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布通之战虽未达到全歼噶尔丹的目的，但使噶尔丹遭到沉重打击，实力大为削弱，逃亡途中又遇到瘟疫，得以生还者不过数千人。所以，战后噶尔丹一反过去傲慢态度，一再发誓“自此不敢犯喀尔喀”。康熙于八月十八日遣人敕谕噶尔丹，严正声明　：“尔今率尔兵出界而居，不得擅犯我属下部落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　”，“　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朕厉兵秣马，见俱整备，必务穷讨，断不中止”。康熙通过这次战役，总结了敌我双方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素质上的差距，以求知己知彼。他通过回顾总结，扭转了原来认为噶尔丹不堪一击的轻敌思想，同时找出了清军的弱点，不仅“排列太密　”，被伤者多，康熙传　　　　　　　　　　　　　　　　　　　　　７６而且“进退之际，海螺未鸣　”，指挥不力。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决定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此后，康熙帝设火器营；　恢复春秋二季的校猎，“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　以熟操练”。多少年之后，他仍不忘乌兰布通战役的教训。击退噶尔丹之后，康熙立即重新编组喀尔喀蒙古各部落。他接受喀尔喀蒙古贵族们的所请，决定按照管理内蒙古四十九旗的办法，将喀尔喀蒙古有效地管理起来。康熙帝于三十年（１６９１）四月十二日启程巡察边外蒙古等生计，抚绥安置喀尔喀数十万民众，四月三十日到达多伦诺尔。皇帝行营安设之后，令喀尔喀各部落贵族从百里外移近５０里，与内蒙古４９旗贵族们的帐幕一同环绕皇帝行营屯列。五月初一至初七日，在多伦诺尔上都牧场境内，召集全体喀尔喀贵族举行会盟，对喀尔喀蒙古部落间的矛盾进行调解，明确是非，评定是非曲直，然后颁赏封爵，并举行阅兵。当五月七日康熙帝会阅完毕启程回北京时，内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蒙古的贵族们分列路之左右，依恋不已，伏地流涕，情景至为感人。多伦会盟，结束了长期以来喀尔喀蒙古的内部纠纷，促进了我国北方蒙古族的团结；朝廷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管理，使之成为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败逃时，曾跪于威灵佛前发誓，康熙传　　　　　　　　　　　　　　　　　　　　　７７永远不再侵犯中华皇帝之喀尔喀以及众民，但逃脱险境惊魂稍定，立即故态复萌，继续与清廷为敌。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八月，噶尔丹的属下率兵在哈密附近杀害了康熙帝派往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员外郎马迪等，“尽劫马驼行李而去”。同年九月，噶尔丹又上疏，继续索要喀尔喀蒙古头领及民众。康熙看出噶尔丹心怀叵测，从而加强了防御。从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正月起，康熙先后往右卫（今山西右玉）、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宁夏（今宁夏银川）、　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派兵遣将，以防噶尔丹侵犯西藏、青海、哈密等地。同时部署了东路兵力，令盛京（沈阳）、乌喇（吉林）、黑龙江官兵，遇事“可会于形胜之地，相机前进”。这样，从西到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噶尔丹率骑兵３万，以流寇方式，在外蒙地区忽东忽西，到处骚扰。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康熙帝确知噶尔丹正屯驻巴颜乌兰过冬，活动范围在土拉河与克鲁伦河流域，兵丁６０００，便决计出兵三路进剿：东路，派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共５０００人，令定期会合，由三省将军统辖，以防噶尔丹东侵；西路，调右卫兵、京城增发兵及大同绿旗兵，合计２４２６０余人，总辖于费扬古，由归化城进剿；中路，调京城、宣化府康熙传　　　　　　　　　　　　　　　　　　　　　７８绿营兵等，共计２７９７０余人，由京师进剿。此外，另设陕西一路，发西安满洲兵、汉军火器营兵、绿旗兵共２２４００余人，后来见噶尔丹无西窜危险，将这路兵合于西路，由费扬古率领。以上兵力已达７９６００余名，超过噶尔丹兵力十倍以上。在三路清兵中，中路和西路是主力，西路已任命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而中路一直未任命统帅，人们猜测皇帝有意亲征，于是纷纷上疏劝阻。康熙帝始终不忘乌兰布通之战的教训，故而决意亲征，并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三十五年（１６９６）二月下旬，康熙得知诱敌之计奏效，噶尔丹果然沿克鲁伦河而下，认为机不可失，乃于三十日亲统大军启行，经怀来、赤城，出独石口，向西北进发。行军途中，康熙帝“常以休息士马为念　”，见行李迟缓，军士人等不能及时安营，他就于每日五更即起，亲自督促运送兵丁行李的驮队及早启行，使行李先到营地，这样，士兵马匹得到及时安置休息。见天气阴晦，怕有雨，就立即传谕部队注意盖护马匹。三月十五日，部队驻于滚诺尔的地方，雨雪交加，康熙帝见军士未即安营，自己也不肯先入行宫，“雨服露立，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　营中皆炊饭，然后进膳”。此时康熙已年过四十，　仍保持其祖辈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康熙传　　　　　　　　　　　　　　　　　　　　　７９康熙在进军途中，不断派人出使噶尔丹，以探听消息，并从其扣留使者马驼，令步行而回，分析他尚不知士兵到来，因而有恃无恐，并未远遁。康熙据此展望战局，认为前景甚为乐观，西路兵即使稍迟缓，噶尔丹也难逃阻截。两路合兵聚歼顽敌，已指日可待。随从大臣等仍然坚持噶尔丹已经逃遁之说，建议皇帝返回。康熙严加驳斥。不久，遣往探听消息的人回来说，噶尔丹未曾逃去，仍在克鲁伦，诸臣无不钦佩皇帝的高见。四月十三日，康熙亲率中路大军从科图进入喀尔喀，至苏德图驻跸，派人通知西路大军费扬古，中心内容是令其注意阻击溃逃之敌。四月二十二日，康熙驻西巴尔台，得知噶尔丹“实在塔尔几尔济地方”。　第二天接费扬古奏疏，知西路军于初十日从乌兰厄尔几启行，进趋土拉，预计五月初三日可到克勒河朔地方。康熙与诸王大臣研究作战方案。后来，康熙又两次发动臣下讨论作战方案，表现了高度的军事民主作风。到五月初四日，预计费扬古已到土拉，康熙便遣使以敕书、赐物及俘虏送往噶尔丹。噶尔丹原不相信皇帝亲征，说　：“康熙皇帝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宁能飞渡乎？”后来从康熙放回的厄鲁特人口中得知皇帝确实已亲自出征，又亲到前沿遥康熙传　　　　　　　　　　　　　　　　　　　　　８０望清军大兵队伍行列规模，“不似乌兰布通时　”，　大惊失色说　：“是从天而降耶？”遂传令众人，尽弃其庐帐器械而去。五月初七，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立即整兵出击。他亲率前锋兵在前，诸军依次而进，兵威之盛漫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肃。这天，康熙驻于西巴尔台，噶尔丹“乞暂缓师　”，康熙知其别有企图，予以拒绝。第二天，直趋克鲁伦河。康熙帝亲率数人登高执圆镜望远，侦察地形，然后部署兵力。自五月八日至十二日，康熙帝身先士卒，疾追五日，这时，军队粮饷不继，不得已决定改由全部前锋军、满洲火器营兵及亲随护军，组成一支精悍队伍，每人凑足二十日口粮，令其前讨。康熙自出师以来，“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兵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　”，惟欲前进，并不退却一步。这次只因“西路兵及西路饷皆未如约而至　”，不得不安排轻骑前进，自率大队回军迎粮。　康熙帝预计噶尔丹应难逃脱，“捷音数日内即到”。大将军费扬古率西路大军星夜前进。因行程遥远，已粮匮马乏，人畜倒毙，不能前进。当闻知皇帝御驾已达克鲁伦，众官兵无不精神振奋，齐言皇上出自深宫，尚且先至敌境，我等敢不冒死前进？所以不用督催，自觉奋勇克敌。康熙传　　　　　　　　　　　　　　　　　　　　　８１五月十三日，费扬古正率军向昭莫多进发，突然闻报发现厄鲁特蒙古军队的踪迹，立即命令前锋统领硕代、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前锋迎战，且射且退，把敌人引入昭莫多附近的大军阵前。费扬古立即调兵布阵，严阵以待，等见噶尔丹率万余人进入阵地，立即遵皇帝预授的策略，令官兵步行奋击。从下午一时战至下午六时，难分胜负。费扬古见噶尔丹的后阵不动，知道是妇女、驼畜所在，马上组织了精锐骑队绕到敌人的后面，偷袭其背后，果然敌营大乱。这时，清军上马冲击，乘夜追逐了三十余里，斩敌首级３０００余，杀死噶尔丹的妻子阿奴、生擒数百人，俘获大量子女、驼马、牛羊、器物，其中仅牛羊达２０余万头。只有噶尔丹率领数骑抢先逃走。康熙于五月八日闻捷报大喜，降旨奖励官兵。昭莫多之战是由康熙帝亲自领导和组织指挥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围歼战，全歼噶尔丹主力，对统一北方、稳定边疆局势意义十分重大。昭莫多一战，清朝取得了征剿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但种种迹象表明，噶尔丹落荒而逃后，将西去纠集旧部，投靠达赖喇嘛，图谋卷土重来。有消息说，噶尔丹又遣人收集余部５０００余兵，要往哈密过冬。康熙感到噶尔丹不根除，边疆地区仍存一大隐患，所以在东部仅作一般性防御，除留少数黑龙江兵驻科图康熙传　　　　　　　　　　　　　　　　　　　　　８２外，其余全部撤回。然后令大将军费扬古率部分官兵到各处侦探消息。同时，他及时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地区。针对西北地区形势复杂的情况，康熙帝决定二次亲征，切断噶尔丹去回部、青海和联络西藏的通路，以便对其进行招降，并及时处理西北各族、各部落间微妙的关系问题。为防止官员劝阻，他于九月四日以“往宣化地方行围”的名义着手准备。直到十五日大兵启程的前几天才透露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出兵”。十九日，康熙帝启行，二次亲征。康熙于征途中时刻不忘招抚事宜。九月二十二日，至怀来县城西，差人将招抚噶尔丹、丹济拉敕书三百道送到大将军费扬古军前，“令其颁示”。为了有效地贯彻招抚政策，康熙帝对降人和俘虏进行了适当安置：将陆续来降的１５００余人编入上三旗满洲佐领，其中头人分别授职；不愿来内地者，送往费扬古军前，各给马一匹遣回原地，“令彼往谕噶尔丹，　言彼若来降，亦待以显荣”。　十月初七日，康熙驻瑚鲁苏台，令将昭莫多生擒给主为奴的男女３０００人，“　皆赐银赎出，使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康熙招抚噶尔丹，重点是分化瓦解其上层人物，十月二十一日，康熙遣昭莫多之役受伤被俘的厄鲁特曼济回噶尔丹处与妻子团聚，并赍敕文给噶尔丹、丹康熙传　　　　　　　　　　　　　　　　　　　　　８３济拉等。为迫使噶尔丹归降，除遣使招抚之外，康熙尤其注意调动兵马，围困阻击。康熙部署兵力，组成西北联合防线，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噶尔丹西窜的通道，使噶尔丹处于孤立无援之困境。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收抚其降众，　遏绝其外援　”，重新部署西北兵力之后，于十二月二十日胜利返回北京。康熙于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结束之前，已开始了第三次亲征的准备工作。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正月，臣下出现了轻敌麻痹思想，劝皇帝不要亲征。康熙以当初三藩叛乱迅速蔓延的事实说服大臣，于二月初六日，进行第三次亲征，正式出师前往宁夏部署征剿噶尔丹，并顺便“招徕瑚瑚脑尔等西陲厄鲁特　”，乘便巡览边区形势，察视军民生业。他见“缘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业艰难　”，深表同情，因而一再颁布谕旨：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内廷供办，不以烦民；随从人员尽量减少；市场所买东西，全部按时价；所过城堡衢市禁止结彩；严饬地方官员，不得借端科派。为了减少对百姓的干扰，甚至行军路线也作了调整。三月十七日，驻于陕西安边城东，得知宁夏诸大臣准备前来迎驾，康熙立即派人通知　：“勿得远来迎驾以劳马力，止令于黄河对岸迎接　。”宁夏总兵官王化行，康熙传　　　　　　　　　　　　　　　　　　　　　８４奏请皇上行围甘肃境内的花马池，以观军容。康熙帝也以防止马疲为由谢绝。总之，他力戒排场，节省开支，集中人力、物力，尽快消灭噶尔丹。三月二十六日，康熙抵达宁夏。去年冬天派出的各路使者这时已陆续返回。二十九日，接到出使噶尔丹的使者奏报，噶尔丹实无降，而他的属下及大臣都十分动摇。康熙帝当确知噶尔丹穷迫已极的处境后，重整了兵力，闰三月十一日部署两路出兵事宜。十二日一面遣使颁敕，一面进兵搜剿。一切就绪，只待佳音。四月十五日，康熙接到费扬古奏报：噶尔丹最亲信的重臣丹济拉派人来报告，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饮药自尽，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体及其女儿钟齐海，率三百户来归。康熙闻报，命费扬古选精兵往丹济拉处，押护前来。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凯旋而归。从第二天起，对三次亲征进行总结。康熙征讨噶尔丹所取得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它扫除了漠北、西北地区一大不安定因素，稳定了那里的社会秩序，加强了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的统一管辖。更为重要的是，康熙为保卫中国领土的安全与完整，进一步团结众蒙古部落，筑成一道抗击沙俄南侵的铁壁铜墙。康熙传　　　　　　　　　　　　　　　　　　　　　８５康熙帝向来注意亲理国事。