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显然不断打电话给埃斯米奥尔，虽然他完全不理会对方请求他返回波士顿继续治疗的苦心。马莎在那个月也给埃斯米奥尔打了好些电话，埃斯米奥尔的想法是通过许诺为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找一份工作，劝说纳什继续接受治疗。马丁开始谈论让纳什在接下来的秋季学期讲授线性代数的一部分课程，莱温松仍然满怀希望，正在为纳什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作出安排。他恳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博雷尔写一封推荐信，后者在5月17日来信极力保荐：在过去八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受到健康问题的严重困扰。 即便如此，他还是设法完成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纳什毫无疑问是目前活跃的数学家中最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之一。 在长期项目上，他不会系统地研究。 对于他在或多或少可以预见的线路上的进展，人们可以相当自信地作出预测，但是他更像是一个先锋，沿着新的道路前进，因此他相当难以预料。 不过在某些方面，他显然很有可能取得新的成就，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 任何达到他过去的研究工作水平的数学贡献，都将是极其有价值的，因此我强烈地认为他应该得到支持。现在已经不清楚纳什究竟在什么时候回到剑桥。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在一次可怕的发作之后，约翰‘戴维在一个冰冷刺骨的晚上将他锁在走廊外面。有一次，纳什告诉帕莱说他已经停止吃药。 “为什么呀，它们正在使你好转，为什么你要停止吃药呢？”他回答说：“如果我吃药，我就听不见那些声音了。”纳什写给莫泽的一封信透露了他在5月底回到剑桥之后的精神状况。纳什说回信地址是：满洲里，哈尔滨，海维克朗大学。与满洲里接壤的苏联境内的那个州……就是那个叫做布比赞的城市……如果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原子能力量投入一个行动，标上号码O、1、2、3、4，那么人们就可以说没有人做过这件事，人人都做了这件事，所有人都做了这件事……这封信的签名是“新江(Chiang Hsin)”，意思是新的江河。齐波拉在地铁里撞见纳什，他的举止狡猾、可疑、羞怯，嘴边露出古怪的微笑。她问他准备去哪里，他回答说： “回罗阿诺克的家，同我母亲呆一段时间。”6月26日，纳什离开剑桥，抛下那像废墟一样混乱不堪的公寓。他开车去了普林斯顿，由于“举止符合礼节”的要求，他住进一家酒店，而不是与艾利西亚、约翰·查尔斯住在一起。几天之后，他动身前往罗阿诺克。齐波拉给约瑟夫，科恩打电话，说她将弄一辆家具搬运车，把纳什的家具送回他的家。 “我感到如此愧疚，以至于想把他的东西搬 出去。我也确实这样做了，搬出了所有东西，除了那个浴室磅。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浴室。”科恩的妻子罗莎(Anna Rosa)去帕克大街的那个公寓看过，说： “那里有一些折叠的袋子，一个叠在一个上面，还有麦片盒子，环境不是很糟糕，只是有些压抑感。”几天后，莱温松写信告诉马莎：在过去两年里，在我的合同资助下，纳什一直受聘为一名研究助理，但他不想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说服他留下。 几天前纳什离开了帕克大街38号，那里到处都是垃圾，还有银行账户的单据，以及这里和国外的其他账户。 纳什在过去一年非常烦躁不安，但是在1965到1966年，他的表现非常好，做了出色的工作。第四十四章 独处在奇怪的世界罗阿诺克，1967—1970年接着理性的一个支柱，断了，于是我掉下来，掉下来——撞到一一个世界，非常突然……一迪更生(Emily Dickinson)，《作品第280号》1968年夏天，纳什40岁了，他站在母亲的公寓的浴室里，面对那面镜子，看见他后来所说的“几乎就是一具尸体”。他的两颊深深下陷，眼窝凹陷，头发灰白，双肩向前弯曲，看起来不像是刚刚进入中年，更像是一个老人。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你应该为我感到惋惜……年龄老化和枯竭的进程已经造成损害。”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活死人的形象：在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向孟买的帕西人的偶像“死寂之塔”祈求保佑，在那里，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的追随者把他们的死者留给秃鹫吞噬。他在罗阿诺克住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他仍然保有那辆“漫步者”和一些存款，不过，长达八年的疾病已经让他的前妻和朋友们感到筋疲力竭，也损害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信用。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对于他，罗阿诺克，这个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的可爱小城市，同时也是诺福克一西部铁路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正是末路终点。他同弗吉尼亚一起住在格兰丁路一个小小的花园公寓里。 马莎和查理就住在几条大街以外。这里没有人认识他，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存在可以与一个住在一个玻璃监狱里，不断敲打墙壁，却没有人听见，然而非常清晰可见的人相比。马莎在1994年回忆说：“罗阿诺克不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他会觉得非常孤独。他在城里到处游荡，一边吹着口哨。”在许多日子里，他只是在公寓里走来走去，一圈接着一圈，他的细长手指握住弗吉尼亚的一个精致的日本茶杯（这是多年以前在伯克利度过的那个夏天的纪念品），慢慢呷着台湾乌龙茶，吹着巴赫的曲子。这个梦游者的步伐以及凝固僵硬、恍惚出神的表情不能让人看出一丝半点正在他脑海里上演的那些宏大而永无止境的戏剧。 “很显然，我来看望母亲只是打发时间而已，”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我一直处于困扰之中，我希望能有所减轻。”他的日常活动范围不超过图书馆或者格兰丁路尽头的商店，不过在他的头脑中，却一直旅行到这个地球最边远的地区：开罗、泽巴克、喀布尔、班吉、底比斯、圭亚那、蒙古。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他住在难民营、外国大使馆、监狱和防空洞里，其他时候他又会觉得自己住在一座地狱、炼狱或者受到污染的天堂（“一所腐朽衰败的房子，到处都是老鼠、白蚁和其他败类”）。他的身份就和他写在信封上的回信地址一样，像一个洋葱的外皮，每一层下面都隐藏着另外一层：他是C.O．R.P．S．E．（一个巴勒斯坦裔的阿拉伯难民）、日本幕府时代的大将军、C1423.以扫(Esau). L' homme d'Or（宠儿或大人物）、项清(Chin Hsiang)、约伯(Job)、卡斯特罗(Jorap Castro)、诺西斯(Janos Norses)，有时甚至是一只“老鼠”。他的同伴包括封建时代的日本武士、魔鬼、纳粹党徒、神父和法官。拿破仑( Napole-on)、艾比利斯(Iblis)、莫拉(Mora)、撒旦(Satan)、铂人、泰坦(Ti-tan)、纳西波特利安(Nahipotleeron)和锡克格鲁伯(Napoleon Shick-elgruber)这样的灾难之神正在威胁他，使他生活在持续不断的灭绝的恐怖当中。这种灭绝既是威胁这个世界的（有计划的灭绝种族和屠杀、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预示大动乱的天启、最后审判日以及奇点解决之日），也有威胁他本人的（死亡和破产）。一些特定日期在他看来是不吉利的，其中之一就是5月29日。持续不灭、复杂难懂、具有强制性的幻觉是定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幻觉是虚假的信念，这些信念构成对引起反射活动的现实的一种戏剧性的排斥，它们经常是对知觉或者经验的曲解。今天，人们认为它们主要起因于感觉器官的数据严重失真以及在头脑深处处理思想与感情的方式发生变化。 因此，它们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逻辑有时候会被视为头脑为了理解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进行孤独抗争的结果。首都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研究员、《逃脱精神分裂症》的作者托里(E. Fuller Torrey)将它们称为“头脑正在体验的东西的自然产物”以及“维持某种心理平衡的巨大努力”。精神分裂症的症候群一度被称为“早发性痴呆”，不过，实际上这些精神分裂症典型的幻觉状态常常与早老性痴呆病这样的早发性痴呆没有什么共同点。它并不是抑郁、迷惑以及毫无意义，而是超常知觉、过度敏锐以及一种不可思议的警觉。迫切的先入之见、复杂的原理阐述以及构思精巧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无论多么缺乏想象力、脱离常规或者自相矛盾，其思想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坚守朦胧暖昧、难以理解的规则。患者精确把握日常生活特定方面的能力，仍然保持完好，令人感到奇怪。如果有人问纳什现在是哪一年、谁在白宫执政或者他住在哪里，只要他愿意，毫无疑问会非常准确地给予回答，即便纳什有一些最荒诞不经的想法，却也显示了一种反常的清醒意识，知道他的见解在本质上是私人的，只属于他自己，注定在别人看来是奇怪或者难以置信的。 “我想要描述的这个概念……也许听起来是荒诞的”，是他相当拿手的开场白。在他的句子中到处可见“考虑”、 “就好像”、 “也许会被看作”这样的短语，就好像他正在进行一个思想实验，抑或是意识到将要读到他所写的东西的人可能会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像这个症候群的所有其他表现一样，幻觉并非精神分裂症独有的症状；它们可能出现在一系列不同的精神错乱之中，包括狂躁、抑郁以及·些身体疾病。 不过，困扰纳什的那些幻觉特别符合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尤其符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特征，而后者正是前者的一个变种。一般看来，这些幻觉的内容既有夸张做作的成分，又有纠缠折磨的成分，通常随着时间不同而从‘种转向另外一种，甚至也可能同时出现。我们知道，有时纳什相信自己是独具威力的强者，比如一个王子或者一个皇帝，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又会认为自己极度虚弱，容易受到伤害，比如一个难民或者一场审判中的被告。他的这些信念相当典型，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诊断参考物。他相信一些外部环境的线索，从报纸的消息一直到个别的号码，都在向他发出明确的指示，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体会这些东西的真实意义。 另外，他的幻觉也是复合的，这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一个特别常见的特征，尽管这些幻觉已经通过微妙的方式围绕相互关联的主题组织起来。离奇古怪尤其被视为精神分裂症幻觉的重要特征。很显然，纳什的幻觉难以置信，难以捉摸，并不是明显来自生活经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没有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叙述的许多幻觉那么离奇古怪，而且它们与纳什的生活经历和周围环境的联系虽然不是直接的，却也是可以辨认的，或者说原本完全可以辨认，只要认识他的人愿意用巴尔扎克( Balzac)忠诚的妻子兰伯特(Louis Lambert)那样的精神进行研究。 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信他们的思想已经被外部力量俘虏，或者是外部力量将思想塞进他们的头脑，但是类似这样的信念看来并没有在纳什的思维过程中占突出地位。偶然地，比如在罗马，他也许觉得思想正在通过机器直接塞进他的头脑，或者1959年初在剑桥，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受到上帝的指引。但是，总的说来，纳什仍然保留了自己或者不同的自我是首要行动者的…份意识。而且，他的许多信念，比如他是处于应征入伍危险中的一个拒服兵役者、他没有国籍、美国数学学会的数学家们正在毁灭他的事业，或者不少人装出同情者的样子，实际上却抱着恶毒的用意，合伙要将他关进精神病院，其实并不比一个人怀疑自己受到警方或者中央情报局的监视更加难以置信。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实以及自我与外部世界边界的崩溃给他设定了限制，即便在罗阿诺克也是如此。尤其是，虽然纳什后来将他的幻觉状态称为“我的不合理时期”，他还是保持了原来那个试图理解复杂繁琐现象的思想者、理论家和学者的角色，他正在为“完成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理想”，寻找“一个简单的方法”，创立“一个模型”或者“一个理论”。他提到的这些行动大部分属于思想的成就，或者包括语言在内。他充其量只是进行“谈判”、 “起诉”或者尝试劝说。他的信件是乔伊斯式的独白，用他自己发明的一种隐语写成，到处可见梦一般的逻辑以及微妙的前后不连贯的叙述。他的理论包括天文学、博弈论、地缘政治和宗教。多年以后，尽管纳什经常提到幻觉的令人愉快的方面，但是这些醒着的人的梦幻经历，看来却显然是极度令人不快，充满着焦虑和恐惧。在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之前，他曾经说他是一个左翼巴勒斯坦籍的阿拉伯难民、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一个在以色列边境留下G型印记的难民，请求阿拉伯国家保护他，以免“落入以色列国的手里”。没过多久，他又想象自己是一块围棋棋盘，四条边上分别标明洛杉矶、波士顿、西雅图和布卢菲尔德。他的身上盖满了代表儒家思想的白子和代表伊斯兰教的黑子。这个“最高等级”的游戏在他的两个儿子约翰·戴维和约翰·查尔斯之间进行。至于派生出来的“第二等级”的游戏，则是“在我个人跟犹太人集体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分歧”。几个星期之后，他想起了另外一块围棋棋盘，四条边上分别标明他曾经拥有的四辆汽车的名字：史蒂倍克、奥尔兹、梅塞德斯和贝尔韦代雷。他觉得也许有可能建立“一个设计精巧的示波显示器……一个忏悔功能”。与此同时，在他看来，一些真相“在星星之中清晰可见”。他发现土星与以扫、亚当(Adam)有关，他认出了这两个人，而土星的第二个月亮土卫六是雅各(Jacob)，同时也是佛祖的敌人艾比利斯。 “我已经发现土星的一个B理论……这个B理论说的就是布里克是撒旦。‘艾比利斯主义’是与最后审判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可怕问题。”在这个时候，纳什自以为是一个强权人物的那些夸张做作的幻觉，比如他是和平王子、上帝的左脚或者南极洲皇帝的幻觉，再也没有明显出现；相反，幻觉的主题基本变成纠缠棘手的内容。他发现．“所有灾祸的根源，就我自己的个人生活而言（生活经历），在于犹太人，特别是布里克，他是希特勒，是莫拉、艾比利斯和拿破仑三位合一的邪恶化身。”这些，他说就是“与我有关的布里克”。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在提到布里克的时候说：“想象一下，假设有一个人对一个小伙子表示鼓励，给予赞扬和夸奖，却在同一时刻用致命的猛力击中他的下腹部。”他可以如此清晰地看见这个场面，然后得出结论说必须起诉犹太人、数学家以及阿拉伯人， “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纠正错误”，但是，此事绝对“不能过分坦率地公开”。他还认为应该向教堂、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寻求帮助。在《圣经·创世记》有关雅各和以扫的故事中，纳什看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反映他自己生活的寓言。雅各和以扫是两兄弟，是以撒(Isaac)和利百加(Rebekah)的儿子，他们相亲相爱。以扫是哥哥，父亲以撒爱他，但是母亲利百加更加喜欢雅各。随着这个故事逐步展开，以扫两次遭到雅各的陷害。第一次，雅各设下圈套，将以扫引入一个不利的交易，卖掉了他的长子权；接着，已经失明的以撒原本打算为以扫赐福，福分却被雅各偷走了，当时他假扮哥哥，达到了这个目的。当以扫发现雅各的诡计，以撒却拒绝再次为以扫赐福，说：“地上的沃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将依靠刀剑度日，又必须侍奉你的兄弟。等到你强盛的时候，必然会挣脱你颈项上的轭。”以扫因此对弟弟满怀愤恨，想道： “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把雅各杀死！”纳什相信他已经遭到摈弃（“我一直处在一个失宠的位置”）和流放，持续不断地受到破产和剥夺财产的威胁。 “如果银行账户为一个受托人开设，实际上这个人就跟一个死人没有什么两样，由于缺乏‘理性的前后一致性’，……银行账户就像为那些正在一个地狱饱受折磨的人开设一样。他们永远不可能从这些账户中得到收益，因为这就好比他们按照假定本来应该来自地狱，现在来到银行办事处收款，但是，在他们掌握任何可以从账户中得益的可能性之前，这个地狱首先应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走向彻底完结。”纳什有一种负罪感。惩罚、悔改、悔悟、赎罪、坦白以及悔恨是他思想中永恒持续的主题，伴随而来的是罪行揭露的恐惧以及拐弯抹角、保守秘密的需求。这看起来与他对于同性恋倾向的感觉直接相关，却并不局限于此。他曾经提到“我在整个个人生活经历中做过的最令人怀疑的事情”，包括“逃避兵役、逃学”。