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25日晨，毛泽东一行从涿县改乘火车继续向北平进发。火车厢里，毛泽东坐在桌旁批阅文件。朱仲丽轻轻地走了进来，关切地说：“主席，在火车上阅读太多，对眼睛有害呀！”“你这个医生呀，又说不能抽烟，又说火车上不能多看文件……看来，我是永远不会听从你的……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多，做不完的事，倒希望生两个脑袋，交换使用，可惜只有一个喽！”说完，毛泽东诙谐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头。“那你就先休息十分钟后再用脑子。”“你倒真善于答辩，将来当起驻苏大使夫人来，会在国际舞台上轰动一时的。稼祥有了你这位夫人，在外交上只会打胜仗的。”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什么夫人？”朱仲丽感到莫名其妙。“稼祥即将当驻苏大使，不称你夫人怎么行？难道到了莫斯科还称呼你为同志嫂吗？”毛泽东风趣的话又把朱仲丽逗乐了。“贺子珍身体如何？你们带她母女回国是对的，也是经过我同意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话题一转，向朱仲丽问道。“她嘛，长时间没有接触亲友，精神上比较低沉，神经也有些忧郁……”提起贺子珍，朱仲丽心里就充满了忧虑。毛泽东陷入了深思，望着车外的山山水水轻声叹了一口气。火车徐徐驶进了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毛泽东一行来到颐和园稍作休息，午饭后即乘车前往西苑机场。初春的北平阳光明媚，乍暖还寒。西苑机场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北平各界代表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欢迎队伍，正翘首以待目睹领袖们的风采。受阅部队全副武装，威武雄壮地排列着。各种武器和车辆也整齐地排列着，沿机场围了一个大圈，静静等候着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所有人的脸上无不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车队驶进西苑机场。毛泽东身着崭新的军装，精神焕发地走下车来，向欢迎队伍走去。随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在嘹亮的军乐声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部队。机场上顿时爆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毛泽东请朱仲丽到长沙看望…在香山的东南半山坡上、金代皇帝行宫——金山寺脚下，座落着一处幽静别致的庭院。院的北隅有两眼清泉，清乾隆帝在泉旁石崖上题刻：双清。1917年，河北督办熊希龄在此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双清别墅由此得名。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后，毛泽东便住在此处。毛泽东无暇欣赏香山的秀美景色，整日忙于批阅电文和各地送来的函件，或者和中央领导同志研究筹建新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房间里的灯光总是彻夜不熄。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看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261南京解放的捷报“毛主席，该休息了，我们都已经吃过早饭，您还在办公？”4月的一天，朱仲丽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诚恳地劝他注意保重身体。“噢，朱医生，请坐！”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来，风趣地说：“这是反动派不叫我睡觉嘛！”“主席的健康如何？我是来看看您的。”朱仲丽坐下来，随口又说：“战争已接近尾声了，全国就要解放了。”毛泽东当即严肃地说：“这只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嘛。是起点，不是尾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巩固人民政权，也像打仗一样，是一场斗争啊！”听到毛泽东的批评，朱仲丽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脸涨得通红，连忙解释道：“主席，我讲错了。不过，我认为您应该歇口气才好。我的意思是要您休息一下。”见朱仲丽十分窘迫的样子，毛泽东脸色缓和下来，轻松地说：“医生主动上门寻找病人，世界上的病人就都是轻病了。将来的新中国医生能做到这一点吗？”“能做到这一步，是病人的福音，只怕医务人员太少。”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说：“你知不知道，二十二号，我们解放军已经顺利渡过长江了？就要打到南京去了。”“知道了！大家都很高兴！”“好，趁你来了，给我量量血压、听听心脏吧！”说完，毛泽东把袖子高高卷起，坐到沙发上。朱仲丽很快给他量了血压，听了心脏，说：“报告主席，血压和心脏都正常。”“血压多少？”“七十至一百。”“心脏每分钟跳多少次？”“八十次。略微快了一点点，可能是在兴奋的日子里……”“我今年五十六岁，过了半辈子戎马生活，还存留一副好血压和好心脏呀！”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比较满意。“主席健康又长寿，这是人民的幸福。”朱仲丽接口说道。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是秋天。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相继解放了浙江、湖北、湖南等地，随即向华南、西南实施大进军，追歼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点残兵败将。毛泽东已由双清别墅搬到中南海，积极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召开。王稼祥和朱仲丽也搬进了中南海。9月底的一天，朱仲丽正在屋里收拾行李，准备回长沙探亲。叶子龙突然走进来，轻声问：“听说你要马上回家探亲？”“是的。”“毛主席叫你代他去探望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的。有什么叫我做的，我一定办到。”“叫你带封信，还买点儿东西，亲自给杨老太太和开慧的哥嫂杨开智夫妇。”叶子龙悄声说。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和哥哥杨开智、嫂子李崇德当时都住在长沙。朱仲丽明白，毛泽东叫她当这个“特使”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既是同学又是挚友，还是杨开慧和她的嫂嫂李崇德的老师。朱家与杨家有着非同一般关系，当年毛泽东还在朱仲丽家住过，非常尊敬朱剑凡。于是，朱仲丽痛快地说：“你告诉主席，我乐意当这个特使。保证万无一失。”“好极了。”叶子龙高兴地走了。几天后，叶子龙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走了进来。朱仲丽连忙起身，说：“叶子龙同志，你来了。”叶子龙笑了笑，把那个小包袱和一封信交给朱仲丽，信封上是毛泽东的亲笔字“杨老太太启”，然后又交给朱仲丽一叠钞票。“信是主席亲笔写的，要交给杨老太太。这包东西是一件皮大衣，这二百块钱也是他过去存下来的稿费，请你买点儿什么礼物送给杨老太太一家人。”“叫我去买？买什么才好呢？”朱仲丽感到十分为难。“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毛泽东请朱仲丽到长沙看望…“毛主席说交给你去办，没说买什么礼物。”叶子龙边说边向朱仲丽做了一个手势。朱仲丽立即会意，毛主席叫她带信、带东西，拜会和慰问杨老太太一家人，没有和江青商量，怕江青知道了惹麻烦。回到长沙的第二天，朱仲丽就带上毛主席的嘱托，来到杨老太太家。“这是毛主席叫我带给你老人家的信。”朱仲丽边说边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端端正正地放在杨老太太的手中，然后又把礼物送上。杨老太太打开信。杨开智和李崇德也凑过来看。信是这样写的：杨老太太，开智夫妇：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皮衣料一套，送给老太太。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毛泽东九月十一日他们反复看着信，低头拭泪，默默无语。杨老太太当时已年近八旬，穿一件粗布浅蓝色单上衣，一条黑色布裤，举止文雅，声音柔细。杨昌济先生去世后，特别是杨开慧牺牲后，她坚强不屈，终于盼来了革命的胜利。“这几年，你老人家身体可好？毛主席叫我亲自来看望你老人家，向你老人家问候。”“多谢朱小姐，我们身体都好，只是这几年国民党威胁恐吓我们，使我们安生不得，但没有把我这条老命送掉。……近年，全国局势喜人，我高兴，唯有挂念润之的身体健康……今天看到了他的亲笔信，心里畅快多了……润之是我家姑爷，也是人民的领袖，我祝福他……”杨老太太激动地说着往事。“润之在学生时代经常到我家来讨论社会问题，探求救国之道。他特别喜欢这个大书柜。”杨开智指着那个褐色倚墙而立的书柜，深情地回忆着：“家父藏书很多，润之有时候一读就是很长时间，忘记坐下来，忘记喝茶水，一直站着低头看。家父不敢打扰他，让他看个饱。有时我进来，家父做个手势，挤挤眉眼，我便赶紧走开。每次他读后，这书柜上的书和报纸刊物，便参差不齐了，有时书掉在地上他也没有发现。”“当时他有多大？”听到毛泽东的这些往事，朱仲丽十分感兴趣。“当时润之有二十四五岁，又瘦又高，那双眼睛总是雪亮的。开慧也只有十六七岁。”李崇德接着回忆道：“记得一次正值暑假，润之穿着草鞋，拿把雨伞，褂子被汗水湿透一大块，他是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我们家的，那时我们住在板仓……”往事重提，杨老太太又开始不断地擦着眼泪。“你该天天高兴啊！我想不久你们也会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朱仲丽怕杨老太太过于伤心，连忙安慰道。“我们当然盼望这天到来！”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告辞时，杨老太太抓住朱仲丽的手，似乎有什么话梗塞在咽喉。但是，她没有讲出来，只是请朱仲丽带给毛主席一封回信。不久，朱仲丽回到北京，放下行李就急匆匆走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主席，你叫我办的事，已经办好了。”“好，好。”毛泽东十分高兴。“我见到了杨老太太、杨开智夫妇。信和礼物亲手交给了他们。全家一遍两遍地看着你亲笔信，又喜又悲，也非常想念你，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他们一切都好，要你不要挂念。”说完，朱仲丽把杨老太太的回信递给了毛泽东。