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一个可以交谈的研究生。 兰多尔( Burton Randol)当时是数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他回忆说：“我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古怪而感到头痛，在体格方面我也不怕他。我乐意和他说话，我们多少有点彼此欣赏。”他和纳什会在普林斯顿进行长时间而漫无目的地散步，兰多尔特别记得纳什的冷嘲式幽默感，那是“有意识的、自我指认的、自我贬低的。他知道自己是疯狂的，有时也就此开一些小玩笑”他间接地提到自己，通常用第三人称，自称是某个约翰‘冯’拿骚，这个神秘人物的名字与约翰·冯·诺伊曼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而旦暗示了与拿骚大街的某种联系。拿骚大街是普林斯顿的主要街道，就同拿骚堂是这所大学校园里一座主要建筑物一样。他用相当深奥的语言谈论世界和平和世界政府，明确指出他在非常巨大的程度上与这些想法有关。不过，即便不是完全不提起，他也很少说及自己在巴黎和日内瓦的真实经历。与莫根施特恩合作的那份工作最终化为泡影。丹斯金回忆说，纳什拒绝填写必要的W-2表格，宣称他是列支敦士登公民，不必上交任何税收。我给莫根施特恩打电话，为他在经济学研究组找了一份工作，莫根施特恩说没问题。 我拿了一张申请表，上面需要填写纳什的社会保障号码，并且问他是不是美国公民。 他就是不肯合作，因此没有得到这份工作。至于这是不是那份合同在12月初被取消的原因，抑或当时纳什已经传病得很厉害，不能继续工作，没有人清楚。纳什还在继续给人们写各种各样的信。 当他听说舒比克正在将博弈论运用于货币理论，就给舒比克寄去了一本《里奇·里奇》连环漫画书。他给卡内基的老朋友兹韦费尔寄去了明信片，由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法国代办转交。他还打了许多电话，根据马莎的回忆，通常用的是伪造的名字。纳尔逊回忆说：“那几年我确实在电话里和纳什交谈，尽了我的责任，他给我打过许多电话。”博雷尔回忆说：“我没完没了地接到纳什的电话。哈里什一钱德拉( Harish-Chandra)也经常接到电话。没完没了的废话、数字命理学、日期、世界大事，这真是令人感到头痛。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纳什的古怪行为渐渐引起了大学官员的注意，丹斯金回忆说：纳什让大学校长烦恼不安。他谈论某件事情，最后会扯到加沙地带。 戈欣(Goheen)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他在校园里玩跳房子的游戏。他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但是举止实在疯狂。他会闯进办公室，令年轻女子感到害怕。 在我家里，他玩弄我的立体声音响，把它弄得一团糟。 他让人们害怕，不过却是一个想象得到的最温和的人。艾利西亚对自己的感情失去了控制，变得非常抑郁。民间舞蹈团成员们记得她当时那副非常忧伤的表情，还有她怎样给他们看她孩子的照片，流露出被迫与孩子分离的伤痛。她开始去普林斯顿的医院看一个精神病医生，他的名字叫做埃利希( Phillip Ehrlich)，他建议她将丈夫送进医院治疗，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不惜违背他的意愿。他推荐了附近的一所州立医院。奥黛特在1995年回忆说： “将这样一个健壮而又英俊的男子关起来确实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艾利西亚有些负罪感，我们曾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医生们给她提建议，但她就是不明白，这真是非常痛苦。”艾利西亚先是请求丹斯金将纳什送进医院，但丹斯金拒绝这么做。于是她就向弗吉尼亚和马莎求助。就在警察带走纳什之前一两天，纳什出现在校园里，全身都是抓破的血痕。 “约翰·冯·拿骚真是一个坏孩子，”他说，可以看出是被吓坏了， “现在他们很快就要来抓我了。”第四十章 死寂塔楼特伦顿州立医院，1961年静静地坐落在特拉华山谷最美丽的景色之中，融合了人类的艺术和技巧的全部影响力，守护、安慰和恢复收留在它怀抱里的彷徨流浪的英才。一一新泽西州立精神病医院第一份年度报告，1848年我好像被丢弃在一座“死寂塔楼”上，日益腐朽，任凭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秃鹫不断撕咬我的肌体。一一纳什，1967年1月底，纳什从巴黎回来十个月后，弗吉尼亚苍老了许多，与女儿马莎在罗阿诺克登上一列火车，经过整整一天的向北行驶，在傍晚时分抵达普林斯顿。她们两人上一次一起出门旅行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是去出席纳什的毕业典礼。她们心里一直在比较那次旅行与这次的巨大差别，下车的时候，眼里闪烁泪光，而且疲倦不堪。已经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全职教授的米尔诺正在等候她们。天差不多全黑了，下起了小雪，有些尴尬地相互致意之后，米尔诺带她们到自己的汽车那里，把钥匙交给她们，并给她们指出了去西特伦顿的路线。马莎负责驾驶，两个女子一言不发地行驶在1号公路上，路面已经覆盖了薄薄的一层冰，汽车在上面行驶难免出现滑行现象，她们几乎因为有这种东西分散注意力而满怀感激。她们害怕想到必须面对的事情，纳什已经进了特伦顿州立医院，他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警察抓住的，先是去了普林斯顿的医院，那是一个小型的综合性医院，接着用一辆急救车送往特伦顿州立医院。现在她们要到那里和医生会谈，填写一些必要的表格，如果可能的话，会见一下纳什，之后，她们还将看望艾利西亚，并且住在她的公寓。她们满怀疑虑和自责之情，认为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只好同意再次监禁治疗。不管当初她们怎样以为纳什回到普林斯顿，回到熟悉的环境和数学界的老朋友们中间，情况会发生好转，这些希望在几个星期之前就破灭了。艾利西亚打来的电话越来越显得紧张万分。艾利西亚一直都有联络的那个精神病医生曾经尝试说服纳什自愿住院治疗，却没有成功，纳什已经下定决心反对这个建议。最后，三个女子达成一致，认为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他非去不可。这一次不是私立医院。马莎在1995年回忆说：“起初，我们确实想过在麦克莱恩住30天也许可以让他恢复正常，后来我们知道没有可能短期见效。我们担心纳什的病可能会耗费母亲的存款，她没有能力负担私立医院的开支。”这座带有白色大理石圆顶和高大柱子的灰白色石砌建筑物坐落在一个坡度缓和的树木繁茂的斜坡上，在月光和新落下来的白雪映衬下，看上去既坚固又令人肃然起敬，非常有安全感。特伦顿州立医院这类机构因19世纪中期反对奴隶制以及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改革运动而得以建立，实际上，它们中的许多家是靠迪克斯( Dorothea Dix)的努力才建立起来，这个充满激情、一心一意的一位论派女士将精神疾病患者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状况——被关进救济院、监狱或者流落街头——当作奋斗终生的改革目标。在老迈病弱而且身无分文的时候，迪克斯就住在特伦顿行政大楼底层那个由特伦顿州立医院的董事们特意为她安排的公寓里，直到1887年去世。同所有类似的机构一样，与创办者的期待相反，特伦顿医院几乎没有任何发展。具体而言，它很快就被入住的庞大数字压倒了，只得穷于应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伦顿早已从一座大型建筑物扩大为一个大型建筑园区，平均每年都有4000名病人住在这里。这个数字在战后急剧下降，但是在50年代后期重新迅速攀升。到1961年，这里有近2500名病人，是麦克莱恩这样的私立医院的10倍。医院员工数目很少，而且绝大部分是年轻的外国住院医生。以被称为“西区医院”的大楼为例，6名精神病医生负责照顾600名病人；至于住在附楼的500名慢性病患者，则只有一个医生。大量出现的慢性病患者掩盖了多数病人在特伦顿只是短期住院的事实，他们也许只住三个月。“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近病人们，”鲍梅克( Peter Baumecker)医生说，他在纳什住院期间同时在这家医院的胰岛素制剂分部和康复训练分部工作。只有最可怜、病得最严重的病人才会来到特伦顿。 “我记得的病人很少，”鲍梅克说，“有一个病人把另一个病人的眼睛挖了出来，另一个病人则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警察赶来制服他，结果他也失去了一只眼睛，不过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形。”“那时有好的病房，也有差的病房，特伦顿没有其他地方那么豪华，实事求是地说是相当寒酸，”鲍梅克在1995年回忆说，“但是我记得那里很温暖，充满关怀之情，我们帮助了许多人。”后来，纳什满怀辛酸回忆起他在特伦顿得到一个编号的事情，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座监狱的囚犯。他不得不和三四十人共用一个房间，被迫穿上不属于自己的衣服，没有地方放置自己的东西，哪怕是香皂或刮胡膏，甚至没有一个抽屉，这样的经历没有多少人可以想象。但是，这就是纳什将要居住的地方。他由于自己的个性及疾病特点而渴望独处和变通，但在以后六个月里将置身于陌生人中间。当初他对应征人伍都怕得要死，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纳什很可能被送入了佩顿1号，那是男子收容病房，就在佩顿大楼的底层，主行政大楼的右面。鲍梅克当时负责住院事宜，首先对纳什作了初步的检查。 “纳什是我的病人，”鲍梅克说，“他不喜欢我，因为我的名字以字母B开头，他对字母B有些反感。”入院检查在一间小小的收容室里进行，里面有一张简便卧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扇小窗。鲍梅克向纳什提了一些例行问题，比如“你能听见声音吗？”试图确认纳什是否真有幻觉。他留心观察纳什的表情，看纳什对他所说的话的反应是否恰当。就在那个星期，一艘葡萄牙客轮“桑塔·玛丽亚号”被劫持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劫持者接下来表示他们是葡萄牙总理萨拉查( Salazar)的反对者，要在巴西申请政治避难权，此事看来一直萦绕在纳什的脑海里，他对此事有自己的一套秘而不宣的理论。第二天早上，纳什的“案例”提交医院员工进行讨论。他在宿舍里当着一群住院医生的面接受了一番面谈，这是为了作出初步诊断，并且据此进行治疗。 医院为他安排了一名精神病医生。如果一个人没钱或者没买保险，要不就是病人膏肓，私立医院已经无能为力，他就会被送入特伦顿。回顾往事，将纳什送进一个人满为患、资金短缺、人手不足的州立医院的决定实在令人感到奇怪。艾利西亚因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至少会有某种保险，弗吉尼亚当时虽然担心儿子的治疗可能耗费她的存款，肯定也有能力支付聘请私人看护的开支。马莎和弗吉尼亚确实有她们的顾虑：“我们去和院方谈过，请求他们在这个案例上打一个示警标志，对纳什特别留意。这是纳什住过的惟一一家州立医院。”丹斯金回忆说：我听说他去了特伦顿后，给他家里打过电话，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做点什么吧。 我开车去了特伦顿州立医院，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大为震惊，情况虽不严酷，可是他们相当粗暴地对待他，那个管理员不断叫他约翰尼。我告诉那里的人们说： “这就是那个传奇般的纳什。”他也是完全正常的，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任何疯癫的迹象。 我一直在想，天哪，这些精神病医生!他们能看出一个天才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痛恨他们。纳什被送入一家州立医院的消息很快就在普林斯顿传开了。有个人听说像纳什这样的天才居然被关进了一家州立医院，而这家医院偏偏人满为患，并且因药物、电击休克和胰岛素休克这样激烈的治疗手段而闻名之后，深感不安，这个人就是温特斯(Robert Winters)。温特斯是哈佛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那时刚好在物理系担任业务经理，跟塔克、斯潘塞都很要好。