧夹马身，腰板挺直，右手标准地行着举手礼，一付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刘伯承已经四十五岁了，从投身辛亥革命起，出生入死几十年，带着一身创伤。如今肩负师长重任，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处处率先垂范。联想到他在长征中率部一路过关夺隘，到左路军、援西军后带兵、练兵等样样受人称道，大家对今后在他领导下进行对日作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阅兵完毕，刘伯承回到检阅台上，带领大家宣誓，誓词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领读一句，近万个声音复诵一句。这气壮山河的声浪，回荡在会场上空，显示了第一二九师全体将士誓死抗日救国的钢铁意志。　　誓师大会后，全师转入紧张的教育和训练，准备出征抗日前线。在师党代表大会上，刘伯承总结了组建援西军以来的工作，着重总结了抗战以来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情况。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师第一届党的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党委会，明确了党委委员的分工，张浩任师党委书记，刘伯承任副书记。为了使各项工作迅速走上轨道，刘伯承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业务会议。在师参谋会议上，他作了关于司令部工作和参谋职责的报告，宣布了师司令部的组织编制，在参谋长之下设立机要、作战、侦察、通信、队务、训练、管理等7个科，一一规定了各科科长和参谋的职责。作战科负责整理与估量当前情况，多方准备材料，以作首长定下作战决心的基础，并依首长的指示，编拟战斗战役计划和命令，还应组织好部队的行军宿营、警卫、通信和作战行动。侦察科应多方搜集关于敌人的情报，并将所得的情报，加以必要的整理，报告给参谋长和首长，据此标绘出当日情况图。机要科必须把下属部队发来的请示电报，先送有关部门主管参谋，由该参谋标出“晓示图”，提出处理意见，一并报首长审阅。他指示司令部在援西军的基础上尽快把机构健全起来，选调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参谋除按照分工各负其责外，人人都要坚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通过日积月累，迅速提高文字和业务水平。他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他重申了严格司令部作战科的值班制度，规定了必须逐日记好阵中日记。记载的顺序是：敌情、本部及下属各部位置、上级指示；本部首长指示及处置，友邻及其他。在师卫生会议上，他指示师、旅、团卫生部门要全力治好伤病员，保证出证的战斗力。在师侦察会议上，他提出侦察是军队的耳目，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并指示师司令部侦察科组织力量，侦察出师行动地域的道路、地形及社会经济概况，调制兵要地忐。　　9月16日，刘伯承奉已由八路军更名的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率第一二九师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准备出师山西抗日前线。20日，刘伯承接到毛泽东的电令，要第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依托太行山开辟根据地。同时得知已先期东渡黄河出师山西的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改变原定的部署于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的计划，分别依托晋北恒山和晋西北管涔山开展斗争。这时候，沿平绥路西犯山西的日军已占领大同，前锋直逼平型关、雁门关、神池一线内长城，企图夺取太原，尔后与沿平汉路南犯的另一路日军东西夹击，长驱山西腹地，控制平汉路，进而占领黄河以北。刘伯承对着地图审视着敌我态势，他十分佩服毛泽东及时改变战略部署的决策。他知道，日军正采取迂回战略，八路军主力如还集中在4省交界的狭小地域，有被兜击或隔绝的危险，而3个师成鼎足之势分置于山西的3块山地，就一下子进到了日军的侧翼，进退有据，便于互相策应、支援，更有利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他也估计到由于日军步步进逼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的太原会战会认真打一下的，民气、士气不允许他们一退再退了。　　这样，第一二九师出征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于是，他进一步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他组织部队进行投弹、射击、土工作业和夜间战术等应急训练，成立先遣队，布置侦察，搜集华北地区的兵要地志和了解该地的风俗习惯。　　正在这时，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第一二九帅，声称要面见刘师长，一来访故叙旧，二来有公事相商。　　刘伯承把李达找来，对他说：“乔茂才我在川军供职时认识，多年没有来往，这些年的情况不清楚。你先去接待一下。”　　李达按照刘伯承的意图会见了乔茂才，彼此互通姓名，略事寒暄后，乔茂才就急着说出了自己的使命，是前来递交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指令第一二九师不必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是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李达感到事关重大，便把信交还给乔茂才。对他说：“乔参议，这个命令理当由你亲手交给刘师长为好。你先在这里休息，等我请示刘师长再来告诉你。”　　李达立即把这些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找我叙旧是借口，分明是想分化我们八路军，他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说着，走到地图跟前，“第一一五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阜平、行唐一线，第一二○师正活动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北路日军正跟国民党友军在内长城激战，东路日军旨在夺取石家庄，然后沿正太路西犯，威胁晋北友军侧背。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不但对大局无补，而且很容易被日军隔在井陉要隘以东，失去与第一一五、第一二○师的联系，形成孤军失险之势。”　　沉思片刻，他又说：“这是个大阴谋，蒋介石想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李达问：“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他想给蒋介石当诱饵，乘机除掉我们一个师。