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位皇家朋友却意外遇刺身亡。就人寿保险而言,我听说国王必须支付双倍保险费。革命爆发后,亚里士多德心里在考虑走什么路线,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一位信使带着士兵赶来,愿意为他保驾护航,对交通实施封锁,邀请他来负责他的儿子,十三岁的亚历山大的教育。亚里士多德没有指望谈判,他接受了邀请。马备鞍,骆备驮,那天晚上趁月亮还没有升起之时,队伍就悄悄出发,驶入沙漠之洲。菲利普的父亲二十四年前的提议现在得以接受。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时光历练了他的情感,但没有消磨他对生活的激情。他童心未泯,依然好奇、敏学、活泼、热情。他的智力处于最成熟、最强势的时期。他热爱动物,户外活动对他的魅力如同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一样。他是一个勇敢的骑手,我们听说他跃马扬鞭驶入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睡在沙地上,他的马没有系缰绳,站在一旁看守着他。亚里士多德是对马做出科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他建立一个骨架,块块骨头准确入位,当地人看了惊讶不已,误以为要用这高超的技艺来造一匹活马呢。最后这个牲口没有上马鞍戴嚼子,人们对计划的失败,都满意得忍不住咯咯笑起来,悄悄地说:“我早说过会是这样的。”一百八十年以后又有一个人对马做过如此认真的科学研究,这个人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他与亚里士多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人的鲜明特征——与他人的不同之处——是对每种生物流露出极大的同情心。他们对所见到的每一种事物都觉得和自己有关,都感到十分亲切,他们想做更多的了解。这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童心,失去童心是生命的灾难。达?芬奇对亚里士多德的有关马的论文产生兴趣,并继续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对马做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解剖,煞费苦心地勾画素描图来说明他的发现。他的作品是如此的完备详尽以至于现在人们无暇去看其他的说明。达?芬奇爱好自然科学,他最初尝试用图画来给他的书作说明。艺术当然是美好的——它可以带来收入,可以结识朋友,使他贴近通过一张艺术画打开一方天地的人们。他画画是为了消遣,为了给人们带去欢乐,他威胁要把窥视的普莱尔放进《最后的晚餐》,姿势像犹大一样,表示他对把图画简单地看做图画的人的轻蔑。在达?芬奇看来奇迹就是有想象力的头脑,会制作的手,会感悟的心灵。令人不解的是,达?芬奇是通过表演而不是通过严肃的作品来感染我们。他的科学已被取代,但他的艺术是永恒的。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态度,这种崇拜态度,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有。人首先对事物进行猜想再来求证,正如赫歇尔(Herschels)知道恒星的方位然后才耐心地等待。伦敦的主教说如果达尔文把研究蚯蚓的一半的时间用来读《圣经》,他的确会给世界带来好处,使他的灵魂得到挽救。对沃尔特?惠特曼来说,手背上的一根汗毛,如同天空的星星或《圣经》给人类的启示一样,令人感到痴迷和神奇。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4)亚里士多德像小孩子一样热爱动物,他的家通常是一个宠物园,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被带入这个生命的世界。我们常听说年轻的亚历山大驯化他的野马布赛佛勒斯德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亚里士多德坐在马厩围场的栏杆上在抛套索。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创建了我们所知的第一个马戏团,他们还创建了历史上提到的第一家动物园,当然除了诺亚之外。亚历山大十分痴迷于这个宠物园和他的年迈的老师,在他的后半生,在他所有的旅途上,他不断把他在路过的国家发现的每一种鸟儿、动物和鱼儿的标本送给亚里士多德。当菲利普惨死在刺客的匕首下之时,是亚里士多德扶持弱冠之年的亚历山大,风卷残云般地吞食了革命。用来征服吃人的牡马和驯化野兽的意志,现在又来**,给事物做系统分类是为建立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做准备。亚里士多德说:“军队是一只有一百万只爪的巨型动物,但只有一个大脑,即统帅的大脑。”亚历山大不断树立亚里士多德的威望,因为在后者的品格中具有获得成功的素养:目标坚定、自力更生、做事系统、数学天赋、注重细节以及一贯的开明宽容的政策。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菲利普主张将驯马纳入所有年轻人的教育课程,他显然预见到橄榄球的出现,便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我认为历史和亚历山大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当选为希腊最高统帅,下令阻止波斯入侵。他一劳永逸地完成了使命。战争绝不是战斗,上帝站在最强大的军需部一边。亚历山大必须给一百万人提供训练、武装、衣服和食品。一个人真正的敌人在他自己的心中,一支军队的敌人在他自己的营房,疾病比敌人夺走的生命还多。我们的蓝衣战士更多的死于猩红热而不是敌对的菲律宾人之手。而亚历山大的损失主要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将士。由此我认为亚历山大懂得很多卫生科学,通晓实用数学,这样就可以达到对那群躁动不安的奴隶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目的。我们听说亚里士多德告诫他要保证安全就必须使他的官兵忙碌无暇,他们不能有过多的时间去思想,否则会出现兵变;但也不能让他们劳动过度,否则关键时刻他们就没有战斗力。我们会意外看到这样的话:“不要让你的官兵饮用死水池子里的水,城里出生的雅典人也不懂。沙漠行军带水事先要烧开,以预防变质。”有关犹太人,亚历山大给他的老师写信说:“人们可能会愤然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只服从主教的命令,这会导致采取严厉的措施,即所谓的*。”所有这一切可能都于昨天被大帝写入致海牙大会的信中。亚历山大夺取东方后又成为东方的战俘。他像在世不哼求爱曲的雄蜂一样,大功告成后壮烈牺牲。但是他播下的希腊哲学的种子使整个亚洲充满生机,挡住了波澜汹涌的饥荒浪潮,改写了东方世界的版图。他创建的城市远比他毁灭的多。他在亚历山大城为卡内基树立了榜样,是当时世界前所未闻的。在这个城市的海港入口处,他竖起一座灯塔,远胜于迈诺特暗礁即竞赛岩处的灯塔。这一建筑历经两个世纪,最终被风化腐蚀殆尽,没有谁再能重建一座。在底比斯,亚历山大高度赞扬文人墨客,除了诗人品达的房屋以外,他把该城的所有建筑全部摧毁。在柯林斯,当伟人、智者和贵族前来表示敬意时,却有一个人没有出现。亚历山大枉费心机,在递交到门口的所有的柬帖当中没有找到第欧根尼的,这位常被亚里士多德所引用的哲学家却不见踪影。亚历山大出门四处寻找他,发现他无所事事,靠在大众广场的一面墙上晒太阳。哲学家没有起身向征服者打招呼,甚至都没有点头示意。“我是亚历山大,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吗?”赫拉克勒斯的后代谦卑地问。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5)“不要挡住我晒太阳。”哲学家回答说,接着又继续沉思。亚历山大听了非常高兴,他先对同伴而后又写信给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愿意成为第欧根尼。”这是奋进对自足的歌颂。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处理国家大事。“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世界的角色将是我在行动世界的角色。”亚历山大说。亚历山大在所有的行程中都抽出时间与家中年迈的老师保持联系,我们听到亚洲的统治者提出那条夙愿:“送我一些读物,身在人群当中,我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只有孤独的思想。”普卢塔克交出亚历山大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指责亚里士多德发表他的论演讲术的报告。“现在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从前只属于你我的东西。”年轻人痛苦地呼喊着,渴望征服更多的世界。由此可见他是一种谬论的牺牲品,认为真理可以收录在书中,我们何时才能知道有灵感的书需要有灵感的读者呢!世界上绝不会有什么秘诀。一本书可以激励思想,但绝不会传授思想。亚里士多德写了《演讲规则》。“呜呼!”亚历山大感慨万千,“现在人人都会变成演说家。”但他错了,因为演讲和演讲规则完全是两回事。一位才华横溢的波士顿人最近刚提出十六条演讲规则和十九个进化阶段。实际上的确有五十七种艺术行为,全都对使其演化的人有价值,可以构成他建立思想的脚手架,亚历山大和早熟的波士顿人的悲哀在于误把脚手架当做大厦。艺术没有规则可循,一个人首先发展,随后建立规则。文如其人,充满激情的伟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巴赫不顾他所在时代以前的一切和谐规则,制订出新的和谐规则并且带有其局限性,不过如此而已。贝多芬打破所有这些规则,瓦格纳的成功在于打破贝多芬的大多数规则。现在有了格里格,谱写出瓦格纳认为不可能谱写出的和谐中的不和谐,但这依然是乐曲,依靠歌声的翅膀,我们就会起航,飞向一望无际的星空。为表达而奋力拼搏的个体灵魂会冲破所有人为的规则。真理就是能最完美地表达我们生活的工具。一个正在腐烂的圆木对紫罗兰花床是真理,而沙地对仙人掌是真理。如果紫罗兰写一本论“如我所了解的表达”的书,就会把仙人掌从其方程式中消除,否则就会根据信念发誓仙人掌不是花,昙花只不过是一个疯子脑海里的一个狂想。如果高傲的仙人掌写一本书就绝不会提紫罗兰,因为它从来没有屈尊追求过它们。艺术是灵魂的绽放。我们不能迫使植物开花,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服从生长的条件。我们可以提供阳光、湿度和养料,其余的由上帝来管。在教学中,只有提供生长条件的人才会获得成功,这是教育科学的全部所在。教育学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它硬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将会是放任的科学,而不是一项干预计划。有些人之所以能步入最伟大人物的行列,是因为他们打破了教育学思想,从中解脱出来,靠打破教育学的每一个规则获得成功,正如瓦格纳抛弃每一个和谐规则一样,因此不存在一门如教育科学这样的学科。近来我读了亚里士多德有关修辞和演讲术的论文,我非常痛苦地看到我是如何被这个在公元前300年写作的人所剽窃的。亚里士多德在教学中使用图表,用一条水平线表示均值,用一条垂直线表示极值。他说:“从一个极值来看,均值极大,从另一个极值来看,均值很小,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观点。不要盲目下结论,必须由表及里地观察问题,从有利角度得出结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对一个六英尺高的男子来说都是相对的,他站在地上,一次只能走四十英里,每天要吃四顿饭,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失眠、节食或贪食会扰乱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看法。”对“永世惩罚”的信念只是一个消化不良的问题。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6)我们已看到有一个主教对达尔文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蚯蚓上感到遗憾;我们也会为亚里士多德没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表示遗憾。