温特斯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精神病学顾问以及霍普韦尔的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主任托宾( JosephTobin)取得联系，霍普韦尔离普林斯顿只有几千米。他在1月底给托宾打了电话，说：“为了国家利益，必须竭尽所能将纳什教授复原为原来那个富于创造精神的人。”托宾建议温特斯与当时特伦顿的内科主任马吉( Harold Magee)联系。温特斯这样做了，并且从马吉那里得到承诺，就像他后来写信告诉托宾的那样，“在州立医院采取任何治疗手段之前将会对纳什博士的情况进行彻底的研究”。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期望未免太高了些。正如纽约一名“垮掉的一代”派作家克里姆( Seymour Krim) 1959年所写的题为“精神病囚禁期”的有关他自己在精神病院的遭遇的文章中所述，“在一个疯人院里，是由数学来决定”怎样工作，“为了处理在你面前行进而过的脑际回响震天号角的大批不同种类的人群，你必须找出分门别类和治疗手段的公分母”。在做出那个承诺后不久，或是根本就在做出承诺之前，纳什从佩顿转入迪克斯1号，即胰岛素分部。普林斯顿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埃利希曾经推荐特伦顿，确信特伦顿具备的治疗手段可以给纳什带来好处。至于究竟是谁明确同意使用胰岛素休克疗法，是艾利西亚、弗吉尼亚还是马莎，现在已经说不清楚。 “我不记得这家人有没有在监禁治疗以外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许可，”鲍梅克同忆说， “在那个时期你不能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动手做什么事情。”马莎回忆说有人征求过她的意见，“那是一个重大决定。我们特别谨慎地对待任何可能影响他智力的东西。我们和医生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胰岛索分部是特伦顿州立医院水平最高的精英部门。它有两个分开的病房，一个设有22张男子病床，另一个设有22张女子病床。丹斯金后来描述说，它看上去就像“林肯隧道的内部”。这里的主管得到医院理事们的细心关照，医生数目最大，护士水平最高，设施最完善，只有年轻和健康状况良好的病人才会被送到这里。胰岛素分部的病人有特别的饮食、特别的治疗和特别的娱乐。 “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最好条件全在这里显示出来了，”加伯( Robert Garber)说，他在40年代初期做过特伦顿的精神病医生，后来担任美国精神病学联合会的主席。他说： “胰岛素分部的病人得到许许多多亲切的照料，在家人们的眼里，胰岛素分部非常有吸引力，病人们的亲属简直是为之倾倒。”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每个星期有五天时间纳什必须接受胰岛素治疗。一大早，一名护士就会叫他起床，给他打一针胰岛素。鲍梅克会在8点30分来到病房，那时纳什的血糖水平已经急剧下降，他会变得昏昏欲睡，自言自语，几乎不知道自己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个女子经常会整天大叫着“跳进湖里去，跳进湖里去！”到了9点30分或者10点，纳什就会进入昏睡状态，越来越不省人事，直到在某个阶段，他的身体变得僵硬，像被冻僵了一样，手指也屈曲了。这时候，一名护士就会将一条橡皮软管插进他的鼻子和食道，开始输入葡萄糖溶液。有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会用静脉注射的方法输入葡萄糖溶液。于是他就会清醒过来，这个过程缓慢而又痛苦不堪，护士们一直守在身边。上午11点，纳什再次恢复知觉。到了傍晚，这里的所有病人进行职业疗法的时候，纳什也会一起去，护士们会随身带着橙汁，以防病人出现昏厥。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在昏睡阶段，如果病人的血糖水平下降得太快，就会出现无意识的发作，剧烈扭动摔打，咬自己的舌头，导致骨折的案例并不少见。有时候，病人们会昏迷不醒。 “我们失去过一个年轻人，”鲍梅克回忆说， “我们所有人都会非常恐慌，我们召集专家到场，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有时候病人会发高烧，我们就用冰块包裹他们。”关于这种经历的完善的第一手资料很难找到，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治疗破坏了大部分的近期记忆。纳什后来将胰岛素治疗形容为“折磨”，并且在以后很多年里对其一直非常反感，有时候会在一封信的回邮地址处写上“胰岛素研究院”。另外一个病人的回忆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说明这种东西多么令人厌恶：穿越知觉意识的第一个恍恍惚惚的层面……新鲜木材的气息……这些东西每天早上让我苏醒过来，日复一日，从没有知觉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这种疾病，血在我嘴里的味道，我的舌头发痛，张口器今天一定是滑到一边去了，我的头部那种模模糊糊的疼痛……这是我在三个月以来没有间断过的例行安排……回想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晰的，这样反而减少了每天从昏迷中醒来时的痛苦。正如加伯所说的那样，胰岛素分部的病人与特伦顿的其他病人相比，确实显得娇生惯养一些。胰岛素分部的病人可以得到更加丰盛、更加多样的食品。他们有特制的饭后甜点，每天晚上就寝之前可吃冰淇淋。大部分人得到下地行走的特权，周末可以出去游玩。所有病人的体重都增加了，这被看作一个好的征兆。病房里的医生们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的病人拥有良好的健康体质。 “人们会由于胰岛素而急剧增加体重，”鲍梅克回忆说， “因为血糖水平低，需要给他们补充大量的糖，而糖含有大量卡路里。对于那些身材细长、骨瘦如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不过，病人们通常讨厌这一点。纳什后来对节食减肥的着迷态度，也许就是从这段被人“强制喂养”的经历产生出来的。用胰岛素休克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萨克尔(Manfred Sackel)的主意，他是维也纳的一名医生，在20年代想到这个方法，并且在30年代运用在精神病人身上，尤其是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的想法是，如果大脑缺糖，而糖又是维持大脑运转的成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胞就会死亡，这就好比治疗癌症的放射疗法。50年代，第一批抗精神病药物问世，当时正在运用这个疗法的一些医生认为，胰岛素休克疗法比抗精神病药物更加有效，特别是在幻觉思维方面。没有人了解这种疗法的机制，但是30年代进行的两个大规模研究发现，经过胰岛素治疗的病人的疗效比没有得到这种治疗的病人更好，也更持久，不过，胰岛素效用的证据却并不明显。无论如何，这种疗法比电击休克更具风险，更加复杂，因此到了60年代，胰岛素疗法就被大多数医生放弃，理由是与电击休克相比，它过于危险和昂贵。结论是不值得在胰岛素疗法上投入时间和金钱，也不值得冒险。按照加伯的说法，这种疗法在许多病人身上至少取得了暂时性的好转：他们会看见人们围绕在他们身边，非常关心他们，体会到一种充满爱心的友情，我总觉得这是非常具有治疗作用的。 生平第一次，有人表示关心，病人们会更加喜欢交际、更加积极。他们会在周末出外游玩。 他们得到下地行走的特权，我认为这是有帮助的。 病人们更加活泼、更加留心、更加喜欢交谈。虽然纳什后来责怪这种疗法在他的记忆中造成了巨大的断层，但是，他也在1967年看望在旧金山的堂兄弟理查德·纳什时告诉他说“我的情况毫无改善，直到钱快要花完了，我去了一家公立医院才有所改变”。胰岛素疗法既危险，又令人痛苦，但却是能够找到的少数几种治疗精神分裂症这类严重疾病的方法之一，这种疾病直到20世纪中期仍然意味着终生监禁。同其他医院一样，特伦顿也是一个实验室，尝试了涌现出来的各种“疗法”。在战争爆发之前，加伯这样指出：L我们]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对病人进行治疗，当时灌肠法仍在使用，还有人为致热疗法。 我们还有一种疟疾菌株，用来给病人接种。后来，我们用过一种伤寒菌株。 我们会注射一种伤寒疫苗，几个小时之内病人就会出现反胃、呕吐、腹泻，体温升到40～41摄氏度。我们会在8～10个星期里持续这样做，每星期2～3天，这是为了让心理失常的病人失去勇气。在特伦顿，每天早上8点我就会来到医院主管办公室，我得到的第一道命令是去看看哪个病人可以迁出隔离病房，腾出地方接收另外8～15个需要隔离的病人。 [这些房间]长3米，宽3.6米，铺设了光滑的瓷砖和水磨石地板。 在地板中间有一个厕所、一个洗涤池和一个下水道，这样一来，如果哪个病人在房间里到处大小便，我们都可以用软管输水冲洗干净。你会竭尽所能，找出一个办法，使病人重新处于你的控制之下。六个星期之后，纳什的胰岛素疗法被认为是有效的，他被转移到6号病房，也就是所谓的康复或假释病房。每天都会接受集体治疗，有一些娱乐消遣，也有职业疗法。 “这是病人当中的精华，”鲍梅克回忆说，“那里只有大约15张病床，在其他病房里，每个房间有30个病人。病人们得到个别的照顾，可外出旅行，而且得到许可后可以回家看看。”纳什住在6号病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动手撰写一篇关于流体动力学的论文。鲍梅克回忆说：“病人们拿他开玩笑，因为他总是那样入迷地思考。 ‘教授，’他们中的一个有一次说， ‘让我来给你示范应该怎样使用一把扫帚。…艾利西亚每个星期都来看望纳什。有一次，他得到允许可以凭证离开，她就带他去了她的民间舞蹈团，在斯威夫特殖民地风格餐厅吃饭。此事成了纳什那个星期的最精彩片断。他的症状看来有所缓和，很明显再也不会威胁他自己或者其他人的安全。鲍梅克建议让他出院，并且出入意料地指出： “我们不得不尽我们所能尽快让病人出院，以便将病人数目降下来。”纳什在7月15日出院，当时他的33岁生日刚刚过去一个月。 他出院几个月后，鲍梅克打电话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向奥本海默询问纳什现在是不是神智正常。奥本海默回答说：“这件事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医生。”第四十一章 一段强制理性时期1961年7月～1963年4月在我住院治疗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我终究会和我的妄想猜疑断绝关系，重新将我自己看作一个比较融合于环境的人。——纳什，《诺贝尔奖自传》，1995年一个患肌体疾病正在康复的人可能对自己的生命力有一种全新的体会，而且会在继续自己原有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快乐。不过，如果这个人曾经年复一年地以为自己暗中得知宇宙乃至圣人的秘密，现在却发现这些东西再也不属于他，再也不能玩味，那么，他就很可能出现一种很不相同的反应。对于纳什，恢复他日常理性思维的过程引出了一种降格和失落的感觉。他的思路日益变得正强常、清晰，他的医生、妻子和同事们认为这是值得庆贺的进步，但是在他看来却是一种退化。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撰写的自传文章里，纳什写道，“理性思维在一个人与宇宙的关系的观点上加了一个限制”。他并不认为病情缓和是值得高兴的健康恢复过程，而是“一段强制理性时期”。他的遗憾语气使人想起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劳伦斯( Lawrence)，他发明了一种“精神数学”理论，并且对拉特格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斯( Louis Sass)说：“人们总足以为我正在恢复聪明才智，但是实际上我的思想正逐步退缩得越来越简单。”很自然，纳什的感觉完全有可能真实体现了他的认识能力正在逐渐衰退，这并不仅是与他的尊贵地位比较而言，而且与他的精神出现不正常之前的能力相比也是如此。意识到他的人生境遇以及事业前途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33岁那年，他已经失去了工作，被贴上曾是精神病人的标签，依赖旧日同事的好心过日子。纳什在7月15日从特伦顿出院前后给斯潘塞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些片断暗示他对现实的看法变得多么谨慎：以我的现状和预期情况来看，一份研究奖学金……反映了人们希望我从事研究工作和学习，等等，看来是一个更好的前途……比一个标准的教学职位更合适。 有一件事，对于……我曾在一家州立医院住过一事可能造成什么影响的可以预料的担忧，大部分将会因此而被忽略一边。