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兵团由集结地区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敌侧后迂回。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急进，一昼夜前进140多里，于12日拂晓占领罗局镇与眉县车站，截断敌军西逃退路。彭德怀得知四军行动迅速，出色地完成预定计划后，十分高兴，当即发电嘉勉，并电令全军迅速合围，歼灭敌人。　　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动攻击，使胡宗南集团猝不及防。战役发展异常顺利、迅速，只一天多时间已从东、北、西三面将胡部之第十八兵团部及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第一一九军等包围于扶风、眉县地区。12日，胡部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集全力向罗局镇突围，企图撤向宝鸡。坚守罗局镇是第一野战军歼灭胡宗南主力的决定性一环，而对胡宗南部来说能否夺取罗局镇是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场激烈的战斗在罗局镇地区展开。胡军轮番冲击十余次，企图突围。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在罗局镇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指战员在“寸土不失”、“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与敌军反复拼搏，阵地屹立不动。　　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第三、第六军向罗局地区之敌右侧背进攻，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逐渐紧缩包围圈。在第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前后夹击下，到12日中午，敌3个军大部被压缩于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之渭河河滩上。下午3时，野战军发起总攻，8时左右，胡宗南部除一部南渡渭河逃命，大部被歼。第一兵团在全歼敌九十军的二十四师等部后，攻占眉县以西地区，将泅渡渭河的8000多敌人全部俘获。12日午夜，第二和第十八兵团在罗局、午井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镇等地。　　彭德怀针对胡宗南兵力集中但没有战役预备队的弱点，采取以一个兵团的兵力迂回敌侧后，两翼牵制，大胆插入敌纵深，断敌后路，然后包围分割歼灭敌人的战术，使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更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实为他军事指挥上的又一奇招。由于这一战术完全出敌不意，实际战斗时间比预计的要短，战果也比预计的要大，只花了一比十的代价，就把敌人4个军解决了。当他听到逃往渭河南岸的残敌也被消灭时，高兴地把拳头往桌上一击，说：“很好，这才叫全胜！”一年前在土基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四军（当时的四纵队），在这次战役中，一昼夜前进140多里，穿入敌后，在罗局镇顽强抗击，完成堵敌重任，他给予热情表扬：四军这次打得很出色，立了功。为夺取战役的全胜起到关键作用。　　扶眉战役经4天战斗，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扶风、眉县、凤翔、宝鸡等8座县城，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胡宗南主力被重创，残部退守秦岭，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青宁“二马”为保存实力，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之作战联盟实际已被粉碎，“二马”彻底孤立。彭德怀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追歼“二马”。　　扶眉战役后，退至陇东平凉地区的青宁“二马”，在国民党反动集团策划下，由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作战计划，准备负隅顽抗，以保甘肃、宁夏、青海3省。　　7月中旬，彭德怀在虢镇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总结扶眉战役和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他说：胡宗南虽然还有十多万兵力，但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彭德怀分析，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在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认为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推迟则困难更多。经会议讨论，决定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进行陇东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扶眉战役情况和平凉战役部署。23日毛泽东复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彭德怀指挥了陇东追击战。由于青宁“二马”均想保存实力，马鸿逵不想给马步芳当“马前卒”打头阵，“二马”的“平凉会战”计划流产，分向兰州、宁夏撤退。第一野战军二十多天的追击，前进近千里，歼敌万余人，解放了陇东广大地区，分割了青宁“二马”，打开了进军兰州、宁夏的大门。　　在追击“二马”，向兰州进军的途中，彭德怀目睹当地农民的极端贫困状况。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景象，使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深深地被震动了。一次，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他看到一家老小五口，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这种人家一旦有外人来，只好钻到破被里或蜷缩一团。彭德怀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比我童年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青宁“二马”的黑暗统治，给西北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为解放饱受痛苦煎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大西北各族同胞，彭德怀率领一野大军，加快了进军的步伐。　　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的几路大军前出赣南，进军福建，挺进湘中，威逼两广和四川。这时国民党又幻想以“天府之国”四川为中心，由云南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苟延残喘或卷土重来。为阻止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极力策动“二马”与野战军决战，把野战军拖在西北。逃到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召集“二马”和胡宗南到广州举行“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即以青马据守兰州，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以宁马和胡宗南部进行侧击，合歼野战军。　　青海军阀马步芳部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一支慓悍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士兵长期受反共灌输，异常凶残野蛮。作战时往往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西路军吃过它的亏，在西府战役中它又占了点便宜，因而气焰仍很嚣张。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十二和第一二九两个主力军5万多人据守城区，其中以八十二军的3个精锐师分守南山的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线；另以第九十一军、一二○军等3个军3万余人为左翼，于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布防，相机侧击野战军；以新组成的骑兵军约2万人，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保障右翼安全。青马企图依托兰州的强固工事正面抗击，由宁马和胡宗南军两翼包围，歼灭野战军于兰州城下。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彭德怀分析，敌人必然死守兰州。在兰州同青马决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拖住青马在兰州决战对野战军有利。在西安解放之后，解放西北这个第二大城市和反共中心，就基本上解决了西北问题。如果让青马跑回他的老窝青海，那里是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就将增加进军作战的困难，势必延长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彭德怀对部队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8月4日午，彭德怀同张宗逊、阎揆要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马军。命令要求各兵团于8月9日前完成进攻兰州、西宁的战斗准备。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说：预备命令，一般甚好。唯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青马残暴，对我敌意甚深，故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从事，大意不得。　　8月10日前后，第一野战军各兵团紧接着陇东追击战，不顾酷暑灼热，战胜狂风暴雨，冰雹洪水，分左中右三路向西进军。途中，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随时利用空隙做群众工作。沿途群众积极热情支援解放军。各部队互相鼓励：“英雄好汉，兰州再见。”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于19—20日顺利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兰州三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1—2道，高6—10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3—6米深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能发扬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兰州战役打响前，马步芳在对其部属的命令中宣称：“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则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第一野战军陇东追击顺利，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怕失去战机，急于歼灭之。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很不足的情况下，野战军司令部就下令向“兰州锁钥”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外围阵地发起试攻。因对地形侦察不细，没查明敌军的兵力火力部署，对敌之坚固工事和敌军的顽强性估计不足，野战军步炮协同不够，所以在外围攻打了一天，未夺得一个阵地，双方均有不小的伤亡。　　扫清外围主阵地的试攻没有奏效，彭德怀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敌情，查看地形，开展军事民主，讨论攻击战术。根据彭德怀的命令，部队用三天时间做了各方面准备。普遍进行阵地总结，深入政治动员，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认真侦察地形，反复夜摸道路，挖壕沟接近敌人阵地；大力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运输物资器材。　　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彭德怀等关于试攻兰州的报告来电指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此，“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做充分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彭德怀在23日到猪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接着，检讨说：“这次仗没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上。”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当时有的干部仍认为当前形势已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会固守兰州。彭德怀在一次会上又提醒说：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像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兰州。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有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成语吗？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敌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时，最须注意。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兰州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点解放。打不好，让敌人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　　经严密侦察，敌人主力在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攻占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据此，彭德怀又适当调整了兵力部署。8月24日21时，彭德怀和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25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野战军做了充分准备后，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敌军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野战军手中了。在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动反冲击。进攻部队攻占每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多次拼刺刀，同敌人肉搏。　　皋兰山的主峰营盘岭，敌之工事最强。当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冲锋到第一道削壁时，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这时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上，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雾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英雄，以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随后部队又突破二、三道削壁，在十六师密切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后来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在兰州鏖战之际，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西宁，同时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马步芳又于2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并于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行撤守青海。