只要他把自己限定在土地上,他就会信心百倍,稳操胜算:他真的是曾使用眼睛的第一人。但当他超脱尘世,开始思索灵魂为肉体所约束之前的状况或抛弃肉体之后的状况或上帝的本质时,他会表明他不比我们知道得多。也就是说,他不比他以前的野蛮人知道得多。他企图掌握被赫伯特?斯宾塞永远归结于不可知范畴的思想;他的一些努力使不可知事物浅显易懂,亚里士多德使语言疲劳达到崩溃点——渔网顿时破裂,他所有的鱼都获得自由。下面是黑格尔所表达的一个亚里士多德命题,旨在把一个没人能理解的事物说清楚:“本质存在作为与自身沉思又通过自身否定来与自身沉思的存在,是只相对于自身的,如相对另一个一样;也就是说,直觉只作为断定的和沉思的事物。”看到他说头疼是由大脑招风引起的,或者把蚱蜢翅膀捣成粉末可以治痛风,人们不禁会感到有点儿吃惊;但是当他把迫使血液流入肢体的心脏称为泵时,我们得知他预见到会出现哈维,虽然两者相隔两千多年的漫长黑夜。亚里士多德这样解读人际关系几何方程式的一些项式:定义:所有的家庭旅馆都是一样的。同一所家庭旅馆和同一所公寓的寄宿者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一个单人间就是没有分隔的小房间。家庭旅馆的女房东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也就是说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长方形,无所不能。相遇在一起但不住同一楼层的两个住宿者之间都反感吵架。所有其他房间满员时,一个单人房间就是一个双人房间。假设与命题:一块饼可以烙任何次数。用一系列命题可以把女房东化简成最低项式。一条直线就是法伦斯泰尔家与白?艾伦家之间的最短距离。家庭公寓床的床单两头都伸直不能相遇。家庭旅馆的任何两餐饭相加少于法伦斯泰尔家的一餐饭。在同一账单的同一面上不应该有对同一东西的两笔费用。如果在同一楼层有两个住宿者,两者使用的面积相等,女房东与一个住宿者之间的争吵等于女房东与另一个住宿者之间的争吵,那么两个住宿者的账单应该相等,因为如果不相等,就让一个账单比较大,另一个比本来的小,这是荒唐可笑的。因此两个账单相等。证毕。古代哲学家的职业就是从事理性思考。把理性思考作为一种职业会失去最高的理智。每天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为过去或将来所烦恼,就是最高的智慧。把过去拖到背后而投身未来的人,现在对他来说空洞无味。这是大多数宗教的要害之所在。一个人走出户外到树林里看鸟:他走啊,走啊,走啊,还是没有看到鸟。那就让他坐在一根圆木上等待,听吧,枝头上充满了歌声。追逐文化的人永远都赶不上文化。文化对追逐感到惊恐不安,因此就得偷袭。文化是一个女人,赢得她需要采取一定的冷漠态度。热切的追求既不能获得智慧,也不能获得女人,除非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结婚是为了干掉他,这样他也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女人,只得到了她的外壳。文化这个女人的外壳无知浅薄,只知卖弄*,装样显摆。因此未来最高的哲理在于每天做最有益的事情。谈论最有益的事情则是偶尔为之,无足轻重。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7)亚历山大完成他征服世界的次要任务之后,想坐下来提升思想。他要回到希腊续写伯里克利开了头的精彩著作。为此目的,亚里士多德离开马其顿王国,在雅典创办逍遥学院。柏拉图孤芳自赏,在围墙高筑的学园里授课。亚里士多德在“逍遥”中即学园的游廊里教学,他的课有教无类,谁都可以来听。苏格拉底是第一位逍遥派哲学家,但他只是一个非熟练工。没有什么像死亡一样神圣——苏格拉底现在备受尊崇,他的方法具有正统的合法地位。苏格拉底发现了人类自由的真理。讲授个*利,这预示对国家的干涉,政客们感到惊恐,对他处以极刑。柏拉图不胜谨慎,写出《理想国》,所论事事都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只不过是一台十分润滑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亚里士多德看到苏格拉底比柏拉图更加接近正确——违背习俗是对个性的表达,并非十分有害,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你压制个人的思想权利,你就会使国家虚弱不堪,谁都不会接受你的统治,整个机体就会为自身的重负所压垮。一个人必须得有使自己变成傻瓜的权利,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为此目的,人人都必须学习,听和讲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是波士顿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平民百姓会有言论自由吗?威廉?莫里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尝试言论自由,结果却使他感到悲哀;而在海德公园,如果你有演说词,伦敦会让你发表。但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形式,最上层社会并不在公园里听演讲。但有迹象表明亚里士多德的户外学园可能会重现。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尝试户外布道,要不是他的身体出问题,可能会使户外布道得到推广。这只需要一个敢于开头的人。亚里士多德有各种各样的助手,他每天都要在某些游廊或人行道上发表演讲或召开会议,这些演讲涉及人类思想的全部范畴——逻辑学、修辞学、演讲术、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和体育学。这些户外谈话被认为适合大众阶层,但却逐步演变成高深的课程,为富裕阶层、达官显要、才子佳人所开办,因此我们掌握了现代私立学校和大学的起源,我们把孩子送去听伟人讲述伟业,以启迪思考。这种大众化的逍遥派学校会复苏吗?我认为会的。我认为大学教育不久会对美国的每个孩子免费开放,而且不会离家很远。高深的教育总不免有一定的水货成分。我们的公立学校体系是纯粹大众化的,只恐我们会停办得太早。我们还给教师太多的工作,太少的薪水。不要再建造军舰,把这钱用来提高教师的工资,使人们尊重这个职业,提高效率标准,那么我们就会有古希腊学园式的自由大学。美国必须完成这一使命,旧大陆不可能承担起这一责任。我们有钱,我们有人,所需要的一切都符合要求,这是一种迅速的觉醒。亚历山大三十二岁那年殒命身亡,是由于他那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成功,亚里士多德的支柱倒塌。雅典人从来没有看重马其顿人,并不比圣?保罗看中得多,他企图皈依两者,结果只是枉费心机。雅典人嫉妒亚历山大的权力:一个乡巴佬还想统治祖国,真是胆大包天。这就像一个英属加拿大殖民地人想立自己为大英帝国国王一样!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导师,他们是亲密的朋友。一个马其顿人要成为雅典首屈一指的教师,这是一种公然的侮辱。这个人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反抗的精神:雅典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自从那时以来世界也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如何消灭马其顿哲学家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老朋友又来散布异端邪说。亚里士多德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在他的朋友赫米厄国王逝世时被发现,诗中大有不敬地提到阿波罗。这是多年以后对苏格拉底指责的重演——用心何其毒也!但生活对亚里士多德是甜美的,他不是采取壮烈的行动而是明智的态度,逃往他在埃维厄岛的哈尔基斯城的故乡。被从工作岗位上赶走的屈辱,从积极的生活到流放生活的突然变化,使他元气大伤,一年后他不幸去世,终年六十二岁。从思想道德层面来讲,世界没有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增添任何新内容:尔雅、大度、中庸、相互帮助以及一个人的权利结束在另一个人的权利开始之处的原理——这些构成他哲学的总和。对此所有的权威都持一致看法,且已经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亚里士多德的家庭关系堪称典范。菲利普和他妻子之间的有失体面的争吵从来没有在亚里士多德的家庭出现过。但是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优生的重要性这一事实:喜怒无常的菲利普和泼辣暴躁的奥林匹亚斯给世界带来了亚历山大,而亚里士多德的儿子们却平静地走完他们的人生历程,没有在历史的水面上吹起一丝涟漪。就对马所做的科学研究而言,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达?芬奇时代都没有取得进展,因此黑格尔说:“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斯宾诺莎时代都没有取得进展。”尤西比乌斯称亚里士多德是“自然的私人秘书”。但丁说他是“智者的大师”。威廉?汉密尔顿先生指出:“就智慧和直觉的力量而言,只有达?芬奇可与之相提并论。”注释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WilliamCurtis,1824-1892):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和改革家,他曾是《哈泼斯周刊》的政治编辑(1863-1892),并积极参与文官制度改革运动。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我们像双脚、双手、上下眼皮、上下齿龈一样,生来就是为了合作。彼此之间相互对立是违背自然的,气急而走就是搞相互对立。——马可?奥勒留《沉思录》阿牛斯?韦鲁斯(AnniusVerus)是罗马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当过兵,当过省长、法官、参议员和执政官。六十岁时他已白发苍苍,十年前他那张英俊的脸庞上的皱纹如今由于白胖的双下巴而消失了,他的肤色像婴儿一样红润。他的整个气质在于亲切、平和、友善、慈祥。阿牛斯?韦鲁斯对神存感恩之情,因为过去的岁月给他带来了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知识。“到了老年我必须得了解……生命的尾声,生命的序曲是为尾声而创造的!”牧师根据一本书来教导说宗教不是一个人的身外之物。宗教存在于人的心里,其主要特性在于温良恭俭和有一种感恩的精神。从最美好的意义上讲阿牛斯?韦鲁斯是信奉宗教的,他的生活安宁而幸福。当然阿牛斯?韦鲁斯本应该心满意足的——他是罗马的执政官,有钱有势,受到罗马各路精英的爱戴,他们认为与他同桌共餐是一种殊荣。他的别墅坐落在罗马郊区的蔻伊利亚斯山上,别墅的周围是一道高大的石墙,墙内的面积大约十英亩,生长着香橼、甘橙、无花果,高大的黎巴嫩雪松枝繁叶茂,耸入云霄。至少在执政官的小孙子看来这些树木都是高耸入云的。有一个长梯沿着其中的一棵高大的雪松就可以接到近百英尺高的平台,即“望台”。男孩不到十二岁不许往上爬。如今马可十岁,有的是闲工夫,他思来想去还是不肯越雷池一步。这只是小马可的想法,终于有一天他长到了十二岁,随之就顺着长梯爬上树中的望台,俯瞰坐落在山谷里的不朽城,以及绵延的七道山峦。这孩子经常拿一本书爬上去读。每当慈祥的祖父想他的时候,就知道到哪儿去找,他站在树下喊道:“下来,马可,下来亲亲你的老爷爷,这够冷清的!小马可,下来给爷爷读书,爷爷爱你!”这样的诱惑是无法抵制的,轻巧、细长、灵活的孩子跃过望台的一侧,顺着梯子下来,拥入张开双臂的爷爷的怀抱。孩子只有三个月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爷爷把他当做自己的继承人来领养,把寡母鲁奇拉(Lucilla)和襁褓中的孩子接到家里来生活。执政官的妻子已死去多年,他的女儿福斯蒂娜(Faustina)成了家庭主妇。鲁奇拉和福斯蒂娜相处得不是很好——有人说房子再大住两家人也不行。鲁奇拉温文尔雅,超俗不凡,纯洁端庄;福斯蒂娜长得漂亮,但没有头脑。她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热衷于他人的追捧。但据说这位善良的老执政官相信他能使爱的温暖充满整个家庭,即使福斯蒂娜有时候发脾气,也不会持续多久。家里总有来访的客人——放假回家的士兵、度假休息的官员,还有律师前来请教这位明察秋毫的韦鲁斯。有个著名的来访者名叫奥勒留?安东尼奈斯(AureliusAntoninus)。马可最初记得他大约四十岁,身材高大,腰板笔直,一脸黑胡子,一头卷曲的短发略带几根白丝。他是一个镇定自若、沉默寡言的人,一开始小马可还有点儿怕他。