蒙古问题事关重大，尤其谨慎，不能不亲自处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在这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康熙于十六年（１６７７）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开始北巡。二十年（１６８１）四月再次出巡，他带领满汉大臣、八旗禁旅，会同内蒙古各盟旗王公贵族，以及喀喇沁旗的３０００蒙古旗兵，一边射猎习武，一边勘测围场。于是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同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与四旗接壤处建立了木兰围场。满语“木兰”汉语“哨鹿”的意思。木兰围场东西相距３００里，南北直径近３００里，周长１０００余里，总面积约１万余平方公里。它位于内蒙古中心地带，北控蒙古，南卫京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木兰围场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措施。这个围场既是清军打猎、习武的猎场和练兵场，又是康熙绥远的禁苑。康熙自木兰围场设置直到逝世，只有两年未到围场。一是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出巡东北；一是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征噶尔丹。其余４８年，每年一次率八旗出塞，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秋狝规模很大，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皇帝令每年派出骑兵１１ ２万人分三班赴口外行围，以野兽为假想敌进行军事训练。各部院官员必须参加，康熙传　　　　　　　　　　　　　　　　　　　　　８６以“娴习骑射”。蒙古各部都参加。　行围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每期二十天左右。每天黎明前出营，列队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皇帝、皇太子首先射猎。围猎圈缩小时，皇帝驻马观围，满蒙王公和诸部落射生手则大显身手。一日行围结束，根据猎获情况论功行赏，然后点起篝火，举行野餐。外围期满，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已有其特殊意义；康熙在这里接见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康熙必须定期与其上层人物接触、交谈。但蒙古各部多居于高寒地带，多数人没有出痘，到内地往往因天热突然出痘死亡，所以以“进塞为惧”。清政府规定了蒙古王公定期朝见的“年班”和“围班”制。凡已出痘的蒙古王公，有免疫力，每年年末轮流进京朝见皇帝，　称为“年班”；没有出过痘的蒙古王公，在塞外轮流陪同皇帝打猎，称为“围班”。　康熙选在高敞、凉爽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对此，蒙古诸部落的王公都甚为感激。避暑山庄坐落在承德市区，初称热河行宫，也称承德离宫。后来康熙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康熙从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开始在北京至木兰围场途中建立行宫，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行宫有供中途休息饮水、吃饭用的茶宫、尖宫，还有住宫。热河行宫康熙传　　　　　　　　　　　　　　　　　　　　　８７属于住宫。它包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总面积为５６４万平方米。行宫外围东、北山麓分别建了外八庙。康熙一生崇尚节俭，尤其反对为个人享受而大兴土木，那为什么还要建行宫呢？建行宫以避暑是其用意之一，其重要意义还在政治方面。皇帝每年用差不多半年时间在口外从事政治、军训活动，这样热河行宫成为诏见官吏、接见各民族王公贵族、外国使节及处理朝政、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实际上成为康熙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北部边防的政治中心。康熙并不特别热衷于修庙宇，外八庙的修建完全是利用宗教团结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的需要。这些庙绝大多数是清朝在解决北部、西北部边疆和西藏的历史过程中，为了供来承德朝见皇帝的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观瞻及从事宗教活动而建的。外八庙很容易使人想起蒙古、新疆和西藏。各族上层人士到承德，自然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它们是清政府实现对边疆各民族的统治、建成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象征。康熙传　　　　　　　　　　　　　　　　　　　　　８８第七章　 察吏安民康熙帝说　：“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　。”基于这一认识，他把察吏安民重点放在考察高级官吏上。其中主要是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及在京二品以上堂官。康熙亲政前，下诏求言，当时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说民间疾苦都是因为督抚的贪婪与残酷，这不单单是守令的过错，上有监司，再上面又有督抚。提出以后考核官员“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御史余缙建议：“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　。”这些所奏，十分中肯，但是，问题还不止于督抚，更深的根源在部院大臣。因为京官无法直接向人民搜括，但手握官员任免权与钱粮奏销权，可借助权势向京外官员勒索贿赂。康熙帝亲政之后洞察官场种种弊端，十分重视对高级官吏的考察。起初，他对外官与京官勾结行贿纳贿的事进行教育、警告，明令禁止。但“未见悛改”，“在外文武官，尚有因循陋习，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康熙传　　　　　　　　　　　　　　　　　　　　　８９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遗　。”康熙认为，兵民日渐困乏，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严加制止，谕吏部、兵部　：“今后有仍蹈前辙者，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必不姑贷。”十八年七月，京师地震，康熙命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抚等官，言政治得失，并亲自反省，总结六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一条指出　：“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官吏私橐”。　为割断督抚与部院大臣的非法联系，特规定：凡督抚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　彼此谒见、馈送，因事营求，　以及派家人“问候”、来往者，将行贿者及受贿者“俱革职”；官员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级，　　但将经手此事两家家人“俱正法”。这样，问题仍未解决。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用“合法”手段继续作恶。如：各省地丁税课各项钱粮，在本地支销兵饷、驿站、俸工、漕项等，每年用银约２０００余万两，由皇帝将督抚奏请报销的题本交户部审核，办理报销。但是在履行报销手续时，户部往往借端挑剔，反复多次难以通过。这时督抚只好向户康熙传　　　　　　　　　　　　　　　　　　　　　９０部行贿——“内外使费”。　之后，即使报销的题本上有问题，户部也能让顺利完结。再如：外省向中央解送钱粮的时候，若不足量，户部有权令其补送，称之为挂平。户部大员手中有权，不分青红皂白，硬是以不足量为借口，强令补送，而且让解送的数量相当大，数量每年大约在解送钱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如果解送钱粮的官员事先与掌库的户部官员讲明，每１０万两银两给户部４０００两“好处费　”，　　便可以免去“挂平”。仅此一项户部每年可非法收入三四十万两。这可谓是皇帝眼皮底下的结伙贪赃妄法。还有漕督之官与户部大吏互相勾结侵吞国家财富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些均是办理公事过程中，以公事“公办”面目出现的行贿受贿、贪污钱粮的例子，它比私下收受贿赂要高明得多，危害也更大。经济上结伙贪污，政治上就很难秉公从事。如九卿会推官员，不能做到至公至正。有的草率从事，有的立议争胜，极力推荐自己中意的人、亲朋、同乡、门生。这样官员间往往结成党派，互相包庇，徇私舞弊。康熙帝对督抚与部院堂官营求结纳，分树门户，处理政务放弃原则的弊端深恶痛绝。如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至极，罪恶昭著。当康熙向大学士、九卿等询问此人为官称职与否，满族大学士勒德洪等，竟不康熙传　　　　　　　　　　　　　　　　　　　　　９１据实陈奏，企图包庇。康熙帝震怒，将勒德洪等各降两级，满族九卿科尔坤等各降三级，穆尔赛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康熙还发现，“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迟至数年，徒费钱粮，河上毫无裨益　”，他认为问题的根子在工部。他亲自主持，经数年清查，终于查实了工部从尚书、侍郎以至分司官员，组成了一个大贪污集团。他分别给予惩处。康熙也从中进一步看到了察治部院大员的重要性。他对满尚书、侍郎等说　：“天下之民所倚依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贤否系于藩（布政使）臬（按察史），　藩臬之贤否系于督抚，督抚又视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则外自督抚而下，至于守令，自为良吏矣　。”所以康熙于四十二年正月，第四次南巡途经济南，参观趵突泉，书写匾额“源清流洁”四字。他将“源清流洁”的思想用于吏治，把严格约束和考察高级官员作为吏治之第一要务是英明的。因为高级官吏身居要职，直接影响下级官吏，或带出一批清廉贤吏，或养成一群庸劣、枉法之徒。他们还左右重大朝政，包括财政、人事、决策、立法等，决定着国家能否按正确制度行事，可谓事关重大。康熙帝十分重视察吏，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与制度。康熙通过职能部门考察官员，仍使用明代的办法：京察、大计和军政等。京察就是考核京官，六年康熙传　　　　　　　　　　　　　　　　　　　　　９２一次；大计是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到时由在京衙门三品以上堂官，地方督抚及提督、总兵自陈功过，吏部、都察院开列事实具奏候旨。其下属官员分别由京堂、督抚、提督填注考核评语，选册开送吏部、都察院。上述被考核官员，凡清廉自守者被荐举任用，贪酷不谨慎者给予论劾，然后分别按级升赏、降革。康熙在利用这些旧制时不墨守成规，于大计、军政之外，另行“两年举劾”制度，由军政长官举劾属下功过，分别奖惩。因为京察间隔时间太长，康熙就传谕各衙门堂官，对属下随时甄别、指参，以示劝惩。另外，康熙还主要通过亲察与密奏，考核奖惩官员。亲察，即皇帝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中，“有虚糜俸禄懒惰不上衙者，　有老疾孱弱不能任事者　”，有逃避苦差装假称病者，正在学习中的庶吉士，也遽回本籍，至三年考核将近又来考试。针对这些情况，康熙提出建立注册考核制度，规定部院官员因病因事不上衙门者，　均需注册，“以凭分别勤惰”。通过注册，　康熙帝掌握了官员的出勤情况。五十三年二月，翰林等官告假者达三分之二，康熙据此决定　：“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教习进士，并科道官员，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　”，解职回家。康熙传　　　　　　　　　　　　　　　　　　　　　９３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皇帝陛辞，康熙有针对性地同他们研讨问题，提出要求，做初步的考察。如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研究了禁陋规、节约不必要的开支、整理官吏队伍等问题。康熙知道徐旭龄任山东巡抚居官清慎，鉴于前任漕运总督俱不称职，所以将他升任此职，对他说　：“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　。”徐旭龄感激皇帝知遇之恩，提出一套禁陋规、节省支出的计划。康熙表示赞成和支持。康熙还同即将赴任的广东提督许贞研究缉捕广东盗贼问题。许贞报告了自己缉捕盗贼的方案，康熙听了十分满意。地方官赴任之后，康熙仍不时召回接见，对地方情形和兵民生计问题当面咨询。康熙帝还通过亲阅题疏考察官员。如原任偏沅巡抚韩世琦，奉命采办楠木，借口四川酉阳土产楠木合适，请令四川督抚办理；等将其改任四川巡抚时，又奏称酉阳楠木因路途遥远不便察看，请求行文湖广督抚就近察看。康熙帝从中看出他“前后题疏，参差不合　”，令吏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康熙帝亲阅刑部秋审重囚档案，发现九卿“阅视数月，其字句错误处并未看出一二”；　刑部刊此档案“先不详审，殊属不合”。此类文书关系人命，　康熙认为一字一句的错误均不能容忍，所以令都察院“严察议处”。　另外，凡康熙传　　　　　　　　　　　　　　　　　　　　　９４专务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泛之类的奏章，康熙帝都要一一指出，令其改正。康熙帝出巡时，都要亲自考察官员。