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零二周年暨庆贺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开园，她挥笔题词：韶山伟人诞生地，黄洋赤水宝塔兴。天安呼声震寰宇，故园丰碑万古存。韶山毛泽东故居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年已九旬的张文秋几乎每日伏案写作，笔耕不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踏遍青山》和《亲家》。在书中，张文秋满怀深情地写道：人生并非一定要拥有多少鲜花和掌声；人生的得意和自豪也并非让人们无休止的歌功颂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如清泉浇灌着每一片土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留下令人回味的启示，就会觉得人生是美好的、充实的，无愧于人民的。人生的信念，有的也许很简单，但这正是照亮人生之路的灯塔。毫不讳言，我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是这种植根于生命之树的信仰；我奋力拼搏，摆脱封建世家的羁绊，投入革命熔炉；我冒着杀头的危险，踏上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历程；我含着热泪，满腔悲愤送走了同志、爱人、战友，擦干他们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他们的尸体，挺起胸膛，握紧枪杆继续战斗；我带着三个幼小孩子，在敌人的监狱里熬过常人难以忍受的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白日里望太阳，黑夜里盼北斗，和难友们一起与敌人作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我忍受内心巨大的痛苦，去劝慰大女儿思齐，为她分担失去新婚爱人岸英的切肤之痛……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写下了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诗；历史也留下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了解这些历史，对于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极为重要；对于增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极为重要；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极为重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因为我的心还是年轻的……“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她，十五岁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人称“红姑娘”，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坚贞女战士；她，作为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第一任丈夫夏明震（也就是曾写下著名的《断头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革命家夏明翰的弟弟）、第二任丈夫蔡协民（早期革命家，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毛泽东共事）先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三任丈夫陶铸为中国革命披肝沥胆，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情迫害，临终前，给她留下了“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著名诗句；她，早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相识，并由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俩人在革命的烽火中结下深厚的战友情，其间充满了传奇色彩，令人叹为观止；她，就是曾志。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王家冲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入宜章县女子小学。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衡阳、郴州、宜章地区做地下工作，参加了湘南暴动，历任衡阳农民协会妇女部干事、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衡阳警察大队政治助理员、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等职。因在革命斗争中作风泼辣，腰扎红腰带、头裹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人称“红姑娘”。1928年4月，参加了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历任井冈山红军后方总医院总支书记，红4军直属队支部书记，红4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政治部组织干事，闽西团特委书记，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98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中央妇女委员会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兼市委工业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十五大代邀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福气哟！”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28年春天。那次见面毛泽东给曾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深情地写道：如今整整七十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初次见到毛泽东那一幕历历在目，主席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样的清晰、真切。那是1928年的春天，湘南暴动后，广东和湖南两省国民党军如滚滚洪水般向湘南猛扑过来。形势万分火急。起义军总指挥朱德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若不迅速转移，起义军必将遭到一次灭绝式的大杀戮，湘南的革命力量必将毁于一旦，于是当即下令起义军向井冈山撤退，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朱毛会师。转移极为仓促，头天下午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出发。