我们不理睬他。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这个协议嘛！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他就回去了。”　　乔茂才一连等了几天，一直见不到刘伯承，只好灰溜溜地向李达告辞走了。　　第二节东征途中　　1937年9月中旬，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率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到晋东南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他决定率先遣队先行，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保证及时进行作战和开展工作。先遣队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组成。鉴于参谋长倪志亮还未到职，他把参谋处长李达留在后梯队协助张浩工作，师前方指挥所只有几名年轻的科长和参谋。　　出发前，他抓紧时间给师司令部干部上军事课，讲战车、装甲车防御法。　　他从战车、装甲车的一般性能、作用讲起，讲到利用地形地物、破坏道路、埋设地雷以及伏击等防御方法。他强调指出：日军的优势主要在武器，它是资产阶级的唯武器论。我们要树立敢打敢胜的思想。有了勇敢精神还要讲战术，敌人的东西只要我们把它研究透了，总会有办法对付的。　　部队出征的消息传开后，引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响。他们热切盼望八路军到前线狠狠地打击日军，煞煞日军狂妄的气焰，阻止日军长驱直进。那些天，前来第一二九师驻地的老百姓络绎不绝。有送鞋、袜、毛巾、食物等慰问品的，有带牲口主动要求为部队驮行李的，有送锦旗表示钦佩和鼓励的。　　西峰附近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亲自带着一个写有“万民之师”的“万民匾”，外加烟、酒和鸡蛋等物，专程到第一二九师师部求见刘师长。刘伯承热情地接待了他。老先生一见刘伯承布衣布鞋，裤子上还打着一个大补丁，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连声说：“你们真是秋毫无犯，堪称‘万民之师’，真可谓尧舜之师不如也。”　　刘伯承抓住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部队，一方面以此激励指战员们的抗战热情，一方面要求大家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做好宣传鼓动和助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他明确指出“走也要走得老百姓满意”。各部队采取与驻地老百姓谈心，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等方法，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纲领和主张。指战员们争相为群众做好事，扫院子、打水、干农活等。所有这一切，使八路军更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一位老大娘查看部队住过的房子，见满屋光亮，门板上得规规正正，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归放得整整齐齐，连喝水打碎的粗瓷碗也留下了道歉的字条和赔款，她十分欣喜，逢人便说：“你看看，这样的军队能不打胜仗吗？”　　9月30日，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了出师抗日的千里征途，他骑在一匹杂色大马上。战马或许是闲得太久了，出得镇来一溜小跑，马蹄“得得”，发出很有节奏的撞击声。两名警卫人员纵马紧随在后面。再往后，十几匹牲口成一路纵队急驰着，上面有的骑着人，有的驮着行李。这就是第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的全部人马。第七六九团的尖兵早已派出去了，负责侦察和警戒。团指挥所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正从后面赶上来，他们将随刘伯承行动，团直和3个营按梯次跟进。　　秋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田野里黄色正浓，翠色将荆三三两两的马匹和成堆的羊群欢快地啃着牧草。长空澄碧，淡云悠悠。雁声阵阵，不断传向南天。　　刘伯承无心观赏沿途的田园风光，晋北前线的战火已占据了他的思绪。　　日军突破内长城多处隘口，进逼忻口，太原会战将要进入艰苦阶段。第一二九师必须争取尽早到达正太路南北，担负起侧击日军的任务。开展晋东南的游击战争，也必须赶在日军侵占以前，以争先机。　　经过5天的夜宿晓行，过澄城，穿合阳，10月5日，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这期间，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于10月1日出发跟进，由政训处主任恢复政委职务的张浩率帅后梯队于10月2日启程。　　芝川镇渡只是秦晋黄河的一处要津。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第二○师不久前都是从这里渡河的。刘伯承带着参谋到渡口察看，只见河面约有5里宽，湍急的水流夹带着泥沙翻滚直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仿佛是一条怒不可遏的黄色巨龙。他命令参谋去找船。几个参谋顺着河岸跑了好远，连一条船的影子也没见着。刘伯承让参谋去把芝川镇的国民党地方官找来。参谋从赌场里找到两个管渡口事务的官员。进得门来，这两个官员嘴里嘟嘟囔囔的，显出一付很不情愿的样子。刘伯承劈头就问：“你们这里为什么不备好船？”两人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　　明天一定想办法。”　　刘伯承本来就痛恨这帮作威作福、为霸一方的国民党官吏，又见他们国难当头，仍一味醉生梦死，不由得火冒三丈，便使劲一拍桌子，厉声喝问：“你们认识我吗？”　　两人不明所以，忙说：“不认识，不认识。”　　“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位参谋从旁介绍。　　“知道，知道。刘伯承将军大名，我们早有耳闻，今日得见，非常荣幸。”　　两人连忙点头哈腰地恭维着。　　“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声色俱厉地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别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阎司令长官的命令，要渡过河去晋北前线抗日的。我们大队人马必须明天上午全部过河，限你们两个小时内把船给我调齐。要是贻误了军机大事，我就把你们两个当汉奸论处！”　　“是，是，是。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船按时找来了，刘伯承连夜安排渡河。根据船只数目和两岸渡口的容量，他决定先遣队分两批过河。第一批由陈锡联带第七六九团两个营先渡，余下人员由他亲自率领第二批渡。他还规定了各部队上下船的次序，严令不准丢弃任何装具器材。　　