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先锋军在阎锡山集中兵力向石楼方面反攻下，分兵3路，南下北上，左路十五军团到达交城，作围攻太原姿态。阎锡山急调重兵来保其老巢。　　右路一军团，由霍县南下，占领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　　中路十五军团一部、三十军等，总共不过几百人，在晋西地区牵制阎军，控制黄河渡口，保证后方交通运输和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回渡。　　蒋介石为拦阻红军东进，先后调遣约lO个师兵力进入山西，随后，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企图首先夺取渡口，封锁黄河，截断红军退路。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西北军、东北军进攻陕北，威胁红军根据地。　　在敌军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下，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以利团结抗日，毛泽东和彭德怀遂命令抗日先锋军回师西渡，撤回陕北。　　由于预先有准备，红军控制了各路渡口，只用3昼夜，便于5月5日全部西渡回陕，结束了东征。毛泽东、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扩大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在山西20几个县的广大农村组织和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彭德怀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红一方面军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向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这次“进剿”兵力有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马鸿宾、马鸿逵）”、东北军、晋军，共约154团，25万余人，围攻陕甘苏区，防堵红军西进。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下简称为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孰晓为政治部主任。　　西方野战军下辖左右两路军，后又组成中路军，共约17000多人。左路军由一军团组成，左权为代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右路军由十五军团组成，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中路军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此外，参加西征的还有二十九军等部。　　西征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初夏的陕北黄土高原，暖风阵阵，彭德怀率司令部随左路军②一军团出发。5月31日，首攻陇东曲子镇。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座土城，高墙深壕，为通往宁夏的要隘。守军为马鸿宾一个骑兵团的留守部队，及路经曲子镇的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领的两个连。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剽悍，人称野骡子。这场战斗相当激烈。经过反复冲杀和巷战，守敌大部被歼。冶成章受伤后被俘，为了争取该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方野战军对冶成章等给以优待，教育后释放。　　西方野战军出师不久，左右两路军频频告捷。左路一军团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曲子、阜城、环县、洪德城，控制了南北大道，为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右路十五军团夺取了宁条梁、红柳沟，配合了左路军一军团作战。　　彭德怀指挥西方野战军继续前进。6月15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一举攻占定边城。21日，在中路军主力配合下，七十八师又攻占了长城脚下的盐池城，缴获战马数百匹和大量枪支弹药。7天之内，该师连克两城，彭德怀司令员特给予嘉奖。　　在七十八师胜利的鼓舞下，红七十五师于6月26日攻克预旺县，红七十三师攻占了同心城。　　6月20日，红一军团主力攻占七营，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对峙。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西方野战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向曲子镇推进。　　西方野战军原拟避免同东北军作战，以争取其团结抗日。7月2日，彭德怀给一军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电报指示：“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何柱国以为西方野战军软弱可欺，继续北犯。彭德怀遂令一军团二师由北向南，四师由南向北夹击何军。一举歼灭其骑六师的四连，对所俘官兵进行了抗日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予以释放。被俘官兵临去时依依不舍，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讽柱国吃了亏，被迫停止对红军的进攻。　　西方野战军深入宁夏回民区时，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清真寺；（二）在回民地区不准吃猪肉，不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地区筹款，不打回民土豪。禁令下达后，各部严格执行。西北高原历来吃水困难，西方野战军为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不惜到十几里以外的山下挑水，每天还把驻地村民的缸装得满满的，回民拥戴红军，称西方野战军为“仁义之师”。　　西方野战军经过苦战，给宁夏二马狠狠打击，取得重大胜利。随后，主力集中在预旺附近，为接应红二、四方面军作准备。这时，红二、四方面军已顺利北上，进至甘肃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靠拢夹击敌人的有利局势。　　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准备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交通，建立西北政府，出兵绥远，促进全国各派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当日，中央将这个战略计划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三个方面军在陕甘大道会师后，共同实现夺取宁夏的任务。　　张国焘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在川康边绥靖（今四川金川县）之卓木碉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二次通过草地，翻越雪山，从实践中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盼望重新北上。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责令下，张国焘被迫取消非法中央，同意北上。7月，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经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持斗争和中共中央的再三督促，张国焘同意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会合。　　但是，张国焘仍然不愿与西方野战军即一方面军合作，想去西北边远地区独树一帜。8月22日张国焘电中共中央，提出四方面军由兰州西渡黄河，一部出宁夏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二方面军在临（潭）岷（县）一线吸引胡宗南军，任务完毕后，走陕南略阳、眉县，打通与一方面军的联络。中央将张国焘的电报转给彭德怀，征求意见。彭德怀在8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绝密电中说，张国焘部署的目的在于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我作战部署。因为张国焘所谓“由永靖渡黄河抢占永堡”和“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是不可能的，只会使黄河北岸敌军戒备更严。至于所说二方面军吸引胡敌任务完毕后，走略阳、眉县，打通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络，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向岷县就张国焘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8月26日晚，彭德怀致电二、四方面军，委婉指出张国焘8月22日电报提出的行动方针“虽周到似觉仍欠完善”，四方面军西进，“虽然安全地区亦颇广大，但雪山草地无发展余地，并且脱离目前政治形势”。且四方面军不控制陕甘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及其南北地区，“一方面军主力则不能南出镇原、泾川、长武协同任（弼时）、贺（龙）滞阻胡（宗南）敌”，且“我过远南出”，宁夏诸敌则“可乘虚进占盐池、定边、预旺堡诸县”。“二方面军亦不能单独久阻胡敌，在敌威胁下，不是南过汉水，必北来静会”，造成不利形势。电报最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决定的三个方面军战略行动计划，真诚希望张国焘重新和冷静考虑四方面军的行动。　　这时，四方面军击破了鲁大昌新编十四师及毛炳文三十七师，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县等，威逼兰州。二方面军打破了王均第三军的拦阻，连克成县、徽县、两当等县，直逼天水。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敌人的有利形势。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徘徊于黄河、洮河之间，贻误战机，未能消灭敌人。　　蒋介石为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令胡宗南军队截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道，毛炳文军向陇西集结；王均军向武山集结；川军孙震由川北向武都、西固一带逼进，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同时，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成县、风县、略阳等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二马和何柱国从南北两面夹击清水河以西红一方面军主力。