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 作者：傅国涌目 录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我的追寻之旅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五、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与大生集团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大生###和张三、张四兄弟　　第一次大生股东会　　江北“小上海”　　垄断：大生二厂、三厂和副厂　　“儒者本分”：通海垦牧公司　　“父教育”和“母实业”　　“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从立宪到共和　　“中国有力的实业家”　　名副其实“张南通”　　“一花一谢皆关心”　　“伶工学社”：五线谱上的毛笔和钢笔　　“南通模式”和王牌“千生”　　黄金时代的消逝　　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　　“即此粗完一生事”　　第二章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荣氏兄弟和茂新、福新、申新集团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申新搁浅：荣氏企业大危机　　实业部乘人之危：“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四台石磨起家：从面粉开始　　“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　　“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荣宗敬的四项原则　　雪上加霜：申新七厂拍卖风波　　落井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　　“劳工自治区”和“大无锡”之梦　　“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一生知己是梅花”　　“雄才创业”和“老成持守”　　“大迷”和“二迷”　　“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三足鼎立”　　绑架事件：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　　“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第三章 书生之见VS发财之念——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　　“兄弟相信事业的成败，十有###在自己，不在别人。”　　久大精盐公司　　军阀绑票勒索　　永利碱厂　　纯碱价格战：MBA教材的经典案例　　“永利是高明的灯塔”　　“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　　亚洲第一大厂　　“新塘沽”　　“谁人肯向死前休”　　三条自我约束原则　　社会的中流砥柱　　“三位一体”中的“李老太爷”　　“三位一体”中的“国宝”侯德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盛着塘沽沙的搪瓷杯　　第四章 一掷万金穆藕初　　“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　　“中国第一人物”　　从德大、厚生到豫丰：“佩六国相印”　　纱布交易所：没有股份的理事长　　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　　“手散黄金培国士”　　毕生最得意之教育事业：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　　情系昆曲　　倡斗黄头鸟　　从政非志趣所在　　“新兴商人派”代表　　延安统战对象　　苏州城外“穆家坟”　　第五章 『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刘鸿生和他的企业集团　　“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产都是分开投资的……”　　“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　　“火柴大王”　　“象”、“马”、“龙”之争　　“煤业大王”　　“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　　“企业大王”　　六个保镖和七只生鸡蛋　　点金石：经营之道与用人之道　　“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个人的才能”　　“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日落西山　　“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　　第六章 谁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天下事业之成，必有一批人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以相纠其短、相携于义，此种精神亦正待吾辈倡之。”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宜昌大撤退　　药王庙创世纪　　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　　大制度和小细节　　“公司魂”：民生精神　　朝会和《新世界》　　影响和帮助卢作孚的人　　“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没有私产的总经理　　读书和看戏　　“我从来不想过官瘾”　　“选卢作孚做行政院长吧”　　“这东西不男不女”　　“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1）一、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老封闭的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十九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就是从1895年算起，也有110多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　　据说，“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的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财富，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回答一语破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120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最后虽败犹荣。但王石同时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也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于“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声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已经是两代人，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的时光，前后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大刀阔斧、殚精竭虑、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是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今天的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当时，我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即将完稿，我把目光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产生不出足够的敬意，相反，有的只是鄙视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过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时代被动建立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到仅仅阅读史料还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这些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以及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辉煌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着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最多，保存得也最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第一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了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2）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努力体会卢氏当年的雄心万丈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的那条台阶。　　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我从遥远的川西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还有许多当年建筑的车间——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以及厂门前当年的人工湖。抗战烽火中，永利碱厂曾迁到那里。