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战役历时30多天，红军指战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且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有利时机，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困难。这次战役的失利，主要是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对赣州战役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阐述：“正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3月中旬，彭德怀在赣县江口圩参加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关于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及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面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中央局的多数委员坚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积极向外发展，分途作战。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彭德怀支持了中央局多数的意见。　　江口会议后，东西两路军分兵作战两个多月，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胜利，西路军到河西上犹、崇义湘赣边活动。两路军会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继而连续进行了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开辟了几个县的新苏区，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得到发展。但预期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的设想，都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进一步巩固、发展红军和苏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以后坦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月，红三军团回师宁都，在归途中发生了郭炳生事件。郭是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时的老班长、救贫会员郭得云之子。郭得云病逝后，其子郭炳生由彭德怀照顾长大，参加了平江起义，从战士逐步晋升为红二师师长。郭炳生受敌人诱惑，受不了红军战斗生活的艰苦，趁部队开拔之机，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国民党。二师政委彭雪枫闻讯赶去追回了一个团。郭炳生带特务连跑掉。以后，郭又被国民党杀掉。　　郭炳生的叛逃使彭德怀非常震惊，也十分痛心。　　15年后，彭德怀的侄儿彭启超参军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见面，彭德怀就告诫侄儿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亲手毙了你！”“如果我反对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乍听此言，似觉过分，实际就是郭炳生叛变在他心头留下的隐痛引起的。　　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后，于1933年1月，调遣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3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任总司令，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中路是“围剿”主力，约16万兵力，组成3个纵队“分进合击”，企图在黎川、建宁地区一举歼灭红军主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因受“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离开了红军。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全面推行“左”倾路线，而且强令红军执行“左”的军事方针。　　2月初，红一方面军进围南丰，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南丰城位于江西省东部，抚河西岸，是国民党军从抚河战线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第八师5个团驻守，城墙坚固，上有炮楼，城内外修筑了许多堡垒工事，很难接近。2月12日，红三军团强攻一夜未克，第三师师长彭鳌和两个团长阵亡。红军围攻南丰时，敌中路军一、二纵队来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到前线视察，改强袭为佯攻，从南丰撤围。命一部红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前进，造成敌的错觉，而红军主力迅速秘密转移到广昌西北待机，红军转被动为主动。　　果然，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到黎川地区，命中路军向黎川、广昌迅速推进。2月27日，敌军五十二师进到黄陂以东一带大山中。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出击。红一军团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迅速将敌师部和一个团歼灭。第二天拂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乘大雾迷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右翼绕到敌后背侧，突然发动进攻，一下子冲到敌旅指挥所，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一个旅。红军继续从四面向敌进攻，将乱作一团的五十二师残部全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毙命。　　同日，红军右翼队红五军团等部在霍源一带阵地上将五十九师大部解决，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至此，消灭了蒋介石两个精锐师，获得了第四次反“围剿”初战的重大胜利。　　国民党军在黄陂惨败后，陈诚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有的3个纵队缩编为2个纵队，进行重叠作战。慑于红军威力，2个纵队各以1个师前进，2个师掩护，轮番推移。　　红一方面军得知敌军意图，以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方面推进，使敌前、后纵队拉开距离，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等部隐蔽在草台岗南部阵地，等候蒋介石的王牌军十一师。　　十一师恃强自傲，彭德怀告诉部队，“这一仗，就是要抓住敌人的傲气，还要先养它一养，然后来个反手把他打下马来”①。　　当敌后纵队抵达东陂草台岗一带大山中时，与前纵队拉开90华里。彭德怀命红三军团一师一团派出1个连，带上红军游击队的袖标，夜晚出击先打上几枪，然后丢下一些什物和袖标，装成逃路的样子；红一师主力则抢先夺取草台岗的制高点霹雳山。不料派出诱敌之连与敌人一接触，被敌人傲慢的态度所激，竟擅自打起机枪和自动步枪来。彭德怀听到枪声，不禁大怒，一把抓起电话筒，警告一师师长彭绍辉说：若把敌人打跑，你要负完全责任。　　霹雳山是草台岗的制高点，地势险要，只有占领主峰，控制住隘口，胜利方能有望。红一师连续发动三次冲锋，均未攻下，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抓起电话筒高声说：“彭绍辉，我在看你们行动，要特别冷静，一定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彭绍辉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原湘军独立五师随营学校的学员，接过电话后，即爬上山头战地指挥。彭德怀也即抵近前沿，命紧紧跟随身旁的军团司号长田长江吹起军号，命令一师迅速、坚决地拿下主峰。彭绍辉回忆说，这一次的冲锋号特别响亮激昂，他一听到号声，便知道是军团长亲到前线来了。在号声中，彭绍辉身先士卒，直向主峰奔去。一师战士齐声呐喊，紧跟师长猛冲。主峰拿下后，红军向敌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鏖战一日，歼敌十一师大部，九师一部，十一师师长萧乾被击毙，其残部逃至黄陂。　　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的左臂中弹被打断，成为独臂将军。彭德怀为此倍感痛心，全国解放后还曾抚着彭绍辉的断臂，为当年向彭绍辉发火一事道歉。　　这次反“围剿”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到鼎盛时期。红军也迅速发展壮大，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余人，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　　蒋介石在南京接到陈诚惨败的消息，十分懊丧，在给其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的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往瑞金，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朱德在前线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为代理军委主席，统率全国红军。