一位参谋问正在指挥渡河的刘伯承：“师长，我可从来没见你发过昨夜那么大的火呀？”　　刘伯承说：“你看到了吧，国民党政权腐败成这个样子，还能不失民心？　　还能不打败仗？我在旧军队里呆过，知道国民党的作风。他们欺软怕硬，媚上压下，看势头办事。伺况这次是故意刁难我们，吓唬他几下子，他就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了，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罢，便放声大笑起来。　　一位参谋跑来报告：附近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要渡河，不少人扛着羊皮筏来要求帮忙。刘伯承感慨地说：“有民如此，何愁日寇不灭？”他交待参谋：向群众表示感谢，告诉他们船已够用了，动员他们回去。　　第一批过渡的船只从东岸返回来了。刘伯承赶紧指挥第二批人马渡河。　　当人马快要全部装完的时候，刘伯承才健步上船。　　船到中流，刘伯承指着两岸耸峙的大山，对大家说：“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来践踏！我们出师就是要狠狠打击他们。”　　先遣队全部渡河后，刘伯承率领部队继续前进。一踏上山西的大地，指战员们有了一种新奇感。这里山势连绵，一座连着一座，仿佛大海里远去的波涛，一眼望不到尽头。居民几乎都住窑洞，山上的依坡而建，露头藏尾的，上圆下方的门洞沿着山边展开，显得错落有致。平川里的村落大多住户众多，窑洞则由人工砌成，有的多孔，有的单孔，有的砖墙砖顶，有的泥墙泥顶，显示着主人的贫富差异。　　部队受到了山西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逢村过寨，人们一窝蜂地拥上来，有递开水的，有送糖块和油炸果子的，更有的一个劲地往指战员的口袋里塞着鸡蛋、馒头。一到城镇，欢迎的规模更大，活动也有了组织。部队经过荣河、通化和翟店等城镇时，街道两边整齐地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学生们手执红红绿绿的小旗，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八路军！”“誓死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字样。同样内容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激越昂扬的抗日歌曲响成一片。指战员受到感染，一面挥手向群众致意，一面唱起了《上前线》歌：“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抗日先锋军英勇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嗳，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四十余年的国耻，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华民族好男儿们响应祖国的号召。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保卫华北，收复东北，统一我中华，人类和平与幸福不容野兽们来蹂躏。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嗳，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誓死不做亡回奴！”　　一路上，刘伯承反复思考如何迅速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游击战的战术水平。他很了解自己手下这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过来的队伍，富有英勇果敢和坚决执行命令的战斗作风，但战术上比较粗糙，而且习惯于运动战和阵地战。要使部队尽快转变到游击战争的轨道上来，掌握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一套战术，非花一番大气力不可。他科用宿营、行军间隙等机会，召集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的干部谈话或讲课。　　他指出：战略方针是根据形势和任务来确定的，现在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的任务因此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作战对象与过去不同，作战形式也就有所不同。敌强我弱，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战略方针。他的讲解，使先遣队干部对军事战略转变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次，他跟干部们说：今天，我专门来讲一讲今后如何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对付新的敌人的问题。大家听了很高兴。他接着说：“孙子兵法中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大家想来是知道的，我就用它来破题。知己，就是熟悉自己部队的状况。新形势下的知己，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上作，发扬三大民主，搞好军事训练。对部队光熟悉还不够，还要迅速提高它，游击战怎么打，运动战又怎么打，二者的关系怎么摆。又怎样互相配合。解决了这一切，才算是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就是了解敌人、研究敌人。目前要把敌人的装备、编制、训练、战术都了解清楚，他擅长什么，弱点何在，有何习惯，士气怎样，都要一一弄明白，不然今后作战要吃亏。日本侵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军队，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战车、装甲车，甚至可能施放毒剂。敌人的本质是虚弱的，会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点应该充分估计到。我们到太原领到防毒面具后，我来教你们使用。我在苏联学习时练习过，不过第一次我没戴好，气被憋得出不来，眼泪直流，可是吃了苦头。”　　一席话说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记，干部们愉快地接受下来了。　　又有一次，刘伯承把干部召到村头，说：“我来跟大家讲一讲沙盘作业。”　　他用泥沙塑成山包，用绳子做道路，又用眼镜代替“敌人”，用茶缸当“部队”，结合地形讲解伏击战术：我们下一步跟鬼子作战，主要是在山地打游击战、运动战。伏击将是最基本的战斗方式。部署和指挥伏击战，地形要选险，如隘口、崖底、洼地等。进攻队形要横宽，不要摆纵深。火力要集中，纵射、侧射交叉使用。时机要选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讲完后，他强调指出：“千万不要小看沙盘作业，小范围的作战预先用它摆一摆，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打起仗来把握就大得多。即使是一般性的训练，结合战例摆一摆也大有好处。”　　