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想，这人选是大事，不可随便开列。他知道太后虽退养，但实际上仍在当家，这几个大臣中一定得有太后信得过的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是太后最为亲信的人。还有人背地里说，早在二十多年前，太后便看上了他，是慈安太后怕出事，才将荣禄调到西安，一去十多年。前几年回到北京后，一路扶摇直上，全是因为太后偏爱的缘故。荣禄要参与!恭王为太后想好了代理人后，便想起了自己多年的志投意合者，刚从欧美回国，只挂了大学士空衔的李鸿章来，他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遂说：“老臣只提两个人，一是李鸿章，一是荣禄，其他的人由皇上定。”说罢，告辞出宫。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京师上下正沉浸在过大年的热闹喜庆中，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东花厅里，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左边一排装饰华贵的太师椅上，依次坐着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廖恒寿、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张荫恒。他们作为朝廷的代表，一个个蟒袍玉带翎顶辉煌，除张荫恒略为年轻点外，其他的都是已届花甲的老人，至于李鸿章，已高龄七十五岁了。右边的一张普通木椅上，坐的正是康有为。身穿六品官服、略为发福的四十岁的康有为，面对着这样的大场面，心里颇有几分紧张。五个朝廷元老重臣集体召见一个小小的主事，熟知本朝掌故的他知道，这在先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无疑是翁同龢奏请皇上后的安排。他向对面的翁同龢投去感激的目光，但翁同龢似乎并没有特别关注他，正歪着头与一旁的荣禄在悄悄说话。康有为虽有着一丝怅意，但很快也便过去了。他知道自己与翁的地位相差太悬殊了，翁是不可能当众示他以格外热情的。能有这样出格的场面，已经是惊骇世俗了，康有为深知今日这个会见的重要性。维新变法的主张能不能被朝廷采纳，自己今后能不能得到重用，全在于今日能不能成功。二十年来的苦苦追求、劳累奔波，不就是巴望着能有今天的到来吗?“说大人则藐之”。康有为又想起亚圣的这句名言来，李鸿章也罢，翁同龢、荣禄也罢，他们的官位虽高，年齿虽长，但学问未见得比我好，至于维新变法这一套，他们肯定不如我。今天谈的正是我所长彼所短的事，有什么可以畏惧的!素来胆大自信以南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想到这里，刚落座时的紧张心绪消除了多半。他竭力做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来，竭力将对面的大员当作衰朽粪土看待，而将自己视为沉舟侧畔的飞舸、病树前头的春枝。待仆役在各位大员面前摆上香茶后，翁同穌作为召见的主持者开了口：“奉皇上圣谕，今天李中堂、荣中堂、廖部堂、张部堂和鄙人在此，代表朝廷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鉴于国家面临的内外困难，康有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从乙未以来，他连续给皇上上书过五次，奏的全是维新变法的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决不能轻率随意。皇上希望朝廷重视这件事，现在特意将康有为召到这里，各位大人有什么问题，尽可当面询问康有为。”翁同龢的开场白刚说完，荣禄便抢先发难：“康有为，你知不知大清法规乃太祖太宗传下来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变祖宗之法，将有损祖宗之尊，朝廷是不能接受的。”说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眼神将康有为狠狠地盯了一眼。康有为早就注意到，今天的五位大员，满人仅只荣禄一人。二百多年的大清天下就是满人的天下，满人享受着数不清的特权。变革，说到底便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侵夺，也就是说对满人利益的侵夺，因此变革的最大障碍便是掌握各级权力的满人，反对最力者也必然会是满人。今天的这种汉四满一的安排，显然体现了皇上希望召见顺利的用心，康有为因此很是感激。至于这惟一的满人代表荣禄，康有为早知是个强硬刚愎偏见甚深的顽固者，极不易对付。他的迫不及待的责问，暴露了他明明白白的反对者立场，必须将他的气焰压下去!康有为定了定神，不慌不忙地答道：“荣中堂说得对，祖宗之法为祖宗所定，但祖宗当年制定这些法规制度，原是为了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之地割的割，占的占，租的租，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请问荣中堂，祖宗之地都不能守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见荣禄一时语塞，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乘胜再度出击：“自古以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法常规。圣人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一条路已走到穷途了，还要一个劲地走下去，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甚至是粉身碎骨，惟一可行的只能是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则可望畅通无阻。况且祖宗在制定法规的时候，也不可能料及身后的事情，因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周密。贤肖子孙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制定出新法新规，以确保祖宗之基业完好无损，这正好是维护祖宗之尊，而不是有损祖宗之尊。