我的第二站是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现在叫大厂区，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型企业——永利厂。直到2007年12月中旬，我才北上天津，看到了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的那幢西式大楼，也是李烛尘当年的几个住处之一。在塘沽的永利碱厂，厂区里的老建筑只剩下一个“科学厅”，昔日的“东亚第一高楼”已消失于唐山大地震。厂区外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还在，现在做了厂史陈列室。现在叫做“天津碱厂”的这个厂区很快也将被放弃，搬到一个耗资几百亿的新厂区，当然这一切都已和范旭东他们无关。　　最后，我去了离我最近的上海，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我的寻访之旅还未结束，在陕西宝鸡，荣氏企业中被林语堂盛赞为“战时之花”的“窑洞工厂”，有机会我也很想去看看那里到底还保存了一些什么。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上有五个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这一类型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以及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祖孙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　　二是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他们从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个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粹芳也和荣氏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可以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他们投资办企业，已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写道：“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无从购买的。”　　四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金融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做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在他们之前，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建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本质上都还是官办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仍是“官有”。世人都说盛宣怀是官商，但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他一手创办并长期主持经营多家大型企业，在企业史上的贡献不容忽略。就他的身份而言，官的身份仍大于商，他的个人资本主要也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3）因此，盛宣怀所经手的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向传统农业社会格局的告别。说到底，这些企业在他们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的目的还是为维护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集权体制之“体”。换句话说，作为“自强论者”，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清政府具备更强的经济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新式企业对于中国来说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19世纪60年代最早要求办企业的是上海的买办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商人，他们要办航运和纺织业，还拟定了招股、创办、经营管理的章程，向清政府呈递说帖，请求准予创设，遭到拒绝。直到1870年以后在上海、汉口这些开风气之先的通商口岸才有了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据统计，1895年以前，在1872~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累计不过72家，其中商办的虽然有53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只有19家，但在2 000万两的总投资额中商办企业只占到，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额实际上高于所有中国企业的资本，如果把他们也计算在内，民营企业所占份额也不过是可怜的11%而已。　　等到张謇办厂以后，情况才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他与盛宣怀等人不同，盛一生主要还是追求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Albert Fenerwerker）教授指出的，盛是一个官僚，特别是1896年以后更是朝廷中经常参与财政事务的官员，“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了控制数千万两资产的程度，在中国的社会中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因此，对盛宣怀来说，即便从新式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　　但是，假如没有盛宣怀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很难设想在他后面的张謇等人能走得更远。所以这一步尽管只是在传统格局中打转，意义仍是非同小可，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作为仍具有开拓性。毕竟在当时，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1912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资本总额不足5 500万元，而钱庄、典当业的资本达到了亿元，相当于工厂资本的三倍以上。　　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国内资本投资办的企业在1万元以上的一共549家，其中商办的463家，占到投资总额的，与前一阶段相比，和官办的份额正好倒了过来，民营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在这549家企业中，资本在100万两以上的只有17家，大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预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企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的起步，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国际的和国内的因素。就国内来说，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即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这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从国际来说，西方世界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咄咄逼人的经济压力，他们不仅要把本国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而且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一切特权，包括治外法权等居高临下的优势，在中国大办企业，就地消化产品，而中国当时民贫国穷，处于绝对的竞争劣势。中国人从一开始投身办企业，就注定不光是赚钱发财这么简单，而是有着迫在眉睫的救国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企业家带来空前的机会，张謇、荣氏兄弟的企业高潮都在这时，许多人的创业起点也在这时。从1904年到1909年，中国平均每年有50家工厂注册，而1914年到1919年间，每年注册的工厂达到90家。　　另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未达到过1/5，据估计，1920年只有，到1936年才达到，1949年也只有17%，中国尚没有从农业社会全面进入工商业社会。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4）外在制度环境永远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创造的前提，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民间办企业的政策。1903年起，清政府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开办实业学堂，设立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展览会等。截止到1907年，光是奖励工艺的章程就颁布了五种，投资办企业，可以按投资额得到顶戴花翎。　　我们可以看一下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　　集股2 0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子孙三代可以世袭四等顾问官。　　集股8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　　集股6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顶戴。　　