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把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从两个方向打击敌人，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7月1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由红三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以后，红五军团十三师、红七军团二十师等亦编入东方军序列。福建军区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宁（化）、清（流）、归（化）军分区所辖的各独立师、团也统归彭德怀指挥。　　东方军入闽后，彭德怀根据敌情，决定先取泉上，再攻嵩口、清流，调动援敌，在运动中消灭十九路军之七十八师。　　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九一八”事变后，调赴上海执行卫戍任务。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一月有余，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愤而弃职返里。当年底，十九路军调赴福建与红军作战，蔡廷锴升任总指挥。　　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位置十分重要。由卢兴邦第三○七团驻守，还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4县地主武装百余人，储备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各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据点，也是东方军向东进军的障碍。　　中革军委认为泉上仅是一小土堡，弃取与否，无关紧要，反对攻打泉上的部署，要求东方军不打大城市也要打县城，直接电令东方军只以一个团去打泉上。彭德怀据理力争说：“以一个团围一个团怎么行呢？”朱德、周恩来出来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致电项英说：“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建议依原“预定计划，有步骤的争取胜利，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经过反复力争，东方军得以按照原来的部署行动。　　7月19日，东方军攻克泉上。军威大振，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条件。中革军委又迫不及待，命令东方军从北向南攻打连城，按地图标示的位置规定了攻城路线。　　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侦察人员到前线，亲自侦察敌军布置和连城地势，经过整整一天的实地调查，发现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规定从北向南进攻，红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十分不利，无法完成任务。急电告朱德、周恩来转报项英，提出攻打十九路军应以朋口为突破口，调动莒溪、连城敌人出援，于运动中各个歼灭之。经一再坚持，彭德怀的作战方案得到批准。　　朋口在连城南50里，莒溪西北20里，位于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交叉处，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7月30日，东方军集中兵力从前后发动攻击。据守朋口和连城出援的两个团全部被歼。东方军占领朋口，为夺取连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连城原是闽西苏区的一个县，1933年初被十九路军侵占。守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得悉所部两个团被歼，立即将驻扎连城部队收缩至城内，急电十九路军总部请示对策。十九路军总部唯恐区师被歼，急令弃城，撤向永安。东方军紧追不舍，急行160里至小陶，再歼其一个团。七十八师的惨败，使十九路军受到极大震动。东方军这次出色的追击战，得到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表扬，赞其为“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记录”①。8月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联名致电东方军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　　东方军未费一枪一弹，收复了连城，同时开辟了泉上、清流纵横百里的新苏区，胜利完成东征第一阶段闽西作战任务。　　不久，中革军委令东方军立即北上，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主要任务是：进攻沙县、将乐、顺昌、延平（南平）等地，开辟闽中、闽北新根据地，造成对蒋介石的威胁，创造中路军北上的有利条件。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东方军战胜了酷暑、疾病、缺粮、疲劳等困难，于8月26日攻占闽江上游顺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峡阳两个重要商港，击溃了刘和鼎五十六师3个团，取得了东征第二阶段的初战胜利。东方军占领洋口、峡阳后，将顺昌、将乐两座县城包围，主力围攻延平。被围之敌接连向福州十九路军告急，请求增援。　　彭德怀对东方军围攻下的顺昌、延平和将乐的地形和敌情作了详细调查，顺昌城三面环水，一面陆路，炮楼坚固高大，不便进行坑道作业；延平是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完整，易守难攻；将乐城也是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可以凭险据守。据此，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仍采用“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于9月初命令其六十师沈光汉部向永安开进，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向沙县集中，亲自率补充师沿闽江两岸向延平接近，以便增援。　　9月18日，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三六六团增援途中在芹山与东方军的一个团遭遇，在红军指战员勇猛冲杀下，号称十九路军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三六六团被全部歼灭，团长受伤被俘。红军创造了在运动战中以一个团兵力消灭一个团兵力的战绩。　　东方军自1933年7月入闽东征以来，连战连捷。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发展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在闽中、闽北连占闽江上游重要商港洋口、峡阳。在实战中，彭德怀创造条件，调动敌人，围城打援，于运动中巧妙歼敌，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十九路军在闽西、闽中与东方军交战连吃败仗，蒋光鼐、蔡廷锴等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剿共”，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同时，十九路军是一支有“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①，因此，才想同共产党合作。　　当日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1933年1月宣言，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十九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十九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出现，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十九路军接触，在十九路军承诺若干条件下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1时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十九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说：十九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十九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商品贸易，采取互相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助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罢工之自由；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昌决定立即兴师入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江浙地区抽调十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地区通过，向福建进攻。这本是红军截敌歼敌，支援十九路军的最好时机，但中共临时中央忽然改变了态度，说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更带欺骗性，“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①等等。　　“左”倾错误领导者，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十九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这时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主张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②。