好比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总理衙门，当年祖宗在日便没有料及到此，祖宗制定的法规里也没有它的条文。文宗爷英明，设置了这个衙门，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洋人。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是有损祖宗呢，还是维护祖宗呢?”康有为举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他所提出的这个反问也辛辣到顶了：荣禄若说否，则是反对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若说是，则又打了自己的嘴巴。荣禄被逼到死胡同，无路可走，恨得牙齿格格地交错，直欲把眼前这个位卑人微的广东佬食肉寝皮，却开不得口。翁同穌心里很赞赏康有为的机敏与辩才，但担心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凌厉峻刻的语言，会使得荣禄老羞成怒，那样则于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呵斥的神态来：“康有为不可无礼，荣中堂乃三朝老臣。当年文宗爷设置总署时，荣中堂正做着一等侍卫，极力称赞文宗爷英明远见。你怎能如此责问荣中堂?康有为听着，你只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问，不可放肆乱说!”所谓荣禄称赞咸丰英明远见云云，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翁同穌的当面恭维，免得荣禄难堪。荣禄果然接过翁同穌的话，冷笑一声说：“当年设总署时，你康有为怕还没出世。在老夫面前提这桩事，你不脸红吗?”康有为知道翁问渐保护他的好意，见荣禄在为自己寻找下台阶，便也给他面子：“我只是就眼前所见的随口举个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荣中堂，还请荣中堂多多包涵。”荣禄余怒虽未消，但一时找不出难题来，不做声了。廖恒寿问：“康有为，你口口声声变法变法的，老夫问你，变法当从何处着手?”在新与旧、变与守的冲撞中，廖恒寿实际上是一个折中骑墙派。他既不像荣禄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样力主变革。旧的那一套让他一辈子平乎顺顺官运亨通，他对之有深厚的感情，何况他已六十好几的人，真若维新的话，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故而他趋向守旧。但廖恒寿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内忧外患，国势颓替，也的确让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寻找新途径，洋人如此强大，是有许多可学之处，学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也是昔贤的谆谆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廖恒寿也不反对变法。但他自己对此素无研究，颇想从康有为这里得点知识。廖恒寿的话正问到康有为的心窝里了，这些年他苦心钻研于斯，几次上书也放言于斯，今天正好借此机会，给这些老朽上一堂变法的启蒙课，让他们开开心窍。康有为轻轻地干咳一声，拿出在万木草堂讲课时的架势来，不疾不缓地说：“以有为之见，变法当从法律规度人手。我大清法制大致沿袭明朝，至今已实行两百余年。一样器具用久了则有损坏，一种法制实施久了则有积弊，被损坏的器具必须更新，有积弊的法制也必须更新，这本是常识所能明了的事。”康有为说到这里，又顺便望了一下荣禄。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倒让翁同龢心里不太舒服：康有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为乐，怕难成大事。荣禄则瞪着眼回应康有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大清变法的重点，当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康有为胸有成竹地继续说下去，“关于富国方面，有六大措施：一为设立国家银行，二为大修铁路，三为大办制造业，四为大力采矿炼矿，五为在各省设铜元局，六为在全国建立邮政系统。关于养民，重在四个方面：一为务农，二为劝工，三为重商，四为恤贫。至于教民，则需要在全国大办新式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西方的天文、光电、数学、化学，并广设图书馆，办报馆，办出版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变法项目，便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使上下情通，民间疾苦能上闻，朝廷美意能下达，事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中饱者无所容其弊。”康有为正说得起劲，不料这几句话惹怒了对面坐着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鸿章。李鸿章并不是荣禄式的顽固派，实在地说，他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早提出变革并付诸实践的一位大员。作为一个肩负朝廷重任，并与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鸿章对于“变”的重要性的认识一点也不亚于康有为，甚至还有过之，但李鸿章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更重在变事而不在变法。这是他与康有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鸿章在私人情感上与康有为也有很大的抵触。乙未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矛头就是针对他而来的，口IZl声声骂他是汉奸、权奸、误国罪魁，还说他在与日本谈判中接受了贿赂，后来强学会又拒绝他人会。