10月9日，刘伯承率领先遣队到达侯马。一进城就受到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区委及其组织的民众的热烈欢迎。牺盟会是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等人，通过与国民党山西地方军阀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而逐步组织形成的一个革命团体，是领导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牺盟会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欢迎会、报告会、联欢会，表示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热诚拥护和鼓励。大街上的情况同样令人高兴。墙壁上、电杆上写满或贴满抗战标语，佩着“民族英雄”臂章的应征青年昂首阔步地来来往往，戴着少年先锋队红色符号的学生们排着队，唱着歌，威武地行进着。侯马城里的一番新气象，显示出民众发动起来的强大力量。　　侯马是同蒲铁路线上的一个大站。几经交涉，阎锡山拨来了一列火车，并发给了一批给养和被装，还有几十支旧枪和少量子弹。　　当天夜里，刘伯承率领部队乘上了火车。刘伯承总喜欢把自己的指挥位置往前靠，上了火车，他坐到第一节车厢里，第七六九团分坐在后面几节车厢里。刘伯承指示陈锡联从车头到车尾拉上电话线，而且要设复线，以确保电话畅通。他对身边的干部说：“火车上要不搞好前后的联系，后面的车厢掉了还不知道，车箱掉了被后面开上来的机车撞上，那就要坏大事。我们就这么点本钱，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疙瘩，容不得半点疏忽。”　　这时候，太原会战的忻口防御战即将开始，日军正集结5万重兵作攻击准备。中国方面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8万军队进行防御。一场恶战迫在眉睫。由于战事频繁，同蒲路上的秩序显得很混乱，直等到第二天破晓列车才启动。开出不一会，列车就渐渐慢了下来。刘伯承问司机是怎么回事，司机说是水箱里的水漏光了。刘伯承心想，同蒲路的列车大多调到正太路往晋东北运兵去了，这趟列车还是费了不少劲才交涉来的，短时间内要想在现地换车头是不可能的，刚领来的给养被装不能轻易丢弃。可军情紧急，部队不可久滞在这里。他思考片刻，对参谋们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一推火车哟。快派人把火车头推到离汾河近的地方，组织人往水箱灌水，好歹让它往前开，我们的人跟在上面，看前方哪个站上有车头，就换一个开回来。部队先在原地休息。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让车头与后面的列车脱了钩，调了一批战士来推。　　战士们鼓足了劲，齐声呐喊着，笨重的车头由不动到动，由慢到快地跑起来，到了离汾河最近的地方停下来。　　战士们一起提水、灌水，脸盆、水桶、牲口料桶，凡能盛水的用具都使上了。铁路工人和附近的老百姓闻讯，也纷纷赶来帮忙。车头灌满水能开动了，司机把机车开到霍县车站，换了一个好车头，又开着它返回侯马，挂上刘伯承等人乘坐的列车。　　为了抢时间，刘伯承大手一挥，下令说：“连夜出发。”列车载着3000八路军健儿，一路呼啸着，冲破夜暗，向太原进发。　　第三节首战告捷　　1937年10月11日中午，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太原。列车运行途中，遭到日本飞机的空袭，不得不组织部队疏散隐蔽，又耽误了半天时间。　　太原城里已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　　先遣队刚刚住下，刘伯承就去见阎锡山，交涉粮、弹补充等事宜。阎锡山的副官把刘伯承引到阎锡山的办公室。阎锡山起身相迎，说：“伯承兄，我正等你来商谈军务呢。”刘伯承说：“阎长官，本帅泰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特来拜访。”　　“欢迎你师加入晋东北战线，忻口形势紧张，外围支撑点崞县8日已失，原平也于昨日陷落，我们正面防御的部队受到日军很大的压力，希望你师能配合我们打几仗。”“本师赶来前线，就是要配合友军作战的，只是我们武器太少，又很陈旧，弹药也奇缺，每人平均还不足10发子弹。请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伯承兄，对不起得很，我的武器弹药都发完了，部队都在打仗，抽也没法抽。”　　“阎长官一点也不给补充，太说不过去了吧.这恐怕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吧，对本师作战也不利呀。”　　阎锡山装出一脸苦相.辩解说：“伯承兄不要误会。不瞒你说，我们眼下也很吃紧哪，我们在阳坊口的军械库让日本人给端了，枪弹也难以为继，希望伯承兄多多体谅我的苦衷。”　　刘伯承又说：“阎长官，本师初到山西作战，总得有个后方基地，请在昔阳划一块山地供我们安置伤兵。”　　阎锡山回答：“这件事我还定不了，昔阳归娘子关方向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管辖，到时候你去跟他商量吧。”　　刘伯承步出阎公馆的大门。随从参谋走拢来，报告说：“去省府秘书处要华北军用地图，他们答复说都被前线拿走了，只给找了几张省版的地形图。　　这分明是故意刁难??”刘伯承说：“阎锡山这个老滑头，真是拔毛也要过称。靠他们靠不住，还是靠我们自己。”　　回到驻地，值班参谋报告：张浩率师后梯队已到侯马，与陈赓率领的第三八六旅会合。刘伯承立即指示：向张政委发报，告诉他总部已令师前方指挥所率第七六九团向太原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敌人近后方的任务。我们明天即向目的地开进。第二天，刘伯承率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继续乘火车前进。在火车上，他把陈锡联找来，对他说：“虽然国民党仍在执行太原会战的计划，但看形势，太原是很难保住的了。日军北沿同蒲路攻忻口，东沿正太路攻娘子关，显然是两面会攻太原。国民党军队两线防御兵力略占优势，两位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黄绍竑指挥上也不弱，然而友军装备比敌人差，火力也弱，加上作战指导上惯用一线硬顶的阵地战，不知因时变通，采取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适时组织反击，所以最终是守不住的。阎锡山已经准备向黄河西岸搬家，说明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　　顿了一顿，他又说：“朱总司令已率一一五、一二○师开到忻口战线的右翼，在滹沱河南岸依托五台山组织防御，他已命令我们赶到原平东北投入战斗。”　　“我们团的具体任务呢？”陈锡联问。　　“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敌人。到我们第一个集结点东冶后，我要去总部开会，部队归你指挥。我们师抗日的第一仗就看你的了。第一仗可打小一点，但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出师的首战胜利特别重要。”　　“在什么情况下动手比较合适呢？”陈锡联又问。　　“情况不清楚可以发电报来，但部队单独行动，你们要独立自主，机断行事，也就是说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千变万化的情况，抓住战机，主动歼敌。