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厂要力求其快”就是前面提到的“荣宗敬速度”。“设备力求其新”，就是时时重视更新机器，这一点即使实业部在1934年7月以贬为主的调查报告书中也承认，荣家无论是自办厂还是收买的厂，起初都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这是时代的原因，他们却能随时代的进化，逐渐更换。恒源昌、东方纱厂本来设备老旧，多年后再来看由它们改造而成的申新二、七两厂就大不一样了。荣宗敬本人虽不懂新设备、新技术，但他相信外国机器，早年他曾为振新纱厂买了先进的发电机，装的马达在当时内地工厂中是第一家，安装后效能非常好。追随他多年的荣鄂生说：“宗先生脑筋新，真是了不起。”在荣氏兄弟心目中，原料好，机器新，就能赚钱。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荣宗敬的四项原则（2）荣宗敬经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由于早年订购机器能严格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分期付清，绝不拖欠，建立起了良好信用。以后，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大量买机器，不断更新设备、扩大规模。1916年，荣家派荣月泉到欧美实地考察面粉、纺织工业，在美国订购了最新式的面粉机器。荣德生说哥哥“添机成癖”，其实两人在这一点上想法一致，他也喜欢新机器，他们都觉得与其留着现钱，不如多添机。他女儿荣漱仁回忆：“我父亲和伯父都具有兴办工业的信心和决心，所办各厂大多由小而大，从租地、租屋、欠机、添机入手。平日财无私蓄，一切资金除拨出一部分作为地方公益和建设之用外，全部放在企业的营运上面，一有盈余就力图扩大再生产，从没有其他置产、谋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他们两位老人家都时时刻刻不忘记添机建厂，更新设备，使用新式机器，同时又常常注意机械的维修保养。事实教训了他们，机器新、管理好、成本低，才能赚钱，否则就要亏本。就是使用外国机器，也要悉心研究体会，懂得它的性能，才能发挥机械的全部能力。”　　在引进外国设备上，荣氏兄弟动足了脑子，重大项目一定派技术员前去考察，再三比较设备优劣，价格高低。和哥哥相比，荣德生求稳健，不赞成全部用外国的，认为都到外国买新机器那是买不起的。为了节约，一般成套设备只引进外国的主机，配套的辅助设备力求自造。甚至按实际情况改进外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往往比原来效果还好。比如使用美国产的面粉机产量、质量都上不去，荣德生组织工程师研究，发现设备是针对美国小麦杂质少、清麦设备要求不高的特点设计的，而中国麦杂质泥灰多。于是他们自己进行改进，加添5号直立打麦机和风箱等装置，同时加添自行仿造的圆筛，增置荞麦机。面粉日产量从2 400包提高到3 400~3 500包，质量也提高了。1937年4月，荣宗敬在无锡申新三厂股东会上提议添机，荣德生知道财力不足，又不便当面违背兄意，就说预备自造。他在无锡自办了一家公益机器厂。　　“扩展力求其多”，是指荣氏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并无雄厚的大资本作后盾，而是靠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靠他们在金融界的信用。1914年荣宗敬42岁生日时，弟弟到上海祝贺。荣宗敬说办厂就和滚雪球一样，只能往前滚，不能停，这样，别人还在犹豫，自己已发展壮大。他的愿望是自己50岁时拥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锭，70岁时有70万锭，80岁时有80万锭。弟弟也认为“要拿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　　办钱庄出身的荣宗敬，不断向行庄借款来扩大企业。他曾对金融界的人说：“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他至少以个人名义在7个钱庄、2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名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投资20万，后来增加到45万，成为大股东。他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对他喜欢在银行、钱庄搭一点儿股份，他弟弟和其他人都不太理解。他对身边的人说：“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一万股子，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有一事可以说明，1928年2月23日，因为荣宗敬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一些误会，但两人毕竟交情不是泛泛，陈写信给济南分行经理、后来做了福五、申四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的华栋臣说，当初约荣宗敬入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与实业家的这种结合完全是纯洁的，不存在其他念头，更不是交易，事实上，自己多年来对荣氏企业的越权帮忙太多了，七八年中的放款已超过本行资本一半就是证明。按银行章程，以本行股票在本行用款是大忌。如在国外，一查出，就要受法律处分。　　除了寻求银行、钱庄的支持，荣宗敬解决资金的另一个秘诀，就是“肉烂在锅里”。 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人家关厂，而你却一爿爿多起来？他回答：“我是有钱就要开厂，人则有钱就分掉。”这其中道出了荣氏企业发展的奥秘之一。申新总公司会计部的荣得其证实，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出来。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所以积累不起来。荣宗敬的四项原则（3）1913年福新一厂开办时就议定：三年不提取红利，用来扩充企业，股利也存在厂里生息，以扩大资本。福新系统其他厂以后也按这个规则办。扩充企业基本上没有添什么新投资，就是靠滚雪球的办法。　　申新一厂最初只有30万元股本，到1918年为止，把全部盈余红利30万元都加入到股本，只是给股东发了个收条；1919年的盈余红利有80万元，分掉了30万元，另50万元入了股本；1920年盈余红利有万元，只提出万元的零头分派，其他90万元都加了股本；1921年盈余60万元全部添了股本。　　这与申新的无限公司形式有很大关系，荣氏兄弟对有限公司的弊端有切肤之痛，荣德生到老都主张无限公司，坚决反对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一旦股东有分歧，就不能发展，而企业经营要迅速抓住时机，容不得半点迟疑和拖沓。荣氏企业后来都采取无限公司形式，荣氏企业能不断扩大和这个组织形式密切相关，重大决策荣宗敬一个人在沙发床上就能决定，有限公司的集权不可能做到这样的高度集中。　　1927年，荣氏企业发出《劝告同仁储蓄宣言》，筹集100万银元作为基金，自办“同仁储蓄部”，吸收职工和外界存款，充分运用生息资本。储蓄部采取定期储蓄、定期复利储蓄、定期取息储蓄、零存定期储蓄、零存整取，以及通知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存款、礼券储蓄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存款形式。到1928年，在南京、汉口、无锡、济南等地共设立了37个分部。　　1921年后，棉纺业的黄金时代迅速消逝，棉贵纱贱，许多企业包括穆藕初的德大、张謇的大生等纷纷衰落，被银团接管甚至倒闭、拍卖。面粉业一度也出现了滑坡，1922年茂新、福新各厂都有亏损（约50万），1923年茂新各厂继续亏损。从1922年到1924年，申新亏损累计已有130多万。在纺织业不景气的时代，荣家反其道而行，申新继续扩大，到1931年达到顶点。市面不好，为什么他还要买别人办不下去的厂？不少人想不明白，荣宗敬却自有想法：第一，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第二，对申新来说，添了一家厂，总公司只要添一本账即可，人手也不用添，工程师、职员都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而可以减轻（买下老厂，旧职员归原主资遣），小职员提升几个，薪水又不必马上提高；第三，对总公司来说，只要添一本账簿，也不要另设一个经营管理机构；第四，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申新并进一家厂，力量更大，竞争更有利。因为产额越多，进料、销货越便宜，管理、营业的费用也越节省。　　另有一点，他没有说出来，规模越大，就越不可能倒掉，因为牵动社会越深。　　1931年11月1日，厚生纱厂正式移交，当月23日就能开工，这就是申新厂多的优势，从其他厂分一些职员、技术人员过来，物料甚至连报表之类都可以随时挪移。何况，在收买或租用老厂时，荣氏企业实际上没有付出多少现钱，主要是通过债务转移过户的办法，在银行、钱庄账上转一个户头而已。被租办和收买的企业往往都经济困难，可以杀价。1929年买东方纱厂向汇丰银行贷款200万；1931年买三新纱厂，对方开价40万两，可以欠款，但要先付5万两佣金，荣宗敬手头没钱，就找开钱庄的亲家孙直斋贷款，孙直斋说，多没有，只有5万两，他说正好就要5万两。同年买厚生纱厂，厚生急于出手，出价很低，他手头没钱，同样向原债主几家钱庄押款，实际上没有付款，只是转了个账户。钱庄老板为什么相信荣家，不相信厚生？因为荣家企业多，这个厂不好，还有别的厂，而厚生老板只有一个厂。　　荣宗敬在买下三新纱厂后，常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虽然没有钱，人家肯欠，我就要借。”“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这句话早就成了他的一句名言。在负债扩大这一点上，兄弟俩有共识，荣德生早年就提出“欠入赚下还钱”的想法，这和荣宗敬说的“先借后赚再还”是一致的。1931年底总公司负债超过了4 000万，荣德生将负债扩张称为“借鸡生蛋，以蛋孵鸡”。许多人不理解荣氏兄弟拼命扩厂，他的解释冠冕堂皇：“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况吾国人口众多，而工业生产落后，产品不敷供应，仰求外洋。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1932年申新的营业报告书说，自1929年以来，艰难困苦中仍添了25万枚纱锭，2 400台布机。