斯潘塞当时正在普林斯顿任教，在他和博雷尔、赛尔伯格、莫尔斯、蒙哥马利( Deane Montgomery)等其他几个高等研究院数学部终身教授的帮助下，很快就给纳什安排了研究院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职位。 奥本海默从国家科学基金会那里得到6000美元，用于资助纳什。纳什的申请表是在1961年7月19日填写的，上面说明他希望“继续研究偏微分方程”，并且提到“其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有些与我早期的工作有关”。7月下旬，艾利西亚的母亲带约翰·查尔斯来到普林斯顿，当时他已经2岁了，是一个健壮可爱的小男孩。纳什将这次家庭团聚称为“我的一件大事，因为我在整个1961年都没见过我们的小宝贝！”接着，8月刚刚来临，纳什就去科罗拉多出席一个数学研讨会，在那里遇见了不少老朋友，还与那个热情的数学家斯潘塞外出游览了整整一天，一起攀登派克斯峰。纳什同艾利西亚再次住在一起，不过没有感到特别快乐。前两年的波折已经造成了许多伤害和反感，由此引起的冷淡没有消散，而且因在金钱、教育孩子和其他日常生活事务方面出现分歧而进一步恶化。纳什的姻亲们当时跟他们住在一起，却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卡洛斯·拉德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他和妻子在那年秋天搬到普林斯顿。两对夫妇一起住在斯普鲁斯大街137号的一所房子里。拉德太太在艾利西亚上班的时候照顾约翰尼，确实帮了大忙，但是住在一起产生了另外一种紧张气氛，对于艾利西亚尤其是这样。他们努力利用这种安排。纳什尝试照顾儿子，把他从幼儿园接 回来，做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们与纳尔逊夫妇、米尔诺夫妇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开车直奔马萨诸塞州，看望在前一年秋天搬到那里的丹斯金夫妇，还有约翰’戴维。这样的拜访通常是令人担忧的，埃莉诺常常在过后给丹斯金打电话，抱怨纳什。在其中一次拜访中，纳什随身带去了一袋炸面圈。 “埃莉诺不住地说： ‘真是低档！’”奥黛特回忆说。10月初，纳什出席了普林斯顿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莫根施特恩组织，几乎整个博弈论学界都出席了，可以说是合作理论的一个庆祝仪式。那里没怎么提到非合作博弈或讨价还价，不过，匈牙利人豪尔绍尼、德国人塞尔滕与衣着搭配失当、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的纳什都在那里。这是因博弈论的工作在多年以后共同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三位学者的第一次会面，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一起，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他们分别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才得以重逢。豪尔绍尼记得自己向普林斯顿的一个人打听纳什为什么在各个环节的会议上几乎都不说话。 回答呢，豪尔绍尼1995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是“他担心自己会说出一些奇怪的东西而蒙受羞辱”。纳什终于可以再度工作了，这是他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再次钻研流体运动的数学分析，还有某些特定类型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它们可以用作这些流体运动的模型。他完成了有关流体动力学的论文，就是他在特伦顿州立医院开始撰写的那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一般流体微分方程的柯西问题”，1962年发表在法国的一本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被纳什和其他人看作“相当令人起敬的成果”，《数学百科辞典》则称之为“基本而值得注意”的工作，最终激发了对所谓的“一般纳维一斯托克斯( Navier-Stokes)方程的柯西( Cauchy)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在这篇论文中，纳什证明了局部时间惟一正则解的存在性。“纳什住院治疗，后来出来了，而且看上去一切正常，”赛尔伯格回忆说，“在高等研究院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不是每个普林斯顿的教授待人都很友善，他确实不讲话，把所有东西都写在黑板上，在写东西的时候思路绝对清晰。他作了一个纳维一斯托克斯方程的演讲，与流体动力学和偏微分方程有关，这个问题我的了解不是很多。他在一段时期内显得相当正常。”他在一对一的对话中最感到轻松，因为幽默感帮了他的忙。理查森( Gillian Richardson)曾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在这个研究院的计算机中心工作，他记得在餐厅里同纳什一起吃过午饭，纳什谈的都是有关精神病医生的枯燥无味、固执己见的事情。有一次，他问：“在普林斯顿，你认不认识一个好的精神病医生？”又补充说他自己的精神病医生“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远离他，”他想知道对方是不是认识没有这种奇怪特性的人。一天，纳什出现在法语105课的课堂上，这是大学里的一个为期三个学期的法语课程，他向乌伊蒂( Karl Uitti)询问是不是可以旁听。乌伊蒂觉得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喜欢做白日梦、心不在焉的数学家”。纳什相当准时地来上课，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看来对复习会话式的“旅行者法语”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更加愿意取得“对法语结构的一种感觉”，乌伊蒂回忆说， “他相当支持法国，喜欢它的语言和人民。”乌伊蒂和纳什变得熟络起来，在课堂外见面，有好几次艾利西亚也在场。有一次，乌伊蒂问纳什为什么学习法语，纳什说正在写一篇数学论文。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看懂这篇论文，而这个人是法国人。 因此，他想用法语写这篇论文。”乌伊蒂说。 乌伊蒂想不起来纳什究竟要给谁看这篇论文，很可能是勒雷，那一年他正好在这个研究院，要不就是格罗滕迪克。这篇论文发表之后，纳什拿给研究院的另一名成员看，而当他第二次看见这个人时就问他：“你有没有看出性感的弦外之音？”乌伊蒂在1997年评论说：那个时候正是戴高乐执政时期，对法国科学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用法语撰写论文。在我看来，纳什总是那么知书达礼、谦恭殷勤。 我确信他心里对那个即将看到他这篇论文的人充满尊敬之情。他真是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纳什请求科万对这篇论文的草稿进行编辑。科万当时正在做一些翻译工作，记得纳什曾经告诉他“巴黎是这类数学的中心”。纳什还请了一个法国本科生戈尔德施密特( Hubert Goldschmidt)帮忙。纳什还是没有打消返回法国的念头。1月19日，他将这份柯西问题的论文寄给《法国数学会通报》。科万认为，他比以前更加孤僻，更加抑郁。现在看来，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着离开普林斯顿，很有可能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的格罗滕迪克保持联系。4月，奥本海默写信给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院长莫查纳( Leon Motchane)，正式请他邀请纳什到那里度过1963～1964学年的上半年。奥本海默还写信给那一年正好也在那个研究院的勒雷，看看他能不能提供一份下半年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资助。与此同时，他指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也欢迎纳什在这里多呆一年： “如果[纳什]请求留在这里度过秋季，我认为我的同事们很有可能同意；但是，这不是他的选择。”纳什没有暗示艾利西亚是否陪他一起去欧洲。这一次艾利西亚并不打算劝阻他，也没有提出要一起去。很显然，这段婚姻通过达成某种私下协议已经成为往事，他们从此就要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那年冬天，纳什呆在范氏大楼休息室的时间越来越长，通常在茶会时间出现，直到深夜才离开。 “他穿着松松垮垮、满是褶皱的衣服，”当时的一名研究生伯尔( Stefan Burr)回忆说， “他看来一点儿也不具进攻性，在某些方面，他的举止跟许多数学家没有什么两样。”有一段时间，伯尔跟纳什一起没完没了地玩“六角棋”，那块棋盘是多年前画在厚实的卡纸板上的，现在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只好不断用红色圆珠笔重新描绘一番。他的情况再次出现变坏的迹象。博雷尔回忆说： “他不是很正常，我觉得他像是垮掉了。他的数学再也不是原来的水平。我发现他很古怪、出入意料、荒谬可笑，这真是很可怜。秘书们都很怕他，别人也躲着他，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或者说出什么。”有一次，博雷尔夫妇在家里招待纳什和艾利西亚喝午茶。 “我们上了茶水和小甜饼，”博雷尔说， “纳什跑进厨房，我跟在他后面。 ‘你想要什么？’我问。 ‘噢，我想要一些盐和胡椒粉。’”博雷尔夫人补充说：“等他把盐和胡椒粉放进茶杯里，又抱怨说那杯茶实在太难喝。”在那年春天，他变得越来越恼火，越来越不安，又开始唠叨以前有过的那些古怪想法。他突然决定去西海岸旅行，在那里看望了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瓦斯克斯，当时他已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正在伯克利读研究生，还有沙普利、塔克的前妻贝肯巴克(Alice Becken-back)及她的新丈夫。瓦斯克斯回忆说：我刚刚走进[伯。克利的]休息室就看见他在那里。 他看见我就像我看见他一样惊奇。他事先没有说过要来，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在那里呆了不止一两天，不过并不是在找我。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他曾经在欧洲和东海岸呆过，现在正在四处旅行。 他不断说话，相当清晰地谈起[胰岛素]体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极其痛苦。 他还说自己是被人从欧洲带回来的，戴着锁链。 他不断地提到奴隶这个词，对他的经历充满怨恨。他很茫然，无所适从，除了他的那些古怪想法，完全不能谈其他东西，我渐渐失去了兴趣。真是古怪，我从来没有弄懂他为什么要同我说话，他认识我，但实际上并不是要交流。 他就是想用令人困惑的方式说话，[但是J'说的东西并非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精明的，带有许多诙谐的双关语和典故。沙普利曾经收到纳什写来的许多信件，现在他也觉得出现在圣莫尼卡的纳什令人烦恼。 “他把我看作亲密朋友，你不得不忍受下来。他给我寄来用彩色墨水写的明信片，这件事真是令人伤心，上面笔迹潦草地写着数学和数字命理学的东西，好像他根本没有指望得到回信似的。他的心里一直想着我。他正通过一种非常令人吃惊的方式逐渐衰退。”沙普利在1994年回忆说， “他在黑暗之中摸索。”沙普利记得，纳什曾经告诉他： “我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理顺这个问题，只有我能找出这是数学学会的哪个成员干的。”他没有停留很长的时间，沙普利补充道：这真有些吓人，我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毫无疑问，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讲话，甚至也听不懂他究竟在讲些什么。 