看过信，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一时思绪难平。“这次，在杨老太太身边，得到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们和我说了很多往事，介绍了许多你当年从事革命的活动。”朱仲丽打破了沉默。“噢，都给你讲了？”毛泽东微笑着问。“虽不是全部，也令我深受教育。”“我把开慧和孩子们送到板仓那年，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之时，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和主张……随即着手组织了秋收起义，没有料到和开慧生离死别……”毛泽东深情地回忆着。看得出，毛泽东对杨开慧仍是十分眷恋。果然不久，毛泽东又打发岸英和岸青兄弟回长沙看外婆和舅舅、舅母。“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毛泽东一语双关，对朱仲丽…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天寒地冻、银装素裹的莫斯科，朱仲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夫人，随王稼祥把毛泽东接进了位于莫斯科南郊的斯大林别墅里。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访问苏联，其中的含义颇深。其一，这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岁寿辰，当时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把苏联看作他们的榜样，苏联领袖斯大林过生日当然都要去庆祝。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在炮火中诞生，百废待兴，新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太多而又纷繁复杂的形势需要妥善处理，自然需要向苏联老大哥寻求帮助。然而，当时中苏两国、两党之间却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中。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革命斗争，不那么听苏共的话了。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由于过高地估计美国和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惧怕中国发生内战，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片面地强调各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实行妥协，不敢向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苏联在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还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但并不怕蒋介石打内战，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将在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全线溃败。这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劝阻中国共产党就此止步，不要打过长江，实行南北而治。实际上，斯大林是怕美国干涉，爆发新的世界战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听这一套，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终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仍是存有疑虑的。1949年12月，王稼祥迎接到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果然不出所料，中苏之间的谈判很快就陷入了僵局。斯大林不见了，把毛泽东冷落在郊外的别墅里。一天，王稼祥表情严肃地对朱仲丽说：“谈判进展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斯大林好久没有动静，……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馆的同志更要关心毛主席。你是医生，责任更大。主席在苏期间，你每天到别墅去照料他。苏方虽有医生，但可靠的医生还是你，一定要保护毛主席的健康……懂吗？”“这是一项党的任务，我当然乐于干，但不知苏方派了大医生为毛主席检查身体，结果如何？”“检查结果说，各器官正常，就是疲劳些，要禁烟、禁酒、禁肥肉，还要多活动，防止肥胖。医生们为毛主席整天喝浓茶而羡慕。”朱仲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每天都要喝浓浓的龙井茶，而且有时连茶叶也嚼烂吞下。“他们把龙井拿去化验。”“化验？”朱仲丽不解地问。“结果使这些教授转为羡慕。”“羡慕？”“说化验的结果是绿茶叶内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以及其他人体需要的元素，是长寿的好饮料。苏联只生产红茶，没有绿茶。所以，他们非常羡慕中国人有好茶喝。”“可以送些给斯大林。”“斯大林不随便吃外国人送他的食品。”“为什么？”“为了他的安全。你知道，饮食中是可以放毒的……”第二天一大早，朱仲丽就乘车来到了斯大林别墅。“给你准备好了一间休息房子，就在楼上。希望你时常下楼来陪陪主席。”叶子龙对朱仲丽高兴地说。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起来了。朱仲丽忙找了一个小小的玻璃杯，放进饭后服用的四粒维生素C，在工作人员的房间里等待。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不到五分钟，一辆小卧车开到餐厅门前停下。下来的是苏联远东司司长费德林。费德林，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一头黑发，黑色的眉毛，无论是眼睛还是皮肤，都像东方人，而且中国话讲得很标准，又深知中国的历史。斯大林很器重他，称他是“中国通”。毛泽东访苏期间，他作为斯大林的翻译每天来别墅陪伴毛泽东。朱仲丽见毛泽东和费德林一起到餐厅进餐，便拿着小玻璃杯，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说：“主席，这是药，请你吃完饭就服用。”然后，朱仲丽礼貌地向费德林问好。“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又是我们的医生。”毛泽东向费德林介绍。“我早就认识夫人了。”“请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进餐。”毛泽东笑着说。招待员马上又摆上一份餐具。“不，主席，我已经吃过了。”说完，朱仲丽就走开了。费德林目瞪口呆地望着朱仲丽，又偷眼观察毛泽东的神态。大概他认为，一位大使夫人，竟敢不听国家元首的命令，可能要吃苦头吧。“请朱大夫来和我们一起再吃一点儿。”毛泽东向身边站着的工作人员说。“主席请你去吃早饭。”工作人员来传话了。“不，我已经吃过了，不陪了！”朱仲丽仍是这样说。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又返回来了。“朱大夫，主席第三次叫你了！快去吧！”朱仲丽勉强地走了过去，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已经吃饱了。”“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毛泽东一语双关，对朱仲丽…毛泽东用不寻常的眼光看着，风趣地说：“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这番话引得费德林一阵大笑，连忙恭维地说：“毛主席，你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朱仲丽腼腆地笑了笑。“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又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毛泽东示意朱仲丽坐下，并亲自为朱仲丽夹了一块火腿，又挑了一点儿黑鱼子，放在她面前的一块面包上，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朱仲丽，用诙谐地口吻说：“今天桌子上增加了你朱大夫，就热闹多了。”朱仲丽吃了一口，心里一下子明白了。毛主席明在说我，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毛主席到莫斯科后，除了一些参观活动、检查身体，再就是费德林陪着吃饭。中苏两党两国会谈陷入僵局，斯大林干脆不露面，把毛主席冷落在这里。毛主席心中焦急，但表面上不露声色，这正是他所说的“宽宏大量”，而斯大林则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费德林是聪明的，他看着我们的表情，大概心中也明白了。当中苏双方处于僵持的尴尬局面时，王稼祥向毛泽东进言，和苏方协商，先发一则新闻公告，谈三点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公报发出了，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然后王稼祥建议毛泽东不要在莫斯科等待，可以出访列宁格勒，请周恩来总理来莫斯科进行谈判，研究缔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各项协定的有关事宜。1950年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几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恩来。自此，双方的谈判重新回到了正轨。2月11日，中苏友好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作为双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同日，中苏双方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当晚，中国驻苏大使馆在莫斯科的“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为办好这个酒会，早在前两天，大使馆就忙得不可开交，草拟名单，印发请柬，安排菜谱，布置接待人员。王稼祥觉得这次酒会很重要，希望斯大林能参加。如果斯大林能出席这个酒会，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是为祖国争得荣誉。但斯大林过去从来不出席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王稼祥对毛泽东说：“这次酒会，斯大林应该参加，我们已送了请柬。”