这时兰州的南山阵地均被攻占，青马军伤亡惨重，城中没有预备队，宁马和胡宗南的援兵一个也没有来。25日下午，那个发誓“与兰州共存亡”，嚣张一时的“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主力，趁夜幕降临之际，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　　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首先发觉敌人开始逃走。他们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26日凌晨，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的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青马主力基本上被消灭。　　兰州解放，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彭德怀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猛追穷寇，全部干净歼灭之。接着部署野战军左路先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城，然后进军新疆。　　9月5日，王震率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　　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在兰州解放后稍事休整，即挥戈北上，进军宁夏。彭德怀对杨得志、李志民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力，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这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9月初，第十九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17日，在常乐堡歼敌两个团。19日，敌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率部起义。至21日，宁马布置的三道防线全部被突破。野战军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宁马军指挥失灵，四散溃逃。马鸿逵之子、宁马军总指挥马敦静无计可施，乘飞机逃往重庆。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率残部投诚。23日，第十九兵团的杨得志、李志民，同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和马廷秀①，在中宁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天，第十九兵团进驻银川。残酷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集团被彻底消灭。宁夏战役共歼灭与和平改编国民党军四万余人，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　　早在1949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8月6日①，他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争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以为战斗方式之辅助。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②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兰州解放后，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命令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非常重视。9月10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这时，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已兵临玉门关下，紧叩新疆大门；加上省内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的民族军③的长期斗争的配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争取工作，使已经势孤力单的7万多国民党驻新疆军队，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骑五军军长马呈样、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荫、罗恕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乌鲁木齐），经南疆出走国外。以陶峙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9月25日和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宣布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和平解放。26日，彭德怀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希望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工作搞好。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与陶峙岳会谈的结果。准备将陶部整编为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实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供给制度。　　自10月10日起，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向新疆进发。10月20日进驻迪化。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人民群众箪食壶浆，“表示最高热忱”。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会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各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它是解放初期在新疆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12月12日，彭德怀对第一兵团部分指战员、新疆起义官兵、机关干部讲了话，正式宣布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　　年底，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山南北。至1950年3月，二、六军先后进驻南疆、北疆，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消灭青宁“二马”后，国民党反动派稳住西北，屏障西南的梦想完全破灭。胡宗南残部向四川逃窜。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十八兵团改归西南军区指挥，在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领下，紧追胡军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位于陕南地区的第十九军及第七军，也暂归西南军区指挥，配合第十八兵团，参加解放汉中和陇南的战役。　　11月底，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西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依靠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野战军战胜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敌人，取得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胜利。从1947年3月至1949年12月底，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计歼敌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省保安司令部、2个警备总部、1个补给区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15个师部、85个整团、43个营，共计51.36万多人。　　每当谈到西北人民的支持和后方的支前工作，彭德怀总是很动感情的，常说：“没有他们的支援，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五节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彭德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彭德怀，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就思考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9月27日他致电在西安主持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提出：各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贾拓夫同志应立即交出西安市长、军管会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计划西北经济建设上。他明确地说：“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1月15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1950年西北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唯一的玉门油田的石油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把横贯中国的交通动脉陇海铁路延伸到甘肃省会兰州。毛泽东同意彭德怀所提的工作方针。195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不超过10年，愈快愈好。这一年，彭德怀调动近10万军队参加修筑天宝（鸡）、天兰铁路。他对筑路工程十分重视，经常直接检查进展情况，还邀请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和苏联专家视察筑路工程，征询对西北交通建设规划的意见。彭德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亲临前敌的作风，在1950年四五月间，深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视察工作。他不辞辛劳，踏上雪积冰封的青藏高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肯定由青海入藏和修筑青藏公路的意见，确定以军队为主组织人力、物力施工。　　为解决新疆和西北地区紧张的财政经济问题，彭德怀由贾拓夫陪同，于1949年12月28日飞北京。当天晚上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彭德怀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建议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争取苏联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根据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第二天，彭德怀写了报告，由中共中央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他写道：新疆目前严重的问题是财政经济问题。要解决困难及将来建设新疆，我觉得必须有苏联的大力帮助。具体要求是：请苏联帮助解决明年新疆部队的服装、器材、交通工具；同苏联正式通商，以土产交换必需品；实行新疆与苏联地方性的经济合作，合组石油公司，合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以及把阿拉木图、迪化、哈密民航协定延长与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中苏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1950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圆满地解决了互通有无和争取外援问题。　　1950年1月间，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和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上，先后报告了西北地区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他说，总的任务是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建设新西北。“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生产，为了社会安定，医治战争创伤，生产是第一”。“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同时要抓紧工矿生产与交通运输，准备建设新的铁路。　　在领导工农业生产时，彭德怀一直很重视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1950年春发放棉籽工作中，事前研究计划不周，工作中又缺乏具体指导和深入检查，造成关中地区十几万亩棉田断垄缺苗，给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造成损失。这件事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对主要负责人的处分决定。此后，他多次以此为鉴，告诫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去，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靠发号施令去指导生产。　　为研究制订西北地区“三年经济建设计划（草案）”，彭德怀在1950年八九月间，接连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局常委会。他对工矿企业的布点、农业机器的制造、石油和有色金属勘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意见。指出计划尚不完整，只是个轮廓，还要逐渐充实。但总的目标要规定下来，发西北五省一市（西安市）征求意见。他强调计划的实施，最重要的是干部问题，要培养一批经济建设的新干部。　　在生产建设中，彭德怀非常重视发挥军队的作用，多次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精神。他说：“这么多部队，全靠国家养，是个大问题，应该搞生产。”“在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要继承以往艰苦奋斗的传统，成为生产建设中的生力军，成为建设新西北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动员从军队中转业一部分人员，以加强地方各种工作时，他鲜明地提出：“在战胜反动派之后，就应与自然作斗争”，我们要学会进行这场斗争。　　1949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不仅是一支国防大军，并且是一支生产大军，以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贯彻上述精神，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在12月27日发出指示，要求西北部队的绝大部分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应同战争一样的勇敢坚决、积极负责，充当大西北的先锋”。　　彭德怀在西北各省检查工作时，一再号召全体干部和当地驻军要在边疆地区“安下心、扎下根”，和各兄弟民族一起把西北建设好。他说：今天咱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定要搞好生产。我们要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彭德怀常说：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他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西北地区度过的。西北人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支援和养育了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西北的高原山川到处有他和子弟兵的足迹。