他执政期间，曾南巡苏州、杭州，东巡盛京（沈阳）、吉林，　西巡宁夏、山陕，北巡塞外蒙古，他还经常巡视北京周围地方，每次出巡各有视河、谒陵、狩猎等具体目的，但每次都把周览民情、察访吏治作为一贯的任务。八年二月，康熙帝巡行北京附近，发现通州知州欧阳世逢、州同李正杰，庸劣无才，副将唐文耀不娴武事，将他们俱行革职，并追究直隶督抚不早行参奏的责任。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第一次南巡，驻江苏宿迁，发现漕运总督邵甘问题严重，将其撤职，令随旗行走。二十八年正月初八至三月十九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返京第二天，便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任免了一批高级官吏。出巡察吏与察访民情相结合，往往能访得实情，康熙帝曾深有体会地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　。”康熙还通过亲信密奏考察官员。康熙帝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把密折视为特别耳目，亲自审批。他认为密奏有约束官吏的作用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　有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查清的问题，经密奏得以弄清楚。康熙传　　　　　　　　　　　　　　　　　　　　　９５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揭发后，发生了督抚之间相互攻击的事件。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共同作弊，揽卖举人，胁索银两。噶礼又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加上审理的人偏袒噶礼，使问题呈现复杂状态。康熙命令苏州织造李煦调查密奏审案实情、江南群众反映、噶礼张伯行动态等。　康熙据此力排众议，果断处理此案。　康熙认为“欲知天下事理　”，靠密折胜于微服私访。康熙帝重视考察官吏主要内容是奖廉和惩贪。他坚持奖廉与惩贪并举。康熙帝坚持以廉洁官吏的事迹激励规劝百官，澄清吏治，以使潜移默化，改掉贪风。清官需要发现和扶植，康熙一生发现、培养、奖励清官始终不渝。得到康熙帝褒奖的第一位清官是直隶巡抚于成龙。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人，顺治十八年任广西罗城知县，这时已四十五岁。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康熙八年升湖广黄州府同知；十三年二月擢任武昌知府，后调任黄州府知府。吴三桂叛军盘踞湖南时，煽动湖北数县响应。叛军号称十万，逼趋黄州。这时清朝援军全部赴湖南，黄州十分危急，有人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认为黄州是七郡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誓死不去，集乡兵数千人，亲自冒着石头飞箭，率众拼杀，剿抚兼施，瓦解贼众，　费时二十四天，“以乡康熙传　　　　　　　　　　　　　　　　　　　　　９６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　”，平定了黄州，从而打通了平叛战争后方转饷要道，有力支援了荆州大军。他后来连任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康熙十九年迁直隶巡抚时已六十四岁。上任之后，是非分明，支持廉洁官吏，劾奏贪婪县令。康熙得知于成龙的事迹，于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在懋勤殿亲自见，表彰说　：“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勉励他“始终一节　”，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嘉奖其廉洁贤能。同年年底，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感激皇帝知遇之恩，到江南更加勤奋。江南官吏知于成龙好微行私访，每遇白髯伟岸者，便互相转告，循规蹈矩。然而秉公亦能招怨，竟有人挟仇谗害，以致部议令其休致，但是康熙帝特诏留任。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将军、部院等大僚察看其遗物，“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康熙闻讯，感慨非常，称之为“天下廉吏第一　”，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御书“高行清粹”祠额及楹联赐之。奖励清官，意在倡导百官效法。二十七年四月，康熙授满洲镶黄旗人吏部侍郎傅拉塔为两江总督，临行叮嘱他　：“尔此去当洁己行事。前任江南总督数人无过于成龙者，尔如其所行可矣　。”傅拉塔遵旨上任后，不负皇帝所望，清正廉洁。三十三年闰五月傅拉塔卒于任所。康熙看到遗疏，以痛惜的心情对大学士康熙传　　　　　　　　　　　　　　　　　　　　　９７等说　：“江南江西总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龙之后，惟傅拉塔一人　。”康熙破例派人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授予骑都尉世职，令其子承袭。四十四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经雨花台，赐御书“两江遗爱”匾额，令悬于傅拉塔祠堂。继于成龙任直隶巡抚的满洲镶黄旗人格尔古德，继傅拉塔任两江总督的汉军镶黄人范承勋，以及江苏巡抚张伯行、闽浙总督王骘等，也都是著名的清官。康熙还发现和培养了张鹏翮、彭鹏、郭 、陈瑸等廉洁的官吏。康熙宣传清官，鼓励官吏们争当清官，是对广大官员的鞭策和期望。然而实际上清官不仅数量少，其活动、作用均受局限，不可能改变当时官民对立的基本状况。所以，还必须惩治贪官。康熙亲政初期，整饬内外官吏，着重清除辅臣的影响。八年五月擒拿鳌拜之后，以鳌拜辅政时“荐劾不公”为由，特诏举行察典，对在京三品以上部院满汉堂官及在外的督抚等官“详加甄别”。　至九月，经皇帝批准，革职、降级、休致在京满汉官员共８３人，此外，还将十余名总督巡抚革职、休致或随旗行走。平定“三逆”叛乱之后，重点处理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等重大贪污案件。侍郎宜昌阿被派往广东查看尚之信家产，同广东巡抚金Ｘ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康熙传　　　　　　　　　　　　　　　　　　　　　９８收受尚之信商人沈上达的贿赂共８９万余两，他怕沈上达事后告发，将其谋害灭口。事发后，经半年多审理，于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结案，宜昌阿、金Ｘ等拟斩，道员王永祚拟绞，俱监候秋后处决。奉差审理此案的刑部侍郎禅塔海，因未审出谋害沈上达之事被革职。另一重大案件是蔡毓荣贪污逆产案。蔡毓荣在攻克云南省城昆明时，将吴三桂应入官之家财人口侵吞归己，并大量馈送其他大臣、官员等。康熙令将蔡毓荣及其儿子蔡琳革职拿问，详加严审，务将情弊尽行察出。康熙于三十六年歼灭噶尔丹之后，察吏安民重点在于反对横征暴敛，激变百姓。亲征过程中，康熙两次西巡，远抵宁夏，周览山陕沿边形势，咨询民间疾苦，发现“所在兵民筑土屋以为居，耕沙碛以为业，生聚之计甚属艰难”；而官员们，“文则加征无艺，武则侵扣月饷　”，山西一小省，科派竟达百万。康熙气愤地质问说，　如此科派，“民何以堪”？因此，在三十五年底，趁山西巡抚温保丁忧暂时离职之机，将内阁学士倭伦升补，并传谕：毋效温保所为。翌年闰三月十六日又以年龄衰老，不能胜任为由，将陕西巡抚党爱、按察使纳垒解任。康熙三十六年，山西蒲州府发生民变，百姓逃入山中，康熙急忙派人招抚。同时于五月十二日将山西康熙传　　　　　　　　　　　　　　　　　　　　　９９百姓极为痛恨的原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革职，严拿赴京，交与刑部治罪。并对大学士等说　：“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　。”到七月二十三日，又将甘肃巡抚郭洪革职交刑部，问拟枷责，命发黑龙江当差。这样，康熙在短短半年时间，将山西、陕西、甘肃三地巡抚及部分布政使、按察使予以撤换，以惩私派，安定民生。这三地的督抚藩臬全部是由满人担任的，如此大批处置满洲高级官员，表明了康熙帝察吏安民的决心之大。继蒲州民变之后，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两年间，广东、云南、山西、直隶等地，又相继发生民变多起。这些小规模民变虽然不久即被镇压或招抚，但却使康熙感到不安，因而进一步推动了以反私派为中心的察吏活动。不仅私派激起民愤而改变者要受到严惩，而且一旦发现地方官有虐民劣迹，不待激变，就予撤换。山东饥荒，老百姓饥寒交迫，巡抚李炜竟不奏闻，康熙帝以“不知抚恤百姓”罪，将其革职。康熙帝确认，民变的根源在官不在民，从而采取严格措施约束官吏。奖廉与惩贪、扶正与抑邪是相辅相成的。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清朝，清官往往遭到贪官的嫉妒、压抑乃至陷害，只有惩治贪官，清官才能成长并施展其才智。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就是典型例子。噶礼，满洲正红康熙传　　　　　　　　　　　　　　　　　　　　　１００旗人，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四孙。他于康熙四十八年七月被提升为两江总督，从此，贪赃妄法更加肆无忌惮。上任数月，就将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一律劾罢，并与新任巡抚、有名的清官张伯行发生矛盾。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张伯行疏参噶礼在辛卯（康熙五十年）科场案中，以５０万两银贿卖举人，不肯审明实情。噶礼却反劾张伯行七条罪状，并否认自己有得银５０万两的事。康熙先后令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严审，但他们袒护噶礼，使问题无法澄清。康熙这时对噶礼已有所了解，深感此案反映了贪官与清官的矛盾，同时涉及到满汉关系，必须明确表态。他坦率地对九卿等说　：“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者，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 削一半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　。”然而，九卿等再议时，　仍不肯单提处罚噶礼，只说　：“噶礼、张伯行并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讦参，玷大臣职，均应革任”。等于各打五十大板。不得已，康熙亲自出马，于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决定　：“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　。”噶礼后因欲毒死其母，经审实，令其自尽，妻子亦从死，养子“干泰发康熙传　　　　　　　　　　　　　　　　　　　　　１０１黑龙江，家产入官”。　贪官噶礼彻底失败，清官张伯行等人地位才得以巩固。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在奖廉与惩贪上的决心。康熙帝察吏安民所取得的效果，对其一生统治事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察吏以高级官吏为重点，以人民生活好坏为官吏优劣的标准等思想，体现了康熙帝务实、以民生为第一要务的思想。康熙传　　　　　　　　　　　　　　　　　　　　　１０２第八章　 治理河务黄河在历史上经常泛滥、改道，据统计，其泛滥的次数达１５００多次。黄河泛滥给沿河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灾害，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也威胁着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古代帝王从夏代的禹王起，大多数重视治河。康熙帝则是其中杰出的一位。黄河易于泛滥为患，　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碗水、半碗泥”的黄河水，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每年河床平均升高约１０厘米。这样年复一年，泥沙不断淤积，以致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一般高出地面数米乃至十几米，全靠人工筑堤束水。一旦年久失修，遇到雨季、汛期，极容易冲决改道。元朝定都北京，明清继之，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穿过黄河，延伸到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　黄河和运河交汇，更增加了泛滥的可能性。此后，治黄已不单纯是疏导通流、防止泛滥，还要使黄河保持相当的水位，以便蓄黄济运。清初战乱不息，河道年久失修，致使河患十分频繁。受害最重的是淮安、扬州二府所属的高邮、江都、山阴（今淮安）、盐城、宝应、泰州、　兴化等七州县之地。七州县因地势低洼，被称为里下河地区，凡发康熙传　　　　　　　　　　　　　　　　　　　　　１０３生黄水倒灌、运河堤坝冲决等事，必然被淹。有时河道官员见水势过猛，为护堤保证漕运，不待堤坝冲决，就主动开闸放水，里下河七州县首当其冲，难逃水患之苦。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刚刚亲政，就遇到一大水，河道、运道进一步敝坏。当时，每年通过运河运七省漕粮４００万石到北京，供应官兵俸饷。运道受阻，事关重大。因此，康熙帝亲政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　”，定为国家的重大任务。每当发生水灾，他便派人巡视河工，绘图以进，及时掌握情况，详细研究古人治河的经验，采取对策。但那时国家财力仍不充裕，尚不能进行全面治理，仅仅为保证运道，搞一点应急的小型项目，开支稍大的工程便不能进行。几年之后，国家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康熙着手准备主动治理黄河。