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鲁迅（7）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厉的口哨。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至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药》、《示众》、《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胜利法”……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他考察人性，拷问灵魂，从不放过他自己。他欣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灵魂的拷问、穷追不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他反礼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学者干脆称做耻感文化。耻感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有相通处。儒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使浸润于此种文化中的人，并不难于理解陀氏对人性的刨根问底。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她的恒定价值。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鲁迅（8）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杂文的特点是喜笑怒骂皆成文字，这挺好的。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鸣、郭沫若……谁不骂人呢？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七年炼成真金。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如今的仙台人曾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启程了。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原来，他有个折衷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劫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鲁迅（9）处于两难境地的鲁迅，将朱安的生活也考虑到了。事情就这么简单。这里没有什么符合人道选择的万全之策。鲁迅不伤害朱安，就会伤害自己。他对朱安人道了，对自己就不人道。难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吗？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道德律令、非得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吗？平等的观念不是这样的。犹如财富的平均主义，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莫名其妙。犹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悯情怀仁者之心，却也处处强调等级。这里的分寸感极为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雷锋精神当与富豪榜并存。偏颇是有害的，走极端则导至灾难。贫富有区别。精神境界有差异。健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应当有能力同时显现此二者。显现是说：尽可能地去掉遮蔽。个体形成的过程中，则应当警惕极端个人主义。悖论的是：人人趋利，损人利己，既有害于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和谐，又不利于个体的壮大，个体的幸福。想想看：乌眼鸡它能幸福吗？乌眼鸡只会去找乌眼鸡……如果动物本能的充分调动就是幸福，丛林法则的普世应用就是大同，那将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置于何处？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于何处？而当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钱币之光的时候，生活的完整性也无从谈起了。爱意、诗意、神性、道德、风俗将集体退场。生活之意蕴层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臭氧层。只能辨认有形之物的那双眼，乃是标准的动物之眼。不难想象：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对有蔓延趋势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枪匕首。唯有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才无愧于人的称号。我们这些只知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对得起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的周树人么？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讲课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形成于杭州师范。也影响着日后的文字风格。幽默这东西，一旦“热膨胀”，容易油腔滑调。鲁迅懂得这个微妙的分界，专门写文章，告诫年轻人的油腔滑调。这告诫放在眼下仍然适用。油腔滑调有变式，比如对文学及影视经典作品的恶搞。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辞拒绝。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革命”来了。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而而捧之，拜贴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沉渣泛起。鱼龙混杂。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鲁迅（10）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他看不见这些机会。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而历史自有闪光处。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礼教。这章鱼之头。鲁迅自己就是礼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绍兴默默地陪着母亲的无辜的朱安……六年过去了。鲁迅郁积着巨大的攻击力。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这无声的、近乎阴冷的六年，鲁迅完成着自身的修炼，朝着更高更强更坚硬。同时他也攒着钱，准备在北京买房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过来。他抽烟，喝酒，吃甜点心。头发长，胡子乱。总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却不至于“扪虱而谈”；或是拨出短刀去追赶苍蝇。魏晋士人的佯狂，鲁迅能一眼看到。郁闷也包含了性苦闷。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钱玄同突然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请鲁迅写一点文章。鲁迅并不兴奋，他说了一段后来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同意给《新青年》写稿。胡适、陈独秀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这一年的五月，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现代小说自《狂人日记》始。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说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于是仓皇逃到北京。他虽然住下了，但还是很恐慌，要逃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鲁迅安顿他，劝慰他，却苦于怎么说都没用。有一天这位亲戚极为惊恐地朝鲁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头了！”并颤抖着拿出了一封绝命书。鲁迅认为他精神错乱了，送他去池田医院时，沿途的巡警又吓得他面如土色。医院里治了一星期，无效。鲁迅托人送他回了绍兴。鲁迅（11）这事发生在1916年。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酝酿了两年之久。而小说中弥漫的恐怖氛围，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且看“狂人”的感觉世界：“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饭进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仁义道德吃人，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历史呢？或者说，谁有能力如此去看呢？鲁迅看了，而且看得仔细。粗看就滑过去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因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直面人生的鲁迅先生，发现了瞒和骗。三个字，概括了多少事，多少丑陋的内心。有些人主动地瞒和骗，有些人被动地、不自觉地瞒和骗。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战士鲁迅，如此登场。《狂人日记》的主题，可以浓缩为四个字：礼教吃人。强者吃弱者，弱者又吃更弱者，于是吃人的筵席就排得很长了。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理，是清代盛行的程朱理学，是“灭人欲存天理”的那个理。曹雪芹与戴震气息相通，所以才写出豪门大族的那么多惨死。几百年的理学，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在举起屠刀的同时，使用着各式各样的软刀子。鲁迅既反抗屠刀，又辨认软刀子。辨认的艰难在于：仁义道德贯穿了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而仁义道德，在它的源头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不是这样的。历代杰出的儒者、文人，亦在强力维护着这个源头。即使封建统治阶层，也从来不乏敢于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而鲁迅在当时，必须亮出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姿态。针对封建礼教的极端化、日常化，必须以另一个极端来揭示它。否则，礼教强大的遮蔽力量将抵消任何揭示的力量。思想的高速运行，显现了穿透力。1907年，二十八岁的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向我们亮出了他的辩证思维。偏执有洞见。或者说：偏执的洞见。偏执也标示出五花八门的面团形象，温吞水似的喋喋不休。温吞水照不出温吞水。面团希望永远碰上面团。读《狂人日记》，并不令人愉快。《地洞》、《变形记》、《复活》、《死屋手记》、《局外人》、《铁皮鼓》、《喧嚣与骚动》……也不是叫人产生“阅读快感”的。卡夫卡福克纳加缪等人执意表现痛苦的荒诞，揭示种种异化，批判非人道，为西方文明的艰难进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也是所谓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就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传承。人类的心智，应该有能力正视痛苦。快乐是“痛苦的快乐”，犹如阴天是晴天的阴天。一味回避痛苦，有两个后果：1.快乐失去参照系从它自身脱落；2.导致更多的痛苦。人所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轻。《狂人日记》是岩浆的喷发点，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六年的沉默、沉积，来了个大爆炸。《药》。《祝福》。《孔乙己》。《阿Q正传》……“狂人”虽然是城里人，可在乡下也能找到；“阿Q”是农民，却能折射城市里的各色人等。阿Q真能做：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他是未庄的流浪汉，睡在土谷祠，忽而去了城里，变成了“革命者”又回到未庄，吓唬赵太爷，投奔假洋鬼子。他满脑子白盔白甲、元宝、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满嘴锵锵锵，哼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喊叫“造反了造反了”。他打不赢王胡，却意外地做了个天下无能第一，很自豪，精神胜利了。他与小D缠斗，双方抓辫子，抓住就不放。他有癞头疮，于是忌讳一切有关“亮”或“光”一类的字眼，而为了应付难堪的局面，他发明了怒目而视，对鄙睨他的人说：你还不配！话一出口，癞头疮就变得高尚而光荣了。他摸了一把小尼姑的光头，凭了指尖留下的滑腻感欢喜半天，对众人道：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他想和吴妈困觉，“对伊跪下了”。他在死刑书上画押，惭愧自己未能把圈画圆。他莫名其妙赴了杀场，看见所有的熟面孔全出现了。他被“咔嚓”给麻木而凶狠的看客们看，似乎还介于喜与悲、自卑与自傲之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真不想断子绝孙。不知鲁迅先生看没看过卓别林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