他经常深入群众，对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艰辛困苦有深刻了解，决心以坚强的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各族人民改变西北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造成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有的甚至彼此戒备，互相仇恨。个别地方时有械斗和仇杀现象发生。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是关系到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重大问题。彭德怀深切了解处理好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必须“建立各民族间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早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里，他就挤时间翻阅了大量地方志和历史资料，浏览了左宗棠文集，还经常找熟悉边疆情况的人询问和座谈，了解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为了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根据彭德怀指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编写了《回民问题工作手册》和《入城守则》。彭德怀说：“一定要让指战员了解他们和汉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忌讳什么，我们就不要做什么。”后来干脆做出规定：在进军路上，凡是清真寺，一律不准干部和部队进去。　　为着开发建设大西北，彭德怀以极大精力，关怀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9月野战军前委发出的一个文件，就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必须设立少数民族学校或训练班，大量培养各族干部”。随后根据毛泽东11月间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的指示，要求各省应举办少数民族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1950年2月3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军政委员会第一次行政会议上通过决议，报请政务院在兰州设立民族学院，以利于“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由于彭德怀十分重视，工作抓得紧，西北地区在一年之内，培养了近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各民族间团结合作互助友爱的新关系开始建立。　　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关于成立中共新疆分局的指示电指出，新疆“应该建立党的组织”。11月中旬，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并告王震、西北局，进一步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开始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我们认为是适宜的。可是当时有少部分汉族干部，只看少数民族几乎都信仰宗教，又不吃猪肉，错误地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很难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彭德怀批评持有这种错误看法的干部，又耐心进行启发教育，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主张无神论。但我们又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看到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长期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的。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主要根据他们的觉悟，在过去革命斗争及当前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不能光看是否信仰宗教，是否吃猪肉。他风趣地说：“蒋介石吃猪肉是反革命，马步芳不吃猪肉也是反革命。”强调要严肃批评干部中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和言行。中共中央关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党的指示，在彭德怀和以王震为首的中共新疆分局的努力下，得到了顺利贯彻。民族军的军长副军长几位领导人，在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50年7月，全区已发展共产党员520多人，建立了一些基层党组织。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仍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和妻子住在军政委员会机关会议厅旁一间小小的休息室里。军政委员会其他负责干部也都居住简陋。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调整住处，一再被拒绝。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他的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为西北党政机关树立了榜样。　　1949年11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共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提出了反对铺张浪费问题。他说：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在5—10年内必须特别节俭。并明确宣布除建设工厂必需房屋外，一般军、政、党机关，在数年内不打算另建房子。他号召西北全体干部，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号召党员干部要做刻苦节约的模范，准备继续过一段艰苦的生活。　　但是在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人们已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从乡村进到城市，面临着新的考验。一些干部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受的思想，铺张浪费的现象开始冒出来。彭德怀及时抓住刚刚露头的危险倾向，反复教育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厉行廉洁朴素的作风”。他严肃指出：要把老资格的包袱放下，不要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依靠劳动人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科学武器，我们将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些人还不是住在牛圈里，打牛屁股的。”　　为了克服不良倾向，发扬廉洁作风，1950年3月，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行政会议上，先后两次作了《精简机构，厉行廉洁朴素作风》和《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腐化》的长篇发言。他指出：铺张浪费就是抵抗勤俭建国，本位主义就是抵抗统一领导，游击习气就是抵抗法制命令。铺张浪费，甚至贪污，是对人民事业、对祖国建设的一种罪恶。我们的革命同志如果沾染上这种可耻可憎的思想习惯，就是危害人民利益的罪恶行为，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如果我们不坚决反对，就是学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所以一定要把“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为每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忠实执行。　　根据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的决定，从3月开始，在西北大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运动。5月底，中共西北局发出整顿干部作风的指示，使整风更明确、更有计划、更普遍地进行。到9月初，参加整风的人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写个人检查。9月6日，彭德怀在西北区一级整风座谈会上作了反对错误倾向，改进领导作风的系统总结。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先后发表了彭德怀写的《新西北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约文章，从军事、财政经济、政权建设、民族团结、改革与发展文化教育等五方面，总结了军政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　　国庆活动一结束，彭德怀又全神贯注地考虑三年建设计划的落实问题。10月4日，中央派专机接他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研究派志愿军支援朝鲜的抗美战争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率领英雄的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位刚卸战马，指点江山的大将军，来不及向其他西北党政军领导交代工作，也没有时间向中央负责人汇报西北经济建设的设想，甚至顾不上同他的夫人浦安修告个别，又踏上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新征程。　　第20章 受命援朝　　历史的进程常常出人意外。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他征衣方解，又不得不奉命率师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向东南伸入黄海与日本海之间，三面环海，背连大陆，地形狭长。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半岛上以北纬38度线作为两国军队对日军进攻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获得解放，美、苏两军遂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地区。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部在美国的扶持下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朝鲜北部也于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三八线”成了南北对立的界线，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南部“大韩民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南北矛盾日益加深，政治和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了内战。　　战争爆发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命令美国驻远东部队对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公然入侵朝鲜。又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中国的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在此严重的形势下，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组成“联合国军”①，授权“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帅联合国军去协助南朝鲜政府军作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①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由于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半岛局势日益复杂和严重。　　为了应付朝鲜战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7月7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开往与朝鲜相邻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布防待命，以备支援朝鲜和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　　8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约80％的地区。进到洛东江边时，在美国陆、海、空军和南朝鲜军的阻击下，双方形成胶着状态，人民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毛泽东估计朝鲜战局会发生重大的曲折变化，于8月27日给彭德怀发去一电，说：“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从朝鲜人民军进攻到南朝鲜南端的洛东江一带后，远在中国内地的彭德怀就对朝鲜局势表示不安，说：“这样向南打下去可能会出问题。”②　　不出所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集中7万余兵力在海、空军的运送、掩护下，于9月15日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拦腰截断。此时，在洛东江布防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约10个师，配合仁川登陆部队向北反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供应断绝，遭受严重伤亡，被迫后撤。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乘胜前进，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他可越过“三八线”，消灭北朝鲜军队。③　　9月29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附近。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警告美国政府说：“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不可能出兵援朝与美军作战。10月1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向毛泽东紧急提出：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入夜，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里，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讨论出兵问题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一直到天亮。就是在这天夜里，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电召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来京面商朝鲜局势，并下令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　　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来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准备于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1950年10月4日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说：“那我总要给其他同志打个招呼吧？”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让常分头转告西北局其他负责干部。