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卓别林来演阿Q，那才叫绝呢。让人笑得直想哭。这是什么样的艺术？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荒诞派，黑色幽默……什么标签不能贴？鲁迅之作为艺术大师，其艺术形变的能力之强，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从小说到散文诗《野草》，到《故事新编》，到杂文。顶级艺术，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就像《红楼梦》。鲁迅（12）读阿Q，笑得想哭，又哭不出声，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阿Q身上嗅到了自己的气味。却又不好明说，大家装糊涂，反指别人是阿Q。麻烦在于：反指别人是阿Q的时候，更靠近阿Q。阿Q似乎无处不在，布下了国民劣根性的天罗地网。这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于1921年连载于《晨报副刊》，暑名巴人。副刋编辑孙伏园每隔几天到鲁迅的住处催稿。杰作是催出来的。初看像滑稽小说。看到后来，又越看越不像滑稽小说：很有些读者笑到一半便停下，疑神疑鬼地瞅瞅也拿着报纸的其他人……官绅阶层，智识阶层，敏感者尤多。阿Q是未庄游荡的阿Q，他们为何敏感呢？他们的魂灵被击中了。灵魂深处那黑糊糊的一团东西，突然注入了一道强光。这强光，仿佛来自天外。阿Q自轻自贱又自傲，很善于自欺欺人。他有个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阿Q的这种语气当时很流行。提倡国粹、“整理国故”的声音一波又一波。《阿Q正传》点了胡适的名。平心而论，鲁迅先生有偏颇。偏颇却有洞见。当时的中国既落后于西方、遭凌辱受挤压，自己又搅得一团糟，却总是有人高叫：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这口号即使无大错，也叫得不是时候。更何况，关于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很多东西要重新回首。鲁迅是回首的伟大的先驱。他给青年学生开书目，建议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说这番话的，蕴涵了深意和苦心。借助西哲的眼力，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素。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大智大勇。以胡适辈的中庸，焉能看到这一层？这才是重振民族自信心的战略性眼光：鲁迅的一生，是致力于让固化的文明得以疏松。鲁迅乃是历史性的鲁迅。也许今天，是辨认他的伟岸身影的更好的历史时机。《阿Q正传》编入小说集《呐喊》，一经问世，轰动全国。连云南昆明这样的西部偏远城市也供不应求。鲁迅剖析国民魂灵的手术刀，往往首先对准他自己。混合了自卑与自傲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模式，是鲁迅揭示的。由此生发了这种心理模式的对立面：勇于解剖自己；触及灵魂；人贵有自知之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这些句子耳熟能详。毛泽东把鲁迅精神带到了新中国。鲁迅以轻松的笔调为阿Q画像，同时烛照着、剔除着自己身上的阿Q因素。比如忘却。阿Q是很能忘却的，他到钱庄赌钱，输了一大把，很想不通，于是自抽嘴巴，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倒在了土谷祠的杂草地上，呼呼入睡了。甚至到了示众砍头的时刻，“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地一声，似乎发昏了。”可是转眼的工夫阿Q又忘却了，“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末了，他无师自通来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身首异处的一刹那，他竟然还惦记着去博取看客们的喝彩。这叫至死不悟。鲁迅对中国人的各种类型的“忘却”深恶痛绝。《为了忘却的记念》，故意说反话，把“忘却”抛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读不懂，盯上了忘却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怀。忘却也是弱者的特征，弱者的生存术。试想：如果阿Q不善于忘却，桩桩屈辱铭心刻骨，他还能在未庄混下去活下去吗？所以鲁迅先生，对阿Q们，对孔乙己们，对“鸭子般伸长颈项”的可怜又可怕的看客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可是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小说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这话是嘲讽的，却也讲出了鲁迅特色。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大作家福娄拜，同样保持着外科医生式的冷静。冷收缩反衬热膨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系苏轼名句。冷与热的辩证法，鲁迅体验最深。契柯夫的特点，俄罗斯人总结为：淡淡的幽默。冷热之间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找到的艺术喷发点。而读过契柯夫的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对俄罗斯抱着怎样的火热的感情。鲁迅很喜欢契柯夫。二人都学过医。都弃医从文。《阿Q正传》自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指向中国社会各阶层？阿Q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许许多多的学者作家卷入了这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而争论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态。这是小说的延续。一石激起千层浪。惊涛拍岸不停息……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鲁迅（13）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真该好好地看看。