部队所经之地的苏维埃政权干部，农会积极分子，还有他们的家属，都不顾一切的尾随部队撤走，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曾志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那次转移的：这支队伍一路走一路在加长，最后首尾竟相距十几里地。这支队伍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拄杖蹒跚而行的白发老人，有神色惶恐的妇女，有襁褓里的婴儿。有抱孩子，背孩子，担孩子的，还有用梭标挑着布衫，包袱，甚至尿布的。晚上宿营，四处火光熊熊，烟尘缭绕；喊声、叫声、哭声响成一片。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如果此时被敌人发现，只能是全军覆灭。因此队伍到达水口时，不得不进行了整顿。精壮汉子随队继续进发，妇孺老人和伤病体弱者或动员回去，或找地方隐蔽起来，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的精干队伍开进了酃县。工农革命军郴州第7师直属队抵达酃县后，便住了下来，等候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一天傍晚，在第7师师部所在地——酃县的一座祠堂里，十分疲惫的曾志正依偎着新婚丈夫蔡协民的肩膀，等待开晚饭。蔡协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第24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湘南，调到郴州任第7师党代表。而曾志此时也由郴州特委调到第7师党委办公室工作。两人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在师长邓允庭的撮合下，两人结为了革命伴侣。战争年代，特殊时期，一切从简。蔡协民和曾志的婚礼既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大摆喜宴，甚至连简单的茶点都没有。那时曾志已有孕在身，加上连续几天的强行军，真是疲劳得像散了骨头架一样，靠在蔡协民的肩膀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突然，正在睡梦中的曾志被门外的大声喊叫惊醒了。“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还没等蔡协民起身，那人已跨门而进。“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福气哟！”“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来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拉过一条长凳，不请自坐，满含笑意地看着坐在床上、还未及起身的蔡协民和曾志二人。直到这时，曾志才睁开睲松的睡眼，看清楚来人的模样：只见他身材伟岸，中分式黑色长发，面颊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曾志暗自称奇：此人绝非寻常之人！但这位来者的突然闯入，也弄得曾志一时满脸通红，有些不好意思。“这人是谁呢？看来他和老蔡是熟人。唉，又休息不成了……”“曾志，这位就是毛泽东，毛润之呀！”蔡协民忙拉曾志起身，向她介绍来人。啊！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3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曾志顿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和战友的谈话。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此刻久别重逢，两人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那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早已把一旁的曾志给忘了。许多年后，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端详着毛泽东，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们畅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挥洒自如；待人亲切和蔼，平等热情而又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这就是毛泽东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这印象极其深刻，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常常会恍惚感到毛主席就坐在我面前的凳子上，满含笑意的在望着我。……他热情风趣、平易近人，使我对他从仰慕变成了崇敬和亲切，从此对他没有了拘束，就是后来人们对他神化般地顶礼膜拜时，在我心目中，他还是那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毛泽东。“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朱德的队伍很快就到了，我还要去那里接他们。”原来，毛泽东这次见蔡协民，是特意来接第7师上井冈山的。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毛泽东起身告辞。蔡协民和曾志一直目送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消失在一片浓浓的暮色之中。几天后，也就是1928年5月4日，在砻市南边的一个大草坪上，曾志随郴州第7师参加了井冈山胜利会师大会。会议是由陈毅主持的。他庄严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师”。“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毛泽东关切地对曾志说：“你…“井冈山会师”后，郴州第7师番号取消，正式编入红4军，曾志被分配到第32团工作。1928年8月中旬，朱德率红4军一部回师湘南攻克郴州，复又失败退回桂东一带。毛泽东率第31团第3营往桂东方向迎接朱德的部队返回井冈山。毛泽东率部经过井冈山下的宁冈时，来到了第32团驻地看望老朋友蔡协民夫妇。当时，第32团正在休整，战士们抓紧难得的战斗空隙，有的在补衣服、有的在打草鞋，一派安静悠闲的气氛。更多的战士到村前的一条小河里洗澡。那时许多战士没有换洗的衣服，他们脱光衣裤，在河里洗干净、晒在石头上等基本干了，就往身上穿。毛泽东见曾志和蔡协民坐在一起，又风趣地开起玩笑：“你们这一对形影不离，真是模范夫妻啊！”突然，毛泽东发现曾志的肚子鼓鼓的，即便肥大的男装也遮不住了，就关切地问：“曾志同志，你怀孩子了？有几个月了？”“有七八个月了。”曾志有些难为情地回答。“这样不行！部队马上要行动，你不能再随部队走了，赶快回后方，明天一早就骑我的马上山去休息，等生了孩子后再工作！”曾志知道毛泽东有匹马，但他很少骑，行军时都是步行，将马留给掉队的同志或伤病员骑。见毛泽东不容争辩的下达了命令，曾志尽管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服从。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的马夫就牵着马来接曾志去井冈山。曾志肚子大行动笨拙，连马都爬不上去，还是马夫连扶带拉地将她推上了马背。于是，曾志就骑着毛泽东的马，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宁冈出发，经过茅草坪，沿着崎岖的山路，向井冈山进发。这是曾志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马，既紧张又害怕，生怕从马上摔下来。可越是害怕越是出问题。