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回到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对小俩口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当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泽东就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遵照毛泽东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杨开慧妈妈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年已九旬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并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算人间知己吾与汝”——毛泽东与杨开慧 几十年后，毛泽东深情地写…同年11月杨老太太在长沙病逝后，毛泽东立即给杨开智发去悼念电报：开智同志：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恩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他曾对杨开英动情地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在接见当年的保姆孙嫂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在狱中情况后，深情地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1957年2月，长沙第10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致信毛泽东，随信寄上一首她在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萨蛮》，并索取毛泽东早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毛泽东与李淑一合影柳直荀，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早年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福湘中学时，两人还住在同一寝室，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就是经杨开慧介绍才相识的。5月11日，毛泽东回信李淑一：淑一同志：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所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信中所说的游仙诗便是那首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一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一首情与爱的结晶，一曲对恋人的颂歌。当章士钊请教该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沉痛地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有一次，毛岸青和邵华请毛泽东为他们写一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纪念。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四字。岸青、邵华十分不解，以为父亲写错了，便忍不住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然后，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这首词，十分郑重地交给了岸青夫妇。是啊！女子革命而捐其春，安不称花？“骄杨”、“杨花”，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杨开慧忠魂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她，与毛泽东是同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宋庆龄她，与毛泽东尽管经历不同，但是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她，贵为国母，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被毛泽东视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们为拯救和发展中国奋斗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结下的真挚友谊，至今仍令人感叹不已；她，就是宋庆龄。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早年留学美国，后跟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同孙中山结婚，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对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声讨，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为。后赴苏联、法国，参加一系列国际性反帝活动，于1929年当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三十年代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积极响应。抗日战争期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为推进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12月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放战争期间，坚决反对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5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同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1924年1月20日，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礼堂开幕。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欢聚一堂，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拉开了帏幕。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并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会上，毛泽东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发表许多重要意见，均被采纳。30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2为毛泽东）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在大会开幕前，她断然拒绝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出了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宋庆龄回忆道：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在国共首次合作伊始，本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宋庆龄都把对方引为战友，从不同的起点，第一次走到了国民革命的同一战线中。然而，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的。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右1）在守灵孙中山尸骨未寒，国民党右派便大加阻挠和反对国共合作。8月23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批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公开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西山会议派的活动立即激起了政治斗争的风云。为捍卫孙中山的遗志，1926年1月8日，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3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右起第5人为宋庆龄，二排右起第3人为毛泽东）作为正式代表，宋庆龄第一次登上了国民党全国大会的讲坛，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要受右派挑拨：“如果诸君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声明：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出席此次大会的前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在议会席上发言虽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1月16日，宋庆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们在大会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狠狠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气焰，维护了国共合作。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全国革命的高潮。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然而就在这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褪变成了国民党新军阀，加紧反革命活动。3月，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促成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挫败了他的阴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腥风血雨笼罩着大上海，白色恐怖下到处风声鹤唳。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形成宁汉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像一声惊雷传出，全国震惊。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宋庆龄无比愤慨，与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除他的一切职务，下令全国将士和革命群众将他捕获归案，按反革命罪惩治。全国各地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严斥蒋介石反革命罪行，支持武汉政府的决议。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图为“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时的照片22日，宋庆龄、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何香凝、邓演达、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联名讨蒋》宣言，历数蒋介石反抗中央，另立中央，以反共口号博取帝国主义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的种种罪行。