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军委提出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军为主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以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西面受敌，颇为不便”为由，拒不执行静会战役计划。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肃两处皆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三个方面军会合将不可能。　　经过中央说服和朱德、任弼时等人的坚持，红四方面军于9月底由岷县、漳县向静会地区前进。但由于推迟了会师时间，预定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安）、兰（州）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10月2日凌晨，十五军团特别支队潜入会宁城内，全歼守敌。接着十五军团七十三师进驻会宁城，在城外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东南的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师、红七十三师会师。翌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四军、三十一军开进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红旗飘舞，气象一新。红军在会宁文庙前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的贺电，两军将士欢呼声响彻全城。一、四方面军自1935年9月在泥泞的草地上分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又在黄土高原上会合了。两军战友悲喜交集，按不住激动的心情，互相问候，互相拥抱。　　这时，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于10月4日向北移动，夺路前进，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大道，又经过lO多天的艰苦行军和奋战，于22日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会师说：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个决定的作用”，势将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作为西方野战军统帅的彭德怀，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格外欣慰，但他无暇和三军将士共享这经历无数险阻而取得的胜利的欢悦。　　10月23日，彭德怀同徐海东在打拉池与朱德、张国焘会晤，以商决下一步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调10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分别由东、南、西3面向静宁、会宁地区疾进。　　鉴于敌情变化，彭德怀于10月29日请示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提出3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池）消灭胡宗南1至2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部的部署意见。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可扼止南面敌人进攻的势头，为实现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29日的作战部署。30日，红一方面军6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王二部。当两军临战关头，张国焘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后撤，使一方面军完全暴露在胡军面前，破坏了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战役计划落空。接着，张国焘又贻误了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击敌的作战部署，使诱歼胡军一部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胡军则得机进至靖远、打拉池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红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不得不放弃预旺以西的大块土地，丧失了控制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的时机。　　为排除张国焘对作战指挥的干扰，中共中央军委在11月15日授权彭德怀，并下令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同时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　　为诱敌军东进，寻机歼敌，红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经过几日行军，红一方面军进至预旺东北地区待机。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分别进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进至环县地区。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 3路追击红军。　　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署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3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当日晚，周恩来由陕北亲赴前线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热烈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在彭德怀的要求下，周恩来暂留前方，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彭德怀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1月19日赶赴陕甘两省交界甘肃境内的山城堡前线。这里川源相交，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山城堡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彭德怀预计胡宗南军为得到饮水，非到此地不可。随即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当日，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就地构筑工事，隐蔽待机，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军民协同，布下阵势，准备打击深受蒋介石倚重、一贯骄横的胡宗南的第一军七十八师。　　11月20日，胡军七十八师果然开来，占了山城堡，翌日放胆向东进攻，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团。进攻盐池之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军撤到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还进一步争取了东北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山城堡战役后，彭德怀率军在长城南盐池、洪德之间待机，准备乘胡宗南军通过沙漠饥渴之际给以伏击。这时在数百里外的古都发生了震动中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数十年后，彭德怀还记得这历史转折时刻的情景，在其《自述》中写道：“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人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国民党军队随即向潼关、天水撤去。历时半年的西征胜利结束。东北军向西安集结，将洛川、庆阳放弃。红军遵照军委指示迅速南下，进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向东北军、西北军靠拢，为争取停止内战，实观对日作战，继续进行斗争。　　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西征，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使苏区的面积发展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达600余里；也使神府、关中苏区以及陕南几个游击区，获得不同程度的巩固与发展；西征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彭德怀在西征中，运用人民战争思想，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结合敌情变化，正确制定了各个阶段的具体战役计划，亲赴前线组织指挥，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将打击重点放在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和西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上，而致力于争取和团结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西征中，彭德怀十分注意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纪律，严格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西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委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利用东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连吃败仗，遭受了重大损失。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丢掉了东北三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张学良代蒋受过，几年来，东北军几无容身之地。“剿共”毁了自己的部队，从蒋介石那里不仅得不到补充，反被取消番号。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开始厌恶内战。为复仇雪耻，抗日救国，盼望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张学良，促使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还表示，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也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都一律欢迎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下，彭德怀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工作。