李对康一直耿耿于怀，刚才康有为说的“权奸”“中饱”之类的话，李鸿章认为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断康有为的话：“康有为，照你的说法，朝廷六部都要尽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吗?”康有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这个文华殿大学士，发现他硕大的伞形红缨官帽上插着一根长长的三眼花翎。这是李鸿章一生的骄傲之处，也是他与别的汉员的最大区别之处。原来，清廷的三眼花翎，只授贝子贝勒以上的满洲贵族，汉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从太平军手中为皇帝夺回江山的曾国藩，也只能授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人授三眼花翎的只有一个李鸿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战前，慈禧太后因着自己的六旬大寿大赏群臣，破例给了李鸿章这个殊荣。谁知，不久便海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鸿章头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标记。接下来是朝廷以战败国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马关谈判，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去。李鸿章便借此机会向朝廷索价。他说他现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担心谈判不成，只得迁就李鸿章，赏还他的三眼花翎。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又得的极富戏剧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现了晚清高层政治的滑稽可笑。康有为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他望着那根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边浮起一丝嘲笑：“李中堂此话说得过头了。变法改制，不是说将六部尽行撤掉，也不是要将所有规章制度都要废除，而是要细加斟酌，撤去那些虽有名目却没有实事可干的旧衙门，增添那些非设不可的新衙门，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设立那些顺应时宜的新法规，这才是维新变法的正途。不过，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无须过多留恋，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视情形缓急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真正是本性难改。康有为的辞气又开始锋芒毕露起来，翁同穌暗自着急。他担心激起冲突，把好事办砸，便赶紧转移话题。他做过多年的户部尚书，深知帑藏空虚，几乎不敢有所兴作。银钱短缺，是他最头痛的事，便问：“康有为，老夫问你，行新政要练军修铁路、开矿办局厂，事事都需巨款，钱从何来?”“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恒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户部侍郎张荫恒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于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张荫恒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几之暇浏览浏览。”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穌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康有为恍然大悟：是的，李、荣二人那种态度，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赠书呢?一旦拒收，反讨没趣。自己办事，往往是一厢情愿，全不顾别人，这次又犯了这个毛病。遂对来人说：。请转告翁中堂，康某深谢他一片爱护之心。”来人又说：“翁中堂要大著各两册，一份自己读，一份呈送皇上。”康有为忙打开布包，取出《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各两册来，恭恭敬敬地送给翁府来人。送别来人后，心里琢磨：李、荣可能拒收，不让我送是对的，但翁同穌要书为何不当面索取，而是事后派人来拿呢?难道给皇上送书也要不让他们知道吗?是翁同穌过于胆小谨慎，还是皇上的力量薄弱，不敌荣禄及其靠山太后?想到这里，康有为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深自担忧起来。五 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光绪帝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阅读由翁同穌呈上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记》两部书，青年皇帝深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励精图治所感动，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大清治理得如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近日来他的情绪一直在亢奋中。这天他午睡起来后，澎湃的心潮依然不能平静，恰好翁同穌进来。他激动地问：“翁师傅，您说国家大事，此刻当以何为先?”翁同穌一眼看见书案上放着康有为的一大堆上书和由他带来的两本书，再看皇上的神情，便知道皇上已被康有为的文章完全打动。