他会不断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如果你不能把握住你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就很难成为一个数学家。6月，纳什出发前往欧洲。他应该在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一个研讨会，然后参加8月上旬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他首先去了伦敦，住在布卢姆斯伯里的拉塞尔酒店，他形容说那里“非常宏伟”。他给自己开办了一个私人信箱，再次开始写信，有些就写在厕纸上，用的是绿墨水和法语。他还不断寄出一些图画，其中一张画着一个被万箭射穿而倒下的人。有一封信的信封上盖着6月14日的邮戳，里面有一张小纸片，上面用绿墨水写着以下内容：2+5+20+8+12 +15 +18 +15 +13=78。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举行的那个研讨会是一个小型而气氛融洽的活动，基本上由勒雷主导，他那时正在为非线性双曲方程而激动小已。纳尔逊已经在那个学年与纳什相当熟络，他记得勒雷说过，没有统一的存在性定理实在是一种耻辱。 “他想表达的意思，”纳尔逊说， “是我们最好着手研究，否则这个世界随时可能走向终结。”大部分演讲者用的都是英语。赫尔曼德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说，“1962年与以前去的时候相比差别很大。”但是，纳什坚持用他自己称为“大杂烩式的法语”发表自己的演讲。他并不是即席演讲，而是用他的非常柔和的声音宣读他的笔记，带着很重的美国口音。赫尔曼德回忆说：“纳什的论文在数学上看来是值得尊敬的，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喜[他原来完全可以完成工作]。对于我们，就好比目睹一个人从坟墓里站起来一样。”但是，他的行为却肯定是古怪的。赫尔曼德后来说：研讨会的正式组织者马尔格朗热(Malgrange)为出席者举办了一个晚宴。就在餐桌上，纳什把他的盘子交换给旁边的那个人，接着又继续与别人交换，直到他满意地认为他的食物没有下过毒药。大家都看到他那异乎寻常的行为，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马尔格朗热买了一罐精美的鱼子酱，让大家一直往下传。当这个罐子传到纳什那里，他把整罐鱼子酱一古脑儿倒在自己的盘子里。 其他人的举止都很得体，什么也没有说。7月2日，纳什还在巴黎，他的岳父突然去世。艾利西亚通过米尔诺和丹斯金试图联络纳什，却没有成功。卡洛斯·拉德后来在拿骚大街的圣保罗教堂的墓地里下葬。与此同时，纳什返回伦敦。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返回伦敦，因为他原先的计划足在巴黎度过那个夏天以及随后的‘个学年，除了去斯德哥尔摩参加那个大会。7月24日，纳什还在伦敦，他在位于塔尔博特广场的斯特凡酒店给马莎写了一封信。很明显，他仍然计划继续旅行，前往斯德哥尔摩。他用马莎的中间名埃米兰 称呼她，说他现在只是打发时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在等待斯德 哥尔摩的数学家大会召开；他正在考虑去看一个精神病医生或者去某个诊所看看。丹斯金回忆说，某人去找纳什，结果却发现他正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周围徘徊。那年夏天，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主任正好带领一个商业管理团体也去了伦敦，他突然撞见纳什，就问他：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纳什看上去有些摸不着头脑．反问他说： “你在哪里呢？”第世界数学家大会于8月的第三个星期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在正式发言者中，有博雷尔、米尔诺和尼伦伯格。菲尔兹奖章则授予了米尔诺和赫尔曼德，他们两人都已经在5月接到通知，并且得到指示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必须保守秘密，让周围的人继续猜测那一年谁最有可能得奖。纳什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得奖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去斯德哥尔摩，反而去了日内瓦，回到他在1959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住过的阿尔巴酒店，用法语给“在莱格家的”马莎写信。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他 又在思考他的身份问题了！他用中文设计了一张身份证明卡，上面贴着 “秘密”的标签。他写道： “你可不可以签发这张身份证明卡……一个在陌生世界里完全独处的人。”他在底下写道。他给弗吉尼亚寄去另一张日内瓦风光明信片，但却把它寄到了巴黎。1962年夏末，纳什回到普林斯顿，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一张明信片寄到了数学系，上面的地址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范氏大楼转毛泽东。纳什在上面只用法语写了一句有关三重切平面的神秘评语。艾利西亚让他搬回来住，那年秋天他基本上都呆在家里，同约翰·查尔斯一起看电视上的科幻节目，比如塞林( Rod Serling)的《黄昏地带》。他给普林斯顿和其他地方的数学家们写了大量信件，还打了许多电话。他仍然没能摆脱精神病院的梦魇。在盖着11月19日的邮戳、寄给马莎和查理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 “也许你们会说我发了疯……请求普林斯顿的圣保罗教堂给予庇护。”纳什显然每天都经过圣保罗教堂。这封信提到主教特别会议，还有他在那个月早些时候写给圣保罗教堂牧师的信件，这封信的末尾提到有关“过去的不幸事件，尤其是在那个秋天”。与他在伦敦写给马莎的那封信相反，纳什再也没有把他遇到的困难看作疾病的一种征兆，而认为是主教特别会议的阴谋诡计所造成。到了1月，他给马莎和查理的信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思议，其中的思路从阿尔巴尼亚人转向斯大林( Stalin)，再转向“不能泄露的秘密”和“这个真正的十字架的木头和钉子”。艾利西亚早已被长达三年的混乱局面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她确信纳什的状况基本上已经无可救药，就向一名律师咨询，并且开始实施离婚手续。她觉得嫁给了某个她以为可以照顾自己的人，但是这个人做小到这一点，反而非常怨恨她，指责她有恶毒的打算。她写信给弗吉尼亚和马莎，说结婚其实增加了纳什面临的问题，她觉得如果可以从婚姻中逃脱出来，那么对他也一样会有好处。艾利西亚的律师斯科特(Frank L．Scott)是普林斯顿负责离婚事务的一个和蔼可亲的律师，他的事务所就设在拿骚大街上。艾利西亚在1962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提出了离婚诉求，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在一份证词上正式同意开始办理手续。从这份诉状来看，纳什当时仍然同她一起住在斯普鲁斯大街137号。办理离婚时，艾利西亚在范迪温特大街临时租了一套独立的公寓。艾利西亚的正式理由如下：1959年3月前后，此处之原告有必要将被告关进一家医疗机构，被告于1959年6月前后获得释放。尽管上述监禁行为是为被告的最大利益着想，但是被告由于原告造成他被监禁而满怀怨恨，宣称再也不愿与原告继续以夫妻名义生活。 与被告发誓不再与原告生活相一致，被告实际上已经搬入一个单独的房间，并且拒绝与原告保持婚姻关系。 1961年1月，被告由他的母亲送进特伦顿州立医院，1961年6月获得释放。 被告对他的妻子的怨恨及不再保持婚姻关系的决心仍然没有改变，如同监禁之前一样，并且继续违背原告到目前为止的愿望。被告遗弃原告，而且当时被告没有被关在任何机构，完全可能自愿维持婚姻关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段时间已经超过两年，而且这样的遗弃是故意的、连续的和顽固的。 此外，被告没有能力适当供养原告。纳什接到一张传票。第二天，斯科特拜访了纳什。4月17日，斯科特再次和纳什谈话，他说纳什还“没有任何改变居住地点或职业状况的计划”。1963年5月1日，判决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准予离婚，并且将约翰·查尔斯的监护权判给艾利西亚。终审判决于1963年8月2日作出。没有证据表明纳什反对离婚，虽然上述诉状只是一份律师文件，其中各个细节不一定是真实的，比如丹斯金夫妇就坚持说纳什和艾利西亚从来没有停止同床，但是纳什对艾利西亚的憎恨无疑是非常真实的。他指责艾利西亚，说她指挥了将他送入医院的行动，还是在麦克莱恩的时候就已经威胁说要跟她离婚，后来也很可能这样做过，并且已经作出要离开艾利西亚，在巴黎生活的计划。那年春天，纳什日益心理失常的状况以及就要离婚的传闻促使不少数学家自发聚集在他的周围。那时，纳什需要治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斯潘塞和塔克再次找到温特斯。温特斯在哈佛的朋友米勒(James Miiler)当时正在密执安大学精神病学系，与大学主办的由瓦戈纳( Ray Waggoncr)管理的一个诊所有联系。通过米勒，温特斯成功地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安排，使纳什可以在诊所接受治疗，同时有机会以统计员的身份参与这个诊所的研究项目。普林斯顿的塔克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马丁决定设立一个基金，确保这个密执安计划得以实现。 密执安大学的拉帕波特( AnatoleRappaport)、弗勒德，纽约大学的莫泽，西屋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Alexander Ostrowski)和其他人都全力投入到以纳什的名义在数学家中筹集资金的工作。安阿伯的人们相信有必要住院两年。州外病人的收费是每年9000美元，两年就是18 000美元。弗吉尼亚保证提供10 000美元，数学家们负责通过美国数学学会发起一个募捐活动，筹集余下的8000美元。 “如果我们可以达到目标，很有可能大部分的资金来自那些认识纳什的数学家，”马丁写道，“如果在帮助纳什返回数学领域方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哪怕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也一定是不仅对他，而且对数学都很有好处。”学会的会计米德尔( Albert E．Meder，Jr．)对于这个建议非常热心，他说：“在我看来，美国数学学会接受为在[马丁的]3月25日的信中提到的目的而筹集捐款应该是完全正确的……我赞成这么做。”纳什越来越莫名其妙的行为正在引起怨言，其中一些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些怨言大部分与纳什不断在研究院的黑板上书写神秘字句，并且给小同的人士打去烦人的电话有关。有一天，坐在一进入富尔德大楼就可以看见的办公室里的总机接线员们全部开始低声嘀咕，原来，每个穿越这座大楼门口的人都被倒下来的水淋成了落汤鸡。研究院的餐厅当时设在富尔德的四楼，后来经过调查发现，纳什就是在这里通过窗户不断向大门倒水。斯潘塞不能容忍在一个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袖手旁观，他被推举去说服纳什接受密执安方面的安排，自愿进入那家诊所。斯潘塞选择一家酒吧作为谈话地点，就同他一贯的做法一样。他请纳什去拿骚酒店喝啤酒，纳什曾经在那里庆祝自己通过了综合考试。他们在雅座里坐了好几个小时，斯潘塞喝马提尼洒，纳什只喝了一罐啤酒。斯潘塞不断地讲呀讲呀，纳什看上去一直听着，却很少说话，除了在几个间断的地方指出他对于从事统计工作毫无兴趣。一切都没有用，纳什不相信自己病了，他也并不准备进另一家医院。很多年后，当温特斯回忆这个故事时．他哭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已经给一个最不寻常的问题找到了最完满的解决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挽救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 我在感情上与这件事联系密切，以为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米勒告诫我绝对不能让纳什接受休克治疗，这样做会破坏天才的锋芒。 