可以一边打一边上报，也可以打了再报。否则就要坐失良机，不但消灭不了敌人，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　　陈锡联神情专注地点着头，表示已经理解他的指示。　　刘伯承最后叮嘱说：“太原失守总是不利，你们要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既要大胆，又要慎重。只要指挥得好，把部队组织好，上下同心协力，又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日本军队是可以打败的。”　　陈锡联根据刘伯承的指示，率第七六九团于次日清晨向指定地点开进，两天后到达目的地代县以南的苏龙口一带。苏龙口南距忻口百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察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堡等地已被日军占领，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飞机从阳明堡方向轮番起飞，轰炸忻口友军防御阵地。他判断飞机场就在阳明堡周围，于是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三人抬眼一看，对岸日军机场历历在目：机场位置在阳明堡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走下山来，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堡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兵力不强，只有200人左右，警戒也比较松懈。因日军初到中国战场，还没有重视后方戒备。但阳明堡镇驻有不少敌人。　　经过研究，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常他想起刘伯承一路上的指示：注重影响，抓住战机，机断专行，首战必胜，心里更充满了信心。10月19日夜，陈锡联率第七六九团开始行动，由第三营袭击机场，第一营袭扰崞县，牵制驻在该县的敌人，第二营为预备队。　　第三营突击队的指战员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摸向机场，爬过了铁丝网，飞机的庞大身影隐约可见。他们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继续向飞机接近。　　I00米、80米、50米、30米??眼看着手指快要触到机身了。突然，日军哨兵的枪响了，守卫机场的日军慌乱地射击起来，有几个坐在机舱里的飞行员也被惊醒，连忙打开机头上的机枪，盲目地放起来。指战员们毫不迟疑，一部分人冲上去，对付日军的警卫部队，进行了短促的射击后，接着开始了肉搏；一部分扑到了飞机旁。　　“快往飞机肚子里甩手榴弹！”赵崇德及时下达命令。战士们把一颗颗手榴弹扔进机舱，端起枪“砰砰”地朝机身扫射。顷刻间，许多架飞机被击中起火，火势腾空而起，很快燃成了一片火海。　　这一仗，烧毁飞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摧毁了忻口日军重要的空中支援力量，减弱了它的攻势，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友军的防御作战。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七六九团付出了伤亡10余人的代价，年仅23岁的第三营营长赵崇德不幸光荣殉国。　　刘伯承接到陈锡联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捷报，异常兴奋，赞不绝口：“首战告捷，打得好，打得好！”　　后来，刘伯承对这次战斗作了总结，指出其优点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密，行动秘密而迅速，动作突然而坚决。特别担任主攻的第三营，以坚决英勇的格斗，不惜牺牲，故能在1个小时内完全烧毁敌机。缺点是：次要方向分配兵力过多，只有1个营用于突击方向，其余部队没有用上，殊为可惜。　　另外，预定的夜间联络记号未严格运用，在与敌混战时无法识别。　　第四节重叠的待伏　　1937年10月19日阳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刘伯承赶到平定县城以东的马山村，与前一天开到的第三八六旅会合。他准备率该旅侧击进犯娘子关的日军，支援防御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友军作战。　　刘伯承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他首先简要介绍了太原会战东西两个方向的战况：忻口友军顽强坚守，日军攻势受挫；娘子关外日军正集结重兵，企图一举突破。接着，他交代了第三八六旅的任务是在娘子关以南待机，准备侧击可能从右翼迂回的日军。他通俗地解释了“侧击”的意义和方法：“日本鬼子人多装备好，很愿意跟我们硬拼。可我们偏不这样干，而是打它的侧背。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一打法。”他还结合平型关战斗讲到了作战的组织指挥：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侦察清楚，地形选择好，抓住日军狂妄、疏于戒备的弱点，采用伏击方法，兵力部署和运用都要恰当，发挥近战和英勇果敢的特长，就可以克敌制胜。　　21日，刘伯承赶到娘子关以南的柏井国民党友军第三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向他介绍说：“沿正太路西犯的是日军第二十师团，另有第一○九师团从高邑向昔阳迂回。娘子关一线进行防御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路军和第三军。本日日军第二十师团避开娘子关正面阵地，集中兵力和火力向右翼的新关猛攻。新关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火力点进行防御，予敌以重大杀伤，娘子关的守军随时准备出击支援。这样部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看来它是研究了娘子关倚壁临渊、易守难攻的特点的，想来个避实击虚。现在既然发现新关也不易得手，它很可能还会往南迂回。新关以南的石门，位于防御主阵地的右翼警戒线上，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并没有接受刘伯承的建议。　　果然不出刘伯承所料，日军在新关攻击失利后，派出第四十旅团5个大队进行右翼迂回，从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当晚，日军发现了集结在附近的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他们故意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秘密通过，绕过第七七一团的警戒线，然后突然袭入第七七一团的阵地。第七七一团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被迫分散撤出了阵地。　　刘伯承恰好赶到，立即指挥随带的部队投入战斗。