此时，遇事沉着的彭德怀也感到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管开什么会，他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　　下午4时，专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彭德怀快步走下舷梯，几辆小汽车早在等候着。前来迎候的人传达毛泽东的交代，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彭德怀说：“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先去中南海！”①　　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解释说：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首先发话：“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彭德怀坐定，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他来京前，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这时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理由主要是：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②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③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4日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①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颐年堂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发言中，仍有两种意见，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到中南海去参加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入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对于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炮兵一师、二师、八师。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同一天，毛泽东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请他派人立即前往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晤。　　1950年10月8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高岗率临时指挥所人员乘飞机到沈阳。同日，中共中央根据事先与苏联方面的协商，派周恩来秘密飞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10月8日黄昏，金日成派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谈，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首相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首先控制咸兴和新安州的意见。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彭德怀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彭德怀要求各军克服困难，在10天之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在会议上，各军干部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会议还在进行中，9日11时彭德怀和高岗就急电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总兵力达40万，拥有各型飞机1000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300多艘。其先头部队13万余人越过“三八线”，继而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推进。麦克阿瑟再次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人民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当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彭德怀面对危局心急如焚。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保初战获胜，当日，他在和十三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等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部署方案后，致电毛泽东说：“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德怀又深感8日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于10日20时，再电请示毛泽东，他拟于11日渡江赴德川与金日成面商。　　10月11日，彭德怀率领临时指挥所人员抵安东。不顾连日疲劳，翌日即前往鸭绿江北岸察看渡江地点，听取驻军领导汇报部队渡江准备情况。晚上突接聂荣臻电话，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未准备好，暂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要彭德怀火速回京开会。紧接着毛泽东来电指示十三兵团各部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要高岗、彭德怀翌日回京。于是，彭德怀12日深夜又乘火车由安东返沈阳。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回到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迎击向北冒犯之敌。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① 中央做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当天即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继续做好出国准备。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出兵后的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已集结在鸭绿江北岸的志愿军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及汽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至元山线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告急。金日成派外务相朴宪永来沈阳会见刚从北京飞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进攻，迟滞敌人。”16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赶到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他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东西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他针对出国作战的新情况，特别强调：“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彭德怀最后强调对入朝作战要做相当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十三兵团司令部研究渡江方案，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10月17日，彭德怀和高岗飞回沈阳，正与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问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要他和高岗于18日火速回京，并告：“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10月18日清晨，彭德怀、高岗再次乘专机返回北京。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被困，危在旦夕。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由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① 随后，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拟发了给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及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的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第21章 扭转危局　　1950年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说：“啊哎，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9时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李富春、贺晋年、李聚奎等早已在此等候，彭德怀来不及坐下就说：“从今天起，我国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这次志愿军入朝作战，可比辽沈战役的规模大得多，任务要艰巨得多。过去我们在国内作战，物资弹药主要靠敌人‘供应’，现在是靠我们自己。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你们要紧急动员，全力以赴。”　　当天下午，彭德怀和高岗乘专机在4架战斗机护航下到安东，这时，各路渡江部队正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为抢在渡江部队之前入朝和金日成面商，彭德怀到了志愿军镇江山招待所，来不及进屋，就在院子里向十三兵团领导人传达了在北京研究的作战方案。　　10月19日傍晚，安东地区冷风夹杂着细雨。彭德怀在江畔与前来送行的高岗和志愿军领导人匆匆握手告别。说话间，司机踩开了油门，随行参谋杨凤安和警卫员郭洪光、黄有焕都上了车。彭德怀跃进车内，吼了一声：“开车！”汽车冲上鸭绿江大桥。这时北风大作，雨雪交加，夜幕笼罩了鸭绿江两岸的山河大地。经过整整10天分秒必争的工作，彭德怀来不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穿来的旧粗呢子黄军装，就乘车离开了祖国。在吉普车后面，只一辆装电台的卡车紧紧跟随。　　汽车进入朝鲜国土，彭德怀突然命令司机停车，将头伸出车外，默默向大桥北方了望片刻。他是想再望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是望一眼这随时可能遭敌机炸毁的鸭绿江铁桥呢？或是了望即将跨江而过的志愿军先头部队呢？他没说一句话，即将车门关好，命令司机：“开车！”他是率先踏上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成员，也是亲手揭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幕的志愿军统帅。从此，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响遍了全中国。　　汽车在雨雪中抵达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因敌机空袭，市区一片黑暗，没有行人。汽车停在一条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把翻译带上，语言不通，无法问路。正焦急为难时，朴宪永遣人来街口迎接。朴宪永一见到彭德怀，就焦急地说：“今天敌人占了平壤，现在金首相已撤离德川，我正与金首相联系，请彭司令在此稍候。”听到这突然变化，彭德怀立即让杨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朝鲜地图铺在地上，拿过蜡烛来仔细查看。根据朝鲜人民军的现状和敌人进攻的速度，他估计志愿军过江后，难以抢占平壤到元山的原定防线，可能要在德川、宁远线以北和敌人打一场遭遇战。　　约两小时后，朴宪永请彭德怀同去水丰发电站与金日成联系具体会面地点。彭德怀经过10个昼夜的紧张工作，已是面颊消瘦，两眼红肿，十分疲劳。杨参谋劝他趁坐车去水丰的机会再睡一会儿，可形势如此严重，哪能睡得着呢？彭德怀感慨地对身旁的参谋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不过我已告邓华、洪学智通知各军要有打遭遇战的准备，那时还得要采取以运动战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老办法去歼灭敌人。”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三个军（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开始分三路秘密渡过鸭绿江。第三十八军作为二梯队，尾随四十二军渡江开进。为保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彭德怀规定各部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昼宿，隐蔽地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行程，彭德怀一行于20日黎明前到达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得到前线报告，敌军继续北犯，形势更加恶化。在与金日成取得联系后，傍晚又乘车向平安北道昌城郡之北镇进发。彭德怀、朴宪永乘小车同行，和迎面北撤的朝鲜党、政、军、民的人畜车辆碰头挤在一起。小车还可勉强开进，但电台卡车却掉了队。经过一夜走走停停的艰难行程，彭、朴于21日黎明前到达金日成指定的会晤地点：位于东仓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小村庄大洞。朴宪永领着彭德怀下车步行，在一间草房里找到了我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抗日战争时期，柴曾在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这时看到阔别多年的彭老总冒着敌人的进攻独自来到这炮火连天的前线，真是由衷的敬佩。彭德怀在一个破瓦盆里洗脸提了提神，就向柴详细询问前线情况，一直谈到天亮。　　上午8点半左右，金日成派人来请彭德怀，柴军武陪同前往。两人在田埂上边走边谈，突然，彭德怀停步问：“军武：你身上带着小剪刀没有？”说着抬起两臂，两个破袖口上掉着一些长短不齐的线头。柴军武会意地笑了，就摸出一把指甲刀给他修理起来。指甲刀剪不齐，彭德怀把头一摇，说：“算了！实在太紧张了，没时间换衣服。反正是战争时期，就这样去见吧！”②　　两人来到一所整洁的朝鲜式房屋前，早已在室外等待的金日成微笑着迎上前来，说：“我代表朝鲜党和政府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热烈真诚地欢迎彭德怀同志！”即引导彭、柴脱鞋入室，开始了首次会谈。　　彭德怀在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后，向金日成介绍：中国志愿军先头部队共有4个军和3个炮兵师。此外，还有高射炮团、工兵团、汽车团等部共约25万余人，已于19日晚开始分批自安东、长甸河口、辑安3个方向渡鸭绿江入朝。根据敌军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已建议毛泽东再调2个军尽快入朝参战，这样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将达到6个军共约30多万人。中央军委准备再调两个兵团共6个军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还可继续增调。金日成面露笑容，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全力援助。彭德怀根据金日成介绍美军大规模北进的情况和人民军的现状，分析志愿军原定在平壤以北的龟城、德川一线构筑防御阵地阻敌北进，保持一块歼敌基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他认为麦克阿瑟占领了平壤，绝不会到此为止，下一步肯定就会向鸭绿江边进犯。为使朝、中两军能协调作战，彭德怀希望金日成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故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协商解决。中国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彭德怀指挥处置。　　