通电痛斥蒋介石“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声明：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23日，武汉革命群众三十余万人在武昌召开大会，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高潮。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国民党左派多数人员的软弱，革命形势开始逆转。帝国主义各国派出大批军队和军舰，云集武汉，使武汉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蒋介石集团加紧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并策划部队颠覆活动。地主、军阀纷纷发动叛乱，一些在革命高潮中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的叛变，投降的投降，退隐的退隐。伪装成左派的武汉政府主要负责人汪精卫此时也开始暴露其真面目，公然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遥相呼应，指责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过火”，是“外国的产物”。武汉革命中心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在此险恶形势下，宋庆龄显示出自己的特殊风范。她始终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汪精卫之流诬蔑、反对工农运动的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痛斥他们违背孙中山遗教的背叛行径，为工农群众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当时在武汉参与这场斗争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禁称赞宋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惟一的大丈夫”。但武汉的革命形势却江河日下。5月21日，反动军阀许克祥率所部国民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在长沙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7月14日，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宋庆龄断然拒绝出席会议。就在这一天，她坐在打字机前，用英文打出了自己向全国人民要讲的话，即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在声明中，宋庆龄强烈谴责叛徒们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罪行，宣布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被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同背叛者们实行彻底决裂。7月17日，宋庆龄秘密离开武汉乘英国公司轮船返回上海。8月1日，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声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不远万里，访问苏联。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宋庆龄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宋庆龄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各阶级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分析，深化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远在莫斯科的宋庆龄称赞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坚信“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并明确表示：“假如我回国的话，将参加工农斗争，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北大营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踏向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此时，宋庆龄已回到国内，多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进攻，转而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会上，她高度评价苏区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诺言和保证”，热情赞颂它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不可战胜的，高声呼吁：“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苏区军民欢庆反“围剿”胜利1934年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疯狂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境艰难。危急关头，宋庆龄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保卫中华苏维埃，制止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正义呐喊，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支持是弥足珍贵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致电宋庆龄，表示由衷的感谢。1935年11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宋庆龄极其喜悦，与国际友人一起为长征胜利干杯。1936年春，她又写信给毛泽东对红军东征表示祝贺。毛泽东则高度评价宋庆龄“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以及给予的“热烈赞助”。“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收到了毛泽东从延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更激起了四万万同胞的民族义愤。中华儿女在行动，炎黄子孙在奋起抗争！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组成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依旧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剿共”。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自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绞尽脑汁清党剿共已经近十年了，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壮大；日本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登堂入室，掠去大半壁河山。内忧外患把蒋介石弄得焦头烂额，众叛亲离。在巨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施展出新的一手，要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在上海，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蒋介石的心思告诉了二姐宋庆龄，请她设法与中共联系，把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陕北。瓦窑堡会议旧址宋庆龄深感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要求国共两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御侮。在民族大义面前，她不计前嫌，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毅然决定出面为国共双方斡旋。1936年1月初，上海。一天黄昏，寒意袭人。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了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的住宅。此人便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董健吾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是同学。当时，他以牧师身份作掩护担任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往来，是中共中央与宋庆龄特殊的牵线人。这次，他是受宋庆龄的邀请而来的。因为是熟人，宋庆龄并未过多的寒暄，直接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董健吾，要他立即动身前往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封密信，就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宋庆龄协助传达的信息：国民党中央有与中共谈判的意图。对信的内容，宋庆龄一字未提，只说：此事办成功，将益国匪浅。同时将宋子文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书交给董健吾作为护身符，并给了他一百元路费。从宋庆龄严肃的神情中，董健吾深深领悟到这封信的重要，当即启程奔赴陕北。不料在西安，因时值严寒，冰天雪地，道路不通，董健吾整整逗留了四十多天。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于是便找到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查处处长的大学同窗钟可托，请他设法引见少帅张学良。董健吾见到张学良后，开门见山地说：“少帅，请您送我去陕北。”得知董健吾的来意后，早就有心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张学良当即用座机送董健吾飞至肤施（即延安），再由骑兵护送至瓦窑堡。1936年2月底，董健吾来到瓦窑堡，受到了林伯渠、博古（秦邦宪）等人的热情接待，密信随即被转送给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随红军东征，在山西石楼指挥作战。1936年，在山西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大约十天后，博古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交给董健吾，同时托他带给宋庆龄一包东西：三枚江西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苏区的一套纸币，作为纪念品。董健吾收下这些珍贵的礼物，藏好毛泽东、周恩来的复函，匆匆返沪，向宋庆龄复命。