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呐喊》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著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1923年的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翻了，开始自己弄饭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湾，住进西四条砖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东西，“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殴打。”启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兄弟失和，从此不见面，与这日本女人有关。细节无考。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川岛是目击证人，写过文章《弟与兄》。鲁迅回忆往事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其中一篇叫《风筝》，表明他对弟弟是牵挂着的。川岛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后的一些事。周氏两兄弟道不同。论述已多，此不赘言。鲁迅从北大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迁西三条长住，戏称工作间为“老虎尾巴”。几年间他陆续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多为青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青年走到历史的前台，鲁迅是他们持久的偶像之一。《呐喊》使无数青年想要呐喊。鲁迅待客的房间小，他吸烟又多，常把玻璃窗打开，透透气。窗外有个小院子，院中有杨树，冬日盛开着几树梅花。谈话不拘题目，往往一谈大半天。来访的青年们还留下吃饭。言语激烈碰撞时，鲁迅静静地抽烟，望望玻璃窗外的杨树或梅花。这情形与绍兴会馆的那几年形成鲜明对照。鲁迅四十出头了。他和小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很融洽。争论，探讨，夹杂轻松的闲聊与开怀大笑。思想自由地绽放着。这是中国式的思想讨论班。思想的火花喷溅到社会。此间鲁迅忙于支持青年们的未名社，办《语丝》和《莽原》杂志，而他的写作瞄准了散文诗。跳跃而短促的句子，沉郁而滚烫的意象，仿佛思想自动寻找着火山口。《野草》令人联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萧军等人回忆：《野草》震动了他们的心。鲁迅在女师大讲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本论艺术的专著是鲁迅翻译的，它有两个思想来源：柏格森的创化论、精神绵延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艺术是苦闷的产物。苦闷源于对现存秩序的不认同，在“不”的领域矜持着，固守着。苦闷是能量的蓄积。鲁迅十几岁就开始苦闷，他追忆说：“父亲的穷下来，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南京苦闷，在东京、仙台苦闷，回国后依然苦闷。他把身体放到一边，让精神迎着苦闷顽强地生长。精神界之战士，这仿佛命中注定。不同时期的苦闷似乎各有名称，先前叫呐喊，此间叫彷徨。鲁迅（14）《新青年》的编辑部散了，对鲁迅刺激很大。陈独秀去了上海，打算把这本影响甚大的杂志带入政治的可操作的层面；胡适钻进了“整理国故”的象牙之塔。“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这是小说集《彷徨》的题辞。思想者前行艰难。在确认了自己的选择之前，宁愿寂寞着，彷徨着。所谓独立思考，必然伴随着寂寞与彷徨。在中国，寂寞、孤独几乎是思想的同义语。鲁迅苦闷着，压抑着。压抑好比将气球按入水，按得越深，气球弹得越高。思想，艺术，语言，乃是压力所致。鲁迅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而漂亮，乃是长期受力的一种结果。他的轻松，随意，是从不轻松、不随意的地方争来的。犹如他的幽默，有着并不幽默的广阔的背景。按一般人的理解，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已经名利双收了，却何苦还跟自己过不去？教育部官员，大学正教授，著名作家，青年偶像，他已是许多人眼中的社会精英、上层人物。然而他从未给人留下社会名流的印象，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凡事喜欢自己动手，包括砸煤劈柴这类体力活。思想者偏爱干粗活、手工活，中外例子甚多。嵇康打铁，陶潜种田，莱布尼茨当针表匠，维特根斯坦送掉巨额遗产做了一所中学的园丁。海德格尔是木匠的儿子，自己也喜欢摆弄铁锤，搭建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而他惊动欧洲的“上手性与在手性”的杰出思想，是从铁锤的起落中悟出的。质朴有丰富，奢华有单调。唯有质朴的状态方能与丰富照面。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名质朴者，能思想者，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贵族，反衬形形色色的暴发户。能思想者就是能感受者。能感受者就是能幸福者！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民，其对自然、对生活感觉的丰富，当胜于几打名缰利锁之辈。后者其实挺可怜，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动物式的欲望循环。鲁迅毫不经意地滞留于质朴的状态，远离了惰性群体的持存状态。奢华有单调是说：当一个人有了小汽车的时候，他再也看不见自行车的诸般好处与妙处。鲁迅从质朴出发，展开他的丰富而强劲的思考。毋宁说，一切强劲的思考，均与质朴为邻。思想与奢华不两立。如果二十年代的鲁迅过上了成功人士的奢华生活，出门摆谱，回家享受，那么，“思想”就会跟他过不去。鲁迅穿有补丁的衣衫和皮鞋到女师大上课，惹得阔小姐们掩嘴娇笑。他这叫名士风度么？从魏晋唐宋到明清、民国，不拘小节的名士、狂士的故事太多了，鲁迅是这支奇特的队伍中的一员么？女生们私下议论着。鲁迅在课堂上讲厨川百村，批评弗洛伊德。他一再抨击性的潜意识学说，倒使人联想他的已经受到意识控制的潜意识。升华的鲁迅，也许尚处于回望那升华的地基的开端。学贯中西与文理的鲁迅，讲课随意发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不是学者型的教授，知识的后面有思想支撑。他无意带出一群女战士，却能对她们潜移默化。清华、北大、女师大的学生们，读着鲁迅的书。读着《语丝》周刊、《莽原》杂志，以及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在延续着。声音也在分化中。女师大学潮不断，赶走了流氓式的女校长杨荫榆。向来温和的、一说一个笑、一笑两个小酒窝的刘和珍，是学生领袖之一。学生当中她人缘好，具有温和的感召力。生一张圆圆的俏脸的刘和珍，崇敬着鲁迅。