就在金日成、彭德怀会谈的前一天，前线战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20日，美军空降兵第一八七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的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　　这时，麦克阿瑟还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为微小”，命其空军掩护地面机械化部队分东、西两路以最快速度北进。西线南朝鲜的3个师抢先前进到顺川、成川、破邑之线；东线南朝鲜的首都师攻占了志愿军原定进行防御的五老里、洪原等地。而过江入朝的志愿军5个师，距离原定防御地区尚有120—170公里。　　但美军实施空降和大举北进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大洞。因为，10月21日上午金日成和彭德怀在大洞会谈时，金日成未带电台，彭德怀带的电台车掉了队尚未赶到。他们只看见大批敌机掠空而过，听到隆隆的炮声由远渐近，对前线的情况却不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茅屋内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了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但他看见的是身背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彭德怀回到屋内，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因为此时此刻，彭德怀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包括他自己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一个司令，一个参谋，一个司机和两个警卫员。　　正是人少目标小，也给他们带来了幸运。1968年9月25日，彭德怀在被监禁受审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我与金日成会谈时，问了当前敌情，金答：”还在德川附近，离此约二百里。‘其实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日成）幸免被俘。“　　10月21日下午，由通信处长崔伦带的电台车终于赶到大洞。彭德怀即跑到电台旁，看着发出他入朝后第一次给邓华并毛泽东、高岗的急电，报告他已于本日晨9时在东仓北镇间之大洞与金日成见面，“前面情况很混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根据美军速进，志愿军已不可能进入原定防御地区的情况，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目前应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及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离东西敌人联络，异常重要。”“我能确实控制熙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请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三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和10月21日晨3时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指示精神正相符合。因电台未到，彭德怀未能接到这个指示。因而，毛泽东又于22日电邓华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说：“敌进甚速，请照彭电立即用汽车运一部兵力去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先运几个营去也好。”毛泽东令邓、洪、韩迅速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毛泽东还切切电示彭德怀和邓、洪、韩：“此次是歼灭李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0月23日，炮声由远渐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这时，朝鲜人民军正向北撤退，而中国志愿军尚未赶到。位于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彭德怀和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几名电台人员；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警卫班十余人。傍晚，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前进到大榆洞山沟口。该师师长邓岳回忆说：“这时，听到东南方向几十里外有咚咚的炮声，我们判断是温井方向。但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此仗怎么打，我们非常着急。于是，我和政委张玉华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发现在茅屋周围有几个人民军站岗。正要打听，在屋外亟望的杨参谋首先看见了我们，他高兴地带领我俩快步走向一幢大窗户房屋去见彭总。我们在门口喊了声‘报告’，杨参谋向彭总介绍，彭总马上紧紧握住我们的手，情绪非常激动地说：”你们率部队来到这里太好了，太好了。‘又问：“你们吃饭没有？’然后让我们坐下，亲自给我们倒水喝，我真想不到彭总对下级竟是这样亲热。我向彭总报告说：”我们一一八师共有13000多人，现在听到温井方向炮声不断，但前面情况一概不知，请彭总指示我师到那个方向去作战。‘彭总非常生气地说：“现在敌军正跟踪追击，到处乱窜，情况很危急，你师赶快去温井以北占领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形成一个口袋，大胆把敌人放进来，然后猛冲猛打，狠狠煞一下敌人的气焰，掩护我军主力集结展开，这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你们师是打头阵的，看看你们行不行。’彭总明确而坚定的指示，使我俩增强了信心，立即率领部队迎着炮声朝东南的温井方向跑步前进。”① 邓岳又回忆当时彭德怀在大洞的处境，说：“敌人是乘坦克和汽车进攻，速度很快，非常猖狂。大洞离温井只有几十公里，真危险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彭老总为党为国身先士卒，大敌当前临危不惧的精神，我仍记得很清楚，那危急的情景真是永远忘不了。②　　10月24日晨，彭德怀和朴一禹率指挥所人员由大洞转移到附近的大榆洞金矿。该矿已停产无人，矿址坐落在两面大山之中，矿洞口外山坡上有几处简陋平房。其中一幢较宽大的铁皮顶木板工具棚，做了彭德怀的宿舍和司令部作战室。其他几处工棚，做了司令部的宿舍和办公处。　　24日中午，原留在安东指挥志愿军渡江的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及司令部机关人员到达大榆洞。下午，在作战会议上，确定了彭德怀提出的大胆实施战役迂回，以分割包围穿插的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力求稳定局势，站稳脚跟，然后再反击敌人的战役方针。这时，麦克阿瑟指挥的东西两路第一线军队共10个师1个旅又1个空降团共约13万之众，被朝鲜北部的高山峻岭隔断，在北进中互不联系，中间出现了80多公里的空隙，他也不在意；而南朝鲜军队为抢先攻到鸭绿江，又各以一两个营为一股放胆而进。彭德怀根据敌军态势，决定集中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全部及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于西线的云山、熙川地区，以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围歼敌人；东线山高林密，则由四十二军军部率两个师在长津以南进行阻击，保障西线各军侧翼安全。　　10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以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以彭德怀为志愿军党委书记，邓华为副书记。自此，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核心。　　10月25日，西线“联合国军”分多路毫无顾忌地北进。7时左右，南朝鲜军第一师先头部队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遭到志愿军四十军一二○师迎头痛击。10时左右，南朝鲜第六师先头部队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由温井北进到两水洞地区，正闯入彭德怀部署的志愿军四十军一一八师口袋阵里。一一八师师长邓岳，根据彭德怀“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的指示，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不到两个小时，将大摇大摆的几百敌人全部歼灭，从而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这具有历史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后来即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　　10月25日晚，彭德怀根据敌人兵力分散且尚未判明中国军队是否入朝的情况，又决意改变作战方案，给毛泽东去电说：“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个）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在第一战役的数个战斗中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毛泽东翌日复电，完全赞成彭德怀“分途歼敌”的方针。　　麦克阿瑟对南朝鲜第六师五百多人在温井以北被歼一事置若罔闻，对李承晚一再吃惊的喊叫已遇到中国军队的呼声也满不在乎。仍令其第一线主力部队十余万人继续向鸭绿江推进，要按原定计划在11月23日美国的“感恩节”前占领北朝鲜。后来担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回忆当时东西两路敌军的情况道：“联合国军在沿着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前进时，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联络。”①　　10月26日下午，彭德怀召开志愿军紧急党委会，讨论歼敌部署，他针对敌人进攻的特点说：“我军必须依据麦克阿瑟的战役企图，采取相应的对策。现在后梯队第五十军和六十六军已开始过江向指定路线前进，我们地面兵力已占绝对优势，关键是各军能否抓住战机和敢于大胆穿插围歼敌人。”会后，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再次电令各军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主力隐蔽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同时四十二军的两个师亦已奉命在黄草岭、赴战岭一线钳制东线之敌，配合西线作战。　　10月31日，西线敌军分路向新义州和朔州方向进攻，先头部队进到距中朝边境仅30公里的大馆洞和南市洞一线。彭德怀迅即抓住战机，以三十八军断后，三十九军、四十军分歼云山、宁边之敌，新入朝的六十六军钳制美、英军队，对敌分割包围。　　11月1日15时，志愿军各军、师遵照命令，对当面之敌发起围攻。三十九军提前发动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占了云山，歼灭美军骑一师第8团大部和南朝鲜军一部，缴获大批物资。志愿军与美军的第一次交锋，取得胜利。　　在志愿军各军的连续突击下，敌人深恐后方交通被切断，遂于11月3日在大量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彭德怀即令各军“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敌人逃脱”，又命三十八军迅速向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切断敌人与后方的联系。由于三十八军没有按时到达指定歼敌位置，敌人大部漏网逃走。11月4日，西线敌军除以小部兵力阻止志愿军进攻外，其主力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彭德怀对这次精心部署的歼敌方案没有完全实现大为恼怒，考虑到歼敌机会已失，部队所带粮弹消耗将尽，如渡过清川江追击，势必陷于不利态势；同时敌人主力未被歼灭，很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为保持下一战役的主动，即于5日下令西线各军停止进攻，结束战役。　　东线志愿军四十二军奉彭德怀之命，以两个师的兵力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在咸兴以北之黄草岭凭险据守，敌军用几十架飞机和大量坦克配合，对四十二军阵地进行连续而猛烈的攻击，四十二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依托野战工事，与敌连续激战13个昼夜，歼敌27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进犯江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的作战。彭德怀特电四十二军之一二四师全体指战员予以嘉奖。由于志愿军主力在西线反击作战已告结束，彭德怀命令该军于7日凌晨转移休整，准备再战。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之间的第一次战役结束。　　第一次战役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极端危急、志愿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战斗，志愿军获得初战胜利，计歼敌1.5万余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清川江以南，打破了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稳定了朝鲜战局，志愿军也站稳了脚跟。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给骄进之敌当头一棒，体现了毛泽东的英明决断和彭德怀高超的指挥艺术，也体现了志愿军敢于以劣势装备歼敌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来接替“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军上将李奇微对此评论说：“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利用隧道、矿井、丛林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面做成的干粮，他们避免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因为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中国的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① 李奇微又写道：“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致于很多部队还未能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② 美国的战史学家也对此评论说：“联合国军在同他们接触以前，一直没有发现他们。我们的飞机在上空搜寻时，伪装得十分巧妙的中国军队都隐蔽起来了。”③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部队渡江之前规定务必严格保密和伪装的效果。　　但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结果并不满意，为了总结经验，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就在大榆洞召开志愿军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第一次战役的基本总结及第二步作战方针”的报告。他说：“这次战役之所以击溃敌人多（14个营），歼灭敌人少（11个营），客观原因是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山大林密、道路不熟、语言不通、散兵难俘等。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有的部队在敌我相等的情况下，不是采取以小部挡正面，主力从敌后和侧翼攻击；不懂得首先完全断敌退路，把自己的主力插到敌背侧攻击是最有效歼灭敌人的战法。”他表扬了担任正面攻击的三十九军、四十军及时捕捉战机，打得勇猛顽强。四十二军两个师在东线顶住了敌军多次猛烈进攻，完成了牵制东线之敌的任务。彭德怀严厉批评三十八军的领导对敌估计过高，不敢大胆截断敌人退路，使这次可能歼敌两三个整师的战役计划未能完成。彭德怀说着说着，火气越来越大，将右手重重地往桌案上一拍：“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怒声震动会场。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指挥员回忆说：“彭总的讲话，真有‘叱咤则风云变色’的威力。”