逮捕、审判和囚禁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就像K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的遭遇一样，纳什觉得自己“在完完全全缺席的情况”遭到审判。他发现，“这就好比被告恰恰是他自己的主要起诉者……这种自我起诉的结果是死路一条”。他想象，有一个“调查法庭”正在调查雅各和以扫的“生活经历……以及相互影响”，他确信这两个人就是布里克和他自己。这些是充满负罪感和恐惧感的梦魇。表面看来，纳什感觉的囚禁状态并不是指他的疾病，因为他在承认身体方面的疾病之外不相信自己有病。这具有存在主义的特点。他写信告诉埃莉诺： “你看，你必须对解放的需求抱以更大的同情，从奴隶制中解放、从‘阉割’中解放、从监狱中解放、从隔离中解放……实际上我是一个难民，逃避虚假的记号和危险的记号。”他多次觉得自己面临钉死在十字架的危险。纳什说他的需求是“获得自由、获得安全以及为朋友生存”。他说，他总是“处于（印度式）‘死亡’的恐惧之中，他将与艾比利斯进行的一场末日善恶决战……在最后审判日那天”。即便是在这些非常悲观的时刻，他仍然固守一种解放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变成更加具体的一种追求性解放的愿望。 “我热切地希望在40岁之前得到拯救（解脱），”他在自己生日之前几个星期这样写道。 “一个人不能因二fJ几岁、三十几岁以及十几岁时失去的那些可能性，而放弃四十几岁的自由生活和爱。”纳什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在我看来，我并不是一个遥遥无期地等待解放的牺牲品……前面似乎不会出现一个解救的机会，比如来自科威特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本来完全可以为我大大缩短等待的时间。”他正在等待解救：“看起来出乎意料地清楚的是，现在就同过去·样，在那个时刻之前存在一个宽限期，一个珍贵的宽限期，如果没有好好把握，及时行乐，并且使它的重要意义得到充分体现，就会永远失去。”与此同时，纳什听见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吓坏了他： “我的头脑简直就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各种声音在里面争辩不休。”幻想出来的声音可能涉及任何一种感官，包括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视觉，但是一个或者多个、熟悉或者陌生的声音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明显凸现出来，就是精神分裂症的最大特征。这与其他幻想出来的声音完全不同，后者包括在宗教修道体验中听见的并不存在的声音，一个人的头脑中嗡嗡作响、偶尔听见自己的名字，或者在入睡或醒来之际发生的那种幻想出来的声音。精神分裂症的幻听可能是亲切温和的，但是它们通常包含嘲笑、批评和威胁，一般与幻觉主题的内容有关。这些声音与思想结合在一起，可能形成对现实的一种敏锐感觉。人多数临床医生认为，人们所说的精神分裂症的负面症状甚至比幻觉和幻听更加具有破坏力。用来形容这些症状的术语起源于希腊语：无精打采、不合逻辑，等等。那种大声宣告“我是带有一个大写N的纳什！”时机警的外貌、热情的手势以及急躁的肢体语言再也不见了。他的面部表情单调，眼神空洞茫然，好像幻觉的火焰已经把一切曾经生动活跃的东西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个空虚的躯壳。如果人们可以相信，纳什在他生命中的这段可怕时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也许会感到一些安慰。慢性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早已有人提到，并且在以后的大量研究中得到证实，就是对身体疼痛出现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感觉常常达到严重的地步，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身体疾病而英年早逝的比例很高，至少在病人不得不在医疗机构消磨大部分时间的那个时代是这样。是不是存在一·种相似的使人变得迟钝的作用，麻醉了一个人对身体疼痛的感觉？这完全有可能。但是纳什还是有他清晰透彻的自我认识的时刻，感受到难以承受的悲伤： “这样漫长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我遭遇到许多伤心的悲剧，今天我觉得非常悲伤和抑郁。”一般情况下，很难将疾病的影响从其治疗的影响中区别出来。但独处在奇怪的世界是，纳什在罗阿诺克度过的一两年里，他的情况却几乎完全就是疾病导致的结果。 自从纳什接受胰岛素治疗后，六年时间过去了，当时他已经定期服用精神抑制药物超过一年。虽然他的部分记忆消失无疑是1961年上半年接受胰岛素治疗的后果，他在返回剑桥最初几个月的极度沉静则清楚显示了三氟拉嗪的副作用，但他在罗阿诺克的情况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疲倦、漠不关心以及奇怪的念头首先是他生病的结果，与早期的治疗工作无关。一般认为，抗精神病药物是化学紧身衣，压制清晰的思考和自愿行为，但是在纳什身上却没有得到证明。不管怎样，他相对不受幻听、幻觉和意志消磨影响的时期出现在胰岛素治疗及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之后。换句话说，与其说药物治疗将纳什变成一个怪人，还不如说它减缓了他的离奇古怪行为的发展。很显然，纳什是大多数可以从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物中得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之一。这些药物是1952至1988年期间仅有的选择，随后出现r更加有效的氯氮平。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纽曼( Peter Newman)曾经编辑一部有关数理经济学重要贡献的著作，他希望收录纳什在美国科学院发表的论述纳什均衡的文章。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他。 我发现他正在罗阿诺克附近的一所小型女子学院教书或者从事类似工作。 我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许可，重印这篇文章。 我得到的回复是一个信封，上面用不同颜色的蜡笔写着我的地址，还有用不同语言（德语、法语、英语等等）称呼的一系列的“你”，并且呼唤世界性的兄弟情谊。 信封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我于是请求驻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纳什。 他照办了，并说那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奇怪的电话谈话。 接着我们找到莱夫谢茨，因为他是支持发表这篇文章的人。 给莱夫谢茨打电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莱夫谢茨只是说：“啊，是的。 他不是原来那个他了。”于是我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 后来，当这部著作送去评论的时候，评论者们责备我没有收录纳什均衡。纳什一直害怕马莎和弗吉尼亚会再度把他关进医院。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所有有关人士可以合力把我关进医院的机制使我处于危险境地，我感到害怕。”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信件都以类似下述片断的文字结尾：让我（谦卑地）恳求您，希望您赞同我应该受到保护，从而免除被（非自愿或者“错误地”）关进精神病医院……这完全是为了保存一个“有意识的”以及“具有合理程度的良心”的人的个人智力……还有“良好的记忆力”。对弗吉尼亚来说，纳什的疾病是马莎后来用机智老练、轻描淡写的语言描述的“一种私人的悲伤”。 弗吉尼亚从来没有跟她在罗阿诺克少有的几个熟人提到这件事，这些人大部分是她打桥牌时结识的朋友，而且在马莎面前也很少谈到。她的朋友们不大可能知道这件事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噩梦：纳什打了那么多长途电话，以至于弗吉尼亚最后不得不在她的电话上加锁。马莎在1969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对于纳什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感到生气：“这真令人沮丧泄气，曰日如此。你会奇怪，难道这病就永远不会好转么？”她意识到，罗阿诺克至少不能算是个友善的地方。 “我只请求过一次帮助，”马莎回忆说， “牧师在礼拜结束之后留下我，说我应该给予母亲更多帮助，他没问我要不要帮助。后来，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过来串门。他没有来，来的去口是一个退休牧师，不是我要的那位。”有一次，弗吉尼亚和纳什差一点被赶出公寓。直到30年后，马莎说起此事仍然充满愤慨。炉子引起火灾，当时纳什在家，他打电话去消防部门。 “房东说是纳什放的火。”马莎回忆说。他曾经和前来帮忙的邻居说话，他们发现这个在公寓大楼地面来回走动的高大、古怪的男人实在令人担忧。后来马莎威胁说要采取法律行动，才说服房东让弗吉尼亚和纳什搬回去。1969年的感恩节过去不久，弗吉尼亚就去世了，纳什确信她的去世寓意不祥。他同时觉得，自己可能不该跑到拐角那家商店为她买威士忌。马莎回忆说：“母亲去世之后，日子过得很不好，我们并不亲密。他觉得受到威胁，觉得我会把他送进医院。”当时，埃莉诺获得一份法庭指令，迫使纳什继续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用。在他的钱花光之后，弗吉尼亚接过了支付这笔费用的负担。她还给她的两个孙子分别留下了一笔小小的遗产。后来，纳什同马莎、查理一起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是马莎觉得没有办法与哥哥融洽相处。 “母亲一去世，我就不能好好同他待在我的家里。我跟孩子们在一起，他则四处游荡，喝茶，吹口哨。他会产生一些想法，然后做出希奇古怪的事情。”马莎设法在圣诞节刚过就把纳什关进疗养院：母亲去世之后，我担心他会离开这座城镇。 我希望这家医院可以指定一个监护人，好让他得到社会保障，也可以为他的儿子得到社会保障。我们去见一个法官，并得到一份法庭指令。这个法庭派出警察来带走他。我们由我母亲的律师缪斯( Leonard Muse)办理此事。你可以将某人关进医院接受观察，而不必作出非常强硬的安排。 在医院里，他们会决定要不要留下某人。 德加内特疗养院认为约翰有一些偏执狂的想法，但是他仍然有能力自立。2月，纳什从位于弗吉尼亚州斯汤顿的德加内特州立疗养院出院。他给马莎写了最后一封信，切断了与她的全部联系，原因是她将他关进了医院。接着，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前往普林斯顿。第四十五章 范氏大楼的幽灵普林斯顿，70年代在一双具有识别力的眼睛里，疯狂往往是最不同凡响的意识…… ——迪更生，《作品第435号》一座没有人情味、覆盖花岗岩的塔楼凭借国防资助在越南战争后期建立起来，取代了旧的范氏大楼以及附近的贾德温大楼。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学生都留在底层，建筑师们把以前位于旧的范氏大楼最高层的图书馆设在这里，连带还有计算机中心。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这些尚未成熟的科学家或数学家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消瘦而沉默的男人走进这座大楼，夜以继日”，他“眼窝凹陷，面容忧伤而凝滞”。他们偶尔有机会看见这个幽灵，通常身穿卡其布长裤、格子布衬衣和鲜红的凯德牌高筒靴，在连接贾德温和新范氏大楼的地下走廊两侧排列的许许多多黑板中的一块上不辞劳苦地书写。更常见的情况是，学生们听完上午8点开始的演讲后出来，发现前一天晚上早已写好的一条难以理解的文字，比如：“……的犹太男孩成人仪式是在勃列日涅夫( Brezhnev)的割礼之后13年13个月13天进行的。”或者是：“我同意哈佛的观点：出现了一种智力萧条。”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写给摩西的一封信，其中包含将很长的10～15位数字分解成两个庞大素数的神秘莫测的数学陈述。 “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1977年毕业的勒布尔(Mark Reboul)回忆说， “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最后，一些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学生就会向新来的人提供线索，说这些信息的作者被称为“幽灵”，是一个数学天才，但是“突然疯了”，当时他正在发表一个演讲；他正在尝试解决一个难度超出想象的问题；他发现某人抢在他前面发表了一个重要成果；或他得知妻子爱上了一个数学界的对手。高年级学生会补充说，他在大学高层有一些朋友，学生们不可以打搅他。在学生中间，这个幽灵变成一个引以为鉴的人物：如果有人过分埋头苦读，或者缺少上流社会的优雅风度，就会受到警告，说他或她“将来就会落得那个幽灵的下场”。不过，如果一个新生抱怨他在附近徘徊使人不自在，也会立即受到警告：“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杰出的数学家！”没有几个学生曾经同这个幽灵交谈，虽然一些急躁冒失的学生偶尔也会讨一支香烟或借个火，因为这个幽灵现在抽烟抽得很厉害。物理专业的一个新生有一次擦掉了两三条信息，却在几天之后发现这个幽灵站在黑板前面继续书写；他“流汗，颤抖，实际上也在哭泣”，这个学生以后再也没有擦掉任何一条信息。学生们和年轻教师研究过这个幽灵留下的信息，有时还逐字逐句抄写下来。这些信息为这个幽灵洒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辉，证实了有关他的天才的传奇故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维尔切克( Frank Wilczek)现在就住在爱因斯坦位于默瑟大街的旧居，当时正在大学里担任助理教授，他记得自己觉得“困惑和留下深刻印象”，知道 “面前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格林内尔的物理学教授施奈德（Mark心Schneider)是在1979年从普林斯顿毕业的，他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留意到那些引人注目的前后关系、讲究细节的程度、广博的知识面……实在传非同寻常，所以我……从其中最好的部分收集了几十条。”在广中因出色地证明了奇点的解而赢得一枚菲尔兹奖章之后不久，纳什的一条信息这样写道：Ns+Is+Xs+()s+Ns=O广中可以解决这个奇点吗？有些信息看来是纯数学的，至少在一个人更加仔细地研究它们时是这样，比如这条1979年的信息：致广中平祐教授的公开信o - E54+V22+E52+R18+E53+T191+T202上述表现在七维仿射空间中的六维代数簇是奇异的，在坐标原点(0，0，0，0，0，0，0)具有一个奇点。问题是：上述六维簇具有多大的奇异性，即与用作比较标准的那种类型的奇点相比，它的奇异性的比较度是多少？其他信息则间接提到了过去的事情：印度地狱B= (RX)7+(M0)6+(Op)5+(QU)4+(ME)3+cor)2+ AAPTO表示“职业疗法”7，与医学博士比特尔(O．T. Beetle)的表示法一样。AAP=PR(2) -1，作为一个数字。还有一些狡黠的幽默：真假问题陈述：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患了黄瘤病，也就是以前曾经影响尼克松、阿格纽( Agnew)的事业的同一种疾病，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疾病跳过了明显免疫的北方共和党人福特( Ford)、洛克菲勒(Rockefeller)构成的鸿沟，通过卡特本人重新传染了空军一号。上述陈述是真的。上述陈述是假的。有一个时期，所有的信息都以一个叫做丰塔纳( Ya Ya Fontana)的评论员为主角，此人就时事发表神秘莫测的公告，主要与中东问题有关。在另一个时期，格罗滕迪克的名字经常出现。又有一个时期，丢番图方程，即Xn+ yn=zn这样形式的方程，占据了主要地位。《毕达哥拉斯的长裤》是一部讲述数字命理学历史的著作，作者沃特海姆( Margaret Wertheim)曾经指出， “当世界分崩离析之际，人们就会研究数字序列”。纳什对数字命理学的兴趣就是这样在他的世界崩溃之际迅速增长，这再一次说明“神秘、膜拜宗教的全盛时期”这样的幻觉并不仅仅是疯子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有意识、煞费苦心的、通常也是不顾一切的努力，为了理解混乱的局面。纳什从名字当中编造数字，常常因为自己发现的东西而极度忧虑。 “如果认为那些数字是某个严重问题的征兆，他会感到焦虑不安。”范氏大楼的图书馆主管奇夫拉( Peter Cziffra)回忆说。在普林斯顿教书的数学家特罗特( Hale Trotter)回忆说： “我向他打招呼，他就开始谈话。我记得有一次他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的电话号码与克里姆林宫相仿而疑虑重重。他的计算是正确的，但是其中的论证却是疯狂的。”在那些年月里，纳什打了许多电话。早先，奇夫拉记得，纳什尝试打电话给公众人物和大学里的人们： “这确实有点儿奇怪……他想谈谈某个已经刊登在报纸上的事情，想和别人谈谈俄国的一场危机。”威廉·布劳德现在已经成为数学系的系主任，他回忆说：纳什是这个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数字命理学家。 他会用数字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操作。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从赫鲁晓夫的出生日期一直演算到道·琼斯平均指数。 他不断运算，加入新的数字，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的社会保障号码。 他没有说那是我的社会保障号码，我也不会承认它是的，我尽量不让他感到满足。纳什从来不会尝试说服任何人接受任何事情，他做事只是出于一个学术观点，所谈论的每一件事总是带有非常学术化的性质。他正在努力对某件事情取得一种理解，但是从纯粹数字命理学方面，而不是实用方面。