十一年（１６７２）六月，他命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酌治理黄、淮、运河汇合部——清口，以防水患。十二年十月，批准工部议复河道总督王光裕的奏疏，　于清口筑坝，“以遏浊流”。　可是，年底爆发了吴三桂等人的叛乱，必须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平叛战争，治河一事又无暇顾及。至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各处又发大水，黄、康熙传　　　　　　　　　　　　　　　　　　　　　１０４淮再次并涨，灾情远远超过了康熙六七年那次。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支持平叛战争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定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的治理。康熙帝治河比以往的治河想得远，要求高，力度大。他于十五年十月派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前往淮、扬省视察河工。行前特别叮嘱　：“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特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勘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勘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　。”这道御旨提出“务为一劳永逸的方针　”，反映了康熙帝全面整治河道的坚定决心。随后，康熙帝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十五年十二月，他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需用。次年二月，经吏部议准，慎选河员，并实行久任制度。同月，康熙帝以原河道总督王光裕“全无治河之才　”，将其解职；经吏部尚书明珠推荐，升任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并遣吏部侍郎折尔肯、副都御史金Ｘ，前往会同新任总督察审河务。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十五年（１６５８）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自员外郎回康熙传　　　　　　　　　　　　　　　　　　　　　１０５迁至内阁学士。十年（１６７１）授安徽巡抚，政绩优著。十五年以其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不久将其升擢河道总督。康熙帝对靳辅寄予厚望，靳辅感激皇上的知遇隆恩，孜孜图报，十六年三月受命，四月初六就赶赴宿迁总河行署就任。他上任之初，除随时向幕宾陈潢请教之外，并“遍历河干，广谘博询　”，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　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　他研究了我国历代治水的利弊得失，主张继承明代河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他体会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提出了统筹全局、“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导方针，并将治河应做的事分拟《经理河工八疏》，呈交皇帝。靳辅的治河方案坚决贯彻“一劳永逸”、　全面修治的方针，因此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支持，十七年正月，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康熙帝批准实行。支给正项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限定三年告竣。从此，清初大规模治河全面展开，并逐步取得成效。三年完成六项大的治河工程：一是导黄入海工程。疏浚黄河下游河身，增筑两岸堤坝，使淤塞十年的海口开始通流，为其他各项治河工程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改移清口工程。封闭原新庄闸运口，另辟康熙传　　　　　　　　　　　　　　　　　　　　　１０６七里闸为运口，使运口与黄淮交会之处隔远，防止黄水倒灌，利于清水外流，减轻运河淤垫之虞。三是高家堰工程。四是清水潭工程。五是归仁堤工程。六是皂河工程。靳辅治河虽然成绩显著，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又遇到了两次大水，河道一再决口。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本来不足为怪，但有人试图借机全盘否定治河成就。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五月初八，康熙根据靳辅要求，遣户部尚书伊桑阿、左副都御史宋文运等四人前往江南勘阅河工。尚未出发，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呈所编辑的《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并条议二十四款，对几年来的治河成就一概予以否定，主张拆毁所有工程。康熙帝命令勘阅河工的大臣带领崔维雅，“会同总河靳辅确议具奏”。行前，康熙帝将伊桑阿等召至御座前，谕曰　：“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实行，慎未可轻言河工之易也。……尔等前去务与靳辅共同商酌，加意看验，勿各执己见。凡有会议事宜，必逐一陈奏”。尽管皇帝告诫不要存偏见，但勘阅河工的户部尚书伊桑阿等，还是以挑剔的目光看验各处的治河工程，然后回到徐州，以崔维雅条陈的二十四款质问靳辅。靳辅毫不气馁，“逐条登答”、批驳，有理有据，使伊康熙传　　　　　　　　　　　　　　　　　　　　　１０７桑阿等感到“若照崔维雅所议，别行修筑，亦难保其必能成功　”，因而无法定议。康熙帝初览崔维雅条奏二十四款，感到“似有可取　”，待看了靳辅的回奏，又觉得崔“所奏事宜，实属难行　”，因此处于矛盾状态。这时不少人建议皇帝换掉靳辅。康熙则考虑　：“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　”，因此，想继续任用靳辅，令其完成治河任务。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九卿等遵旨会议尚书伊桑阿察勘河工的所奏，建议将靳辅等人俱行革职，戴罪赔修，限六个月修竣。最后康熙帝决定　：“靳辅仍着革职，戴罪督修；修筑各官，俱著革职，戴罪监修……　。”崔维雅的条奏二十四款遭到彻底否决。二十二年（１６８３）七月，各项工程相继告竣。同年十二月，康熙帝命复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治河取得成功，但淮、扬水灾未见明显好转，原因何在？康熙帝为了察明原委，便开始了南巡之旅。康熙帝于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为了体察民情、周知吏治，东巡山东。登泰山之后，车驾驻于郯城红花铺，总河靳辅等来朝。康熙“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　”，十月十八日命驾南巡，驻跸江南（今江苏）宿迁。十九日，康熙帝行至桃源县众兴康熙传　　　　　　　　　　　　　　　　　　　　　１０８集，临阅黄河北岸的肖家渡、九里冈……等，充分肯定了黄河堤岸的巨大作用，嘱靳辅时加维修。康熙帝乘舆自宿迁至清河，所过之处，见河工夫役运土，卷埽下桩，夯筑甚力，特地停下车驾，亲加慰问。康熙视河完毕，返回途中到山东曲阜朝拜孔庙。十一月二十九日返京，立即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控制减水坝，凡能危害人民利益者，一概不再新设；一是开浚下河入海口。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九卿及靳辅等治河官员，从上到下有组织地抵制皇帝开浚下河方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浚下河方案本身，而在于皇帝将这一工程没有委派靳辅督理，而决定另行委派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去督理，为此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纷争。这场争论实质是明珠、靳辅等人把河工系统视为独立王国，不容他人介入，独占肥缺，为此有组织地抵制、干扰皇帝的命令。其侵犯皇权，达到专擅程度，这是康熙帝所不能容忍的。后来，康熙帝罢免了明珠、靳辅等一批官员。康熙撤掉靳辅之后，朝野之间刮起一股彻底否定靳辅之风，以往凡是经他手完成的治河工程全是错的，必须废掉。这股风极易造成混乱，使河工遭到破坏，以致影响漕运。康熙帝了解到这种情况，于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四月初二，特派学士凯音布等前往看阅靳辅于被撤职前刚刚完成的中河工程。为了考察这条康熙传　　　　　　　　　　　　　　　　　　　　　１０９中河工程的意义和价值，康熙帝采纳九卿等官的建议，于二十八年（１６８９）正月初八进行第二次南巡，命靳辅、　于成龙随行，“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　”，到浙江绍兴兴稽山亲祭禹陵而返，三月十九日回京，历时七十天。康熙通过二次南巡，增强了对靳辅的了解，返京后，于三月二十一日御门听政时宣布　：“朕南巡阅河，闻江、淮诸处百姓及行船夫役，俱称颂原任总河靳辅，感念不忘。且见靳辅疏理河道及修筑上河一带堤岸，于河工似有成效，实心任事，克著勤劳。前革职属过，可照原品致任官例，复其从前衔级　。”这事反映了康熙帝求实精神和对靳辅治河才能的肯定。康熙帝于三十六年（１６９７）五月胜利结束征讨噶尔丹的战争，返回北京。他又把治河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当时河工中最棘手的问题是上河、下河的关系。康熙帝研究靳辅的治河经验，并总结自己多年的治河实践，形成新的认识　：“上河既理，则下流自治”，宜集中主要精力治理上河。上河的关键是解决黄水倒灌问题。“今淮水势弱，不能制黄，　全注运河，黄水又复灌入　”，运河无法容纳淮黄两河之水，势必大量排入下河地区。这是淮、扬水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只有提高洪泽湖水位，降低黄河水位，使集中于洪泽湖的淮水“三分入运，七分归黄，运道始安”。　康熙康熙传　　　　　　　　　　　　　　　　　　　　　１１０形成新的治河思想向于成龙以及大学士谈过之后，又于三十八年（１６９９）二月至五月初第三次南巡过程中做了具体部署。第一项措施是“深浚河底”。　康熙帝总结黄河具有两大缺点　：“底高、湾多，以致各处受险　。”他对随从诸臣说　：“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治河）诸臣并无言及此者。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产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益也　。”如何才能深浚河底？康熙帝详细寻访得知，“　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　因而建议“宜于清口西，数曲湾处试行浚直。如直浚有益，渐将上流曲处，岁加直浚……”。第二条措施是修改清口。康熙帝发现，除黄淮水位高低不等之外，二河交汇之口过于径直，也是引起黄水倒灌的原因之一。因而主张　：“宜将黄河南岸近淮之堤，更向东长二三里，筑令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向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　。”第三项措施是拆毁拦黄坝。第四项措施是引水归江。康熙不仅吸收靳辅的治河思想与经验，而且有所补充和发展。靳辅重视筑堤束水攻沙，康熙在此基础康熙传　　　　　　　　　　　　　　　　　　　　　１１１上采用了浚直河道急溜刷沙法。靳辅“但顾上河，不顾下河　”，为了护堤保运，大量利用减水坝，以致下河七州县人民经常被淹；康熙是既顾上河，又顾下河，尽量少用减水坝或将其改成滚水坝，千方百计减轻和防止下河灾情。至于改修清口，“导河稍北　”，　也是康熙的创举。康熙的这些好措施，于成龙因病加重未能认真落实。三十九年（１７００）三月，于龙成病故，康熙将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从此河工进入一个新阶段。张鹏翮遵照皇帝的谕旨，上任后首先视察黄河入海口。他刚过云梯关，即看到“栏黄坝巍然如山，中间一线，涓涓细流　”，心想　：“下流不畅，无怪乎上流之溃决也　”，皇帝命拆除拦黄坝确实有道理。即于四月二十一日动工，将栏黄坝尽行拆去，“挑挖深通，悉与黄河八十三丈之水面相符；亟堵马家港（引河），使水势不致旁泄，尽由正河而行”。　至五月初九完工开放，水势畅流，冲刷淤沙，旬日之间，深至三丈，变及百丈有余，“滔滔入海，　沛然莫御”。　康熙批准张鹏翮奏请，赐名“大通口　”，并高兴地告诉大学士等　：“观此，则河工大可望也　。”这项工程有利于后世。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南巡盛典》的作者称赞说　：“自从海口深通，迄今安澜永庆　。”康熙传　　　　　　　　　　　　　　　　　　　　　１１２随后，张鹏翮按皇帝指授的方略，对其他工程相继兴工。在康熙的主持和支持下，到四十年（１７０１）十二月，各工程先后完成。　张鹏翮上疏告捷　：“治河事宜，蒙皇上指授，疏通海口，水有归路，黄河刷深；坚筑高家堰，广辟清口，乃得引淮畅流；……　。”康熙多年的理想得以实现，心中十分高兴。十月初十，他总结治河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皇帝重视，将治河当成“国家大事　”，亲自调查研究，分出轻重缓急，心中有数，并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条是选任称职的总河。“于成龙不遵朕旨，　致无成功　”，“张鹏翮遵奉朕言，……一一告竣　”。