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不知荣宗敬有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没有说破，申新规模越大，银钱业就不得不给它放款。有人说，对于银行、钱庄，申新“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申新困难时，有一家银行借给它40万元，还不敢对外人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给茂新的款非但不收回，还继续借钱给它发工钱。即使1934年的那次大危机，银行其实也没有按借款合同严格执行，只是想维持申新不倒。申新债务官司最多时，法院给申新贴了很多封条，贴多了，也就没人当一回事。法院为什么不敢把申新关门？因为申新厂多人多，一旦倒下，那么多工人失业，这已经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牵动整个上海。　　但是拼命扩厂，负债经营，有利也有弊。申新到1931年负债已达4 000多万，其中原因，荣宗敬在4月18日中国工商管理协会的聚餐会上说得很清楚，纺织业和面粉业近年来和日、英等国竞争日见剧烈，艰难备尝，加上税项负担过重，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原料品质不佳，工厂管理不科学，还有金融方面利率太高等因素，企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其实，荣氏企业的自身因素也不能忽略，申新短短十几年从一个厂扩大到九个厂，不是有充足的资本，而是靠借债，一旦金融不再输血就会出现重大风险。这是造成申新1934年搁浅的根本原因之一。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绑架事件：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突然在上海被绑架，先被劫到小车上，几经转折到了一条小船，他只能蜷伏在里面，大小便都不能自由。第一天只给了他一块硬饼干，知道他牙齿不能咀嚼，第二天给了他三块软饼干、一块蛋糕，夜里转到一个石库门楼上，没有窗户的小黑屋，硬木铺板，白天也没有光线，不准点灯或蜡烛（只有写信等必需时才点）。在黑屋的伙食还比较优待，早上给他两个鸡蛋，中午和晚上一碗饭、一碗粥，菜是豆腐、咸菜、黄豆、鲫鱼、鲥鱼、炒蛋，周而复始。　　他回忆，在这一个多月里，“除了我有痔疮毛病，每天不能换布和睡硬木床不舒服外，其他一切还可以”。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绝对不许咳嗽吐痰，绑匪说“痰咽到肚里去，可以收到润肠的效果”。这一招果然见效，他后来对记者笑着说：“我原来患着便秘毛病，在那里天天一堆恭，痰能润肠，这倒是我在匪窟里生活得到的教训和收获。”　　他身上带的东西都被细细检查，5个图章的用途被再三盘问，他逐一解释，一个是应酬文字用的，一个刻着“往生是寿”是喜庆文书用的，一个刚铸了不久，有年月可证。他们问得最细的是一个小银章，他回答：“这印章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单独领钱用，厂里要向银行支钱，协理、经理盖了章，还要我盖了这个章才发生效力，但单有我的图章，根本是领不到钱的。”　　案发后，1946年8月4日的《大公报》、9月7日的《文汇报》、9月10日的《新闻报》都曾公开报道。荣德生在黑暗世界中34天，不能看书，也没有纸笔，终日无事，吉凶未卜，思潮翻滚，从世界、国家、社会到事业、家庭，一一想过，念平生经验，如万一不幸，未能传至后人，至为可惜。时值蒋介石60岁，他在黑暗中，生死关头还拟了一副寿联：“战绩空前廿四史，胜利联盟五大洲。”他想自己如果能脱险，要刻两个印章，一是“曾入地狱”，一是“再生之德”。午夜睡不着，他说自己多次看见白光，所以他心里很安定，觉得有神护，不至无救。匪徒住在隔壁，只隔一层薄板，他骗他们自己耳朵不好，重听，其实都听得清清楚楚。大约第19天，警察、宪兵检查，已敲开大门，绑匪也子弹上膛，预备警察一上楼，就采取最后手段，结果化险为夷。因为绑匪组织严密，有女人，有小孩，警察敲门，女人在小孩屁股上一拧，小孩就哇地哭了，女人装着叫骂，开门的装得泰然，对警察说：我们是住家，将警察哄了回去。第24天，有人敲开门，高声问：“三厂袁世凯在里面吗？”结果也被开门的应付过去了。（“三厂”就是申新三厂，“袁世凯”是指荣氏。）　　他在小黑屋给家人共写了5封信，家人只收到2封，字句都经过绑匪逐一研究，连最后“灯下”两个字都被涂了。　　绑匪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金，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　　绑匪的调查结果和他说的大致吻合，他身上带的一个手折也可证明，他家庭和个人收支都记录在上面，绑匪详细核算过，每月支出600多万，收入400多万，虽然表面上富可敌国，实际上当时每月入不敷出。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赎金降到50万美金。他作了最坏打算，向绑匪要来纸笔立下遗嘱，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送到荣家，内容共四点：一是叙述兄弟创业的艰难经过；二是绑匪要50万美金，这笔钱照他的事业而论，本来无所谓，但企业流动资金不多，如果拿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三是告诫子弟要绝对重视先人所创事业；四是嘱咐家庭琐事。这个遗嘱对绑匪震撼很大，简直就是“原子弹”，有一个看守竟在最后关头知难而退，借故脱逃。这是他本人脱险后的自述。　　他以为，这次绑架是有黑心商人起意，利用匪徒，本意想将他灭口，因为匪徒爱钱，他才能生还。警备司令部破案后，说是荣家派人把款秘密交给绑匪，荣德生才获释，这完全是谎言。此案扑朔迷离，从各种迹象看，无疑有着更深的背景，后面有军警特，是一次警匪勾结的绑票案。绑匪出示的逮捕证，赫然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绑架用的汽车是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借的，而且司机直接参与，破案后缉获的罪犯就有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毛森手下。交款地点就选在警备司令部隔壁，5月25日，荣家派人送钱时被警备司令部拦截，随即发还，27日，又是警备司令部标记的车把两大皮箱美金取走，车上只有一个司机。第二天晚上，荣德生被系住双眼，由绑匪雇车（先三轮车、再汽车、再人力车），送到其女婿唐熊源家。　　荣德生发现，绑架他时，撑篙的“船工”一天看完《宪法草案》、《政治协商会议记录》，看守他的人眉清目秀，写一手好字，两天看完《青城十九侠》，不同于一般绑匪，估计有初中以上程度。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知情人回忆，是毛森下令逮捕荣德生，时值毛人凤新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授意毛森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破案，向社会宣传，又将敲诈的巨款做赏金。毛森和陶一珊除了自己拿奖金，还送了毛人凤和司令宣铁吾各一份，替宣铁吾买了一辆豪华的美国轿车。被缉捕的都是从犯，共15人，处决了8人。　　荣德生归来后发还的十二三万美元赃款，先给警备司令部送去破案赏金两笔共8万。剩下的钱又被警备司令部索要走了，还不够，荣家只好到市上收了10多万美元，前后总共付出了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按纱锭数分摊。　　鬓发全白的荣德生死里逃生，骨瘦如柴，腿软不便行走，在家休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慈善机构、学校、社会团体要他捐款、借款的函电雪片般飞来，光上海就有50多个团体，外地的更多，有许多都是各路军政要人出面，得罪不起的（包括江苏省主席、无锡县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还有自称“失业军警人员”的，带有恐吓勒索性质的有数十起。有人多次找上门来，起因就是他脱离险境后对记者说的那句话，领回勒索余款捐给慈善机构。威震商界数十年的荣德生几乎成了惊弓之鸟，他在1947年2月的私信里感叹说，即使得到金窟也难办。　　在此之前，1940年夏，时为申新二厂经理的荣尔仁曾被驻扎浦东的伪军头目丁锡三组织匪徒绑架，关了58天，花了50万法币（约合当时3万美元），是大房荣鸿元设法筹的款。1941年7月27日，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和儿子吴中一双双被日伪绑架关押1个多月，付出了几千件“双马”牌棉纱。　　“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荣宗敬故后，大房第二代和第一代毕竟不同，熟悉内情的人回忆，1949年前，大房荣鸿元一家从华贵的大轿车到旅行轿车、吉普车、货车，应有尽有，去中外富人常去的虹桥俱乐部玩乐不过瘾，在虹桥路自建了大花园，几乎每天下午和周末都要到花园别墅去，常在那里请客，请客的杯盘、菜肴都是在市里准备好了派专用汽车送去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荣鸿三的住宅。　　1948年9月4日，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当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实行外汇管制，申新六厂要买印度棉花需外汇甚急，因此犯规。当时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案发之后，荣家风声鹤唳，申新各厂都不敢存外币、金银，荣家上下私房钱藏的金银外币也都换了金圆券，最喜欢玩钞票和金银币的荣鸿三，收集世界各国的纸币、金银币，吓得把所有收藏拿出来换成几乎是废纸的金圆券。在荣鸿元被拘前，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大通纱厂经理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等相继被捕，花费巨额美金才得获释，金城银行部经理周作民也曾被传讯。　　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但关键还是靠行贿。因为通货膨胀，对方要的不是纸币，基本上都是棉布、棉纱、面粉栈单，还有房子，大约折合50万美元，荣鸿元关押77天，幕后交易就进行了70多个晚上。到11月18日开庭，荣鸿元被判刑6个月，缓期2年。荣鸿元元气大伤，出来不久就去了香港。经此打击，大房掌握的企业、资金1948年后几乎都迁出了大陆。