谁承想马鞍没绑紧，当走到一处山陡的地方，马鞍突然滑落，曾志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还好，没什么大事，但曾志不敢再骑了，索性徒步爬上山去。爬了大半天，曾志终于艰难地翻过了黄洋界山头，来到井冈山的后方留守处。曾志深情地回忆道：这虽是件极小的事情，但从中能透射出毛泽东的风格。多少人骑过毛泽东的马啊！我也有幸是其中之一。尽管这马将我摔的够呛，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对我的关怀的！11月初，曾志在井冈山留守处生下一个男孩。产后第四十天，曾志便接到通知，去后方总医院担任党总支书记。虽说初为人母，但那年曾志才只有17岁。当时环境恶劣，战斗残酷，无法养育孩子，曾志只好流着泪，忍痛将婴儿——才一个月大的儿子，送给了当地人，就匆匆奔赴新的岗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深感它已成为心腹之患。1929年1月，国民党集结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大举进犯井冈山，发动了历史上的第三次“会剿”。红军决定避开与敌人正面交锋，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4军第30、第32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第28、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同时牵制敌人对井冈山的新的大举进犯，这就是历史上第三次反“会剿”行动。当时曾志正在后方总医院工作，自然是属于留守的性质，一点儿也没有随大部队转移的思想准备。但就在大部队出发前的一天，即1929年1月1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从茨坪突然送来了一张条子。这张条子是毛泽东亲笔写给曾志的。曾志同志，见到条子立即交待工作，天黑前赶到茨坪，黎明即随队出发。曾志看了条子后，马上找到曹荣院长和萧光球副院长，将条子交给他们。因为在医院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可移交的。曾志回屋将破夹被一卷，找了根竹棍，一头挑着被卷，一头挑着米袋和挎包，三步并两步的向茨坪赶去。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天擦黑的时候，曾志准时到达茨坪，在一家店铺里找到了毛泽东。屋里，毛泽东正同贺子珍、伍若兰(朱德的夫人)、吴仲莲等人谈得热闹。见曾志进来，毛泽东亲切地说：“曾志，你来了。”曾志一面擦着满头的汗水，一面焦急地问道：“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队伍出发？”“你问她们，是她们推举你，要你一同下山的。”毛泽东半开玩笑地指着坐在旁边的伍若兰、贺子珍、吴仲莲等女同志说。原来前委为了做好行军途中的群众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下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等。军部和前委的几个女同志被编在妇女组，当时的妇女组除了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外，就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伍若兰想起曾志在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过军事，参加过战斗，又是做地方工作的，便向毛泽东建议将曾志调来随军行动。于是，毛泽东一张纸条就把曾志调来了。伍若兰认真地对曾志说：“你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所以我就选举你来当组长。”后来，曾志回忆道：主席一张纸条就把我调来了。这样也就使我有机会在主席身边战斗和生活，亲聆教诲，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对我的一生，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我至今感谢主席的纸条！“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毛泽东生气地说：“曾志！你…1929年1月14日，时值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曾志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3600余人下了井冈山，长途跋涉向赣南挺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曾志在工农运动委员会除了担任妇女组组长外，还担任了民运股股长和政治部部务会议成员，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行军时，主席总是将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一直坚持步行。他人高腿长，迈一步够我们跑两三步，跟他一起行军我们实际上是一路小跑。就这样，我们几个小青年也愿跟着他，因为他会说很多笑话和历史典故，又幽默爱开玩笑，我们总是一路跑一路笑，轻松愉快的就到了宿营地。大家爱跟着他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的向我们传授了很多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党的原则，尤其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首先学到的，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他的方法是先拟一张表格，在出发前，让我召集驻在附近的连队的宣传员，按表格的内容一项项去调查填写，然后交还给他，或口头向他汇报，由他去分析判断。这张表格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如沿路经过的村庄，有多少户人家？瓦房多少，茅屋多少？是朝南还是朝北？庄稼长势如何，种的是什么作物？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距离是多少？沿途有无河流、桥梁？有几座山？是什么样的形状和结构？有没有墟镇？群众穿的破烂肮脏还是干净整齐？总而言之，让我们要将行军沿途所能看到的一切，尽可能详细的填到表上或向他口述。主席根据我们这些汇报及其他许多调查材料，运筹策划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每到一个宿营地，我们还必须做一件事情——访贫问苦。主席叮嘱我们，一定要对老百姓热情亲切，要格外尊重老人，不要怕小孩脏，要抱抱亲亲。要调查这个村最富有户和最贫困户，及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怎样？部队休整两三天后，总是要召开一次群众大会，由领导出面讲话，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而我们散布在台下收集反映。凡对讲话表示同情的，我们就盯住他，了解他，将他视为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并尽量建立起秘密联系来。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播火种，一旦革命高潮到来，这些星星之火，必将成为燎原熊熊大火。主席就这样，将我们培养成战斗员，同时也是宣传员和组织员。