这一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重要进展的。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师一个主力团团长，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后毕业于东北军官讲武堂，又东渡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不久前，高福源在榆林楱为红军所俘。　　1935年12月，一军团开始围攻甘泉。几次攻击，均未成功。这时，彭德怀让把押在瓦窑堡的高福源送来前方，多次到高的住处同他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的抗日节目。随后又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继续做高的工作。高福源深受感动，对红军心悦诚服，愿意去甘泉说服守军指挥东北军一○七师参谋长刘汉东与红军合作抗日。　　周桓将高的意见报告彭德怀，彭德怀慨然允诺，并派周桓同高福源到甘泉。在甘泉城下，高向城内喊话，刘汉东答话说：“高福源能进城来面谈吗？”刘汉东本意将高福源一军，没想到高福源甘愿冒生命危险进城。　　高福源在甘泉向刘汉东介绍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并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使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有所了解。高福源从甘泉回到红军驻地，向彭德怀反映说，驻甘泉城内的东北军被围得很苦，没吃，没烧。彭德怀即派周桓带着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等物到甘泉慰问，并解答了刘提出的很多问题。　　数日后，高福源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对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是东北军普遍的要求。张学良如果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是可以同红军合作抗日的。他提出：“你们要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爽快答复高福源说：“我们相信你，”　　第二天清晨，彭德怀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送了路费。　　不久，返回东北军的高福源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骑马来到红军政治部，高说：“这次是奉命而来的，少帅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商议抗日大计。他已到洛川等候。”周桓听后，十分高兴。　　彭德怀接到周桓电话，立即报告中央，建议派人同张学良会见。中央回电要彭德怀从周桓、伍修权两人中选一人为代表去洛川，如张学良确有诚意，即派全权代表前去与张会谈。　　这时，恰值李克农从道佐铺做情报工作回来，因李克农长期做白区工作，彭德怀接受周桓建议向中央提出派李去洛川。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与高福源一起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同日，彭德怀、毛泽东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转张学良将军电：日本在包头、五原等地遍设特务机关，加紧活动，华北五省危机加深。 “日本灭亡中国之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对“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含恨甚深，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　　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第一次会面，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时说：“如我方站在诚意方面，张学良愿奔走，将赴甘肃、南京斡旋”。张学良还约彭德怀或其他人在延安、洛川见面，以商谈两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等问题。　　2月中旬，李克农代表中共再次赴洛川，时张学良去南京，便与王以哲真诚友好地谈判了10数日。2月28日，双方取得谅解，先与东北军六十七军订立了局部口头协定。同东北军的整个协定，则待张学良返回后再议。口头协议的内容是：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在防区恢复通商关系，彼此负有保护责任等。　　3月5日，双方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彭德怀、毛泽东致电王以哲，我方已通知红军及地方党政机关执行。要求王通知甘、郧、洛等地军政机关立即实行。指出此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出于抗日救国诚意，会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红军与六十七军订立和实施口头协定，增强了双方的信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作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　　不久，张学良从南京回来，表示希望和中共最高级人士会谈，以解答他的某些疑问。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答了张学良提出的各种问题，张学良深为折服。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非常重视教育部下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向西方野战军提出，统一战线工作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⑤在彭德怀的号召下，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在曲子、马岭、阜城几次战斗中，对俘虏的纪律是前所未有的”。“掏腰包、虐待的事，个别现象也未发现”。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方，两军渐渐地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此起彼和，悲愤激昂。以后双方官兵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变成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山城堡战斗后彭德怀曾会见王以哲，和王以哲推心置腹地交谈。8月中旬，彭德怀给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去信，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请他将部队撤到固原城及其以南地区，不要阻拦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红军保证在其部队移动时给予方便，决不进攻。同时，派朱瑞为红军代表前去同何谈判。由于红军的努力达成了口头协议。　　马鸿宾部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夫妇在曲子镇被俘后，不吃不喝，默不作声。红军给他精心治伤，彭德怀向冶谈话，讲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道理，将冶氏夫妇放回。这对后来在回族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作用。对极其反动的宁青四马（即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彭德怀也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工作。　　12月28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就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形势和推动抗日运动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电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但美帝国主义的动摇态度，会影响南京。所以蒋介石回南京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不过，西安事变后，再组织大规模进攻红军的战役可能性小了。但蒋介石仍不会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我们认为应用最大力量和方法扩大红军，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白区义勇军的发展，以实力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成，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后所采取的方针完全一致。后来彭德怀率红军主力驻在陕西三原、耀县地区，继续做了大量的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的统战工作，收到明显的成效，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彭德怀便是这样的革命所造就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作战中的英勇无畏，政治上的忠诚坚定和坦率正直的秉性、艰苦卓绝的作风，使他在党内军内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也使他在以后更为壮阔激烈的抗日战争中，能够身当大任，建立卓著功勋。　　第09章 与华北共存亡　　1937年7月8日晚，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营地一片静谧。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政委任弼时、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收听到南京中央社广播的重要消息：日本军队7日晚10时在卢沟桥演习，演习后称有日兵一名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检。8日，日军更无理要求我方撤退卢沟桥宛平驻军。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亡。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帷幕。当晚，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连夜部署红军调查渡河点，准备随时出动抗日。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肖克、徐海东和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彭德怀要求红军加紧练武，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打击敌人。　　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重建统一战线，以便团结抗日。