有人送他去了卡里尔，在那里他们对他进行了休克治疗[原文如此]，我认为这使他在许多年里成为一个怪人。我将此事看作我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 当我放眼观察世界各地的人种时，认为人类生存下去的理由为零。 但是当我观察几个个人，就觉得人类确实有充分理由生存下去。 他值得人们尽力而为。与此同时，艾利西亚、弗吉尼亚和马莎已经达成一致，认为应该强制将纳什关进医院。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普林斯顿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马莎写信告诉斯潘塞：在这之前没有这样做的惟一原因是我的母亲和我正在等待艾利西亚的来信，当时她正在作出安排……我们真的想过在3月就这样做。我们满怀希望，以为可以说服纳什前往密执安大学，充分利用那里可以同时研究和治疗的绝妙安排。 不幸的是纳什不认为他需要治疗。 既然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就把他送进了卡里尔……他就是不肯自愿进入任何一家医院。 一旦我们确切地了解了这一点，就别无选择，只好把他送进新泽西的这家医院。第四十二章 破裂”普林斯顿与卡里尔诊所问题1963～1965年卡里尔诊所的前身是一家老年人和智力发育迟缓者的疗养院，后来成为新泽西州仅有的两家私立精神病医院之一。它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小村庄贝尔米德，四周是起伏的山丘和茂盛的农田，在普林斯顿北部，距离只有8千米。不过，尽管这个地方很容易到达，一般而言，普林斯顿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去。曾经担任美国精神病学联合会主席的加伯当时正好是卡里尔的内科主任，他回忆说：“他们不想去一个离自己家这么近的精神病院。这很丢人，一种可怕的耻辱，同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想法是能去多远就去多远。”在普林斯顿人眼里，外观看起来像是一个稍稍有些不舒服的寄宿学校的卡里尔还有一个原因让人厌恶。卡里尔没有类似麦克莱思、里格斯或栗树小合这样的一流医院的崇高威信，尤其是在学术界看来。那些地方与学术界关系密切，其精神分析原则和建立在“交谈疗法”基础之上的长期治疗方式更加具有人道主义，更加恰当，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病人更是这样。公众对于精神病院的看法是从《飞越疯人院》、《我从没跟你说过那是一个玫瑰园》以及萨斯( Thomas Szasz)的自由意志论观点得来的。萨斯认为，疯狂与其说是疾病的一种症状，倒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构造。正当这些观点逐步流行，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盛行的时候，卡里尔却树立了大胆使用“化学紧身衣”、电击休克疗法以及完全为了配合保险条例规定的时问限制而设计的、短期的、千篇一律的疗法的名声。卡里尔的员工非常了解这种态度，通过说他们的方法更加实际、效果更好来为自己的诊所辩解。 “麦克莱恩、里格斯、栗树小合、普拉特和生活研究院，所有这些医院只不过更加花里胡哨而已，”卡里尔的…名精神病医生奥蒂斯( William Otis)这样说， “我们是非常客观冷静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受过什么花里胡哨的培训，没有一个人是明星人物。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如果你病了，你在卡里尔可以康复得更好。”加伯说：“在卡里尔，我们为决心成为一家短期治疗中心而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我们有能力治疗病人，让他们出院，与麦克莱恩和栗树小合形成对比，那里以留住精神分裂症患者长达四五年或七年而闻名于世。”艾利西哑尽管离婚之事已经近在眼前，仍然感到自己对纳什负有责任，因此不得不面对这个抉择。这样做需要非常巨大的勇气，如同所有不得不作出类似决定的人所了解的那样。卡里尔的一名精神病医生就这样说过：“监禁治疗通常都会在家庭内部造成可怕的分歧。很难找到任何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艾利西亚同纳什周围的人们一样，痛恨被迫监禁治疗，担心治疗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还有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但是她也知道，纳什的病情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发展进程，坚信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一定会进一步恶化。麦克莱恩的精神分析家们已经失败了，特伦顿的休克疗法已经证明只是短期有效。她作好了准备，打算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她意识到最德高望重的医院的费用是难以负担的，而在卡里尔，病人的家属只要交付80美元一天的房租，外加集体治疗和个人治疗的按小时计算的费用，弗吉尼亚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此外，在艾利西亚看来，能够让纳什留在附近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她和他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们才可以看望他。于是，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当大家已经非常清楚纳什绝不会前往密执安接受治疗，她着手执行了将纳什送入卡里尔的计划。她再一一次请求马莎和弗吉尼亚到普林斯顿签署有关的监禁治疗的文件。小过，从一开始，艾利西亚就拒绝电击休克疗法。 “我们对电击休克疗法有过争论，”马莎回忆说， “但是我们不想破坏他的记忆。”在卡里尔，电击休克经常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接受这种治疗的次数是一般抑郁症患者的3倍，即25：8。加伯说：“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对那个病人的控制权，克制他 的兴奋、惊慌和抑郁。”一般而言，首先将会对精神病患者使用氯丙 嗪，如果患者的失常心理不能迅速改善，就会使用电击休克疗法。卡里尔的一些精神病医生认为电击休克疗法行之有效，而且与精神抑制药相比，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无论如何，尽管普林斯顿内外一致认定纳什在卡里尔接受过电击休克疗法，事实却是他很显然没有这样的遭遇。1963年接下来的五个月，纳什基本上是在“同源1号”度过，那是卡里尔惟一一个上锁的病房。他后来说他曾经尝试推翻监禁治疗的决定；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努力没有成功。斯科特回忆说，纳什至少有一次离开卡里尔，成为所谓的“擅离职守者”，也许可以假设当时他已经得到下地行走的特权，斯科特找到他，并且将他送回医院。与特伦顿相比，卡里尔即便不是一个乡村俱乐部，至少也更像是一个少年犯管教所，但不是一座监狱。那里只有80个病人，主要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许多人来自纽约和费城，大部分人有酗酒、吸毒成瘾或抑郁症的问题，而并非精神方面的疾病。卡里尔的员工中有12名精神病医生，护理人手则比特伦顿更加充裕，内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的比例相当合理。“同源1号”有单人房和双人房。纳什独自拥有一个房间，可以使用一部电话。他得到许可，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人们用病人们的头衔和姓来称呼他们，因此他就是纳什博士，而不像在特伦顿那样被称为约翰尼。纳什的素食主义愿望显然也得到尊重，而他其实“并不排除类似牛奶这样的动物制品，只是不要动物死后（杀死动物）才能得到的制品”。艾利西亚定期前来看望他，普林斯顿的好些人也这样做，其中包括斯潘塞、塔克和博雷尔夫妇。在卡里尔，纳什碰到的最好的事情也许莫过于遇到了一个叫梅莱( Howard S．Mele)的精神病医生，此君将在他以后两年的生命中扮演一个重要而又积极的角色。这个精神病医生恰巧在纳什被送入卡里尔的那天晚上值班，因此被安排照顾他。梅莱个子矮小，说话温柔，精明干练，具有意大利血统。他在长岛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在纽约市的西奈山医院度过住院医生的阶段，是一个安静而谨慎的人。他以前的同事们形容他“举止拘谨”、 “小心谨慎”、 “不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梅莱非常能干，而且满怀关切之心。他受到护理人员的尊敬。当时正在这家医院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帕尔梅( Belle Parmet)这样提到梅莱及其他精神病医生： “他们并不仅仅足医生或者开处方的人，他们全都是人道主义者。”纳什对最初的氯丙嗪治疗很快就有了反应。如果某人对现在称为“典型”精神抑制药的东西完全有反应，那么，引人注目的改变通常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出现，六个星期之内可以明显看到全部效果。进入医院两个星期之后，纳什就给维纳写了一封相对比较清晰明白的信，其中提到：“看来我的问题本质上是沟通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它们，也许应该通过请求帮助而找到它们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不是一封请求信！）”纳什在梅莱那里接受各期治疗，同时参加一个集体治疗，这是梅莱特别喜欢的治疗方法。不过，没有人打算马上释放纳什。正如加伯所说，“偏执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是那么容易就有反应的。一旦你确实使他们处于控制之下，你就非得等到他们安定下来才会感到满意。你不想看到症状复发，在有过一次监禁治疗之后更是这样，因为如果出现复发，你和病人家属就不得不从头开始。”到了8月，纳什开始要求离开卡里尔。他给弗吉尼亚写信，说他正在期待艾利谣亚在周末看望他，而且“想着离开”。他补充说：“梅莱认为这要看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纳什承认他得了病，需要治疗，但是又说“密执安本来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安排”。他向米尔诺求助，要找一份工作。9月24日，纳什再次写信，说那个星期天是“伤心的一天”，因为艾利西亚必须加班工作，不能带他出去。他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已经决定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他再次变得乐观起来，写信说他正想着买一辆汽车，而且与艾利西亚“鸳梦重温的事情出现了美好前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令人沮丧却又证据充分的事实就是他们与严重抑郁症患者相比，具有极高的自杀风险，比正常人更是高出100倍。这个风险并不是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达到最高值，而是在一个阶段的治疗取得成功之后不久出现。虽然其他人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导致某人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那种精神状况，但是人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刻缺乏分心之物，从而使其他感觉得以涌现，其中包括一些非常痛苦的感觉，还有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不断增长的希望与严酷现实所发生的冲突。路易莎( Louisa Cauvin)在1963年夏天嫁给科万，她有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很可能就是那年夏天的事，当时她与纳什进行了惟一的一次交谈。