人们产生了一种直觉，认为纳什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走到黑板那边是需要勇气的，与别人分享自己认为重要的、但是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疯狂的东西，充分表明了纳什与社区人群建立联系的愿望。留在一个地方而不是溜之大吉，努力清晰阐述他的幻觉，从而吸引尊重这些幻觉的听众，一定被人们视为回归由感觉引起行动的现实与行为进程的某种证据。与此同时，能够让他的幻觉看来并不仅仅是离奇古怪、难以理解，而且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当然是最终通往病情缓和的那些“失去岁月”的一个方面。《私人恐怖／公众场所》以及《幻觉》的作者格拉斯听说了纳什在普林斯顿的故事之后指出：“看来这里成了一个包容他的怪异的地方。”很显然，对于纳什，普林斯顿是一个具有治疗效用的社区。这里宁静、安全；这里的演讲大楼、图书馆和餐厅都向他开放；这里的成员总的来说恭敬有礼；在这里可以享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没有强制性。在这里，他找到了曾在罗阿诺克梦寐以求的东西：安全、自由、朋友。就像格拉斯所说的那样，“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必担心有人会叫他闭嘴或者给他灌药，这样肯定有助于牵引他走出痛苦不幸、离群索居的语言隔绝状态。”位于巴尔的摩的普拉特医院的心理学家卢因( Roger Lewin)说：“看来纳什的精神分裂症确实以别人可以看见的那种方式逐渐缓解，他的疯狂开始限于智力和幻觉的描述，而不是完全局限在行为表达方面。”这些人的话与纳什自己谈论他在普林斯顿的岁月的情节非常接近： “我觉得我是一个类似弥赛亚的像神一样的人物，带有秘密的想法。我变成一个满脑子都是幻觉思维但是行为相对温和的人，以此希望逃避住院治疗以及心理学家的直接关注。”制造那些信息的巨大努力，包括阅读、计算和书写，也许扮演了防止纳什的思维能力走向衰退腐朽的角色。那些信息自有它们的历史进程，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演化。在某个阶段，可能是从70年代中期起，纳什开始书写以基数26的计算为基础的讽刺诗和书信体诗文。当然了，基数26就是指使用26个符号，这恰是英文字母表包含的字母数目，就像日常计算的基数10包含从0到9的十个整数一样。按照这样的方式，如果一个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就会得出一个真正的单词。这就是当时的纳什（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发明神秘的密码），运用他出众的数学能力和不可思议的全神贯注，以及手头的充裕时间记录名字，按照字母与数字的对应关系将它们转变为数字，将最后结果分解为素因子，然后比较这些素数，希望从中发现“秘密的”信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芬伯格( Daniel Feenberg)曾在1975年左右在计算机中心遇见纳什，回忆说： “纳什曾对洛克菲勒怀有一种难以摆脱的顾虑。他记录那些字母，给每个字母安排一个数字，得出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分析这个数字后面隐藏的意义。这些字母与数学的关系就跟占星术与天文学的关系一样。”诚然，这不仅耗费时间，其难度也是令人咋舌的，找出有意义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的机会微乎其微。纳什当时用的是一台老式的弗里登一马钱特计算器，带有一个小小的闪绿光的阴极射线管。他一定写出了一个算法，用于基数26的计算。操作这些计算器肯定是非常冗长沉闷的事情，而且随着计算的不断进行，还要不断抄下中间的计算结果，因为这些计算器没有什么储存空间，而且不可以编程。不过，发明构成他那黑板信息的核心内容的方程，并不仅仅是奇思妙想的结果。物理学专业的一个学生回忆说：“那需要真正的数学家的那种深入的抽象思维。”他会通过运用类似A的四次方加上B的四次方这样的代数公式创造数字，计算数字。有一次，芬伯格为纳什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他问我，编制计算机程序是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他看过我运用计算机工作，想将一个12位的数字分解为素因子，他觉得这是一个合数，已经通过一个台式计算器用头7万个素数对这个数字进行验证。他做了两次，没有发现一个错误，但没有找到素因子。 我说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编写这个程序和测试只要大约5分钟时间。 答案出来了：他的数字是一个合数，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纳什开始对学习使用计算机发生了兴趣。 （一个人只要呆在计算机中心，他就不得不整个小时坐在那些古老的台式计算器前面，埋头在成堆成堆的计算机卡片里苦苦搜索。）特罗特当时正在计算机中心兼职，这样描述：“那是从前的事情了，我们用卡片进行数据输入。那里有一个巨人的‘准备室’，里面配备了一个很大的柜台、一个卡,片阅读器，还有书桌、椅子，另外一个房间则放置了一个计算器。那里到处都是大堆纸片。”那个时候，特罗特回忆说，他会记录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时间，但是没人需要交钱。从某个时期开始，管理层认为他必须向个人研究账户收取费用。学生同教师一样，必须开设账户，得到一个密码。起初，特罗特让纳什使用他的账号。在每周例会上，有人提到就纳什的情况立个规矩，因有些学生开始疑惑特罗特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纳什输出的东西上。 “有人建议”，特罗特说，“给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账号。”大家都同意给他一个免费账号。 “他从来没有出过乱子。如果有的话，就是与众不同，令人窘迫。有时候，纳什与某人交谈，这个人就很难脱身。’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纳什都在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参考书阅览室进行艰苦研究，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称他是“图书馆疯子”，后来又变成“费尔斯通的疯才”。到70年代后期，他经常成为午夜时分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的人。 他在参考书阅览室度过每个夜晚，他那松软的高尔夫球帽放在宽大的木制书桌上，旁边是整整齐齐摆成一叠的书本。他也会在卡片目录那里站上两三个小时。《科学传记字典》编辑、科学史学家吉莱斯皮( Charles Gillespie)在费尔斯通图书馆三楼有间办公室。每天纳什都会来到费尔斯通，沿着走廊走过，眼睛直视前方，手里拿着一个手提箱。他几乎总是直接走向三楼的书架，停在图书馆用来存放宗教和哲学书籍的地区。吉莱斯皮总是向他道早安，而纳什总是一言不发。不过，纳什偶尔也会主动结识别人，比如他在1975年夏天认识了两个伊朗学生。阿萨迪(Amir Assadi)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常带微笑，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的教师。他回忆说：我弟弟来跟我一起过暑假，当时我正在复习功课，准备综合考试，弟弟经常在休息室等我。 我早就在附近见过纳什，也听说过他，但是有一天，当我走进去，见他与我弟弟正在热烈交谈，我也加入谈话。 之后，我总是跟他打招呼，我们偶尔交谈。他极其温和，非常害羞，看来非常孤独。 我们是两个少有的曾经与他交谈的人，而他同我弟弟说起话来就毫无拘束。 我觉得他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外国人。这些谈话通常都很短，不过有时他会继续讲下去。 我们觉得他具有学者气质，举止并不离奇古怪。他经常阅读《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广博的知识。 纳什对琐罗亚斯德宗教感兴趣。琐罗亚斯德是古伊朗的一个先知，他不是“有一头黄色骆驼（即疯癫）的”人。 他建立的这个宗教基于三个原则：好的行为，好的思想，好的表达。认为火是神圣的，光明与黑暗永远斗争不休。火永远在琐罗亚斯德教派的庙宇燃烧，教徒是一神论者。纳什会请我们证实这一点或那一点，偶尔我们也真的会为此去读一些书。在伊朗，人们会对一个孤独者怀有深刻的同情和遗憾之情，我们为他觉得惋惜。在那些年里，纳什每天的行程变成一个可以预见的模式。他起床不太早，乘小电车“丁奇号”进城，买一份《纽约时报》，散步去奥尔登小径，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吃早饭或午饭，接着游荡回到大学，人们会在范氏大楼或者费尔斯通图书馆见到他。有一段时间，他准时出席范氏大楼的茶会。1972年，约瑟夫-科恩成为数学系主任，那一年他因纳什的问题而度过了“许多难以入睡”之夜。数学系的一些秘书已经几次向他报告，说纳什的举止让她们担心。科恩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举止，但是猜想其中包括注视。无论如何，他没有理会这些女子的怨言，只是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私底下他并不是那么有把握。教师们宁可避开他，除了几个例外，比如特罗特。戈尔丁( Claudia Goldin)当时正在经济学系，她回忆说：他是一个有趣的谜，就在我们附近。 这就像有个巨人，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他的肩膀上，不过，那是怎样的肩膀呢？ 对于学者来说，永远摆脱不了一种恐惧，你所拥有的就是你的头脑，只要一想到它可能出什么问题就会害怕。 当然了，所有人对此都同样感到害怕，但对于学者，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在多数情况下，倒是学生们对纳什的传奇有点了解，发现他并不怎么令人害怕，而且会去找他。 比如芬伯格就同纳什一起吃过午饭。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伟人，光是跟他一起吃午饭已经是一种有趣的经历，但也是令人伤感的事情。面前就是他本人，就是我们中间非常著名的人士，普林斯顿以外的人经常以为他已经死了。”1978年，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纳什在研究生院和兰德时期的老朋友沙普利的善心，他终于获得一个数学奖。他被运筹学研究学会和管理科学研究院授予冯·诺伊曼理论奖，同时获奖的还有伦斯勒理工学院的数学家莱姆克( Carl Lemke)。纳什得奖的原因是他发明了非合作均衡，莱姆克则因其计算纳什均衡的研究工作而得奖。沙普利是评选委员会成员，是他提的名。 “当时我觉得有些感伤和怀旧，”在前一年已经得奖的沙普利认为： “现在有个机会可以为纳什做点什么。”他后来说，他的动力来自希望通过表彰纳什多少为艾利西亚和约翰尼带来一些帮助。 “当时我的伤感主要是想到这个孩子正在长大，而他的父亲不在身边。这也许可以有助于增加他的自尊心，看到他的父亲虽不在身边，但是很伟大，做的工作受到表彰。”不过，纳什并没有得到邀请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颁奖典礼。IBM公司的数学家、评选委员会的第二号成员霍夫曼(Alan Hoff-man)专程前往普林斯顿，把这个奖送到纳什手上。他说：“我们聚集在塔克的办公室。塔克和库恩在场，我们聊了一会儿。纳什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告诉你，看见这个过去的天才现在的举止处于一个青春前期孩子的水平，实在令人痛苦。在道听途说与亲眼目睹之r，确实是有差别的。”第四十六章 一段平静的生活普林斯顿，1970—1990年我在这里得到庇护，因此没有变成无家可归。 ——纳什，1992年1970年，当艾利西亚提出让纳什住在她那里，完全是出于怜悯、忠诚以及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人愿意收留他。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他的妹妹没有能力接过这个重担。艾利西亚无论离婚与否都是他的妻子，不管她对与患有精神疾病的丈夫住在一起有过什么犹豫，却一点儿也没想过不再理他。与此同时，艾利西亚确信她还可以给纳什提供物质庇护之外的东西。她相信，抑或是希望，他和同行住在一个学术社区，没有关进医院继续治疗的威胁，可以有助于他的康复。她将纳什的自身需要——安全、自由和友谊——．丝不苟地记在心里。1968年底，当时纳什相信母亲和妹妹计划再度将他送入医院治疗，艾利西亚应纳什 的要求给马莎写了一封信，争辩说住院治疗既没有必要，也是有害的：“我现在觉得他过去接受的大部分治疗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带来丝毫有益的永久性效果，而是恰恰相反。如果他要进行一种持久的调整，我认为必须在正常情况下才能进行。”在1968年，艾利西亚的心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因不仅在于纳什经历了大胆的治疗之后还是故态复萌，而且在于她离婚后的亲身经历使她对纳什的情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她在写给马莎的信中说道：“我在亲身经历过一些他那样的困难后，觉得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理解他的难处。”与许多尝试帮助纳什的人一样，艾利西亚对他承受的苦难有一种切身的直接感受，并且因此采取相应的行动。艾利西亚的美丽与脆弱，由于她个人的悲剧经历而显得更加明显，使别人很有可能爱上她。四十几岁的数学教授穆尔很可能生活在一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而不是在现实世界的范氏大楼。他的皮肤黝黑，容貌英俊，仪态严谨，身穿定做的套装，在相当不拘小节的同行数学家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会说法语，对自己的出生地纽约以及一些欧洲城市了如指掌，这更赋予他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 当时尚未结婚的穆尔是女士们心中的理想情人。穆尔、纳什、艾利西亚重逢之后，三人有时也会一起出去吃晚饭。不过，直到1963年年中纳什离婚，被一个前女友形容为“僵硬、呆板”的穆尔自己也遭受了一次破坏性的精神崩溃后，这段关系才开始转向浪漫爱情的方向。当时，穆尔深受酗酒和严重抑郁之苦，被送入费城郊外一家上等的、以精神分析为主的医院接受治疗。穆尔在这家医院待了两年半时间，其间除了斯潘塞以及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的论文导师怀特黑德，艾利西亚就是仅有的定期前来探望的朋友。怀特黑德曾经几次遇见艾利西亚，回忆说： “费城有很多人没来看他，他对于探望者满怀感激。”这段友谊在共有的经历以及彼此的同情中萌芽，最后发展成为爱情。1965年夏天，穆尔返回普林斯顿重执教鞭，差不多与此同时，纳什搬到波士顿。穆尔成为艾利西亚的固定伴侣，双双出席普林斯顿的晚餐舞会、音乐会和类似的社交场合。没人知道他们两人是否如同她和纳什的婚姻一样属于绝妙的天作之合。穆尔尽管具备魅力和热忱，却没有纳什那种让艾利西亚心醉神迷的吸引力。不过，她真的非常渴望有人照顾，有一段时间他们好像也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纳什离开普林斯顿的时候，艾利西亚仍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她的母亲在丈大去世后搬来与她同住，就像几年前在剑桥一样，担任管家的工作。拉德夫人还帮忙照顾约翰尼，他已经长成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男孩，高个儿，容貌讨人喜欢，而且头发也是金色的。但是，当艾利西亚突然失去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工作时，问题就来了。这家公司的空间分部经常发生取消合同或临时解雇的事情。艾利西亚那时经常请假，常常迟到，要不就是由于过度抑郁而不能好好工作，。尤其容易成为解雇的目标。她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只是没干多久。这段艰难时期持续了好几年，其间她不断换工作，经常处于失业状态，此事在她写给马莎的信件里有过间接的暗示。艾利西亚决心找一份与自己的学历相当的工作，可是在那时没有几个航空航天公司愿意聘请女性担任工程师，人们拒绝给她这样一份工作的次数超过30次。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跑去面试，”她后来回忆说， “可就是得不到工作，这真叫人郁闷。”在她的失业津贴用完之后，情况一度恶化到不得不依赖福利救济和使用食品券生活的地步。她想嫁给穆尔的愿望也落空了，穆尔觉得同时接受一个妻子和一个继子实在“难以承受”，便抽身退出了。她的母亲“竭尽所能维持大局”，艾利西亚后来说，这确实不容易。艾利西亚和她母亲不得不放弃位于普林斯顿心脏地带的富兰克林大街的漂亮房子。艾利西亚在普林斯顿铁路枢纽站那儿找到一所19世纪样式的小房子，很久以前它就被隔热砖包裹起来。这所房子非常简陋，不过租金便宜，而且交通方便，它实际上就坐落在火车站对面。约翰尼已经12岁了，由于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学校和同学而非常不高兴，但是艾利西亚没有选择的余地。纳什搬到这个枢纽站同他们住在一起，用弗吉尼亚留给他的基金信托所得少量收入的一部分分担租金和家庭生活开支。艾利西亚把他叫做一个“房客”，但是实际上他们总是一起吃饭。纳什花了不少时间与约翰尼在一起，有时也帮他做功课或跟他下国际象棋。艾利西亚早已教会儿子怎样下国际象棋，他后来也成了一个下棋好手。纳什沉默寡言，非常安静。 “他可没有惹麻烦，”奥黛特回忆。他的衣着随意，披着一头灰白长发，表情茫然，沿着拿骚大街来回游荡。 孩子们嘲笑他，站在他的必经之路挥舞手臂，当着他的面大声说粗言秽语，让他饱受惊吓。艾利西亚是个高傲的女子，对于外表总是非常敏感；但她的忠诚和同情压倒了对其他人可能怎么想的顾虑。她很耐心，什么也不哕嗦，很少对纳什提出什么要求。 回顾漫长的岁月，她的温柔举止也许在他的康复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她曾经威胁或劝说纳什去做什么事情，他很可能落得流浪街头的下场。 这是杜克大学精神病医生基夫( Richard Keefe)的看法。