是时候了，翁同穌心里想着，遂以坚定的口气答道：“以变法为先。”光绪很兴奋，又问：“翁师傅，您说咱们大清变法后会很快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吗?”望着皇上一向苍白无神的脸庞上泛起了满面红光，翁同穌欣喜地笑了。翁同穌无儿无女，大半生的心血都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聪颖好学，是个明君的料子，但性格脆弱，且身子骨又单薄，翁同穌时常担心他能不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偏偏太后又太强悍揽权，使得皇上事事不敢自主。翁同穌替皇上着急，也为自己叹息：倘若皇上是个强硬的人，自己身为师傅又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该是多么威风凛凛、权倾朝野，然则因为皇上的软弱，害得自己也有名无实。惟一能改变这种处境的便是维新变法。若变法成功，国家有了起色，皇上的权力加强了，他翁同穌的权势也便随之加强。想到这里，翁同穌也兴奋而激动地说：“皇上，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变法成功了，我们大清就一定会和日本、俄国一样的强盛起来。皇上也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彼得大帝。”“翁师傅!”皇上被这几句话说得血脉贲张起来，他一时忘记了自己已是执政十年的帝王了，仍像童年时一样搂着翁同穌的腰说，“那咱们就立即变法吧!翁师傅你去和康有为他们商量商量，赶快拟几道折子发下去，就说咱们大清要变法了，所有臣工天下百姓都要拥护变法，大家同心合力，把咱们大清国建设得强大起来，为祖宗争气，为国家争光。”翁同穌被光绪的这种赤诚之心和亲昵之举所感动，两眼闪动着泪花，声音颤颤地说：“老臣这就去拟旨，把皇上的圣明仁德昭告天下!”翁同穌派仆人将皇上准备实行变法的大好消息告诉康有为，要康有为赶紧将应次第推行的新政一一草拟出来，随时送到他的府上。他本人与赞同变法的张荫恒，和通过与康谈话后改变游移态度亦主变法的廖恒寿，以及集聚在身旁的一批较为激进的官员们，积极磋商变法大计。康有为和他的一班在京弟子们更是热血沸腾，热情万丈，夜以继日地将多年来成熟于胸的治国纲领书写出来，每天都向翁府投递。又拟出一份“统筹全局”的大折子，请翁同穌呈递皇上，吁请皇上早日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诏定国是。同时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准许臣工百姓随时上书。又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并下设法律、税计、邮政、造币等十二局。朝廷的这个大举措很快便为京师官场士林所知晓，并随即传播到各大都市、各省省垣，一时间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但也有不少人面对着这个局势，或徬徨迷惘，或焦虑担忧，或痛恨反对。鉴于学会在团结同志上的重要作用及强学会早已被解散的现实，康有为与他的学生们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借此聚会广东籍有志维新的官员和士人。在粤学会的影响下，一个个学会在京师相继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有福建青年才俊林旭为首的闽学会，还有杨深秀为首发起的关学会。杨深秀此时已官居御史，以热心国事关心民瘼而在山陕一带的官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因主张变法而得到翁同穌的赏识，近年来在京师官场上十分活跃。受杨深秀的影响，杨锐也比以往更积极投入维新事业。他在成都会馆里发起成立了蜀学会，把一批同具热血的川籍人士聚集起来。这批年轻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个亦师亦友的长者伙伴，他就是侍读学士徐致靖。徐老先生虽年近古稀，却仍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深知中国非变法无出路，遂大力支持维新事业。他的两个翰林儿子仁铸、仁镜也与父亲同道。正当翁同穌、康有为等人酝酿筹备维新大业的时候，恭王府里传出消息：王爷病危，命在旦夕之间。在颐和园里颐养天年的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与这位六叔共事已近四十年了。当年若不是恭王坚定地站在她这边，以慈禧之力，如何能敌得过肃顺等顾命大臣?若没有热河的胜利，她一个处于西宫的女人，如何能垂帘听政号令天下数十年?当然慈禧也清楚，倘若肃顺等人掌了大权，恭王的日子也会过得不舒心畅意。热河的成功，得利者并非她一人，恭王也是获取大利者之一。所以慈禧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待恭王是既重用又限制，既倚为心腹。又不忘戒备。恭王于是便几起几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处得也不是平顺的。令慈禧欣慰的是，近四十年过来了，叔嫂二人虽时有芥蒂，但总的来说，小叔还是服从嫂子的。在立载湘为继，和罢军机领班大臣这两桩大事上，恭王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这都令慈禧宽慰。在对待变法这件事上，恭王所持的态度又与慈禧十分接近。这也令慈禧感到恭王有古之贤相之风：心有定见，稳重端凝。在慈禧看来，少不更事、轻浮急躁的皇帝正需要这种股肱大臣替他把舵定向，高瞻远瞩，不料，他竟然一病而不起!王府长史禀奏：王爷有重要话要当面对太后说，希望太后能在他临终前见一面。即便无重要遗言，念及文宗手足和四十年风雨同舟的情谊，慈禧也会亲去王府与恭王诀别，何况恭王请她前去!‘慈禧匆匆登车，先回到宫里，然后带上光绪，同奔位于前海西街附近的恭王府。光绪的心情也很沉重，毕竟是父亲的亲兄弟，血浓于水，到了这个份上，他能不伤心吗?来到恭王府，只见往日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王府大门口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沉凝窒息的气氛。