集股4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三等顾问官，加三品顶戴。　　集股1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议员，加五品衔。　　集股2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另外的奖励还包括子爵、男爵这样的爵位。当然，正如《东方杂志》1905年第一期中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些荣爵虚衔，而需要政府真正有效的保护措施。　　《奖励公司章程》最后一条说：向来官场中出资经商的不乏其人，只是碍于旧习惯，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托他人代为经理，官商之间多有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希望能尽快破除成见，官、商合力倡导，才能广开风气。　　在清政府允许和鼓励下，各地商会纷纷成立。以商人为重要成员的“立宪派团体”诞生于1906年，在三波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曾发挥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中，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立宪派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上海独立时，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都有功劳，比穆藕初大两岁的哥哥穆湘瑶武举人出身，曾参与攻打江南制造总局。从晚清进入民国，商会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力。　　民国之初创办有《中华实业丛报》、《劝业日报》、《实业公报》和《中华实业界》，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纷纷创办这类实业报刊，译介了许多关于工业、农业、金融、商业理论的文章。民国初年，大生集团掌舵人张謇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出任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注册规则》等。　　布衣出身的荣氏兄弟在商言商，但自1912年以来，不断就工商业的重大问题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建议曾得到政府的重视。　　1928年，棉纱大王穆藕初在办企业失败之后，受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经手制定了40多个法律、法规，许多是保护并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　　这就是从张謇到卢作孚这些企业家创业的外部环境，我们不能将他们从这块土地中拔出来，孤立地看待。每个人物的崛起一定都有时代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身的素质、他们的追求不重要，这些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最终站到了时代的前面，而不是被时代的浪头卷走。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当其冲的是什么？一般都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点，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我们平常说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五个方面，包括外资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这五点，我大致上同意，这也可以概括1927年以前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当时，包括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在内都感叹政府的软弱无力，没能给企业提供有力帮助。而民国时代风气渐开，“公司法”也有了，许多企业为什么还要选择租界或租界附近？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个大银行的真正首脑部门，抗战前也一直都在上海，而不是南京。缪云台感叹租界力量之大，其中奥秘不难琢磨。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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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5）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代就不行了。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派的库券，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荣氏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这些企业家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常常受到要挟。　　1944年，眼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美国签订价值270万美元的订货合同，他自己只有100多万美元，美方同意交货后三年内付清，但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提出的担保条件是：中国银行可以投资大成，但大成要成为官商合办企业才行。刘国钧担心大成被吃掉，婉言谢绝，新机器订单也就成了水月镜花。本书在叙述每个个案时将提供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一点。1943年，卢作孚曾写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他孙女卢晓蓉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1999年出版的《卢作孚文集》收入此文时，有一句话被删，大意是：“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我相信，“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和豪门资本对民生公司一而再的觊觎有很深的关系。　　凭着企业家们坚定的个性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充分利用官僚资本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角逐，他们的企业才有了一个脆弱的空间，侥幸一次次逃过劫难，幸存下来。　　制度变迁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原因，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抗力。制度是刚性的，与此相比，其他的障碍都微不足道，因为那些障碍总有办法可以克服，可以超越。因此，企业的发展有赖于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制度的保证。企业家在商言商的同时，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许多工商业团体为此做过长期努力，从张謇到穆藕初始终都热切地关怀时局。　　1944年12月26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工业团体联合发表时局声明，提出10项政治主张，包括组织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等，在山城重庆引起震动。　　抗战8年，西迁企业历尽艰辛，胜利之时，大后方的各民营企业却遭遇停工减产的危机，陷入了困境。1945年9月12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的严正宣言》，提出“立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以舒解工商业8年来的痛苦，并使民间企业得以自由发展”等9条主张。10月4 日，胡厥文、胡西园、李烛尘等代表企业界向国民政府提出挽救工业危机、工业建国计划。10月31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重庆工业协会分会通过《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106位厂长、经理在上清寺###，前往行政院请愿，公推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亚浦耳电灯泡厂总经理胡西园、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为代表。宋子文答复：“你们来个三吓头，吓不住我。”“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你们对我讲，真是对牛弹琴。”把他们推到经济部部长翁文灏那里去。当时的重庆英文报纸《自由西报》报道这次企业界请愿时，加了一个按语：“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而被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弄得被迫屈服，这真是一桩世界新闻。”　　同年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等企业界代表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困难，要求贷款，并提出9条解决工业危机的建议。这些请愿最终未得到有效的结果，令企业界深感失望，成为许多人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原因。