常识认为精神病患者的家人应该“直言相告”，可是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比从心脏病突发或癌症手术康复过来的病人更能承受带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达方式。艾利西亚是个小心翼翼的诚实的人。对自己在保护纳什方面起到的作用，她只是简单地说：“有时你没打算去做什么事，只是事情恰好那样发生罢了。”不过，她确实意识到那样做对纳什是有帮助的，她说： “他受到的对待是不是有助于他的好转？噢，我想是的。他有自己的房间，饮食无忧，有人照顾他的基本生活需求，没有受到多少压力。这就是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受到照顾，而且没有多少压力。”1973年，艾利西亚的处境开始好转。她起诉波音公司有性别歧视现象，、波音是在60年代拒绝聘用她的公司之一。做这件事需要付出很大精力，不过，波音公司最后跟她达成条件相当不错的庭外和解，大大激励了她的士气。她在纽约的爱迪生公司找了一份编制程序的工作，她的大学同学乔伊丝正在那里工作。每天早上4点半她就要起床，从普林斯顿枢纽站坐两个小时的车到爱迪生公司位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格拉默斯总部，每晚到家已经过了8点。她常常对工作本身感到沮丧，她的老板、麻省理工学院时代的另一个老熟人贝利(Anna Bailey)回忆说，她觉得她的头脑和教育背景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不过，现在她再次得到很好的收入，有能力将约翰尼送人佩迪学校读书，这是位于普林斯顿以西16千米左右的海茨敦的一所私立预科学校。约翰尼尽管在家里变得情绪化，难以相处，却无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在大学二年级结束之际，他不仅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一枚伦赛勒奖章，而且学业平均分达到4.0。与此同时，他开始在数学方面显示出浓厚兴趣和天赋才华。 “在约翰尼成长的岁月里，约翰同他有过许多数学讨论。”艾利西亚后来回忆说，“如果约翰尼的父亲不是一个数学家，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医生或者律师。”约翰尼开始在范氏大楼的休息室流连，在那里下国际象棋和围棋，与一些研究生讨论数学问题。阿萨迪记得，当时他“举止文雅，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有一点点拘谨，就跟其他数学家一样……直到熟悉他们的环境”。约翰尼显然很有天赋，阿萨迪记得他正在学>J一些“非常艰深的数学书籍”。有时，父亲也会同儿子一起出现在范氏大楼。约翰尼并不显得尴尬，当然从来也不会在与其他学生说话时提起自己的父亲。阿萨迪回忆说：“有一天他消失了。当他 回来的时候已经剃了头，变成一个重生的基督徒。”1976年，利德前往卡里尔诊所看望他的朋友根合尔，就是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与纳什同窗学习的那个根合尔，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当医院的侍者引导利德穿过病房那道上锁的门时，一个高个儿、两眼发直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他冲着利德大声喊道， “你想不想得到拯救？”利德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后来，根舍尔告诉他那个人是纳什的儿子。到艾利西亚采取主动，将约翰尼送入卡里尔接受治疗的时候，他已经逃课将近一年。他抛弃了所有的老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拒绝离开自己的房间。如果他母亲或者外婆打算干预，他就会对她们大发雷霆。他开始着了魔似的钻研《圣经》，谈论赎罪和惩罚。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同一个小小的基要主义团体的成员待在一起，四处派发小册子，在普林斯顿的街头巷尾纠缠陌生人。艾利西亚和她母亲并没有马上意识到，约翰尼令人烦恼的行为远远不止青春期反叛这样简单。不久，显而易见，约翰尼听见说话的声音，而且相信自己是一个伟人的宗教人物。艾利西亚想送他去接受治疗，他却逃跑了。他在外面待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艾利西亚不得不请警察帮忙搜寻他，并且将他送回家。之后，当她的儿子进了卡里尔，艾利西亚知道自己一直以来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变成现实：她的才华横溢的儿子得了跟父亲一样的病。经过第一次治疗，约翰尼的病情似乎很快就好转了。但是，他又过了整整三年才重返校园。艾利西亚从来没有在公司提起他，只有在被迫请假的时候除外。她也从来没有告诉爱迪生公司的任何人说纳什又跟她住在一起了。和弗吉尼亚十年前一样，她将她的所有不幸遭遇视为个人的伤痛。她努力应付约翰尼拒绝吃药、不断从家里逃跑、定期需要接受治疗的情况以及落在她微薄资源上的沉重负担，竭力不向自己的抑郁情绪屈服。 “你牺牲了这样多，投入了这样多，结果却付诸东流。”后来她这样形容。随着约翰尼的难题日益令艾利西亚应接不暇，她开始向朋友、博雷尔夫人盖比求助。盖比陪艾利西亚去卡里尔看望儿子，后来则是去特伦顿精神病院，还与她在电话里交谈，有时邀请纳什夫妇来家吃晚饭。穆尔证明了这一点：“盖比是艾利西亚在这里最亲密的女性朋友，她非常好，再没有别人这样坚定地站在她身边。”盖比对艾利西亚坚毅个性的赞美之辞直到今天仍然令人信服：“起先，你说不出她有什么特别，没有意识到她是谁。她在自己身边筑起了一道防御外壳，不过，她是一个非常勇敢和忠诚的人。”1977年，约翰·戴维短暂地出现在纳什的生活中。父亲和儿子至少从1971年开始一直保持通信联络，当时约翰·戴维正在高中毕业班。纳什对儿子上大学的计划非常关心，艾利西亚也写信请马图克给约翰·戴维提一些建议。约翰·戴维上了邦克山社区学院，通过担任医院侍者筹措资金，自力更生。四年后，他向好几所四年制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表，一些大学许诺提供奖学金，他在1976年转学至阿默斯特大学，这是全国最著名的文科大学之一。那年秋天，阿默斯特数学系教授斯塔尔( Norton Starr)聘请一名学生做一些收拾庭院的工作，之后，斯塔尔请他进屋喝冷饮。他们聊天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发现斯塔尔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论文的，就问他是否认识那里一个名叫纳什的数学家？斯塔尔回答说，听说过他的名字，也见过他本人。 “他是我的父亲。”这个年轻人说。斯塔尔仔细地打量他，“天哪，你看上去确实很像他。”他说。不久，约翰，戴维开车去普林斯顿看望父亲，艾利西亚对他很友好，他第一次见到了弟弟约翰尼。随后的圣诞节，约翰尼去了波士顿，住在埃莉诺和约翰·戴维的家里。埃莉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围着他问长问短，关怀备至。他没有带冬天穿的大衣，埃莉诺就给他买了一件羽绒外套。约翰尼在他哥哥面前总是举止得当，可是只要单独同哥哥的母亲在一起，就可能突然变得难以对付。埃莉诺回忆说：这个假期即将结束之际，“他不合得让约翰走。于是约翰让他陪着回到学校。”纳什与约翰·戴维的重逢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好。 “这就好比某种平息。”约翰-戴维回忆说。他的父亲更有兴趣谈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他儿子的。 “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会答非所问地提到尼克松的什么事情。”纳什的心绪一直动摇不定，认为儿子既然已经达到法定年龄，就可以“在我个人的期待已久的‘同性恋解放’中扮演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角色”。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就像他当时所说的那样，想要“给他讲讲我的生活、难题以及整个生活经历的各个方面”。埃莉诺回忆说他确实这样做了。约翰·戴维最终再也没有回复父亲的电话，两人在以后17年里也没有再次见面。 “我不大希望跟他联络，”约翰·戴维说，“有一个患精神病的父亲实在令人烦恼不安。”与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情况相比，精神分裂症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短暂发作的疾病，在它的初次发作之后那几年尤其如此。严重的精神变态期之间可能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其间各种症状都会明显缓解，无论这是治疗的结果或者自发现象。这也是约翰尼的经历。1979年，位于新泽西州劳伦斯维尔的赖德学院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数学系系主任菲尔兹(Kenneth Fields)就被请去同一名一年级新生好好谈谈，因为该生在数学系迎新情况介绍会上成了难缠的捣蛋鬼，对一切事情发问，还抗议说整个讲述方式不够准确。 “我不需要修读微积分学，”这个年轻人一来到菲尔兹的办公室就说，“我要专攻数学。”由于赖德学院很少能吸引对数学有兴趣或者受过一些专业教育的学生，菲尔兹不禁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校园里散步，他不断试探这个学生，很快就得出结论，即赖德目前还没有足够高深的数学课程可供这个年轻人学习，于是他提出亲自辅导他。 “顺便提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他最后问道。 “约翰·纳什，”这个学生回答。看到菲尔兹的震惊表情，他又补充说： “您可能听说过我的父亲，他解决了嵌入问题。”对于60年代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早已熟悉纳什传奇的菲尔兹，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菲尔兹开始每周会见约翰尼一次。约翰尼花了一些时间起步，但是很快就得心应手，顺利完成线性代数、高等微积分和微分几何学的艰难部分。 “很显然，他是一个真正的数学家，”菲尔兹说。约翰尼也是聪颖而友善的，他是一个基要主义的基督徒，却可以同信仰其他宗教、智力早熟的学生交朋友。他与菲尔兹谈到自己的精神疾病，菲尔兹自己就有几个亲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偶尔，他也会夸张地谈论一下外星人，有一次还威胁一位历史教授。不过总体而言+，菲尔兹说，约翰尼的病情看来没有失控，他的成绩一直是A，二年级时还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菲尔兹不久就发现，约翰尼在赖德只是浪费时间，他应该进入博士课程。1981年，尽管约翰尼没有高中或者大专文凭，还是被拉特格斯大学录取，并且得到一份全额奖学金。到了那里以后，约翰尼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了入学资格考试。他曾经不止一次威胁说要退学，菲尔兹也不止一次接到艾利西亚的电话，惊慌失措地请求他跟约翰尼谈谈。菲尔兹这样做了，约翰尼则回答：“为什么我非要做什么事情不可？我的父亲就不必做任何事情，我母亲供养他，为什么她就不能供养我呢？”不过，他终于没有退学，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当时正在拉特格斯数学系的教授内桑森( Melvyn Nathanson)喜欢在他的数论研究生课程里布置一些被他称为尚未解决的经典难题的简单版本作为功课。 “我在第一个星期就出了一道题，”他回忆说， “约翰尼第二个星期就交出了答案。我在那个星期又出了一道题，过了一个星期他又交出了答案，这真是不同寻常。”约翰尼与内桑森共同完成了一篇论文，后来成为约翰尼学位论文的第一章。接着，他独立完成了第二篇论文，内桑森的评价是“非常精彩”，同样成为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他的第三篇论文是对埃尔德什( Paul Erdos)‘在20世纪30年代就所谓B序列的一个特例而证明的一个定理的一个重要推广。无论是埃尔德什还是别人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定理是不是在其他序列上同样成立，约翰尼出色地攻克了这个问题，结果引出了其他数论专家的一系列论文。约翰尼1985年在拉特格斯获得了博士学位，内桑森说，他看来已经做好准备，要作为一个一流数学家开创一段长期而富有成果的工作。 西弗吉尼亚州马歇尔大学提供了一份为期一年的讲师职位，这似乎是将这个数学新博士引入学术界某个终身职位的传统道路的第一步。约翰尼还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拉德夫人已经永远返回萨尔瓦多，艾利西亚则转到纽瓦克的新泽西运输公司从事计算机程序员工作。看起来，一切都充满希望。 *见《数字情种——埃尔德制传》，保罗·霍夫曼著，米绪军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译者第五篇弥足珍贵第四十七章 病情缓解 你知道，他得了那种疾病，但是现在他一切正常。 这不能归为一件或几件事情的结果，这只是过上一种平静生活的问题。 艾利西亚·纳什，1994年萨尔纳克( Peter Sarnak)是个急躁莽撞的35岁的数论专家，1990年秋天加入普林斯顿，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黎曼猜想。他刚刚主持了一个研讨会，一个一直坐在后排的高个儿、白头发的男人在人群散去之后上来向他索取论文的一个副本。萨尔纳克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保罗，科恩的学生，自然听说过纳什的名字，也见过他本人。他早已多次听说纳什完全疯了，所以要求自己对他和气一些。他答应给纳什送去一份副本。过了几天，在午茶时间，纳什又来找他，说有几个问题要讨论。纳什说话时避开萨尔纳克的目光。起初，萨尔纳克只是很有礼貌地听着，但是没过几分钟，他就知道自己不得不高度集中注意力。后来，当他仔细思考这次对话时，感到相当震惊。纳什在萨尔纳克的证明中发现一个真正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与其他人很不一样，”萨尔纳克后来说， “他会立即领悟一些东西，我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朝一日达到那个水平。这是非常引入注目的领悟，非常与众不同的领悟。”他们经常交谈。每次谈话之后，纳什就会消失几天时间，回来的时候会抱着一捆计算机打印的东西，他显然非常精通计算机。他会想起一个微小的问题，然后通常以天才的方式，把玩这个问题。萨尔纳克发现，如果在他的头脑中，某件事情在一个小范围里起作用，纳什就会跑去找计算机帮忙，试图看出它是不是“在以后几十万次运算里同样成立”。不过，真正让萨尔纳克吃惊的是，纳什看来完全具有理性，与其他数学家描述的那个丧失本性的人大相径庭。 萨尔纳克心中绝对不只一点点不平，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学术巨人，但是他却早已被数学专业的同事遗忘多年。如果确实有理由支持这种漠视态度，那么这个理由现在也过时了。回顾往事，已经不可能确切指出纳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奇迹般的病情缓解的。这个变化首先是由普林斯顿一带的数学家发现的，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与他刚刚发病时持续好几个月的突然发作相反，病情缓解是在漫长岁月里逐步出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缓慢的进化，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缓慢出现的渐进过程”。特罗特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在计算机中心见到纳什，他肯定了这一点： “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种相当渐进的好转。在早期的日子里，他从各种名字中拼凑出数字，对他发现的事情忧心忡忡。渐渐地，这种情况消失了。接着就钻研比较具有数学性质的数字命理学，从公式和分解因子当中取乐。这还不是有条理的数学研究，不过已经去掉了离奇古怪的性质。后来就变成真正的研究。”早在1983年，纳什就开始走出他的封闭庇护所，同学生们交朋友。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杜代(Marc Dudey)在1983年去找过纳什。 “当时我觉得见这个传奇人物实在是够大胆的。”他发现纳什和他一样对股票市场很有兴趣。 “我们沿着拿骚大街散步，我们讨论股市。”杜代惊讶地发现纳什是一个“选择股票的好手”，偶尔也会听从他的建议，虽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此后一年，杜代忙于撰写他的毕业论文。他没有办法对付要用到的一个数学模型，纳什就施以援手，领他走出困境。 “其中涉及到计算一个无穷大的乘积，”杜代回忆说，“我做不到，所以拿给纳什看。他建议我用斯特林公式计算这个乘积，接着就写下几行方程式，显示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在这整段时间里，杜代根本不觉得纳什比他遇到的其他数学家古怪。到了1985年，曾在十年前帮助纳什将洛克菲勒的名字变成的数字进行因子分解的芬伯格已经是普林斯顿的客座教授，他与纳什一起吃午饭，亲眼目睹纳什身上出现的变化，深感震动。 “他看来好多了。他介绍了自己有关素数的研究工作，我没有水平进行评论，但是听上去像是真正的数学，真正的研究。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变化。”这些变化过程只有几个人能够看出来。 尼尔格斯( Edward G.Nilges)从1987年至1992年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中心担任程序员，他回忆说，纳什起初“显得惊慌不安，沉默寡言”。但是，到了尼尔格斯在普林斯顿工作的最后一两年，纳什已经向他请教有关因特网以及程序问题，这些都给尼尔格斯留下深刻的印象：“纳什的计算机程序的精致程度令人惊讶。”1992年，沙普利在访问普林斯顿期间，同纳什共进午餐，在相隔许多年以后第一次进行相当愉快的对话。 “当时纳什非常敏锐，”沙普利回忆说，“他完全没有容易分心的毛病，学会了使用计算机。他正在研究创世大爆炸，我感到很高兴。”这个纳什，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严重疾病之后，却“处于‘数学人物’的正常范围”，这引出了许多问题。纳什是不是已经真的康复了？这样一种康复的机会有多罕见？这“康复”是不是表示他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患过精神分裂症？因为人人都知道这种疾病是不可救药的。他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精神病症状，是不是只是躁狂与抑郁交替出现的疾病？而这种疾病一般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也有更大的机会康复。如果不在纳什的精神病记录基础上再次进行诊断，人们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答案。精神病学者现在认为，精神病的症状本身“不会招致精神分裂症”，而且，尽管今天已经有了更加精确的诊断标准，在症状出现的初期，仍然难以区分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交替的疾病。不过，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纳什的最初诊断实际上是正确的，他属于数量极少的得以在经历漫长而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折磨后显著缓解的幸运儿。纳什的小儿子同样被诊断为躁狂型精神分裂症和情感分裂型精神病，这一事实是有力的证据，支持纳什本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说法。与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相反，精神分裂症现在被认为具有很大的遗传成分。纳什的症状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也是一个有力证据，他没有能力继续从事患病前后一直热衷的工作，并且与大部分的人断绝接触。此外，纳什形容自己的疾病不是时好时坏，或者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躁狂爆发和令人丧失能力的抑郁，而是一种持续的梦境一般的状态，伴随着离奇古怪的想法，与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描述相同。他提到自己被幻觉困扰，不能工作，并与周围的人们隔绝。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类困扰描述为不能进行推理。实际上，他曾经告诉库恩和其他人，他仍然带有偏执狂的思想，甚至还听到并不存在的声音，虽然与过去的情况相比，这种噪声的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纳什将理性行为与节制饮食相提并论，意指这是一种长期而自觉的斗争。他说，试图辨别偏执狂的想法，并且对它们进行抵制是监察个人思想的问题，这就好比某人希望减轻体重而不得不决定自觉回避脂肪或甜食一样。精神病学虽然已经在定义疾病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在确定康复的定义上仍然存在争议。威诺克(George Winokur)和庄敏(音译，Min Tsuang)写道，缺乏明显的症状， “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人]是健康的，因为他们仍然可能带有某种存在缺陷的状态，这状态已经稳定下来，而且患者也已经学会如何与之相适应。”但是，这样一种评定也许适用于纳什在20世纪70～80年代早期的情况，现在看来却过分悲观了一些。认识纳什的人们和纳什自己的理解反映了一种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变化。 “纳什确确实实已经康复了。”赖德学院的菲尔兹说，他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认识纳什，并且拥有丰富的与精神分裂症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当然，如果将纳什的康复描述为“病情缓解”就更加确切一些。事实表明，这一病情缓解的案例虽然如同奇迹一般，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直到几年以前，人们仍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经历没有多少了解，仅有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由在州立医院的精神病医生主持。 由于当时留在医院可供研究的仅是重病在身的老年人，他们需要不断接受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被看作一种伴随年老或器官退化而出现的变性疾病，人们认为它对大脑的伤害或多或少会均匀地继续下去，直到病人死亡。布洛伊勒( Manfred Bleuler)是一个德国精神病医生，也是首先向这个观点系统地提出挑战的研究者。在对200多名病人所做的为期20年的跟踪研究中，他发现20%的病人“完全康复”。此外，他得出结论，长期维持的康复并不是治疗的结果，而是自然出现的。接着，波恩大学的一个德国小组做了一个长期跟踪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段时间曾被关进这个城市的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重新翻阅疾病记录，评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从中挑选病史和症状都符合这种疾病的现代定义的病人，总数大约有500人。然后，他们找出这些人或者他们的家人的地址，通过访问病人和认识他们的人，得出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详细记录。许多人已经去世，大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大部分是自杀身亡。有些人仍然被留在专门机构，显然是对任何药物或者电击休克疗法毫无反应，电击休克疗法在那里的应用远比美国更加广泛。另外一些人则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不过身上仍然留有疾病的症状，特别是那些消极症状，比如漠不关心、缺乏动力、在生活当中找不到兴趣和欢乐。但是，一个数量惊人的人群，大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看来已经完全摆脱所有症状，能独立生活，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在他们受过训练或者发病之前工作的行业任职。他们中的人部分人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需要医生的照顾了。研究人员感到非常惊讶。 随着这个研究项目的结果在小小的全球精神病研究界传播，美国佛蒙特大学的一个小组决定着手进行一个类似的长期研究。虽然他们起初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极其相似。初次发病十年之后，大部分病人的病情还是很严重，但是30年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少数人团体开始过上相当正常的生活，只有大约5%是好转缓慢的典型。研究发现，这些人中的自杀现象是在患病最初十年发生的，他们看来处在严重发病的间隔期间，神志恢复到足够正常的地步，以至于可以清楚意识到面前的道路多么可怕，因此陷入绝望。这种疾病对思想和感情造成的伤害显然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在这之后，症状就开始稳定下来。随后进行的研究多多少少冲淡r这些乐观的结论。所有的长期研究项目都受到诊断结果的不确定性及对“康复”的不同见解的影响。威诺克和庄敏对170名病人所做的研究也许是最严谨的项目，结果发现发病30年后，只有8%的病人可以被认为是恢复健康的。因此，虽然纳什引人注目的康复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子，却也是相当罕见的。没有一项研究可以回答有助康复的因素是什么，但是它们却暗示某个在疾病发作之前具有纳什那样经历的人，即处于较高社会阶层、智商超群、曾取得非凡成就、亲戚中没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且是在生命的第三个十年的后期患病，尽管初期出现非常严重的症状，在某些重大的生活转折时刻发作，但会有最大的机会出现病情缓解。另一方面，同纳什一样的年轻人，早期的成就与疾病缠身而导致无能为力的状态之间的区别也是最大的，因此他们最有可能走上自杀的道路。由于自杀行为在住院治疗的病人中少有发生，因此，马莎在20世纪60年代坚持将纳什关进医院也许可以说是挽救了他的生命。没有人清楚胰岛素休克和抗精神病药物是不是增加了日后病情缓解的机会，虽然这些东西显然导致了纳什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段出现的暂时性的病情缓解。在20世纪50年代，抗精神病药物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可以找到，虽然当时得病的许多病人属于在中年后期症状完全消失的那部分人，早期的药物治疗也并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指标，可以预示后来的进展。与此同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拒绝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而且他在60年代没住院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这也许是幸运的决定。如果定期服用，这些药物可能引发比例很高的可怕而持久的症状，其中之一就是迟发性运动障碍，患者的头部和颈部肌肉僵硬，包括舌头运动在内的运动不受控制；另外一种就是思维模糊，所有这些副作用都会使他难以逐步重返数学世界。正如后来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纳什的病情缓解并不是由某种新疗法造成。 “我终于从非理性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他在1996年说，“没有经过治疗，除了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自然的激素变化。”他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逐步意识到他的妄想幻觉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二是抗拒幻觉的能力日益增长。他在1995年写道：渐渐地，我开始有意识地不遵循某些受到幻觉影响的思维路线，这些东西曾经是我的本能特征。最可辨认的是，我开始抗拒以政治为导向的思想，认为那纯粹是一种毫无指望的智力浪费。他相信，不管是对是错，是他决定了自己的康复：实际上，这可能类似于意志力量在有效节制饮食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努力使他的思想“理性化”，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辨别和抗拒幻觉思想的非理性猜测。“关键的一步就是决定不再为与我的秘密世界有关的政治感到担忧，因为那不会产生预期效果，”他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写道，“这进一步引导我抛弃任何与宗教事务有关的东西，以及教学或者教学的意愿。“我开始研究数学问题，学习计算机，因为当时它已经出现。我得到了（当时为我安排计算机使用时间的那些数学家们的）帮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纳什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一流经济学杂志的十几篇论文的标题里，不过，纳什本人仍然默默无闻。当然，许多年轻、．辈的研究人员认为他已经去世，其他人则相信他被冷落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垂垂老矣，抑或是进行了一次脑白质切断手术。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也几乎完全将他看作一个幽灵。特别是除了沙普利为他争取到1978年度的冯·诺伊曼奖之外，所有应该对他成就进行的表彰和奖励没有一项授予他。在1987～1988学术年度发生的一个非常过分的事情可以表明，人们认为纳什患有精神疾病的想法如何根深蒂固，使他继续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即便是在经济学领域，这个他曾经帮助发起革新的领域也是这样。当选计量经济学学会的研究员，就像这个学会的一位前主席所说的那样，相当于在一流经济学理论学者俱乐部取得一张会员卡。到了1987年，大约有350名在世的研究员，其中包括所有到那时已经或者即将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学者，惟一的例外是诺思(Douglass North)（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是一名经济历史学家，而不是一名数理经济学家）。学会研究员几乎包括全体曾经对博弈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库恩、沙普利、舒比克、奥曼、豪尔绍尼、塞尔滕，等等，就是没有纳什。1988年底，一名新近当选的研究员鲁宾施泰因(Ariel Rubinstein)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错误”，立即决定提名纳什。这个提名对于1989年11月进行的评选来说显得太迟了一些。此外，根据这个学会的规则，每个只有一人提名的候选人必须首先通过这个学会的一个五人提名委员会的审定，这个步骤的目的之一是“确定以前的评选委员会是否忽略了某人”，并且纠正这样的失误。结果呢，这份提名表被送交这个评选委员会，后者在1989年春天着手进行处理。那时，博弈论学者鲁宾施泰因同时拥有特拉维夫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职位，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全部都是经济学教授，他们分别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金( MervynKing)（兼任英格兰银行副主席）、明尼苏达大学的艾伦(Beth Allen)、哈佛的张伯伦( Gary Chamberlain)和耶鲁的比利(Truman Bewley)。将纳什列入候选名单的提议在鲁宾施泰因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之间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足足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一开始，议论的主题就是纳什的精神疾病。金在1996年说： “大家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是一个关键之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纳什最近没有发表任何东西，甚至还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即便当选也未必可以积极参与活动。有一次，委员会主席比利写信给鲁宾施泰因说“我不相信r纳什]会当选，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已经疯了很多年”，以“没有意义”为由要否决这个提名。 由于鲁宾施泰因拒绝放弃，比利就叫他进一步了解“纳什目前的健康状况”。在鲁宾施泰因反驳说没有其他候选者曾经接受类似的调查之后，比利自己出马，四处打听，给许多人打电话，其中包括他在耶鲁的同事舒比克，后者早在读研究生时就认识纳什，也曾收到纳什寄去的一些“疯狂”信件。 比利向委员会报告说： “我已经打听过了，纳什仍然处于疯癫状态。研究员资格与其说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奖励，不如说是一种活动许可。研究员们是计量经济学学会的根本领导团体。”6月，委员会投票以4：1否决了将纳什列入1989年11月候选名单的提议，鲁宾施泰因就是那个惟一的反对者。艾伦回忆说：“委员会要求大家排列一个次序，纳什没有通过。鲁宾施泰因大发脾气，坚持说应该将纳什列入候选名单。”比利清楚地指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完毕，他后来为这个决定追悔莫及。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在1996年说。这个事件让人想起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许多年前拒绝向世界著名的逻辑学家哥德尔授予数学教授职位的一幕。不过，在那件事里，理由更加充分一些，因为研究院的小小数学分部害怕哥德尔的人人皆知的偏执狂及决策恐惧症会大大影响他们开展工作，这些工作之一是选举每年的访问学者。这个事件最具讽刺意义的一幕在于，后来鲁宾施泰因找到密歇根大学的宾莫尔( Kenneth Binmore)、西北大学的迈尔森共同提名，绕过了提名委员会这一关，使得纳什终于被列入1990年的候选名单，根据当时的学会行政总监戈登(Julie Gordon)的回忆，他最后得到了“压倒多数的选票”。第四十八章 诺贝尔奖你将不得不等上50年的时间才能了解纳什得奖的经过，我们永远不会透露。一雅各布森( Carl-Olof Jacobson)，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1997年2月1994年10月12日，星期二+。 韦布尔(Jorgen Weibull)，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可能已经是第50次看表了，他正站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巨大的会议厅前不远处。