奥勒留?安东尼奈斯当过兵,但看得出来他非常勤于思考,做事一丝不苟,担任过皇帝的尚书郎和内务大臣。最后被派去治理一个叛乱的省,用英明的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平息了兵变。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奥勒留?安东尼奈斯喜欢斯多噶学派哲学家,尽管他谈的不多。他通常每天只吃两顿饭,和仆人一块干活儿,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人们生来就相互为纲,甚至下以上为纲以及彼此相互为纲。”这种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对遗孀鲁奇拉也很有魅力,她和奥勒留?安东尼奈斯一起读齐诺,韦鲁斯也不反对——他当过兵,懂得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生活从简、言行质朴无华的好处。福斯蒂娜认为这简直是荒唐可笑,在她看来如果一个人买得起最贵最美的服装和宝石,却衣着简朴,不戴首饰,这太不合情理了。当一个人完全可以吃美味佳肴,为什么却不饮酒、不吃荤,靠黑面包、水果和冷水来过日子呢?所有这一切对她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福斯蒂娜摆设各种丰盛的宴席,邀请公子贵族来参加。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对此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出于误会或偶然,她同时与三位男子定了婚,其中有两个展开一场决斗,一个命归西天。第三个男子袖手旁观,希望两者都殒命身亡,这样他就会拥有这位女人。福斯蒂娜让这第三个男人向生还者挑战,然而老天无眼,出现了意外事故。结果福斯蒂娜与奥勒留?安东尼奈斯结成伉俪。这是一个最为离奇的婚配,因为这个男子简朴诚实,可敬可佩,而她几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她足智多谋,美丽动人。奥勒留长期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温柔善良。执政官为他的家庭与像奥勒留这样杰出的男子联姻而感到高兴;鲁奇拉哭了两天多,小马可也因为他妈妈哭而哭,福斯蒂娜走后两人都不哭了。忧伤稍纵即逝。一年多过后,福斯蒂娜和奥勒留返回罗马,带回来一个女婴叫小福斯蒂娜。马可非常喜欢这个宝贝,一心想着她长大了两个人怎样一起玩。老执政官家中的其他来访者经常会看见皇帝本人。哈德里安和韦鲁斯是西班牙人,两个人一起当过兵,现在哈德里安往往不喜欢要国家的优待,在晚上他避开那些官迷心窍的小人和阿谀奉承的食客,躲进蔻伊利亚斯山上的安静的别墅里,与自己在梯卧里的奇妙的花园相比,他更喜欢这里。小马可也不怕他。马可坐在他的膝盖上,听他讲述追捕野猪和狗熊或野人的故事。他们接着在树林里玩接龙游戏或猜物游戏。有一次马可挑战皇帝,让他爬长梯到大雪松的望台上去,哈德里安接受了这一挑战,爬上望台,结果在树干上把头刮破了。皇帝不叫这个孩子马可?韦鲁斯,而是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韦利斯姆斯,意思是“坦率诚实的人”,马可一生都用这个名字。安东尼奈斯和马可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安东尼奈斯可以爬着梯子登上高大的雪松树,一步跨三个梯级,下来时两脚悬空,两手交替抓着梯级迅速往下倒。他和马可在第一个望台上方三十英尺处又建了一个。他们用绳子把木材拉上去,身强力壮的安东尼奈斯先爬上去,他们用皮带和钉子来固定木板平台,像水手一样做一个绳梯,这样他们爬上去就不可能有人跟得上来。慈祥的老皇帝来别墅时,他们就向他说明他们已竣工的项目。他说他现在不想爬了,因为他有一点儿风湿病。顶层的望台上用绳子系着一盏灯,这样他们可以向在下面宫殿里的皇帝发送信号。此后安东尼奈斯开始教马可学骑马,马飞跑时把地上的矛枪拣起来。这给观望的执政官和皇帝带来了极大的兴致,他们没有上场,但说以后适当的时候要一试身手。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此外这位奥勒留?安东尼奈斯还教读埃皮克提图的著作,给他讲这个驼背的埃皮克提图当奴隶的事,他为一个也曾当过奴隶的人所拥有,是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甜美、最温柔的心灵之一。他们还一起读斯多噶学派奴隶哲学家的书并作笔记。马可深受感染,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穿上了斯多噶学派的简朴长袍,睡在一张木板上,他的生活和语言都是简朴的、真诚的、坦率的。这令他周围的人——除了安东尼奈斯和孩子的母亲之外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好笑。人家说:“甭理他就好了。”福斯蒂娜依然热衷于他人的吹捧,不喜欢丈夫勤劳俭朴的生活方式。他大她二十岁,她寻求快乐是天经地义的事。她的快乐到了愚蠢的边缘,看她脚步迈近了这个边缘而无法收住。尤利乌斯?凯撒的妻子由于涉疑而遭遗弃,可福斯蒂娜的下场更为凄惨。她去城里参加化装舞会,将她的小女儿丢在家中,她一去就是三天。她回来时,奥勒留?安东尼奈斯没有说生气或责怪的话。她父亲对她说:“要注意呀,你丈夫的忍耐是有限的。如果他不要你,我不会怪他,即使他杀了你,罗马的法律也不会惩罚他!”但是很多年以后,马可回顾那些日子时写道:“他的忍耐是无限的。他把她当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孩子,他曾对我说:‘我既同情她又爱她,我不会抛弃她,这是自私的表现。她的愚蠢行为怎么会伤害我呢?我们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没有人能伤害我们。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错误使我们有机会提高自控能力,我们不会重犯他们的错误,而会努力加以避免。这样原本的一种奇耻大辱就会带来诸多益处。’”然而不能认为安东尼奈斯的忍耐是一种软弱无能的默许。他死后,马可写道:“不管他打算做多么杰出的事,他都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如果他惩罚人,他就会让这些人被自己的错误牵着鼻子走——他的远见、智慧、从容超过了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正如福斯蒂娜所料,马可身着少年托加袍,不会遗弃他勤奋、直率、果敢的作风。尽管安东尼奈斯和马可在年龄上差别很大,但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小福斯蒂娜非常喜欢父亲,而不太喜欢母亲,她很早就比较喜欢父亲的社交圈。马可是她玩耍的伙伴,教她叉开两腿骑小马,像她父亲教他一样。这个三岁孩子常常骑到离罗马有十二英里的罗利亚穆村,安东尼奈斯在那儿有一座避暑别墅。罗利亚穆近在咫尺,是皇帝常住的地方,他偶尔来参加聚会,听马可朗诵西塞罗和凯撒的文章。马可十六岁的时候,哈德里安任命他为庆典部部长,接替一位年迈的正规的官员。马可干得十分出色,整理报告重点突出,内容准确,他们再相会时,老皇帝亲他的脸蛋,叫他“我勇敢的”,然后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就要他像你一样。”此后不久,皇帝患了重病。他把大臣们都叫到床前,下令指定奥勒留?安东尼奈斯为他的接班人,还进一步指示安东尼奈斯收养马可,马可为安东尼奈斯的继位人。哈德里安爱马可有自己的目的,他爱他也是为了他的祖父,即老战友阿牛斯?韦鲁斯;此外他还有意保留西班牙的血统。不久哈德里安撒手人寰,奥勒留?安东尼奈斯戴上了罗马的皇冠,此时马可?韦鲁斯十七岁,身材高挑,勤奋好学,养父为他取名为马可?奥勒留。新的君主统治起初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西班牙统治心存偏见,哈德里安疏远了一些贵族,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措施太*。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奥勒留?安东尼奈斯对有关他先辈的偏见心知肚明,他大胆应对,把哈德里安的遗体抬到参议院,要求把驾崩的皇帝排入神的行列。他对这位已故的伟人的颂词如此真切感人以至于投票表决的结果完全一致,没有一张反对票。这使我们从神的起源得到一点儿启示,也能使我们看到安东尼奈斯的品格。他给参议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具令人仰慕的遗体认为化解一切分歧是上策,他们在高度颂扬声中投票通过授予新皇帝以“庇护”的地位。安东尼奈斯?“庇护”是一位领袖天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宽容大度,但每到关键时刻,他绝不手软。福斯蒂娜在社交场合有点儿*不羁,但丈夫不许她参与国事,因此她那粉黛形象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可?奥勒留年方十七,闭门读书使他丧失了一点年轻人应有的健康体魄。但骑马和每日户外运动最终又使他的体魄得到恢复。他是皇帝的重臣,无论皇帝到哪去,他都陪伴在左右。这两个强人面临着重大责任的挑战。从智慧和抱负来看,他们远远在他们的臣民之上,的确是如此的超越以至于他们有如孤寂无助。由于有大量的奴隶,人们随处都会感到正当的工作受到影响。奴隶主总是恣意挥霍,浪费无度。废除奴隶制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教育和时间的问题——君主绝不可以过多超前于他的臣民。宫廷里小人当道,他们泄露机密,拨弄是非,就会靠阴谋诡计来飞黄腾达。伪善的牧师宣传迷信,目的是为了让人民交纳税赋;依附于国教的是占卜者、算命者、占星者、赌博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冒牌者,他们在利用愚昧和堕落的过程中捞取大量钱财。这些快乐的寄生虫,就是一百年前所谓的“钱币兑换商”,成群结队地出没于每一座殿宇。皇帝和他的养子对即将实行的良策进行多次漫长的磋商。他们本可以发出一道敕令,铲除*堕落行径,但是他们知道愚昧的萌芽发自曾经错乱的大脑,因此他们没有治标:愚昧是疾病,迷信是症状。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心中信守一种深奥的学说,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在成为下一任皇帝之前,马可?奥勒留共有二十三年的试用期——多年的学习、工作和耐心的奋斗。他分享皇帝所有的荣誉,也分担着他的责任。他对权力从来没有非分之想——肩上的责任使他忧伤——要做的事太多,他能做的太少。怪不得迪安?法勒把他称之为“上帝的追随者”。小马可一开始的职务是检察官,实际上就是信使,但在罗马人看来这个词有更多的含义——使者或大使。马可十八岁便代皇上对参议院宣读报告和通告。又过几年,他亲笔撰写并发表通告,他的老师都有卓越的才华。这些老师当中有一位叫弗兰托(Fratto),他的名字流传至今,他的画像惟妙惟肖地铭刻在历史匾额上,因为他把马可?奥勒留写给他的所有信都保留下来了;他的孙子将其予以发表,为的是表明他有杰出的真正科学的教学才能。马可作短途旅行,甚至去罗利亚穆,也给弗兰托写信,告诉他旅途情况:路边的羊群,羊群中的牧羊狗,罗马城四周平原上飘过的阵雨,偶尔还夹杂一点通俗的哲学思想,因为弗兰托提醒他的弟子有一个好的想法就将其写出来,他担心不这样做的话,好想法就不会再产生。马可的信文笔轻快,富于激情,他肯定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弗兰托有关他培养的这位弟子的文雅的断言值得考虑。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作为一种文学习作,由于爱情而激发出来的日常作品绝不会有完善的余地。学习写作的方法在于写作。弗兰托利用许多小窍门让他的弟子作自我表达,他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教师。函授学校有很多优越性——弗兰托可以故意把学生打发走或自己缺席不来,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或写出的思想可能会取代无拘无束的交谈。马可在一封信的结尾写道:“除了您不在这一点之外,今天是再理想不过的日子。可是假如您在的话,我现在就不会享受到给您写信的快乐,因而这就证明了您的人生观:所有的好处都是均等的,爱情是在分离中产生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儿空洞,但却有很高的价值,可以揭示收信人的心态:我们写信的对象会捧读信件的。