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实现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7 月下旬开始按国民革命军编组改编，兵力总计为4.5万余人。7月22日，红军前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在会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历述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抗日主张，阐明红军改编的意义。彭德怀回顾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史，强调说，改编后要保障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要求大家保持红军的特长和优良传统，做友军的模范。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彭德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民众提出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向全党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会议还讨论确定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和作战方针。　　根据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洛川会议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抗日战略。决定红军只留少数兵力驻守陕甘宁边区，主力3.2万人开赴晋绥前线，和国民党军共同支持华北。万一国民党军队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然要拖住日军，坚持华北抗战，挽救危亡。　　这时，北平、天津已相继沦陷，进攻华北的日军达到5个师团、10万人以上。以3万余红军而决心支撑华北，说起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要求。红军将如何去实现这个战略要求呢？　　8月22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头一个权充会场的私垫小学的土窑洞内，从容道出他的深谋远虑：“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毛泽东关于红军的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红军前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彭德怀即将身赴前线，正思索着红军怎样以3万之众，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接着发表意见说：“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关于红军的战略问题，他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对任弼时提出的运动战游击战的问题，他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进行到深夜，气氛严肃而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有了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由于出师紧迫，这个问题在会上没有进一步开展讨论。　　8月22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月11日改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月11日改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准备开赴山西前线，加入第二战区（晋绥）序列。　　同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通电就职。　　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北的耀县举行红军抗日誓师大会，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并林彪、徐向前一行人于5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面对日军进攻的山西省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华北步步扩张之际，从反共转而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到山西，帮他组织山西救国同盟会和另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阎锡山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保持他经营多年的山西“王国”。这样，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　　平津失陷后，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曾谈到，当年赴太原一路所见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箱。”“……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在日军即将闯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他的旧军（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等赶赴晋北时，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八路军之力，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与他共商防守之计。　　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上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　　周恩来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　　9月19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23日，总部进抵五台之南茹村。当日，朱德、彭德怀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2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在平型关外设伏。25日晨，部队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联队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600余人。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　　早在洛川会议上，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湘鄂赣闽，以劣势装备动辄整团、整旅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9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应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红军则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21日，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强调他的看法：“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提醒八路军前方将领：“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　　平型关之战红军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证明日本皇军并非不可战胜。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很高的声誉。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捷，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7年9月28日，朱德、彭德怀根据在五台山的实地考察，向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说：“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区连同浑源、繁峙、五台、盂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根据地，与晋西北相呼应。这无论对现在和长远来说，都是上策。”一个月后，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这一地区诞生。　　9月29日，当日军板垣师团在平型关受阻之际，一支日军从茹越口突破内长城南下。阎锡山退军忻县，晋北地方官吏纷纷南逃。朱德、彭德怀率总部仍驻五台县之南茹村。日本的飞机常常从南茹村上空掠过，但并不知道这里驻着八路军的指挥部。因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奸细混不进来。猖狂南进的日军更没有料到，就在同一时刻，朱德、彭德怀部署八路军一二○师、一一五师主力位于日军由平型关、雁门关攻取太原之两翼侧外；另以4个游击支队挺入日军后方，一部分深入察（哈尔）南、冀西活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线路，袭击日军的运输队。1937年lO月3日，朱德、彭德怀在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敌白天已不敢运输，改由夜间行动。”“敌后极为空虚，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对我军热烈欢迎与帮助。”　　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还陪同周恩来从太原到大同，从雁门关到五台、石家庄、保定各处，与阎锡山、黄绍弦（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人会谈。早在云阳前线指挥部，他已把华北地形摄入他的脑海。他能整日地站在地图前仔细地看着、沉思着。曾多年跟随他作战的红军指挥员李寿轩回忆说：“彭老总不是在看地图，是在读地图，‘吃，地图呢。”现在，晋北、晋东地形更详尽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山西的地形是极不利于依靠飞机、坦克、大炮的日本侵略军的。友军节节败退，除去畏敌、军纪败坏等因素外，其呆拙的战法也使彭德怀愤慨不已，在总部与朱德、任弼时、左权论及时说：“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1937年lO月5日，日军越长城南下，猛攻崞县，进逼忻口。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相传因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在平城（今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40日，脱险后回师驻扎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现在，这里却硝烟弥漫，成了华北战场最吃紧的地方。