“曩时黄水泛涨，或与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黄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余，纵遇大涨亦可无虞矣”。因此，命吏、工二部议叙河官，加总河张鹏翮太子太保。由于康熙的积极治理河道，在他当政的六十余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为以后雍正、乾隆两代的兴修水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康熙传　　　　　　　　　　　　　　　　　　　　　１１３第九章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经济发展，财政好转，乃至治国安邦，均离不开农业。自古以来，圣明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康熙熟谙历史与国情，在《农桑论》、《重农桑》等文中，精辟概括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衣来自农桑的道理。他说　：“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同工）废则寒之原　。”因此，国家不能不关心民生，　不能不重视农业，“前史民乱，率起于饥　”，历史的经验不容忽视，何况“国家赋税皆出于农”。所以康熙特别重视农业。康熙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看人种庄稼，而且自己也把各种种籽种到地里，以观察收获的多少。他的这种兴趣一直坚持到老。康熙六十多岁时写过一篇《刈麦记》，其中说：“在收获的时节，看到苍颜老农欢庆秋收，黄口孺子不再愁饿肚子，这才是我真正的快乐！”为了使人们穿衣不忘织女之寒，吃饭不忘农夫之苦，他命人画了一册《耕织图》，　每幅图旁边都由他题诗一首，然后刻板印刷，广为流传。康熙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是从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的。明末清初，中国大地经历了数十年康熙传　　　　　　　　　　　　　　　　　　　　　１１４的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康熙登极之年，即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全国耕地总面积在５７０至５８０万顷左右，比明朝万历年间少１５０至２００万顷。康熙从他父亲手中接收的是一座空虚的国库，不仅无积蓄，而且每年入不敷出，缺饷４００万两。他虽有“惟愿天下易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但也暂时无法实现，为了巩固一统江山，镇压分裂割据势力，不得不继续增加人民的赋役负担。后来，康熙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他亲自部署边疆屯田。他于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三月，命副都统马喇赴黑龙江督理农务，对他说　：“农事关系兵饷，须积贮充足。其在驿递人夫亦令合力播种屯田。尔等前往，务期农政修举，收获饶裕，年胜一年　。”三十一年（１６９２）二月，他命都统瓦代等往达尔鄂莫等地耕种。针对边外气温低的特点，他指示要及时广播麦种，深耕田垄，勤谨耘耨，耘时莫将土压住草根，以免其重新发芽；耕种太稠密，禾苗虽可观，但收获少，稀疏耕种，反而得好收成。三十二年（１６９３）二月，他命内大臣公坡尔盆等去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督耕，因为该地风寒，特别叮嘱：田垄要高；一般作物不收，种早熟的麦与油麦、大麦、糜黍有益；可问当地人宜种康熙传　　　　　　　　　　　　　　　　　　　　　１１５何谷。还说　：“朕曾问老农，皆云：将雪拌种可以耐旱。尔等试为之　。”当他得知该地缺乏耕牛、农具，立即指示：所用耕牛在御厂内取用，耒耜等项铁器著支用库银制造，从驿站运送。康熙帝想方设法鼓励百姓垦荒。康熙即位后，许多官员先后上疏，强调国家生财之道以垦荒为要；并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办法。河南道御史刘源（氵睿）认为，产权不稳和起科太急是影响垦荒事业发展的两大障碍。过去无人承种的荒地被开垦耕熟之后，往往有人来认领，引起诉讼，结果开垦的人劳而无功。过去对新开垦的地，开种就要起科，承担杂项税收，所以百姓对开荒没有积极性。　　康熙帝批准采纳了刘源（氵睿）的建议，明确了开荒的产权，延长起科年限。康熙帝还决定永远革除“废藩名色　”，改变废藩田产的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这种改入民户的废藩田产叫“更名田”。　承认这部分土地归垦种者所有，有利于鼓励人们垦荒，对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一大促进。有些地主将土地撂荒，一旦农民将它们开垦起来，地主便以产权所有前来索要，或干脆不许农民开垦。针对这种情况，康熙帝明文规定　：“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　使这部分开荒者也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康熙传　　　　　　　　　　　　　　　　　　　　　１１６获得土地，其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起科年限，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决定放宽至四年起科。第二年又决定，宽延到六年起科。到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十一月，康熙考虑到：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　”，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又决定　：“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因为“三藩”叛乱，筹饷紧迫，十年起科的规定未能认真执行。平叛期间，基本是三年起科。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平定湖南，康熙重新规定：“开垦荒田，　仍准六年起科。”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日见好转，　已开垦而未升科的土地越来越多。　康熙对此了如指掌，但他态度很明确　：“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　，”让民间分享一些垦荒的实惠。康熙朝对土地从未进行大规模丈量，所谓清查也不严格，全靠自报。如果业主隐瞒土地，后来自首，只从自首之年起科。康熙总的精神是放宽对新垦土地的起科年限，从而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康熙年间，垦荒积极、踏实，加以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因此收效较大。据《清会典》记载，全国民田总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为５４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增至６０８万顷，雍正二年（１７２４）达到６８３万顷，这里还不包括将近４０万顷的军漕屯田、１７万顷的内务府官庄和八旗庄田，康熙传　　　　　　　　　　　　　　　　　　　　　１１７以及各省的“在官地亩”、“　学田”等。　从康熙朝中期起，不少人在山区荒岛从事开垦，更有大批农民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到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开垦荒地。因此，康熙后期，全国田地总数实际已达到甚至超过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流移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使破残的小农经济结构得到恢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帝于西苑（今中南海）新建丰泽园，辟稻畦数亩，植桑树十余株，一有空闲，“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　”，进行实验。一年六月下旬，水稻刚出穗，康熙“忽见一棵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　”，便将其收藏，留作种子。第二年试种，看它是否还早熟。果然又是六月成熟，较一般水稻早两三个月。　“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　”，终于用“一穗传”育种方法，　培育出早熟新稻种。“以其自生苑田，故名御稻米”。　御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　由于生长期短，适于北方，南方可一年两熟。种植成功后，不仅宫廷内食用皆此米，而且推而广之。康熙于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欲发展双季稻。他首先把一石御稻种发给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頫，令他们试种双季连作，渴望“一岁两种，　则亩有倍石之收”。但李煦和曹頫初次试种御稻双季连作，因下种太晚，没有取康熙传　　　　　　　　　　　　　　　　　　　　　１１８得成功。第二季结实甚少，或根本未能成熟。康熙不灰心。翌年，他派专人去苏州指导，提早于三月插秧，结果获得成功。第一季亩产与其他稻种相当，第二季亩收二石一二斗至二石七八斗，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康熙打破了南方水稻双季以糯和粳连作的传统，实现了同种粳稻双季连作。御稻种深受欢迎，两年以后传播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康熙还摸索了在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的经验。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康熙在承德建避暑山庄，　把御稻种移去，在庄内设大片水田，所收稻米“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　四十五年春（１７０６），　直隶巡抚赵弘懈、天津总兵官蓝理再次奏请，并提出具体方案，康熙令蓝理先在天津试种水田，并对直隶开河引水诸事提出了具体意见。蓝理在天津开水田１５０顷，民称“蓝田”。此后，　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种植水稻成功，后逐步推行，　成为有名的“京西稻”。北方试种水稻成功并大面积推广于长城内外，此为康熙朝农业的创举。害虫是农作物的大敌。康熙帝为防治虫灾，查阅文献，学习古人治蝗虫的办法，出巡时观察蝗蝻滋生情况，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反对不扑打，听其自去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依靠人力战胜虫灾。因此，令地方各级官员要防患于未然，消灭幼虫，冬天康熙传　　　　　　　　　　　　　　　　　　　　　１１９预掘蝗种，冬春之交及早耕耨田亩，用土压住蝗种，主张“去恶务绝其本”；　一旦蝗虫出现，立即令地方官组织百姓扑打，直到消灭为止。康熙的重农思想和采取的有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康熙帝还努力改进地丁银征收办法，尽一切可能地使赋役平均，以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发展生产。过去人民负担过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索取太多；二是贪官污吏舞弊营私。对于前者，康熙主要以蠲免钱粮的方式来解决；后者，除澄清吏治外，还通过改进地丁银征收办法来均平赋役负担，防止不法官吏舞弊。由于清代土地、人丁数字极为混乱，不便用降低每亩、每丁单位税额的办法来减轻赋役剥削，于是，蠲免钱粮成为康熙帝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的主要措施。据记载，康熙在位６１年，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税粮、丁银、逋赋达５４５次。这些蠲免措施大致可分为灾荒蠲免、逋欠蠲免及大规模普遍蠲免三类。灾蠲是清朝赈灾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凡地方遭遇风、火、水、旱、虫、雹、霜、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除赈济外，还根据受灾程度分等蠲免田赋。顺治年间一般受灾“八分至十分者，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者，免十之二；　四分者，免十之一”。康熙年间进一步放康熙传　　　　　　　　　　　　　　　　　　　　　１２０宽。康熙四年（１６６５）三月，朝廷为防止地方官报灾迟误，或者先征后蠲，使蠲免有名无实，因而决定　：“以后被灾州县，将本年钱粮，先暂行停征十分之三，　候题明分数照例蠲免，庶小民得沾实惠”。这说明最低蠲免分数是十分之三，遇到重灾则全部蠲免。蠲免逋欠是蠲免多年积欠的赋税。大规模普遍蠲免是在平定“三藩”之后着手进行的，其时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刚刚好转，康熙帝便立即想到大规模普免钱粮。康熙帝的蠲免政策得到普遍的赞美，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其中丁银一项矛盾就很突出。到五十一年（１７１２）二月二十九日，康熙帝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这样把全国丁银总额基本固定，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得随意增加，使广大农民负担相对稳定，减少逃亡，有利于生产。康熙帝是体察民情的皇帝，他对灾荒向来重视，把救灾视为“养民”之举。他牢记明朝末年官员匿灾不救，以致农民饥饿而造反的历史教训。他要求及时报告灾情，最痛恨地方官员匿灾不报，认为“自古弊端，匿灾为甚”。　