弗兰托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一个绝好的教案,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任何教案。“视察边远省份的罗马大使要参加一场决斗。有一位决斗士感到身体不适,大师面对一种嘲弄作出了回应,他穿上甲胄,走进决斗场,杀掉狮子。问题在于这种行动值得提倡吗?如果值得,为什么?如果不值得,又为什么?”这个命题会立即引起一个年轻人的兴趣,于是弗兰托就会开导他的弟子去思考,去表达。马可的另一位老师叫拉斯迪库斯(Rusticus),是由一个直率的老农变成的教育家,他给我们的语言增加了一个单词。他的弟子们被称为拉斯迪卡纳,后来被称为朴素的乡下人。毫无疑问,拉斯迪库斯给马可灌输很多简单而有益的常识。拉斯迪库斯有一种办法可以把一个主题的华丽的外表和空洞的语言剥去——直切每个问题的要害。要真正懂得马可的司法观点,拉斯迪库斯的确功不可没。对于命里注定要担当罗马的下一任皇帝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就不乏社交活动。宫廷里有很多教管嬷嬷,专门负责马可的未来婚配问题,如果马可想与哪位女孩来往,那并不是一件难事。马可没有染上社交中轻举妄动的习气,他一有时间就做有益的工作或发愤读书。我们知道他父亲和弗兰托都不断催他多到外面晒晒太阳,多认识一些人,不要太在乎读书。据我所知,怎样解决好过于勤奋的问题是老师难得遇到的。旧社会作为一个婚姻市场来讲,马可看不到其中的用途。他对此感到害怕,也许是自怕。他爱小福斯蒂娜,他们曾是一起的同伴,在罗利亚穆村的橄榄树下玩过家家,骑着小马穿越起伏的山岭。有一次马可和小福斯蒂娜在乡村骑马,把牧羊人怀中的羊羔买了下来,他们共同喂养这只羊羔,直到它长出卷曲的大犄角,吓得客人爬墙而逃或躲到树上。随后有三个牧师把它牵走作为祭祀用品。马可和小福斯蒂娜两人抱头痛哭,泪水沾湿了彼此的衣襟,谁劝也没有用。即使他们的父亲是皇帝又能怎么样呢,马可有朝一日就会称帝!那也不会用他那天真的、羔羊似的方法把贝朴带回来,让它躺在他的膝上,用一只提桶喂它,摇摆它的小尾巴!贝朴总是爬到他的膝上吃东西,以表示对他的关爱和顺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长出了犄角,到了躁动的年龄,又变得非常淘气,三个身强力壮的牧师才把它牵走,为了它自身的利益把它作为众神的供品!花园里贝朴的假坟上渐渐长出了青草,弗兰托的问题充满了他们心灵的空间。弗兰托给马可讲课,马可给小福斯蒂娜讲课,因此我们只有把东西传出去,才能将其保留下来。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但是马可和小福斯蒂娜要面临着比羔羊变得粗俗鲁莽更大的问题。多年前他们都跟别人订过婚,现在他们很后悔,对此他们谈了很多,随之又突然默不作声。每一方都回避这个问题,仿佛从来没有想过一样。随之他们又爆破式地开始——突然地开始谈起来,每次见面都要提起来。人们称他们为兄妹俩——他们不是兄妹,只是堂兄妹。最后这个问题交给了安东尼奈斯,他装作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样子;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他很少想过别的问题。安东尼奈斯说,如果他们彼此非常相爱——对此他深信不疑——那么他们要结婚就是神意,他绝不干涉神意;他分别给他们俩一个吻,哭出几滴可笑的眼泪,皇帝绝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按照通常的惯例,在罗利亚穆的橙树簇拥的乡村别墅里结成连理,因为橙树四季常青,同时开花结果,花非常甜,果实既好看又有用,这象征着永恒、丰产、吉祥,所以我们在婚礼上采用橙花,演奏“罗英格林进行曲”,这就是用甜美的声音歌颂的橙树。马可只有二十岁,小福斯蒂娜还不到十七岁,我们不知道她确切的年龄。有传说认为她有时认真地考验她丈夫的气度,这些传说是把两个福斯蒂娜搞混了。老福斯蒂娜是快乐轻浮的典型,她曾说过找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男人,可以有一两个情夫——我的天哪!据我们所知,小福斯蒂娜是一个十分忠诚和专一的妻子,十二个孩子的母亲。马可发行的硬币印有他妻子的头像,题字是肯考迪娅、小福斯蒂娜与维纳斯?菲利克斯为婚姻幸福作证。他们的大儿子柯模都斯(Commodus)非常像他的祖母福斯蒂娜,一个对遗传定律了如指掌的人告诉我说,孩子更有可能像他们的祖父祖母而不是他们的父亲母亲。我记得我曾说过房子再大也住不下两家人,但是这个道理像希腊动词一样,有很多例外。与安东尼奈斯?“庇护”皇帝住同一所房子的有马可的妈妈鲁奇拉和马可夫妇,他们都非常幸福,但老福斯蒂娜死后生活更加平和,她是在丈夫当皇帝几年后去世的。她就是没有享福的命。但他的丈夫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公开发表讲话赞扬她,表示悼念她的最好方式是要记住她是一位皇帝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母亲。据我们所知,安东尼奈斯对他妻子赞不绝口,即使她离家多月不归也是如此。韦达(Ouida)的文笔有强烈的感染力:“一个和安东尼奈斯一样好的男人结婚的女人肯定十分不幸,尽管坏透顶的男人不可爱,但是一个从来一点都不坏的男人也叫人受不了。”因此韦达从心里对两个福斯蒂娜都表示同情和哀悼,她俩与罗马历史上提到的两位智慧无穷、善良无尽的孤独的男人结成夫妻。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Steele)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女人会一辈子倾心爱一个男人,如果这个男人不偶尔虐待她。”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可取之处。孟德斯鸠曾说过,反对天堂的主要原因在于单调;也许理查德?斯蒂尔的哲学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又真的说不上来,因为我本人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幸福属于没有历史的人。安东尼奈斯?“庇护”的统治时期,天下太平,繁荣昌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动荡,教育发达,人才兴旺。安东尼奈斯努力维持繁荣局势,吉本认为他无疑获得了成功。国家在他离开时比他创立时更加美好,他由衷地重复伯里克利的话:“我没有让一个人穿黑绸纱。”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然而死亡之手终有一天向安东尼奈斯伸来。卫队长来到他身旁向他要当夜的口令。皇帝回答说:“镇静。”随后把身转过去,一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他的最后遗嘱象征着他生命冲动的风标。勒南说得好:“简朴、钟情、充满甜美的欢乐,安东尼奈斯就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但他没有这样说过,几乎还没有感悟出来。”马可是一位哲学家,但往往在意识上有所领悟,他是通过学习和反思,加上老人的帮助和鼓励,才成为哲学家的。你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二,安东尼奈斯事实上是马克的父亲这一早期的论点实际上至少是一种富有诗情的精神基础。勒南的提示寓意深刻,最伟大的人会把其哲学融入他的生活,这比停留在口头好。我们只讨论我们还没有获得的内容,我们谈论得最多的美德是超越我们的美德。理想超越现实。一个人描绘超越自己认识到的东西,绝非无耻之谈,这样的人在为其他人准备道路。马可对无数人来说是指南星,是灵感的源泉。马可?奥勒留四十岁成为罗马皇帝。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一个人进入不惑之年是靠得住的:他的性格已形成,他要做什么事、要变成什么样,都可以有把握预测出来。罗马不止一次拒不让这个人直接继位,马可?奥勒留掌权之前,他要求参议院批准人民的抉择,因此就成为神的抉择而获得了通过。我们发现马可作为皇帝不遗余力地执行先辈的政策。他并不主张扩张,而是希望通过和平和安抚政策来巩固帝国,为教育、和谐、繁荣奋斗不息。人们会有趣地注意到,马可?奥勒留在公元161年为我们还在争论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是如何冥思苦想的。皇帝也是首席法官,不断有问题提交他判决。他不作任何上诉,他的决定就是所有下级法官作裁决依据的法律,无独有偶,我们今天甚至也广泛使用判例法。困扰马可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婚的数量越来越少,结果非婚生子女也越来越多,自由民的数量逐渐减少。他似乎不喜欢“非婚生”这个字眼,他说:“所有的孩子都是神赐的美丽的祝福。”但是依法结婚的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让非婚生子女享受公民的所有待遇实际上就是取消合法婚姻。马可采用折中的办法,决定承认一切说自己已婚的人的婚姻关系。这恰好是今天在各个不同州存在的习惯法婚姻。但是一个男子不能随意抛弃妻子,根据与附近的执政官一起记录下的真相,这条法令就可以生效。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随意结婚,随意抛弃妻子,那么除了原始婚姻外,就不会有真正的婚姻。解决这个问题,以便防止朝三暮四、不守信用的男人占女人的便宜,马可决定执政官如果认为适当,可以拒不记录离婚的要求,并要求给出理由。随之我们首先看一起离婚审判案,请马可裁决,他决定如果男方有问题,他仍然支持受到伤害的女方。随之我们第一次看到女人请求离婚。现在有接近四分之三的离婚都满足女方,但起初女方要求婚姻自由的举动却受到冷嘲热讽。马可是第一位授予妇女起诉权及开业当律师的权利的罗马皇帝,因为卡皮托拉努斯(Capitolanus)引证妇女要求司法公正的各种不同的例子,她们的女友也一起来帮忙为她们的诉讼辩护,劳累的罗马皇帝把头枕在胳膊上,耐心地听好多个小时。我们也听到关于由于不能信守婚约而带来伤害的起诉——对女方父亲的起诉。这被认为有点儿离奇,但对女方违约的起诉是完全正常的。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最近佛蒙特州的亨利?保拉德阁下在对一个卖弄*、玩弄男性的女继承人的起诉案中,赢得一笔巨额赔偿金,她勾引一个善良的男子,玩弄他的情感。案例上诉到最高法院,结果还是维持原判。美国现在结婚和离婚问题几乎完全与马可?奥勒留的罗马时代一样。没有两个州有同样的婚姻法,在一个州为合法的婚姻在另一个州可能是非法的。但对我们来说,任何法院可以宣布任何一桩婚姻为非法,或不受理任何一桩离婚案。结婚和离婚是法官心中的看法问题。但我们比马可走得远了一点儿,因为如果男女双方愿意,我们就同意他们结婚,但是如果双方同意,离婚还是会受到否定。因为双方要离婚的事实被认为是他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的证据。我们要和律师一起共同应对这个问题,他们是法庭的官员,法律模拟就是让一只小鸟告诉法官什么样的决定才会使双方都满意。在不允许离婚的州和国家里,如果你有办法,婚姻可以废除——参见J.柯尔里奇《拉斯金对拉斯金案例》。我们热心的新思潮派朋友呼吁要让结婚难、离婚易,他们忘记了整个问题翻来覆去折腾了三千年,所有的方案都试过。罗马人发放结婚证书,但执政官要对双方彼此是否适合做出裁决。这使许多腼腆的未婚夫妇都感到非常难堪,他们就在拒不履行正规手续的情况下建立家庭。马可?奥勒留说,要宣布这样的人违法就会把一半的罗马人打入地狱,正如要是我们根据条文执行所有的法律,就会把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送进收容所。因此皇帝宣布事实婚姻是合法的,在短期内对一个人禁用“非婚生”这个字眼方面获得成功,因为就司法公正来讲,父母的问题不能由子女来代罚。立法者必须永远十分密切关注、悉心照料自然。公开对抗自然的法律会被轻易地抹去和忘记,要是首席法官希勒发出一道禁令,禁止所有男人进入一位女子的方圆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否则就处以死刑,我们会立即嗤之以鼻;如果军队试图强制性执行,我们就会用希勒的法官席垫将其闷死,把他的画像挂在酸苹果树上。法律还比不上其草拟所需的纸张,如果它不代表臣民的意志和自然倾向。在违禁盛行的地方,法律也无济于事。结婚易,离婚难。自然引力定律使男女相聚在一起,很难把他们分开。自然事物易,人为事物难。大多渴望自由的夫妻认为他们有这种渴望: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假期;如果可能,他们不会永远分离。分离难,在一起生活过的人们彼此寻求的热望会更加强烈。他们需要一位与之吵架的人。凯撒?奥古斯都对人格作过认真的研究,提出有限度的离婚。