现在他家在上海唯一的纺织企业——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还只有十几年历史，厂门前挂着美国星条旗，大门内有董事长荣鸿庆手书的厂训，今日的申南已不复申新当年的气派。　　宋子文做行政院长时，荣毅仁主持的茂新面粉厂曾代粮食部收购小麦加工成面粉。宋子文于1947年下台。1949年5月，荣毅仁突然以“军粉霉烂案”被上海地方法院起诉，罪名很多，包括“侵占公有财物”、“盗卖公有财物便利入私”等等，甚至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吃了他的霉烂面粉才打败仗。原定5月25日开庭，也就是上海“变色”那天，结果没有开成，但还是在收监威胁之下，被敲去10根金条、5 000美元。　　直到古稀之年，荣德生还有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元实业公司”系统。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而是事业家。1942年他替国家拟订“大农计划”，主张在甘肃、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工、农、牧、学并举。午夜梦回，他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对于成功，他有自己的理解，1934年，他在“豁然洞读书处同学会”成立会上说，百工百业都可以成功，并非只有挤在政治一条路上，成了达官显贵才算成功。他在1946年绑架脱险后说，国人说他是大实业家，他说自己不敢当，如果能再尽力10年，将理想一一实现，或许可以言大。大多数国人没有远大目光，以为他饱暖坐食，终生都已足够，何必再赚钱，而不知他的抱负，就是要办大规模的事业。所以，他一辈子都不骄矜，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1949年春天，以画梅闻名的画家周怀民送他一幅《梅园主人赏梅图》，他手书“妙笔天然”一幅回赠，如今匾额还挂在梅园“诵豳堂”。周怀民在梅园对他说：“德老，你何不自己也大笔一挥，把你所久练的画梅，画一枝起来，供大家欣赏呢？”他回答：“谈何容易，书画一事，非有真实的功夫，聪明的天资，决不可为。所谓七分功夫，三分天资。不要说我对书画不够资格，并且也没有资格做商人。”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他说：“这不是虚言，也不是自谦，现在做生意，真不比战前了。”他的感慨是沉重的，也是严肃的。其实，不光是抗战后，多数时候，他都保持着这种心态。　　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荣毅仁则坦言自己当时曾左右徘徊，举棋不定，“听了谣言，对共产党也是害怕，怕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且事业又都在国内，感到前途茫茫。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况且荣德生认为自己一直服务工商界，从未参加过政治。1948年下半年，申新三厂部分机器正准备拆迁台湾，他一听说，就亲自赶往码头，把机器搬回来。1949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考察。无锡易手前后，他每天乘包车在街上露面，表示自己还在无锡。儿子荣毅仁说他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从未出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抛开手创的事业；三是绑票的伤痕尤在；四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战后的一些措施不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他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1947年，他曾愤然写下“课税横征猛于虎”的诗句，1948年12月8日的私信中，他表示对国民党的“抽税之狠，不知人困”深恶痛绝。所以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1952年，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热衷风水的他亲自选的，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周围种了他喜爱的梅花，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一只他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比起他哥哥的墓地，显得有点寒碜，占地、气派都不可同日而语。我问过一位荣姓老人，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简单地说时代不同了。“文革”期间荣德生之墓被毁，遗骸无存，两件陪葬品下落不明，1984年按原样重修的只是个衣冠冢，墓碑上是画家刘海粟题的：“中华实业家 梅园主人 荣宗铨先生之墓”，里面放着一件荣德生穿过的衣服，一册他手书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中国第一人物”（1）“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藏书特别多，他的书房就如同现在的小小超市，柜柜相连很是紧凑，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在我印象中，书房里有一本书特别大，八开本、真皮烫金包装，足有好几斤重，书名叫《中华近代名人传》，里面有200位人物，每人一页，配有正面半身照及中文、英文小传。半个世纪后我专门到北图去查找这本书，发现它仍然是我所见的书中最大、最重的一本。”　　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他在纪念父亲诞辰130周年时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人勃德等编的这本大书，这是1925年上海一家传记出版公司出版的，翻开第61页的穆藕初中文小传，最后有这样几句话：“以外貌言，无有知其为中国之棉业大王者。君为人和蔼，交友以信，举止正大，见识宏远，中西人士无不乐于相处。噫！如君之才高德备，诚可谓中国第一人物矣。”　　被外国人誉为“第一人物”的穆藕初当年只有49岁，他创办的几个企业相继失败，他大病了一场。他在病中回望半生的奔波劳碌、成败得失，反躬自省，写下《藕初五十自述》，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家亲手写下的第一本自传。　　穆藕初一生中拥有无数“第一”，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硕士学位并回国办厂的实业家，在1914年的中国，毫无疑问，他站在了时代的前面。同时，他也是在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开始创业。同乡好友黄炎培追忆，他虽然早年就学习商业，如果不是立志上进，到夜校苦读英文，“终其身不过一商人而已”。他生在一个普通的棉业世家，只读过8年私塾，做了11年的花行学徒、职员，却自学英语，当上龙门师范英文教员、海关职员，还做过铁路警察长。1907年，已经32岁的他深感振兴实业的必要，尤其想致力于农业改良，一心去美国留学。两年后，在妻子、朋友、亲戚的资助下他终于登上赴美的轮船，是年34岁，被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戏称为“穆老爷”。　　他在威斯康星学英语、普通知识，然后进伊利诺大学学农业，最后到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学纺织，研习科学管理法。1913年，科学管理法创始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问世不久，他就远道前往当面请教，穆家修说，穆藕初从南部的得克萨斯赶到费城，登门向泰罗求教。所谓弄斧需到班门，他是唯一一个直接向泰罗求教的中国人。　　他出国留学有很强的目的，在那个时代的留美学生中，他的阅历之丰富也是罕见的，和一般留学生单纯的求知不同，他从怎样种棉花，怎样种好棉花，怎样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到怎样办工厂，怎样管理工厂，有目的地、整套地系统学习，黄炎培之子、水利学家黄万里感慨地说：“这样有计划的、跨专业、多学科、成套学的留学生，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我留学回国己五十多年了，也还没听说有这样学成归来的第二人。”　　1914年，穆藕初留学归国那年已39岁，当时他有两个选择，进入肥皂业或纺织业。经过调查，他决定做纺织业，但没有资本，在哥哥穆湘瑶（穆湘瑶，1874~1937年，字恕再，又名抒斋）及一些朋友的支持下，8个月才筹措到20万两资金，其中他个人只借到1万两银子的投资。　　1915年6月，位于杨树浦的德大纱厂（无限公司）开机，哥哥为总经理，他为经理，实际主持厂务，纱锭不过10 400枚，但他办纱厂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同：一是改良棉花，也就是从原料抓起。1915年1月他创立“穆氏植棉试验场”，前后至少花了5年时间研究棉质，1918年开始招聘实习生。当年10月，他和聂云台等4人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江苏、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买下1 500多亩地，开辟棉花试验场，大力推广种植美国的脱籽棉。经他倡议，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设立植棉委员会，买美棉种子送给各省试种，提供植棉技术咨询，印刷改良植棉的小册子，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棉农解释改进植棉的方法，其中有他自己写的《植棉改良浅说》，1917年8月第一次就印了上万册，还在《申报》发布广告，任何人都可以索要，诗人应修人1919年是一个钱庄职员，写信给他：“设棉场，办纱厂，衣被众生，天下欢腾，先生真实业家也。”1921年春天，上海纱联会把棉场都交给邹秉文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办理，每年资助经费2万元。二是引入科学管理法，从工厂的管理入手。穆藕初亲手制定《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仅总罚例就有81条。