因此规定，凡报灾迟延者都要受到处罚。康熙三年，山西省太原、大同二府所属的五十州县等发生严重旱灾，督抚隐瞒灾情不报，照常迫逼。康熙传　　　　　　　　　　　　　　　　　　　　　１２１如数征收钱粮，直到三十城居民“饥馑至极　”，再也无法隐饰，才于四年二月奏请蠲免钱粮。康熙帝十分气愤，除派人采取紧急措施，用地方存贮的一切钱粮米谷赈济外，令吏部将该督抚“议处具奏”。　此后因为隐瞒灾情不报而受罚的督抚屡见不鲜，甚至有的因此降五级调用。每当发生灾荒，康熙帝都想方设法赈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陕西西安、凤翔等地旱灾，地方官员未呈报，救不及时，致使大批灾民流离他乡。康熙深感忧虑，决定“大沛恩施　”，蠲免其三十一年分额应征银米，并从山西拨银２０万两，派人前去赈济。接着，他又决定调拨宁夏仓粮１５万石、襄阳仓粮１０万石，送到潼关；从山西再拨银１０万两，接济陕西军需民食。　流落四方的饥民，均就地赈济，“令各得所　”，然后将赈济过的流民人口数目造册题报。对于在这次灾荒中隐瞒灾情、防救不力的官员尽行革职。次年四月，康熙为吸引流民回原籍，再次下令动支户部库银１００万两，送到陕西供应军需和赈济饥民。如此大力赈济，情况还未根本好转，康熙帝倍感焦虑，决定停止元旦筵宴，以表轸念陕西灾民至意。三十二年（１６９３）正月，应四川、陕西总督佛伦之请，将西安、凤翔二府额销盐引“暂减一半”。康熙朝的战费等负担极其沉重，而赈灾和蠲免钱康熙传　　　　　　　　　　　　　　　　　　　　　１２２粮又是大规模、一贯的。其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库逐渐丰足。其次还由于康熙帝对财政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开源与节流相辅相成，开源为主，但节流也不可忽视。康熙不惜花钱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宁肯减少财政收入而大量蠲免钱粮。其经费用于事业如此慷慨，但在纯消费开支方面则提倡节俭，不尚浮华。康熙一生亲自过问财政，凡是管理不善之处，立即谕令改进。康熙帝对宫中用费三令五申注意节俭。出巡时，不许为之修路；不得擅建行宫，滥建者令拆毁；不用华贵的车船；不许随从人员借机苛敛百姓；反对讲排场隆重迎送；不许官吏互赠礼品。中、后期，康熙功德昭著，上下大小官员多次要求上尊号，举行皇帝御极六十年庆贺大典，康熙一概断然拒绝。他首先考虑到这种活动将带来巨大浪费，而且他毫无兴趣，“素性不喜行庆贺礼”；登极六十年，　仍惦念着西藏问题　：“西陲用兵”事尚未竣，直隶、山东、河南、山西、　陕西遇灾，“　民多饥馁　”，“正当君臣忧勤求治之时，何喜之有？”他对以个人享受为中心内容、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之举不感兴趣。八年，康熙只有十六岁，太皇太后以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朽坏，提出拆掉重建，作康熙宫。康熙不敢违背祖母之意，但指示工部，不求华丽，只重质朴坚固。中后期，受蠲免、康熙传　　　　　　　　　　　　　　　　　　　　　１２３赈济恩惠之地官民申请为他建亭立碑，他一概不准。关于康熙个人的日常生活，比起他能支配的财富，比起其他帝王的豪华，他是极简朴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于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到北京，曾为康熙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出入宫廷，对康熙的生活了解较多而且比较细。他回国后给国王路易十四上一奏折，其中介绍了康熙的生活用度　：“……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饮食上从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浪费的情况……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康熙皇帝确信一个帝王的伟大不在于有华丽的外表，而在于有高尚的品德　。”康熙最尊崇古人所云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常思此言而不敢过也”。奉得此言便不能不尚俭、爱民。我们必须肯定和赞扬的是，康熙帝扭转了农业生产凋敝、国库亏空、财政困难、民生贫苦的状况，恢复和扩大了农业生产，调整了社会负担和分配关系，使社会进入发展的轨道，功绩卓越，意义重大。首先，其各项措施都有利于把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恢复和康熙传　　　　　　　　　　　　　　　　　　　　　１２４扩大农业生产；从发展生产入手解决财政问题，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其次，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国库丰盈，国用富饶，在不断大量蠲免钱粮的情况下，到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以后，户部存银达到了５０００万两。另外，通过改革赋役制度、赈灾等措施，调整了各阶级的关系，人民负担相对减轻，既照顾了地主阶级利益，巩固了清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缓和。在此过程中，康熙所表现出的“养民”原则和改革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康熙传　　　　　　　　　　　　　　　　　　　　　１２５第十章　 博学多才的明君康熙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尊孔崇儒，即帝位后，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他经常和大臣们研讨理学，使满朝文武官员都笃信其说。康熙帝一生励精图治，不断求索、实践，不满足于固守旧业，力争开创新篇，有所前进。因此，他虽然一生推崇和提倡程朱理学，却对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有所不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求实思想，即所谓　：“君临天下之道，惟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　。”他的求实思想既体现在认识论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关于认识的来源，康熙反对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说，比较重视实践的作用。历来人们视皇帝为真龙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当有人恭维他的知识和才能是“由天授，非人力所及　”，他不以为是，反驳说　：“尔等试想，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才也？”他坚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并非生来就有，而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得到。他“生性好问　”，不仅康熙传　　　　　　　　　　　　　　　　　　　　　１２６向著名学者询问，还经常求教于普通群众，其中包括侍卫、宦官、保姆及年长者。关于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一再批评汉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　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　。”为什么言行不符？康熙认为这都是私心作怪，故主张以公心、私心为标准鉴别理学之真伪。关于天与人的关系，康熙并不否定“　天　”、“天命”、“天理　”，也没摆脱迷信，但在他的思想与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之中，用比较科学的道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他不愿接受过分的颂扬，五十六年（１７１７），他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　。”他常自我反省，并公开自责。四十三年（１７０４）他回顾四十余年孜孜求治，仍有许多事未做好。他自责说　：“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康熙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康熙传　　　　　　　　　　　　　　　　　　　　　１２７其实，指出　：“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　。”凡见奏章内有“　德迈二帝，功过三王　”、“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就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说　：“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　。”自二十年冬至六十一年去世，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剌嘛等，纷纷请上尊号，初步统计达十余次。康熙一概拒绝，反复说　：“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　。”康熙拒绝上尊号，始终一贯，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实精神。康熙一生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哲学思想主流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谨治国，置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社会活动实践中，以实心求实政，探索进取，因而思想中也具有以求实思想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因素。康熙当政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得不先后进行平定“三藩”、　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以及进兵西藏等一系列战争。康熙是这些战争康熙传　　　　　　　　　　　　　　　　　　　　　１２８的最高决策者、　组织者和指挥者，“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划”，在这些战争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战争并非康熙的嗜好，乃不得已而为之。“　譬之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　。”康熙的本意但愿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不过，既然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也不能屈服。“　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师旅”。　用兵是为了息兵，作战是为了去战。这是康熙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什么？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　。”可以看出他很注意人心向背，努力争取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战争问题上有所反映。康熙很重视器械坚利和整齐，积极组织武器的制造和改进。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忽略人心向背。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八月，监察御史拉塞上奏：天下已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地区外，在其他省应禁止火器，不许存留。康熙不以为然，他说　：“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　”，不在火器。吴三桂火器之多无所及者，但“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　”，故没有采纳拉塞的建议。康熙在位六十康熙传　　　　　　　　　　　　　　　　　　　　　１２９余年，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明在不同程度上争得了民心，缓和了矛盾。他概括说　：“以力为卫者一夫之雄也，以险为卫者一国之守也，以德为卫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　从事战争的基本力量是军队。康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方针。他紧紧抓住以严肃军纪为中心的军队整建工作。康熙于每次出师之前，都要求统兵将领申明军纪，严加约束，到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十二月，又“规酌旧制，参以新谟　”，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军令。这项军令共十七条。他令兵部将此军令刊布颁行，对统兵大臣以军令为准进行升赏和处罚。十七项军令内容比较全面，　而其中心在不扰民。　康熙从实践中看到“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康熙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相机而行。平定“三藩”之战，原拟在湖南战场进行正面突破，但历时一年多，进展缓慢，各地形势又发生新变化，逐渐改为先剪除东西两翼，继而突破中路的方针，获得成功。康熙帝酷爱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留意典籍，编定群书。　