“当然，就看他来不来了。”“那么，我设法争取。”于是，王稼祥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莫洛托夫，并代表毛泽东主席送上请柬，诚恳地说：“莫洛托夫同志，我代表毛主席，代表五亿中国人民（当时称五亿人口），请您将请柬亲自转交给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今天晚上大使馆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务必请斯大林同志莅临。因为这是我们中苏两国人民的心愿，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所盼望的，我个人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百忙之中赴宴。谢谢莫洛托夫同志，请您一定将请柬亲自转交给斯大林同志。”酒会前，王稼祥又一次嘱咐朱仲丽：“今晚的酒会很重要。我俩是主人，而且女主人在这种场合更引人注意。你要注意装饰与礼节，一定要中国民族式的。”“放心，我今天穿旗袍，一切都是民族式的。”1950年2月，毛泽东、斯大林出席中苏友好条约签字仪式朱仲丽回忆道：当晚参加鸡尾酒会的共有五百余人，除了苏联党政军机关最高领导人，还有各部门负责人，与我国建交的各国外交使节，苏联社会各界和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如著名作家和诗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米哈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及歌唱家、舞蹈家、艺术家、科学家、汉学家等。我和稼祥率领使馆人员在宴会厅的门口迎接来宾。按礼节，女主人要首先向来宾说：“您好！”然后握手，要庄重，不卑不亢，面带微笑，显示出热情。当时，我的情绪控制得很好，没有出现纰漏。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在八点钟就到了，苏联各方面人士也陆续到齐。离酒会正式开始还有五分钟，这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接踵而来，但不见斯大林。只有两分钟了，突然，宴会厅门前一阵骚动，掌声骤然响起，我和稼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斯大林就站在我面前，我和他握了手。斯大林和稼祥握完手，迅速走进宴会厅。毛主席迎上来，和斯大林握手拥抱。这时，整个宴会厅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席间，毛主席首先举杯祝斯大林健康，斯大林也几次举杯祝毛主席和周总理健康。这次盛大鸡尾酒会是非常成功的，一直持续到午夜方散。五天后，也就是毛泽东动身回国的前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送行。朱仲丽身穿晚礼服，挽着王稼祥紧紧跟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后面，步入宴会厅。宴会开始了。坐在朱仲丽左边的是赫鲁晓夫，右边的是米高扬，两人当时都是苏共政治局委员。“你是知识分子，是大学生吧？”米高扬问朱仲丽。“是，而且是医生。”朱仲丽面带微笑的回答。“噢，道克特（医生的英语译音）！你多大了？”“已经三十四岁了。”“我以为你只二十多岁呢！”米高扬十分惊讶。“为什么你这样窈窕？三十多岁的人应该发胖了。”坐在旁边的赫鲁晓夫插话道。朱仲丽听不懂俄语“窈窕”两个字，只好耸着肩表示不懂。化大流而酗酒、吸毒，更多的人则最终选择了另一种“解放”——离婚。“每人的父母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可是我的故事也是占我这个年龄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父母都离了婚，孩子们在高中时候便学会抽大麻，他们在一个所谓面临共产主义巨大威胁的年代里成长，每个人都以为认为自己会死于核大战，越来越多的暴力渗透进我们的社会，每个人的反应都毫无二致，每个人的个性也都被磨练得毫无二致。”柯特对自己的音乐在一代人音乐中的地位也自有看法，“我认为我们的音乐观念与同时代出现的其他乐队并无多少不同。我也不认为我们在承受父母和社会给予的伤害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都一样。我们更受瞩目是因为我们的歌里有点深意，它们能直刺人心。你见到的大多数乐手父母都离婚了，我这年龄的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在同一时间里问过同一问题——干嘛就他妈我的父母才离婚？出什么事了？反正有什么不对劲。培养我们父母的那套方式似乎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美妙。他们在哪儿肯定出错了。他们生活在想象世界里，他们肯定是做错了什么。”也许，《大西洋》（Atlantic）杂志那篇封面特稿更确切地描述了柯特这代人的特质。“这一代——确切地说是这代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已经成为一代隐喻，它标志着美国已丧失目标，对体制深感沮丧，对文化只有绝望，对未来充满恐惧。”的确，80年代的美国青年们经历的是美国历史上，尤其是近30年来最为充满暴力和屈辱的岁月，他们在心理上饱受摧残，他们日夜疲于奔命却难以糊口（在阿伯丁这类因经济不景气而日益衰退的小城镇尤为严重），他们因为现有体制的日益溃毁而日渐精神错乱（对那些准备欢呼东欧和苏联体制瓦解的冷战斗士而言，这也算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百无一用。于是他们的心里开始出现绝望的信号，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自杀、被杀、退学、逃学、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陷入了全体性的伤感和悲哀之中。对所有这一切，上一辈和成人世界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然而，他们甚至连同情之心也不曾有过，而是道貌岸然地指责年轻人不可救药。他们甚至嫌这一切不够，还继续用艾滋病、失业、无家可归、生态危机这些自己造就的恐怖阴影来作为压制下一代的高压手段，试图让他们在这一切面前闭嘴缄默。于是，年轻的一代在忍无可忍之中只好奋而揭露谎言、反击那些胡说八道和夸夸其谈。他们还必须列入议事日程的便是培养出一种敏锐的政治直觉，抵抗那种要他们通过心理疗法来改变社会造成的思想恶果的无稽之谈。对他们来说，尽管多数人只能借酒浇愁或独坐发呆，但他们一直在等着发言的机会，也一直在期待着有一位真正能代表自己一代人的发言人。柯特无疑是适时而来的，他无力也不愿承担发言人的重任，但历史注定他的音乐是真正由这一代的人为这一代人唱也是唱这一代人的音乐。他唱出了他们被人忽略、被人轻看和被人蔑视后的忿怒与悲楚。也许柯特的情绪并不算新奇，但他表达这种情绪的手法绝对独到。《洛杉矶时报》曾将《没事儿》列为91年最具深度的10大专辑之一，该报的资深撰稿人罗伯特·希尔本（Robert Hiburn）说柯特的音乐“是新一代的觉醒之声”。社会学家唐娜·盖恩斯（Denna Gaines）则说，“苦儿们以他为证，相信真理最终得以昭彰、正义最终会得声张。在‘涅槃’之中，科本将一个少年的个人恩怨变成了一代人集体的嚎叫。”这些评价丝毫不为过。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理解柯特·科本，才不至埋没他本来所具有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透过重重因为经济利益而形成的迷雾而真正理解为什么一张充满着少年人愤懑与沮丧的专辑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暴，而一首混杂着痛楚与怒号的悲歌为何竟然能登上排行榜的首位。因为在柯特的声音里，包含着他这一代人啸聚的密讯，这一代人本来就比任何一代人享有更为广阔和丰富的信息传输方式，而当柯特像弥赛亚一样高喊着“一个否决、一个否决”时，大概谁也无法阻拦摇滚史上又一个最为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这一切也表明柯特完成了一项极具艰辛的任务——创造出新一代的摇滚乐却回复真正的摇滚精神。由于操控着主流摇滚的战后一代本身便是在摇滚中长大的，新一代人想要让摇滚乐重新拾回它最初的抗议动机，甚至要比那些筚路褴褛之辈还要艰难。然而，柯特终于用他那极具挑衅性的嚎叫、四处弥漫的失真和毫不妥协的姿态，尤其是用《没事儿》的骄人战果，给了战后一代自以为是和霸道蛮横的统治予以致命一击，在他们的惊慌失措中，在波及这些娱乐霸主之外的诸多为人父母者的社会和文化骚动中，柯特让90年代的新人也初尝了摇滚乐在五、六十年代的战斗力，让人们重抬了对摇滚的信心。也许正是这种信心让年轻人把购买《没事儿》也变成了进行叛逆消费的一部分。他们起码暂时不再迷信那些用广告堆成的大腕，而是注重实质胜于外表，这使得《没事儿》也成了渴望真实之风的滥觞。一时间，人们将会莫名其妙地沉醉于“不插电”、绿色食物、电脑网络上毫不留情戳穿政治面具的“真新闻”传送，乃至是对地下文化的类似于对“涅槃”早期评价的口口相传。这是一种即将广为流行的对真诚和真实的追求；这也是一种更为本原的追求，它也是对80年代物欲横流的反动，它还是一种更为人性的诉求。它的蔚为潮流表明，即使像在美国这样一个似乎已经金钱当道的国度，也依然会有真切的理想复苏，一样会有对真诚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依然会有产生柯特·科本的土壤，最为重要的是，仍然产生出了柯特·科本。而对一个摇滚的衷心拥戴者而言，最令人欣慰的是，摇滚终于又从不死不活中苏醒，一张摇滚专辑终于又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也终于有一个人，重新让摇滚的朋友或敌人或欣喜或嫉妒，在一个无法英武的年代成为英雄，在一个无法传奇的岁月写下传奇。在未世的乱流中，他并不魁伟的身影悄然耸立，如此地平凡又如此地特异，如此脆弱却又如此刚毅，如此的无奈却又如此的进取，他会永远在一代人的灵魂中凝聚，尽管这可能并非他的本意。第十章心形盒子 Heart – Shaped Box我们的内心都是美丽的金色向日葵，我们获得自己种子的祝福，有金色、多毛、赤裸而有成的身体，在落日里成长为疯狂的黑色正正向日葵，我们的眼在怒奔的火车头阴影下看岸边日没旧金山的山景罐头黄昏孤影幻化——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向日葵箴言》（Sunflower Sutra）Drink black coffee.Stair to what. There’s stair to my heart. Just in my mind.——Black Flag“Black Coffee”入彀：“这是唯一能让我止痛的东西。”空前的成功与显赫的名声带给柯特的首要礼物便是胃痛的加剧。这让他长时间地陷于莫名的愤怒与烦闷之中。“因为我处于如此这般的混账难受之中，许多恨意就会露头。我对自己的身体太过痛恨，弄得我都没法同别人相处。我成天神经兮兮，因为我一天到晚胃痛不已。别人拿这也没办法，我疼得不行，可又不能一天24小时都抱怨唠叨。”