在这些规则中也不乏人性化的因素，比如工人偶有过失，不要大声呼斥，使其在众人面前失去体面等。以后，他办厚生，曾亲自修订《德大、厚生两厂服务约则》，包括总则、厂约以及厂员、告假、账房、栈房、验花、物料、车务稽查等约则，共29项。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中国第一人物”（2）德大创办之始，穆藕初事必躬亲，白天监督、指挥工人安装机器，晚上规划各车间报表的样式，建立严格的报表统计和财务管理制度，他将亲拟的报表样本交给各部门车间负责人参照填写，一日一报，内容包括生产进度、原材料消耗、成品数量等，以便及时掌握耗材、用工、用时、数量、质量等动态情况。这在当时都是创新，在此以前，中国的企业没有科学的报表，他设计的报表因此逐渐被各企业效仿。　　在管理上，他一开始就着手以工程师、技术员制代替传统的工头制。在财务上，他虽然仍保留了旧式的单式记账方式，但已引入复式记账法。在生产上，他采用当时领先的新机器。他的革新之举轰动上海，《申报》曾多次报道，厂还未开机，就因引入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美式纺织机，而被称之为“中国实业界之一线光明”。10多年后，他在1931年的中国纺织学会新年联欢会上演讲时，感慨地说，晚清时最早办纱厂的至少是个候补道，无所谓工程技术，只要责成工头多少棉花进厂，出多少棉纱就可以了。他回国之时各厂情况也大致如此，都是低效率的工头制，没有专门的工程师，一切都由工头支配。有的厂门口还供着“关圣爷”。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不用工头，但工人进厂一律要经过厂方统一考试，工头推荐的工人也要通过考试才可。　　曾长期追随穆藕初的毕云程称他是一个“没有资本而富有天才的民族工业家”。德大纱厂的成功靠的不是雄厚的资本（1万多纱锭不过是个中小企业），靠的是新机器、新技术，特别是新的科学管理法。一句话，他给中国企业注入了新元素。1916年6月，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产品质量比赛，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名列第一，质量超过一般华商纱厂，也优于外商产品，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当时，全国最细的纱一般只达到42支，只有南通大生纱厂和德大纱厂偶尔能纺出48支的纱。他说：“出纱之优劣，三分在机器，七分在人为。”还说，“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1915年6月28日，郑孝胥到杨树浦参观德大纱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机器乃英厂最新之式，用电购于电气公司，凡一万零四百锭，可增至一万七千锭。厂中工人约六百人，每日夜出纱一万磅，现市纱价十六支者每包九十两。皆上海人资本，其资为无限公司。”[1]　　穆藕初把泰罗的书译成中文时取名《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1916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译稿所得不过100元，出版之后如同石沉大海，10年之中只卖出800本，其中100本还是他自己买了送人的。（直到1928年前后，因为民族企业规模扩大，管理要求提高，这本书突然走俏，短期内就卖出三四千册，科学管理法开始为各方注目。）　　为尝试科学管理法，减少劳力，提高效率，穆藕初在德大挑出40名精干女工，将原来两个人管一部车改为一个人管，工资则由每天4角提高到6角，也就是一人做原来两人的工作，结果出品数量、质量都一样。但是，三天后，这些女工纷纷抵制，不愿这样做，说再这样做下去要生病，一再换人都是如此。经调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其他400名女工不许她们做，如果一人抵两人，就会有一半工人失业。因此，不许她们做，再做就要她们“吃生活”（“吃生活”是上海话，意思是挨一顿揍）。最后他作了妥协，推出减少废花的奖励制度，给每人加工资，让她们极力减少废花，就是奖励工人节约原材料，效果显著。工资支出虽然加大，但废花少了，还是合算。这样做就是抓质量，创优质产品。　　穆藕初一贯认为科学管理才能出效益，在办厂实践中逐步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法本土化，与泰罗强调时间、动作不同，他更强调人的因素。他把自己的管理法归纳为五个化，即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艺术化，其中艺术化就是要使人在工作中感到乐趣，从而提高效率。穆家修告诉我，穆藕初很早就注意改善劳工条件，盖俱乐部，让工人上夜校。他认为只有工人爱干，才能干好工作。　　根据多年的经验，穆藕初总结出科学管理的4大原则：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概括出当经理的8条标准（会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决疑难、度量大、有事业心、懂得爱惜机器、恰如其分节约花钱、善于把握机会等），并进一步简化为经理的“5个会用”：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会利用机会。　　从德大、厚生到豫丰：“佩六国相印”德大的迅速成功，使穆藕初在上海实业界一举成名。1916年初，一批富有的颜料商人想投资120万两办一家厚生纱厂，请他主持。1918年6月27日，与德大相邻的厚生正式开工，他可以两厂兼顾。　　穆藕初从来都不是只顾埋头办厂，而是时刻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1917年他就翻译出版了《中国花纱布业指南》，不仅详尽地介绍日本纺织业现状，而且写了很多结合中国实际的按语。上海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评论：“当时一般人认为，中国是永远不能在棉纱工业方面和日本人竞争的，任何促成这一工业发展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然而穆先生作为经理对德大纱厂的出色管理否定了这个不适宜的结论。”　　被誉为“在技术上开一新纪元”的厚生纱厂，无形中成为“美国新式纺织机在华的成绩展览会和实习基地”，他认为，多一家华商纱厂就多了一份与外商尤其是日商竞争的能力。所以，他不但不保守秘密，而且还对同行开诚布公，因此，参观者络绎不绝，厚生一时门庭若市。他在厚生并无股份，只是总经理，几位大股东对他的做法都很不满，好在厚生年年赢利，出产的“双喜”牌棉纱和“飞艇”、“双喜”、“团鹤”等牌子的粗布畅销全国，他们暂时没有发作。　　厚生纱厂因为到湖南招聘女工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陈独秀发表长篇调查报告《长沙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说，不要只把穆藕初“当做一个资本家”，而是“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穆先生做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穆藕初一生深受前辈张謇的影响。他最初引起张謇注意，是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1907年，张謇被推为江苏铁路公司协理，聘他为江苏铁路警察长，他以自己毫无警察知识而辞谢，张謇说在这个时候如求专门人才，我们这些读书人都不能做总理、协理。1914年7月穆藕初回国之初，张謇知他在美国学的是棉、纱，写信请沈恩孚转告他，通、沪只有半天路程，如果他能去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执教，则学生得师，他本人也可借此增加阅历。信中说：“穆君以硕士而不求得官，有学识而不思厚值”，对他大为称许。1917年12月，因为聂云台称穆藕初学识优长，会中非此人不可，他被华商纱厂联合会缺席选为议董。他自己不接受，但表示一定要推张謇为会长，最后纱联会选张謇为名誉会长。　　穆藕初开始办厂比张謇晚了20年，但在许多方面，他都迅速超越在他前面的张謇、荣氏兄弟等实业家，荣家的申新企业很多规章后来都是仿效他的。　　1919年9月，他发表《纱厂组织法》，毫无保留地将办纱厂应注意的一切公诸于世，无私地供大家参考，包括资本、厂基、建筑、机械、用人、管理、贸易等十个方面，强调要善待工人，切勿克扣工人血汗所得的金钱，随时奖励勤能，周济工人疾苦等等。他特别重视制度和人才两条，认为中国过去的事业家，大都习惯于以一二人支持全局，一旦偶有变动，就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当时，正值纺织业获利丰厚，各地纷纷投资办厂。自德大成功以来，愿意出资找他办厂的人接连不断，1919年7月，他又参与发起上海恒大纱厂（1920年开机）。有人说他“卓然为纺织工业专家”，如同苏秦佩六国相印。《申报》报道他要在河南郑州办纱厂的消息传出，上海要求投资合作的人数之多，出乎他的意料，办事处电话铃声终日响个不停。　　在郑州建厂他有很多考虑，郑州不是沿海沿江，但却是京广、陇海铁路线的交汇点，陆地交通便利，原料、燃料、劳动力都很便宜，邻近陕西、山西，棉花可就近供应，内陆市场广阔，他想以此为基点，逐步向内地拓展，使纺织业走向原料中心。他有个看法，振兴实业要着眼于内地，而我国实业只限于上海、天津、汉口等口岸，靠的是租界提供的保障，为此他深为痛心。他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这次在内地办厂的尝试最终也是因此失败。　　郑州豫丰纱厂于1918年12月开始组建，共集股200万两银子，他本人以历年积累投资15万。1919年4月豫丰破土动工，订购美机3万纱锭，后增到5万多，布机1 200台，线机5 600锭。原本一片荒凉的郊区，因为豫丰建厂，周边逐渐有了马路、街道，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也相继出现，豫丰最多时有数千工人，连小吃、饭店都兴旺起来。　　办纱厂成功，穆藕初又想办银行。他说，金融和实业的关系，如同血脉与人体，血脉流通，人体才有可能健康。1919年9月，他与聂云台、黄炎培、荣宗敬、马寅初、经亨颐等55人发起“中华劝工银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钱新之等15人为赞成人。银行宗旨除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承担“振兴国内实业”的特别任务：1. 调查毕业于中外各学堂的工科学生和有实业经验的人，记录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阅历，遇有机会即介绍或聘用，使专门人才不致学非所用，长期埋没；2. 