阎锡山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以lO个团为右翼，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实行侧击。由中央军之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　　10月6日黎明时分，在搏动着中国共产党心脏的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坐在窗前，尚未就寝。忻口战役即将开始，他经过一夜熟虑，提笔同意前方总部积极出击，配合阎锡山、卫立煌正面阵地作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以一一五师主力北越长城，从东线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与一二○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攻击。他估计：如此，则一一五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代价，即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毛泽东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久之战略目的，有很大意义。　　10月上旬的后几日，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不断出击；中央军卫立煌部由平汉前线源源开赴忻口布防；从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相持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随即在忻口以北展开。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灵丘、广灵等数座县城，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数县，直逼保定。一二○师卡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攻占雁门关，收复雁北数县，使忻口之敌陷于孤立无援、前后被包围的困境。10月24日，卫立煌在给蒋介石之密电中称：“敌自雁门关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　　10月8日，彭德怀赴忻口，陪同周恩来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当夜，彭德怀返回总部。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原来，大家以为敌机是从北平飞来。彭德怀根据飞机的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即下令侦察。12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时，彭德怀命令刚开入晋北的一二九师之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进入代县，实地侦察。19日，七六九团的赵崇德第三营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0余架，取得平型关之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机息影，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　　日军受阻于忻口，乃采取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路兵力强攻娘子关，沿正太路西进，太原市腹背受敌。 11月2日，忻口友军被迫撤离，转移太原。8日，太原失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棉袍马褂，坐在汾河西岸的一座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属。一度兴奋乐观的舆论，陡然冷下来。　　11月12日，华东战场上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准备着西迁重庆。华北的前途又将如何？全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1937年11月15日，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来到晋东南前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会见彭德怀，希望得到他的回答。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详细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到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青年们：“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得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在仔细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名叫周立波的，用他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彭德怀的讲话使来访的青年深受鼓舞，周立波在结束他的访问记时，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　　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的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前方回来了，这消息迅速的雷鸣似的传遍了延安城，使大家兴奋而愉快，忙着慰劳、欢迎。那位跟普通士兵形式上并无特异之处的彭德怀将军，也相当的忙于接待客人。”　　彭德怀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彭德怀分析中国在持久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能够由弱变强的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从各方面由强变弱的根据。他指出，中国将由现在的劣势地位逐渐地转变为优势地位，最终战胜日本强盗。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在以后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提出了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他强调要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权，通过“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从战略上着眼的争取主动，以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根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期作战的教训，他提出，在正面战场使用兵力上，当前，“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箝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彭德怀痛心地说：“但是不幸的很，在华北抗战的已往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彭德怀答道：“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箝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之一百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这一战术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出色战绩。　　关于正面战场的防御，彭德怀认为：“我国原无巩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于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殇御本身的任务，”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彭德怀的这篇演说发表后，曾被广泛刊载，和他以前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成为他在抗战初期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7年12月初，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具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王明，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的发言使彭德怀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是非前保持了沉默。一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彭德怀当时的心目中，是应当遵从的；一边是毛泽东，这是从遵义会议以来，使他越来越敬佩的、党的事实上的领袖。一向对问题态度明朗，直爽敢言的彭德怀所以沉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　　但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行之。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4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阐述了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八路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彭德怀以后回忆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过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　　1938年5月，经过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8个月的战争实践，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从红军时代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赖于毛泽东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实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凝聚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经验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民主讨论，服从真理，集思广益的良好气氛。