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宋庆龄的复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开始具体实际谈判，并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实行内政、经济改革。宋庆龄随即将中共这一重要信息转达国民党中央。就这样，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国难当头，面对共产党的抗日要求，在全国人民的救亡抗日热潮推动下，蒋介石也不得不开始加快国共两党和谈进程。随着国共之间交往的增多，沟通大大加深了。同时，中国共产党加紧开展对国民党各阶层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对蒋介石的政策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发生了较大转变。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派冯雪峰从陕北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叮嘱他先会见宋庆龄，再联系党员。冯雪峰到上海后，即向宋庆龄传达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她的赞赏。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潘汉年带着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前往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具体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的问题。潘汉年首先拜会了宋庆龄，面呈毛泽东于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和中共致国民党的信。庆龄先生左右：武汉一别，忽近十年，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救亡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悟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顺问近安毛泽东“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读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宋庆龄深深感到了中共中央对自己的信任，心中的爱国情结使她不顾病后虚弱，又开始了为国共两党合作奔走呼号。她多次与潘汉年商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并把他引荐给宋子文、宋美龄。宋子文曾一度提供住所让潘汉年居住，使他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得到很多便利条件，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1936年12月12日，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353西安发动兵变，拘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实现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宋庆龄以她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1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飞赴西安。在同宋子文谈判时，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安排宋庆龄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的要求。由于中共的协助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宋庆龄遵照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努力促成国共再度合作。1937年2月15日，宋庆龄在中断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工作近十年后，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毅然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与何香凝等人向全会递交《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8日，宋庆龄时隔十年再一次登上国民党中央全会的讲坛，发表了著名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的“抗日必先剿共”的谬论，宋庆龄义正严词地斥责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全会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未通过宋庆龄等人提案，但不得不接受她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抗日的主张，决定同共产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大门缓缓地打开了。宋庆龄也满腔热忱地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县城搜索。在遭到守军严辞拒绝后，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1937年7月，中国守军在卢沟桥上抗击日本侵略军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事变的第二天即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8月初的一天，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热情接待了刚刚从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再次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拉开了帏幕，宋庆龄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11月12日，上海沦陷。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见，于12月23日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乘轮船离开上海移居香港。193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她约见邓颖超，倾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主张。同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的寓所内宣布“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正式成立。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蒋介石的****嘴脸再次暴露无遗。眼见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武装一天天的壮大，蒋介石如坐针毡。在他的指示下，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断绝粮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新四军。对当时各抗日根据地的极端困境，毛泽东曾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危急关头，毛泽东发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在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与此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抗日主张，募集捐款、医药和物资，支援根据地抗战。她曾撰文指出：“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反动方针。紧接着又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多项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致使****乌云四处翻滚，军事磨擦屡有发生。“风起于青萍之末”。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流血惨案和武装“磨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逆流即将掀起。果然，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置民族危亡大局于不顾的****行径，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和国外舆论的普遍谴责。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命令和谈话，领导全国人民展开英勇的反击和斗争。香港，宋庆龄与毛泽东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两次致函、电蒋介石，痛斥他违背孙中山遗教，破坏抗战，实行****的倒行逆施政策，坚决要求国民党“恪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组建。宋庆龄当即指示“保盟”向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毛泽东在延安，身旁的http://auto.ifeng.com/汽车为宋庆龄所赠“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臣”。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宋庆龄一面从事战时救伤济难工作，一面又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以她特殊的身份和独特的方式，为国内团结、进步和坚持抗战，同分裂、倒退和投降进行顽强的斗争，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忠诚同志。“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山城重庆，两位伟人的手紧…公元1945年8月15日，一个令亿万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亿万中国人民的苦难日子是否将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国共两党的领袖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蒋介石看来，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武装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加以消灭。但当时国内外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而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此刻大都部署在西南，一时难以调往反共前线。于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玩弄起反革命的伎俩，公开宣称要与共产党“和平谈判”，表面上装出一副“和平建国”的模样，暗地里积极备战。8月14日、20日，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