请各地有关人士调查当地工业原料，以备推广工业之用，使地无弃材，达到利用厚生的目的；3. 调查海关进口货物，以唤起民众挽回利权之心；4. 调查已有的工业及其产品和质量，以便对照进口工业品量多的，以发展本国的替代品工业；5. 邀请专门人才担任顾问工程师，免费为新办或需要改良的工厂提供技术服务；6. 编辑出版《劝工月报》，刊载各种调查资料和全国工业进行状况，沟通工业界信息，供各业各厂营业的参考。　　这和刘鸿生自办中国企业银行，仅仅为了不仰人鼻息，便于自己各企业间的资金相互调剂，并吸收游资以充实企业资金来源，完全属于不同境界。正在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大为赞成，呼吁“爱国志士，群起投资，表示以实力为爱国之决心”。1921年11月，中华劝工银行正式开业，实收资本万元，穆藕初本人投资10万，直到1930年才收足100万元。　　劝工银行推出“一元储蓄制”，广告上说：“务请爱国诸君但有银元一元以上，不拘多寡，俱可来行储存。”另外还推出教育储蓄、有奖储蓄、贴花储蓄、寿险储蓄、礼券储蓄等等。穆藕初曾长期担任董事长。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1918年6月27日，厚生纱厂开工之日，穆藕初因操劳半年，累坏了身体，一睡48小时，起不了床。德国名医福医生对他说：“你用脑过度，最好请假到外地静养一阵，否则一两年后即将成为废人。”有一日复诊，福医生问他回国几年了？他回答已四年。问他办了几家厂？他答已设两家纱厂。问他月薪多少？他答约400元。问他每月伙食费多少？他说伙食费约6元，另外房租24元。福医生笑着对他说，你自视太轻，自奉太薄。400元月薪不算少，而你用的不足1/10，你不要认为欧洲人崇尚奢华，入门有亭园花木，屋内陈设精美，起居舒适，那是工作后用以怡情养性、恢复脑力所必需的。你回国才四年，组织的两个厂已先后开工，你的建设能力不小，信用也厚，有几个留学生能做到？希望穆先生爱惜自己，为国家社会效力。穆藕初的回答是，月薪虽不少，但家用和子女教育费为数也不少。自己正当盛年，即使有积余，也应当以血汗所得之财，供社会正当用途，怎么能以一人的怡情养性，来消耗有用的财力？　　当时，穆藕初家住在德大纱厂对面简陋而拥挤的里弄，周围孩子都是工厂子女，大家以穆家孩子为中心，他感到特殊待遇只会增加孩子们的傲慢之气，不利于培养进取心，所以就送他们上学校住读。不知道是不是福医生的话触动了他，当年他就在德大、厚生附近买下一块地，开始造一幢西式住宅，1920年11月迁入。　　留学美国之前，他在海关、龙门师范和铁路工作的月薪都有百元，但在德大最初只拿80元，有朋友为他抱不平，他却说：“人生处世，唯当自问能力、精神、才识如何，及处事之勤奋如何，薪水可不计。”他常引用西方谚语“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以自勉。　　长子穆家菁在《先德追怀录》中回忆，父亲的经济收入主要是薪金、红利：“初仅德大之月薪四百元，后来厚生（未详）、豫丰四百元，纱布交易所四百元，每月在一千元以上，加以年终酬劳金数千元。”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经济支出包括：　　1914年?投资德大借1万两。　　1918年?造住宅约1万两（合万元）。　　1919年?投资豫丰15万元。　　1920年?资助罗家伦等出国留学5万两（约合7万元）。　　1921年?资助赴菲律宾留学生1万两（约合万元），投资劝工银行10万元。　　以上共计50多万元。其他各种各样捐助，动辄数十或数百者，其次数之多，不可胜计。　　1922年4月6日，他接替王正廷出任中华劝工银行董事长。第二天，他写信给经理楼恂如、副经理刘聘三，不要每月的车马费：“愚者一得，苟于行务微有裨益，自应竭诚。其每月车马费120元，务请停给为盼。”　　他本人自述，办事以来，公私款项一向分得很清楚，往来巨款，交割手续毫不含糊。办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账房、栈房、物料，都请股东选派合适的人分别主管，但由他监督，由他决定去留。特别是他没有股份的厚生纱厂，总账房1人、花纱布栈房主任3人、物料主任1人、批发所账房3人，都由大股东介绍信赖的人担任。他在辞去总经理时，只是将账房、栈房、物料房点验清楚，将32把钥匙交接即可。他说：“大丈夫磊落光明，财色生死关头，尚须打破，何况此区区小事哉！”当晚他就乘船北行，前往郑州。　　即使从政时，穆藕初对公私也分得很清，公物公款，一丝不苟。他说用公家的钱，“要和用自己的一样爱惜，一样节省，一样斤斤计较，一样文文打算”，“不宜吝啬，要用得得当，用得恰如其分”，“公私要分得清楚，不得假公济私，不得以私损公”。曾在其手下任职的吴麟鑫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作起来仿佛不要命，常常通宵达旦，连年轻人也比不上他。他平常写自己的东西从来不用公家信笺，私人书信往来，决不用公家的信封、邮票。　　抗战期间，穆藕初慎重地向行政院提议颁发院令，劝告四川人改长衣为短衣，以节约布料。他在重庆担任的官职不少，经济收入还算宽裕，但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经常穿的是旧衣衫。老友黄炎培评价“黄金满筐，而君萧然”。　　192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现代之胜利者》，其中有###大陆的实业家，一个是张謇，一个是穆藕初：“穆先生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此一个乐现主义者就像中流砥柱一般……穆先生的才干和性格是中国的一种幸运，我们为有更多的穆先生而祈祷！” 即使在艰苦的处境中，他仍保持着乐观。在他身边工作的倪传钺回忆，穆藕初晚年在重庆，“经济大不如前，有一次，唱曲结束后，先生带我们到饭店吃饭，改善伙食，每人点一样菜，规定必须要全部吃干净。吃完后，先生拿起一个空盘子放在面前，很幽默地说这叫照镜子。”　　当时，他在上海的亲属生活费主要靠他在劝工银行的股票利息维持。他在写给银行经理刘聘三的信中，对刘的“源源接济”感谢不已。后来，上海物价飞涨，利息难以维持，不得不将大部分股票售出以维持生计。　　他常常谢绝馈赠，穆家菁回忆：“当时沙市纺织厂驻沪办事处有人送来50万元，说上海物价日高，生活艰难，我厂数次受令尊照顾，此款为令堂改善生活之用。我说此事需经家父同意后方能接受。不久，接到家父来信婉言谢绝。”　　此前，1937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收买豫丰达成协议，收回旧股票时，另赠送10万元新豫丰股份的书面凭证给他，他说：“各股东遵守股东会议决议，纷纷拿出股票让渡，而我独领受新股票，见利忘义，我不为也。”他要长子家菁在战火中将凭证送回郑州，不接受这个股份。　　当年12月他已到达重庆，没有股份的他仍被缺席选为新豫丰的七董事之一。以后豫丰在香港、重庆多次开董事会和股东会，他都没有出席，更没有过问生产事务。1940年7月31日，他写信辞去董事一职，董事会于8月10日批准，并作出决议：“穆君创办豫丰荩劳备著，为酬答贤劳起见，应即赠送国币拾万元。又穆君历年奔走厂务，旅费交际不无赔累，应另赠津贴壹万元，藉资弥补，即由本会名义致函穆君洽照。”他是否接受这次赠款，没有看到可靠记载，按他的个性，是不会领受的。　　豫丰是穆藕初经营时间最长的一家纱厂，苦心维持了17年，他对家菁说：“对于豫丰，我花费的精力最多，但是各股东红利分文未得，深为愧疚。连血都喷得出。”同时告诫家菁和次子家骥：“希望你们今后不要搞工，学经济。”　　情系昆曲（1）穆藕初常说：“会工作会学习的人必须也会作息。”他的昆曲情结可以追溯到1914年10月，留学回来之初，他参加上海“群学会”1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他与昆曲的第一次相遇。1920年7月，他看到登台演出的昆曲演员都已鸡皮鹤发，后继无人，昆曲很可能成为“广陵散”，因此联合江浙曲界名流成立“昆曲保存社”，花高价请法商百代公司为号称“江南曲圣”的俞粟庐灌制了六张半唱片，每张200元，这在当时是很昂贵的价格，一共录了13支曲，唱片发行时还附送他亲手题签的《度曲一隅》册。　　在杭州灵隐寺后面的北高峰山腰上，修竹万竿，远隔红尘，他专门建了一幢“韬庵”，作为雅集避暑之所，从1921年落成到抗战爆发前，几乎年年夏天都是丝竹管弦、笙歌不绝。“韬庵”是俞粟庐的别号，他组织研习昆曲的曲社，就直接取名“粟社”。　　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开办前，穆藕初拿出2万元左右，开办后每月提供500元（也有说600元），先后也有2万元，加上1922年初发起义演募集的8千多元，穆藕初前后解决的经费共约5万元。　　为筹集经费，他在上海筹划了一次大规模义演，曲友们说：“既为昆剧传习所义演，其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务必要请穆先生粉墨登场。”他回答：“那不行，我才学了一二年，平时参加同期清唱还可以，登场串演恐怕要出洋相的。”但经不住曲友再三劝说，他答应亲自上场。1921年夏天，他为此在杭州“韬庵”闭门学戏一个月，学会了《折柳阳关》等三出戏。　　因为昆曲衰微，加上登场的多是业余曲家，在上海竟租不到戏院，“笑舞台”、“大舞台”等老板一听就摇头，推说没空，婉拒出租，他知道后很生气：“自己中国戏院不肯借演，去向外国戏院借！”他亲自找到外商雷玛斯在静安寺路的夏令配克影戏院，对方要看演员名单，他说“我就是演员”。对方一听有他这样的大名人上台，肯定有吸引力，就一口答应。《昆剧保存社敦请江浙名人大会串》启事刊登在《申报》上，1922年2月10日晚正式开演，他在压轴戏中演的是商人始祖范蠡，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著名词曲家吴梅在《申报》连续发表3篇评论，评价他的表演“不匆忙，不矜持，语清字圆，举动纯熟”。这是他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与“彩串”。他自制行头，粉墨登场，就是为了支持昆曲艺术。（他在1934年2月又组织过一次义演，梅兰芳等出场。）当时他亲自向沪上绅商推销戏票，票价每座3元、5元，包厢200元，场外另有捐款，义演三天，票房收入8千多，全部作为昆剧传习所经费。据说，这次义演带动了前所未有的昆曲热。研究过昆曲的作家胡山源称他为“复兴昆剧之元勋”，昆曲传人俞振飞在怀念他时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微，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　　穆藕初每次到苏州，总是抽空去看望昆剧传习所学生。当时社会习俗，艺人对有地位的人都称呼“老爷”，他却关照学生不许称他“老爷”，只叫“先生”。称呼看起来是小事，可是让年轻的艺人感到温暖，甚至可以温暖一辈子。经过讨论，他们将学生的艺名以“传”字排行，含有昆曲艺术薪传不息的意思。1923年起，他经办的企业出现危机，倪传钺回忆：“穆先生事业受挫，资金困难，仍然负担传习所的费用。我曾听孙咏雩所长讲，约在1925年，传习所没钱了，孙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找穆先生，先生二话没说，当场叫毕云程开了张支票，交孙带回。