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① 彭德怀提出的这个建议，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② 的意见完全一致。可惜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不仅被否定，还被斥为“冒险主义”。　　不久，蒋介石以“讨逆”为名调遣10万大军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十九路军将领，使其内部分化，至翌年1月，历时五十几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虽已意识到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唇齿关系，担心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后，集中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再次入闽。这时，时机已被贻误，彭德怀亦无回天之力。东方军再次人闽作战，由于彭德怀的巧妙指挥和指战员的英勇作战，虽屡战皆捷，但临时中央推行错误路线，使东方军在福建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对反第五次“围剿”未起到什么作用，也未能实现支援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战略目的。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惨败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积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他一面向美英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大炮；一面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围剿”的军事骨干。受训军官毕业后，蒋介石赠送每人一把上刻“不成功便成仁”的短剑，以激励部属为其卖命。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50万军队，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在政治上，加紧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和组织地主武装；在经济上，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军事部署是：北路军共计33个师又3个旅，由顾祝同任总司令，主攻中央苏区。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3路军是“围剿”的主力，依托堡垒向广昌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计11个师另1个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阻止红军向南发展。西路军何键和浙赣闽边赵观涛所部，分别担负拦阻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的任务。　　9月28日，北路军攻占黎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一城之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急令红三军团北上就敌，“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③，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彭德怀在闽北接到命令，同滕代远率部回师江西，向黎川方向前进。10月6日，红三军团于飞鸢不期与敌周浑元六师遭遇，经过一天激战，占领洵口，生俘旅长葛仲山，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分析这次胜利的偶然性，强令红三军团转到外线，攻打硝石。硝石位于驻有重兵的黎川、南城和南丰之间，处于敌堡垒群中心。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力陈硝石不易强攻，应以一部作有力佯攻，调动援敌，打击其策应部队。彭德怀的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10月24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根据敌人改变战术，就红军应采取之战略方针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作战作用”。翌日，又电中革军委，提出一、三、五、七军团须要立即充实起来，不宜分离作战的意见，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述意见均未被采纳，彭德怀反遭到批评，中革军委要彭德怀对军委的整个战略部署切实执行，不能提出与方面军战役意图相反的意见。　　12月12日，国民党军队以5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团村并进。这时，彭德怀正发疟疾，看到战场上硝烟四起，人仰马翻，战士们英勇杀敌，病情顿时好了一半。但他知道红军兵力寡不敌众，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要打也只能打个击溃战，遂下令撤出战斗。　　后来彭德怀写诗描绘这次战役：“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红一军团）未到，让尔逃生。”　　1933年岁暮，滕代远奉命调离红三军团，去瑞金任职。彭德怀和红三军团干部对滕代远十分不舍，彭德怀几次向中央请求让滕代远留任，未获同意，与滕代远依依而别。　　新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很快就来了。彭德怀见到这位不过二十五六岁，曾留学苏联的新伙伴，爽快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以后齐心合力干吧！”　　从这时开始，彭德怀与杨尚昆也结下深厚的友谊，行军宿营，常促膝长谈到深夜，倾吐彼此的经历，憧憬革命的前程，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于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其路线得到全面推行和贯彻。在军事指挥上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所辖各军团和地方武装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虽然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领导权却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1933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几个主力军团被调来调去，在敌人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搞得十分疲惫，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继而，从军事冒险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形势越来越严重。　　国民党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后，将其入闽的部队改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协同先期组成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最困难时期。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推行阵地防御战的命令下，彭德怀于3月初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一、红五军团向进占南丰西南之敌发起反击，因敌阵地工事坚固，未能攻下，遭到重大损失。　　不久，彭德怀又奉命率红三军团急速入闽，转战在崇山峻岭之中。红三军团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爬越悬崖绝壁，抗击进攻之敌。　　彭德怀对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死板的、教条的指挥十分不满。4月1日，写信给军委说：在历次战役中，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了下级的机动，变成了机械执行，致使不能根据敌情变化和地带、地形特点，灵活机动地完成所给予的任务。他再一次建议组织几个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扰乱，破坏联络、捉土豪、征集款项等，以解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李德等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推行一套不切合实际的作战方针。　　4月初，敌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南至泰宁一线，沿盱江东西岸在宽10华里的广阔地面上，采用“东岸受阻，西岸推进”，“西岸受阻，东岸推进”的战法，交替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　　李德等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急调红一、红三军团和地方红军共9个师的兵力，要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李德亲临前线督战坚守广昌。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没有城墙，周围均是平坦开阔地，红军没有重武器。彭德怀再三说明广昌无法坚守，李德等置若罔闻，坚持保卫广昌。　　