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6）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张謇说：“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1]　　荣德生在73岁时说过一番话：“回想四十五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　　荣氏兄弟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科举功名，更无雄厚资本，先天条件并无优势，外在的环境因素则和同时代人一致。荣德生总结自己创业成功的经验也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他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了“和平耐劳”的校训。我觉得，还应该加上识、能、德几个字，如果没有过人的见识，没有相当的管理能力，没有对兴学等公益事业的热忱，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我很赞同“天道酬德”这个说法，成功背后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俭，天道酬德。如果反之，那么一定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荣氏兄弟和刘鸿生既是企业家，也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在自己创办的大多数企业中控股。但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包括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在内，自身都不是资本家，没有什么资本，但他们也都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相连，企业和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他们是企业的灵魂、核心，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是动力。　　何谓企业家？从张謇到卢作孚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中，我们可以给企业家这个特定角色一个清晰的定位，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与富人、有钱人也不同。1946年，享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称誉的荣德生在上海被绑架，绑匪开价勒索百万美元，荣德生说自己是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自己的钱全部投资在事业上面，而资本家可以将钱放在家里。不信可以去调查。即使之后绑匪把价码降到了50万美元，他也没有打算给。他立下的四条遗嘱中有一条，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这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不同，关键时刻看得最重的还是事业。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特定的内涵，我个人觉得，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特征：　　一是经济创造力，就是敢于挑战风险、勇于掌握新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缺少类似的冒险、开拓、创新等因素。　　二是核心价值观，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等理念曾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于是选择了机械系。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企业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业家引导的核心价值之上，而并非完全依赖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　　三是社会责任感，不以赢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四是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就制定了《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穆藕初则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在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日战争之前，荣氏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往制度化轨道上走去。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7）这四个特征缺一不可，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五、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与盛宣怀他们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同，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经办的企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从企业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办机器厂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华”……也都寄托了创办人的怀抱。　　再看商标，大生的“魁星”、“寿星”等棉纱，荣氏企业中“兵船”面粉、“人钟”等棉纱，德大的“宝塔”棉纱，久大的“海王星”精盐，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大中华的“美丽”牌火柴，唐山启新的“龙”牌水泥，上海的“象”牌水泥，章华的“九一八”哔叽细呢，天津东亚公司的“抵羊”（即“抵制洋货”）牌毛线……都是当年著名的商标，有的曾打入国际市场，风靡一时。大生二厂和三厂同属一个集团，还为相似的商标发生过争执。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站在最前面、领导风气的企业家已具备强烈的商标意识、品牌意识，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做是企业的第一生命。20多岁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说：“信用是买卖人的无价之宝，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银行信誉纪录。这位爱穿中国长袍的“猪鬃大王”还将自己一丝不苟、一贯遵守约会时间的好习惯，称为“企业家风度”。　　他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实践，已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大生从创办之初就是股份制，民生公司为防止大资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东亚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等口号，最多时股东有上万人。而荣氏企业热衷的无限公司形式——“肉烂在锅里”，已成为资本积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　　对新机器的追求，不仅“机器力求其新”的荣宗敬如此，从张謇到卢作孚无不如此，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这在当时都是领先的。1921~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说：“中国的实业家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这可从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　　无论大生企业集团、荣氏企业集团，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用人、凝聚人。民生公司和“永久黄”团体更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他们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超强的两个团队并不偶然，因为范旭东和卢作孚特殊的个人魅力，感召、集中了大批从管理到技术各个层面的精英。反之，要成就这些事业是难以设想的。当然，仅有中、上层的结合还不足以造成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大企业。　　而企业文化就是为了凝聚整个企业，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区”是个很好的试验，可惜被抗战的烽火打断。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几乎都围绕着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如“民生精神”、“久大精神”、“永利精神”。刘国钧总结经营经验，在大成纺织染公司提出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在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办厂刊、编格言，人手一册。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到四，从常州发展到上海，从10 000纱锭到78 863锭，从200台织机发展到2 707台，从零到拥有日产5 000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从50万元到400万元注册资本，8年里翻了8番。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之为“罕见的奇迹”。