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稍停，彭德怀的语气缓和下来，说：“当然，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我彭德怀也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你们。”关于下一步行动，彭德怀说：“此役未歼灭敌军主力，敌人也还没有摸清我军的兵力，一定会组织反攻，我军应作好迎敌进攻的准备。在我空军、炮兵、坦克未组成前，我们仍以分散敌人，尔后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在这次总结会议上，彭德怀对参加这次战役的各部队有表扬，有批评，功过分明，不讲情面，使各军指挥员深为信服。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邀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在大榆洞外散步。自从受命担任志愿军司令员以来，彭德怀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抗日战争中，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司令，邓华是八路军下属的支队指挥员，现在却并肩共事。两人边走边谈，有说有笑，邓华要彭德怀谈他的战争经验，彭德怀说：“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就少流一分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那痛苦和悲伤都是难以忍受的。”返回司令部时，彭德怀又说：“今后指挥打仗要学更多的科学知识，这主要要靠你们及年轻的同志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还没有把麦克阿瑟打痛。麦克阿瑟判断中共只派出少数志愿军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为了保卫边防和鸭绿江边的电力设施；中国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贫困，百废待兴，无力支援这场战争。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① 随即调集大量兵力，凭借强大的海、空军支援，发起“圣诞节回国总攻势”。　　这时，麦克阿瑟指挥的第一线作战部队共5个军13个师另3个旅和1个空降团，约22万人，飞机1200余架。其部署是，东线以美军第十军为主力经长津湖西进，西线以美军第八集团军为主力由清川江北上，计划在江界以南之武坪里衔接后，围歼在朝鲜北部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圣诞节（12月25日）”前攻占全朝鲜。　　11月3日，彭德怀电毛泽东，建议将华东的第九兵团之二十七军开新义州东北地区隐蔽集合，准备“联合国军”再攻。4日，彭德怀又向毛泽东报告：“拟采取巩固胜利、准备再战的方针。当前具体工作是消除疲劳，总结经验，加强运输，储存粮食，利用大山深沟处挖窑洞，打土坑、糊泥棚，解决住宿困难。在内线要点构筑必要工事，如敌再进，诱其深入后歼灭之。”　　11月7日，被志愿军击退到清川江以南的敌军，经过重新整顿，以部分兵力对志愿军阵地实施试探性进攻。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为阻止志愿军继续增兵，命令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的力量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美国空军每天出动各型飞机达1000架次，对鸭绿江大桥和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等地进行毁灭性轰炸。鸭绿江南岸一片火海，浓烟滚滚，所有城镇都化为废墟。　　就在美机狂轰滥炸之时，志愿军后续部队第九兵团（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15万人于11月7日、12日、19日先后巧妙地由辑安、临江秘密渡过鸭绿江，担任东线作战任务。志愿军第一线作战部队达到9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为“联合国军”第一线兵力的1.7倍，东西两线志愿军的地面兵力均占敌优势。　　为了下次战役歼灭大量敌人，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彭德怀分析说：“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30—50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经过讨论，大家同意彭德怀的方案。会后，彭德怀命令各军，把清川江、大同江以北的德川、戛日岭、杜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诱敌上钩。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各军在后撤时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已溃不成军。而志愿军主力则转移到敌人侧翼，进入山林，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消除各种可疑痕迹。　　当时，朝方领导人对彭德怀后撤几十公里诱敌深入的战役部署十分不解，询问彭德怀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忽视了在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具体条件，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他们的意见，那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联合国军”自7日开始试探性进攻后，前线指挥官接受第一次战役中被围歼的教训，前进谨慎，边进边看，进攻速度十分缓慢。至15日，平均每天只前进两三公里，迟迟未进入志愿军预定歼敌地区——东起宁远、德川，西至云山、纳清亭之间。后来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在回忆中写道：“前线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不折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　　为“在清川江畔钓大鱼”，围歼更多的敌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9个军共30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而以西战场为主。西线集中6个军18个师，东线集中宋时轮兵团的3个军12个师参战。彭德怀接受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加强对第一线迂回部队的指挥，遂决定由副司令员韩先楚组成志愿军前进指挥所，直接指挥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作战。韩先楚当时不过40岁，善打硬仗恶仗，屡建战功。17日临行前，彭德怀对他说：“在第一次战役中，三十八军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逃跑了，使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战果十分的不理想。我听说三十八军过去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所以，仍让三十八军担任西线迂回阻击任务。这次阻击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你们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直插交通要道三所里，这是我军截断敌军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一定要按规定的时间插到底。你要亲自到前线指挥该军行动，如插不到指定位置，别回来见我！”② 彭德怀来回踱了几步，又继续说：“沿途可能会遇到小股敌人的纠缠，能避则避，不能避时就冲过去。在占领三所里和龙源里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像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后退！”①　　11月17日，彭德怀指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挑选一批俘虏放回去，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被围的敌军官兵缴械投降，减少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彭德怀的这一决定立即得到毛泽东18日的回电赞扬，说：“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今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18日晚第一次释放100名战俘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1月23日，美联社记者报道被释放的美国俘虏说：“他们得到和中国军队同样的口粮，中国军队待他们很好，并对受伤者进行治疗。”“中国士兵不搜美国士兵的口袋，不拿他们的香烟和手表等日用品。”释放美军战俘对美军震动很大，在第二次战役中，有两起共280名美军士兵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投降。　　鉴于“联合国军”行动变得谨慎缓慢，16日，彭德怀电令各军继续北撤，一律停止向前进之敌进行反击，以诱敌放胆向我预定战场前进。麦克阿瑟及其司令部果然判断志愿军继续后撤是“因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又吹嘘：“联合国军对鸭绿江沿岸实施的空军突击，已迫使中共后续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仍断定入朝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②。于是，命令东西两路军队加快北进速度。美国合众社记者自前线报道说：共军对前进的美军未加抵抗，但是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几乎和敌人一样厉害，滴水成冰的气候阻碍了现代化装备的运动。大批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的军队向北急进。第八集团军从左翼向清川江以北进攻，第十军从右翼向江界进攻，左右两路直奔鸭绿江。此时，隐蔽在西线的志愿军6个军的主力部队已分别转移至龟城、云山、德川以北地区，东线3个军也全部秘密地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战役集结。西线由韩先楚组成的前进指挥所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详细制订了歼敌计划。11月22日，西线冒进之敌薄弱部位在其右翼的南朝鲜第七师第八师。而该敌对面，正是志愿军左翼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彭德怀高兴地手拿放大镜在地图上看来看去，认为诱敌上钩之方案确已实现，敌军正向志愿军预定的战场前进，赶快把副司令邓华、洪学智和参谋长解方找来一起研究，认为这次战役选择在这里开刀十分恰当。即日，令韩先楚和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以先切断、后包围的战术，求得全歼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七、八两师。攻击时间仍按21日下达的命令定于25日晚开始。　　这时，“联合国军”正气势汹汹地急速北进。24日，其东西两路地面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配合下发起全面进攻。面对敌军的攻势，又有人对志愿军是否能顶住飞机、坦克加大炮的敌人十分担心。彭德怀则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对司令部的人说：“要诱鱼上钩，你必须让鱼尝点甜头。麦克阿瑟吹嘘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看看这次战役究竟谁能把谁吃掉。”③ 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彭德怀再次电令各军仍以小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诱其深入，为分散敌人创造有利战机。麦克阿瑟在日本东京总司令部得意地说：“‘联合国军’猛烈的钳形攻势已经开始，全面的空中突击均已达到了目的。”他高兴地收看来自前线的电报：“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最后胜利即将到来”。① 11月24日10时，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随后，他乘飞机到朝鲜上空“亲自侦察一下朝鲜北部的地形，并寻找敌人行动的迹象”。但他“看到的是那广阔无垠、十分荒凉的乡野，起伏不平的山丘、和张着大口的裂谷。而鸭绿江满江碧绿的江水被无声无息的厚厚的冰雪所覆盖了”②。随后，麦克阿瑟返回东京总部对他的部队广播说：“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　　11月25日，即麦克阿瑟发表公报的第二天，西线“联合国军”各路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翼侧暴露，后方空虚，完全中了彭德怀之计。西线志愿军各军则按彭德怀的命令完成攻击准备，定于当晚对敌发起大规模反击。当此紧要时刻，却“祸从天降”。驻在大榆洞南山坡上的志愿军司令部，突遭美国飞机的轰炸。这是由于几天来志愿军司令部收发电报甚多，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测向，发现了志愿军总部的位置。25日上午11时左右，4架美国轰炸机突然飞临司令部上空，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作战室的木板房和周围的山林、小屋，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而起。翻译毛岸英、参谋高瑞欣二人正在木屋内值班，来不及逃出，不幸牺牲。大家围着遗体痛哭，彭德怀脸色苍白，眼含热泪，悲愤交加，默不作声。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几次来电督促他：“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等等，词义急切。而他每天只忙着指挥打仗，没想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不幸，使他既内疚又追悔莫及。　　中午，司令部机关几乎没人去吃午饭。下午3时，彭德怀和志司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把这次不幸事件报告军委。电文如下：“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25日16时。”中央机要室收到电报后，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在电报上写道：“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在美机轰炸大榆洞的25日黄昏时分，第二次战役按照彭德怀的命令打响。西线志愿军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在韩先楚指挥下，乘敌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地对进犯到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第七师、第八师发起猛烈攻击。一夜之间，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从敌右翼涉过大同江，到达德川以南，切断了敌南逃退路。一一二师从敌左翼进攻，迂回到德川以西，切断了德川与军隅里敌的联系。从正面进攻的一一四师则进据德川以北，从而完成了对德川之敌的包围。敌人在大量飞机掩护下，企图向西南突围，均被打退，激战至26日黄昏，南朝鲜第七师5000余人大部被歼，美军顾问7人全部被俘。　　志愿军四十军主力担任配合三十八军方向作战，于25日晚向球场以北之美军第二师一部发起进攻，歼敌数百人，余敌向南溃逃，该军未完成穿插分割的任务。这又使彭德怀坐卧不安，在作战室里踱来踱去，指示参谋长解方立即发电，令四十二军向三十八军靠拢，配合该军堵截南逃之敌。四十二军3个师与敌展开激烈战斗，至26日拂晓，攻占了宁远城，将南朝鲜第八师大部歼灭。　　经过26日一天的战斗，志愿军在德川、宁远地区打开了战役缺口。27日晚，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为配合西线各军作战，按预定计划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彭德怀判断，在东线志愿军开始攻击后，西线之敌可能退向清川江南岸阻止志愿军南进，即令西线各部向当面敌军进攻。28日晨，各军均占领了预定目标并歼敌一部。三十八军攻占了德川、戛日岭后，整个清川江北面的美军数万人见势不妙，企图南逃。而此时，三十八军根据彭德怀事先的命令，已于27日夜派一一三师一夜长驱70公里，于28日晨8时抢占了敌军南逃北援必经的交通要道三所里。三所里扼平壤向北通往价川的公路干线，是西线美第八集团军的心腹地带，也是志愿军截断敌军南逃的一道“闸门”。一一三师出敌不意出现在三所里，犹如一把利剑，刺进了美第八集团军的心脏。