4月27日，盯江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进攻，不到半天便把李德所谓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轰平了，守备在工事里面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众敌夹击下经过一天激战，虽发动多次突击，均未成功，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于4月28日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战斗刚停，彭德怀就接到博古打来的电话，说他和李德要回瑞金，要彭德怀和杨尚昆去谈话。　　彭德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等人的作战方针，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广昌战役，李德等又亲临战场瞎指挥，与敌硬拼，造成红军很大伤亡，广昌也丢了。彭德怀憋了一肚子气去见李德。见面时，李德仍然讲战略上怎样分兵把口，战术上如何短促突击那一套。彭德怀火上心头，连珠炮般地问李德：你总是让我们组织火力，请问，没有子弹，怎么组织火力？你总是宣传什么短促突击，请问，在敌人密布堡垒下，我们搞的那么多短促突击，十次就失败十次，一次未能成功，今后还能这样搞吗？越说越气，索性把一肚子意见全倒出来，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团村战斗，若一、三军团不分离作战，集中兵力，就能消灭敌军3个师15个团，而你们却坚持分兵，打成了消耗战。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刚翻完，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　　倔强的彭德怀回骂：“你无耻。”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居于中央之上发号施令，无人敢顶撞，这次碰上彭德怀，却无可奈何。彭德怀回到驻地，把那仅有的一套军装和几本书一卷，准备去瑞金被撤职、公审、杀头。他什么也不怕，反正把意见都说出来了。　　李德也许慑于彭德怀的直言，也许因为打仗还得靠彭德怀，没撤彭德怀的职，也没有给处分，只是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　　这时，党内还有许多人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张闻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已经开始怀疑。广昌战役后，张闻天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在一次中革军委会上，他批评广昌战役说：这次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结果使红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李德等听不进不同意见，对张反唇相讥。　　广昌战役后不久，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进行了高虎垴、万年亭战斗。　　高虎垴是位于驿前北面、半桥镇东北的一座山头，附近多为高低不等的小丘，南面环绕着巍峨群山，地势险要，是扼制敌人南进的孔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指战员在险峻复杂的地势上构筑工事，外围挖了堑壕，铺设了地雷。为指挥无误，彭德怀冒着硝烟，亲临战场观察地形和敌我部署。红三军团司令部设在高虎垴南端。彭德怀经常告诫指挥员：“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②由于彭德怀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部署，守备高虎垴的红三军团红五师十三团在团长黄珍、政委苏振华指挥下，沉着应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敌人虽几次发动攻击，仍未前进一步，阵地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　　8月7日晨，敌军增调德国普福十三号山炮，再次向高虎垴阵地发动进攻，工事被轰毁，红军被迫向南撤退至万年亭，力孤无援，阵地也被攻破。随后，敌人连续攻破红军的三道防御阵地，占领了驿前。红三军团不得不退守石城北的小松。　　与此同时，各路国民党军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10月上旬，其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长汀、会昌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持续一年之久，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给国民党军以重创。苏区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鼎力支援战争。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使这次反“围剿”战役遭到严重的失败，迫使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第07章 迢迢长征路　　硝烟弥漫的赣南战场，吹来萧瑟秋风，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敌军重重围困着。红军指挥员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筹划着摆脱困境的方案。大家企盼中央能指出打破敌人围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的道路。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队共8.6万人，以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为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向南突围，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　　红三军团集中于于（雩）都城外准备出发。彭德怀和杨尚昆路过一间小酒铺。彭德怀突然拉着杨尚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说：“明天就要告别根据地了，我们去喝一盅，今天我请客。”杨尚昆看看素不花钱的彭德怀，跟着他走进去，两人相对而饮，默然无言，心情都非常沉重。　　10月17日，红三军团乘迷漫大雾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彭德怀为使朝夕并肩作战的战友、部下能一起突围转移，命令凡能行动的伤病员悉数归队，同时开拔。当时军团宣传科长刘志坚正重病卧床，彭德怀命部队硬是用担架抬着他，一起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突围转移，调陈济棠粤军、何键湘军等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途中，设置几道封锁线进行阻截。　　10月20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西挺进，首先突破粤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占领新城。继而分左右两个纵队进入湘南，接近汝城。形成对汝城的包围。炮兵连发数炮轰城，均未击中目标，恰值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见此情况，便指挥炮兵作了调整，亲自执炮，只一发，便拔掉敌堡，打开通道。11月6日，从左边突破湘军何键在汝城至思村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时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崎岖难行。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不顾艰难险阻，昼夜急行军，英勇作战，突破湘粤军在粤汉铁路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攻占宜章城，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西进。11月11日，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蒋介石为阻截红军西渡湘江，又急调几十个师的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任命湖南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准备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　　当时，红军在几十万大军密集布阵阻截下，簇拥着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队伍作甬道式的前进。彭德怀对这种走法感到十分恼火和担心，认为后果不堪设想。在行军中曾向中央提出关于今后军事行动的建议：三军团向湘潭、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以溆浦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甩掉笨重辎重，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运动战中调动、歼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但当时的中央对彭德怀等人的建议不加理睬，仍坚持原定计划，命令红军全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前进，在全州、兴安之间渡湘江，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及桂系军队。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军团从左翼急行进入广西，西渡灌江，向灌阳逼近；红四师渡过湘江占领界首，牢牢控制了界首渡河点后，进入界首以南的光华铺与敌激战、对峙；红五师主力进到灌江西岸新圩以南地区；红一军团向湘江与灌江会合处西岸的全州以南前进。红二师涉水渡过湘江，阻击驻在全州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　　然而，中央还是舍不得扔掉那些笨重的辎重，由成百上千的战士挑着抬着山炮、制弹机以及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等，行动十分迟缓，距湘江100多里的路程竟走了4天。