宋卿在1932年开办天津东亚公司时，提出“东亚精神”，制定《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小册子，公司有职工青年会、学术研究会、职工夜校、基督教团契，还有国剧社、合唱团、球队、国术学社。许多企业都办有连续性内刊，“永久黄”团体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荣氏企业有《人钟》，天津东亚公司有《东亚声》，还有教各种生活常识特别是教妇女织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销行万册，直接订购量就有七八千册。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8）简单地说，企业家在20世纪前50年留下的本土传统，无非是品牌、责任、管理、团队、企业文化这些人所共知的关键词，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那些历史的细节，那些具体的故事，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声音笑貌。　　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家的共性。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开办百好炼乳厂，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温州主要与英国的“鹰”牌竞争。1931年，对方出10万元购买他的商标，他回答：“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的商标权我绝不出卖。”反而劝说前来洽谈的买办离开英国公司，自办实业或经营本国产品。　　“九一八”事变后，胡厥文主持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在《申报》发表《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提出组织义勇军，准许各厂职工加入，在最短时间赶制迫击炮、地雷、手榴弹、机枪等主张。“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自参与用水雷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行动，并在一枚弹头写上“抗日必胜”四字。1937年，包括他的新民机器厂等在内的上海146家民营工厂不畏艰危西迁入川。　　“八一三”战事发生时，正在德国洽谈人造石油厂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匆忙回国，他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1949年，吴蕴初、荣德生、胡西园、古耕虞……那么多各自领域称“大王”的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卢作孚、刘鸿生从香港返回，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他们对这个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国家，去做“白华”。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后世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我们讲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之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荣宗敬、刘鸿生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冒险和开创精神，以及他们内心对于求新、求多、求大的不可遏止的强烈冲动。　　但是，冒险、开拓、创新这些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比较匮乏，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一开始就和西方有所不同。在张謇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尤其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们有经世济民的入世情怀，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他们对于冒险、开拓的兴趣并不很浓。到了受过新式教育、接受了全新西方思想资源的范旭东、卢作孚那里，则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在他们之间，相通的是“实业救国”的紧迫感、危机感，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念怀：“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法国学者白吉尔在名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地方精英阶层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就可以理解穆藕初一掷万金去助学的义举，理解张謇在南通的作为，以及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为促进城市化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经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是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张謇是第一个例子，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楷模。他生于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宪政，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那么张謇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伸展，实业、教育、宪政（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在他之前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洞察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更没有想到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由南通师范学校开始的一系列学校，从师范、专门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幼稚园直到大学、盲哑学校，从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从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到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手创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工业重镇，卢作孚建设重庆北碚和他的民生公司几乎同步。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地方的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永利厂所在的南京大厂镇，就是一个个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生动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说企业家留下的本土传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1）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果不是状元张謇在1896年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周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的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 250两。以后先后6次，又买下万多步（约140多亩）。[1]　　相隔20多年后，1918年，当一个叫做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的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是通过张謇表现出来的，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　　《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最清楚。所以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1897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订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在这之前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牧生涯，到过朝鲜，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其中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2）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通州大生纱厂签订《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万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六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没有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商股50万两来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 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1897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领的一半在上海浦东另办一家纱厂），大生的股本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 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中途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锡坤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办新式企业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5年间万分困难，恽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1/5，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本人却有赞助的感情。