会议厅金碧辉煌，上面是装饰华丽的天花板，两边墙上挂着肖像画。此时此刻到处都是记者和摄影队，他们全都挤在U型桌子之间的狭窄过道里。大厅里几乎一片混乱，大家都在四下打听，大声议论为什么迟迟没有消息。*应为星期三。一—译者韦布尔这天上午10点左右离开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办公室时真是兴高采烈，一路小跑穿过高速公路下面的人行隧道，爬上小山坡，来到只有800米距离的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曾经问他愿不愿意在记者招待会上帮忙回答提问，这可是一个崇高的荣誉。但是现在，韦布尔已经唇干舌燥，双肩酸痛，并且当他试图想象出了什么问题时，就觉得隐隐有些头痛。按照惯例，诺贝尔奖记者招待会在上午11点半开始。这些谨慎稳重、经过精心策划的招待会，总是在最后的正式投票之后进行，而且永远准时开始。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了，却仍然见不到任何科学院方面的官员，也没有传来半点风声。在场的所有记者都非常纳闷，这样的事情可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然，韦布尔左边的几扇大门被推开了，一小群科学院官员匆匆闯入大厅，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一点茫然恍惚的神情，就像看电影的人们从电影院里一步跨出阳光灿烂的室外，一时不能适应一样。他们匆匆走过闹哄哄的人群，大声呵斥他们，对一切问题充耳不闻，完全没有理会希望解释延误原因的请求。不过，站在配备麦克风的讲台一边的韦布尔，还是设法留意到林德贝克的一个稍纵即逝的微妙眼神，他随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林德贝克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发信号，”他后来说，“但是，我马上就明白结果一切正常。”很快，这种轻松就转化为欢乐的情绪，因为他听见英俊而头发花白的科学院秘书长雅各布森读出新闻发布稿的头几个字： “小约翰’福布斯‘纳什，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州……”有关纳什获得诺贝尔奖的幕后传闻，简直就跟一个数学家成为得奖者那样不同寻常。这是多年来人们首次考虑向博弈论领域颁发一个诺贝尔奖，即便是纳什的最热情的拥护者也认为他获奖的希望实在非常渺茫。但是，过了很久以后，得奖的消息传来，在接到正式通知的一个小时之内，这样至高无上的荣誉几乎让他不知所措。纳什的得奖也给经济学奖本身的未来造成深远的影响。这个以前从来没有透露的故事，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贝尔基金会一直竭力保守的秘密，他们的用意是保全笼罩在诺贝尔奖上的奥林匹斯山神般神圣庄严的光辉。这个科学院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守口如瓶的团体之一，包括提名、征询意见、审议和投票在内的整个漫长选择过程的全部细节，是世界上受到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之一。诺贝尔奖的规定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收到的颁奖建议书以及有关颁奖的调查和意见不得泄露。如果出现涉及得奖者的分歧意见，它们不得记录在案或以其他方式泄露出去。但是，得奖者在个别情况经过充分考虑之后，可能获得许可，接触有关评奖的基础材料，用于历史研究目的。 这种许可最少必须等到受到议论的决定作出之日过去50年才能赋予。当然了，历史上确实有过违反规定的事件。 比如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有关文学奖得主的流言就经常从艺术与文学学院泄露出来，而且人人都知道这种泄露具有规律性。1994年，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由于和平奖将被授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 Yasir Arafat)而辞职，并且向新闻界发表了自己的抗议声明。直到现在，诺贝尔基金会主席索尔曼( Michael SohLman)提起此事仍然怒火中烧。不过，在负责颁发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那些古典装饰风格的灰色高墙里面，却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漏洞。假如不是在宣布纳什获奖当天出现了神秘的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延误，科学院原本完全能继续保守整个评选过程的秘密。实际的情况是，科学院的官员们不仅拒绝解释为什么延误，而且否认这是一次重大的延误，他们很快就发表声明说此事从来没有发生。最近，1994年经济学奖委员会秘书、参与人人皆知的全部事件的当事人梅勒( Karl-Goran Maler)甚至说： “我不记得有过任何延误。”经济学奖多少有点像一个过继的孩子。1894年，当瑞典工业家和投资家诺贝尔(Alfred Nobel)开始动笔写下他的著名遗嘱，设立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经济学这个沉闷无趣的学科。经济学奖直到将近70年以后，才由当时的瑞典中央银行主席创立。这个奖由这家银行提供资金，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负责管理。实际上，这个奖并不算是诺贝尔奖，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的经济学奖”。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个划分其实没有多少区别。早期的经济学奖得主，包括萨缪尔森、阿罗和默达尔(Gunnar Myrdal)，被公认为学术巨人，为这个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使它至少已经成为“科学家和普通人眼里表示杰出成就的最高标志”，也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变成“学术界的终身贵族”。经济学奖的评选条件、规则和过程是按科学奖的模式建立的。候选者必须仍然在世，每次得奖者不得超过三人。与物理学领域相比，这个限制在经济学领域没产生什么问题，因为物理学通常更加需要团队合作。尽管包括参与提名过程者在内的许多人并不赞同，但是诺贝尔奖既不授予任何杰出个人，也不是一个终身成就奖，这个奖只授予具体的成就、发明和发现，它们可能是一种理论、一个分析方法抑或纯粹的经验结果。 比如在物理学领域，虽然数学在这里起的作用和在经济学领域一样重要，却存在强硬的倾向性意见，认为不能单纯由于数学成就而颁奖。（据说诺贝尔本人非常讨厌数学家，虽然最能够说明个中原因的一些故事——围绕性和专业方面的妒忌心理而展开——已被证明是编造的谣言。）这个奖的评选实际上也同科学奖的程序一模一样。 由瑞典资深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收集世界各地的精英学者提交的提名表和推荐书。这个委员会在每年春天决定人选，通常是在4月。被称为“社会科学组”的组织由科学院全体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成员组成，在初秋时节推选出一个或者多个候选者，通常是在8月末或9月初。接着，科学院在10月初进行投票，并于投票当天公布得奖者名单。至少是在理论上，经济学奖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候选人一样出类拔萃，得奖者的评选过程是一个不受他人影响、毫无私心、最终也是民主的科学的评判，与个人喜好和厌恶、偏见或者政治和金钱方面考虑毫无关系，就像在体育比赛中确定胜利者的工作一样公正。在这个对于实际运行状况的理想化描述里，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说的都是实情，不过，这个描述并非全部真相。林德贝克在1969年加入经济学奖委员会，1980年成为主席，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整个历史上一直统治着评选过程。他身材高大，红发，健壮有力，看上去就像一个机床商店或者煤矿的老板。他来自瑞典偏远的北方地区，有一点儿粗俗，有一点儿忧心忡忡，还有远远不止一点儿的鲁莽脾气。他那富有活力的头脑对所想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还相当强硬，结果呢，他在科学院里相当不受欢迎。但是，他也并非没有某种世俗的魅力，他有那种狡黠而冷面滑稽式的幽默，还是一个业余画家，参加委员会会议时，带有角制边框的眼镜上还留着颜料的痕迹。在他的大学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性感图画，画面非常生动。林德贝克是瑞典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瑞典，学术界、政府以及产业界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就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经济学奖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奥林(Ber-til Ohlin)长期担任反对党的领导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达尔曾经在社会民主党当政期间担任部长职务。林德贝克本人就受到总理帕尔梅(Olof Palme)的重用，担任多个政治顾问职务，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大部分公共政策讨论会。第四十八章 诺贝尔奖 一林德贝克跟奥林、默达尔不同，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成为全职政治家。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他本人就可能成为诺贝尔奖的竞争者。即便是现在，他已经68岁，在他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办公室的书桌后面的书架上还有一系列整齐摆放的文件，这是引入注目的大量论文，上面分别标明“准备中的论文”、 “提交了的论文”和“已被录用的论文”。与此同时，他运用自己的政治见识和威望建立了多个经济学系和研究机构。 “他有点像一个秘密政党的领导人， +个在政党之间奔走调停的人，”经济学奖委员会的助理成员、于默奥大学资源经济学系教授勒夫格伦（Karl-Gustaf Lofgren）说。他又补充道：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资源经济学的研究，但是我成了一个资源经济学教授。[林德贝克]对于谁应该到哪里去有很好的主意。 他倾听别人的意见，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家伙，聪明绝顶。人人都知道林德贝克总是可以找到办法，他的作风与其说是一个首席执行官，还不如说是一个中央银行的银行家，正如他的老朋友梅勒所说的那样， “他从来不用命令进行统治”。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德贝克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这样夸耀道： “到目前为止，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向科学院递交的建议书都得到全体一致同意。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这个委员会内部实际上已经相当‘自动地’达成一种共识，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一样。”当然啦，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手。 “你可以这样认为，”勒夫格伦说，大笑起来，“你可以说这是全体一致同意……不过他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物。我们不正式投票，而只是表示赞成。”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长弗雷德加( Kerstin Fredga)有一次说过：“没有几个人敢对林德贝克说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94年12月，在弗雷德加作出这个评论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纳什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份诺贝尔奖候选者的名单中。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好比一个巨大的漏斗。无论何时，经济学奖委员会总是在进行十几项有关可能的候选人的领域和团体的“调查”工作。不过，没过多久，焦点就会落在最热门的领域和最热门的候选人身上。到1984年为止， “显而易见的”诺贝尔奖总是授予萨缪尔森、阿罗和托宾之类的经济学家。这个委员会也会放长眼光，考察经济学的一些新近出现的分支，而在那个特定时刻，没有什么比博弈论显得更新鲜或者更热门的了。1984年，这个委员会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名年轻研究员鲁宾施泰因联络。鲁宾施泰因是一名战争退伍兵，也是以色列和平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不辞辛劳地完成一份长达10页的报告，推荐博弈论方面的获奖候选人。他把纳什的名字放在名单的首位。鲁宾施泰因在1982年发表的那篇使他成为博弈论一流研究者的论文，就是纳什在1950年发表的讨价还价论文的延伸。 因此，很显然，鲁宾施泰因对纳什抱有感激之情，也非常钦佩纳什的原创成就。自从在访问普林斯顿期间遇到纳什，鲁宾施泰因也因纳什过去的贡献与目前境遇的强烈反差而深受震撼。 由于他曾经亲身遭遇精神疾病带来的耻辱，这种义愤也变得更加强烈：他的母亲曾经因为抑郁症而被送进医院治疗，医生和亲戚们对待她的态度缺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尊重，对此，鲁宾施泰因一直耿耿于怀。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直到1987年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当时它委托另外一个学者提交第二份报告，他就是韦布尔。韦布尔提交报告之后，林德贝克说委员会想向他提几个问题，邀请他出席在皇家科学院举行的两个会议。当然，韦布尔必须发誓绝对保守秘密。当韦布尔走进隔板划分的房间，相互介绍的礼节几乎显得毫无必要。作为瑞典规模不大的精英学者阶层的一名成员，韦布尔早已认 识这五个委员，他们大部分来自学术界，现在正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旁。不过，他倒是感到稍稍有些惶恐，因为从委员会的问题中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被赋予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参与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最初阶段。 “我的印象……[是]这个委员会第一次聚集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韦布尔简单介绍了他的报告的内容，向委员会解释了博弈论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主要的贡献者。他也把纳什放在六个重要思想家的名单首位。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全部经过字斟句酌，尽量避免流露委员们自己的看法。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博弈论究竟只是‘个流行一时的兴趣呢，还是研究一个广泛系列的有趣的经济学问题的重要的工具。但是，到了第二次会议，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纳什身上。纳什只是研究数学吗？林德贝克问。他是不是仅仅把经济学家们至少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得出的结果加以公式化而已？纳什是不是真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停止了博弈论研究？这个问题是整个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最直接涉及纳什的精神疾病的问题。韦布尔离开会议室的时候，觉得委员会很有可能最终为博弈论领域颁一个奖，但是，考虑到纳什的精神疾病以及他的早期论文是在几十年以前发表的事实，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纳什可能幸运中选。那年正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院的访问学者费希尔( EricFisher)回忆说，林德贝克曾经向他询问过纳什的精神状况。费希尔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经常见到纳什在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大厅流连。林德贝克想知道纳什是不是“具备足够的能力，可以应付获[诺贝尔]奖可能遇到的公开场面”。两年后，1989年秋天，韦布尔匆匆穿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去同纳什进行第一次会面。 由数学系主任负责从中协调，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微妙谈判，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数学家终于同意共进午餐。韦布尔有个很具体的目的要见到纳什。在他离开瑞典前往美国前夕，林德贝克曾经把他拉到一边，请他回来之后汇报一下纳什的精神状况。林德贝克说，某些人说纳什出现某种症状缓解，举止行事相当有理性，这是不是真的呢？