时机被贻误了，敌军十几个师从几个方面压了过来，形势急剧变化。　　为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红三军团进行了异常顽强、激烈的战斗。　　11月27日，彭德怀命令红五师急速奔赴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进攻，掩护红军大队人马前趋湘江。28日，桂军两个师向红五师阵地发动猛攻，红五师仅有两个团，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十余里宽阔的阵地上，武器、弹药又不足，指战员知道，如果敌人攻占了新圩，红军将被拦腰斩断，后果不堪设想，个个英勇地与敌拼杀肉搏。苦战两昼夜，伤亡惨重，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坚持到30日，终于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红六师一个团为阻击敌人未及渡江，大部壮烈牺牲。　　11月29日，红三军团在渡江点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光华铺距界首只有几里路，为一片较为宽广的开阔地，不利据守。为阻击由全州、灌阳出击之敌，保证红军大队人马继续渡江，彭德怀只得不惜一切，背水一战。他把红三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战斗。　　翌日清晨，敌人正面进攻被红四师十团拼死顶住，便沿湘江西岸向界首逼近，对红军实施迂回。十团团长沈述清指挥发起反击，中弹牺牲。彭德怀命杜中美接任十团团长。当日，杜中美又壮烈捐躯。1日之内，牺牲两位团长，此战是何等激烈！在红军和革命的生死关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四师在界首光华铺血战3昼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十八团被敌围于湘江东岸，全军覆没，指战员大部分牺牲。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到渡过湘江，只剩下3万多人了。所带辎重，亦损失殆尽。　　湘江战役蒙受重大损失后，自命作战一贯正确的李德一筹莫展，愁眉苦脸，博古也感到责任重大，痛不欲生。红军指战员对中央的指挥从怀疑发展到不满，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错误路线所致。随着红军的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早已“日益显著，至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①。　　当此危急关头，被排斥的毛泽东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他根据敌人大量集结，阻击红军去湘西，而红军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大量减员的情况，力排博古等人坚持原计划的意见，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以甩掉敌人，使部队有个休整补充的机会。这一主张，并没有被中革军委接受。但是，中央红军由通道进入黔境，奔向黎平，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围歼红军的盘算落了空。　　彭德怀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否定了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使他心情为之一振。对如何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他和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野战军到黔中后，在川、湘、黔敌人中，川军可能成为正面的主要敌人，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湘敌将在东面构成封锁线，威胁我右翼；黔敌会钳制我左方。为能迅速创建新根据地与休养生息，野战军可先赤化遵义及其西北桐梓等6县。以乌江为右支撑点，控制娄山关，凭据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敌人，首先给黔敌以痛击。可命四方面军沿嘉陵江向重庆方面发展与中央红军呼应；湘西的二、六军团从川黔湘3省交界处西进，封锁乌江，防止湘军和中央军入川，使新老苏区连成一片。这一建议显示出彭德怀已从能征善战进而具有纵观全局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纵队，以破竹之势长驱直上，连克十余座县城，进抵乌江南岸。乌江又称黔江，是黔中一条大水，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入四川，在涪陵注入长江。乌江流域甚广，支流较多。沿江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江水湍急，又多滩险，非在渡口，绝不能渡。因此，乌江素称天险，其渡口为兵家所必争。　　红军入黔，黔军慌忙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控制了所有渡口，修筑防御工事。黔军侯之担夸口说，共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然而，红军锐不可当，直指江岸。1935年1月5日，彭德怀和杨尚昆率红三军团从桃子台、茶山关首渡乌江，进驻遵义南边之尚嵇场。随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分3路纵队北进。　　1月7日，红二师和干部团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将十数万追敌甩在乌江以南以东，争得时间，进行休整。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　　彭德怀和杨尚昆从前线赶到遵义参加会议，住在会址（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住宅）堂屋的楼下，这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他非常激动，深感任重而道远。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接着，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者绝大多数对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为其错误辩护，推卸责任不满，并对他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批评了博古尤其是李德的飞扬跋扈，独断专横的领导作风，指出他们独揽军委大权，拒绝听取军事上的不同意见，压制民主，发展惩办主义，否定红军过去对敌作战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毛泽东的发言，受到与会者大多数的支持。从革命战争的严峻实践中，从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对比中，大家终于认识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　　彭德怀在会上发言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拥护毛泽东的讲话。　　开会期间，毛泽东给彭德怀介绍了一个举止稳重的高个子战友，说：“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的党员，中央委员，党内著名的工人领袖。”①彭德怀很高兴，伸手与他早已闻名的刘少奇紧紧握手。不久，刘少奇被派往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会议在进行中，红三军团五师在遵义城南刀靶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彭德怀离席奔回前线军团司令部指挥战斗，保护遵义会议继续进行。　　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等的军事指挥权，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活动。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开会期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湘、川、滇等省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逼近包围，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靠拢，企图在乌江西北、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围歼红军。　　在国民党重兵云集，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按黎平会议的设想在黔北地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已不可能，毛泽东等遂决定放弃遵义，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城分3路纵队向习水、赤水方面进发，准备夺取土城、赤水。　　土城位于黔西北，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于实现中央“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1月25日上午，红一军团一师向土城攻击前进，与守土城的黔军侯之担部发生战斗，仅半小时，侯军主力便向古蔺方向溃去，一小部退往赤水。一师主力向赤水方向追击。随后，一军团开进土城地区，红三军团在后面跟进。　　这时，川军封锁了长江，同时进入黔境，自赤水、习水、温水分进合击。章安中旅先头团到达赤水对岸；郭勋祺师攻占了习水县城，向土城逼近。　　1月27日，川军王牌郭勋祺师尾追红五军团，于当日下午抢占了土城北面青杠坡和石恙咀东南端，截断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28日，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向敌发起总攻，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背水作战，十分不利，把干部团也投入了战斗，仍相持不下。