日军受到意外打击，停止了攻击。　　第二天，第七七一团夜间被冲散的人员陆续返回来了。刘伯承严肃批评了他们疏于警戒、遇袭失措的缺点，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强韧性好，尽管被敌袭击溃乱不堪，但仍能于一天之内迅速收拢起来。并指示他们开到营庄，马山一带集结，准备配合第七七二团伏击敌人。　　安顿好第七七一团后，刘伯承交代李达：“部队遭敌突袭，这是一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给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　　日军在娘子关右翼的迂回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娘子关防御前敌总指挥部，他们马上派出第二十六路军一部到东、西回村一带阻击日军。日军从石门一线发起猛攻，25日突破东回村南北一线阵地，国民党守军溃散。曾万钟见形势危殆，率第三军指挥所撤回旧关。娘子关的侧背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击矛头之下。　　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他决定按原计划在七亘村打一仗，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七亘村是理想的伏击战场，它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10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经过实地调查，选中了这个伏击阵地，随即命令第七七二团第三营进至七亘村附近待机。　　次日拂晓，测鱼镇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七七二团第三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地形选得实在太便利了，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哗哗”地往日军的人堆里倾泻着子弹，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放。　　日军顿时象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一阵短促猛烈的火力袭击后，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有几名日军被战士们压到了断崖边，战士们边喊边示意他们缴枪投降。日军竞不理睬，端着刺刀反扑上来。战士们毫不留情地击毙了他们。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下来。日军除少数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全部被歼。　　战士们兴高彩烈地打扫着战常枪支弹药最先成为他们手中的战利品，机枪、步枪、长枪、短枪、好枪、坏枪，统统收拢起来。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严酷的战争实践使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理。也有不少人迫不及待地穿上皮靴，戴上钢盔，身上披上了黄呢大衣，有的嘴里还学着叽哩咕噜的日本话。　　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在七亘村一带传开。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三八六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舍此别无通道。再从日军目前的作战特点来分析，他们屡胜之后骄横得很，通常发一股牛劲，向预定的目标执拗地突进，毫不理会一些小的损失。况且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他们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为了迷惑日军，当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让第七七二团主力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实际上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　　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三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由于负责增援的第二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三营没能将敌全歼。　　战至黄昏，敌人乘夜色朦胧，突围而出，一部向西逃往平定，大部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　　这次战斗，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　　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一份山西省地图和华北军用地图。刘伯承想起在阎锡山那里碰钉子的事，愤然地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　　怪不得阎锡山那里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第一二九师的两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积极战斗只能最大限度地起到牵制、迟滞敌人的作用。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战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娘子关防线上的国民党13个师惧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日军乘势尾追，29日占领平定，30日占领阳泉，11月2日占领寿阳。娘子关的陷落，使忻口守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困难。坚守了23天的忻口，于11月1日放弃。晋北、晋东战局陡然恶化。　　10月底，八路军总部为了加强打击沿正太路及其南侧西犯敌人的力量，率第一一五师主力和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　　10月30日，刘伯承率第三八六旅进至昔阳以东地区，准备侧击经九龙关西犯昔阳的日军第二十师团。第二天，刘伯承在师指挥所作战室里正翻看着敌情通报和友军位置图，参谋处长李达进来报告：日军第二十帅团正沿九龙关大路进犯昔阳，它属下第三六联队的一个大队将从南侧小路迂回策应??。刘伯承查对着地图，目光停在昔阳以南的南界都、北界都和黄崖底一带。他对李达说：“这一带地形复杂正是伏击的好阵地，特别是黄崖底，它的位置正卡在河谷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李达心领神会，说：“师长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吧。”