韦布尔此行就是要找出答案。韦布尔一眼就认出，站在普林斯顿那幢维多利亚哥特式教工俱乐部“远景堂”前面的汽车道上的那个高个儿、满头银发、面容虚弱的先生就是纳什。他站在那里，显得很不自在，一边抽烟，一边低头看着地下。显然，为了这次会面，他特意穿戴整齐，白色网球鞋，配的却是长袖礼服衬衣和长裤。韦布尔逐渐走近时，看到纳什紧张得要命，他马上致以友好的微笑，并伸出手来。纳什不敢看他的眼睛，并且在迅速地握了一下手后就把手抽了回去，插入口袋里。他们没在那个主要而正式的餐厅吃饭，而是选择了楼下的一个小型自助餐厅。韦布尔是个文雅而声音温和的人，他向纳什提了一些有关工作的问题。有时候，谈话会出现奇怪的转折。当韦布尔问纳什应该怎样通过考虑博弈者的非理性行动而使纳什均衡概念更加精细，纳什的回答却与非理性行动无关，而是说到永存不朽。不过，总体看来，韦布尔并不觉得纳什比其他许多学者更加古怪、没有理性或者具有偏执狂的特征，韦布尔还了解到一些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有关纳什的博弈论论文的有趣细节。纳什还是在卡内基工学院读本科的时候，就通过思考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得出讨价还价问题的解决办法。尽管他采用了布劳威尔和角谷[静夫]( Kakutani)两人的不动点定理来证明自己的均衡结果，却认为通过布劳威尔理论得出的证明更加精彩，也更加确切。他说，冯·诺伊曼曾经反对他的均衡概念，但是塔克支持他。不过，这次会面之后，在韦布尔看来，最突出的记忆，同时也足当天将他从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以及一个客观的报信者转变为一个热情的支持者的事情，却是纳什在他们走进教工俱乐部时说的一句话。 “我可以进去吗？”纳什问，他没有什么把握，“我不是大学的教师。”这个非常伟大的学者竟然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在教师俱乐部吃饭的事实，深深震撼了韦布尔，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不公正现象。1993年夏天，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落在博弈论领域的传言四处蔓延。6月中旬，一个非常小型、经过精心挑选的博弈论专题研讨会召开，地点就在斯德哥尔摩北部数百千米的比约克博恩的诺贝尔的炸药工厂旧址。这样一个由诺贝尔奖委员会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不可避免地会被看作诺贝尔奖的选美比赛。这次会议由梅勒负责组织，其间得到了韦布尔和剑桥的经济学家达斯古普塔( Partha Dasgup-ta)的协助。林德贝克当时正在剑桥度过这个春季学期，通过电话监督整个筹备情况。十多位获得邀请的专家代表了博弈论领域的两代杰出研究者，他们大部分是理论家和经验主义者，其中包括豪尔绍尼、塞尔滕、奥曼、克雷普斯( David Kreps)、阿尔-罗斯、米尔格龙( Paul Milgrom)以及马斯金(Eric Maskin)。会议的主题呢？策略互动关系中的理性与均衡。大部分与会者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完全是为委员会工作，相信他们中那三个上了年纪的学者豪尔绍尼，塞尔滕和奥曼很有可能成为获奖者。胡子花白的奥曼是以色列博弈论领域的“教务长”，现在正神气活现，“就像他已经赢得奖项一样”。他们花了许多功夫选择论题，集中讨论理论性的、与合作博弈相反的非合作博弈。那些没有受到邀请的人士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纳什。结果证明，委员会的工作其实还远远没有到确定一个候选人的地步。正如委员会的佩尔松(Torsten Persson)后来指出的那样，委员会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要动机，是要创造一个机会，让委员会“教育自己”，这种说法是绝对确切的。实际上，出席会议的委员会成员除了梅勒之外，就只有斯塔尔(Ingemar Stahl)，他的兄弟因戈尔夫(In-golf)是演讲者之一。斯塔尔声明他去那里是要听兄弟的演讲，不过大家都认为他是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间谍。几个星期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和经济学教授库恩收到一份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急件传真，发件人是韦布尔，他请库恩寄去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纳什的博士论文和一份兰德备忘录，并且“不要迟于8月巾旬，切切”。韦尔布还请库恩给他弄一份历史学家伦纳德对纳什进行采访的记录副本。在那次采访当中，伦纳德并没有录音，他在写给库恩的一张便笺上说，这个请求“使我的思绪转向了斯德哥尔摩”。与此同时，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奖委员会差不多已到了向人们所说的科学院“第九组”提交报告的时候，这个组别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全体成员。这份厚重的长篇报告完全用于介绍1993年度经济学奖的两个候选人，也是两个经济学历史学家，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福格尔( Robert Fogel)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诺思。不过，委员会同时向这个组别的学者报告了另外两三份报告的进展情况，这些报告将要决定以后最应该考虑颁奖的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博弈论，纳什的名字出现在6名候选人中间。经济学奖委员会几乎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在1994年为博弈论颁发一个诺贝尔奖，因为当年是冯·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取得重大成果50周年。林德贝克和其他成员仍在反复考虑两个和三个得奖者的“每一种可能的构成情况”。最后的候选人名单由委员会最为关注的候选人组成，自从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这个名单一旦形成就很少会发生改变。在纳什之外，名单上还包括沙普利，纳什早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沙普利既是冯-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最直接的学术继承人，而且在20世纪50. 60年代，当大部分研究工作集中在合作博弈的时候，他是这个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塞尔滕和豪尔绍尼由于详细阐述了非合作博弈论，也被列入候选名单中。豪尔绍尼的突破性成就使分析信息不完全博弈成为可能；塞尔滕则创立了一种方法，区分博弈中那些合理与不合理的结果。奥曼由于确定了公共知识在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也同样榜上有名。谢林则因发明了外交冒险政策战略价值的观念，在将博弈论运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富有远见，所以也被列入考虑之列。最后的得奖决定是分阶段作出的。每年，1月31日是提名截止日期，届时大约200份提名表从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家那里汇集到委员会，这天一过，委员会就会迅速召开会议。 到了4月，委员会应该确定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候选人。到了8月下旬，委员会应该向“第九组”提交他们的建议书，以供投票决定之用。建议书所附的文件有十几厘米那么厚，其中包括推荐报告、发表著作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科学院随即在10月上旬对候选人进行投票。 不过，参与这个过程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决定权其实掌握在委员会的手中，而且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在一个人的手里，他就是林德贝克。勒夫格伦回忆说：“经济学奖委员会聚集开会整整一年时间。从技术角度来说，更高级的组织不可能做这个决定。”从林德贝克、梅勒、斯塔尔，佩尔松和斯文森(Lars Svenson)出席的第一一次会议开始，委员会内部的讨论就出乎意料地充满火药味。林德贝克已经下定决心，要将这个奖授予非合作博弈领域的理论贡献。 人们已经证明这些贡献给经济学带来了丰硕成果， “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贡献，”正如林德贝克后来所说， “合作理论在经济学中有一些有趣的应用，不过它在政治学中的用处可能更大。”虽然梅勒自始至终站在林德贝克一边，但是说服其他成员的艰巨性超出了林德贝克的预计。 “事后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达成这个结果，说服了其他成员。”诚然，他后来承认，如此缩小这个奖的范围将会马上把一些重要的竞争者排除在外，他们就是沙普利和谢林。与此同时，争辩的真正核心在于：将焦点放在非合作理论的做法也意味着难以拒绝向纳什颁奖。 “一旦我们决定将这个奖限于非合作理论，接下来要确认谁是……[关键的贡献者]就轻而易举了。很明显，纳什是这个奖[的一部分]。”林德贝克提议颁奖给确立非合作博弈均衡定义的3名学者：纳什、豪尔绍尼和塞尔滕。这就是委员会的讨论开始变得不可开交的转折点。在整个经济学奖委员会中，最不害怕林德贝克，同时也最富有才华，可以起来挑战他的成员就是斯塔尔。他已经60岁，在隆德大学担任经济学及法律的双重职位。斯塔尔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在任何辩论中他都乐于成为反对者，经常选择极端的方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他就一直是委员会里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并且执笔撰写了委员会的许多颁奖建议书。斯塔尔个子矮小，脑袋很大，肚子也很大，恶意诽谤者在背后管他叫“茨韦格尔”或者“小矮人”。斯塔尔曾经被认为是神童，只是从来没有完成其早期才华预示的伟大成就。他所以在隆德备受尊敬，拥有科学院院士资格，而且长期担任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与政界的关系以及在公共政策论坛那引人注目的高姿态，而不是他的研究成果。 同林德贝克一样，斯塔尔很早就开始向上爬，那时他还在高中念书，是包括帕尔梅在内的好几个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忠实门徒，不过，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向了保守的反对派那边。斯塔尔强烈而坚决地反对将诺贝尔奖颁给纳什。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怀疑博弈论，实际上他怀疑一切纯理论。他拥护制度学派，相信直觉多于相信严谨的逻辑推理，对数学和“技术专家”怀有重重疑虑。举例而言，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科斯(Ronald Coase)能够分别在1986年和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塔尔在委员会的大力主张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政府和法律体系影响市场运行的方式。斯塔尔因自己把握诺贝尔奖的策略而自豪，他越是了解纳什，就越反对颁奖给他。具体说来，他认为颁奖给纳什是一种考虑欠周的举动，很可能导致尴尬的结局，最重要的是可能破坏委员会的形象。“我早就知道他曾经患病，”他后来说， “我觉得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我想我当时听取了赫尔曼德的说法。”斯塔尔确实做了不少深入的调查。那年初秋，他打电话给瑞典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1962年菲尔兹奖得主赫尔曼德，当时，赫尔曼德刚刚从隆德大学退休。斯塔尔介绍说自己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听说赫尔曼德在20世纪50、60年代与纳什相当熟悉，而委员会现在正考虑向纳什颁发一个诺贝尔奖，不知赫尔曼德能不能向他介绍一下纳什的真实情况。赫尔曼德吃了一惊，与其他许多纯数学家一样，他并不认为纳什在博弈论方面的工作有什么重大意义。赫尔曼德最后一次留意纳什是在1977至1978学年，当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看见纳什在范氏大楼内外流连。纳什是一个“幽灵”，赫尔曼德觉得纳什没有认出他来，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现他来了。赫尔曼德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同他交谈，在他看来，颁奖给这样一个人显然有些“荒诞无稽、相当危险”。赫尔曼德的态度严密而诚恳．他对纳什的记忆特别糟糕。他记得纳什如何决定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他遭到驱逐，先是在瑞士，接着是在法国；纳什在1962年的巴黎研讨会上做出离奇古怪的举动；在赫尔曼德获得1962年菲尔兹奖后源源不断地给他寄来匿名明信片，其中充满妒忌和敌意的暗示。斯塔尔还咨询了他认识的几位精神病医生的意见，他们认为这种疾病不像是抑郁症或躁狂症，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病人的本性至少可以断断续续地辨认出来。 “我了解这种疾病，”他后来说，“我认识这里的一些精神病医生，一些最出色的精神病医生。在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患上这种疾病之后，个性就会完全改变。他已经不再是取得重大成就的那个人了。”林德贝克以韦布尔和库恩的报告为依据，告诉委员会纳什的情况大有改善，实际上他的头脑已经恢复正常。对于这一点，斯塔尔同样深表怀疑。他访问过的精神病医生曾经告诉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而无休止的变性疾病。 “这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疾病，它会平静下来，不过完全康复却是另外一回事。”斯塔尔知道，人们对纳什怀有很大的同情，他也看出林德贝克已经下定了决心，因此他并不从正面发起进攻，却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新问题。 “他抛出一个理由，就会有人起来加以反驳。”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回忆说， “于是他就转向另外一个理由。他想激怒我们，让我们感到迷惑……从而产生疑虑。”斯塔尔说：“他有病……你不能选择这么一个人。”他问到颁奖典礼怎么办。 “他会来吗？他能应付过来吗？那 481可是一个大场面哪。”他也引用赫尔曼德以及其他一些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已经认识纳什的人的说法，并借用了在读研究生期间认识纳什的舒比克的一本书，向大家宣读其中一段他认为足以定罪的文字：“最足以定罪的事情，”斯塔尔后来重复说，就是舒比克在他的一本书里提到：“你只有见过纳什才能理解纳什均衡，这是一个游戏，是一个人玩的游戏。”他提到纳什为兰德工作的经历：“这些家伙在冷战期间同原子弹一起工作，这会成为这个奖的耻辱。”第他提到纳什在读完研究生后就对博弈论丧失了兴趣。正如林德+贝克、学院秘书长雅各布森和其他人后来暗示的那样，斯塔尔不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中第一个对某个特定候选人怀有深刻敌意，为了将这个候选人排除在外而竭力提出一大堆学术反对意见的成员。随着春季渐渐过去，斯塔尔打了许多午夜电话。韦布尔后来回忆说，他看来是要寻找一切理由，竭尽全力反对给予纳什候选人的资格。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名成员说，斯塔尔和其他人无疑越来越觉得“一些错误选择可能损害这个奖的声誉，纳什当然不是一个有力的得奖者。大家担心整个事情可能一败涂地，变成一大丑闻”。斯塔尔非常信任的一个通过稿件辛迪加同时在多家报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沃什(David Warsh)后来写道：“整个学术界都密切关注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对纳什作出怎样的决定。众所周知，瑞典人担心纳什可能会说些什么。”当时担任科学院数学组主任及科学院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基塞尔曼(Christer Kiselman)记得斯塔尔曾告诉他纳什的研究工作是在很久以前完成的，而且数学味道太重，以致不能得奖。基塞尔曼因其儿子奥拉( Ola)从16岁就患上精神分裂症，对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不同的理解：“[斯塔尔]害怕精神分裂症，所以会有一些偏见。他以为其他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他害怕委员会可能弄出丑闻。”林德贝克一个接一个地驳倒斯塔尔的反对意见，他以富有勇气著称，从不畏惧不受欢迎，哪怕要冒与政治盟友为敌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举例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曾经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一个相当讨人喜欢的建议，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提高工人在制造业公司中的所有权，当时这种做法颇为流行。