他们在一个舞会上相遇（也许当时他凭借通行证离开卡里尔回了家），纳什告诉路易莎说，他小认为生活还有什么继续下去的意义，看不到有任何理由使他不应该干掉自己。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纳什曾经打算实践这个想法，不过，他确实非常抑郁消沉。举一个例子，他对与艾利西亚和好的希望看来是过于乐观了。艾利西亚坚持要让纳什与她和约翰尼（人们就是这样称呼约翰·查尔斯）分开居住，因此，与搬回斯普鲁斯大街相反，纳什不得不住在默瑟大街142号一个租来的房间里，距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住过的那所房子只有几户人家。博雷尔和赛尔伯格再次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纳什提出一份为期一年的成员资格申请，尽管这次他们心里抱有的希望比上次更小。这份1963～1964年度的成员资格也许是一个拯救行动。博雷尔后来说：“所有的成员都要经过整个研究院的人士投票决定。我负责跑腿的工作，就是向我的同事们解释这个案例。”这次，奥本海默决定动用研究院自己的资金，在写给赛尔伯格的一张字条上说：“这个复杂的计划在我看来不是很适合动用合同资金。”暗示与1962～1963年度的安排形成鲜明相比，这次更加明显具有一种慈善的性质。与此同时，纳什在普林斯顿外面的老朋友们继续关注他的进展情况。盖尔写给研究院的蒙哥马利的一封信同时抄送米尔诺和莫根施特恩，显示了对纳什现状的注意和关切之情：我们也谈到纳什的情况，想知道他目前的情况如何，尤其是与他的精神状况有关的部分。 结果发现我们当中没有人了解治疗方面有什么进展，我们也不认识其他任何了解情况的人。 我们都听说了各种流言，从“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一直到“他又开始研究数学了”，什么都有。令我们感到不安的倒不是我们对纳什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是数学界的所有人士也许与我们处于相同的境地，结果导致纳什很可能得不到他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治疗。 毫无疑问，数学界已经向纳什提供了研究资助以及不同种类的工作，无论他什么时候需要这些东西。 这也是人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提供某个有能力胜任、精明干练、获得足够资金的人或者人群负责治疗的工作，既然纳什现在在这个研究院，我想你也许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并且向我们保证说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有人负责。 比如说，纳什如果因为缺少资金而不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照顾，我相信我们可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纳什之友团体，看看可以为此做些什么。走出病房，经历重新开始的过程，事，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再次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在研究院里，纳什一直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那一年的来访者没有几个记得曾经在那里见过他。那年秋天，他抱怨说“觉得孤独”。他同艾利西亚仍然一起出席舞会，但是她抵制任何恢复他们婚姻关系的建议。当时，她自己的工作遇到了麻烦，并且发现儿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但是，当她母亲在那年冬天带约翰·查尔斯去萨尔瓦多住几个月时，她又非常非常挂念他。纳什尝试表示同情，在3月写信说“艾利西亚正在看一个精神病医生。她非常抑郁低落，她在哭泣”。不过，他也说他“正在学习新的东西”。在12月，赛尔伯格想办法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或伯克利争取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他继续希望鸳梦重温，与艾利西亚成双结对出入社交场合。随着秋天来临，纳什的情况看来比上次在研究院时有了很大的好转。正如他在马德里演讲中提到的那样，他“有一个称为‘纳什破裂’的想法，跟一个名叫广中( Hironaka)的卓越数学家进行过讨论”。（广中后来将这个猜想写成论文。）威廉·布劳德那年刚好在研究院访问，回忆说：“纳什正在研究实代数簇，没有其他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那年冬天，当时已经成为系主任的米尔诺和他的同事们对“[纳什的]某些极有意思的代数几何学的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崭新的研究激发了一轮乐观主义的冲击波，使人们再次希望能助纳什一臂之力。在研究院和整个大学，人们越来越觉得纳什完全有可能继续从事他被中断的事业。 米尔诺决定为纳什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家兼讲师的职位。1964年4月，米尔诺试探性地建议让纳什在接下来的秋季学期负责讲授一门课程，在春季学期则可能讲授两门课程。米尔诺咨询了纳什的精神病医生梅莱的意见，后者在3月30日肯定纳什正在定期拜访他，以便进行精神疗法，指出这是自纳什患病以来，第一次同意接受为门诊病人设立的治疗方法。加伯回忆说：“[梅莱]尝试继续用药物对他进行治疗，同时帮助纳什与其他人交往。从我的经验看来，积极的社交关系加上药物治疗可以创造奇迹。 ‘有人喜欢我’，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几乎难得得到的体验。”梅莱认为纳什的康复是永久性的，应该可以应付下个学年的一两门课程，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他补充说：“我不能保证他将来的精神健康（就像我不能保证我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将来的精神健康一样），但是我确实坚持认为在他的案例里，不大可能出现故态复萌的情况。”教务长布朗写信给校长戈欣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又补充说，纳什“现在已经康复……他需要得到一个机会，以便逐步重返教学岗位，重建他的地位”。布朗说，数学系一致支持这个建议。“我强烈主张这样做。我认为，让我们最杰出的一个博士恢复一流的创造力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这个职位5月1口正式生效。令人伤心的是，就在事情显得最有希望的时候，尽管有纳什的艰苦努力、梅莱的大力支持，以及同事们和大学方面善良无私的美好愿望，另外一场风暴却正在酝酿之中。2月，纳什开始抱怨无法入睡，他的“头脑充满进行一种毫无意义的想象出来的计算的想法”。3月上旬，一个有关纳什一直“努力避免重新坠入幻觉”的说法显示他已经深受困扰。到了那个月的月底，纳什一边说仍然希望与艾利西亚和好，一边却说他也许不得不离开普林斯顿。等到普林斯顿的职位摆在面前的时候，纳什已经确信他应该返回法国，这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表明他的情况完全不像他的举止暗示的那样好。他写给家里的信件已经奇怪到让马莎感到恐慌的地步，她马上和梅莱联系。梅莱回信的语气先是令人放心，说纳什现在已经不再吃药，不过仍在接受治疗，而且这个疗法看来很有效。纳什也写来了令人放心的回信，显然是要回答焦虑不安的弗吉尼亚提出的问题，说他现在还去梅莱那里治疗。但是，就在那时，纳什出人意料地拜访了他以前的法语教授乌伊蒂。他看来“相当焦虑不安”，乌伊蒂回忆说， “他说： ‘我有兴趣弄到科克托(Jean Cocteau)和吉德(Andre Gide)的地址，我要给他们写信。’我很小心地告诉他说科克托和吉德都已经去世，给他们写信是不可能的事情。纳什非常非常失望。”到了5月，纳什开始抱怨他的工作出现了麻烦： “我有一些想法，但是大部分看来都不能得到证明。”纳什显然再次与格罗滕迪克取得联系。格罗滕迪克也显然以邀请他下一年前往高等科学研究院作为回答。这年夏天刚刚来临，纳什写信给欧洲的一名同事，说他想在下一年前往法国，而不是留在普林斯顿，接受这所大学的职位。纳什抱怨说自己处于一种忧虑不安的境地，在试图研究数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而他与这所大学的几名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他指的是谁或者什么事情，当时的情况是，由数学系提供的职位已经得到米尔诺以及其他教师的一致赞同，而纳什与学生们的接触则很可能局限于范氏大楼的休息室。他写信说希望6月1日有些事情可能出现变化，但是又并不肯定，并用法语补充说，“如果我的情况在本质上继续维持目前的样子，”他画了一个圆圈在信纸中间，上面标有附注：“包括我的家庭，等等，等等。”然后继续说， “如果到了秋天我可以很有效率地研究数学，我想我应该接受格罗滕迪克的邀请，放弃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职位，如果他仍然愿意聘请我。”就研究院当时了解的情况看来，纳什正打算在富尔德大楼度过整个夏天，其间只有三个星期例外，之后他就会在秋天动身前往法国。5月24日，奥本海默许诺为他提供这年夏天的资助，因为“得知你在这个夏天会留在普林斯顿”。纳什在回信中提到他打算在6月22日至7月19日离开，在科德角一个叫做伍兹霍尔的地方参加一个研讨会，会议由泰特组织，主题是奇点理论、曲面和模的分类、格罗滕迪克上同调、ζ函数以及阿贝尔簇算术。按照泰特和其他与会者的回忆，纳什压根儿就没出席这个研讨会，他实际上去了欧洲。他乘坐“玛丽王后号”旅行，在伦敦短暂停留之后，继续前往巴黎。在那里，他试图与格罗滕迪克联系，但是后者当时显然不在城里。纳什在那里又呆了几天，接着坐飞机去了罗马。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宗教人物”。这个想法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想去罗马。纳什说他在那里“参观了古罗马广场遗址和地下陵墓群，却没有去梵蒂冈”。无论事实究竟如何，教皇本人当时并不在罗马。当他开始听见“类似心灵感应一般的来自神秘人物的电话”之际，双脚正站在古罗马广场遗址前面。 1996年，他在马德里演讲中指出，那时在他看来，那些是“反对我的数学家们的声音”。此后，他在60年代写的一封信中说：“我注意到当地的罗马人对走进电话亭打电话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他们喜欢用的一个词是‘马上’。”他在信的末尾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库恩后来说： “很显然一股单词的潮流正在输入一个中央机器，在那里被翻译成英语，然后，这个机器将变成英语的单词装进他的大脑。”不过，纳什从罗马发出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日期是9月1日，说他将要返回巴黎，已经尝试联络格罗滕迪克和其他数学家。他说将住在勃朗峰大酒店，五年前他和艾利西亚曾经在那里下榻。两天后，他回到巴黎，但是仍然没有见到格罗滕迪克，后者看来还没有回来。高等科学研究院的职员“建议他与塞尔(Jean-Pierre Serre)联络”，但是塞尔不记得纳什究竟有没有和他联络过。纳什寄回家的第二张明信片是一幅美术剪贴，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只有一张巴黎风景、一枚法国硬币和一个用作回信地址的长长的号码。与此同时，纳什仍然没有通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他不准备接受他们提供的职位。最后，9月15日，塔克给布朗教务长写了一张简洁的字条，取消了这个安排，说纳什已经去了巴黎大学。纳什继续在巴黎逗留了几个星期，直到终于放弃希望。9月中旬，他从巴黎写信给弗吉尼亚，说准备在24号乘坐“玛丽王后号”返航，并附言：“隋况看来令人沮丧。”回到普林斯顿之后，纳什再次开始不断地给人们打电话，并且在研究院好几个研究室的黑板上书写希奇古怪的东西，赛尔伯格回忆说，其中一条信息包含几个社会保障号码。 “他试图找出神秘的模式，”赛尔伯格说，“他宣称出生在一个叫做默瑟的县里，那里有一个镇叫做普林斯顿，他似乎发现这是一个神秘的征兆。”到了12月中旬，纳什已经回到卡里尔。这一次又是艾利西亚作出了这个痛苦的决定。纳什写给米尔诺的一封信显示他的思想跑得多么快，一个联想又是怎样引发另外一个，即便纳什已经意识到米尔诺可能觉得这是一派胡言。这封信的标题是“供你取乐的疯狂信件”，里面是一段异想天开的独白，从奴隶的日程安排和月食一直说到广告的诗句和米尔诺论文里的方程式。