大生自1900年起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机枢之发动乎天地”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一直不顺，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多两，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一项就要1万多两，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可就是借债也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而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里，未曾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最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1897年，张謇接连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对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赶上恩师翁同被罢官，张謇心知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北京之行，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张謇决定走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1909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有用之事，他为自己找到了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定多副对联：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前户部尚书翁同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1]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 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万多两余利。1900年虽然有“八国联军”进京，棉纱市场也受到影响。但天助张謇，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原来收不起来的商股收齐了，当初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诬告“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主动入股1万两。从此以后，大生几乎年年赢利。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都受挫，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大规模，添了2万多纱锭，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这一年虽发生了日俄战争，但南通销往东北的关庄布在600万匹以上。大生开足马力，日夜出纱，以满足当地织户的需要。　　大生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南通一带的气候、土壤都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因为靠近原料产地，大生可以用优惠价格在本地收到最优质的棉花。很多年后，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时看到，棉花交易是以通州棉花为标准。大生利用地利，自己设门庄、分庄，还委托抄庄、下庄代收棉花，布下一张天罗地网。张謇和几个董事都出生农家，从小熟悉棉花的生长规律、年成丰歉，每当白露前后，外地“客庄”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派人到棉田去估计当年棉花产量等情况，作出相应的收花政策，或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或人舍我取，对本地棉花行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在苏州、杭州、宁波、南通的纱厂中，收益最好的是南通的大生，因为大生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棉花产地，1901年已能发放7厘股息。到了1911年，大生已有4万枚纱锭，《海关十年报告》作出这样的论断，事实证明，靠近原料产地对大生极有好处，当其他一些工厂无利可图时，大生还能给股东支付股息。　　第二，南通当地不缺熟练工人，寻常农家的女孩十一二岁就会纺纱，唐闸一带妇女多是天足，能长久站立，“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只是大生招工时，当地妇女对进厂做工心存疑虑，因为有谣言说“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因此开工前只好到上海招了一批熟练女工。张謇对于招聘上海工人不大乐意，担心带来商业化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认为不如招无锡人。他给沈敬夫写信说：“无锡工人甚好，毕竟锡厂习气少，可用。”“雇上海来人，本厂即须留心察看。”　　不过，当地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很快改变，通海一带劳动力绰绰有余，有工钱赚，不怕没人。大生最初招了1 000多人，以后纱锭增加，全厂工人日夜班3?000多人，冷落的唐闸变得热闹起来。　　第三，南通的工资比上海等地要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全国工人平均日工资要~2角），固定工人两周发一次工资，学徒、职员一个月发一次。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可遇而不可求。1904年3月20日，上海《中外日报》报道：内地人工较贱，原料方便，本轻利厚，当地穷人也可赖以为生，可谓一举两得。1903年上海各纱厂无不亏本，只有南通的大生纱厂赢利，这就是明证。从1907年到1912年的6年里，工人工资在净产值中的比例，由下降到了。　　第四，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在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地理位置独特，战争一般不太会波及这里。产品可以就地消化，不用外销，南通以关庄布（也叫通州大布）驰名，这种手工织布结实、耐穿、御寒，深受东北人欢迎，但织这种布需要大量比手纺纱合用的机纱。何况机器纺纱，一个工人可以抵得上五六十个巧妇。纺织专家李升伯说：“我发现南通的棉花是世界上最清洁干净的棉花，南通最著名的用12支粗纱织制的土布，是世界上最坚韧结实而且光滑滋润的布匹。”大生的机纱受本地市场青睐是可想而知的。1899年农历八月，大生工料总账房给沪账房的报单说：“此月纱未纺出已被卖客定去560箱。”在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三圩镇等处，张謇安排开设了大生的零销点，直接出售小包棉纱，价格优惠，不按上海市场价。大生初创时的几个董事如沈敬夫、刘桂馨等本身就是关庄布巨头，都有传统商业经营的经验，重视经营，所以大生产品几乎不用考虑对外开拓市场，满足本地市场就已够它忙的。这是地利，在很长时间内都支撑着大生的兴旺。当然，利同时也是弊，它使大生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外部市场，进入竞争状态，本地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危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看到。　　第五，大生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制度化，早在开机前，张謇执笔的《厂约》就对自己和几个董事作了分工，各人职责明确，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2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研究表明，张謇那时就有成本控制思想，认为不减轻成本，就不能和外国进口产品竞争。　　有意思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　　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长期研究大生档案的肖正德说，大生企业有老职员回忆，他们发信、写便函、记账，对用笔、用纸、用墨和书写格式都有严格规定。保留至今的大生会计档案，百年后仍字迹清晰。　　另一个不能遗漏的因素就是张謇个人的影响。张謇事实上已和大生合为一体，不可分割。