刘伯承说：“让第七七一团打吧，自从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说完他又交代李达：“先别忙通知部队，情报、地形要搞准确，情报叫侦察科再去核实一下，地形叫作战科实地去勘察一下，然后来向我报告。”　　不久，侦察敌情和勘察地形的人员回来报告：“敌情无变化，地形跟地图一致，利于伏击。刘伯承于是下令：第七七一团主攻，第七七二团掩护，准备向伏击地域开进。　　11月1日，刘伯承把师指挥所开设到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他拿起单筒望远镜朝伏击地域看去：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水半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大漏斗的形状。在这里伏击，视野廓大，射界开阔，既便于隐蔽，又利于防守。相反，敌人在狭窄的沟底无法展开队形和火器，只能被动挨打。　　他要参谋接通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的电话。按照作战部署，第七七一团将占领黄崖底以南的凤居村一线阵地，尔后派出小分队与敌保持接触，把敌人引诱到黄崖底予以歼灭。第七七二团则隐蔽集结在黄崖底以东的巩家庄待机，准备协同第七七一团聚歼敌人。　　电话接通后，他分别向第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和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询问了准备情况和部队士气。刘伯承表扬他们动作迅速坚决，叮嘱他们明晨6时前一定要进入伏击位置，打响前要沉着耐心，打响后要注意协同。　　第二天，太阳刚刚露头，日军的纵长队形从南界都方向出现了。　　第七七一团按预定计划，派出一个小分队向日军突然射击，吸引日军。　　小分队打一阵，走一阵，直把日军引到凤居村前，自己则退到村西北高地扼守。日军恼羞成怒，组织力量轮番攻击，但都被打了回来。日军久攻受挫，变得十分沮丧和疲惫，午饭时分，他们撤到黄崖底河滩集结，休息吃饭。　　刘伯承见时机已到，下令开火。全线的枪炮一齐轰鸣起来，第七七一团正面纵射，第七七二团侧面斜射，铺天盖地的交叉火网罩向敌群，正端着饭盒的日军被打得蒙头转向。　　不一会，日军集结全部人马和火炮发动反击。暴雨般的炮弹倾泻在第七七一团前沿阵地上，黄土都全部翻了过来。第七七一团的战士们机灵地疏散到一旁。日军以为前沿阵地上的八路军都打光了，步兵嗷嗷叫着往坡上冲。　　战士们跳到被炮火毁坏的掩体里，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鬼哭狼嚎的日军又退回了沟底。　　敌人连续反击失败，就利用土坎和依托窑洞抢修工事，准备固守待援。　　由于直上直下的陡坡不利于出击，加之兵力对比上第三八六旅也不占绝对优势，用近战手段彻底消灭黄崖底的日军已不可能，但给日军以最大限度的打击是完全必要的。刘伯承下令：“集中全部火力，猛烈杀伤敌人！”坡顶上两个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重又交错着响起来，组成了一阵急促的弹雨，打得敌人抱头鼠窜。20分钟后，刘伯承下令停止射击，部队迅速撤出了战斗。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300余人，骡马200余匹，第三八六旅仅伤亡30余人。这是一个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典型战例，刘伯承以后在总结作战经验时曾多次提到它。　　日军对这一仗所受到的打击，异常惊恐，谈虎色变。一个日军随军记者曾为这一仗写过专题报道，他用“过天险黄崖底”这样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描述。　　日军第一○九师团按照由平定、昔阳迂回榆次、太原侧后的计划，继续西犯。黄崖底战斗的当天，第一○九师团进到了昔阳以西的马道岭地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决定在日军前进方向的广阳设伏。11月4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广阳伏击第一○九师团的辎重部队，经4小时激战，歼敌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需物资。　　这时候，徐向前副师长率第七六九团开到昔阳附近，第一二九师的3个团胜利会师，刘伯承、张浩跟徐向前高兴地握手、交谈。互相诉说着分别几个月来的见闻和感想。　　11月7日，刘伯承和徐向前、张浩率第一二九师到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给由沾尚镇西进之敌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歼敌250名。日军第一○九师团不得不改变行动路线，转向北去，取道龙泉河河谷，经上龙泉转去寿阳。　　从七亘村到户封村，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接连进行了4次胜利的伏击战。以后，他把这些战斗称之为“重叠的待伏”。　　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在广阳、户封等地的伏击战，予敌以严重打击，迟滞日军第一○九师团的行动达一周之久，从而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和忻口地区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退到榆社、平遥和汾河西岸。刘伯承的出色指挥受到国民党友军的钦佩和赞赏。由豫北急调来山西准备布置榆次防御阵地的国民党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途中见到大批溃散败兵南下，风闻日军已兵临太原城下，率部开到榆社就不敢前进了。11月4日，他专门打电话给刘伯承：“刘师长，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很安全。”刘伯承回答。　　“我的右侧背有没有情况呢？”　　“你尽管放心，右侧背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都有我们的部队。”　　“刘师长，目前战局混乱，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能否请你到榆社来一叙。”　　“好的，我一定前来请教汤将军。”　　11月18日，刘伯承和张浩到榆社会见汤恩伯，一见面，汤恩伯就欣喜地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啊！日本人吃不消，它的攻势被挡住了。”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日本人是可以打败的。”刘伯承话中有音。　　晚饭后，刘伯承、张浩向汤恩伯介绍了八路军出师以来的作战情况和初步经验，削切剖析了举国一致、全民动员是战胜日本的根本之途，力劝他尽守土之责，要打不要退。汤恩伯口里只是说：“承教，承教。”第三天，就率部退到长治、晋城去了。　　几天后，宋任穷到浮山，沁源一带去扩兵和发动游击战争，刘伯承、张浩委托他去长治拜访汤恩伯。