得知太后和皇上同时亲临，恭王仅存的次子过继给钟郡王的载滢率领子侄们早早在门外迎接，进了大门，恭王福晋又率领众姬妾和女眷们在中庭院子里迎接着，然后由载滢和福晋陪同来到恭王的卧室。太后和皇上来之前，太医刚给恭王喝了一碗高丽参汤。此刻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行礼，被光绪轻轻地压住了，只得说了一句：“老臣在床上恭请太后、皇上圣安!”声音凄怆而细微，说罢，眼眶里滚出几滴老泪来，顺着枯瘦无光的面颊缓缓流下。三四个月不见，伯父便这等模样了，，b地软善的光绪眼圈发热，双手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哽咽道：“王爷好好将息疗理，病会好起来的。”恭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慈禧见这情景，知道恭王已到油尽灯灭的时候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必须抓紧时间，请他说话，便对光绪说：“皇帝，你和福晋、载滢都到外屋稍坐一下，我要和王爷说几句话。”载滢请皇上和母亲出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心里想：太后与父王谈国家大事，避着我们母子，或许还可说得过去，皇上乃一国之主，为什么还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绪，见皇上脸色平静，并无不悦之色，心里更觉不解。慈禧挨着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极为少见的温和神色对恭王说：“王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请讲吧!”恭王无神地望着面前的嫂子，当年京师与热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惊险场面，奇异般地又在他的脑子里浮了出来，可惜，他已无气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来思之良久的几件事，趁着还能开口的时候，向太后托出来。“太后，老臣已是将要见列祖列宗的人，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恭王闭下眼睛，养了养神，睁开眼继续说：“变法是大事，宜谨慎，皇上持重不够，太后要多留神点。”慈禧点了点头说：“王爷顾虑得极是，满蒙亲贵中好些人也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翁同穌性情轻率，难稳社稷。甲午年皇上对日本宣战，就是受他怂恿。国力不足而主动宣战，使国家蒙受更大耻辱，这责任要算到他的头上。最近，皇上大讲变法，又是受他之蛊惑。老臣死后，军机处中无人能制约他。故老臣对太后说句极机密的话：适当时可将翁开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误。”慈禧心里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对翁同龢印象极好，故同治死后又让他教辅光绪，但近年来，因着与翁同穌关系较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及门生内阁学士文廷式遭到革职，她看出翁已与她有了疏隔，许多人都讲翁利用变法在为皇上和自己争权。现在恭王也这样说，看来确实无疑了。慈禧问：“王爷看去掉翁同龢后谁可主持中枢?”“张之洞。”恭王喘了口气后接着说，“主持中枢，李鸿章本来最为适宜。但甲午年对李的声望打击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难以担此重任。这些年，老臣细心观察各省督抚将军，真正可寄大任者惟张之洞一人而已。张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之臣。可将他从武昌调进京师，人军机处办事。”张之洞，那个其貌不扬的湖广总督，自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后，十七年过去了，他再也未回过京师，慈禧也再也没见过他。当年，她破格召见过此人，将他作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级超擢。十多年来，他也真不负朝廷重望，在山西、两广、两湖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调他来代替翁同穌，无论从资历、地位、声望来看，都是最适宜的人选。但慈禧也听好几个人在她面前议论过张之洞，说他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且热衷趋时，与康有为称兄道弟，还在湖广督署内以出格之礼迎接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令人骇然。慈禧沉吟片刻，又问：“除张之洞外，王爷看还有何人可托重任?”停了良久，恭王低声吐出两个字来：“荣禄。”说完便闭上眼睛。慈禧想听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见他再开口。恭王的这个人选正合慈禧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个老成谋国的贤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说的那一番话的分量，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天半夜，恭王奕沂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恭王走了。翁同穌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作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穌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是决不能跟《庄子》相比拟的。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别，光是文风，那一派汪洋恣肆、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世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不敢方驾攀比。”