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要启程回前方了，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他看到了离别近lO年的妻于刘坤模。刘坤模泣不成声，彭德怀安慰她：“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然而，他们未能团圆。1928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后，刘坤模在国民党官府的追查迫害下，经过7年的颠沛流离，无奈与人另组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他等了近lO年，她为他经受了多年的困苦。她没有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设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全会会场，气氛远较去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活跃开朗。　　会场外，彭德怀还另有一番喜氛。　　一天，彭德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邀请从前方和大后方回延安开会的几个领导干部在那里聚会，中央组织部的一些青年干部也在座，彭德怀高兴地坐下来，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个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她面目清秀，仪态文静，在北平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1岁的年纪，已经有3年党龄，经历了在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严峻考验。　　她就是不久后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怀和浦安修初逢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介绍人。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为老战友祝贺新婚。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一起来吃了一餐较平素略为丰盛的晚饭，热闹了一番。　　几天后，战争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他新婚的妻子也很快去到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他共度敌后漫长的烽火岁月。　　1938年2月初，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大举南下。17日，阎锡山把同蒲线东曾万钟（第三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等外省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朱德、彭德怀，自己到黄河边上的吉县去了。　　日军在沿同蒲线南下的同时，又以大迂回的战术，用平汉路的第一军一○八师团自邯（郸）长（治）路直趋临汾。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以占领整个华北。面对日军的三面进攻，朱、彭决定八路军总部向晋东南敌人的后方挺进。这是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为挽救华北危局做出的一个极具胆略的重大决定。　　2月24日，从长治向洪洞猛扑的2000余日军，在安泽县府城镇东10余里处，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骄横的日军万万想不到，他们遇到的是将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陷于泥淖、最后陷于灭顶之灾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德总司令，正率领着这个司令部和总部特务团向他们进攻矛头的逆方向前进。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总部特务团和抗敌决死队一部与日军激战两日，掩护总部安全转移。这时，彭德怀正以第二战区右翼集团野战司令部的名义，在高平、晋城地区，部署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出击日军侧背，帮助在上党地区陷入危境的友军转入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中。　　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在同蒲路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遂进一步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队的一、三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副指挥。　　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安泽县南山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曾致电朱德、彭德怀，要八路军力劝近百万友军“万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采攻敌之背。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第四十七军军长）、李默庵（第十四军军长）、曾万钟（第三军军长）、朱怀冰（第九十四师师长）、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师长）、赵寿山（第十七师师长）、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今日济济一堂，共商御敌之计。　　会议在小东岭村关帝庙内举行。朱德在开幕词中详细分析抗战形势，号召东路军将领齐心协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　　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彭德怀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彭德怀在报告中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讯提出蒜望。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性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自觉地去遵守纪律。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军民团结的钦慕，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　　彭德怀的报告感动了与会将领们，特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日军在2月间分路扑向晋西南，本想以疾风骤雨式的进攻，将我军逼过黄河，或压入黄河急转弯处的三角地带，一举而歼灭之。不料中国军队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稳稳转入了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3月8日，日军攻到风陵渡，还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主力，方感恐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述及这一段战况时说：“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零轻视。”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一二九师在涉县东阳关下响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有关日军动向的重要文件。内称：“共军猖獗，4月上句，将由潞安（长治）以 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一○八师团全部及一○九师团、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4月6日，朱德、彭德怀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碎这次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各军同仇敌忾，士气大振。八路军总部派出政工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协同，深入乡村宣传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路队，支援反围攻。　　为迎击各路来犯之敌，朱德、彭德怀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纵队一、三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乏到一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彭德怀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锤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受到我军阻击。唯由屯留北犯的日军二十五旅团，在凶残狡诈的旅团长苫米地的率领下，未受打击即占据了沁县，又放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准备予该敌以严惩。　　苫米地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旅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一五师三四四旅和集总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敌人又疲又饿，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寻我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撤。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一二九师七七一、七六九两个团沿漳河南岸，七七二、六八九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乐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二十五旅团一一七联队等部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英勇殉国。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八路军及友军各部奋起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长子、屯留、潞城、襄垣、壶关、子洪口、沁源、沁县。　　4月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此，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历时20余日，歼敌400O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此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的千山万壑为依托，开辟晋冀豫（以后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战，直至胜利。　　