使拥挤在西线的美、英、土军几万人乱成一团，部署在清川江附近的美军3个师和南朝鲜、英、土军1个师2个旅残部全线动摇。上午9时，美军骑一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向占领三所里的一一三师阵地猛攻，企图突破一个缺口南逃。志愿军前线指挥员韩先楚立即电令四十二军夹击驻守顺川附近之骑一师，以减轻一一三师的压力；又电令一一四师，从东往西侧击从三所里、龙源里方向突围的敌人。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受彭德怀的委托，当天3次用无线电报话机激励一一三师不惜一切代价，截断敌人的退路，配合主力在大会战中歼灭敌人。①该师三三八团前仆后继，守住了阵地。当晚一一三师估计敌人在三所里突围失败后，有可能由龙源里方向逃跑，又派三三七团连夜向龙源里奔袭，在29日拂晓前抢占了龙源里阵地，截断了敌人的另一条退路。这时，一一三师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靠低劣的武器装备，紧紧卡在“联合国军”几个师的后方。　　这时，“联合国军”蜂涌向南突围，平壤附近的英军二十九旅，沿公路向北接应。南逃之敌为打开通路，以数百辆汽车组成庞大车队，在飞机和坦克引导下向三三七团龙源里阵地连续突击。该团指战员英勇奋战，始终坚守阵地。彭德怀3次电令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指挥主力迅速向一一三师靠拢，又电令四十二军迅速向顺川、肃川方向进攻，指示该军说：“能否乘敌撤退混乱中消灭敌人主力，关键在于能否先机占领肃川，断敌退路。”根据彭德怀的命令，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西起安州，东至军隅里，南至龙源里、三所里地域内，展开了围歼敌人的大规模战斗。刘西元在战后回忆写道：“11月29日13时，在龙源里激战的一一三师指挥所无线电报话机里，响起了急促的讯号，师政委于敬山拿起话筒，听见一个湖南口音很浓的人大声说：”我是彭德怀！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向南逃跑的敌人已全涌向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于敬山大声回答：“报告彭总，我们虽伤亡很大，但完全有信心把敌人卡在这里。’彭德怀高兴地说：”很好！要告诉战士们，你们打得蛮好！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你们那边靠拢，你们要加把劲，继续把美国人卡住，不让敌人跑掉！‘于敬山立刻把彭司令员的鼓励，传到硝烟滚滚的战壕里。统帅和战士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1月30日是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最关键的一天，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被围困在价川、安州以南，三所里、龙源里以北狭小盆地内几个师的敌人四处乱窜，拼死突围。此时，彭德怀再次电令一一三师坚决堵住逃敌；同时，志愿军各部从三面向三所里，龙源里地区合围，各军逐步紧缩口袋。麦克阿瑟见势不妙，集中100多架飞机，400多门大炮，对志愿军各路战斗部队狂轰滥炸，以坦克为前导，采取“波涛式”的集团冲击实施突围。而志愿军一一三师犹如钢柱钉在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交通要道上，坚持了50多个小时，使南突北援之敌，双方相距不到1公里，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无法会合。　　经过30日白天的鏖战，“联合国军”突围未成，最后丢弃汽车和重装备，企图沿公路两侧南逃。30日晚上，志愿军前进指挥所司令员韩先楚，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指示各军对被围之敌再次发起猛烈围歼。刘西元回忆当时的情景：“在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敌人丢弃了几千辆汽车、炮车和被炸毁的坦克。在公路两侧还有上万桶的汽油，近万吨的军用物资，被美军的猛烈的炮火击中，炸声如雷，烟柱冲天，火光染红了天空和山峦，漫天灰烬飘落在战场周围十几里的田野里。这场浓烟烈火，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渐渐熄灭。”②　　12月1日凌晨，枪炮声渐渐减弱，烈火沿着公路和山岗仍在燃烧，战场到处都是敌我厮杀后的惨烈情景。彭德怀连续6个日夜几乎没有合眼，得悉三十八军围歼敌人的消息，非常兴奋。回想在第一次战役时，该军没有完成歼敌任务，他曾对该军领导人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而在这次战役中，三十八军打得英勇顽强，完成了阻敌任务，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即于12月1日以志司领导人彭、邓、洪、韩、解、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三十八军的嘉奖电并通报全军。电报写完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在电稿最后的夹缝内加写了“三十八军万岁”几个字。有人劝说：“在我军历史上还没喊哪个部队万岁的，这样写不好吧？”彭德怀说：“这次战役胜利，三十八军起了关键作用，打得好，就可以喊万岁嘛！”此后，三十八军被称为“万岁军”，在全军美名传扬。　　12月1日，溃不成军的敌人丢弃大量装备和伤员，在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转向三所里以西经安州方向突围南逃，此时整个西线“联合国军”朝“三八线”及其以南实施总溃退。彭德怀即命令西线志愿军转入追歼战。后来，美国军方描绘这次溃退的狼狈情景说：“我们有的被包围，有的被渗透到背后的中国人截断了退路……在这里已分不清哪里是前线，好像到处都有中国人。”败退的“联合国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依赖摩托化车辆急速撤退，而志愿军是以徒步追击，难以奏效。彭德怀遂于12月2日电令各军主力就地集结，休整补充，各以1个师追击敌人。12月5日，“联合国军”被迫退出平壤，继续向南溃退了260公里。6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尔后，又乘胜南进抵达“三八线”附近。与此同时，人民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原留在“联合国军”战线后方的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各一部乘机越过“三八线”，占领了春川、加平等地。此役西线志愿军共歼敌23000余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火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汽车2000余台和大量军用物资。　　当西线志愿军于11月25日晚对敌发起大规模攻击时，东线“联合国军”尚未查明志愿军的意图，仍根据麦克阿瑟“圣诞节总攻势”的命令向长津湖方向进攻。而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根据彭德怀的战役部署，已隐蔽构成对敌三面包围的态势，于11月27日晚向进犯到长津湖以南之敌发起突然攻击。“联合国军”在空军和坦克的配合下，连续向志愿军阵地猛攻突围。志愿军九兵团原驻华东长江以南地区，指战员服装单薄，入朝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而此时朝鲜东北部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部队除战斗伤亡外，冻死冻伤很多。彭德怀对九兵团的困难十分关切，电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要其在歼灭美陆战一师全部或大部后，乘胜进攻咸兴和新兴，迫使美李军从海道向“三八线”撤退，使九兵团能在较温和的咸兴、新兴地区过冬。　　第九兵团冒严寒与敌连续战斗，至12月12日，被围之敌在美军第三师接援下突出包围，陆续撤至连浦、兴南港地区，其残部乘船从海上向“三八线”以南逃跑。第九兵团乘胜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口，先后共计歼敌万余人。至此，彭德怀部署和指挥的第二次战役以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而结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敌人虽曾施用空中和地面各种现代化的侦察手段，竟然没有发现志愿军几十万人马的踪迹。李奇微在战后回忆及此，说：“这在当代战争史上也可称为是一件奇迹。”①　　经过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自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转为防御；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危为安。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感到十分震惊，纷纷发表评论。　　12月5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说：“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美联社惊呼：“这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在12月20日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两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后，中央军委考虑志愿军已打出了国威军威，对志愿军及其统帅不需再行保密。12月5日，新华社广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正向平壤进攻的消息。这一新闻播出后，大批慰问信、各种包裹、食品源源不断寄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和亲临朝鲜前线指挥的彭老总。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在信中亲切地写道：“敬爱的彭总：每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你就在哪里出现，你真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一堆堆的慰劳品使得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为难了。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而他的栖身之地也只能放一张行军床和当桌子用的炮弹箱，于是慰劳品就堆积在警卫员的小屋内。彭德怀看到了，叮嘱警卫员说：“把这些慰劳品通通分到志司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各部门去，让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点，特别要多分给机要处和电台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最紧张、最辛苦。我和大家一样，该分多少就分多少，绝不能多分多留。”　　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彭德怀那严肃紧张的脸色松解了一些，有时也在潮湿的涵洞里和人下下象棋。一天，彭德怀正和洪学智棋盘对阵，作战处副处长成普过来说：“彭总，国内给你寄来一封亲收信。”彭德怀随即说：“慰问信，你拆开看看吧！”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他夫人浦安修寄来的。从1950年国庆节后，彭德怀匆匆离开西安去北京，浦安修和其他人一样，只以为他在北京开会，直到第一次战役后，她才知道彭德怀又踏上了烽火战场。她曾和彭德怀一起在华北敌后和西北战场度过10个春秋，这次她也认为应当和他一起上前线，在信中问他是否需要她到朝鲜来。彭德怀接过信看完，笑道：“千军万马正在打仗，她来干什么哟。”洪学智插话：“这可是好消息，安修同志是关心你呀！千里之外一线牵嘛！”涵洞内一片笑声，这反映了大家对取得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司令部上下级之间亲密的感情。　　第22章 突破三八线　　第二次战役后，麦克阿瑟遭到美国各界严厉的抨击，要求解除他“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说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总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①“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② 麦克阿瑟于是在12月2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新型的战争”，“以往那么成功地用来指导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行了。”此后，为挽回败局，麦克阿瑟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对中国进行报复的四项措施：（1）封锁中国海岸；（2）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3）派台湾国民党军入朝作战；（4）要台湾国民党军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他的建议“可能会导致一场世界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没有表态。而杜鲁门又暗示可能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这一信号吓坏了英国，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忙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会谈，双方才一致表示“决不自动撤出朝鲜，但也不同意扩大战争范围”。这一态度与彭德怀早已估计的“朝鲜战争仍是长期的，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在其主力部队未被消灭之前，决不会轻易撤出朝鲜半岛”是相符的。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两次战役期间，朝鲜人民军重新组建了一、二、三、五等4个军团的部队。为使中朝两军在对敌作战中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和朝方提出中朝两军应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的问题。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双方决定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推荐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由金雄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担任副政委。　　12月7日，金日成来到大榆洞，和彭德怀就朝、中军队组成联合司令部后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根据毛、金会谈的原则，双方商定：“中朝联军总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联军总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自此，中朝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　　12月8日，志愿军党委对第三次战役如何打和何时打的问题进行讨论，大家认为敌人虽遭两次战役打击，但主力未削弱；敌人为防止中朝军队再次反击，除在“三八线”部署了约20万兵力外，还每天出动飞机对志愿军后方供应线轮番轰炸。志愿军大部车辆被毁，物资被烧，几十万人的粮弹被服靠夜间突击抢运，不能按时供应。而志愿军经过两次战役后，减员数万人，急需休整补充。为此，彭德怀于当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休整补充，让敌人占“三八线”，以便明春再战时歼灭敌主力。彭德怀在电报中又提出此役结束后，共需补充新兵6.5万人，请高岗加紧抽调；特别强调目前部队粮弹油盐鞋均不能按时补充，为争取对敌下一次决战的胜利，要求中央军委速派空军掩护后方运输线。　　这时，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先在‘三八线’停战，然后举行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① 的决议。但彭德怀为执行毛泽东南进的指示，不予敌人以喘息时机，放弃了原来休整过冬的设想，经志司党委讨论，于12月15日电告金日成和毛泽东说：“决以六个军向开城、涟川、金化线攻击前进，求得在汉城、原州线以北歼灭一部美伪军②，得手后再看情况而定。”　　志愿军两次大胜，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但速胜情绪也在各方面生长。有的人认为美军将速逃，要志愿军速进。