川军陆续增援。29日，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土城战斗失利，红军未能赢得过江的机会，遂西渡赤水河，向叙永、古蔺前进，经川南进至云南扎西（今威信）进行整编。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番号，直辖4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张宗逊任十团团长，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邓国清任十一团团长，张爱萍任政治委员；谢嵩任十二团团长，钟赤兵任政治委员；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　　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忙调兵遣将，重新调整作战部署。这时红军却出敌不意，掉头东进，重入贵州。2月19日，彭德怀率部在太平渡第二次抢渡赤水河，向东急进，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顿成泡影。　　重渡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红一、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向桐梓、遵义速进。　　红军回师黔北，贵州军阀王家烈连忙由贵阳赶往遵义督战，加强了黔北门户娄山关的防务，防红军再占遵义。　　2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中央红军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翌日拂晓，彭、杨命令红三军团跑步向娄山关进发，抢占了有利地形。　　娄山关为黔北军事要隘，位于大娄山脉主峰，北接桐梓县，南临遵义城，海拔1400多米。四周崇山峻岭，两侧悬崖峭壁，只有一条陡险的盘山路贯通南北，为入川的孔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红军只有拿下娄山关，才能进占遵义城，指战员认识到此役是红军能否立足黔北的关键，士气很高。　　娄山关守军为黔军柏辉章师杜肇华旅。25日上午9时，红军迫近关口，红三军团的4个团同时投入战斗。十二团、十三团与守军争夺关口东侧最险要的点金山制高点，红军冲锋肉搏不克。彭德怀命令十团、十一团从两侧迂回，守军弃关而逃，红军完全控制了天险娄山关，揭开遵义战役序幕。　　2月27日，彭德怀下达攻打遵义的命令，红三军团乘胜一路猛追，直逼遵义城下，分别攻打新城、老城。一军团集结主力负责打击增援之敌。　　彭德怀在遵义城外山头，正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侦察员跑来报告：从敌人长途电话中听到王家烈向吴奇伟说：“共‘匪’已逼到城下，我们守不住了。”吴回答说：“你必须死守，今晚以后我一定赶到。”①彭德怀马上下令，务必在当晚夺下遵义城。遵义新城在东，没有城墙；老城在西，有内外两套城墙。彭德怀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军团参谋长邓萍指挥打老城，在观察地形时，被敌人飞弹射中，当即牺牲。　　彭德怀闻讯赶来，邓萍已经流尽鲜血，彭德怀抚着战友的遗体，连声呼唤：“邓萍同志，邓萍同志！”泪流满面。三军团指战员在悲痛中奋勇攻城，27日晚，红军一、三军团攻克遵义新城。28日拂晓，红三军团攻克遵义老城。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在战斗结束后，挥泪赋诗，悼念邓萍，末句日：“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2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红三军团主力在老鸦山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将敌击败，紧追不舍。一军团从左翼出击，一举突进敌人指挥所，两面夹击。敌全线崩溃，逃到乌江北岸，争相渡江，将乌江桥压断，人马纷纷落水，未及过江者，大都被歼。至此，红军连克桐梓、遵义两城，击溃黔军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给蒋介石的追剿部队以沉重打击，为中央红军西进北上争取了主动。　　遵义大捷后，彭德怀于3月2日给中革军委写了关于红三军团编制的报告。他心情沉重地说：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还说：两位团长负伤，6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到，红三军团在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的战役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不久，中革军委派红军名将叶剑英到三军团任军团参谋长，时间不长即离去，由萧劲光接任。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慌忙飞抵重庆，亲自“督剿”，下达手令曰：“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成使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黔军王家烈及川军等部云集遵义西北地区，企图一举将红军围歼在遵义、鸭溪狭窄地带。　　毛泽东将计就计，命红军向黔军和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形成对峙后，出敌不意，突然挥戈北上。3月16日至17日经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深恐红军渡江，急调重兵阻截。中央红军又速回师东进，返回黔省。3月21日至22日，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南下，将众敌远远甩在赤水河两岸。四渡赤水之前，就如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确定战略进军方向问题，彭德怀曾于3月20日向中革军委建议说：应以一部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以迷引滇敌；其余各部继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吸引川敌向古永移动，然后脱离该敌，速往赤水河掌握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渡过赤水河，从毕节以东回到黔西、大定，再寻战机，打击王家烈和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同时提出，目前红军应“避免与相等兵力决战”，一定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更不要“攻坚、乱碰”。这项建议体现了彭德怀善于在敌情十分复杂的形势中纵观战局，灵活转移兵力和变换战术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提出机动灵活，集中优势兵力，争取主动，以少胜多的主张，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红军把众敌甩在赤水河两岸，南渡乌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选派一部向贵阳东北方向佯动，作出与二、六军团会合姿态，而主力则在贵阳北通过息烽、扎佐，脱离敌人向东南机动。　　其实，中央红军既不想占领贵阳，也不是东去湖南，而是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出来，以便西进，抢渡金沙江北上。　　4月13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就红军目前行动问题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北盘江两岸石山耸立，居民多为苗族，地形和环境对我作战不利，应乘敌未到，迅速渡过北盘江，向滇急进，扩大机动区域，以便争取主动。这个建议旨在使中央红军跳出敌军重兵包围，迅速渡过北盘江入滇，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意图。　　军委接受了彭、杨建议。4月17日，中央红军跨过北盘江，突进云南，连取数城，直逼昆明。而这时，滇军刚被东调入黔，到贵阳为蒋介石保驾，昆明几乎是座空城。云南省主席龙云，深怕红军抄了他的老家，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要滇军返回，一面急调各地民团前来增援。然而中央红军只在其附近虚晃一枪，跳出重兵包围，即向西北迅速前进。　　中央红军分路向金沙江急进。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先抢占了洪门渡口，因水流湍急，无法架桥，未能渡江。此时，中路纵队先遣队干部团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5月5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赶往皎平渡。9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抛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红军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抢渡金沙江成功后，为扼阻追敌，争取红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后，得到必要的休养和补充，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团和干部团主攻会理城。会理城有内外两城，城墙高厚，红军没有足够炮火，子弹每人也只有几发，攻城的唯一办法仍是坑道爆破。彭德怀和战士一起奋战五昼夜，于14日晚起爆，却因炸药不足只将城东北角炸塌，城内守军以几挺机枪交叉射击，红军冲不进城，会理未能打下。　　红三军团继续围会理，守军龟缩在城内不敢出击，红军主力得以在城外休整。　　