梅莱再次负责照顾纳什，纳什也再次对精神抑制药物作出了迅速而明显的反应。1965年4月初，他的情况已经好转到可以离开卡里尔一整天，同丹斯金一起出席在普林斯顿举行的另外一个博弈论研讨会。丹斯金后来回忆说： “在这个会议上，人们多次提到纳什的名字，我觉得将他介绍给大家很有好处。”纳什一听说自己要出席，就打电话给库恩，请他带两本博弈论的书去卡里尔，库恩照办了，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营房一样的地方，没有多少隐私可言”。纳什在卡里尔一直待到仲夏时节，他的出院被推迟了，直到梅莱确信一份工作和一名精神病医生正在等待他的这个病人。4月，布兰代斯大学的数学家帕莱开车来到普林斯顿研究院，递交一份手稿。 “那天博雷尔提议米尔诺、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回忆说，其间他们开始谈到纳什，米尔诺和博雷尔认为纳什现在已经好多了，他们觉得让他逐步重返学术生活对他来说会是一件好事。他们相信波士顿会是一个好地方。在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辞职，并且威胁要跟学院打官司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可能不容易进去。哈佛的数学系太小了，没有办法聘请他。在那个时候，研究院尚未设立为期五年的成员资格，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被聘请超过两年时间。莱温松一直与梅莱、米尔诺和博雷尔保持联系，现在提出要用他的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纳什。他认为现在谈论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一个办公室仍然为时太早。帕莱回忆说：我有一种感觉，认为他们已经到了准备帮助他返回正规工作岗位的阶段，况且离开普林斯顿而留在剑桥对他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当时已经很迟了，我对于我们仍然可以办到一些事情感到惊讶。但是[布兰代斯]管理层真的喜欢数学系，[科恩，当时的系主任]愿意出面帮我们。[关于纳什的]这种感觉很普遍，人们在这个家伙身上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在任何一个四年或五年的时间，总有那么一两个聪颖过人的年轻人被大家视为特别人才，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们。他被列入了这个类别，他确实非常特别。这一次，纳什在7月中旬离开卡里尔，在米尔诺家里住了两个晚上，接着坐火车去了波士顿。他再一次满怀希望。与一年前的情况完全相反，他接受了也许不得不在没有艾利西亚的情况下开始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第四十三章 独居生活波士顿，1965—1967年在离开六年之后独自回到波士顿，多少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这个城市几乎同纳什本人一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星期天是最令人沮丧的日子，纳什说他的“传统的星期天”都足独自度过的。他坐在一个图书馆里试图进行研究，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进行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散步，然后停下来观看公共花园里的滑冰者和打冰球的人们。夜晚则多数用来写信，一封给艾利西亚，一封给马莎，近来在纳什与马莎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加热情、更加信任的关系。寄这些信件给了他一个借口，可以在晚上出去作最后一次漫步。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就好过多了，纳什抵达波士顿后就买了一辆破旧的老式纳什漫步者牌敞篷车，驾驶它在沃尔瑟姆与学校间来往。他几乎已经喜欢留在布兰代斯，这个地方充满生机，到处都是过去在剑桥认识的学生和朋友，当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本科生约瑟夫‘科恩现在已经是数学系的主任，瓦斯克斯则是助理教授。他很高兴可以再度拥有一个办公室，出席研讨会，同其他数学家们一起吃午饭，交流各种想法和数学界的流言。不过他仍然深感孤独，想念艾利西亚和约翰·查尔斯。他对在数学界等级分明的体系中自己的崭新而卑微的地位有深切的体会。但是，也许是发病以来第一次，他也同时看到自己毕竟还没到山穷水尽，他希望能重新成为学者，甚至找到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伴侣。他几乎是在7月29日离开卡里尔之后就立即离开普林斯顿，坐火车前往波士顿。他在剑桥的一家酒店逗留，直到他找到一个公寓和一辆汽车。他已经见过莱温松，后者用直率、沉默寡言、非常圆滑老练的方式告诉纳什说，他会用国家科学基金和海军资助支付纳什的工资，希望纳什可以继续研究他的课题，就跟从前一样。纳什没有任何教学任务，至少在这年秋天是这样，这真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他开始到一个38岁的精神病医生埃斯米奥尔( Pattison Esmiol)那儿求医。埃斯米奥尔是个和气的科罗拉多人，在哈佛获得医学学位，当时刚刚从海军退役，在布鲁克林开设了一个私人诊所。埃斯米奥尔开出了一种精神抑制药，叫做三氟拉嗪，作用和氯丙嗪相仿。纳什不喜欢这种药和它的副作用，担心会影响他清晰地思考，从而阻碍他重新开始进行数学研究工作。埃斯米奥尔认为他的病人的顾虑也有道理，将用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纳什每星期要去诊所一次，他对于这种值得信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满感激之情。每个星期或者每隔差不多的时间，纳什也会去看望埃莉诺和约翰，戴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12岁的男孩了。纳什喜欢埃莉诺为他做的晚饭，也喜欢和他们做伴，他写信告诉弗吉尼亚，他们三个人一起度过万圣节。但是，他与埃莉诺的关系中原有的紧张气氛很快又浮现出来，他和约翰·戴维之间也形成了新的出人意料的紧张局面。比方说，纳什形容那个万圣节是一个“悲伤的”场合，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悲伤情绪是不是来自当天晚上出现的争执，或者只是因为他意识到长久分离已经在他和儿子之间造成了一道鸿沟，而他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约翰·戴维是一个特别英俊的男孩，声音悦耳，非常聪明。但是，纳什发现儿子的语法经常出错，在学校里的表现也是一般而已。他很难掩饰自己的失望——约翰-戴维只要顺口说出一个错误的时态，就足以让纳什对他大发雷霆，而这样做当然会导致与埃莉诺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重新勾起往日的种种怨恨情绪。约翰·戴维后来回忆说，他的父亲的来访“令人灰心丧气”。 “他总是唠唠叨叨，”“他会吃东西，会放松一下，会离开。他从来没有帮我做作业或者问一下我正在做什么。他就是那么冷淡。”约翰，戴维在成为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同埃莉诺开始在海德公园村定居下来之前，曾经在二十几个地方生活过，有时跟他的母亲在一起，有时则没有，其中包括婴儿时期和6岁那年在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的一系列不同的收养者家庭以及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孤儿院，还有在他终于可以与埃莉诺团聚的时候，所寄居的那个查尔登妇幼之家，那是一个为穷苦无依者设立的机构（不接收超过9岁的男孩！）。在他的学习阶段，他上过三个新学校，被判定有“行为问题”，有一次还留了级。这样的事情其实往往是由穷苦人家生活中常有的不幸之事，比如失业、健康不佳、缺乏照顾以及对犯罪的恐惧引起的。埃莉诺回忆说，有一次，“我找了一个妇女照顾他，她说约翰对她的小儿子不好，所以她打了他，他的一只眼睛都发青了。我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总是心烦意乱。”就像约翰·戴维自己说的那样，那是“一个悲惨的童年，一个不幸的童年”。他的母亲当然爱他，但是她自己也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埃莉诺经常生病，多次出现严重的贫血，经常失业，而当她工作时常常是同时做两份工作。约翰·戴维成为私生子是一个不光彩的秘密；埃莉诺编造了一个故事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父亲，这个孩子被迫在不同的学校和邻居面前复述这个故事，在担心这个秘密被揭穿的恐惧中生活。 “这是一个真正的耻辱烙印，”约翰·戴维说，“我不得不撒谎。”但是，在约翰-戴维的眼里，他的父亲突然重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是一件美妙的事情。父亲纠正他讲话的方式，劝告他应该加倍努力学习，这不仅传递了一种批评的意见，而且体现了一种父亲特有的关注。纳什还许诺供约翰·戴维上大学，解释说“他的教育背景会影响他一生的整个发展进程”。纳什有时也会不遗余力地让儿子高兴。每逢星期六，他会带约翰·戴维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打保龄球，接着，他们去一家中餐馆吃晚饭。在约翰·戴维过13岁生日时，纳什给了他一个惊喜：他带他去了附近的一家自行车商店，给他买了一辆．卜速赛车。第二年，也许部分由于父亲的关注带来了激励作用，约翰，戴维在学校格外努力地学习，参加了一个全市考试，考取了波士顿…所·流的“考试”学校。1月，纳什写信提到“我花在埃莉诺身上的时间比较少”，也许暗示他觉得自己对她陪伴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轻，并且感到某种安慰。这很有可能为埃莉诺提供了新的抱怨理由；她很有可能觉得他只是再次利用她，却没怎么认真打算给予回报。在2月底，埃莉诺和约翰·戴维的角色是“我的少数社交联系之一”，突然爆发的激烈争吵仍然不断出现。 “埃莉诺对我并不友好。”他在他们一起去餐馆吃饭之后写信说。4月，埃莉诺搬进一个新的公寓后，拖了好几天才决定把自己的新电话号码告诉他。5月，纳什再次在信中提到埃莉诺对他不是很友好，这让他感到很“伤心”。如果说，纳什重返波士顿使他与埃莉诺结婚的可能性再度浮现，在纳什写给马莎的信里却没有丝毫的暗示。纳什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与艾利西亚和好的希望。在那个伤心的万圣节，他非常非常想念艾利西亚。 “我很喜欢她，”他写信告诉弗吉尼亚。他在那个晚上的悲伤情绪也许与她劝他别在感恩节期间去普林斯顿看望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确实希望回去看看。很显然，她用一些借口拒绝了他的提议，其中还提到了什么是“符合礼节的正当行为”。纳什坚持自己的想法，艾利西亚则坚决劝阻他，因此，到了离节日只有一星期的时候，纳什说他仍然没有得到任何邀请。现在，艾利西亚开始提到让他在圣诞节期间回来，不过没有人知道这次访问是不是真的会成行。 在书信来往的过程当中，他很可能清楚地意识到约翰·戴维在他的身边感到不自在，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害怕小儿子约翰·查尔斯会“渐渐忘记他的父亲”。要想恢复与老朋友之间的友谊并不那么容易，虽然他经常与马图克和他的妻子琼(Joan)、明斯基夫妇见面。人们都很和气，但是也很忙。他迫切需要找点什么事情充实他的夜晚，于是独自一人去看了许多电影，还有戏剧和音乐会。艾利西亚继续温和地打消任何有关和好的可能性，鼓励他出去找一个女性伴侣。他写信告诉马莎：“艾利西亚没有留下多少希望的余地。”1月，纳什开始有些笨拙地向别人请教约会的事情。他想邀请马图克夫妇到家里吃饭，使这个场合变成一个“四人聚会”。显而易见，马图克夫人再次将他介绍给艾玛，可是艾玛后来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他花了好几个星期追求艾玛，对马莎说：“她非常健谈，但是真的不漂亮。”直到他发现艾玛原来已经有了未婚夫。11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看完电影（（苦日之夜）），内心里突然感到悔恨交加，不能自拔，于是给马莎写了一封沉痛而充满自我反省的信，尽情倾诉，其中多次提到他的“冷酷无情的超我”与“原来的简单的我”之间的斗争。