他甚至说这种胃痛让他想一死了之，可他总不能让自己疼死，所以他为自己找上了别的方式。“我决定还是活活看。即使我要自杀，我总不能以胃疼这个蠢笨的理由为借口吧，于是我决定立即使用让一切过量的方式。”这就是柯特为自己又猛然想“飞”而找到的借口。许多人认为柯特的胃痛是装的，但每个在他身边的人都证实了他确实有极让人感到恐惧的胃疼，当他发作得满地打滚、满床呕吐时，谁也不会毫无同情心地视而不见。问题在于，哪个瘾君子没有借口呢？总不能因为谁的理由更为充分就认为他完全无辜吧？柯特自己倒是只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当他回到美国之前，他同柯妮就曾在阿姆斯特丹大过其瘾，随后在伦敦，他们俩又有过一次类似经历。他回到西雅图后，柯妮依然同“洞穴”在欧洲巡演，他在剧烈的胃痛之时找到了一名女货源，她开始给他定期送上几份禁品。几天之后，她就被柯特一次突然的晕倒吓了个半死。柯特事后说，“我没有过量。她认为我过量了，所以她开始给我做人工呼吸，我只是站起身时太急了，所以一下头晕倒下去。她给我做人工呼吸，还说我脸都绿了，可我只晕过去了一会儿——可能有个半分钟吧。只是她被吓着了，她反应过度了。”柯特在病急乱投医之时刚出狼窝又入虎口。他不顾一切地要止住痛，于是他说，“我决定上瘾，我宁愿如此。这是我作的选择，这是眼下唯一可以让我的脑袋免于爆炸的办法。我总得弄点什么东西来止痛。”他也承认“飞”起来是有点莫名的快感，但终其一身，他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为此而“飞”，也正因此，许多真正的狂徒认为他还太不彻底，不是真酷。但柯特实在也不在此等人士之列，他似乎没有必要撒谎，他对朋友说，“大概是在‘飞’了几把的三天之后，胃疼突然没了。那真是种解脱，我下了决心，‘去他的，我这样干个一年半载的，然后再戒了。我不会总这样干的，因为时间长了会没命的。’我对此不后悔，因为从天天胃痛里解脱实在太好了，那种混账难受全没了，我把自己治好了。”当柯妮从欧洲回到洛杉矶后，柯特给她去了电话并说，“咱们住一块吧。”他到了洛杉矶并同“洞穴”的吉它手埃里克·厄兰德森及一帮朋友住在一起，但是，柯特和柯妮几天之后便不得不搬出来单住，因为大家都讨厌他们沾上了药品。于是他们从一个饭店到另一个饭店迁徙，并且破罐子破摔地继续沉沦。有许多人都把柯特沉迷于此归结于柯妮的纵容，但这似乎并不符合实际情形，如同谢莉所说，“每个人都责备她（柯妮），她成了大替罪羊。如果他不同她厮混在一起，他也会同别人混在一起染上瘾。这才是事实真相。把她责怪一番实在是很容易——回想起来，这就是人人干过的事，他们至今还如此行事，也就因为她总是大大咧咧、直言不讳，而且她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确，这种红颜祸水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且柯特在认识柯妮之前也曾断断续续地染过禁品，因此柯特自己也对责怪柯妮的说法恨恨不已，毕竟，在知道一种东西是毒药之后，只有一些人非要去吞下它，而这些人往往并非被人强迫，而是他自己要争先恐后。事实上，柯妮比柯特的瘾要小得多（因为她没有胃疼？），如同柯特所形容的，“她也就有20美元量的瘾，更多的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要求”。柯特则要更贼胆大一些，他从来否认自己曾过量过，但他除了在西雅图那次昏倒外，还有一次“棉花热”，就是把一丝棉絮注进了血管，结果头疼脑热住进了医院，弄得小道消息满天飞。自然，摇滚乐不仅总是同关于瘾君子的小道消息相关，而且还总是同过量而死的人相关。在那些英年早逝的明星中，詹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舍德·维西斯、蒂姆·巴克莱（Tim Buckley）、汤米·博林（Tommy Bolin）、达比·克拉希（Darby Crash）等早已成为前车之鉴，可依然挡不住"妈爱上进生”的安德烈·伍德（Andrew Wood）和“红辣椒”（The Red Hot Chili Pepers）的希勒尔·斯洛伐克（Hillel Slovak）以及“七年悍妇”的斯蒂芬妮·萨金特（Stefanie Sargent）等等直扑地狱。这是摇滚乐中令人实在无法恭维的那部分传奇，它的消极影响实在不能忽略不计。柯特或许是个杰出的歌手，但他肯定不是个冷静的社会学家，他曾经像专家那样大谈这些过量而死者的无知，说“他们总是先喝醉再‘飞’所以他们死了。我从不喝醉——这是我从瘾君子那儿学来的。你不能把酒精与‘飞’药混在一起，否则就死定了..我知道的每个死于过量的人都先喝醉了，而且还总是在深夜。”柯特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似乎是头脑清醒的，但在我们眼中，这不啻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柯特在此事上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还没有继续往前走，像某些更为冷酷的名人一样宣称自己是为信念而上瘾，从而为无知的少男少女树立可怕的榜样。他老老实实地坚持自己是因为身体的痛苦而惹上麻烦，但这同样是极大的麻烦，因为这让他的形象偏离音乐，更让他的生活紊乱，也让他的亲朋焦急。毒品之“毒”已经不仅表现在他让人身体受损，情感沉沦，而是让人的全部生活都坠入绝地。第一家对柯特沾“药”的传言进行报道的是一家名为BAM的杂志，它在一篇人物小传中称柯特“在说话时打瞌睡”，并说他“憔悴的神情、下陷的脸颊和粗糙、灰黄的皮肤说明有比疲劳更严重的事情”。其他的一些传媒也随之聒噪起来。柯特开始初尝难受了，他说，“到头来，真正的困扰出现了，因为我开始成了忘想狂，只因有些文章开始说我是个瘾君子。我开始妄想警察闯进了我们的屋子，他们把我推倒在地，而且认出了我是谁，发现了针眼，把我关进了监狱。最大的恐惧便是突然性戒瘾，我知道那样的话我就会完蛋大吉。”柯特对媒体的说三道四充满恐惧（以后他则会变得愤怒狂野），他没能意识到这也许是在美国出人头地的必须代价。倒是柯妮比他更善于总结，她看出了物质丰富后的灵魂空虚，她看出了这玩意是一个物欲横流社会中主要的堕落诱惑：“正是‘飞’药让人昏昏然和飘飘然，当你在一家狗屁四星级饭店里呆着，你可以喝三吆四要一切房间服务，可以躺在床上手舞足蹈，因为你在银行里存了百万大洋，此时就会有‘飞’药……”或许，柯特和柯妮也从中里看到了逃避名声压力的希望，天真地认为它可以解脱一切，如同它似乎真的解脱了胃痛。但他们周围的人显然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种自我毁灭之路。温蒂曾经描述过柯特和柯妮在这段时间里的惨景：“我到了柯特的房间，柯特穿着内裤就跑来开门，柯妮也在，可我看到的只是从被子露出来的一缕头发，屋里还有五只熟食店托盘，一辆装着些剩食品的小推车。我就说，柯特，你怎么还弄了个女招待在这儿？”戴夫也有同样的经历和更为愤怒的心情：“我记得我头一次到他们俩在饭店的房间去，着实以为他们正在干那事，可是他们俩都在床上迷迷糊糊，昏天黑地的不醒人事。既让人恶心，也让人厌烦。让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们这两个人，而是他们竟然做出让他们如此凄惨的事情。我觉得任何让自己丧失机能和变成二傻子的人都很凄惨。这就像一个人说‘喂，让我们吸点药，让自己瘫成烂泥，看起来像个傻瓜吧’。每个走到这一步的人都很蠢，让人厌烦恶心而且惨不忍睹。”戴夫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感谢上帝他们还没用更猛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傻瓜。”柯特自以为他干事隐秘不会有人留意，但实际上他的健康已经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严重受损，当乐队重新会聚，让老朋友迈克尔·拉文拍摄一组照片备用时，已经被淘干的柯特竟然在镜头面前打起了瞌睡，这下连一直没多加留意的奎斯也马上意识到了一切。拍完照片之后，一切都进入了一种柯特后来形容的“死一样的沉寂”。拉文则忍不住质问柯特“你干嘛要干那种事？”柯特用他为自己找的理由说，“这是唯一能让我止痛的东西。”拉文后来说“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可我想说，柯特，别他妈扯蛋了。”一向同柯特关系特殊的奎斯也开始对柯特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他向着戴夫和谢莉大叫“柯特是个瘾君子，我恨他！”他自己也有极深的酒瘾，但他一向对药物恨之入骨，看着他一向呵护的柯特堕入深渊，他的心如刀扎般地难受。他开始故意找柯特出气，他说，“这也许是因为我感到他好像在远离我，我是真关心和真担心他的人，可是我又无能为力，我只有朝他发火生气。”柯特所远离的似乎绝非奎斯和戴夫，“涅槃”的音响师格里格·蒙哥马利（Graig Motgomery）说：“他们（指柯特与柯妮）似乎是处身云山雾罩之中，他们似乎好些东西都不在乎。包括他们的朋友。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我敢说他们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同他们过不去。”的确，除了这一阴影之外，柯特和柯妮的感情倒是进入了最为贴心的阶段。就在那张臭名昭著的柯特打瞌睡照片拍完之后，拉文在第二天又为柯特同柯妮在下一期《时尚》的封面专稿拍照。他已经看出了二人的情热：“他们俩全心全意相爱，你没法把他们分开，他俩已在情网之中，那可不是在做戏，他们相互间有一种真正的神秘影响。”《时尚》将柯特同柯妮接吻的照片放在封面，标题是《爱是首要的吗？》，文中说，“这看起来多像《舍德与南希》呀。”他们俩在洛杉矶租了一套高级公寓，过上了小俩口似的小日子，柯特起床后先去找点“药”，而让他的朋克精神得到满足的是，他认识的几个供货人从不把他当摇滚明星，因为他们也同别的明星打交道，这让柯特更加心安理得。他回来之后，便是听音乐、画画、弹吉它、看电视。“这是一种康复，我已经跑来跑去巡演了7个月，我需要这种康复。”柯妮对这段生活的最深印象则是扔掉了一大堆毛毯，因为他们俩总是抽倒床烟。这段时间柯特用来买“药”的钱则是一天一百。他们俩都开始有点妄想狂，半夜时分，柯妮总是说她听到有人闯进来了，于是柯特总是拿出老朋友迪伦·卡尔森给他的那把手枪，起床四处搜寻，结果自然是一场虚惊。就在柯特和柯妮的自甘沉沦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1992年1月中旬，柯妮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俩从不采取避孕措施，即使在胡乱狂“飞”时亦是如此。事后会有声讨的风暴对此而发，柯妮承认这成了个“道德问题”，但她坚持她如果知道怀孕了，是不会如此胡来的。她后来说：“我那时是个白痴——我还能说什么？可我并不是道德败坏。”他们是打算要个孩子，但准备是在两年之后再要，而且确实严肃地约定过是要在戒瘾之后。而在当时，柯妮尽管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瘾君子，但毕竟同柯特一起“飞”过好一段，而柯特近一个月来已经难以自拔。所以他们想，现在要孩子可能会生出一个猿猴。因而柯特坚持让柯妮流产。柯特的想法似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到了要下一代时，他们头脑也不再迷糊了。但柯妮也坚持她那母性的本能，她说，“我们应当把孩子生下来，这总比买个猴子强。”