在反九路围攻中，朱德、彭德怀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使主力军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配合下，运动自如，寻机歼敌。这是红军在苏区反围剿作战经验的发展，也是毛泽东全民抗战思想的一次胜利实践。1945年，彭德怀在总结抗战近八年的经验时说： “八路军领导机关从这次反九路围攻中，直接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的徐州会战。在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战、运动战后，国民党部队“一般官兵深感打游击战比较灵活，比绑在山头上遭敌大炮飞机轰炸好得多。在太岳期间官兵振奋，干得起劲”。　　1938年5月，徐州失陷，正面战场推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楼、吉县一线。卫立煌部进入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进入中条山区。华北广大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到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敌后广阔的地域内放手分兵。八路军的三支主力，在山西牢牢控制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广大山区和乡村，一部分进入晋西吕梁山脉活动。同时又北越长城，东下太行。宋任穷、陈再道等率部挺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武支队北进云雾山，吕正操部开辟冀中平原，晋察冀游击支队深入平西。日军在华北的30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八路军的出击遍及华北。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由强有力的正规军开辟和支持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呼应；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巍然屹立于敌人占领区内的正规军的指挥系统——从八路军总指挥部到各师、旅、团部，领导华北民众为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国土而浴血战斗。　　19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15.6万。1939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之众。由朱德、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五分之二以上。　　第10章 反磨擦　　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山西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战役和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南渡黄河，西过汾河，八路则深入敌后，开辟了广人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甘心，想从八路军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以河北事件为发端，不断制造反共磨擦。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装以吕正操部为主，在冀中38县地区创造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为主，在冀南20余县建立了抗日政权。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鹿钟麟去河北省担任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为安全计，取道山西，请八路军护送，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敌后八路军开辟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路过山西长治时，鹿钟麟曾访问故县镇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举行会谈，议定冀中、冀南行政专区人选暂照八路军所任不变。　　蒋介石对原属西北军的鹿钟麟不大放心，又由其军统特务系统推荐了河北一支反共武装的头目、自号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出任河北省民政厅长。　　1938年9月，鹿钟麟到冀南南宫县，毁弃前约，要撤销冀南公署，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20 余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遭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反对。为团结抗日，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南宫等3 个县为鹿钟麟的机关驻地。鹿钟麟到冀南后，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国民党军残部、地主土匪武装纷集于其下，借势向八路军挑衅。　　八路军原想与鹿钟麟合作发展河北抗战力量，由于鹿到冀南即行反共，合作发生问题。但八路军仍未放弃对鹿的争取。10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共同致电冀南朱瑞、徐向前等人，要他们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在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其肃清华北计划的状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嘱咐朱瑞等“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对于八路军和冀南民众艰苦创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公署，中央和总部则持坚决态度，指示朱瑞、徐向前等：“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　　11月，鹿钟麟突然发布公告，撤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职务。鹿手下的一伙人，即向各县另行委派县长，抢官夺权。与此同时，张荫梧也以其民政厅长的名义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有2 个县政府、3 个县政府的局面。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有的县出现了4个甚至5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这些委派县长，各据数村，要粮抽丁，老百姓叫苦连天。才两个多月，就把八路军刚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随后，鹿钟麟又设法将国民党在山东的石友三部2万余人调来河北。蒋介石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于是，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的武装达到六、七万人，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杀害抗日军民，河北事态愈演愈烈。　　1938 年12 月下旬，彭德怀到西安，准备参加蒋介石原定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同时见蒋面谈解决河北问题。这时，中国战局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变化。　　日军侵华15 个月来，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后方受到八路军的威胁就愈大；对重庆政府遂由过去的以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其诱降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共同防共。在日本的诱降下，重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防共、反共的逆流。　　彭德怀是带着中共中央解决河北问题的诚意来到西安的。12月23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参加将领会议的立场：“坚定各将领之抗战信心，强调团结统一之重要。特别是在敌后方，斥责制造磨擦之有害。介绍八路军抗战之各方面经验。”关于河北问题，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在要求划某些地区行政权给八路军而谈判顺利时，或有必要时，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弭磨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方案。　　24日，蒋介石在西安接见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略谈数事，即起行返渝。并不提开将领会之事，只约彭德怀到重庆详谈河北问题。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已经在陕西省之武功开过了西北和华北师以上的将领会。但没有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将领参加。因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共。　　1938年12月28日，彭德怀在重庆会见蒋介石。同年初，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第一、二战区将领会上曾约彭德怀去武昌和他单独会谈，要求八路军在敌后出击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作了积极的响应。现在，蒋介石关心的是要限制八路军，见了彭德怀就根据鹿钟麟、张荫梧等人告的状，责怪八路军建立冀南、冀中抗日政权是破坏行政系统。彭德怀列数鹿、张在河北破坏抗日团结的事实作答，列举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陈述敌后战场对牵制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的重要。最后商定，河北磨擦问题由蒋介石电天水行营主任（辖一、二战区）程潜派大员与彭德怀一起赴冀南解决。　　当彭德怀在为维护国共团结而奔走之际，1月下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会后秘密下达了《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 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共方案。又密令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鹿钟麟等更无顾忌，从滥委县长，到滥委专员、乡长、村长。