这笔钱其实是穆先生自己在交易所的薪水。”类似情况并非一两次。1926年“传”字辈年轻艺人们在传习所学习了5年，照理要毕业了。但经济还不能自立，虽然有实习演出的补贴，不足之处仍须穆藕初负担。有一段时间，即使接不上，他也关照他的学生杨习贤（交易所经纪人）出资支持。到1927年，他实在无力再维持经费，但也没有撒手不管，他把张传芳等部分学员请到家里，含泪说：“我破产了，没有钱来支持昆曲事业了，好在你们已经长大，以后自谋出路吧。”情系昆曲（2）1931年，部分“传”字辈演员组织“仙霓社”，派倪传钺到上海向他求助，他通过社会关系为他们找到“大世界”、“徐园”等演出场所，经常鼓励他们安心演戏，做一名有出息的演员。1932年，他们在上海演出时，他利用昆曲保存社名义，自费印刷大批介绍“仙霓社”昆班的宣传资料。遇到停演时，十几只服装箱子都寄放在纱布交易所的空屋里。　　与他同龄的作家包天笑回忆，1935年穆藕初过60 岁生日，本来只想和“同庚会”朋友举办一个“花甲庆祝同乐会”，不发请帖，不请宾朋，不收礼物，不挂寿幛，结果被“仙霓社”同仁知道了，一定要义务贡献一台戏，为他祝寿。他说，“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职业所在，未可牺牲。”坚持要送他们一百元，并另开一席，请他们吃一顿。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偶然遇见已改名倪宗扬的倪传钺，知道倪传钺在“仙霓社”管过四年多财务，就安排他到农本局做出纳股长。　　毕云程在《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日记》中说：1922年11月14日晚上，他们在回国的轮船上举行音乐会，穆先生干唱昆曲，还用英语说明，听的人都赞美中国文学描写的优美。他自己给昆曲同好写信，也有几分自豪感：“太平洋舟中开音乐会，弟躬与其盛，干唱昆曲……前无古人。”1920年以后，他在兰路的家里，花园的人工湖种有荷花，湖边有专为唱曲而建的亭子，每到荷花开时，他会邀请曲友来度曲。他家专门请了一个笛师金寿生，晨昏月夕为家人唱一曲，他引以为赏心乐事。他的工作场所也成为业余昆曲的基地，方显廷记得，他把俞粟庐的儿子俞振飞请到厂里，用昆曲艺术提高工人的文化修养和欣赏水平。就在他主持三家纱厂最忙碌的时候，昆曲仍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午饭后稍作休息，就要和俞振飞度曲一小时，在这个时间里不见客、不做事，几年如一日。穆家菁回忆，厚生纱厂董事长薛宝润有一天到批发所，只听见楼上办公室一片吹笛拍曲之声，没有上楼就径自走了。1926年中华劝工银行的劝工大楼落成后，昆曲“粟社”和留美同学会经常在三楼活动。劝工大楼前些年已被拆改建，2008年1月我到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寻找旧址，杳无影迹，连块碑都没有看到。　　倪传钺回忆，穆先生晚年在重庆，平时住在农本局的小洋楼，晚上或休息日都会约几个爱好昆曲的同事一起拍曲、唱曲，笛声、昆腔悠扬，号称“晨庐曲社”。《农本副刊》上也经常登出昆曲演唱的报道。1941年他还参与发起“重庆曲社”，因为公务繁忙，自己参加得少，他就鼓励侄女穆家瑞去参加。他不主张女孩子上大学、留学，为此和陈独秀有过争论。他的女儿都没有上大学，但家瑞在上海读大学时住在他家，不仅与女儿同等待遇，而且关爱有加，常带她到社交场合，不是女儿，胜似女儿，她也跟着叔叔、婶婶学会了昆曲。可见，他心底还是很喜欢并看重有学历、有文化素养的女孩。　　去世前不久，穆藕初对曲友说过，等到胜利返沪，要斥资建造一个小剧场，专门演出昆剧。1947年春天，他的灵柩运回上海，12个团体为他举行追悼会，原昆剧传习所的部分学员深情演唱他生前最喜欢的曲子，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他生前搜集了大量曲谱，仅后人捐赠出来的就有595册。　　“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上海四川中路33号，刘鸿生的8层“企业大楼”曾经是标志性建筑，历经77年的岁月磨损，至今仍是一幢气派而不落伍的写字楼（已改名“创业大楼”）。　　1933年12月2日，刘鸿生写给长子刘念仁的英文信中说：“我的各项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也遭受很大损失。火柴公司本年由于跌价竞销关系，以致毫无利润可图。常年赢利很高的水泥厂，今年赢利不会超过去年的一半。今年已经是够坏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1934年比今年要更坏。　　“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因此，我感到用脑过度、精疲力竭，而迫切需要我的儿子们的帮助。”　　当时，中国百业萧条，许多企业倒闭，刘氏企业也大部分陷于衰退，情况越来越糟了。　　1934年度刘鸿生的账房显示负债总额达到563万余元，进入一个十分危急的时期。1935年8月15日，他给六子念悌写信，说自己的事业都在尽量收束中。9月11日，他给五子念孝的信里说得更详细，“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措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到了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只是被当前危机所困累的千万人中的一个。但是，我还没有被拖入到绝对不可挽救的地步……保证我家应付严重危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产都是分开投资的……但是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趋势所至，在当地银行界造成一种人为的恐慌，并突然地硬行收缩它们对于企业组织以及私人的放款……总之，没有工商企业，一个银行就不能长久存在；没有银行，工商业也就要归于毁灭。”　　刘鸿生欠浙江兴业银行的借款和透支款已达到240万元，中国企业银行的借款有115万元，邮政储金汇业局信用借款66万元，仅这几笔就超过了400万元。虽然账面上的投资和财产有900万元，多于负债，但实际不顶用，刘鸿生的企业只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还在赢利，水泥公司以往每年平均获利万元，1935年仅万元。大中华火柴公司连年亏损，1934年亏损达万元，加上1935年的亏损，共有90多万元。华丰搪瓷厂的股票被迫转让，章华毛绒纺织虽然有盈余，但资金周转困难。华东煤矿的煤运不出来，周转不过来。亏损严重的中华煤球公司股票、400亩青浦苗圃、300亩江阴码头的土地证等，抵押给银行都不要。他自己办的中国企业银行，本身资本都是抵押来的，只能自保，不能发生作用。他的许多企业几乎都转不动了。　　危机之中，他向花旗银行借款未成，英国人建议他变成英商牌子的持股公司，目的是想插足他的企业。1935年，他到处张罗告贷，道契、股票等几乎都抵押给了银行，连霞飞路的花园洋房也脱售抵债了。外面谣言四起，都传说刘鸿生要“倒”了，银行、钱庄纷纷上门要债。中国企业银行的存户纷纷提款，刘鸿记账房的存户也一齐逼债，许多是刘氏企业高级职员，有些是他的亲属，他们纷纷将存款改为质借款，索取抵押品，改立质借契约。比如刘家亲属存户的共同组织“同益银团”的31万元，就以中国企业银行票面万元的股票作担保。　　万般无奈之下，刘鸿生想起宋子文敦促他出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时的许诺，上宋公馆去求助。他回忆，那是他一生难忘的夜晚。当他恳切地提出：“最近银根越来越紧。刘鸿记有几笔到期的押款，银行追得很急，我希望中国银行能接受抵押，帮我渡过难关，您看可以吗？”宋子文变了面色，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以嘲笑的口吻说：“（刘的英文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宋子文出身于圣约翰大学，比刘鸿生年级高，宋的弟弟宋子良和刘是圣约翰同学，他们很早就认识。三年前，也就是1932年，宋子文要他出来做轮船招商局总经理，曾一口允诺他企业上的一切问题都会包下来。　　刘鸿生回家，沮丧地告诉家人，“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自己只不过做了宋的伙计而已。　　从1935年到1936年，逼索欠债和存款的纷至沓来，加上他和开滦煤矿关系恶化，四面楚歌。他穷于应付，刘氏企业系统岌岌可危，真有倒闭之势。包括他企业的亲信部下、亲属都纷纷把存款改为借款，索要多出10倍的抵押品。这是他创业十五六年以来首次遭遇巨大的经济危机。他到晚年回望这段往事，仍心有余悸：“那一年（1935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了信心。连我的弟弟（刘吉生）也要从我的账房中提取他11万元的现金存款，我当时不得不送90多万元的股票到他那儿去抵押。”　　中国银行放款部对他的企业资产、负债及收入情况进行了研究，评估结果是，从长期来看，刘鸿生的所有企业都具备赢利基础，但是对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进行放款，不符合他们的放款政策，所以再次拒绝了他贷款的要求。　　1936年初，积欠浙江兴业银行的一笔数额为360万元的定期借款到期，刘鸿生派英国留学回来不久的四子念智去找同是留英出身的徐新六商量，吩咐他先把刘氏企业资产负债情况研究透彻，老老实实说明情况，“诚实待人，不弄虚作假，这是取得银行家信任的最好办法”。“个子矮小，和蔼可亲”的徐新六对刘念智说：“你父亲的事业办得太多了，顾此失彼，长期下去，怎么得了！”徐虽然同意办理转期借款手续，但欠息20万元仍需要增加抵押品，刘鸿生只好将上海梵皇渡路剩下的亩地皮，和大中华火柴公司的2万股股票抵押出去。　　就在此时（1936年2月），宋子文想趁机吃掉刘氏的全部企业，派刘攻芸找他，建议组织大托拉斯持股公司，把他的所有企业集中起来经营，宋家的资本可以支持他。当时刘鸿生处境极为艰难，口头上勉强同意了。下半年，市场开始好转，此事当然作罢。（抗战期间上海通货膨胀，1943年后，他留在上海的几个儿子，还清了浙江兴业银行全部欠款，并收回抵押品，邮政储金局的借款也还了大部分。）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刘鸿生决定创办他的第一个企业——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是在1920年1月。他自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中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同时，我在推销煤炭的工作中，接触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押着煤船逆江而上，在沿长江的小镇上推销煤和收账的日子中，有一次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围起来打死。