她并不宽裕，却毅然预定了全年的《莽原》。1926年3月18日，青春活泼的刘和珍倒在了血泊中。这一天，北京三万多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制造“五卅”惨剧、抗议列强在北京以“八国通牒”的方式威逼段祺瑞政府。学生爱国，徒手请愿，却突然遭遇呼啸而来的子弹：卖国贼段祺瑞下令屠杀，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有衙门里冲出来的大刀棍棒队，将倒在地上的呻吟着的伤者击毙。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同学被子弹打死、刀棒杀死。鲁迅为这个血腥的日子命名：“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我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军阀卖国贼，杀人不眨眼。鲁迅这么写文章，而且发表出来，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战士不怕流血，却没必要作无结果的牺牲，鲁迅痛苦地呼吁：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1926年的这个3月，鲁迅亮出的身姿、写下的文章，惊天地泣鬼神。死者无言，后死者发出如此彻底的声音。鲁迅（15）墨写的文字，偕美丽而勇敢的死难者长存。鲁迅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北京一时盛传：当局要抓他。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又分手，相约过两年再见面。师生情侣频繁通信。《两地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情书。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这所大学背山靠海，鲁迅几乎独住一栋临时安顿他的生物学院的三层楼，夜里听呼呼的风声，白天看茫茫的大海。鲁迅也到沙滩上捡贝壳。他整理《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并将这两本书付印。此前的《中国小说史略》已在北京出版。以及杂文集《热风》。编古籍，伴随着孤寂。教学的头绪很多。累了一天，独自上三楼，有时自己做饭吃，自斟自饮。学校的教员多玩家，且排外，鲁迅和他们格格不入。鲁迅后来在《三闲集》中形容厦大的孤寂的生活：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面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坟冢；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寂静喧嚣着。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寂静的最出色的文字。寂静之色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海洋般的寂静与喧嚣。寂静与坟冢，于鲁迅仿佛有某种亲和力。他在坟前照了一张相，并寄给北京的朋友。肖红写过鲁迅先生走夜路将“鬼魂”踢成活人的故事。对死亡的敏感，对孤寂的亲近，几乎是一切天才思想家的先天素质。历数西哲或诗人艺术家，谁不敏感着死亡呢？以布勒东、阿拉贡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宣称：死亡乃是唯一的主题。有个巴黎诗人布置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死亡通知书”。死亡是人生的极限，是无底的深渊，是短暂者返身打量一切生存的最佳的炽热地带。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西哲云：“不知死焉知生？”两个追问，在鲁迅身上合而为一。而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圣人将死亡与知性相连，表明思之力已抵达“坟”前。可惜圣人止步了。可惜鲁迅在坟前留影，并给一本杂文定名为《坟》，学者们似乎鲜有思考。鲁迅太熟悉寂静、孤独、死亡与黑暗了。思想的原发地带，此四者为常态。现实的层面，则是无声中听有声，听惊雷；黑暗中寻光明。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上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而已集》题辞：“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十月，启程去了上海。上海十年。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鲁迅（16）《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翟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鲁迅专心著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1931年的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他工作，工作，工作……通宵达旦是寻常。肖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咬嗽着。翟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设计书籍的封面。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且介亭杂文》，厚厚的，厚重的。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其他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六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大雨滂沱送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的旧体诗，现代罕有企及。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盛唐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决不相信女人祸国的。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任何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涵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肖红这样写：“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