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袭击八路军，制造流血事件。反共分子公开宣扬“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八路军一定要交出政权才行”。　　张荫梧等部拒绝与八路军配合，在日军的进攻下屡遭损失。河北战局仍不得不赖八路军来坚持。蒋介石致电彭德怀，希望彭德怀赴河北与鹿钟麟会谈。其电文曰：“彭副总司令德怀兄：某日电悉，艰难奋斗，至念贤劳！冀省为华北敌伪之心脏，吾人必须坚决把握，严重打击。所赖以维系人心，号召抗战者，端赖我军政长官同舟共济，密切合作，保持机动之优势。务盼兄速即前往，与瑞伯（鹿钟麟字）会谈，在精诚亲爱合作，共同杀敌，保全冀省原则之下，消除隔阂，解决误会，免为敌乘为要！中正。”卫立煌亦致电慰问。彭德怀遂与鹿再约，在辽县下庄八路军的驻地举行会谈。　　鹿钟麟到河北引起抗战营垒的磨擦，举国关心。彭、鹿会谈，各方注目。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研究后，请示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要点为：坚持河北抗战，发动游击战争；两党派代表，组织共同委员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统一行政，发展经济事业；合理统一军事指挥；承认各县抗日群众团体等。根据过去双方争论焦点在统一行政问题上，纲领提出撤销双专员、双县长；对各地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员、县长由省府加委。撤销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张荫梧等人的职务。　　鹿钟麟在会谈前陷于狼狈境地。他的老上司、主张国共团结抗日的冯玉祥从重庆给他发来一封长电，责备他：“不尚容人用人，过去方法已不适宜”，嘱鹿“诚恳、合作、坦白，以坚持河北抗战”。程潜亦自天水行营给鹿长电，令鹿：“本民族利益第一、抗战团结第一之旨，忍耐精神，无偏无党。”还说：“民军（指张荫梧等部）到处索粮索款，亦有割据嫌疑，党政人员有时偏袒，亦造成冲突主调”。“以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为不可能，亦不必要……”。另一方面，鹿钟麟连接蒋介石四道密电，要鹿必须撤销冀中、冀南两公署。　　鹿钟麟两面为难，无心考虑如何通过会谈促进团结抗日。见八路军提出了八大纲领，令随来诸人也草就一个纲领，送到彭德怀那里。彭德怀看后问道：“鹿先生和我不惮路途辛劳，来下庄见面，原为坚持河北抗战，为何纲领中没有抗日内容？”鹿钟麟无言对答。　　由于有蒋介石的密令，鹿钟麟坚持要撤销冀中、冀南两个主任公署，彭德怀则坚决维护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会谈无结果。临别前，为争取鹿钟麟，彭德怀对鹿说：“河北问题鹿先生固有失当，但朱德总司令和我素知问题不在先生，而在张荫梧等顽固分子，须将这些顽固老朽分子撤掉，团结合作方有希望。”鹿钟麟感于彭德怀的直言，也向彭德怀直告自己的难处：撤换张荫梧是得经过蒋介石批准才能办到的。以后张荫梧不但未能撤掉，反而猖狂愈甚，鹿钟麟则有所收敛。　　国民党当局想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取消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便依靠河北民军张荫梧、侯如墉、王子耀等部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袭击，由政治磨擦转向军事磨擦，制造了一连串惨案。其后，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不久，八路军截获了张荫梧致国民党当局的电报，电报说：“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军不两立，同时又被楼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侯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　　张荫梧倡言的“曲线救国”论被八路军截获后，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 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汉奸理论，连同张荫梧其人，从此为国人所不齿。　　8月1日，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反击原队，下令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和冀南部队，对河北民军中最反共而又宣扬汉奸理论的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实行自卫反击。迄8月底，张、王各部大部被歼，张荫梧落荒而逃。面对张等的罪证，在朱德、彭德怀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于9 月19 日撤了张荫梧的职。　　鹿钟麟到河北反共，结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自行垮台，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1939年11月，国民党派朱怀冰率九十三军之3个师并庞炳勋军北上入冀，与石友三部及张荫梧残部结合。　　1939 年10月，彭德怀放下他正着手进行的八路军的整训和兵工厂的建设工作，从总部西行。25 日，来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第三行政专区的住地沁源县吴家窑村。　　从7月到8月，八路军和决死纵队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经过大小70余次战斗，打退了5万日军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根据地民心振奋，部队士气旺盛。但抗战营垒内，却因阎锡山的反共而呈黑云压顶、山雨欲来之势。　　阎锡山的反共是从牺盟会、决死队下手的。这使牺盟会、决死队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既担心，又气愤。这次彭德怀来沁源，名义上是以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身份路过，实际是代表中共北方局，来研究如何抵制阎锡山的反共逆流。　　1939年3月到6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高级军政民千部会议”。会议中，阎锡山向他的心腹提出他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是：“中日不战而和，国共不宣而战。”说：“武汉失守后，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他要“自谋生存之道”。在会上，阎锡山发动旧军（晋绥军）攻击新军（抗敌决死队），旧派（新军内阎锡山派来的军官）攻击新派（新军内多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的政工干部），挑起新旧军之间和新军军政干部之间的公开磨擦。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措施：宣布取消山西省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众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撤换牺盟会派出的抗日县长；改编新军决死队，企图把新军置于旧军的管辖之下。这些措施遭到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坚决反对，于是，阎锡山向旧派放出他准备发动反共事变的有名暗语：“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　　如何对待国民党内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毛泽东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毛泽东要八路军和进步力量加强自身工作，准备应付阎锡山发动突然事变。　　在吴家窑村青龙庙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牺盟会和决死队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发表了题为《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的长篇讲话，然后和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进行详细讨论。薄一波告诉彭德怀，阎锡山很狡猾，声言他不反共，也不反对八路军，只是要整顿决死队和牺盟会，实际是要搞垮决死队、牺盟会。彭德怀笑说：阎锡山说不反共，我们也不要说反阎嘛，要提出“拥护阎锡山，反对旧势力”。　　彭德怀高度评价决死队、牺盟会在山西抗战中的作用，是运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很成功的形式。一定要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争取中间势力，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彭德怀叮嘱说：阎锡山说天要下雨，要准备雨伞，我们也要准备雨伞。对于坚持顽固立场的旧军官，要坚决撤换；情况紧急时，要把他们集中起来，防止里应外合；一旦有事，决死队就向八路军靠拢。　　1983年，薄一波在回忆这一次会见的情形时说：和彭老总这次谈话，对以后一纵队胜利地应付12月事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两人的看法相同，觉得当时山西局势有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前夕的味道。国民党是决心要吃掉牺盟会、决死队的，但我们也有了经验，只要掌握住武装，就不怕。12月2日，彭德怀从沁源南行到沁水，会见决死第二纵队和山西第五专区的党员负责干部戎子和、董大知、杨献珍等，传达中央政治局和北方局对时局的看法及应付突然事变的方针。三纵队所在的第五专区，南有阎锡山的孙楚军进驻阳城，虎视眺眺。孙楚军的背后太南地区，还有国民党的数军之众。一旦蒋、阎勾结进攻，五区便首当其冲。彭德怀对三纵队的情况很不放心，切切嘱咐戎子和、董天知对阎派反共军官保持警惕，早下决心。 12月6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宜川秋林和阎锡山面谈，劝阎锡山坚持团结抗战，停止反共。彭德怀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说：调停，就是给他讲讲利害问题。我对阎锡山说：你依靠牺盟会、决死队，你有前途；你要依靠反动势力、顽固分子，那你就要当空军司令了。你要把决死队牺盟会搞垮了，那你跟共产党也拌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把你放在眼里了。“阎锡山默然。彭德怀在秋林向阎锡山陈说利害，力劝阎不要反共，要团结抗日。无奈这时阎锡山己骑上虎背了。　　就在几天前，12月1日，阎锡山令驻晋西的决死二纵队，向同蒲线灵石、霍县段举行破击；同时，密令晋绥军陈长捷、工靖国与日军勾结，里外夹击，准备将二纵队消灭于同蒲线西侧。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在王靖国军进攻下举行自卫反击，电阎锡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锡山当即宣布二纵队为叛军，蒋介石也立即同意阎提出的“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的方案。这就是抗日战争中蒋、阎密契制造的山西十二月事变，亦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