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大生纱厂，虽有官股，但官股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所以，张謇不认为这是“官商合办”，他自己叫做“绅领商办”（或“绅督商办”），身为总理，他个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 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而且当时只交出了1 300两，另外700两还是沈敬夫帮他垫付的。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张謇与周学熙曾被合称为“南张北周”，其实他和周不一样，《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有一句话：“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　　第一次大生股东会自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以来，其他企业陆续在唐闸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都出现了……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大兴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唐闸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给大生提供棉花；办铁厂是想为大生各厂仿造一些机器设备，为垦牧公司造一些农具，织布机、轧花车等都造过……这么多企业集中在小小的唐闸，所以有人称之为“小汉阳”，不同的是唐闸靠的不是国家投资，纯为民间投资。英国人控制的海关（镇江口）在1905年的报告中说：“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　　很多年后，范旭东还感慨不已地说：“南方的张季直先生，在科举施毒那种环境之下，他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与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大生纱厂是起点，是轴心，也是母体，是资本的源泉。其他企业并没有带来多少利润，有的甚至长期亏损。　　到1907年大生举行第一次股东会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加上这些企业多数不赢利，所以会上议论不少。会议的记录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大生档案中。清廷于1904年颁布《公司律》，此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说是“无限制、无法律之地位”，郑孝胥提议“改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为“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赞成。至于另外投资的企业，则建议成立一家“通海实业公司”来管理，不与大生发生直接关系，在原有40万两以外加拨20万两，共60万两，算是大生拨给通海的股本，分12万股，每股5两，股票分发给大生股东。　　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1~100股，每股一权；101股以上到500股的每20股加一权；501股以上到无限股，每40股加一权。另有股东说，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之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官股代表郑孝胥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王绍延说，商股没有500股以上的股东，所定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刘厚生说，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25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王绍延说，既如此，应将501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删去。1~100股，每股一权，101股以上至无限股，每20股加一权。多数股东赞成通过。事实上，官股不参与经营管理，在大生的影响并不大。　　这一天，离筹办大生已有12年，离开机也有8年了。张謇在会上提出辞去总理之职，全体股东一致挽留，他回答：义务也有尽期，自己已经55岁，精力日减，也当少自爱惜，希望以60岁为限。　　新成立的通海实业公司仍选张謇兼任总理，张兼坐办。实际上，通海只是大生和各企业之间的往来账房。不过，通海成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张謇以大生投资办厂的势头减缓了。1907年以后，大生有多年没有投资办过新企业。　　1908年9月14日，在通海实业公司股东会上，会议主持人一开始就说：各实业和大生有直接关系的，有间接关系的，有获利的，有亏本的。有两个方式，一是扶助，一是消灭，请各股东解决。一位股东报告大兴面厂的账目后，张謇发言，各实业中大兴亏损最严重，纠葛最多，直截了当，只有按照商律破产。当时，大生为大兴担保的户部银行借款就有2万两，股东对是否破产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按权数进行表决，主破产的有2 255权，主不破产的有192权，会议通过大兴破产。　　此时，通海实业公司欠大生的往来款有万多两，股东会决议不付利息，分5年偿还本金。1911年，在大生正、分厂的董事联合会上议决：这次会议后，通海实业公司不得再向大生筹借分文。亏损的资生铁厂立时停办，让出厂屋包括锅炉、引擎来筹办布厂。　　黄金时代的消逝（1）在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4人，仅江苏就有49人，然而真正脚踏实地、做出如此大事业造福于社会的只有张謇一人。他生平最喜欢用的花押是“自强不息”四字，有时简写为“自强”二字。他儿子说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一不求人，二不气馁，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他曾对下属说过：“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大生初创时，通海垦牧公司初创时，靠的都是他的这股子劲。有人说，这是通海尤其是海门乡土文化在他身上的体现，海门是移民之地，苦寒的环境，养成了海门人吃苦耐劳、重做轻说、低调务实、稳扎稳打同时又开放包容的性格。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自己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大生初创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后来靠张，通州师范靠弟子江谦，通海垦牧靠弟子江导岷，博物苑用的是通州师范学生孙钺，此外在设计建筑上用南通自己培养出来的孙支厦，水利方面用宋希尚，晚年他对沈敬夫的孙子沈燕谋也很重视。他在南通的事业靠的就是这些人的支持。　　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 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早在1897年冬天大生还在筹办时就已设立，最初设在沪董之一潘鹤琴供职的广丰洋行里，只管采办物料、购运原料、安排往来人员食宿等，是张謇在上海的落脚点、联络处。以后，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能干的林兰荪先是叫坐号（或叫坐办），后来叫所长，在他过世后，由他外甥吴寄尘继任。1918年，大生驻沪事务所在上海九江路买地，1920年花18万两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名的“南四行”、“北四行”，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多时就有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曾得到大生的帮助，张謇也是董事之一，关系一直很密切。浙江兴业银行也和张謇交好，经常放款给大生，每逢张或张謇告急求援，“几乎没有回绝过”。到1920年，大生系统自己在南通办了一家淮海实业银行（此前张家兄弟在1918年自办过大同钱庄），还获得了纸币发行权，印了1元、5元两种小面额钞票，上面印有张孝若的头像，结果纸币未及发出，就陷入了困境。（1912年，张謇发行过大生纱厂银元券，上面有他的头像，面额1元，想用来发工资、收原料，在当地市面流通，但没有大量发行，时间也只有一年。）黄金时代的消逝（2）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只好作罢。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整个南通仿佛都像过节似的，各地显要、名流、名伶云集南通。六七年后，儿子张孝若回忆：“在生日的前几天，宾客四至，车水马龙，公园区域、马路两边柳树行中，扎起彩色牌坊，并悬挂了各种式样的彩色灯笼，到了夜里，一齐放电，成千整万的灯光，倒映在水里，真是火树银龙，光芒四射，照得很远，景象煞是好看。剧场中伶生排了新戏，外边更加聘了几个角色，热闹了两三天……城内乡间，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凑热闹。好像这不是我父个人生日的庆祝，乃是地方大家事业成功的庆祝，个个欢天喜地，因为我父能够忧百姓的忧，所以百姓都能乐我父的乐，那几年实业发展，地方繁盛，蓬蓬勃勃，治具毕张，真是南通的黄金时代，现在追想起来，很有‘好景不常盛会难再’的惘怅。”　　确实是好景不常，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而且一去不返。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找了日本大实业家涩泽荣一。驹井德三就是这个时候到南通做的调查，并写下一份详细的《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张謇当时的事业规模之大、涉及之广，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日本人深为感叹。实际上只要有资金注入，张謇的大多数企业都还能正常运转。　　一直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一厂先于1922年10月25日以全部固定资产500万两做抵押向中南、盐业、金城、大陆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借款70万两，条件极为苛刻，张在写给吴寄尘的信里抱怨：“苛虐束缚，孰甚于此”。