在位期间，　除派人编修　《实录》、《圣训》、康熙传　　　　　　　　　　　　　　　　　　　　　１３０《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之外，还组织文人、学者编纂经、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他对每部书都给予认真、具体的指导，从编辑体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等方面，都作周密的考虑，甚至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康熙帝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重视经书，尤其重视历史。　因此《四书》　尚未学完，便主动提议将《通鉴》参讲。康熙帝把修《明史》视为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特殊重视，所定标准很高，要求也极严格。纂修《明史》工作在康熙朝取得了重要成绩。康熙在长期修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史思想：第一，主张据实直书，反对空言文饰。第二，主张秉公论断，反对讥贬前朝。第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后世。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看到自然科学和农业、军事、治河、防治天灾及人体健康等有着密切关系，便对相关学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康熙帝通过处理新旧历之争，深感作为一国之君，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通晓，才能取得发言权。为了弄清楚新旧历法的孰是孰非，康熙最初向南怀仁、安多学习天文仪器的用法及算学知识，后来又向法国教士张诚和白晋学习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何学。康熙不仅向洋人学习，还细心访求“隐居”乡里的专家、学者。康熙传　　　　　　　　　　　　　　　　　　　　　１３１四十二年，皇帝第四次南巡至德州，听说安徽宣城贡生梅文鼎对历算之学深有研究，便向大学士李光地索取梅先生著作。康熙学习天文、历算及几何知识等，掌握了采用经纬度的精确测绘技术，便购置仪器，利用行巡、出兵之便，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素材，摸索经验。康熙帝的科技兴趣和科学实验活动极为广泛。除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之外，他对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工程技术等均有涉猎或研究，并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我们从《康熙畿暇格物编》中可以看到，康熙对树木、药材、物产资源、山野动物、江河鱼类、风云雷电、潮汐、地震等，都留心探究。他注意到黑龙江西部察哈延山喷焰吐火，气息如煤的奇特现象；根据瀚海的螺蚌甲，推知远古的蒙古戈壁是泽国。他对我国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谷子，对新疆的西瓜、葡萄，对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农作物生长与南北土性、节气的关系，及蝗虫滋生规律等，都有一些研究。康熙对科学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在古代帝王中实为罕见。康熙皇帝还十分注意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限制。康熙年间的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这些文化的内容非常庞杂，有科学的理论、技术，也有荒诞、唯心的康熙传　　　　　　　　　　　　　　　　　　　　　１３２殖民主义学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复杂的，他们从事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做过有益的工作，但也暗中窃取情报以帮助大清帝国的敌人。如何对待来自西方的文化和这些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全盘肯定，盲目崇拜；也有人一概否定、顽固排外。康熙即位时，全国天主教徒已达２０万人，比明末增加５万多，当时正是西学传入、崇外派与排外派激烈较量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经过审慎的研究和抉择，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摈弃其谬论。利用传教士的技艺，诚恳支持传教士从事有益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学术交流，限制他们的传教活动。康熙首先正确处理了以杨光先为首的排外派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天文历法。汤若望等人以地圆说为理论指导，采用了中国赤道坐标，放弃了欧洲使用的落后的黄道坐标，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并运用近代数学、几何学、力学等科学知识实际运算，因而其理论、方法先进，推算比较精确。杨光先等使用赤道坐标是正确的，但坚持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理论上是落后的，又缺乏近代数学、几何学等知识，推算误差康熙传　　　　　　　　　　　　　　　　　　　　　１３３较多，他们不肯取西方天文历法之长补己之短，固步自封，盲目排外。除天文历法外，还有宇宙观上天与上帝之争，关于中国人类与文化起源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和斗争很复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顺治时期，清政府任用汤若望主持钦天监，钦天监官员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清政府对他们之间的斗争及杨光先的上书均不予理睬。四大臣辅政时期，杨光先向汤若望等发起猛烈进攻，并得到了辅政大臣的支持。南怀仁等被捕入狱，汤若望被革职。顽固守旧的辅臣支持杨光先废新历法，复用旧历法，混淆政治与学术问题，因政治问题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抛弃了，以行政命令处理科学技术问题。但是科学技术不因行政命令而获得解决，旧历法的错误依然存在。康熙亲政时，面对这一复杂的矛盾与斗争，首先虚心学习，通过辩论和实际测验明辨了是非，为新旧历法之争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之后，他毅然决定复用新历法，并不顾旧势力的阻挠，任用南怀仁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为已死的汤若望等平反昭雪。康熙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最成功之处在于，从千头万绪之中把学术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他明知双方的争论都混杂着政治内容，又有辅臣鳌拜参与其中，但他对西方传教士用其科学技术之长，不因其是外国人及其在政治方面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而一概否定和弃之不用；也不因急用其科康熙传　　　　　　　　　　　　　　　　　　　　　１３４技之长而在政治上作无原则的让步。康熙非常注意招聘西方各种专门人才来中国工作，任用南怀仁之后，又根据南怀仁推荐，先后聘用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等到钦天监和皇宫任职。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正月去世，不久，经南怀仁在世时倡导而决定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刘应、洪约翰等来京，三十六年（１６８７），　康熙又命白晋为“钦差”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后来有不少西方人来华。这些来华人员受到康熙的任用和优厚待遇。康熙任用西方传教士，旨在吸收西学之长，发展中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如：令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并制造兵器；令白晋训练、组织中国测绘人员；命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大型天文、历法、乐理丛书。来华工作的西方教士，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府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上、皇子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同时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　《烈女传》等传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传教士为传播西洋天主教来到中国，对这一点康熙很清楚，但他要吸收的西方文化却不包括宗教。康熙传　　　　　　　　　　　　　　　　　　　　　１３５他对臣民说，　天主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　”，“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　故国家起用彼等”。总之，康熙排除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干扰，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同时，对西方荒诞不经的哲学和宗教理论弃而不取，不失为高明的决策。康熙传　　　　　　　　　　　　　　　　　　　　　１３６第十一章　 晚年的欣慰与烦恼康熙８岁即位，到６９岁驾崩，在位６１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对此作过调查，说自秦始皇元年以后，称皇而有年号者共２１１人，“在位久者，朕为之首　。”他为此感到无比欣慰。康熙之后，清代诸帝在位时间也没有超过康熙的。雍正在位１３年，乾隆在位６０年，嘉庆在位２５年，道光在位３０年，咸丰在位１１年，同治在位１３年，光绪在位３４年，宣统在位３年。其中乾隆本可与康熙媲美，只因他不肯同皇祖相比，在位６０年便传位嗣子，自己当了太上皇。这样，康熙与以后诸帝比，也是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位时间长短，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是御极早晚、政局如何、寿命长短。顺治帝早逝，康熙以８岁少年当皇帝，虽然前几年没有能力掌握政权，但亲理朝政是很早的，只有１４岁，属于政治上早熟。当时客观急需，促使他少年老成，及早过问国事。康熙御极早，虽由乃父所定，但也是他本人有才能，有谋略，能够胜任。康熙当政期间，虽然也出现过外来侵扰、内部阴谋叛乱和储位之争，但未酿成重大祸乱，没有大规模康熙传　　　　　　　　　　　　　　　　　　　　　１３７的农民起义，没有宫廷政变，没有造成国家危机的外患，政局基本稳定。大清帝国的强大，与康熙的治理密不可分。康熙的作为，使他在全国赢得了崇高的威信。他“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人生七十古来稀。康熙在人们准备为他庆祝七十大寿的时候去世，已登古稀之年。古代皇帝长寿者少，短命者多，康熙属于长寿者。他与一般帝王不同，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也不幻想返老还童。他幼年时期身体不算太好，吐过血。但他一生不消极保养，而是以积极态度从事骑射、狩猎和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增强体质，锻炼“勇果无敌”的精神。他认为“恒劳而知逸　”，如果长期安逸，遇劳就经受不住。他一生读书、治理朝政向来不辞辛劳，并于日理万机之余暇心神宁静地潜修技艺，其兴趣、嗜好高雅不俗，生活上节饮食、慎起居，“不喜厚味　”，喜“粗食软蔬　”，　所好之物不多食；不尚豪华，爱简洁。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习惯，使他避免了糜乱生活之害，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并健康长寿。他在迎接古稀之年作诗一首：淡泊生津液，清虚乐有余。鬓霜惭薄德，神惫恐高誉。苦好山林趣，深耽性道书。康熙传　　　　　　　　　　　　　　　　　　　　　１３８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康熙当时是就饮食一事书怀，其心境极为平和，但诗中涵义很深，既讲养身之道，又将养心、养性融合其中。康熙很欣赏自己的健康与长寿，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　”，有人向他进乌须方，康熙笑而辞之。几十年间他继承祖业，治理国家，不曾虚度时光，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操劳和思虑，所以他的一生丰富而又充实。康熙的妻子从清东陵陵寝安葬者统计，共有４位皇后，另加妃、嫔、贵人、答应、常在等，总共是５５人。多妻必多子。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有子、孙、曾孙１５０余人。多妻多子孙是康熙家庭的一大特点。人们观念中子孙多是一大幸福，平民百姓如此，帝王将相更是如此。其实不然。如果说贫苦劳动人民家庭成员之间同甘共苦，无所争夺，能共享天伦之乐，皇帝则很难有这种幸福，争夺皇位就是一大不幸。这也就成为康熙帝后来最烦恼的事。康熙共生子３５人，其中早殇不序齿者１１人，序齿者２４人。