辜鸿铭说：“你不去比《庄子》三十三篇也可以，但我为你补个杂篇总是可以的吧!”张之洞拿这个怪才也无法。他还真怕辜鸿铭去弄个杂篇出来，那才叫人哭笑不得，只好说：“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把外篇再补充一下是可以的，杂篇就不必了。”“我看至少有两个章节可以补上。”辜鸿铭激动地说，“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废科举。不过，这都不是我的主张，都是你自己多次与我们闲聊天时说过。你常说中国要自强，有两个拦路石不可不搬掉，一是不合时宜的律令法规，一是误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为何这两个非常好的想法不在《劝学篇》里写出来呢?是因为怕被人误解，遭人反对吗?”辜鸿铭两只灰蓝色的眼睛，犹如半夜时猫头鹰的双目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张之洞，真把这位强悍的湖广总督盯得心里微微发起慌来。辜鸿铭的这两句问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张之洞在写通用篇章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变法与废科举两件事，但最终还是没有写。现在有人在变法的名义下要否定祖宗传下来的家法，要设议院行民权，如果自己也大谈变法，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至于科举考试，更是国内数十万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废除科举，不等于撤了他们的登天梯?“香帅，丈夫行事，当以大义为重。苟利国家，虽千百人反对，必趋之；苟害社稷，虽千百人拥护，必避之。弊法不去，科举不废，中国决五指望。香帅，这两章，就由我来替你起草吧，倘若遭人指责，我挺身而出承担。”张之洞为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所感动，但又为他的天真而好笑，既算作我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出了事自然由我张某人承担，怎会轮到你的头上?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嘉奖你的志气，这两个章节就交给你了。也限你三天时间，不要过多发议论，也不超过两千字。”辜鸿铭欣喜万分：“谨受命。”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又叫住了他：“你要注意，写变法一章时，要特别强调伦理、圣道、心术不可变，要变的只是法制、器械、工艺；废科举一章，要把朱子和欧阳修两位先贤关于更改科举的言论找出来作为附件，如此才更增加说服力。”在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下，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大文章《劝学篇》，终于几经增删而成文了。张之洞将它寄给陈宝箴，要陈在长沙的《湘报》上连日刊登出来。陈宝箴正担心《湘报》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办不下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篇大文，好比即将干涸的小溪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山泉，立时又生机恢复。他指令《湘报》每天腾出第一版的重要位置来，刊登《劝学篇》。一连十天，《劝学篇》登载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此篇长文在海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除极个别执拗偏激的人认为张之洞是在有意做和事佬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文立论公允，态度平和，就连最担心招士人反感的废科举一节，也没有见人公开发表反驳的文章。五月初，张之洞收到己任江宁藩司的袁昶的来信。袁昶除和许多人一样地称赞该文外，还特别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的年月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西学与中学、西艺与中艺、西政与中政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概括为中西碰撞。老师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经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又表示，要用自己的积蓄出版《劝学篇》，刷印三百部，上呈朝廷，并分赠各级官府和学堂，既报师恩又效力国家。张之洞欣然同意，并寄出二千两银子，请袁昶代为张罗。很快，三百部《劝学篇》便装订成册了。张之洞指示袁昶寄五十部到北京儿子张仁权处，再存五十部于袁处，以便分送两江同寅，然后再送二百部到武昌，由他本人亲自赠人。仁权收到书后，与杨锐、杨深秀等人商量如何才能到达太后、皇上处。杨锐说：“黄绍箕在南书房当差，可请他带上两部，当面呈给皇上，并请皇上转呈一部给太后。”黄绍箕是黄体芳的儿子。黄体芳当年与张之洞同列京师清流党，关系甚为亲密。黄绍箕在未进翰林院时，曾在张之洞幕府里做过事。通过这条路上达天听，自然是最好的。没有几天，《劝学篇》便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爱不释手，一天便通读完毕，然后亲自拟了一道谕旨：《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细披览，持论平正，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烈的大剧，正式拉开它的帷幕。