这时，在红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一场风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为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指挥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外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批评了林彪，又指责了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此事，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责任重大。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又严厉批评彭德怀说：“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当时正发高烧，是用担架抬着去出席会议的，可见气氛之紧张。　　事情的原委是：一段时间内，林彪对红军在川、黔、滇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满意，说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等。一次，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①　　“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②彭德怀便回绝了林彪。　　会理会议还根据刘少奇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批评彭德怀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和右倾情绪的反映”。③指责他不在这封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刘、杨给中央的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团结为重，当时在红三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还表示：“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他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④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以说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和他有七分不合作。这时，林彪当场声明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德怀并不知道。历史真相方得到澄清。　　就当时形势而言，会理会议通过批判林彪的信，通过批判刘、杨的电报所反映的问题，纠正了当时在红军中存在的消极情绪，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击溃在天全河堵截的川军杨森部，攻占了天全、宝兴、芦花。继而，翻越长征途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又名甲金山，横亘于宝兴与懋功之间，只有翻过夹金山才能进入川西北。夹金山地形陡险，主峰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山上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大雾迷漫，风雪交加；时而烈日当头，骄阳似火。中央红军长途跋涉，辗转苦战，给养困难，体力虚弱，要翻越大雪山着实困难。为了革命，红军指战员互相鼓励，扶持前进。　　红三军团进至雪山脚下，彭德怀下令暂憩，亲自检查部队过山准备。大家吃着各自携带的干粮，彭德怀忽然发现军团教导队队长孙毅没有东西吃，马上把孙毅叫过来，从自己的干粮袋里倒出一半给他。孙毅不肯要，彭德怀笑笑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孙毅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彭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⑤　　红三军团警卫通讯班班长邱荣辉回忆说：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往山上爬，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当走到半山腰时，两眼一黑倒了下去。这时，军团长彭德怀和战士们一样，面色苍白，喘着气大声喊：“快，骑上骡子走！”我站起来说：“能走。”可没走几步，又摔倒了。这个疲劳得奄奄一息的战士死活不肯骑上驮着文件的军团长的骡子，彭德怀急叫饲养员把骡子牵过来，又大声喊：“抓住尾巴！”邱荣辉就紧紧抓住骡子尾巴过了雪山。　　红军终于以炽热的革命理想和顽强的意志征服了自然界冷傲的雪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认为川北一带地形、给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主张集中兵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　　为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主张。张国焘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中共中央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其后，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军，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　　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进军甘南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五军、三十二军组成）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　　这时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他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说：“抬！”当时，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找来，交代说：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还常常亲自抬着担架，走得又稳又快。　　川西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夏秋雨季，草地泥泞滞水，行人止步，许多地区渺无人烟。红军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天天下雨，连向导都难以寻找旧路的痕迹。谁一不小心陷入淤泥，就为沼泽所吞噬。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地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一次他同几个干部把陷入淤泥中的战士用绳子捆住腰部往外拉，连续救出七八个人。　　过草地，红军指战员不仅与大自然作殊死搏斗，还要同饥饿作斗争。过草地前，各部队虽尽力筹备干粮，可行程太艰难，走不到一半，便告断炊。茫茫草原，渺无人烟，到哪里去补充呢？前卫部队还可靠野菜、树皮充饥。后卫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饥饿严重地威胁着红军的生命。　　彭德怀把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　　“连军团长那头黑骡子在内，还有6匹。”　　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　　老饲养员急了，坚决不让杀掉大黑骡子。　　彭德怀心平气和地说：我也舍不得咯，现在连野菜都没有吃的，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　　牲口杀了，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部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　　在茫茫草地上，整整行军7昼夜，历尽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看到了草地的边际，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右路军停在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的到来。　　这时，三军政治委员杨尚昆调到军委任职，李富春接任三军政治委员。　　1935年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葛曲河涨水，左路军不能北渡，已分3路返回阿坝，要求右路军南下松潘。　　9月8日，张国焘又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命令右路军做好准备南下。　　当日，彭德怀恰在前敌总指挥部，觉察到陈昌浩说话的语气与前不同，如说阿坝地区比通（江）、南（江）、巴（中）还好得多等。旋即得知叶剑英已看到张国焘背着中央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①彭德怀觉得事态极其严重。这时，前卫部队一军已进到俄界地区，只有三军几个团的兵力驻扎在阿西、巴西地区。而中央领导人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那里，彭德怀想，如果张国焘有变，毛泽东等人的安全将无法保证。即到毛泽东处请示应急办法。问道：　　“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持中央南进，怎么办？从防御出发，我们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武装冲突？”①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不可。”　　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做些部署？