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跑去找一个畸胎专家咨询，结果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留下几分畏惧。这位专家告诉他们，“飞”药无疑会对下一代有害，但如果是在头三月之内，而且母亲用量很小并小心戒除的话，对胎儿的形状影响不会太大。但也有可能对小孩以后的学习能力有些轻微影响。此一说法总的说来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乐观一点，所以柯特说，“你要把这套说法讲给美国的中年夫妇们听，可别指望哪怕一个人会相信。”他们决定要这个孩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戒瘾。这是他们良心的苏醒，也说明他们的确不曾太深地沉沦。丹尼·戈德堡曾就此说，“我敢肯定即将降生的婴儿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个孩子可是个大事——那可是你面临的最大的事之一。这是老生常谈，可是不管是哪类人，包括朋克乐手，都会有同样的反应。”柯妮尽管嘴硬，此刻也不得不自找理由下台阶，她说，“我知道我还沾药的话就会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就像洛杉矶街头那些手上脖子上全是针眼的吸毒佬。如果我曾见过魔鬼，那就是它。它是如此地狡猾和难以对付。它让你道德堕落，它如此狡猾，让你以为是同真正美丽的天使共处。”他们俩在一位医生的监督之下住进了假日酒店，严格按照戒瘾程序开始了疗程。治疗很快就有了成效。柯特沾沾自喜地说，戒瘾易如反掌，“我的瘾并不严重，我刚开始个把月，才刚刚上瘾，也就在那个星期内我就戒了它。戒瘾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也就是在那儿睡了几天然后又醒来。”也许正是因此，柯特才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以至日后追悔莫及。他后来也说，“我那时想‘噫，戒瘾不就这么回事吧，我以后再来上一辈子也无所谓。’可我一旦染上了一天4百元的量又想戒瘾时，那就完全不同了，彻彻底底地不同了。”柯特哪会想到，这正是一切毒品之所以称为“毒”的原因之所在，它总是让你层层加码，直到最后让你成为人渣。柯妮的感受同柯特截然相反。她被上吐下泻折腾得灵魂出窍，真正知道了它的凶恶。这也许便是她后来不沾它的决心更大的原因之一。然而，真正让她不沾禁品的原因还是腹中的婴儿，如同柯特为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小生命戒除了难以戒除的药瘾（对柯特来说，可能是暂时的）。这是生命战胜恶魔的颂歌，因为他们救了自己的孩子一命；然而更确切地说，这也是希望战胜沉沦的欢歌，因为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救了他们一命，否则他们可能就在不久后的某一天，双双毙命于一条臭毛毯中。而如今，柯特总算能抖起点精神，继续他方兴未艾的摇滚事业，而柯妮则会暂时放下吉它，专注于他们爱情结晶的滋养，有一天，她和这个孩子将会成为柯特唯一的快乐的源泉，成为他对这个世界唯一难舍的留恋。成婚：“这太棒了，就像是处于迷幻之中一样”回到美国过完圣诞节后，“涅槃”曾同“红辣椒”进行过一段短期巡演，为后者担任暖场任务。由于这是早已签下的合约，所以尽管大家都觉得不合适，可还是继续了行程。结果是“涅槃”反而成了主角，“红辣椒”往日的风头被抢得一干二净。然而，依然还是有些乐队觉得自己能够镇得住“涅槃”，纷纷请求他们加盟自己的巡演，其中闹得最出名的是“枪花”和“金属制品”的联合巡演，尽管柯特和乐队面临着来自公司内外的极大压力，他们还是断然拒绝了同这两支乐队一起巡演，尤其是“枪花”，柯特打死也不愿同他们同台。1992年1月11日，在柯妮发现自己怀孕前几天，也是《没事儿》登上排行榜首同日，乐队准备飞到纽约，为MTV台录制现场特辑，并且在“周末夜现场“节目作现场表演。当一辆加长型的豪华车到西雅图的一家酒店接柯特和柯妮时，柯特的朋克劲又上来了，他坚持要换一辆低档车，由于负责此次接送任务的公司没有低档车，所以他们又开了一辆豪华车来，好不容易等柯特上车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上天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同柯特分别了一段的戴夫和奎斯才发现了柯特的“秘密”。当天晚上在“周末夜现潮的表演中，乐队演唱了《少年心气》和《就地小便》，最后还砸了一把乐器。但让众多的中产人士们惊异的并不是他们那明显带有表演嫌疑的乱砸瞎扔，而是奎斯恶作剧地故意同柯特和戴夫各来了个嘴对嘴的吻。在两千伍百万电视观众中，定然有许多人拍案大骂，那些反同性恋者从此更是把“涅槃”视为莫大的敌人。也正是在看到这场演出之后，依然在阿伯丁乡下的唐纳德·科本给“周末夜现场”节目发了一份传真，要求同柯特联系。他自柯特打电话告诉他同“格芬”签约的消息之后，就一直失去了同柯特的联系。他给“格芬”、“金山”公司都去过电话，给“地下流行”也去过电话，也曾想通过柯特的妈妈同他联系，结果都毫无回音。在“周末夜现场”之后，柯特同戴夫和奎斯又分开了一段，在柯特戒瘾疗程之后，他们又聚到了一起，拍摄《保持本色》的音乐录像。由于同拍摄《少年心气》的导演山姆·拜尔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柯特便请了曾为伊基·波普、“灵魂收容所”（Soul Asylum）、“音速青年”和“乱星”（Mazzy Star）拍过片的凯文·克什莱克（Kevin Kerslake）担任导演。本来，凯文那种轻灵飘渺而又带点印象派色彩的风格是不太容易被大厂牌所接受的，但如今柯特的影响力已前非同小可，所以凯文顺利入眩在取得空前成功的《少年心气》录像之后，《保持本色》的录像便显得十分艰难。柯特对凯文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必与专辑封面的颜色保持一致，要多来点紫色和红色；二是乐队的面部要模糊化。这后一个要求显然是同现有音乐录像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然而柯特的意见似乎不容反对，于是它也得以通过。在拍成的片子中，柯特和奎斯、戴夫的脸部都被流水、阴影和视频特技真的模糊化了，而这一录像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便又开创了另一种潮流，许多乐队都开始学着模糊起来，但又有几支乐队是像“涅槃”这样在遮遮掩掩之间依然呼之欲出呢？柯特对这部录像非常满意，“它非常好，非常棒，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片子在几个月后播出，的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也成了“涅槃”同凯文一系列合作的开始。几天之后，他们开始了首次亚太巡演，演出地点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及夏威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次巡演不是时候，因为柯特显然还没能真正恢复健康。然而，正如戴夫所说，“只要柯特想干什么事，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干。对他来说，参加此次巡演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难受得要死，他的样子也难看得要命，可他挺过来了，他应付自如。”在澳大利亚期间，开始几天一切正常，但柯特的胃疼突然发作了，其猛烈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没完没了地呕吐，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他给柯妮打电话诉苦，甚至痛得泣不成声。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他已经决定坐下班飞机回家。尤为让柯特痛苦的是，连一向同他最亲近的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同情他了，他们以为柯恃是因为上过瘾才这样狼狈。一天，当柯特坐在一家饭店的台阶上，因为胃疼而缩成一团时，谢莉走过来对他说：“柯特，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虐待自己，我没法忍受你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柯特心如刀绞也气愤难平，他后来说，“我真想照着她脸上来上一拳，因为她也同别人一样，认为我是用了药。我当时想‘你们这帮人一点都他妈不了解我一天到晚疼得多么难受，那是我的身子里自己发作的疼痛。’我真不敢相信他们会这样。我忘不了她说的那些话，因为那正是别的人看待我的姿态。我每次并没有沾药的时候，他们都还是认为我沾了。到现在仍然这样。”也许柯特是在疼痛中昏了头，他已经无法分辨关心与厌烦；是有许多人对他抱有恶意，但的确还是有许多人是真正地爱护他，连这样的人都无法理解他的痛苦，柯特的狂怒可以理解却又令人伤感，毒品的为祸之烈终究是不止于伤害身体的。巡演的经纪人阿列克斯·麦克劳德（Alex Macleod）是此次旅程中最关心和担心柯特的的人，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不愿意看到一个我充满敬意和爱意的人如此痛苦，我是真的被吓蒙了，这比别的任何事都吓人，而且还没完没了。”当柯特疼得实在受不了时，阿列克斯就会不顾一切地叫来救护车，可当他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夫柯特刚戒完瘾时，十有八九医生会满不在乎、幸灾乐祸地说，“噢，他是个吸毒佬，他发瘾了。”可怜的柯特只好从病床上爬起来，边吐边走出令他愤恨的医院，独自熬过剧痛，独自承受误解。后来，柯特终于找到了一位“摇滚大夫”，在他诊所的墙上，挂着一张他同“滚石”乐队的合影。当柯特把胃痛史诉说给这位大夫后，这位早已从阿列克斯那儿知道一切的医生说，“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他故意说要给柯特拿胃痛药，实际上却给他开了“滚石”的基思·理查兹在戒瘾期间也一直服用的戒瘾药美沙酮，由于这种药在澳洲另有名称，叫做“非热扑痛”，柯特还以为他真的吃的是止胃疼的药。叫人难以置信的是，“非热扑痛”奇迹般地治好了他的胃疼，柯特傻乎乎地向人大赞这种新药真是了不得。澳洲之旅结束后，他们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演了一场，然后飞到了新加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新加坡机场竟然汇聚了两、三百年轻歌述，挥舞着“欢迎来到新加坡”的小旗对他们围追堵截，甚至揪着他们的头发不放。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种方式是标准的新加坡式追星法，当地的唱片公司把它们到达的航班号都登在了报上，到达机场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歌迷而已。乐队到达日本后，柯妮也赶来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对她来说，这儿算是旧地重游。