皇长子允褆，由于年龄居长，替父作事最多，因为争储位，欲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皇二子允礽，是孝诚仁皇后所生，为嫡长子，康熙传　　　　　　　　　　　　　　　　　　　　　１３９在他还是一岁多的婴儿时，就被立为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四十八年三月复立，五十一年十月再废，受禁锢。皇三子允祉，博学多才，为父亲学术上的得力助手。皇四子胤禛，孝恭仁皇后生，二十岁被封为贝勒，三十一岁晋雍亲王。康熙驾崩后继位，为雍正帝。皇五子允祺；皇六子允祚，五岁夭折；皇七子允 ；皇八子允禩……康熙帝这些孩子能文能武，多为奇英之才。康熙对皇子教育从幼年抓起，慎选老师，并亲自教诲督促，严格要求。教育内容很全面，经、史、文、算术、几何、天文、骑马、射箭、游泳等，使用各种火器，还兼学书画音乐，尤其注重教以治道，使皇子们对“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　康熙寄希望于子孙，要把他们培养成自己事业的优秀继承人。为了同一目的，皇子长到几岁或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开始跟随乃父外出巡视、谒陵，增长见识，了解各地风情和民间疾苦。尤其亲征噶尔丹之役，康熙命令１９岁的皇长子任副将军，率师随裕亲王出征，是皇子领兵之始。三十五年康熙亲征时，命太子坐镇京师代理朝政，皇三子、四子、五子、七子等随父皇出征，参与军事议论，接受锻炼，称得上是一次诸子接替朝廷大业的演习。康熙无意恋栈，渴望儿孙们成长起来，肩负起康熙传　　　　　　　　　　　　　　　　　　　　　１４０统治清朝的重任。康熙以前，按清朝旧制，皇帝生前不立皇太子。这是由八旗制度下的八旗旗主联合议政制度决定的。八旗制度是后金和清初的国体。在中央，八旗旗主拥有较大的权势。旗主们联合议政的形式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由于努尔哈赤缔造八旗，德高望重，辈分高，得到子、侄一致拥戴，稳居汗位。此外，所有旗主都是兄弟，权势均等，谁的权势高过众人，违背“共议”和“均分”原则，就要遭到反对。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不能预立太子，只有皇帝死后，由八旗旗主共同推举新君。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生前两次试图立太子，均遭失败。努尔哈赤死后，四贝勒皇太极因独掌两白旗（后改两黄旗），　在帝位争夺中获得胜利，被立为汗（１６３６年称帝）。　皇太极死后，其弟多尔衮有条件继立，但两黄旗大臣坚持新帝必须由太宗皇太极诸子中选择，最后达成了妥协，拥立太宗的幼子福临为帝，皇叔多尔衮摄政。到了顺治朝，由诸王、大臣会议立新帝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因为顺治帝福临生前已掌握了上三旗，在八旗中居绝对优势，所以临终时以遗诏指定三子玄烨为太子，即帝位。康熙第一次完全打破清朝皇嗣制度，预立储君。康熙传　　　　　　　　　　　　　　　　　　　　　１４１因为这时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皇帝看来，中国就是他的家天下，为了保持皇帝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就要在自己的儿子中选择和培养他能够完全信任的继承人。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十二月十三日，只有二十二岁的年青皇帝亲御太和殿，按照汉族立嫡立长的原则，册立方满周岁的皇二子、嫡长子允礽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同时，设立了为太子服务的詹事府衙门，配备官员。康熙特别关心皇太子的成长，比对众皇子的教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太子幼小的时候，康熙就开始亲自为他“讲授四书五经”。　太子６岁拜师入学，教师经过慎选，康熙令负责太子教育的人如实报告太子各方面的情况。太子稍长，康熙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并带他外出视察。皇太子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８岁能左右开弓，背诵四书。据历史记载，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　而且身体健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康熙非常喜爱。太子２０岁刚过，就能代父皇处理朝政。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次年引兵宁夏，都是由太子在家代理朝政的。与此同时，由立太子而产生的皇帝与太子间、太子与皇子之间、皇帝与皇子之间的矛盾一天天尖锐起来。康熙传　　　　　　　　　　　　　　　　　　　　　１４２立太子之后的十几年，皇储之间相安无事，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以太子不孝，皇帝略有不满，开始出现裂痕。二十九年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出塞，途中生病，令皇太子与皇三子驰驿前迎。允礽到行宫给皇父请安，看到圣体未宁，天颜清减，竟“略无忧戚之意，见于词色”。　这当然使乃父“心甚不怿　”，认为这位太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　”，令其先回京师。后来，康熙发现皇太子暴戾不仁，更难容忍。康熙一生主张宽和仁慈，太子则任意殴打诸王、贝勒、大臣、官员。康熙一生注意节俭、不扰民，而太子及其属下人任意勒索地方官员。这些不孝不仁，都是康熙所反对的。另外，皇子之间的党争也促使皇帝与太子之间矛盾激化。立太子之后，朝中就出现了拥护太子与反太子的势力。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是太子的生母——诚孝仁皇后的叔父、太子的外祖父。允礽出生当天，诚孝仁皇后去世，索额图作为外祖父对允礽格外疼爱和关怀。允礽立为太子，索额图当然支持，成为太子党的首脑人物。皇子长大成人，政治上不甘寂寞，为争储位，各结私党。大学士明珠是惠妃的哥哥、皇长子的舅父，为支持皇长子，他联合大学士余国柱等，　与太子党对立。　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三月，康熙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参与国家政务，各有属下之人。这些皇子有权康熙传　　　　　　　　　　　　　　　　　　　　　１４３有势，纠结私党，争夺储位，使矛盾进一步发展。这样加剧了皇子与太子之间、皇子与皇子之间的矛盾。诸皇子及其党羽的共同打击的目标是太子和太子党。这样，太子被抛到了被四面围攻的不利地位。皇子们对太子有的造谣诽谤，有的用巫术镇魇，有的预谋杀害。康熙帝不知真相，听信谗言，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和失信。还有一个原因是，太子权势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皇太子成长起来之后，康熙令其参与朝政，以便受到锻炼。太子有权有势，身边集结的人也日渐增多。随着皇帝年事日高，重势力的人物更加亲近太子，无形中朝廷里出现两个中心的趋势，使统一的皇权受到侵犯。这种矛盾由小到大，日益尖锐。后来又有人报告，太子的外祖父索额图与太子关系不正常，结太子党，图谋篡夺最高权力。康熙处理了索额图之后，甚至怀疑太子要替索额图报仇而谋害他。这样，废太子已势不可免。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五月十一日，康熙巡幸塞外，命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子随驾。因为在巡行期间发生了几件事，使皇帝与太子的矛盾白热化。一是途中康熙最喜爱的皇十八子生了病，虽经百般治疗不见好转，康熙心中十分焦急。但皇太子可能将十八子看成潜在的皇位竞争者，所以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喜形于色。康康熙传　　　　　　　　　　　　　　　　　　　　　１４４熙以“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　”，加以责备，太子“反忿然发怒”。　康熙由此看到太子冷漠无情，十分伤心和担心。另一件事是康熙听说皇子们常打骂诬辱大臣侍卫，其中也包括太子，康熙非常气愤。第三件事是，康熙发现太子每当夜晚便逼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面窥视，立即怀疑太子可能有什么动作。这件事很刺激康熙。另外，在外巡视期间，一心争夺储位的皇长子允褆跟在皇帝身边，皇长子在皇帝面前没少说太子的坏话，从而对废太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九月四日，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在布尔哈苏台，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奉旨齐集行宫前，皇太子跪在地上，康熙垂泪宣布了皇太子允礽的罪状，后说：如让皇太子干预政事，“必致败坏我国家，　戕贼我万民而已　”，因此，不能让这不仁不孝的人为君。宣谕完毕，康熙老泪纵横，仆地痛哭。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死。康熙帝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康熙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废斥太子。但废了太子之后，又很难过，愤恨、失望、惋惜、怜爱，多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一连６天“未尝安寝　”，对诸臣谈起“涕泣不已”。九月十六日，康熙回到北京，当天召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等于午门康熙传　　　　　　　　　　　　　　　　　　　　　１４５内，宣谕拘留太子允礽。康熙亲自撰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被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废太子一事使康熙悲愤交加，心力交瘁。事后，他简直是哀求皇子们说：在同一天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和废皇太子两件事，心伤不已，你们仰体朕心，不要再生事。但是皇子们并未让他如愿。允礽被废，太子空缺，诸皇子立即为争储位更加积极活动起来。首当其冲的是皇长子允褆。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康熙立嫡不成，势必立长，但康熙对他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九月四日宣布拘禁允礽的同时，明确声明：允褆秉性躁急、愚顽，不可立为皇太子。允褆见自己夺储无望，意欲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并利令智昏，为了根除障碍，竟奏请杀掉允礽，并说相面人张德明相皇八子允禩的面，后必大贵。康熙在告天祭文中申明，不再立储，使诸皇子断其争夺念头。接着一再在诸皇子面前批评允褆的问题，并追查出张德明相面且有谋杀太子的企图，后来又查审，发现允褆用巫术镇魇允礽，并阴谋暗害亲兄弟。其母惠妃也向康熙奏称允褆不孝，请置正法，康熙不忍杀亲生儿子，令革其王爵，终身严加幽禁。皇长子失势，皇八子允禩势力大增，反皇太子势力聚集在允禩门下。允禩精明能干，在朝中有威望，康熙传　　　　　　　　　　　　　　　　　　　　　１４６党羽多，声势大，允礽被废后很有希望当太子。但康熙从相面等事情上发现他野心勃勃，“党羽早相要结”，后决定“将允禩镇拿，交与议政处审理　”，不久革去贝勒爵。储位空缺，诸子纷争愈演愈烈，使康熙认识到有必要把这个缺位补上，以堵塞诸子争储之路。其目标仍然是允礽。在调查处理允褆、允禩问题的过程中，康熙发现废太子时允礽的罪名原多不实。反之，倒是允褆等人要陷害以致谋害允礽。相比之下，允褆最狠毒，允禩最危险，允礽无大罪。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７）三月初九日，康熙以复立皇太子允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分别将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晋封亲王，七子、十一子晋封郡王，九子、十二子、十四子俱封为贝子。康熙试图以此促进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的团结。复立太子二年半之后，康熙第二次废太子允礽。其原因仍然是过去的问题，是皇帝与储君、皇太子与皇子之间争夺权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康熙复立允礽为太子有以观后效的意思。但随着太子复立，太子党也复聚。后来，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康熙决定再废太子。五十一年（１７１２）九月三十日，康熙巡视塞外回京当天就向诸皇子宣布　：“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康熙传　　　　　　　　　　　　　　　　　　　　　１４７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允礽拘执看守　。”十月初一，以御笔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允礽的理由。十一月十六日，将废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康熙第二次废皇太子，圣体亦曾“少有违和　”，但比较冷静，不像前次那样痛苦和愤懑，因为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立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太子可能更好。康熙再废太子后，已不欲再立储君，因而对眼睛盯着储位的皇子和保举皇子的大臣均极为反感。但诸皇子竞争仍未停息。尤其是皇八子允禩，得知太子再度被废的消息，得意忘形，结聚党羽，加紧活动，大有储君非他莫属之势。康熙对他深恶痛绝，批评也最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