即在家庭吵架的情况下,他命令夫妻分居六个月,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昆体良说通常还不到解禁期,男女又偷偷地住在一起了,法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这种惩罚被取消,因为他们会搞得法院啼笑皆非。男女并不因为婚姻合法而结婚,他们也并不因为离婚难而继续同居。他们结婚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渴求。立法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弄清人们想做什么,然后使其合法化。在罗马,自行离婚的习俗非常流行,要求法院予以认可,只求一种体面。在社会的某一阶层下面,结婚和离婚的手续被完全放弃,现在在南方有色人种当中也大体如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种风俗大体在法国流行。大约公元160年在罗马有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在家庭事物方面,人们完全置法律的尊严于不顾。这种状况促使马可?奥勒留承认习俗法婚姻是合法的,认为如果一对男女自称是夫妻,他们就是夫妻。有一个时期,如果他们说他们离婚了,那么他们就是离婚了。如同一个人用自己的财产作担保来抵消债务而没有法律凭证一样,如果人们可以随意结婚,也可以自行离婚,那么的确不存在合法婚姻。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因此马可采纳了结婚易离婚难的方案,这自从那时以来一直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政策。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不过有证据表明,马可?奥勒留期待一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男人和女人能够明智地、公正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无需请警察来认可他们的友谊或误解。他说:“爱情是美好的,相爱的男女生活在一起是上帝的意志,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和睦地生活,就让他们分开。断绝关系不是一种耻辱,保持不公正的关系是一种耻辱,因为耻辱是缺乏优雅,缺乏和谐,爱情是和谐。”马可?奥勒留推行试婚方案,从全局着眼,他还引入了奥古斯都试离婚方案,即中期判决。这一方案最近为美国的几个州所采纳,显然是为了防止离婚过程的欺诈行为,现在对这种过程的逻辑推理与马可?奥勒留的时代不无两样,旨在推迟终审判决,防止夫妻成为自己鲁莽行为的牺牲品,使他们有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重归于好。马可?奥勒留渴望为他的臣民做出公正的裁决,他身边的各种案件堆积如山。他根据是非而不是法律和先例来认真审理每一个案件。随后其他法官把他的裁决当做法律,下级法院以上级法院为准绳,怪不得吉本说:“判例法越来越多,雄辩的律师可以证实一切,当律师靠的是引证类似论据使理想的裁决受到重视的能力。”现在美国完全回到了相同的状况。纽约州的律师要找出充分的论据需要一万四千多种法律书;他的工作是有利于法官伸张正义,而不是摈弃法律。也就是说,法官对一个案件作出裁决之前,必须得能用先例来支撑他的观点。法官当选不是为了在人与人之间伸张正义,而是根据法律条文做出裁决。法律往往对律师十分不利,可能会妨碍司法公正,不久的将来我们肯定会有一天把全国的每一本法律书都付之一炬,我们会选出终身法官,使他们获得自由。那么我们会要求律师和法官只通过关于勃朗宁《戒指与律书》的考试,而不涉及任何其他内容。如果我们采纳奥勒留的建议,在十年内免除诉讼案中作为非原告的每个公民的直接税,我们就会逐渐获得纯粹的公正。必须要教育人们和平而冷静地解决他们自己的纠纷,这只有对起诉加以明显的惩罚才能得以实现。未来的进步在于削弱法律的地位,当我们根本没有法律的时候,目的就实现了,人人自律,左邻右舍也是如此,其乐融融。矛盾的出现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其兄弟的监护人,不再是他的朋友。马可?奥勒留是位英明的法官,知道大多的诉讼案是愚昧可笑的,双方都有对和不对的地方。为了开创人们能和谐生活的美好时代,他开始认真地自律。他的理想是人们不需要统治的国家。迪安?法拉说他的著作《沉思录》从目标高尚和观念纯洁来讲不亚于《新约》。每一部巨著都是一种进化:马可为写出这部不朽之作,准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现在他五十七岁,率领大军驰骋在亚洲的沙漠上,奋力平息各个野蛮部落的*。随后战场北移,敌军且进且退,在他的周围张牙舞爪,如布尔人在南非打击英国军队一样。马可?奥勒留有时间进行思考,身边没有书,也没有备忘录,他开始写出他最美好的思想。起初这种表达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但后来随着写作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他逐渐认识到其价值,就想用系统方式写出来流传给子孙后代。在写作过程中,他驰骋疆场,安营扎寨,运筹帷幄,一往无前,恶劣的环境使他体力不支,病死疆场,时年五十九岁。思想的肖像 第二部分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他的遗体被抬回罗马,安放在他敬爱的养父安东尼奈斯?“庇护”身旁。他长眠于此,但他在南征北战、动荡不安的生命最后两年里写下的《沉思录》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有几段引语看来是合乎情理的:每当遇到烦恼的时候,要记住这个道理:这不是厄运,豁达地面对会交好运。身外之物不会触动灵魂,因为他们是永恒不变的,是静止不动的;我们躁动不安只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信念……宇宙变换无穷;人生只是一种信念。对于黄疸病人来讲,蜂蜜是苦的;对于被疯狗咬过的人来讲,水会引起恐惧;对小孩来讲,球是好玩的东西。那么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你认为虚假的信念的力量还不如黄疸病人的胆汁或被疯狗咬的人体内的毒素吗?消除一切令人烦恼不适的感想,整个身心就立即归于宁静平和,这真是易如反掌!万物都源于宇宙的主宰者,不是直接的,就是间接的。狮子的血盆大口、有毒的东西、每种有危害的东西如花刺、泥浊等是美好壮丽事物的副产品。不要凭空认为他们源于真正崇拜的另一种事物,要对万物的起源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你的余生中,要把自己的整个灵魂和所有的一切都托付给神明,不要使自己成为暴君,也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绝不能评价对自己有利可图的事物,这会使你违背诺言,失去自尊,憎恨所有的人,喜欢猜疑诅咒,表里不一,渴望得到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要感谢神明,我听从于一位君主和一位父亲的教导,他们使我不骄不躁,使我认识到生活在宫殿里的人可以不要警卫,无需刺绣的服饰,无需火炬和雕像等华丽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正因为如此,他思想上才不卑鄙,行动上才不怠慢,听从君主的召唤,为民众的利益鞠躬尽瘁。那你为民众服务还有什么可求呢?你做了合你天性的事,还不满意,还要寻求回报吗?这正如眼睛向视力要回报,脚向走路要回报一样。人要像走过行程的马,追踪过猎物的狗,酿过蜜的蜜蜂,做过好事,不要叫人来看,而是要继续做好事,如同葡萄树来年再结葡萄一样。要惯于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做到换位思考。一些事物匆匆来到世间,另一些又匆匆离去;即将来世的事物,有一部分已经灭亡。运动和变化不断地更新世界,正如连续不断的时间历程时刻更新着世世代代的无穷年轮。要知道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忙碌中所完成的工作的价值。邪恶对宇宙根本没有伤害——邪恶只是对于其体内有邪恶而又被释放出来的人有害。如诗人所言,最邪恶的人反复地否定一切,窥探隐私,根据臆断来寻求街坊邻居的心里所想,而对真诚地尊敬他自己心中的神明的心愿则视而不见。马可?奥勒留对神灵的祈祷只有一个目的:他们的意志得到贯彻。其他一切皆为枉然,其他一切皆为对宇宙本身的反叛。我们敬神的形式应该这样:啊,宇宙,与我和谐的一切皆与您和谐。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来得太早或太晚,对您来说是适时的。您的四季带给我的一切都是果实,啊,自然,万物皆来源于您,您蕴含着万物,万物皆回归于您。清晨你不想起床的时候,你应该想到:我起床是为了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要做我人生理想所必需的事,要做我来到人间的目的所必须的事,那么我为什么不满意呢?抑或我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躺在被窝里取暖?虽然这更令人感到快乐,难道你生存就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工作或为了奋斗?难道你没有看见小小的植物、小小的鸟儿、蚂蚁、蜘蛛、蜜蜂在共同劳作,有序地发挥着它们在宇宙中的一些作用?你不愿意做一个人的工作,还不快点儿去做合乎你本性的工作?要根据自然来判断一切言行,这才适合于你,不要因为随后出现的责备而改变方向……如果一件事值得做,一句话值得说,不要认为你做了或说了就不值得。既然此时此刻你可能会告别生命,因此要对每个言行作相应的调整……当然了,死亡,还有生命、荣誉与耻辱、痛苦与快乐,所有这一切对好人和坏人会同样发生,这些事物不可能使我们变好,也不可能使我们变坏,它们不好也不坏。一言以蔽之曰,属于肉体的一切东西是河流,属于灵魂的东西是梦想与蒸汽,人生是一场战争,是一个陌生人的旅居,随后名誉会淡出记忆。那么能使一个人富有的事物是什么?有一样,而且只有一样,那就是哲学。但在于确保一个人的守护精神不受到强暴和伤害,超脱痛苦和欢乐,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个目标,来不得虚伪和欺骗……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事务和指派的一切事务……最后以愉快心情等待死亡的到来。如果你能在人类生活中找到比正义、真理、节欲、坚韧更美好的事物,简言之,比你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还美好的事物,它能使你依照健全的理智去做可以使你的心灵得到满足的事物,所赖的条件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而是指派给你的;如果你见到比这更美好的事物,我以为你要用整个心灵去迎接它,享受你所发现的最美好的事物。但是……如果你感到任何其他事物都比这更渺小,更缺乏价值,那么任何别的事物都是无足轻重的……完全自由地选择美好的事物,且永不放弃。人们为自己寻找幽居之所,坐落乡村、海滨、深山的房屋;你一直十分渴望有这样的住所。但这完全是最普通人的一个标志,因为无论你何时想隐居,你都做得到。一个人隐居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他自己的心灵更加宁静,更能解脱烦恼,特别是当他审视心中这样的思想时,他会立即进入完美的宁静状态之中,其实是真正的良好心态。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感到不幸福吗?其实不然,而是感到幸福,尽管遇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会不断解脱痛苦,不为目前所烦,也不为未来所忧。要心情愉快,不寻求外部的帮助,不寻求他人带来的宁静安详。一个人必须站得笔挺,不能靠他人保持笔挺。要像山岬一样,任凭波浪不断地冲击而岿然不动,驯服周围愤怒的海涛。我不应该自寻苦恼,因为我从来无意给别人造成苦恼。注释齐诺(Zeno,公元前340?-公元前265?):这里指的是西希昂的齐诺,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派的创始人。埃皮克提图(Epictetus):公元前1世纪时希腊斯多噶学派哲学家、教师。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科学证据的准则表明我们既不可以接受也不可以排斥道德和宗教所依赖的思想。争论的双方都是徒劳的;他们为自己的影子而烦恼,因为他们从自然进入思辨领域,他们教条的认识是毫无根据的。