第三章 血溅变法一 六十九岁寿诞这天，《诏定国是》的起草者翁同穌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章，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下诏定国是，向全国官吏百姓宣布变法维新。由翁同穌拟稿的这份诏书，是古往今来中国帝王文告中少见的开明之作。诏书以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达光绪愿与天下臣民共图新政以挽时局的决心：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以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因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份诏书经在京提塘官的星夜加急传递及京报上的登载，很快便传遍全国，引起朝野巨大的震动。一向沉闷闭塞、安于现状的九州大地，突然间如同烧起一堆冲天大火，顿时噼噼啪啪、红红火火地闹腾起来。诏书下达的第二天，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认为这五个人均为忠肝义胆、硕学远识，是维新救时之大才，宜破格委任，以辅佐皇上行新政而图自强。光绪立即批准这道奏章，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火速进京，或交部引见，或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光绪将已批好的徐致靖奏章放在一旁，正要随侍小太监下发给军机处的时候，翁同穌进来了。“皇上，刚才园子里来了人，太后请皇上明日上午去一趟园子，她有事要跟皇上说。”听了这话，光绪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光绪从小在慈禧威严的目光和呵斥声中长大，对慈禧已有了一种习惯性的畏惧和疏离。他之所以不喜欢皇后，并非因为皇后本人的不好，实在是由于对皇后姑母的反感而引起。每当夏秋两季，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就仿佛有种摘掉枷锁似的自由感，办起事来格外有胆量，有信心。一到冬春两季，慈禧回到宫里，光绪就如同被一个浓重的阴影所罩住，整天怯怯的，办事说话都提不起神来。变法维新已酝酿好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这时诏定国是，多半的原因，也是慈禧已离宫住园子的缘故。慈禧住园子时，光绪照例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进园请安。明天既非初一，也不是十五，为什么要我进园子?一种不祥之兆浮上心头，光绪脸上难得一见的兴奋之色立时散失，恢复了素日的憔悴苍白。翁同穌将这一瞬间的变化看在眼里，怜恤之情油然而生，心里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试着问：“太后是不是冲着诏定国是这件事来的?”“不会吧。”光绪终于回过神来。“十五Et请安时，我已禀报过太后。太后说她不反对维新变法，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要我自己看着办。”翁同穌进一步问：“太后说这话时，神态如何?”光绪想了想：“跟往常请安时说话的神态差不多，没见她高兴，也没见她不高兴。讲了这两句话后，就说，没别的事吧，没别的事赶紧回宫去。今天谭鑫培进园子来唱《定军山》，得去准备准备。我说没别的事，就退出来了。”翁同穌说：“皇上放宽心好了，也可能是太后想见见皇上，随便聊聊，我陪皇上去。”“翁师傅，明天是您的六十九岁寿辰，家人和亲友都要来为您祝寿，您就不要陪我了。”翁同龢每年过生日这一天，光绪不仅记得，还会打发身边的太监去翁家代他祝寿，并送上一份礼物。国家正处新政的开端，皇上日理万机，昼夜不息，居然还记得他的生日，翁同龢心里滚过一阵热浪，语声哽咽地说：“皇上万几之中尚记得老臣的贱辰，老臣感激莫名。老臣的贱辰可过可不过，陪皇上进园子觐见太后，却是万不可缺的。”光绪说：“也好，有翁师傅在身边，我心里就安定许多。我们今下午就动身，明天一早见过太后后就回城，不会误了晚上的寿筵!”翁同穌激动地说：“皇上太为老臣着想了，老臣心里真过意不去。”黄昏时候，翁同龢一行陪同光绪来到颐和园，住进了仁寿殿。晚饭后散步时，翁同穌发现庆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刚毅都在园子里住着，他觉得情况有点不大对头。晚上，仁寿殿的小太监告诉他，八十岁的大学士徐桐已在园子里住下四五天了。翁同穌听到这个消息后，更觉意外。四十年前，徐桐和他同为同治皇帝的师傅，此人迂执拘泥，与他性格上合不来。后来翁同穌出任光绪师傅，他没有出任，于是与翁嫌隙更深。两年前，他拜体仁阁大学士后，因年事太高，对朝廷上的事便一概不管了，平日里闭门著书。徐桐恪守理学和祖宗家法，仇视西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与倭仁一道被朝臣称为前后两个有名的守旧大学士。徐桐、奕劻、荣禄、刚毅，他们同时来到园子里，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在翁同穌的脑子里盘旋大半个夜晚，他已隐隐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力量在压着他，压着他和皇上正在做的事业。第二天一清早，光绪书房太监王鉴斋，按常规带上一张五百两银票，来到乐寿堂向大总管李莲英献上，然后坐在小廊房里，静候李莲英的安排。有资格见到太后的文武官员，都必须向太后身边的太监总管递上红包，按红包里的分量来安排召见的先后。慈禧还政住颐和园后，连皇上每次觐见也要递红包。这话听起来有点类似海外奇谈，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晚清朝廷的腐败到了这种程度，岂是维新变法便可以解决得了的?可惜，当年热中于新政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待慈禧吃了早饭，遛了半个小时的圈子后，光绪奉命进殿拜见。“坐吧。”光绪行完跪拜常礼后，慈禧面无表情地指了指炕床的另一边。光绪挨着炕沿坐下，神情贯注地等待着皇额娘的慈谕。好长一会儿，不见慈禧开口，他偷眼望了望，只见六十四岁的皇额娘，正专心致志地自个儿欣赏她近日刚打好的两只三寸长的金护指，不过眼睛和脸上却并不见一丝欣喜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