我们学会了如何去调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建立组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一切，对我们以后在恶劣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匪浅。大庚岭战斗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在强敌尾追堵截的不利局面下，为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4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没有按原定路线行进，而是折向粤北南雄。中共闽西“一大”旧址-上杭县蛟龙文昌阁。毛泽东出席了此次会议由于沿途没有群众的帮助，红军的行军、宿营和侦察工作都很困难。加之一路都是崇山峻岭，又值寒冬腊月，崎岖的山路冰雪覆盖，水晶般光滑，人马辎重寸步难行，下坡滑行，上坡则需用刀凿，就这样连滚带爬地行军，到了宿营地，人人都变成了泥猴子。而可恶的敌人又采取轮番追击的策略，一路咬住不放，穷追不舍。正如毛泽东当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只好避其锋芒，翻山越岭，踏着冰雪不化的羊肠小道走，每日急行军都在九十里以上，弄得部队疲劳不堪。战士们开始发牢骚，而且将火气撒到女同志身上，不是讽刺挖苦，就是歧视侮辱。曾志她们气得不得了，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憋在肚子里。不久，红军到达江西寻乌的一个小镇子，与当地古柏率领的游击队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官兵活动分子大会，有百十来号人。毛泽东首先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对策，然后让大家讨论。这时，有一位男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这一说可不要紧，会场里顿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许多人趁机高喊：“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曾志，这下子爆发了。她腾地站起身来，大声说：“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这一句话显然是说得过头了，只见毛泽东一下子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曾志，十分气愤地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见毛泽东动了气，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不吭气了。曾志虽仍是气呼呼的，但也不敢再吭声了。经过这一场辩论，毛泽东还是接受了曾志等人的意见，女同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转战赣南途中，毛泽东向曾…1929年1月下旬，正值数九寒天。衣单粮缺的红军顶风冒雪，经粤北南雄，向赣南丰信、安远、寻乌转移。一天，部队正在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头上“嗖嗖”飞过，原来敌人已经打进来了。疲惫的红军，对敌人的偷袭毫无准备，此时仓促应战，只得边打边退。曾志所在的前委机关，行动比较迟缓，被敌人追着尾巴打。曾志跑出一程碰到蔡协民，他正在指挥部队撤退。部队苦得很，边走边打，从早到晚粒米不进，滴水未沾，急行军直到半夜，指战员们个个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了。好不容易跑到一个村子里，部队总算休息下来。曾志和蔡协民一头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几天后，红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当天边刚刚透出一点点亮色时，部队正待集合出发，突然响起了密集的迫击炮声，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包围了村子。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人的包围中。朱德率领军部前委直属部队迅速向山上跑去，他身上穿着件黄呢大衣，煞是醒目。曾志同伍若兰紧盯着这件黄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大衣不见了，朱德身边的手提机枪也不响了。俩人失去了目标，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般，打得附近稻田水花翻滚。曾志和伍若兰跑到一座一人多高的土障前，手脚麻利的曾志抓着一根树藤，一下子就跳了上去，拼命地向前跑。就这样，曾志一口气跑出去五六里路，回头才发现伍若兰不见了。这时，蔡协民也跑了过来。曾志劈头就问：“见到毛泽东、朱德了吗？”蔡协民着急地说：“直属部队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就没看见毛泽东和朱德。”过了两个小时，朱德和他的特务排，机枪手也来了。原来敌人听到手提机枪声后，将火力集中打过来，两名机枪手受了伤。朱德为了减少目标，脱下黄大衣扔了。直到两三天后，毛泽东才赶上队伍。几天来，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消息，全军上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好像失去了主心骨。如今党代表终于回来，整个部队一片欢腾！但是伍若兰却永远不会归队了。她腿部负伤后被敌人抓住，凶残的敌人知道她是朱德的夫人，就把她的头割了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朱德悲痛万分，此后独钟爱兰花，据说就是为了纪念伍若兰。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在敌军重兵追击下，且战且退，一直没有摆脱困境，有时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毛泽东就曾经在转移途中当过“乞丐”，向曾志讨饭吃。当时毛泽东在行军途中，都是亲自布置工作、听取汇报、起草命令，时常熬通宵，天快亮时才睡觉。等他起床时已是日上三竿，误了开饭点。为此，专门有一个勤务员负责把他的饭盛好带上。但毛泽东经常一起床就出发，边走边吃饭，勤务员一旦掉队，他就没有饭吃了。一天上午，勤务员又找不见了。毛泽东起床后，饥肠辘辘，饿得眼前只冒金星。恰巧，曾志正蹲在路边吃饭。毛泽东径直走上去，不好意思地说：“啊唷，起来迟了，勤务员也找不到，我还没吃饭呢，肚子饿得很。你的饭匀给我吃一点嘛！”“好，可以。”曾志十分爽快。“那你够不够呀？”“一大缸子饭，给你一些也还够我的。”说完，曾志就把缸子盖盛着的饭和腌菜递给了毛泽东。很快，此事就传开了。大家开玩笑地说：“前委书记竟成了讨饭的‘乞丐’！”2月上旬，红4军主力势如破竹一举攻占了瑞金城，这是红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以来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县城。随即，红军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于2月10日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大柏地战斗旧址此役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总前委决定红军向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3月14日，毛泽东指挥红4军取得了长岭寨战斗的胜利，击毙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红军在长汀休整了二十余天，气氛也就变得宽松活泼了一些。