被他们砍得粉碎的影子马上就合成一体,像瓦尔哈拉殿堂的英雄,又欣然投入无血的战斗。形而上学不再宣称是宗教和道德的基石。但如果她不会成为支撑道德世界的阿特拉斯神,她可以提供有魔力的防御措施。她在宗教思想的周围建起无形的壁垒,无神论者的匕首和唯物论者的砸墙槌都落空了,没有产生危害。——伊曼努尔?康德我们发现大多数人是容易归类的。你向我描绘一只达拉姆奶牛,你就描绘出所有的达拉姆奶牛。因此它们和人都属于种类,说得文雅一点儿叫派别、流派或团体。告诉我一个人的流派,我就知道他的服装、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的思想。他的服装是他的团体的统一制服,他的思想是有清规戒律的。不能正确预言这个人对任何一个主题的见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不够聪明。达拉姆的牛不完全一样,对此我十分清楚,有的腿略长,有的颜色多样,有的犄角外翘,作为一种达拉姆动物严禁参加展览,只适合做肉牛,第一个出价的屠夫要的是皮革和犄角。流派成员的思想不完全一样,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到严格限制,不敢违背禁令,以免被屠夫捉住。加入一个流派,他们发誓做到高度统一,在志愿书上签字,确保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流派所有其他成员保持一致。赫伯特?斯宾塞研究人类的这种“一致性”倾向,将其说成是动物群居本能的表现。这是互相保护的一种契合——一种社会契约,每个人都放弃其人格的一部分,以确保一种既定的利益。一群牛可以对抗一群狼,但单独的一头牛是注定要灭亡的。很少有个人能对抗群体。在数量上寻求优势的人是多么英明!看看那些单独站出来表达个性的人吧,上帝的叛徒死后化为尘土,他们屈指可数。事物的矛盾在于固有的多数集中起来就有安全感,于是他们向付出生命代价的少数英雄表达敬意。每个年代都有五亿个灵魂越过生命的园地,永远消失在身后永恒的冥冥之中。在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极少数人当中,为我们所爱戴的只是敢于单独站出来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真实思想的人。这种思想永远都是自由的思想。遭受流放、排斥和死亡一直是他们的命运,在殉难的熊熊烈火中,他们的灵魂获得永生。未来的世世代代往往会把这些人与造物主的神明混为一谈。我们的确可以间接地获得真理,实际上他们是上帝之子,上帝赋予他们以生命,他们是在其征途上指引行星、在太空中掌控星球的力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坟墓上我们只刻上一个词:救星。康德进入花甲之年以前,他在家乡以外无人知晓;随后他的名气迅速远扬,他去世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康德没有创办学校,但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赫尔德、叔本华都是他的弟子,除了叔本华以外都通过公开指责他而彰显个性,人们往往会从谩骂中受益最多。康德标志着一个时代,所有后来者都是他的债务人。他的哲学已成为通行的知识。康德一生的研究围绕以下四个命题:1.我是谁?2.我是什么?3.我能做什么?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4.我能知道什么?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可能知道”,也就是说,智者是晓其不知者之人。这也就解决了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我们只需考虑第三个问题。但是康德通过长年的研究和写作才使问题得以简化。他多年通过代数公式和三段论法则辛勤耕耘,得出结论认为人生最大的智慧在于简化而不是复杂。“我能做什么”自行转化为“我必须做什么”,答案是:你必须做四件事来保留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吃饭、工作、交际、休息,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此外一切都是附带的、偶然的、无关的、琐碎的。那么生命在于如何能最明智地、最佳地吃饭、工作、交际、休息。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为自己解出这四道方程,他的自由完结于另一个人的权利起始之处。我们应该用最高的智力、最成熟的经验、最持久的努力来对待这四个问题。就康德个人而言,我们知道在他生命的时间表里,由一个满脸病容的男孩变成一位相当健壮的男子,他摆脱了痛苦、忧伤和悔恨,从容地走完了十分幸福的漫长人生。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刻,他的神智都是健全的,他以极大的热情来观察行将到来的死亡的每一个症状,最后安静地睡着了,他的灵魂悄然而去,也许去回答他认为无法回答的两个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1724年伊曼努尔?康德出生在位于普鲁士东北部的哥尼斯堡市。他在那儿接受教育,在那儿从事近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在那儿活到八十岁时走完了人生之旅。他一生从未走出东普鲁士,从没有去过离出生地六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哈佛大学教授乔赛亚?罗伊斯本人从事圣人研究,他也许是美国出现的纯粹哲学家的最佳典范,他说:“从独创性来讲,康德是唯一可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驾齐驱的现代思想家。”和爱默生一样,康德认为旅游是蠢人的天堂,爱默生经过长期旅游才感知出来,而康德呆在家里就能获得这一真谛。有一次一位女士带他乘车,一听车夫说他们离家已有七英里,他很不痛快,回来的路上连一句开心的话都没说,据说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上过车,三十年中再也没有这样远离过他称之为家的寓所。康德关于自然地理的讲座描述过山川、河流、瀑布和火山,非常生动准确,但他自己却从未见过。有一次一个朋友提出带他去瑞士,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山川景象,但他却婉言谢绝,他说只有经过触觉、味觉和视觉体验才得到满足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卑鄙龌龊的、牵强附会的,如满腹狐疑的弟子托马斯一样。他有阿尔卑斯山地层的标本也就足已,这使我们想起有一个人要卖房子,就把一块砖的样本送给一个期望中的买主。思想对康德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用心眼看事物而了解其一切的能力。“想象在大脑里有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毫无遗漏地上演出戏剧的每一幕。”戏剧对康德来说比现实更加伟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离开思想的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耳朵接受振动,就不会有诸如声音这样的事物。事物和地点、实体和物质也遵循同一规律,只有通过思想,创造才会存在。”康德的父母是地位非常低下的人。他父亲是做散工的,是个皮革切割工,从来都没有过一个马具商应得的荣誉和俸禄。他家里有七个孩子,从未曾有过一个仆人。有一个女儿活得比伊曼努尔?康德久,她八十四岁时不无遗憾地说,她哥哥违抗父母的教导,疏远了所有的亲人。实际上这个弟弟成为路德教牧师,受到赞誉,其他的都消失在遗忘的迷雾中。据我们所知,除了康德外,其他孩子都很健壮。他出生时只有五磅,身体弱得可怜。他属于为国家利益不顾一切的坚韧刚毅的那类孩子。他的脑袋大而突出,两腿细瘦,胸部无力,一个肩膀比另一个高得多,几乎是一个畸形人。随着岁月的流逝,父母知道他体弱不能干活,但也并不是不抱希望——他们要把他培养成牧师!为此他们送他去上“联合学校”,一所质量不赖的分级学校。学校老师是一位知名的牧师,名叫舒尔茨,他对康德这个孩子产生兴趣,似乎是由于他个头矮小。这是牧羊人对无依无靠的羔羊的一种情感。不久老师由于男孩的大脑袋里产生的想法而开始喜欢他。体力是可以花价钱买到的,靠体力的年轻人就像是得到了法定的契约。没有体力的人必须得依赖大脑,否则就不会获得荣誉。伊曼努尔?康德开始问老师问题,让这个善良的人忍俊不禁。康德十六岁进入阿尔伯迪纳大学,在那里度过余生——当学生、辅导员、讲师、教授。他肯定是能干的青年,因为他在十八岁前就知道教学是学习的最好方法。他开始萌生出当牧师的强烈念头;舒尔茨牧师偶尔派他出去讲道,或到农村管区主持宗教仪式。这个稚嫩的牧师总是把一只箱子放在讲坛后面,站在箱子上讲道。随后我们看到他依照这种方式对问题推理:“我站在箱子上讲道是想向听众提升我的身高,即隐瞒我矮小的身材。这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只不过是想证实传教士各方面都比普通人强。我佯装祈祷来与上帝交流,好像我与上帝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不像自称与王子是朋友的家伙一样吗——如果我对上帝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要装作知道呢?”这种对自己绝对诚实的愿望逐渐增长,直到有一天他告诉大祭司他一定要让那些不站在箱子上就能赢得听众的年轻人来布道。就他自己来讲,如果能够的话,他要用他的大脑袋来赢得听众。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当时体重刚好一百磅,身高不足五英尺,头围二十四英寸,齐上耳垂的上方颅骨高十五点五英寸,换言之,他头戴一顶七寸半高的帽子。一个人能为自身条件而自豪并充分加以利用,就可以成就一番伟业。工匠的自豪可以证明一个人有价值。我们夸大我们的价值,这是天地成就伟业的蓝图。康德对智慧的自豪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矮小的身材,因为万物总是协同作用的。然而这个骨瘦嶙峋的小个子经常充满着痛苦,关于他的脑袋疼,一位智者不无风趣地说:“如果像你这样的脑袋疼,还不如当长颈鹿的嗓子痛呢。”康德开始意识到他有一只大脑袋,要合理加以利用,但是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支持。大脑是引擎——肺脏和消化系统是锅炉。思想是火花。年轻的康德其貌不扬,这使他陷入授人以笑柄的烦恼之中。他认为如果他能有足够的呼吸,他就会头脑清晰,头痛就会消失。他说生命是一个呼吸问题,所有的人都死于一个原因——停止呼吸。要使头脑清晰,你必须要呼吸。我们相信事物,而后加以证实,我们来自经验的信念通常是对的,但是我们给出的理由经常是错的。例如,康德治愈了他的疾病,因为他到户外,闭上嘴做缓慢的深呼吸,他的健康逐渐得到改善。但这个年轻人当时不太懂生理学,写了一篇论文,证明病愈的原因是流经大脑的新鲜空气。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对的。很多年以后,他在一次讲座中提到那篇论文的事,以说明正确行动和错误推理的结果。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医生劝告康德必须放弃研究,但他从事呼吸运动时就断绝和医生的来往,后来又公开指责他们。如果他要死的话,他会在不求助于牧师或医师的情况下死去。他否认自己有病,夜晚他钻进被窝里,反复大声说:“我多么舒服啊,我多么舒服啊。”直到入睡为止。在他的房屋附近有一条狭窄的街道,只有半英里长。他沿街来回漫步,闭着嘴深呼吸,挥动一根藤杖以回避多嘴的邻居、保持双臂血液循环。先做一个来回——一个月之后,他增加到两个来回。一年后他认为应该有八个来回才对,也就是说,总共四英里。换言之,他知道自己该需要多大运动量,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他三点半准时走出寓所,头戴一顶三角帽,身穿一件褐黄色外套,漫步街头。邻居们过去常根据他来设置时钟。他散步时闭着嘴呼吸,没人敢跟他打招呼或跟他一块走。这个钟点神圣不容侵犯:这是他神圣的时间——他呼吸的时间。这条小街如今还在——已成为哥尼斯堡市的一道风景线,出租司机用手指着称之为哲学家之路。康德每天下午在那条小街漫步,往返八次,从他二十岁的那一天一直到他八十岁去世的那一年。这种散步呼吸的习惯现在生理学家认为是非常符合科学的,明智的医师都会认可康德指责医生而采用自己的养生法的智慧。你相信的事物可能会给你带来好处,信念是卫生的。这个小个子坚忍不拔的品格可以从他的呼吸习惯看得出来——他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这是他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思想挽救了他的生命。