就是在这封信里，纳什用“当年曾经如何”来回顾1959年在他的生命和意识中出现的那段“特别的友宜”。他承认说，“除了与几个非常特别的人联系之外，我迷失了方向，完全迷失在旷野荒郊……”布兰代斯充满生机活力。一笔“后史泼尼克”投资加上大学方面在数学系认真建立一个研究生项目的承诺，引来了八九个年轻新秀，全部都在三十几岁。 “我们拥有大量研究资金，有充足的钱聘请研究助理和兼职讲师，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帕莱回忆说。这里的气氛友好而轻松，纳什发现别人欢迎他的到来。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一流的数学家。”帕莱又补充道：我经常同他一起吃午饭，看见他多少还是恢复了真是高兴，他的心智看上去相当正常。 他正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得病之后他变得比以前友善多了。 我在哈佛当讲师时就已认识他，但是并不熟络。 我当时问他一个问题，他会显得非常傲慢，为自己深感自豪。 你会害怕向他提问，因他连想都不想就开始奚落你。典型的情况就是，我说： “我问个问题。”然后纳什就会反击： “噢，天哪，你怎么可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你究竟有多蠢呢？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个？”后来，他变得友好、温和，跟他说话可以得到很多乐趣。 过去那个骄傲自大的家伙已经消失了。瓦斯克斯也有类似的回忆：“纳什第一次出现在布兰代斯时，看上去真有点像个怪人。开始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他渐渐发生改变，越来越正常。他开始与人们交流，我们大多谈论数学，他从来没有提起他的私生活。”纳什对生活重新燃起了热情，最明显的表现体现在那一年他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的精力。那年秋天，他在布兰代斯完成了一份长篇论文，题为“具有解析数据的隐函数问题的解的解析性”，从他对偏微分方程的想法引出了自然的结论。他将论文草稿四下传阅，征求意见，接着在1月初奇给《数学年刊》。博雷尔是杂志的编辑之一，将这篇论文寄给莫泽进行审阅。博雷尔和纳什在电话里商量了几次之后，纳什很快对论文作出修改，在2月15日收到《数学年刊》最终采纳的通知。纳什简直欣喜若狂，在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写信给马莎，说《数学年刊》是“最令人尊敬的美国数学刊物”。他复苏的创造力激发了强烈的自信心。他去哈佛拜访了扎里斯基( Oscar Zariski)，讨论一些新的想法，也许还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访问学者的位置。他同一个年轻的德国数学家布里斯科恩( Egbert Brieskorn)成了好朋友，那一年后者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他给布里斯科恩看了自己刚刚完成的论文，讨论有关将来的研究工作。布里斯科恩当时正从事某项有关奇点的很有意思的研究工作， “纳什有一些有趣的想法，”布里斯科恩回忆说， “他总是提出能做什么事情的建议。不过，我总有那么一种感觉，认为他要不就是不能做到，要不就是不愿意自己动手。”纳什过去的傲慢情绪又开始冒出一些苗头。那年春天，显然曾经有人提到让他到西北大学任教的事情。 “我宁可待在一个更加有名的地方，”他向马莎透露。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更愿意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的职位。他写信给马莎，说他觉得麻省理工学院应该重新接收他，“当然了，麻省理工学院并不是最著名的学校……哈佛的名次更高一些。”那年春天，他因为可能被迫接受一所二流院校的职位而烦躁不安： “我希望避免在社会地位的阶梯上走下坡路，因为要想再爬上去可能很困难。”最早可能是在2月初，纳什有了一个想法，可以写成第二篇论文，但是两个星期之后他写信给马莎，说他“很伤心，因为我的新想法有一部分完全散了架”。不过，他倒是泰然自若地接受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到了4月初，他已经开始撰写有关“奇点的典范解”的论文。许多年以后，他说这个工作比他在1966年发表在（（数学年刊））的论文更加有意义。5月，他在布兰代斯举办了一个有关这个题目的演讲会，月底，完成了一份草稿，还给布里斯科恩看过，征求他的意见。纳什很可能同样将这篇论文寄给了《数学年刊》，但是却从来没有发表。1968年9月，一个副本终于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范氏大楼的图书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篇论文经常被别人引用，最后于1995年才发表在《杜克数学学报》的一个向纳什表示敬意的纪念特刊里。这两篇论文的质量——几何学家格罗莫夫称第一篇“令人惊叹”——成为最有力的理由，对把纳什定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提出了疑问。对于一个到1965年患严重精神病差不多六年时间、记忆受到严重破坏的人来说，写出开辟新领域的论文是非同寻常的伟大成就。与狂躁抑郁症不同，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极少允许康复者哪怕只是短暂地重新回到他们在发病之前达到的水平，至少人们相信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至少有另外一个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数学家在一个短暂的病情缓和期间，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而且，纳什的论文虽然优异，却没有达到他在发病之前打算撰写的论文的超凡水平。6月底，纳什搬进约瑟夫·科恩位于帕克大街38号的公寓，那是一座两家人居住的房子，距离哈佛广场不远。科恩已经前往厄瓜多尔，度他为期一年的假期。齐波拉·莱温松安排了有关的转租事宜，后来回忆说： “人人都想帮助纳什。他的头脑实在太出色，总不能让它浪费了。”纳什报名参加了“配对行动”，这是剑桥的一个由计算机安排约会的服务。他参加了第三者安排的男女之间的初次约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需要学习如何举止得体、待人有礼，诸如此类”。他在信中说他“满怀希望和乐观情绪”： “我会结交一些好朋友，会结婚，哪怕对象不是艾利西亚，然后我就能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份工作正在等待他，时间是在秋天：马丁已经提出让他教授一个博弈论高级研究班。5月，纳什写信告诉科恩，说他想在博弈论方面“收集合适的资料，了解近来的进展”，并且征求科恩的意见。不过，有些东西是再也不能正常了。纳什在布兰代斯的一些同事记得他在那年暮春时节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帕莱回忆说：“他好像完全失去了平衡，完全疯狂了。”瓦斯克斯记得一个更加具有渐进性质的片断：“他恰好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变得非常亢奋。到了某个阶段，他不愿意停止讲话，举止也不再符合常理。到了那年夏天，他再也不能与别人交流。”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的这次旧病复发。纳什很可能是因为变得过分自信，于是停止继续服药。显而易见，那年夏天他是在剑桥度过的。 到了9月，他写给马莎的信件已经变得莫名其妙。在一封信中，他提到“印第安的生命轮……如果一个人永远正确和公正……就有很好的理由产生希望”。马莎感到恐慌，写信给埃斯米奥尔，说她的哥哥的语气显得“乐观，但是不大正常”。她引用他的话“我已经把幻觉抛在脑后”，但是她肯定这些幻觉已经完完全全回来了。埃斯米奥尔在10月初回信说他见过纳什，而且“他同上次没有什么两样”，他建议她直接向哥哥表达自己的忧虑。一天之后，纳什写信给马莎，、止她放心，说他的乐观情绪是有充分根据的，不过，他也承认“总有值得担心的危险”。但是，接下来他却说接到艾利西亚的一封有关“一大笔赠款”的“有意思的”来信。马莎后来回忆说，纳什每逢出现幻觉的时候，总是暗示“有些大事将要发生”。到了11月，他写信的语调已经变得偏执狂躁，比如他写给弗吉尼亚的一封信说：“过去我有幻想破灭的感觉……希望日后我跟所有亲戚的关系，特别是跟你以及马莎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好。”在感恩节当天，他写道：“这个感恩节我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感激的。”他打算回罗阿诺克过圣诞节，在普林斯顿迎接新年，这天是艾利西亚的生日。瓦斯克斯当时就住在纳什附近的一个公寓，撞见纳什正在哈佛广场漫无目的地游荡，就像他以后在普林斯顿游荡一样：他很关心毛泽东的政见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 在哈佛广场，他谈到一个正在与外国政府沟通的委员会，他们篡改了《纽约时报》上面的新闻报道，目的是向他传递信息。 他认为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找出不同力量之间的谈判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纳什仍然参加每星期四举行的哈佛数学讨论会。 “他非常特别，”瓦斯克斯回忆说，“他相信存在一些魔术数字、危险数字，他正在拯救这个世界。”不久，科恩就开始从他的邻居以及房子的主人那里收到来信，他们抱怨说纳什从来不把垃圾拿出来，他的公寓到处都是成堆成堆的报纸。齐波拉记得当时觉得尴尬异常，而且感到自己应该负责。 “科思想放弃那个公寓，他尝试联络莱温松，但没联系上，因此打电话给我。于是我在每个小时的正点打电话给纳什。我很担心，甚至疯狂地给他一直去咨询的牧师打电话。这个牧师告诉我说纳什不在城里。”刚刚过了新年，纳什就离开波士顿前往西海岸。他首先去了旧金山，在那里待了几天，看望他的堂兄理查德·纳什( RichardNash)。他先给堂兄打电话，后者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马莎。 “他指责马莎将他关进医院，”理查德·纳什回忆说， “她感到难以接受这个指责。”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他相貌英俊，非常强壮有力，说话温和，不过他的声音比现在有力多了。 同他说话很有意思，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到深更半夜。有时候他的谈话富有理性，几乎充满诗意。 他很担心自己不能有所贡献， “我起步的时候那么出色，”他说， “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有价值的入，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作出贡献。”其他时候他就显得不合常理了，他拜访了旧金山的一个天主教神父。 我说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呢。”理查德·纳什是个经纪人，在旧金山要开车去上班，也会带纳什一起去。到了那里，“他就会坐公共汽车四处转悠”。纳什可以把握复杂的时间表，到处游荡，却总是可以在指定地点与理查德会面，一起回家，而且与约定的时间分毫不差，这一点使理查德·纳什非常惊讶。接着，理查德·纳什回忆说： “约翰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给我，他完全没有时间意识。我叫他不要在就寝时间之后打电话过来，结果呢，一眨眼的功夫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很粗鲁，当时应该和气一些。”离开旧金山之后，纳什动身前往西雅图，在2月3日到达。几乎可以肯定他去那里是要拜访福里斯特，这是他在西雅图惟一认识的人。他同福里斯特呆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因为他直到复活节才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圣莫尼卡，而那一年的复活节是在3月中旬。在那里，很显然，沙普利和兰德的其他熟人拒绝见他。纳什同样拜访了洛杉矶的布里克。布里克回忆说纳什“一举一动真是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