因为廉价的煤夺去了他们的生计。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不太平的。”　　那年，刘鸿生32岁，在煤炭营销上已掘得第一桶金，很想办一点工业。　　刘鸿生生在上海，他爷爷在上海开戏院，父亲在轮船招商局的一艘客轮上做总账房，因父亲早故，家道中落，在他的记忆里，“银箱中只存当票，不藏银洋。”他早年受过私塾教育，13岁进入圣约翰中学学习。1906年，19岁那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二年级，因为不愿做牧师而被迫辍学。但这段学习对他未来至关重要，因为懂外语，他最初的职业是做教师、做翻译。1909年，他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做跑街，推销煤炭，对象主要是老虎灶、华商纱厂，后来逐步扩展到附近各地烧窑业。嘉善、宜兴等地的窑业本来都是烧柴的，以煤代替柴，夺了当地许多人的生计，有一次他去收账，有人告诉他，有三千柴农要找他“吃讲茶”（民间习俗，是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饮茶方式），他一听，赶紧乘一条粪船逃走。随后，他花费几万元，派人在宜兴设计建造烧煤的新窑，雇用柴农做窑工。柴窑最终被煤窑替代。他多次和儿女谈过自己当年销煤成功的生意经：　　第一，保住老户头，开辟新户头。他说，做生意必须保住老户头，切忌“一笔头”生意。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勤跑勤访，和老户头保持密切联系。他千方百计和烧炉师傅们交朋友，逢年过节送点礼，因为他们才是直接用煤者，说好说坏都出于他们之口，千万不可得罪。再者，烧炉师傅之间相互都有往来，通过他们可以找到新户头，拓展销路。　　第二，按质论价，保质保量。在他之前，开平煤一向不分等级，好坏混杂，都是一个价，不受用户欢迎。他做跑街后，就提出，把统煤分成块煤、屑子等几个等级，分级出售，按质论价，保质保量，坚守信用，决不以次煤充好煤，让用户受骗吃亏。他说，你只要欺骗一次，生意就不会回头；要让生意回头，就得做到“童叟无欺”。　　第三，保证按时供应，满足用户需要。他把每个用户的用煤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千方百计按时把煤送到各家手里，做此事先要有周详的调运计划，不等到人家来要货就做到心中有数。他说，用户是你的衣食父母，做生意总得处处为用户着想。“处处为用户着想”，成了他的名言。　　第四，小大不遗，一律平等对待。无论是大用户，还是中小用户都一样对待，有些用户资金有困难，还要赊销。　　第五，薄利多销，贴补佣金。甚至用跌价竞销的办法，挤走竞争对手。　　开平公司煤炭售品处在上海成立，刘鸿生得到长江下游独家经销开滦煤的权利，除了佣金，盈余对分，刘鸿生开始踏上买办的通途。　　在经营之外他也很用心，不遗余力地收集煤业情报，力求细致准确，而且搜集长江下游航运的资料及有关情况。不同地方出产的煤，他只要拿起一块，就可以说出名称、产地、品种和成分，谁也骗不了他，当然他也决不骗客户。他的售品处高薪聘请专家，设立两个特殊的科室，一是煤炭化验室，每批煤进栈，都要化验发热量、灰分、挥发量、含硫量、固定碳等，以及块子、屑子等成分比例，都做成化验报告单，用户可按需要定货。二是锅炉技术室，帮用户检查锅炉设备，提供改进方案和节约用煤的办法。不到30岁，他在上海的煤业就找不到竞争对手了。　　在长江下游交通便利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南京、芜湖、江阴等地，刘鸿生都陆续设立分销机构，拥有福泰、元泰、生泰恒、义泰兴等多家煤号。我在南通的大生档案中看到过他和大生签订的供煤合同。他晚年自述：“我踏上了社会，吃上了所谓的‘洋饭’。不久，我成了开滦煤矿的买办。开滦煤矿当时在英国人的手中，销路不好。我曾绞尽脑汁使开滦的煤在长江流域打开出路。”第一次向津浦铁路局推销煤炭时，他在徐州刻了一个“刘鸿记”图章，刻字的误刻为“刘鸠记”，他就将错就错，一直沿用这个图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滦煤销路大好，他自己租船，前后有数十艘，由秦皇岛装煤到上海（因为矿务局的船被本国征用了），在秦皇岛交货每吨6两，运费是3~4两，到上海的成本就是9~10两，销出是14两左右，每吨可以赚4~5两，持续约3年，估计赚有100多万两银子。　　短短几年，刘鸿生从一个贫寒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完成了原始积累。　　“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1）1933年4月25日，在欢迎菲律宾对外贸易立法委员会代表团座谈会上，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经理吴清泰发言时指出，刘鸿生投身实业界之初，就为自己设定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中国将继续是个农业国，但是为了本身利益，它也要有一些小型工业以供其本身的需要。第二，在工业中，要像在农业中一样，主要动机是保持人民经济生活的平衡。第三，西方各国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了许多罪恶和弊端，中国在兴办实业之初，必须引为教训，避免那些罪恶和弊端。　　刘鸿生喜欢投资新兴工业，他办了各种各样、甚至相互间很少关联的企业，比如水泥、火柴和毛纺，他没有投资当时热门的棉纺和面粉，他认为别人争逐的企业，容易出风险，不如新兴的工业部门，规模虽小，办起来比较有把握。也有些是别人拉他入股的，有些是创办工厂时附带投资的，比如办苏州鸿生火柴时，他对苏州电气厂、苏州华盛纸版厂、上海炽昌新牛皮胶公司等都有投资。由于经营工商业与运输业关系密切，所以他在舟山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等也有投资。到1926年，他的投资涉及煤炭业、码头业、火柴和原料业、煤矿业、水泥业、纺织业、银行业、交通运输业、出版业（世界书局）、电力业等，至少横跨十几个行业，投资额在300万元以上，其中他拥有完全或大部分控制权的有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鸿生火柴公司、义泰兴码头公司等五六家。1926年，他考虑将自己的企业集中管理，组织在一个母公司的控制下，想委托外国人（开滦矿务局的麦克非）来担任持股公司的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从2月到7月书信往来讨论此事。因为他的企业当时只有码头、水泥、煤球、火柴还比较正常，其他或不景气，或在计划中，所以搁浅了。　　因为刘鸿生办的企业多，资金运转上常常遇到困难，需要银行、钱庄贷款维持，不时感到调度上的不便。1927年，在他出国期间，金融界风传他的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钱庄就要收款。当年10月，刘鸿记账房秘书袁子嶷向他建议，这种谣言虽然无谓之至，但责人总不如守己。如果专营开滦煤、南北栈、火柴厂几种事业，不出三年，不但可以还清钱庄的借款，银行的押款至少也可还出半数，押款多，比较危险。这样一来，岂不风险小、心力宽，利益也更丰厚？但刘鸿生有自己的想法，1935年9月11日，他在写给五子刘念孝的信中解释：“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财都是分开投资的。如果一个企业组织亏损了，其余的还可以赚到大量利润。总起来看，在收支差额上还会表现出一种盈余的情况。”　　1926年12月，他在一个偶然机会买下一家倒闭的日晖织呢厂，将机器拆迁到浦东周家渡，1929年11月，他独资开设“裕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华北有一家在工商部注册的同名企业，所以1930年5月改为“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他投入的80万两资本中，固定资本有70万，流动资本很少。他投资所有企业都经过刘鸿记账房，那枚“刘鸠记”的印章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在刘鸿记的账册里，唯独没有对章华的投资记录。这笔资本是他从日晖地产买卖赚来的，据说当时怕人告发，不便入账。　　刘念智说，父亲办新企业前都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充分，决不草率，但办章华有点反常，有明显的错误：一、设备老旧，接收的机器设备已搁置二十多年，这和他总是引进先进技术和最新设备的主张相违背。二、缺乏熟练工人，生产上依靠“养成工”，是从老家浙江定海招的一千多名青年女工，只经过短期技术培训。三、没有真正懂生产的技术人员，“拿摩温”（女工头）是从定海女子中学毕业生中招来的，完全是外行。四、更关键的是，他聘请的经理、厂长、工程师虽然都是留学回来，但没有实践经验。他自己兼总经理，实际上也没有时间、精力兼顾。　　他想生产当时市场走俏的骆驼绒，请比利时的技师担任技术指导，因为比利时买不到机器，托人到英国、德国去物色购买机器。1930年7月，章华开工，因为采用质地不大好的湖州羊毛，机器设备也跟不上，只能生产粗货，以军衣呢为主，产量大于销路。当年就亏了8万多，以后连年亏损。流动资金不够，于是靠借债，债借得越多，负担就越重。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一年内四易经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2）1932年章华停工三个月，到1933年，交通银行的50万两贷款还不出，又向垦业银行新借了20万两，所有厂中的固定资产和仓库里的存货大都抵押给了银行。他解除自己兼任的总经理之职，请程年彭来做，并把自己的80万股票拿出1/4，其中12万送给程，8万给新聘的工程师张训恭（英国里士毛纺织学院毕业生）。程年彭是中华银行练习生出身，也是该行经理的女婿，本人也是常务董事，刘鸿生就是想程来解决章华的资金问题。　　程除了借助中华银行的资金周转，还建立起成本会计制度，监督生产，请留学生、大学生担任工程师或技术员，招考一些有文化的人担任工场管理员。从1933年起，将纺、织两部分开，增加设备，并且分为日夜两班，“六进六出”。　　刘鸿生虽不做总经理，但仍要亲自抓呢绒质量，而且千方百计为呢绒找市场。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最有兴趣的企业是毛纺业。朋友们说我对毛纺业着了迷。原因是我当时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使我的章华厂的呢绒能找到市场。我亲自研究了毛条、纺纱、染整等各种技术，为的是使得呢绒在质量上抵得过外国货。”那时上海穿得起呢绒的人习惯上只认外国货，尽管章华的呢绒在质量上可与外国货相媲美，不过还是没有顾客。