现在，林德贝克认为，斯塔尔的反对意见，比如纳什是一个数学家、在40年前就对博弈论失去了兴趣、患有精神疾病，都是与主题无关的东西。他同样担心纳什可能会在颁奖典礼上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但是他相信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解决。总之，拒绝向一个从学术角度上看最应该得奖的人颁奖，是毫无理由的。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自己的感情也牵涉在里面。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之前已经非常出名，备受推崇，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其获得的“其中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在纳什的例子里，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林德贝克对“他的人生悲剧”以及纳什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已经被人遗忘的事实想了很多。后来他说： “纳什与众不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表彰，生活在真正悲惨的境地中，我们应该尽力将他带到公众面前。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再次受到关注，这在感情上是令人满意的。”这是林德贝克第二次怀有这样的感情，上一次是在维也纳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凯恩斯学说的批评者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得奖的时候。 “哈耶克当时那样遭人痛恨，受人蔑视……他告诉我曾经得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能够彰显他的伟大之处实在令人心满意足。委员会仔细听取了斯塔尔的发言，但是，不多久局势就很清楚_『：他不可能争取到同盟者。年轻一辈的斯文森和佩尔松热心支持向博弈论领域颁奖，老一辈的委员不大愿意向林德贝克宣战。如果出现未能解决的争议，正常程序是在委员会的报告上附带一份正式的保留意见，一个属于少数人的意见。类似这样的保留意见将在投票环节完整地向整个科学院报告，听说在物理学或化学领域的评奖中曾经这样做过。另外，尽管这些保留意见不会在宣布最后决定的时候一起公开，却会变成正式记录的组成部分，可能在50年之后公诸于众。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情况有所不同，林德贝克对于委员会的记录深感自豪，显然认为取得全体一致通过对于维护这个奖的信誉大有必要。当委员会着手准备递交给“第九组”的报告时，斯塔尔威胁说要登记一份正式的保留意见。最后呢，不管是不是由于林德贝克施加压力、他的老朋友梅勒出言劝说抑或只是犹豫不决，拿不准究竟要不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原有全体一致通过传统的人，他没有这样做。过去一向同意委员会报告的“第九组”，对这份建议书表示赞成。对于林德贝克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他如同往常一样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仍然觉得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以便在媒体激起强烈反响时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打电话给普林斯顿的库恩，告诉他“现在已经有99%的把握确定”纳什将会得奖。 “投票结果是全体一致通过。”他没有暗示任何有关的争议，并允许库恩把即将颁发的诺贝尔奖通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以便大学做出相应安排。结果呢，库恩不得不等到劳动节之后才能传达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因为校长夏皮罗当时正在外地度假。不过，林德贝克不管多么具有政治远见，这一次他却错了。不仅斯塔尔的愤怒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而且这并不足惟一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林德贝克自己长期的统治地位以及经济学奖本身都面临超出他想象的危险境地。科学院内部那些对他的统治地位以及经济学奖心怀不满的批评者们，其中包括科学院的一名前任秘书长和一些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按捺不住想要做点什么，这个奖就变成他们借以发挥的一个题目。实际上，在瑞典以外，确切地说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外，没有几个人意识到，经济学奖自1968年创立以来就处于备受争议、甚至不堪一击的脆弱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经济学奖在科学院内部从来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许多人在这里对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表示怀疑。”科学院的一名资深院士说。老一辈的学者仍然认为，在原有奖项之外增设一个新的诺贝尔奖是个严重的错误，这样做贬低了诺贝尔奖的身价，而且，他们在“错误地”接受了经济学奖之后，成功地否决了任何以诺贝尔的名义再设立的奖项。瓦伦贝里( Wallenberg)家族是瑞典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经济学家达门(Erik Dahmen)是这个家族一名关系密切的顾问，他将这个奖称为“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补充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诺贝尔奖，永远不要把它与其他奖项相提并论。 科学院本来绝对不应该接纳这个经济学奖，我从成为科学院成员以来就一直反对这样做。一名物理学家说： “经济学奖完全就是赶诺贝尔奖的时髦，是诺贝尔奖的副产品。”自然科学家在科学院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经济学奖没有什么很高的评价。他们说，经济学不是一个可以跟物理学和化学这类硬科学相提并论的领域。各种思潮可能时髦一阵子，接着就过时了，没人可以说这就是科学进步，是由确定的几乎公认的理论和实验事实组成的东西。物理学家卡尔奎斯特( Anders Karlquist)说： “它不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是一项实在而庞大的事业。”又比如，科学院的一名数学家戈丁后来就说，纳什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得奖。终于，出现了一种广泛意见，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这边，认为经济学领域的肤浅性质正在导致得奖者的素质严重而急剧地下降，并且这种下降趋势会随时间流逝而继续恶化。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秘书内格尔( Bengt Nagel)曾经开玩笑似的引用据说是一名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说过的话： “所有高大的杉树已经倒下，现在只剩下一堆灌木。”偶尔也有人呼吁取消这个奖。默达尔获奖之后，据说就曾经建议废除这个奖，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值得颁奖的候选人了。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1994年．瑞典前任财政部长、即将就任资助诺贝尔奖的瑞典银行董事会主席的费尔特( Kjell Olof Feldt)在一本政治月刊上发表长篇文章，指出这个奖应该废除。尽管科学院的许多成员原先对建立这个奖表示遗憾，卡尔奎斯特说，他们却“意识到这是生活现实之一”。实际上，到1994年，批评者的目标已经转向把这个奖的控制权从经济学家那里夺过来。林德贝克本人很不讨人喜欢，特别让人恼火的是，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似乎是一种终生不变的闲差，而且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在完全不对科学院承担任何实际责任的情况下选择得奖者。2月，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建议经济学奖委员会应该同样采取适用于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委员会的规则。这个建议没有任何约束力，却提出了一个警告，是对这个奖的批评正在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坚实证据。随之而来的还有科学院的承诺，说科学院管理委员会将抽出时间委任另外一个团体，专门负责处理经济学奖的问题。这种设立限制条款的做法同其他常务委员会面临的情形是一样的，当然会对经济学奖委员会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它将削弱林德贝克、梅勒和斯塔尔三位长期成员的地位，并且最终结束他们的统治。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建议是扩大成员资格的范围，从而接纳非经济学家；最激进的部分在于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改为实质上的“诺贝尔社会科学奖”，这一点不仅符合自然科学家的心意，而且得到科学院第九组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非经济学家的热烈欢迎。因此，林德贝克与斯塔尔关于纳什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经济学奖候选者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关于纳什会不会让委员会丢脸的争论，是在非同寻常的敌意气氛和密切关注之下展开的争论。经济学奖委员会以及经济学奖的前途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不堪一击。所有这些发生在幕后的意见和花招，可以解释斯塔尔为什么会在9月末至10月初争取到一批强有力的同盟者，他们出于与纳什的候选人资格没有太大关系的理由跟他站在一起，万事俱备。最后，在科学院的投票中，纳什与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两名候选人勉强以微弱多数胜出，这是历史上最接近失败的一次评选。诺贝尔奖评选过程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其实也是管理和逻辑方面一个重要的令人担心的问题，即没有任何一个奖项可以说已确定下来，除非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全体成员已经发表了意见。他们拥有“惟一的决定权”，一本诺贝尔奖小册子这样提到，“哪怕是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的建议也可能会被推翻。”只有这个全体参加的投票过程开始，选票经过点算，结果也宣布之后，科学院秘书长和这个奖的委员会成员才会赶忙打电话通知得奖者。接着，他们一起进入学术报告厅，向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公布获奖者名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奖项，比如数学界的菲尔兹奖和经济学的克拉克(John BatesClark)奖，都会在事前几个月确定下来，它们的得奖者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得知消息，并且被小心嘱咐保守秘密，直到颁奖机构有时间签署它们的新闻发布稿或者举行典礼为止。可以预料，诺贝尔奖在最后一分钟决定的制度带来的不便之处，超过了它能防止消息在正式公布之前泄露的好处。诺贝尔奖的投票，更像一种传统的庆祝仪式，得出的或多或少是这个奖的委员会资深成员统治的一个漫长评选过程的最终结果。在经济学奖方面，随机挑选的几十名科学院成员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聚集一堂，这个人数比参加科学院管理的另外两个诺贝尔奖——物理学和化学奖投票的人数少。为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投票的主要目的是聆听候选人就其对科学进步的贡献所作的精彩演讲，享受其中的乐趣。正如一个科学院成员所说， “成员们出席的原因主要不在投票本身，而在于听取演讲的机会”。最近几年，经济学奖投票要达到40名的法定人数看来并不容易。根据规则，科学院的成员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对委员会提出并且得到社会科学组赞成的候选人进行投票；可以投票选举他们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也可以投票决定当年不颁奖。得奖个人或者团体必须获得简单多数通过。直到1994年，所有得到委员会提名的候选人全部获得绝大多数选票。10月12日星期二，科学院大会在上午10点准时召开。会议是在科学院底层一角的相当狭小、灯光昏暗的演讲厅里进行的，注定不会跟过去年月里的大会有什么不同之处。不到60名学者四下分散坐在演讲厅里，令到场的科学院官员感到满意的是，现在不存在什么达不到法定人数的问题。（两年前，39名学者坐在这个演讲厅里等待第40名参加者，他最后倒是真的出现了。）科学院院长、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加与雅各布森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投票箱设在主席台边上。经济学奖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也是科学院成员，现在坐在靠近演讲厅前排的地方。林德贝克昂首阔步走上讲台，他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如同往常一样由于集中注意力而皱起眉头。他直接进入主题，概括介绍了委员会决定推荐博弈论作为得奖领域的整个过程。一向热情的林德贝克语调激昂，挥舞着长长的手臂，还说了好些枯燥无味的笑话。接下来发言的是雅各布森，此人的低调作风与林德贝克形成鲜明对比，他只是正式代表社会科学组表示赞成。两人都宣称委员会以及社会科学组的表决与往常一样是全体一致同意。林德贝克补充说，全体一致通过的结果“好像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出来的，这也是他常说的笑话。最后，梅勒站起身来，开始作关键的报告，也就是介绍三位候选人的学术贡献。这个演讲相当令人失望。梅勒从来就不是一名杰出演说家，现在则比往常显得更加紧张和没有把握，他很快就陷入了专门术语和难以理解的词汇的沼泽，几乎只是照本宣科而已。他的妻子在几个星期之前离他而去，在痛苦和压抑中，准备这份演讲稿在他看来真是困难透顶。上述这些过程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事情进展同平时一样，那么台下就会提出一些相当表面化、基本上是出于礼貌的问题，也许先是其中一个旧时代学者对经济学奖提出疑问。这个过程之后就是静场几分钟，然后开始派发正方形的白纸和2号铅笔，接着听见笔走如飞的沙沙声、纸片折叠声，科学院成员们一个接一个走上主席台，将他们的选票投入投票箱。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整个会场突然一片混乱。后来，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表情冷漠地评论说：“特洛伊只可能由城墙里面的某个人破坏，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记得斯塔尔是不是带头抛出问题，不过，林德贝克和梅勒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埋伏圈。斯塔尔向梅勒发起挑战，要求他举出一个关键例子，证明在这个理论中确实具备经验证明合理的内容，不管这是哪一部分内容。梅勒当时恰巧处于特别不能应付问题的精神状态，他手足无措，竭力寻求答案。 与瑞典两家日报之一在六个星期后发表的一篇报道相反，斯塔尔没有做任何愚蠢或冒险的事情，比如敦促科学院以这个数学家的精神疾病为由拒绝向纳什颁奖，实际上，他非常有力而且措辞严密地争辩说，颁奖给非合作博弈论实在过于狭窄，过于缺乏实质，过于强调技术性。他提醒听众，纳什的成就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取得的，而且偏重数学多于经济学。他嘲笑豪尔绍尼和塞尔滕非常“沉闷无趣”，“只不过是两个技术人员而已”。其他听众立即随声附和。斯塔尔没有犯单纯批评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提名建议书的错误，因为他自己毕竟也在上面签了名。他说他有另外一个建议，考虑到在座听众的不悦情绪，考虑到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考虑到梅勒的报告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推迟向博弈论领域颁奖是不是更加谨慎稳妥？为什么不转向投票决定是否将这个奖授予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 Robert Lucas)呢？反正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决定提名他为下一年的得奖者。他提醒大家说人人都热切支持卢卡斯，他发明了一个理论，用于解释政府管理商业周期的努力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即所谓的“理性期望”理论，毫无疑问他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