随后他们一起到了夏威夷，当柯特又一次胃疼发作并再次服用“非热扑痛”时，当地的医生才告诉他，这也是一种麻醉性药品。也许是夏威夷那天堂般的景色打动了柯特与柯妮，也许是不想让未来的孩子名不正言不顺，也许是他们决定永远不再分离，他们决定在夏威夷的维基岛举行婚礼，这一天是1992年2月24日。在柯妮的一再坚持之下，他们俩订立了一份婚前协议，她开玩笑似地说，“我可不想柯特把我的钱全卷跑了。”当时，戴夫和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乐队鼓类技师巴雷特·琼斯都把女朋友带到了夏威夷，但是柯特和柯妮不愿意他们在婚礼上露面。柯特担心的是自己可能会在婚礼上哭出来，所以他想尽量让婚礼既隐蔽又简洁。而柯妮则担心“他们全都从西雅图来，他们回去后会四处嚷：‘我们出席了柯特和柯妮的婚礼！’然后胡编滥造一番。”但在所有的朋友中，真正因此而酿成矛盾的是谢莉和奎斯。他们俩也开始认为是柯妮让柯特沾上了禁品。当柯特请人叫奎斯到自己房间后，便对奎斯说，他不想让那些认为他不该同柯妮结婚的人出席婚礼，这显然是指的谢莉。所以奎斯便说，如果他的妻子不参加，他也不会参加。柯妮后来说，“我对此一点不后悔，我对此一点也不想让步，我可受不了在那一刻有谢莉在场”谢莉对此则有自己的说法，“那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没劲，我知道她都怀孕了，我真的很反感她怀孕前还在‘飞’。也许她‘飞’了，也许她没有，可我们都觉得她这样干了。我不想参加婚礼，因为我知道如果她怀孕了还‘飞’，我是不会与她同流合污的，我也不会赞同柯特一天到晚吊儿啷当，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婚礼。”她说也曾有人劝她为乐队的团结着想还是参加，“可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不去，因为他们不想要我去，这真伤我的感情。”最终出席了柯特和柯妮婚礼的有戴夫、阿列克斯、迪伦·卡尔森及女友、音响师伊恩·贝弗里奇及乐队的吉它技师厄克·克洛斯。婚礼在一处可眺望海滩的悬崖上举行，新娘穿着一件曾经属于女电影演员弗兰西丝·法默（Frances Farmer，柯特将为她写下一首感人的悲歌）的旧绣花衫，新郎则穿着一件大睡袍，人人都按夏威夷式礼俗戴上了花环。柯妮从夏威夷证婚处请来的一位无教派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婚礼。柯特倒是真的哭了，柯妮却没有，但她非常兴奋，“这太绝妙了，就像是处于迷幻之中一样，太棒了，那可跟只做男朋友和女朋友太不一样了。真是件好事情，真高兴我们这样办了。”朋克如柯特和柯妮，竟然也正正经经地举行了婚礼；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代破裂婚姻父母之子的代表人物，竟然毫不畏惧地走进了婚姻的围城，自然会留给人们许多的意外、许多的惊喜，但更多的无疑是困惑和怀疑。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们大概会在孩子出生之前便像许多摇滚和娱乐界的快速婚姻一样迅速瓦解。但柯特和柯妮显然毫无此念，柯特说，他同柯妮的爱情就如同“矿泉水与电池酸”，把他们相混，“你就得到了爱”。他认为自己从未如此地快乐，“我终于找到了可完全融洽相处的人。”柯妮则这样表达过她的梦想：“有一天我们会坐在车里长途跋涉，到俄勒冈州的一座小镇上去生活，柯特会去一家加油站上班，我到一家无上装酒吧去跳舞，直到我人老珠黄。到那时我们就去领救济券。”这是柯妮要过一段才会表达出来的渴望，在刚刚完婚之时，她和柯特还不会对如此简朴的生活产生向往。他们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们还有更多的期盼。他们不知道的是，今后尽管还会有耀眼的辉煌，可也有更多的哭泣与烦恼；他们的婚姻固然会成为一时的心灵避难岛，但许多的狂风暴雨也会正对着这座孤伶伶的小岛而来，那时候能够全力守护它的，可能只会有他们两人。第十一章强暴我 Rape Me报刊所干的事，也就是将最丑陋的声音选出来大声播放，如果够丑陋，那就是新闻，如果不够丑陋，那就还不够格……这种丑陋庸俗的喧闹是为大众播放的，它想要扩散歇斯底里的录音然后再回放最为愚昧的歇斯底里的反应。——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爆炸的车票》（The Ticket That Exploded）I got a lie. A lot fucking lie. Ablut a law. ldiots obey. They made it easy.——Jane’s Addiction“ldiots Rule”孤寂：“我真想有个人来看看我。”“如果能保持激情，极其聪明而且不畏挑战的科本可能会成为一个约翰·列侬似的人物。把科本同他的偶像相提并论并非毫无意义。像列侬一样，他是在用自己的音乐尖叫出不幸福的童年；像列侬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一位同样富于挑衅性和耽于幻想的艺人——柯妮·洛夫，狂暴的新女性主义乐队‘洞穴’的领军人。”这是1992年4月16日出版的《滚石》杂志上的一段话。柯特本来十分讨厌《滚石》这类主流杂志，他曾说过，“我每次拿到本《滚石》，都会非常恶心、气得不行，只好把它甩到一边，那是雅皮王国的缩影，那是我讨厌的一切东西的典型代表，它让人作呕。”他曾经取消了原先答应好的《滚石》封面特稿的采访，既因为他一向讨厌主流杂志，也因为该杂志的读者回音栏在一段时间内满载反对“涅槃”之声，还因为该杂志擅自把《少年心气》用作了评论一部名为《贝弗利山90210》的电视剧的标题。但柯特最后改变了主意，同意接受该杂志的专访。他说，“在《滚石》上的很多东西是我永远无法同意的。..可那上面有好些政治文章是我要深表谢意的，去攻击一个自己并不是100％地反对的东西很傻，如果在任何一个东西里有点希望之光，你都应去支持它。”至于那些指责他和乐队的读者来信，柯特也最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宽宏大量地说：“我不会责怪那些平均年龄才17岁的朋克小子们叫我叛徒，我对此可是一清二楚，也许等他们稍微长大一点后，他们就会明白，在刚直不阿地按照摇滚原则生存之外，生活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其实，柯特依然坚持着他的摇滚原则。当大家要他赶紧跟上，去为《滚石》专访拍照时，他故意穿上了一件印有“大牌杂志仍然没劲”的T恤，这是SST唱片公司的口号。柯特说，“这是对《滚石》发出的带点傻劲的宣言。“你们并不是个嬉皮杂志，可你们又非要弄个被视为嬉皮的乐队上封面。”出乎柯特意料之外的是，《滚石》真正不敢用的倒是另一组备用的照片，在那上头他穿的是一件印有一只朋克摇滚老鸭的T恤，老鸭的身上也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朋克不死”，老鸭身边则写着：“干掉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在《滚石》这期引人注目的专题报道中，柯特断然否认了自己还在“飞”，“我连酒都不喝了，因为这对我的胃有伤害。即使我想‘飞’，我的身体也不允许，因为它太虚弱了，所有的毒品都是浪费时间，它伤害你的记忆和你的自尊，一切都会同你的自尊相干，它一点也不好。当然我也不会马上出去宣传抵制它，这是各人的选择，反正从我的经验看，那都是浪费时间。”《滚石》的文章还写道：“科本对那种认为他很难适应名声的说法不屑一顾地否认，对那些说他觉得乐队名气太大所以将解散乐队的传言也断然否认。‘它对我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我在采访中表现出来或是许多记者所描述的那么大。’他说，‘我觉得相当轻松’。”然而，对柯特这样一个其实相当内向、寡言的人而言，名声真的不是负担吗？在两三年间，他从一个“隐士”变成了具有炙手可热名声的巨星，在种种光环加身的同时，他也已经成为一个一切都暴露在强光之下的公众人物。他的公开生活和隐私，他的身体及灵魂，都成了大众传媒进行分析解剖的活体，《滚石》封面专辑的标题赫然便是“柯特·科本心智灵魂的深处。”事实上，《滚石》还发表过一篇名为《‘涅槃’抗拒名声》的文章，但在整篇文章中，似乎只有戴夫的一段话极其精彩，而且说出了他们对待名望的姿态，他说，“任何好评论都应该只说：‘他们上得台来，唱罢15首歌，然后离开。声音很大，人们很狂，我头痛着回家。涅槃。’还有什么可多说的？”的确，即使还有什么可多说的，也不会说到点子上。因为柯特从来不感激那些给他别人求之不得的名声的人，也不会总像在《滚石》上那样心平气和，他经常公开抨击或嘲笑他的名声，一点也不给听众或抬骄者面子。他甚至“以怨报德”，攻击那些曾给予他巨大声誉的传媒和听众对他的窥视打探。他说，“对那些抱怨自己处于聚光灯下的人，典型的反应就是：‘你自做其瓮，请君入之吧，你如今已成了公众宠物了，每个人都有权知道你的一切。’可是没有人有权知道我个人生活的一切，如果他们想知道音乐的事和我怎么写它们，那没问题。当然，那也是同我的个人生活密不可分的，可并不是到了人们所想的那种程度。我常常感到受了侵犯，而且我决不同意别人说他有权知道。我倒是有权努力去改变这种想法，我有权努力去改变人们对名人的想法。它必须改变，它必须有所不同。他们应当被当作人对待，他们的隐私应当得到尊重。”柯特的话实在是有感而发，自夏威夷回到洛杉矶后相当长一段，他每天必须竭尽全力的事情之一，便是同柯妮一起避开种种打扰。幸好柯特是一个有极多艺术细胞的人，他不愿意再坐在屋子里发呆或是打瞌睡，于是便拼命画画、写歌，下一张专辑的多数作品便是在这一段时间写成的。然而，他在这种蜜月般的日子里失去了同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的乐队的联系。婚礼事件让他们同奎斯和谢莉搞得很僵，如同谢莉所说：“柯特远离了我们，我们也远离了他。”尤其糟糕的是，当他们恢复排练之后，他们仍然很少讲话交流，此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奎斯心里真正不能原谅的不是柯特的婚礼事件，而是柯特可能还在“飞”。而他和柯特之间又常常并不当面提出问题，如同柯特所说：“当我们之间有问题时，我们从来不会好好交流沟通。我们不会提及它，我们只会让它过去。我们从来不会直面某件让我们相互有意见的事。”奎斯其实并没有当面见过柯特“飞”，可他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连柯特在洛杉矶的屋都不进，“他在洛杉矶住时，我根本就不去那儿，我也从没去过他的住处，我不想去，因为我害怕我可能会看到的一切。”戴夫就更对此无能为力了。他向来是一个不爱多事的人，他认为要规劝柯特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事，他更没有资格去撮合柯特与奎斯。但他有一次给柯特打电话时却忍不住露出了焦急的心情，他问柯特还想不想在乐队里呆了，因为要求他们开始新一轮巡演的压力极大。柯特则不想再因为巡演的不安定生活又招来胃痛，而且他想陪着柯妮度过怀孕期，于是他拒绝了巡演的要求。这当然让《没事儿》继续停留在榜首的莫大可能打了折扣，而且有关他身体已经崩溃的传言立即又充满了大刊小报。在这件事上，奎斯倒是站在了柯特一边，他同意三年来的巡演造成了极大压力，它已经不再是早年那种随心所欲的乐趣，而成了一种负担。在巡演的感受上他和柯特完全一致：“我们原来是在探险，如今却成了马戏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柯特和奎斯之间的隔陔开始有所消除了。他们开始不断地打电话，奎斯说，“每当我们通话并谈起一些事之后，我对许多事情的感受都会好得多。”