当我们想到一个人出生卑微,生活贫困,身受痛苦、虚弱和残疾的折磨,从不外出旅游,靠纯粹的坚韧精神和意志力,跻身于他所在时代的一流思想家的行列,人们几乎会由衷地接受康德的格言:“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只是对上帝的反思。”康德的伟大在于对表象提出质疑,对流行的结论表示怀疑。他知道囫囵吞枣易得出谬误,慢慢咀嚼会生出睿智。我们应该相信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但完全没有必要对其加以证明。大多真理是不得人心的,这一说法的证据在于没有什么人听说这一事实。布道者讲述人们爱听的故事,只要听众付费,这就得是必须的。人们不会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付款。因此,布道自然会导致诡辩和虚伪,我们自己会有无穷无尽的幸福,我们的敌人会遭到灭顶之灾,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听后乐意付费的东西确实为科学的神学,也就是说,作为科学的神学是摆布人的科学。神学上的成功在于发现为人所津津乐道并且深信不疑的谬论。康德反复指出牧师的劝告通常一文不值,因为纯粹的真理超出他的范畴——不合习俗,不合理想,不合时宜。康德认为这对医生来说也是对的——医生更在乎取悦病人,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相。他说:“事实上,一个要负担家庭的大夫不能告诉他的患者他的症状绝不是疾病的象征——然而相当不适的感觉是健康的证据,因为死人是感觉不出来的。”大多疼痛和所谓的不适是自然疗法,以保持人的健康。康德说医生治标,不治本,治疗往往会引起疾病,没有人能说出多少疾病是医疗引起的,多少是由其他种类的愚昧无知造成的。就律师而言,我们的小个子哲学家认为他们大多是骗子和肇事者。一个律师调查一宗地产,并不想维持原状,而是要进行消解,为自己获得一部分利益。人并非比较喜欢干错事,但自我利益总会找出足够的理由来安慰良知。律师是法院的随员,自以为是人民的捍卫者,而实际上他们是人民的掠夺者,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主持正义,倒不如说是打击正义。逃避法律的确如同遵守法律一样是律师的工作。我们的哲学家认为,如果法律和正义是同义词,那么这种事态是最为可悲的,然而实际上除了律师道德堕落之外,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损害。律师的默许使人们对法律不公屡见不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的国度——除了诸如被盗用的正义之外,盗用者无需律师而使用诸多的外交手腕,无需财产而运用诸多的智慧。正义对康德来说是一个不确定的量,他十分倾向于认为人能主持正义的观念与牧师自认为在与上帝交往的假想是一回事。康德说:“当一个女人要求正义时,她的意思是要报仇。”这时有个弟子插话,问老师这一点对男人是否也一样,老师回答说:“我同意修正——这对于我在法院曾见过的所有男人当然也是如此。”“死亡会使万事皆休吗?”“不会,”康德说,“还有对房产的起诉。”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康德不断重申他不用医生、律师和牧师,我们完全可想而知,这不会提高他的声誉。就他对律师的推理来看,也许我们都能回想起几个笨头笨脑的律师,他们都符合康德的必要条件——收取胜诉费,挑起事端,他们监视着在暗礁中航行的船只,用手提灯发出虚假信号,诱惑舵手船毁身亡。但自从康德时代以来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现在我们需要这种律师,他是商人,愿意使人们摆脱困境,而不是陷入困境。我们有几个慷慨大度的医师,他们会对一个人打下保票,如果他们认为有且照此收费的话——按照所开药剂也属南辕北辙。也许除了打趣逗乐之外我们不再把牧师当做精神领袖,但他作为社会的促进者还是做了有益的事情。康德的父母是路德教派成员,谨小慎微,虔诚有加。他们是苏格兰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是两百年前过来的,战后定居下来。正如黑森人定居下来去宾州务农一样,他们的后裔有的成为革命的后代,因为他们的先辈与华盛顿共同战斗过。苏格兰家族对康德一家有严重偏见,这些路德教派成员确实是叛逆者,大家都知道对付有宗教信仰的苏格兰人只有两种招术——赞美他或杀了他。大多数人说康德是绝对的顽固不化,他称自己为“坚定站在正确一面”。有一回,几个造谣诽谤者用心编排关于他的坏话,其中一个叫喊起来:“他还不到五英尺高呢!”“瞎说!”这时响起了哲学家尖厉的声音,他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瞎说!我刚好五英尺!”他站起身来,毫不畏惧地把对手打倒在地。这使人想起乔赛亚?罗伊斯的故事,有一次他投入售票机六个钱币,想登上一辆波士顿有轨电车,售票员不干了,哲学家骂他“暴发户”、“杠头”、“傻蛋”,并说明售票员的荒谬性:白白丢了三十美分。甚至他还提出用代数方程式来证明他的论断—如果在场的绅士中有哪位带了粉笔和黑板的话。有一次,康德正在看着一座美丽花园中的鲜花,但他不是从铁栅栏往里看,而是猫着腰从门锁的钥匙孔斜视着看,有个学生过来问他为什么不从铁栅栏往里好好看个究竟。“去你的吧,傻瓜,”一个严厉的声音回答道,“我在研究光学定律——视野不受阻碍就会看得太多,生动的景色只有通过一个小孔才看得到。”这位伟大的教授看上去心不在焉,但可以认为所有这一切通过他的回答都成了一种突发的灵感。康德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支吾搪塞,他自己讲过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十年当中,他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但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他的一项职责是带领队伍去大教堂,那里举办某些正规的宗教仪式。康德想方设法换到礼堂里举办仪式,尽管没有如愿,他还是尽到了责任,他侏儒般的身材像鼓乐队指挥一样走在队前。“现在他必须得进去。”嘲笑者说。但他没有进去,到了教堂门口,他借口有急事要办,绕到教堂后面,像第欧根尼一样马上向所有的神明献祭,然后朝家走去,想到自己智取敌人的办法,不禁暗自咯咯地笑了起来。每个演员都只能扮演这么多的角色,通常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是一种角色的变异。斯蒂尔?马基过去常说:“只有五种不同的剧情。”艺术家也有道具,马西隆(Massillon)认识到这一事实后说:“伟大的传教士只有一个说教,但他可以根据这一个衍生出很多——把其中的一部分倒过来,或从中间开始到两头,或给出拼盘,带有他个人的情绪色彩。”当思想的鲜果短缺时,所有的公众演说家都把他们所带来的货罐装起来。文人也有自己的玩偶、随心的语句和喜欢的境况。维克多?雨果总会注意到一个失明女孩、一个罗锅、一个被追捕的罪犯或某一个伤残的不幸者所关心的问题。康德在演讲中用这样的话取悦听众:“我深深地爱着缪斯,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她的恩典。”这起到很好的效果,他随后感到鼓舞地说:“旧形而上学肯定没有魅力,新形而上学对我来说最可爱,虽然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因接受过她的恩典而感到荣光。”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一大批听众会使康德失去平静,他感到不自在,但在他自己的小讲堂里,一次有十多个或最多五十个听众(因为这是讲堂的容量),他展现出迷人的魅力。他会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个男孩,往往是盯着这个男孩上衣的一个纽扣,忘记了马上要讲的主题,不由自主地上演一幕独角戏,评论政治、教育和新闻,趣味横生,十分富有教育意义。他的作品洗练凝重,浑然一体,但在这些心对心的交谈中,听过康德讲演长达五年之久的赫尔德说:“康德这个人机智敏捷,在这里他的表现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写《批判》的人,一个是在演讲中通过阐释事物来澄清自己思想的人。就是在这些演讲中,他提出:“人没有同类不行,但同类到了一起肯定会争吵。”这话无可挑剔,随后他说:“男人没有男人的帮助将一事无成,尽管他们在一起会结仇。”一年后他又提出:“没有妻子的男人是不幸的,但有了妻子以后也很少有幸福。”无疑这会赢得弟子的喝彩,大学生一向重视这样的警句;而这又出自一个确证的老光棍之口则别有一番风趣。说康德没有智慧,如很多作家所言,是不知其人。大约在《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一年后,他写道:“我要为广大学者保持沉默而向他们表示感谢,这是对我的著作的褒奖,这种沉默意味着一种判断的推迟和一个不发表不成熟意见的英明决定。”他完全知道“广大学者”还没有读他的书,况且即便读了,也不会读懂,沉默只象征着麻木的乏味。他还知道没有广大学者这样的群体。康德的评论表明一种敏锐的智慧,而且还表示出得不到赏识的作者的不满,他宣称他不在乎公众怎样看他,而这件事却足以表明实际上他是在乎的。下面是两句只有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才可能产生的评论,且来自于一位大学讲师的灵感:“人类是上帝最高尚的作品,这个论断只是人类自己做出的,因而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听说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这种说法也许具有讽刺意味。”叔本华说:“腓特烈大帝王冠上的主要珠宝是伊曼努尔?康德。像康德这样的人在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君主统治下不可能得到有薪水的职务,也不可能表达出康德所表达出的思想。再早一点或晚一点,也都不可能出现像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人。统治者往往不是伟人,但是如果他们伟大到足以认可和鼓励伟人的程度,他们就值得人类的感谢。”注释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英烈祠。阿特拉斯神(Atlas):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的擎天神。乔赛亚?罗伊斯(JosiahRoyce,1855-1916):美国哲学家。美国唯心主义的代表,对玄学、宗教、逻辑和数学都有贡献。斯蒂尔?马基(SteeleMackaye,1842-1894):美国演员、剧作家和制片人。设立了美国第一所戏剧学校(1873年),发展了许多舞台创意,如头顶灯光等。在他的儿子中,帕西(1875-1956)是著名诗人,剧作家本顿(1879-1956)是地区策划人,提出了阿巴拉契亚之路计划(1921年)。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斯维登堡 SWEDENBORG(1)人的每一个意志和思想都刻在他的大脑上,因为意志和思想起源于大脑,由此被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而终止。因此不管意识里有什么,大脑里都有,来自大脑的任何东西都以身体的各个部位的秩序而存在其中。——斯维登堡《精神世界》有一位来访者问东极光村的一位田园诗人对某一位文人的看法,田园诗人惊呼起来:“聪明?他聪明吗?哎呀,太太,他写的东西没人看得懂!”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向老太太解释听亨利?沃德?比彻布道后所作的评价。她回到家说:“我并不认为他非常伟大,他说的我全懂!”帕格尼尼谱写的小提琴乐曲,不曾有小提琴家能够演奏。维克多?赫伯特最近对其中一些乐曲作过分析,证明帕格尼尼本人也是不可能演奏它们的,因为他不可能同时拉两张弓。同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单独演奏钢琴二重奏曲。人手能弹的键盘数目是有限的,罗伯特?舒曼企图改进自然,他通过手术来延长他的手指,结果却得了手指麻痹症。两个身体同时占据一个空间是不可能的,因而数学有其局限性。所有的绳和棍都有两端,这是英格索尔的名言,至今尚未出现反证。赫伯特?斯宾塞不无欣慰地发现人的意识能涉猎的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他的这种不可知领域的说法不禁使人想起那些旧地图,其中所标出的辽阔的地域是属于不可知的。如果读伊曼努尔?