毛泽东又以周恩来、王稼祥均在病中为由，约陈到彭德怀的三军司令部开会。彭德怀才放下心来。　　9月8日、9日，中共中央两次电令张国焘北上，张国焘复电继续坚持其南下主张。　　中央考虑张国焘率部北上已无可能，决定率三军先行北上，向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后和十团一起行军，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②毛泽东表现出的乐观气概，使彭德怀深为敬佩。　　途中，陈昌浩给彭德怀送信，希望三军停止北进。彭德怀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中央率三军达到俄界后，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其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不得有误”，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共中央的命令，并直接电令一、三军领导人“速归来”，说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无止境逃跑”。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机，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支队辖3个纵队。同时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渡过白龙江，在沿江残缺危险的栈道上前进。　　9月17日，一军先头部队奋勇夺占天险腊子口，中央红军顺利翻过岷山，9月18日到达甘南岷县哈达铺。长征途中，红军所过皆偏僻之地，与外界不通邮，连报纸也看不到。到了哈达铺，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决定继续北上，前往陕北。彭德怀和李富春为继续争取左路军北上，致电左路军负责人说：右路军在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连日击溃了敌鲁大昌部，缴获甚多，此地物产丰富，汉回族各半，对红军十分热情。希望左路军能消灭敌人北上，创建陕甘根据地，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　　9月22日，彭德怀和毛泽东率红军从哈达铺出发，26日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进抵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正式决定红军前去陕北，以陕北为基地，促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先行出发，继续北上，攻占通渭城，在敌人尾追下，连续突破西（安）、兰（州）大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进到环县。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到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境以战国时代名将吴起命名的吴起镇（今吴旗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该地区，与红二十六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　　彭德怀从二、三纵队驻地到吴起镇与毛泽东商议红军行动方针时，忽得报，一路尾随红军之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又来进犯。毛泽东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句话成为红军的口号。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奋起迎战，10月21日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这时，东北军白凤翔部来犯，其骑兵先头团又被红军打垮，掉头逃命。另外三个团也同时被击溃。红军经过此次战斗，结束了敌人的追剿。　　就在这时，毛泽东诗赠彭德怀，赞扬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　　山高路险沟深，　　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回忆当年他看到毛泽东写给他的这首诗后，曾将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还送毛泽东。　　这首诗今天已被人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第08章 驰骋陕甘宁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作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共11000 多人，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在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时，彭德怀提出为保留井冈山的旗帜取消三军团建制的意见，将原三军团列入一军团序列，即将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编为红四师，十三团编入红一师。他这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兵权的高尚品德，博得全军的敬佩，也为后来红军的缩编工作作了表率。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深，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加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向陕北革命根据地扑来。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歼其先头部队。彭德怀随毛泽东去道佐铺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讨论决定将歼敌的地点选在直罗镇。直罗镇不到百户人家，位于郧县城西葫芦河中游，是陇东通往陕北郧县、宜川的必经之地。镇址三面环山，地理位置对红军十分有利。彭德怀同徐海东到直罗镇一带视察，走遍附近山头，弄清了四周村庄和道路、河流。决定在镇周设伏，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来，一举歼灭之。敌人果然中计，进入直罗镇。　　21日拂晓，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从隐蔽地区向直罗镇发起总攻。毛泽东、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这天，降着小雪，吹着北风，两路红军直捣敌营。经过半天激战，东北军一○九师两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全部被歼。师长牛元锋被击毙。随后，红军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去打援。东北军一○六师得知一○九师在直罗镇被歼，立即逃跑。23日，一军团将一○六师围堵在黑水寺，又全歼其一个团。敌方被迫退兵，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宣告破产。　　直罗镇一仗对中央红军立足陕北至关重要，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评价这次战斗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只有“以发展求巩固”，才能摆脱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军事上的“围剿”和经济上的封锁，解决红军给养和兵员不足等问题。　　1936年1月，彭德怀正在甘泉前线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之再三，于1月26日回电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不易形成对红军“围剿”的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的困难，向南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对红军不利。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但亦有可虑之处：“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1936年1月27日，彭德怀从前线赶赴延安，参加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会上争论很大，主要是怕红军东渡丢了陕北根据地；也有恶意指责的，李德在他的《对战略意见书》中，说东进是“想挑起日苏战争”。彭德怀在电报中所提出的两条意见，与毛泽东的“以发展求巩固”的主张似乎有些矛盾，但从军事意义上说，它补充、完善了红军渡河东征的战略思想，对作战部署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经过毛泽东的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同意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红军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统由周恩来、博古指挥，留守陕北苏区。　　初春虽到，黄河才刚刚开始解冻。河水夹着大块冰排汹涌而下，靠两岸的冰层还没有融化。2月20日，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战斗打响。先遣队划着小船，乘黑夜穿过敌人弹雨驶达彼岸。21日下午，先锋军全部渡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接着，红军越过吕梁山，向兑九峪发起进攻。彭德怀同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向全国再次发出一切抗日军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