毕竟，他们依然是患难多年的战友，还有着共同的理想与事业，不至于因为分歧而分手。而另一件让柯特兴奋不已的事情则是他得到了一段柯妮腹中胎儿健康成长的超声波录像。“噢，那真不可思议”他兴高采烈地逢人便说，“那才是最让人惊异的事，那不是照片，而是录像，所以你可以看见她在动。这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她是个活东西，你可以看见她的心跳。”柯特还信誓旦旦地说，小胎儿还来了个食指与小指并举的重金属式敬礼。他对她的宠爱在她出生之前便已开始。而对这个腹中的小生命来说，她最熟悉的歌曲应当是她爸爸写下的《少年心气》，但唱歌的却不是他而是托莉·阿莫斯（Tori Amos）。阿莫斯在她的一张新EP里收录了她演唱的钢琴版的《少年心气》，这成了柯特和柯妮每天早晨必听的音乐，他们把它的音量开到最大，然后随之起舞，陶醉在莫名的快乐之中。夏天将临之时，“涅槃”发行了《锂》单曲唱片，其中包括了一首从未发表过的《毛躁人》（Curmudgeon），并且附上了听众们等待已久的《没事儿》专辑的歌词。但同时推出的《锂》录像却十分令人失望，因为在万众期待下到来的这部录像，仅仅是一些现场镜头的拼接。有些人将此归咎于柯特因上瘾而提不出什么好主意，但事实上他和凯文一起构思了一个传奇故事，只是因为要拍摄它需费时四个月，他们只好放弃原计划。由于去年底巡演时取消了剩下的演出，柯特纵然极不情愿，也强打起精神在夏天开始了在爱尔兰、法国、西班牙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巡演。事实证明这次勉强进行的巡演困扰不断。这首先是因为柯特和“涅槃”极不喜欢户外的大型演唱会，他们觉得最为自在的演唱地点往往是中小型的俱乐部舞台。柯特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在大型露天演唱会上，他找不到最佳感觉。然而，这同他那又一次严重发作的胃疼相比，已经算是小事一桩了。他为了能够将这次巡演对付过去，已经准备了许多美莎酮药片，但7月22日在贝尔法斯特演出当晚，他忘了吃药片，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在早餐时胃疼发作，全身抽搐，他害怕马上服用美莎酮会引起呕吐，就提出上医院去打—针止痛药。谁知道救护车司机竟然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所有的小报，于是关于柯特·科本吸毒过量的消息传遍了全球。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贝尔法斯特是一个极难得到禁品的城市。可从此之后，柯特在巡演中看到的全都是毫不掩饰的粗鲁打量，而且他一直在那则谣言中跌跌撞撞。他对此恼怒之极却又无能为力，可他对此也不乏自嘲，当他同柯妮在饭店登记姓名时，他写下了“西蒙·里奇（Simon Ritchie）夫妇”，而西蒙·里奇正是可怜而胡闹的舍德·维舍斯的本名。也许是为了防止柯特和柯妮还惹下什么大麻烦，“金山”公司雇了两个“保姆”来监视他们俩。贝尔法斯特事件的弟二天，乐队在巴黎准备演出，当柯特准备出门弄点吃的时，他注意到一个“保姆”在他们隔壁的房中大开房门往外盯着他，柯特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被两个打手监视着，我只是想出去弄点鱼吃，我不是要去找‘药’，我有美莎酮，我挺好，我绝对没有‘飞’的欲望，可我被当作个小屁孩一样的看待。他们把这乐队变成了它不想成为的一切玩意。”他立即同柯妮怒气冲冲地收拾东西，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另外找了一家饭店住下来。柯特之所以要出去买鱼，倒的确是因为他向来讨厌欧洲的食物，他宁愿自己带上一堆谷类食物和罐头，却瞧不起名闻天下的巴黎或罗马美食，这或许也是他那骨子里的朋克精神在作怪。让柯特最难受的还在于，即使是同他关系最密切的人，也任由那些谣言满天飞而从不当面向他询问一声真假如何，更不用提为他辟谣了。唯一同他真正谈起过此事的人便是戴夫，可在柯特眼中，他虽然认真聆听却毫无看法；“奎斯倒是有很多看法，但他所做的一切便是让气氛紧张并斜我一眼。”事实上，在此次巡演之前，柯特同奎斯及戴夫那刚有所改善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波折，使得“涅槃”的团结再不可能一如往昔。这次矛盾的源头是败坏过一切团结和友谊的老一套——钱。柯特同其他人一样，从来也没想过能够卖出成百万张的唱片（后来是成千万张），所以在早期约定时，尽管他也明白“涅槃”的绝大多数音乐都会由他来创作和把握，但是为了维护乐队的团结，避免为了那少得可怜的收入而闹得大家不愉快，他慷慨地同意在音乐创作版税上也同奎斯和戴夫平分。当《没事儿》取得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时，柯特开始有点想法了。他曾说，“我写了那些歌，我提出了基本构想，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乐队排练它。多数时候我会征求奎斯和戴夫的意见，那只是为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乐队的组成部分。总是我做最终的决定。”对此，奎斯和戴夫并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柯特提出应当得到更多的版税，并认为这并不是因为钱，因为这笔钱在改变创作版税分配后的数额也不过15万美元，在此刻的柯特眼中的确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数目，他提出的是另一种理由：“我意识到我承受的是多大的压力，我应当多值点钱，因为我是主唱，所有的看法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不得不承担所有的压力。我还得面对创作歌曲的压力，如果别人能为此而拿到那笔钱我是不会在意的，可我总得先在经济上为此得到补偿。”奎斯和戴夫对此也没有异议，他们已经挣到了不少钱，以后版税多给柯特一些也是应该的。可当柯特要求把新的分配方式往回追溯到《没事儿》专辑时，他们俩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他们看来，柯特简直就是要从他们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他们的争吵只持续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但差点让“涅槃”成为历史，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戴夫说，“奎斯和我都想，‘如果这就是一个招人厌恶的柯特出现的前兆，那我们可不想同一个这样的人同在一支乐队。’”柯特则说，“在那段时间里，我已经准备他妈退出乐队，我真不能相信他们竟然给我来这一套。”柯特当时曾在电话里对戴夫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们会这么贪心。”戴夫则回了他一句“随你怎么说。”柯特马上挂了电话。与此同时，所有因“涅槃”而得益的人都劝说奎斯与戴夫不要同柯特闹僵，如同戴夫后来曾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说让他得这一份吧，不然乐队就得完蛋了。你们哥儿几个明年能挣一千五百万，这一份就给他得了。”最后，柯特终于得到了这一份，75％的创作版税并且追溯到《没事儿》专辑。但此举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平心而论，也太不像他一贯的朋克作风），因为它让“涅槃”本来就已经不太踏实的团结基础更加松懈，让这三个在音乐上配合默契的天才在心理和情绪上产生了隔阂。如果夸张一点说，是在凡夫俗子们都难逃的金钱关上栽了一个跟斗。自然，它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在一个后现代和金钱当道的社会里，想要做真正的英雄，的确大不易。因为尽管柯特提出了种种理由，一切总还是归结到了钱。不知道是否又有人把柯特的改变又归咎于柯妮的出现，但是少年伙伴在家室的拖曳之下分崩离析，却是永远的青春故事。在每个歌迷眼中，他们所述狂的乐队都是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他们吃喝拉撒全在一起，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同仇敌忾、不分你我。在“涅槃”像乞丐一样四处云游时，他们或许曾经如此亲密过，但自从谢莉加入巡演的队伍，奎斯便不可能时时同柯特和戴夫在一起了；而当柯妮出现之时，柯特也就不会再同奎斯和戴夫同乐了；更不用提戴夫后来也有了女友同行。正如何特所说，“从前，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也不认识别的人。慢慢地，每个人都开始有了一帮哥们儿，我们再也不住在饭店的同一房间了，诸如此类吧。以前我们可是住在同一房间的。”正是感情上的疏远让奎斯和戴夫根本就不过问柯特状态如何，身体怎样，这又反过来加深了感情上的距离。柯特觉得自己更加委屈，他说，“我没法容忍那些不同你正面相对的人。如果你同某人之间有了什么问题，你应当直截了当地去问他。他们可绝不这样。他们只会上得车来让气氛紧张——你都能看见这种紧张气氛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这只会让我在心里积存怨气，我会觉得这帮人怎么这么没骨气，他们全都对事实一无所知可又在那儿东猜西想，而他们竟然和我同在一个狗屁乐队中。”带着这样的情绪，柯特在整个巡演过程中始终闷闷不乐，加上他每天晚上都要呕吐，吃不下任何东西，他更是将一切烦闷都写在了脸上，成了一个更加内向的人。他每天都两眼瞪直，集中注意力于不要呕吐，这让别人更没法同他交流。在西班牙时，柯妮突然感到了一阵宫缩，她觉得这是早产的证兆，被吓得一塌湖涂。可那时正逢柯特马上要出场演唱，于是柯特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登台，心里忐忑着柯妮是死了还是生下了娃娃。演出一完，柯特便飞速赶到医院，他见到的是他见过的最脏最乱的医院，护士正在用西班牙语冲着柯妮大叫大嚷。他们立即到了另一家诊所，并在那儿给她的产科医生打了电话，这位医生认为柯妮尚无大碍，但建议他们立即回家。于是柯特买了两张头等舱机票，让柯妮能够躺着回美国。结果，小报上立即出现了关于他们俩情感危机的报道。柯特或许是处于喝口凉水也塞牙的时期，7月份，当他和柯妮回到住所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走之前，为了防止小偷光顾时失窃，他别出心裁地把一把最喜欢的吉它和几盘小样以及一本记满了诗句和歌曲设想的笔记本藏在了浴缸之中。不曾想在他们离家期间，浴室的自来水管出了毛病，柯特好长一段时间的心血全部泡汤。于是他们干脆另外在贝弗利山边上靠近好莱坞体育场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柯特只好重新开始他那被冲刷得一干二净的创作。在此期间，另一件事又差点让他马上又去英国。因为在那儿又冒出来一支乐队也叫“涅槃”，细加考察，此“涅槃”敢情同以前跟他们打过官司的美国老“涅槃”一样，在英国也曾有过一两首小有名气的热门曲，不过是在60年代而已。英国老“涅槃”告了美国新“涅槃”一状，要求独享在英国的“涅槃”名称权。当别人指出这支新“涅槃”在英国都已经知名了两年却从未见过他们有任何举动时，老“涅槃”也许是自觉无趣，放弃了一切要求。