彭德怀于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反映了这一情况，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现已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发展顺利，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上述各项妥否盼示。”　　彭德怀将上述问题报告毛泽东，目的是使中央进一步了解当时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客观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2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和作战部署，说：“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　　新上任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受第二次战役中被歼的教训，在兵力部署上的特点是：将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8个师和土耳其旅部署在第一线，把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部署在第二线，集结在汉城周围及汉江沿岸的交通要道上。在东西全线摆出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按计划撤退的姿态。　　根据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彭德怀将志愿军六个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在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协同下突击进攻，两路在兵力上均占敌人优势。　　经过周密讨论，志愿军决定利用1951年新年敌军度假疏忽之际，于12月31日17时发起进攻。12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说：“前电示此役后，‘三八线’仍让敌占领。但须看此役结果。如能歼灭伪军两三个师及美军一部，估计敌人不仅不要‘三八线’，还有可能放弃汉城，退守南汉江。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而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汉城，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撤至‘三八线’以北，就粮整补等。妥否盼示。”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方案。　　1950年12月31日，在朝鲜北部成川郡君子里一个大矿洞内，中朝联军指挥部格外紧张忙碌，但不是为了迎接1951年元旦，而是为迎接一场几十万大军投入的进攻战役。时针越来越向攻击时间接近，彭德怀低着头，在矿洞内来回踱步，第三次战役的作战部署是否得当，将在今夜见分晓。　　下午5时，沿“三八线”两侧风雪交加，白茫茫一片。突然，炮声震天动地，中朝联军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正在平壤附近举行新年招待会的金日成得报，当即举杯祝贺战役胜利，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向中国驻朝使节敬酒祝贺。①　　这天夜里，风狂雪大，气温骤降。各军根据彭德怀预定的攻击目标英勇突击。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徒涉冰水迅速突破临津江，登上滩头，抢占了“联合国军”的炮兵阵地，敌人顿时慌乱一团，不战而逃。这次战役是中朝联军向预有防御准备的“联合国军”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自除夕之夜至元旦拂晓前，右纵队的三十九军突入敌人防御纵深10公里，四十军突入12公里。三十八军至元旦中午突入敌人纵深20公里。左纵队四十二军、六十六军攻占了敌方阵地。中、朝军队大胆穿插分割，英勇突击，将敌军整个防御部署打乱。　　在中朝联军的攻势下，“联合国军”十几万人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深怕再陷于被歼之命运，1月2日开始全线撤退。彭德怀当即命令左右两路纵队乘胜转入追击。消灭了拼命南逃的南朝鲜一、二、五、六师和美军二十四、二十五师，英军二十九旅等零散士兵各一部。“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战后回忆当年向南溃退的情景时写道：“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南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呀！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的武器。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的。”①　　1976年南朝鲜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则对美、英等国军队的溃退也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驶。车上的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迅速蔓延开了。”　　在中朝联军的猛烈进攻下，美、英、土耳其军和南朝鲜军队经过两天败退，溃不成军。1月3日，“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李奇微通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说他已下令于当天下午3时开始自汉城撤退，并由他自己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李奇微竟给第八集团军官兵下令：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影响其撤退，就开枪射击。　　1月3日下午，志愿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跑来向彭德怀报告说：“刚才收听到美国无线电报话机里传出要撤离汉城的对话。”彭德怀立即下令向汉城进击。1月4日中午，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和人民军一军团占领了汉城。为防止敌人向汉城反攻，彭德怀决定一鼓作气，逼退汉江南岸之敌，下令以人民军一个师留守汉城，主力于5日渡过汉江。志愿军五十军一部控制汉江桥，主力抢占了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这时，彭德怀考虑不能追击过远，即电令中朝军队如敌继续南逃，则尾追至“三七线”即停止待命。中朝联军于1月5日到8日相继攻占金浦、横城、原州、骊州、水原、利川和西海岸的仁川港，一直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赶到“三七线”附近。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共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连续八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人1.9万余人。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中朝军队后方供应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乃于1951年1月7日夜断然命令左、右纵队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中朝联军一连串胜利的消息，由新华社即刻广播到全世界，中朝两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大字标题：《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刊载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和社论《祝汉城光复》。1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大字标题：《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同时刊登大幅照片《北京市学生、工人、妇女庆祝汉城光复》；1月7日，又以头条大字新闻刊登《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　　身为中朝联军统帅的彭德怀，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内人民欢庆胜利的消息后，却感到寝食不安，又喜又愁。祖国人民为志愿军取得的胜利表现如此高兴，这对志愿军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但他感到国内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面临的严重困难并不了解。他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说：“新华社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光复汉城，因为敌我力量并没起明显的变化，这次我军虽然前进了一百多公里，但未能大量歼灭敌主力部队，我们是一军（陆军）对敌人三军（陆、海、空军），敌人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肯定还会反攻的，目前我军并无力防守，如果敌军重占汉城，我们可怎么向祖国人民交代呢？”　　以后，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关押受审中，曾就当时他为什么决定中朝联军停止追击一事写道：“我军将敌驱至‘三七线’后，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共约4个师，又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从东线战场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总之，敌军一切一切都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以断我军归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①　　彭德怀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追击，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但苏联和朝鲜方面都有人表示不解。他们看到敌人南逃，认为只要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很快就会退出朝鲜半岛。而此时，在中朝两军内部轻敌速胜的观点也在迅速增长，一些人议论：“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胜，快回国”等等。　　针对这种局势，金日成于1月10日到君子里中朝联军司令部，与彭德怀讨论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问题。经彭德怀详细汇报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后，金日成和彭德怀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双方决定军队就地休整补充，召开中朝两军高干会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苏联驻朝鲜大使得知会谈的结果，向斯大林报告，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将朝鲜战场的情况电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电苏联驻朝大使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　　李奇微诱中朝联军南进不成，即改变了作战方案，急速进行调整部署，将其在第一线地面部队增至25万余人。为了查明中朝联军阵地情况，李奇微乘飞机在上空进行侦察，发现中朝联军前进到“三七线”后，运输线延长，物资补给更加困难，认为：“中共部队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动进攻”：“中国士兵虽有英勇顽强的斗志，但他们致命的弱点是：没有飞机、没有重炮、没有后方供应的保障，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的干粮，只能吃五至七天，不可能连续作战。”于是他积极准备重夺汉城。　　1月25日，彭德怀在君子里中朝联军司令部主持了中朝两军高干会议。金日成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特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由国内赶来参加。这是中朝两军高级干部第一次相聚交流经验的会议，也是庆祝一、二、三次战役胜利的大会。会议正进行中，“联合国军”完成反攻部署。于1月25日开始，在大量空军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的多路纵队，对中朝联军阵地进行大规模反攻。1月27日，中朝联军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　　“联合国军”发起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重占汉城，将中朝联军再压回“三八线”以北。其部署是将主力部队集中于西线，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东线为辅助突击方向。在前三次战役中，美军和南朝鲜军常采用混合编队。中国人民志愿军针对敌人部署，首先从南朝鲜军阵地实施突破，然后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大获胜利。李奇微接受教训，这时改变了部署，用美军打头阵，将兵力分为四路，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各路互相支援的战术，以避免被歼的危险。　　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尚未休整补充，粮弹供应又十分困难，即采用地面部队始终同我军保持接触的战术，以其猛烈的炮兵、坦克和空军的火力杀伤志愿军前线部队；同时，对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实施猛烈的轰炸。　　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联司领导对形势进行分析后，经与朝方商议，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以利再战。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彭德怀于1月27日，密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翌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主张向南打下去。复电要求：“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② 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中朝两军北撤15—30公里，发表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愿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川，然后停战”：“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高干会上进行说明”。彭德怀收到毛泽东复电，当即决定中朝联军停止休整。　　“联合国军”于1月25日发动反攻后，美军两个军、英军两个旅及土耳其、希腊和南朝鲜军沿南汉江西岸至水原线，拼命向北猛攻。彭德怀将中朝联军组成东、西、中3个集团，与敌进行第四次战役。29日，中朝两军高干会提前结束，彭德怀在会上做了紧急作战动员，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在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经请示毛泽东，复电说：“部署甚好，预祝胜利。”经8天的激烈战斗，志愿军坚守了主要阵地，但敌人攻势猛烈，志愿军五十军、三十八军伤亡较重，从而被迫节节抗击，阻止敌人前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新年前夕举行的第三次战役，由于前进过远，供应线延长，再加冰雪路滑，气候严寒，敌机轰炸，致物资供应极为困难，造成志愿军在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鉴于此种情况，彭德怀于1月31日给毛泽东发电说：“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中朝联军凭少量小型火炮和步兵武器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彭德怀接连不断地收到前线发来的告急电报和电话。他十分焦急，致电中央军委请速调第十九兵团入朝，并希尽快设法解决志愿军的后方供应和空中掩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