斯维登堡的书,我们会看到思想范畴的这些辽阔领域,即赫伯特?斯宾塞所谓的不可知领域,已被穿越和详细描述。斯维登堡的书内容深奥,连赫伯特?斯宾塞都看不懂:他的乐曲繁纷复杂,没人能够演奏。所看见的超乎所能解释的神秘主义者被普遍认为是危险的、靠不住的人物。向他请教的人都离开他,随意而行,对他的预言的信念会变得淡漠,因为他的见解和希望相左。我们对预言家持宽容态度,只要他指给我们光明的方向。沧海桑田,对此只有预言家才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当他的解释与我们的期待相反时,我们宣布他是骗子便离他而去。从事经天纬地的事业,我们要把权力交给世俗者,而不是预言家。罗伯特?布朗宁谈论预言家斯拉居(Sludge),代表了他对所有具有某些特殊思想天赋的人的看法。一个真诚的预言家会放任理智,让理智的扁舟失去舵手,随波逐流。这与平时用欺骗手段来加强正常的精神力量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加强始于自欺,没带证件和风帆就驶离港湾,凭借伪造的特许证和捕捞证出海远航。每个城市都有具有某种思想天赋、充满文艺灵感的人,他们说他们的指路人是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路德、丁尼生或亨利?沃德?比彻。因此我们相信精神领域的伟人的主要事业是在这方面给普通人以指导,让他们拿起笔来。有些人只有在有病的时候才认为自己能有灵感。所有的出版人都对他们的作品了如指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出版人的读者在有灵感的创作中除了文字、文字、文字之外还发现什么。夸夸其谈、闪烁其词的文风不适合搞文学创作;据我们所知,只有粗犷豪放的、精力充沛的、充满深情的男人或女人才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文学作品。余者不过是失去生命力的泥塑而已。谁也不能否认思想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些人有非凡的思想经历。有些人根本无法在正常心态下写作,但在灵感的作用下,能写出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能弹奏钢琴、能绘画。但这种文学作品没有价值,这种音乐没有特色,这种画品也很糟糕,正像约翰逊对用后腿走路的狗所作的比喻一样,我们惊奇地发现,尽管走得不好,但毕竟能走。当我们跳入深渊,把这些独特的*感受和所有不寻常的视觉能力都归于脱离肉体的精神时,就会出现令人震惊的假想。过于轻信的人总是用这样的话堵住我们的嘴:“如果不是超物质的因素,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感到垂头丧气,局促不安,只好说:“我们不知道。”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斯维登堡 SWEDENBORG(2)当我们陷入外在与内在不一致的矛盾,预言家告诉我们心灵时常也会欺骗我们时,我们就会感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是毫无价值的。所有的预言家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即使直面一个人的内心,也不一定能完全了解这个人的真实想法。在这儿讲谎话的人在那儿也会讲谎话。斯维登堡对有关思想和心灵的含糊说法非常恼火,他说:“不管他们有什么忠告,我通常都照做自己的事。”他不为活人也不为死人所欺骗,他根据理性来接受或排斥交流,他把他的文学创作和幻想与他的职业分离开来,每做一件事都要受到他的理性的嘲弄。就这样,他活到八十岁,他热心而又沉着,心神安宁,远离尘嚣,对法院终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爱默生说,把最伟大的礼物献给现代文明的评论家是能告诉我们如何把莎士比亚和斯维登堡的品格融为一体的人。一个象征理性,一个象征精神。我们需要两者,但我们厌恶太多的善良,美德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如果我们只听圣歌,我们会渴望听到玻璃的丁当声,表达无限美好情意的壮丽的和声。在背上拍一掌可以使你感到喜悦的兴奋,但在你额头上喷圣水则不能。莎士比亚不十分注重具体真理;斯维登堡则专注于此。莎士比亚活得无忧无虑,快乐、活泼、轻松;斯维登堡活得坚定、认真、严肃。莎士比亚认为真理只是一种观点,一个局部问题,一个地理问题;斯维登堡认为真理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有固定的界限,有不可动摇的基石,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绘制出真理范围的示意图。如果你想了解莎士比亚其人,你会发现他通常是一身宫廷小丑的装扮。他通过贾克斯、考斯塔德、特林鸠罗、默库肖这些人物之口,道出了他最具智慧的格言。莎士比亚深爱傻瓜,因为他自己就是。他与真理游戏就如同一只小猫欢跳地与一个线团玩耍一样。爱默生本来会让我们感受对真理的圣洁的热诚,与智慧白刃的嗖嗖声相和谐。他自己坦言,他读过斯维登堡的书之后去读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感到十分欢乐,因为莎士比亚无意于证明什么。从前的僧侣也以同样的兴致读拉伯雷和圣?奥古斯丁。也许我们把这些伟人看得太认真了——文学只是附带产品,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评论除了对他本人以外并无足轻重。没有一本书非常重要,重要的东西在于:你自己认为如何?当我们在雅致的课堂上读莎士比亚时,我们迅速浏览过许多内容,老师不能不停下来讨论。奥菲莉娅的评论和珂林的牧羊谈话只有当你停下来慢慢琢磨时才感到缺乏品味。把这样的场景雕刻出来是不行的,要让它们永远都处于虚无缥缈的状态。有些事情无需强调,它们可能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书中它们代表自然的倏忽即逝的一瞥,因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对斯维登堡的最热烈而详尽的论争不会使我们费解。这种论争作为一个平台是为他的想象力而开展的。别拿乔纳森?爱德华兹太当真,他是好意,但我们了解更多的隐情。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知,但他绝不会那样高深莫测。把莎士比亚与斯维登堡相提并论十分恰当,他俩都是巨人。有这样的巨人在,小人似乎就会枯萎凋谢,随风飘去。斯维登堡塑造出英雄的形象,自有史以来,没有人有他那样高大的形象,可谓敢上九天揽月。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斯维登堡 SWEDENBORG(3)飞得最高的、对另一个世界了解最多的人往往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他所在的时代作为科学家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才华,他能如此详细地绘出天国的图景,算得上前无古人。莎士比亚的双脚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地面。他在《暴风雨》中的远足只是在一只被俘获的气球里进行的。阿里尔和凯列班是他根据一本古代寓言书杜撰出来的。莎士比亚对物理学知之甚少,经济学和社会学从来没有困扰过他,他懂得一点儿拉丁语,对希腊语知之更少;他从不旅游,岩石的历史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斯维登堡从十多个视角预见到达尔文会出现,他懂得古典语言和大多数现代语言,他四处旅游,是一位实用经济学家,他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土木工程师。莎士比亚懂得人心——狂风暴雨的发源和激情泯灭之处,爱化为恨、魔鬼叩击天国之门的沼泽地。莎士比亚了解人性,不过如此而已;而斯维登堡除此之外万事皆通,但也就是在这方面他受到挫折,因为女人的爱绝不会为他吐露心中的秘密。伊曼努尔?斯维登堡1688年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他父亲是路德教会主教,神学院教授,多产作家,还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瑞典是世界上文盲率最低的国家,这个纪录已保持了三百年。那里的气候特别适合生产一种精良的产品——人。冬天的严寒并没有严重到让人足不出户的程度,而是使热诚勤劳的人们更加珍惜那短暂的时光。北欧人趁有太阳时晒草;在太阳整日高照的国度里人们才不晒草呢。在佛罗里达一年四季鲜花盛开,连蜜蜂都不干活,还说:“干活作甚?”伊曼努尔?斯维登堡和他父亲一起爬山,一起在海湾钓鱼,一起采集岩石上的青苔,最终写出他们业余时间的所有发现。孩子的身体变得强壮,举止优雅,目光有神,一表人才。他对父母感情深厚,十五岁就写信请安,遣词造句都经过深思熟虑,表达深切的敬意和问候,就像哥伦布写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一样。他的目的纯洁高尚,他的心灵完美无缺。大学时他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他善于简化数*算,使抽象的概念明白易懂。甚至他的老师都跟不上他的思路。有一次还把国王的精算师请来验证他的计算。这引起国王对他的注意,此后他和皇家一直保持融洽的关系。数学不容幻想,数字不会说谎,尽管数学家会说谎,但这位数学家从来不说谎。我们找不到他在大学的恶作剧纪录,有些是年轻人感到开心的荒唐事。我们希望他不拘一格,轻率怠慢,甚至鲁莽无礼,就是为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的一面。而事实则不然,他总是严肃、认真、文雅,他的英俊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学的“折磨”使人前额凸出,肩膀下垂,眼睛近视,步履蹒跚,这在每所大学都是人人尽知的,闹出无数的恶作剧。但这在伊曼努尔?斯维登堡的童年和后半生都没有发生过。他面容严肃,但并非威不可近;他体魄高大,健壮有力,经常爬山、探矿、采集植物标本,这使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这是孜孜以求的学生一般不可能有的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伊曼努尔?斯维登堡步履矫健地走完大学之路,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老师向他投以一种敬畏的目光,同学用手指着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体力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他从来不用参加运动竞赛,但却起到一种保护作用,赢得所有低年级同学的尊敬。思想的肖像 第三部分 斯维登堡 SWEDENBORG(4)他在二十岁那年坠入爱河,这是他孤独一生中唯一一次爱情之旅。他没有去找女孩,而是把问题摆在她父亲面前,他从她父亲那儿得到一份可以娶他女儿的书面保证,三年内有效。他把这份保证书带在身边,悉心读过之后放在枕头下进入梦乡。这个女孩十五岁,羞涩而敏感,总是躲避他的接近,被他投来的目光吓得发抖。他用逻辑推理来表明他纯真的爱情,用几何换算——图表来证明他的激情。一个老练的寡妇可能会打破他心灵的坚冰,融化他的感情考验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气质。但这个可怜的女孩只想有人拉着她的小手,使她怦然跳动的心平静下来。她怎么会突然投入他的怀抱,拉着他的耳朵说他是一个傻瓜呢?女孩的哥哥终于认识到她的不幸,悄悄地把那份宝贵的证明书从斯维登堡的衣兜偷出来撕掉,斯维登堡感到希望全无。他靠数学解闷,他用平均定律证明海里只有上钩的鱼才是好鱼。斯维登堡二十一岁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被派往欧洲各国首都漫游,以完成学业。他访问过汉堡、巴黎、维也纳,随后又去伦敦,在那儿度过一年时光。他带着瑞典国王的亲笔信,这样他可以随意进入上流社会。就我们所知,他带着尊严和体面,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和生活。他漫游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我们听说他在家书中写道:“在汉堡我只讲德语,在巴黎我用法语交谈和思维,在伦敦没有人怀疑我不是英国人。”这不仅揭示出这位年轻人的造诣,而且也说明他从来没有丧失过非凡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