曾志和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们抓紧时机，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在长汀期间，蔡协民任红31团的党代表，也驻扎在附近休整。蔡协民几次捎信想让曾志到他那里去工作。可生性好强的曾志一想到红31团的战土们见到女同志时，流露出的那种歧视的眼神和难听的议论，就不自在，所以每次都借故不去。这使得蔡协民很不高兴，便给曾志写了一封长长的、情意绵绵的“情书”。曾志看过信后，随手将它藏在挎包里，谁知竟被贺子珍发现了。原来自从下井冈山后，曾志就经常和贺子珍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这一天，贺子珍偶然间在曾志的挎包里看到了蔡协民的“情书”。贺子珍怀着十分好奇地心情读完信后，被蔡协民信中那些情意绵绵的话语逗得开怀大笑，连忙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完这封“情书”，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这时，曾志路过毛泽东的房门口。毛泽东挥着手，向曾志喊到：“曾志，曾志！你过来！”曾志不知何事，急忙走到他俩面前。毛泽东指着贺子珍，笑嘻嘻的说：“贺子珍正在说你那封信……”曾志一眼看到了毛泽东手上的那封信，顿时感到惊讶和害羞，气得转身就走，心里直埋怨贺子珍不该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不久，蔡协民调任红4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曾志与蔡协民终于夫妻团圆了。虽然事情来得突然，但曾志清楚这肯定是毛泽东的有意安排，内心里不禁暗自感激毛泽东的成人之美。“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红军战士杀了商人的四头肥…1929年3月下旬，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长汀召开。会议分析了闽西、赣南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抓住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处于分裂、自顾不睱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与湘赣边界的红军根据地遥相呼应。在红4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曾志和朱德走在一起。一天，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突然看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朱德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肯定是地主或者是富农的。咱们没收它，杀了会餐！”多日未见荤腥的战士们一听有猪肉可吃，立即来了精神头，马上就附和着说：“对！肯定是地主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杀了它改善生活。”当时，曾志还只当是战士们开玩笑说的。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曾志果真在餐桌上惊喜地发现了久违的猪肉。毛泽东非常爱吃红烧肉，但他想到了战士们：“问一问部队指战员们都吃上猪肉了没有？”一了解，部队上下都吃上了猪肉。毛泽东又要人到供应部门查一下猪肉是哪里来的。供应部门回答说：“猪肉是上面分下来的，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猪。”既然这样，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提起筷子和大伙儿一起大快朵颐，痛痛快快地打了次“牙祭”。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刚要出发，一位商人就跑来告状，说他贩卖的猪让红军强行宰杀了。经了解，原来那猪果真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买卖的猪。毛泽东震怒了。早在井冈山，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时还没有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以改变红4军的游击习气和兵油子作风，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树立起革命军队不同于旧式军队的良好形象；而如今，却发生了这件败坏人民军队声誉的违纪行为。毛泽东立即命令有关部门向那个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当晚，毛泽东召开了干部会议，对这一违反商业政策，损害商人利益的恶劣行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我们的商业政策，是不侵犯商人的利益。那人虽是富农，但他是经商的，猪是经商买卖的商品，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关于革命军队根本性质的大辩论随即而起，并最终导致毛泽东离开了红4军的领导岗位。当时，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红4军党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就是“党指挥枪”，这一准则在古田会议以前，也一直确认为是不可更改的指导思想。但那时，对“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争论却十分激烈，很多人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和接受。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是搞家长制；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是“吃闲饭的”。他们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创建根据地，主张四方游击。红4军第2纵队司令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曾到苏联学过军事。他从心底里瞧不起毛泽东，对红4军实行前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更是不满，极力主张采用苏联正规军的一套作法，一切归司令部统一对外，而党组织只能对内发挥作用。这场辩论从赣南一直辩到闽西，有些从旧军队出来的同志，倾向于刘安恭；但一些土生土长的了解中国国情的同志，却赞同毛泽东的建军原则。这场争论，卷进的人越来越多，而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肥猪事件”发生后，刘安恭借机挑拨，说什么毛泽东的批评太重了，干涉的太多，党对军队干涉的也太多，等等。随后，刘安恭等人又借机发难，提出取消前委，成立军委的主张，要将前委的一些人编到军委去，以后一切服从司令部领导，政治部门不能干预司令部。对此，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