所以，他先把呢绒卖给在上海的呢绒商，包括外商，他们就把“章华”商标剪掉，冒充外国货，这样一来，远比外国货价格低廉的冒牌外国货，其实是章华出品的呢绒，在上海的各大商店迅速走俏。很多年后，刘鸿生老了，他有个儿子在旧货摊上看到几段外国呢绒，实际上是章华的冒牌货，还笑着告诉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华生产的薄哔叽等细呢种类，用“九一八”作商标，迎合了人们当时抵制日货的爱国心理，生意特别好，有一次，南京章华门市部的玻璃窗因顾客拥挤而被轧碎。除了商标创意起了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适合缝制中装和妇女的旗袍。颜色大多是单色的，其中还有百分之###十是藏青色，也有一部分是墨绿和元色。　　“九一八”哔叽挽救了危机中的章华。以国货代替洋货成为国人共识，军政机关、学校的制服也纷纷采用他们的产品，军用呢的销量仅次于“九一八”。章华不仅在上海多处，而且在南京、汉口、杭州开了门市部，还在天津设了分厂。老职员回忆，如果不是遇上抵制日货运动，章华也许早就关门了。　　不无嘲讽意味的是，这种哔叽的原料毛纱1934年起一部分用日本毛纱，1935年时绝大部分用日本毛纱，1936年全部用日本毛纱，因为价格比法国的要便宜10%。章华利用两家洋行之间的竞争，延长支票付款期，最长可开两个月期，等到付款时，成品都已卖出去了。进毛纱时，为了避免社会注意，章华不用自己的名义，而在中华银行开了一个贸易公司的户头，先把款存过去，再以这家公司名义开期票。　　为避免同业竞争，1935年10月，章华和其他两家同业开设“骆驼纱产销联合办事处”，1936年5月改组为“骆驼纱联合营业所”，并与生产军呢的天津仁立公司合组联合营业所，军呢做的都是政府生意，数量大，如果彼此竞争，采取投标方式承接订货，将无利可图，还不如联合起来经营。到1936年下半年营业突增，销路活跃，年终结算盈余50多万元，抵补积亏后还有33万多盈余。当时，宁夏的马鸿逵请刘鸿生派专家去考察毛纺业，希望能合办一个洗毛厂。甘肃的于学忠也希望他在兰州办洗毛厂。可见他在毛纺业的声名已远及西北。刘鸿生最后派了章华的技师去，成为他抗战时期办西北毛纺厂的先声。　　1928年，刘鸿生投资华丰搪瓷公司，1929年9月开工，出品“如意”商标，也曾与其他同业联合营业，组织国产搪瓷营业所，这是1930年的事。由于开销大，各厂又暗中提高批价，联合营业难以持久。华丰主要靠借债，押款最多的银行是浙江兴业银行，每年总在10万~20万元，占资本额的一半以上，最多时有45万元。1935年刘鸿生辞去董事长，转让面值97 600元的976股股票，对折售出，可以说半卖半送。　　点金石：经营之道与用人之道刘鸿生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有过人之处，他常说，“生财有道，必须在经营管理上下工夫。”与他有过多年接触的胡子婴对他的经营之道和他四子念智的概括基本相似：　　一、重视调查研究。“你要管好一个企业，就得首先详细了解这个企业的全部生产过程。”刘鸿生在办一个企业之前，一般都要把产、供、销三方面情况摸清楚。在创办火柴、水泥、搪瓷厂前，他曾到日本、德国、英国考察，对产品市场、原料供应都做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在办火柴厂之前，他就对当时火柴工业的产销情况摸过底，对办厂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做了客观的分析，而且下工夫了解火柴生产的全过程，对生产的关键环节都做过研究，看技术资料，看有关书籍，琢磨化学配方，背诵化学公式，常常熬到深夜。为了办水泥厂，他不仅到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参观，还三次去日本小野田水泥厂参观，四子念智说，他对各种原料的化学成分和搭配比例，都能背诵如流。　　二、重视成本核算，注意节约。他深知，只有减少浪费，降低成本，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他要求每个企业每年都盘底两次，“每一个企业，一定要有一套成本会计制度。它可以告诉你哪一部门是厂里最薄弱的环节，需要想法子改进；哪一部门有浪费，需要想法子克服。成本会计是你的眼睛。”　　三、重视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他常说：“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他对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产品十分敏感，“在国际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绝不能关起门来办工业。”为了订购水泥厂的设备，他带妻子去西欧，光是在德国一家企业就足足待了一个月，每天按时进厂观察、学习，然后签订了购买全套生产设备的合同，和厂里的工程师都交了朋友。当然，他的企业中，像煤矿、码头、火柴都采用原始的生产方式，没有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四、重视市场情报，研究市场变化。他的企业跨度大，涉及面广，和外商竞争、合作很多，他提出要战胜洋商，就要先熟悉洋商，他学英语出身，经常用英文谚语概括自己的观点：“和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要比不熟悉的容易得多。”（To deal with a Devil You know is much easier than a Devil You don’t know.）　　五、与人便利，与己得利，也就是利人利己，“有饭大家吃”。同业联营，就是他一再采取的方式。　　六、处处为顾客着想，坚守信用，保证质量。　　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刘鸿生的用人之道，他的用人原则是“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高薪聘请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是他办企业的一个特点。尤其在技术岗位上，他一贯坚持用专家，而且是一流的技术专家，为此不惜重金。他自苏州办火柴厂起，一直重用化学博士林天骥为总工程师、技术室主任，给予优厚待遇，月薪在1 000元左右，这在当时的华商企业中是少有的。林在技术方面做出革新，改进了安全火柴。（抗战时林离开上海的美国太太，只身到重庆筹建火柴原料厂，其中就有知遇之感，不能光用爱国心来解释。）“大中华”各部门负责人都高工资待遇，这在合并的其他几家公司中，没有一个人赞成。他聘请留美会计专家林兆棠为“大中华”会计主任，建立起一套成本核算制度，并参与设计水泥公司、章华毛纺厂的会计成本制度，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标准的成本会计制度。　　华商上海水泥厂请的德国技师，待遇比本国技师优厚得多，可是技术并不高明，而且毛病很多，有恃无恐，包括利用购买机器之便拿回佣和利息等。他认识到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等于在厂里开了租界，一切规章都失效了。他决定陆续予以停职、解雇。　　在华东煤矿，他重用亲戚关系的江山寿为华东煤矿矿长，给予很高待遇，并不是用人唯亲，而是任人唯才。江山寿是美国一个矿业大学硕士，又有多年办矿经验。　　刘鸿记最早的总管叫曹裕棠，记账方法是旧式的，跟不上刘氏企业发展的步子。1933年他改聘华润泉为总管，采用新式会计制度。华润泉是他亲信的法律兼会计专家，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会计师，从20世纪20年代起成为他的智囊，1927年出任水泥公司代总经理，以后做了刘鸿记总管后仍兼此职，此外华润泉还是章华常务董事、华东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华润泉属于那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华太师”。有人说：“华太师有诸葛亮之才，刘老板有刘备之德。”华润泉在刘氏企业地位太高、权力太大，刘鸿生对华润泉言听计从，连刘家子弟都有担忧。“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要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用人是一门学问。”称刘鸿生为“刘备”就是指他能用人。“坏人”是指他请巡捕房包打听头目谢培德做中华码头公司总经理、华商上海水泥公司营业部经理。因为办码头公司，他不能不与流氓打交道，与上海黑道闻人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都有联系，其中与杜月笙的关系比较密切，他儿子还做过杜家两个儿子的礼仪老师。　　刘念智问刘鸿生：“爸爸，您重用了大流氓谢培德和阴谋家华润泉，将来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找您的麻烦呢？”刘鸿生没有立即回答，几天后，他对儿子说：“华润泉、谢培德都是有才之人，我要用他们之才。他们两人有利害一致的地方，也有利害冲突的地方。我既利用他们一致的一面，又利用他们冲突的一面，以毒攻毒，就不怕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了。”他说：“谢培德是个坏家伙，这我明白。可是他有一套管理码头工人的本领，不是你、我所能做得到的。我们码头上少不了谢培德这个人。”　　刘鸿生在华东煤矿公司占有60%的股份，因为开滦的关系，他不便自己出面做董事长，所以只挂了个常务董事，董事长由当时沪宁、沪杭两路管理局督办章笃诚出任，就是为了铁路运输上的方便。刘念智说：“在刘氏企业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邀请一些有名望、有地位、有权势的‘名人’来担任董事、董事长、顾问等职位，并致送优厚报酬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对于工人，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发财靠穷人。只要工人肯替你卖命，你的事业就一定成功。”他的企业大都采用计件工资制和各种物质奖励措施。“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的许多企业被迫停产，但他表示不能因时局困难而裁谴工人。他在企业里办了职工夜校、补习班、技术训练班、会计学习班等，甚至把职工送往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里传授技术，他要求码头公司职员都要学英语，会讲英语。抗战时，他的厂里有职工被军统特工抓走，他亲自出面，向戴笠要人，不放人，他就在戴笠办公室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