即使是一件本来会让柯特尤其是让柯妮兴奋的事，也似乎蒙上了阴影。还是在7月份，“洞穴”乐队也同“格芬”公司签了约，据报道，那是一份高达百万的合约，亦即比“涅槃”更高、更有利可图的合约。可是连比较正经的《新闻周刊》在一篇抨击随“涅槃”而来的“非主流”乐队签约热的文章中，也借一位唱片界人士之口说，“同柯特·科本同床也值百万美金”。尽管“格芬”公司否认了同柯妮签约同柯特有关，新闻媒介中充斥着的露骨言论依然甚嚣尘上，柯特夫妇的心境可想而知。在这段惨淡的日子里，柯特和柯妮几乎成了无人过问的孤苦夫妻，唯一前来探望他们的是“洞穴”的吉它手埃里克·厄兰德森。在柯特充满感激的心里，埃里克成了救命恩人似的人物，他成了“唯一现实的生活，唯一还意味着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沉着之人。”实际上，这段时间正是柯特想要彻底戒瘾的艰难时日，当他在万般压力之下发现只有“飞”上一把才能平静点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往日感觉。他知道自己已经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当他一天花4百美元还找不到感觉时，他知道要么彻底解救自己的生命，要么彻底断送自己的一切。柯特发现，当被禁品拉入更深的渊薮时，即使戒瘾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了，他面临的是身体和情感的双重痛苦：“我处在一种真正脆弱的感情状态之中，在戒瘾的头10天里真是一塌糊涂，成天哭哭啼啼..什么事都能影响你的感情——你看的书和电视都会让你哭。”他希望能有人给他力量，“我一开始没能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帮助，没人来看我，没有人来电话或干点别的。我真想有个人来看看我，让我感到我还有几个朋友。”说来也怪，奎斯和戴夫马上就来看他了，但奎斯看望他之后便直后悔，“能看到他真好，可见到他情况如此糟糕，实在让我受不了。他正在接受某种治疗，躺在病床上，我就想：得，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一切。”这似乎真是当时的柯特给人的印象，既可悲、复可叹、亦可怜。在名声、友谊、金钱和病痛诸多方面几乎让他倾覆的压力面前，他四处飘泊，力图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避风港。但他找到的却是一个幻想，一个海市蜃楼，尤为可怕的是一个魔鬼操纵的魅惑圈套。他在痛苦中的挣扎几乎已经不加掩饰，他的痛哭便是求助的呼号。那是一个自命朋克者的哭号，那是一个儿时在壮汉的痛殴之下也面带嘲笑者的哭号，但那似乎并未能打动他身边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硬汉们。而尤为让人痛心的是，对柯特而言，更大的压力和打击还未降临。悲愤：“我要宰了她”《名利场》杂志在美国以至全世界都有不低的知名度，在它广大的读者之中，自命品味高雅的不在少数，杂志自己也时常以此为荣。因此，当《名利场》向柯妮提出采访要求时，她美滋滋地以为那必定是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例行文章，不是吗，她丈夫的唱片正处在最为时髦的人们绝不会错过的风头之上，她和她的音乐也一点不差。然而，正是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让柯妮和柯特低估了前来采访的《名利场》记者林恩·赫希伯格（Lynn Hirschberg）。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人是赫赫有名的“名人杀手”。柯妮觉得此人会让自己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这对她和她的乐队并无坏处。事实证明，赫希伯格的确让柯妮名声大增，并会让她和柯特为此名声付出惨痛而沉重的代价。柯妮同柯特一样，喜欢英国报刊那种更多着眼于艺术本身的报道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英式报道和英国记者似乎更能对他们语带夸张、暗含嘲讽的幽默感心领神会，而且他们从不过多提出让人难堪的问题，不深究隐私，用保守秘密来赢得摇滚乐手的敬重（自然，英式报刊亦有肉麻吹捧、青睐狂人之类的毛病）。显然，赫希伯格可不吃这一套，她是那种典型的美式记者，而且还是极喜深究名人隐私，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人物。柯妮在1992年9月号的《名利场》上。衣着略嫌暴露，这似乎并未引发太多争议，因为人们已见惯不惊。在一大堆照片里，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她大着肚子却在抽烟的那张，而这一张恰恰并非是有意安排。为这篇文章准备照片的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总共耗费了10余个胶卷，转换了好几个场景，柯妮也换了好几身衣服。就在有一次换服装时，柯妮顺手拿起一支烟喷了几口，却被摄影师眼疾手快地拍了下来。本来，准备用在杂志上的是两张抽烟的照片，其中一张被编辑把烟雾抹掉了。但剩下的一张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事后柯特花了5千美元买下了这张照片的版权，以防它再度流传。这篇文章将柯妮形容为具有“毁灭性的性格”，说她“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不怎么在意”。它极其强烈地暗示是柯妮让柯特同禁品有染，而且还说“圈内人士”都担心柯妮腹中孩子的健康。这都是赫希伯格的典型笔法。然而，真正给柯特夫妇以致命一击的还是赫希伯格对柯妮的“引用”。这篇文章在描述柯特和柯妮在“周末夜现场”演出时的情形后“引用”柯妮的话说：“我们（指她同柯特）‘飞’了一把，又去了‘周末夜现场”，在那以后，我用了几个月的‘飞’药。”这就意味着，柯妮在知道自己已怀孕之后还在“飞”。这自然引起了舆论大哗。柯妮坚持自己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也不会那样说，但赫希伯格也坚持自己有录音为证。事实上，如果是一个对摇滚有所了解或是对柯特和柯妮有所了解的人，便会发现赫希伯格的文章漏洞百出。比如，文中说柯特和柯妮“8年多以前”就认识，亦即柯特在阿伯丁高中时就认识柯妮。它还说当他们第二次相遇时，“柯特已是个明星”，柯妮便决定从他身上捞一把。赫希伯格还编了个各公司为“洞穴”乐队大打出手的拙劣故事。这些都是胡编乱造。赫希伯格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事实都没能弄对，比如，她把丹尼·戈德堡说成是宝丽金公司的总裁，而实际上他是大西洋公司的总裁；她还说戈德堡是“涅槃”的经纪人，但实际上，他是曾主持过“金山”公司，但如今已基本不再过问其事务，“涅槃”的经纪人实际上是约翰·席尔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许最为致命的是，赫希伯格不是柯妮曾经面对过的能够容忍和理解其独特的幽默感的记者。柯妮的确也是个爱开些没遮没拦玩笑的人，每个同她有所交往的人，都知道许多被赫希伯格引用的话绝对是在开玩笑，而且她一向是故意说些反话取乐的人。如果赫希伯格确实问过她关于怀孕与吸毒的话题，她倒可能会说出“如果说有个时间是某人该吸毒的好时候的话，那就是怀孕之时，因为这不是傻得其时吗？”她就是这么个人，一个总没正经的朋克女皇。《名利场》这篇文章无疑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对柯特夫妇而言却是最不合适的时候）刊出的。是时，恰逢全美上下对毒品极为痛恨之时，还逢共和党人“家庭观念”宣传战的高峰时期。柯特夫妇顿时成了美国十年来对儿童欠疚心理的活靶子。本来，因为电影《独自在家》而引发的对“独自在家”儿童的关注，以及长岛一个小女孩被关在地下室好几天的新闻已经引发了一场媒体风暴，如今又出了一个怀着孕吸毒（吸烟就已经够呛了）的母亲，自然更足以让人们愤怒了。柯妮终于懂得了媒体的厉害：“我真没曾想我会被那本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捏扁、挤垮、蹂躏或是大大伤害，可它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真难以置信。我读了一份传真来的文章，立马骨头都散了。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完了，我完蛋了。绝对如此。我全没戏了。我不仅得背着黑锅过日子，而且还得与之抗争，一辈子与之抗争。”她后悔不已，她想起了答应这次采访时还是在同柯特昏天胡地的那段日子，否则的话，“我会足够清醒意识到《名利场》是想收拾我一把——他们还会对我有什么好吗？”柯妮只好住进了医院，因为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我感到自己想自杀，可我怀着8个半月的孩子，我不能自杀，所以我只好住进医院。”对正在戒瘾的柯特来说，这场风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当时正处在胃疼发作期，吃不下任何东西。为了止痛，医生只好给他打吗啡，这使得疗程不得不延长，而他的身体则一天比一天衰弱。为了查出病因，一群群专家前来给他照X光，照CAT，查这个，验那个，结果依然是看着他呕吐而束手无策。“他哭了好几个星期，”柯妮回忆起一切发生后柯特的痛苦时说，“什么也干不了，就是哭泣。他能干的一切就是哭。真可怕。”柯特一开始只感到那文章荒唐可笑，他心不在焉，只想早日恢复健康。可从柯妮那可怜的神色和周围的议论中，他逐渐认识到一切并不那么简单，“一天，我突然醒悟并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恐怖。它必定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形象和一切。”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充满怀疑和不满，“我还从未读过一篇文章那样让人相信却又那样荒诞地描写我的生活，可是每个人，从唱片公司到经纪人和亲近的朋友全都相信那些狗屁东西。”尤其让他愤懑的是，赫希伯格的文章充斥着大量所谓“内部消息来源”，这让柯特对他周围的人深深地失望，而且怀疑是他最信任的朋友们出卖了他。柯特对赫希伯格恨恨不已：“她把柯妮所说的一切断章取义地变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她在这方面本事不小，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在我身上就发生过好几次——但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且她干得如此天衣无缝，连我都该给她发奖。她是个阴谋大师。”尤其让柯特受不了的是，他可以说拿她毫无办法。“她不可能为此入狱或是挨顿打或是被起诉，我也想过我们可以起诉她，可那肯定是桩上百万美元的官司，得同支持她的康德·纳斯特（Conde Nast，《名利场》杂志出版人）对簿公堂。”柯特知道，自己那点钱还不足以同一个资本帝国对阵，“他们的钱实在太多了，他们可以跟你拖上10年官司，我们奉陪它的唯一结果就是失去一大半自己的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