见面后，汤恩伯向他提出问题说：“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的部队，用什么法子，也能跟你们一样，打不烂、拖不垮，打散了还可以回来呢？”宋任穷说：“这好办，照我们八路军的样子，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包你打不散。”　　宋任穷将此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爆发出爽朗宏亮的笑声，称赞说：“妙！妙！你答得实在妙极了。”　　第五节扎根在晋冀豫边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华北日军主力转向平汉路南犯，一部调往上海战场，正太路和同蒲路平遥以北，仅留有第二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的第三十一旅团进行守备。退入太行、太岳的国民党军队忙于收缩整理，汤恩伯部移向晋城，卫立煌部移至隰县、吉县地区，准备退守黄河；阎锡山部聚集在晋西北和晋西南；晋东南只驻有西北军冯钦哉、川军李家钰、滇军曾万钟等残部。　　刘伯承和张浩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按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坚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1月11日，刘伯承到和顺以西的仪城镇，参加八路军总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各师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要求除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外，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兵武装放手发动人民，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根据这个重要指示，总部决定，第一一五师以一部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第一二○师仍留在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北发展；第一二九师深入晋东南，迅速建立起4个战略支点。　　11月13、14两日，第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全师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刘伯承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决定，并部署了第一二九师和部队的行动方向与任务。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和总部的决定，他强调了必须结合实际理解它们的重要意义。指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现在到了全面执行的时候了。目前日寇正忙于正面战场的进攻，但是他们占领的只有点和线，广大乡村尤其是山区还是“真空”地带。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面撤迟，无力他顾。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对日作战和收拾那些趁火打劫的散兵、土匪和压榨百姓的汉奸，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抗日的社会秩序。我们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我们八路军的英勇抗战行动，模范的群众纪律，特别是第一二九师出征以来连续取得了阳明堡、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就使我们具备了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时机。　　关于第一二九师各部队的行动方向和任务，他宣布了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团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这次会议是第一二九师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史称“石拐会议”。　　石拐会议后，刘伯承、张浩率师部移驻辽县（今左权），跟晋冀豫省委商量了在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军队与中共地方组织如何配合和协调行动等问题。随后，全师的主力部队分别在同蒲路东侧、正太路南侧和平汉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的地区展开。　　在这以前，当第一二九师主力刚到平定的时候，刘伯承就电令师参谋长倪志亮派遣秦基伟、赖际发等率领9个工作队，每队5至10人，到正太路南侧太谷、寿阳、昔阳、和顺等地，同中共当地组织相结合，组织起平定、榆次、太谷、寿阳等多支游击队。l1月初，又派骑兵营挺进赞皇、临城地区，协同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游击队”（简称冀游），开展冀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11月16日以后，各路部队纷纷出动。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分别到晋东南地区的沁县、长治、陵川、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县开展工作。这一带属山西省第三、第五行政区，薄一波任第三行政区主任，另一位共产党员戎伍胜不久也到第五行政区任主任。这两个行政区分属牺盟会沁县、长治两个中心区，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桂干生、张贻祥率领由教导团30多个干部组成的游击支队，到平（定）和（顺）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的晋冀地区活动。张贤约、张南生率领由第七七一团、教导团各1个连组成的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活动。赵基梅、涂锡和率领由第七七一团一个步兵连及教导团部分干部组成的赵涂支队，到白（圭）晋（城）公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太（行）南地区活动。11月18日，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阳泉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后称“八路军独立支队”或“秦赖支队”）。不久，谢家庆、张国传率领教导团部分干部组成谢张大队，到榆社、武乡、襄垣、黎城地区活动。各游击支队在活动中都与中共当地的工委或特委组织互相合作，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