1923年，又以大生副厂全部地产、房屋、机器等财产为抵押，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40万两，以后两年又借了5笔近100万两（分别是万两、21万多两、万两、21万两、22万两），加上其他钱庄、银行的借款，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　　从1922年起，大生档案里，各银行、钱庄催款的电、函猛增。眼看着历尽艰辛创立起来、苦心经营了30年的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对张謇晚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纺织专家李升伯回忆，他于辛亥革命前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随老师到南京参观劝业博览会，听了张謇的开幕演讲，深受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回校后写作文“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鞭策自己。出于对张謇的景仰，他在1925年受银团之托出任大生经理。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1）1923年6月14日，大生纺织公司查账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开会频繁，在9月12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张謇对金融界表示不满：“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固由时局所涉，亦为天时所致。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为之补助，为十年、八年之长期借款。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然亦无法。”　　这种不满当然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大生自身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机器设备的更新没有跟上，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也没有用于机器更新，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进入周转资金中。大生系统的有些企业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等，或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或开办多年都没有这方面的提存。　　再如，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不包括正常往来的应收款）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2] 加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严重拖累了大生。　　大生二厂、三厂、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在1910年后有了厚利，1914年后纷纷组建盐垦公司，其中和张謇有点关系、有大生投资或在大生欠款的至少就有15家，投资额在2 000万元以上。这些公司都是张在过问，张用人不当，急于求成，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各盐垦公司为什么失败？大生为什么被累如此之巨？刘厚生说，简单言之，有两个原因，一是张謇经办的各实业组织都不健全，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或张请示，他们对于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弊端很多。二是人才极端缺乏，尤其管理各盐垦公司的人，除了通海垦牧公司的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其他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是8厘，即使在筹办期间，集股面临搁浅，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官利，万分困难时也没有少付分毫。开机之初靠卖原棉维持生产仍是如此。以后每年盈亏结算，都是先提了官利再算。　　这是早期中国企业的通病，因为筹资难，不得已的选择。盛宣怀办轮船招商局，官利达10厘，1875~1876年赢利不足以支付10%的高额官利，也只能从流动资金中拿出来支付。和张謇同时代的人早在1910年就指出官利是许多企业不断倒闭、不断化为泡影的原因：“中国一向缺少资本，放款利率极高，因此，投资人与此相比，要求很大的利息，但是，企业的收益决不能那样巨大。尽管如此，不支付较高的股息，便难募到资本，因此不得不按高利率派息。实际上，这等于说，股东们在侵蚀自己的资金；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一旦倒闭，受害的首先是自己。”　　张謇对此也很不满，希望能像外国一样，以每年营业情况为准，赢利多少，就派利多少，提奖多少，无所谓官利，也就无所谓余利。但实际上做不到。　　官利之外，在大生的利润中花红、余利占的比重也很大，公积金、折旧等却很低，长期以来，赢利的大生一、二两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多万两，只相当于官利的1/3和花红余利的1/9（其中60万两还以张謇名义借出去办慈善公益事业），大生二厂到1913年也就是开始营运的第七年才开始提公积金，最少的一年只提5 000两。大生一厂虽然从1900年起就每年提公积金，但最少的一年只提了区区2 000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生和全国其他纱厂一样大大获利，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当时已离开南通的刘厚生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家资本所给之股息，最多不过3%，而上海与无锡各纱厂之股息，没有超过10%者，此实在是正当办法。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必须预防其危险性。”张謇回信时并未引起十分注意。果然不到四年，大生就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2）到1923年，大生许多股东对公司的情况很不满，认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一份《大生纱厂股东意见书》中，不点名地指责张謇兄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纱业骤然兴旺时，缺乏冷静，以为大生是无尽宝藏，用一、二厂的公积金开办第三厂。办厂无可厚非，可是购地必500亩，建厂房必90万，并附设自治机关，俨然建一小城。加上利息和其他开支，每个纱锭的费用竟高达100多两。这样还能营业图利、与同业竞争吗？此后，各盐垦公司相继成立，主持者贪多骛远，资金不足就向大生伸手。不料连年灾荒，盐垦失败，而大生被卷进漩涡。债权人只知道有大生，不知道什么盐垦公司。大生由此陷入困境。如果说种棉花还可以说与纱厂有关系，那么绣织公司与纱厂有何相干？挪用的20万两巨款，至今存货纽约，封存未售，使我股东受到重大负累。”矛头已直指张謇。这份意见书提出，大生一、二、三厂的欠款，除了分别缓急，还要分别是公司欠款还是私人欠款，如果是公司欠款，以什么做抵押，押款时是否经过规定手续？如果是私人欠款，有什么黑幕？应如何限期？或严追或以法律解决，更应问及保证人、经手人，如查出有枉法徇私之处，就算已经辞职的，也不能逃避责任。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在1923年6月12日大生第三纺织公司第二届股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种回应。他说，大生盛时，人人都说南通好，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固不仅在纱厂，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并全力以赴，深感力与愿违，那时人人说好，本人觉得百端待理，不敢懈怠。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盛极必衰，当旺盛之时，本人就想到要预防不测，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天时如何、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是众口铄金。　　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 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大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但当张说自己年老力衰，要求辞去大生三厂董事长一职时，却仍被股东公决挽留。）　　对于张謇和大生的成功和失败，当时有人概括了“二好二多”与“二无二差”：“二好”，一是舆论好，他以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主张关税自主，《申报》、《时报》和英文《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媒体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二是机会好，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多”，一是存款多，大生以高利息、不论期限和凭折付息、手续简便等优厚条件，加上信用可靠，吸引了许多遗老、名士、富商的存款；二是往来多，与多数银行、钱庄关系密切。　　“二无”，一是无计划，张謇办实业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一度要在南通办9个纱厂；二是无制度，大生早年有制度，成功之后，特别到他晚年，制度形同虚设，用人、行政都交给了能干而有私心的张。张氏兄弟一张纸条就可以让某企业、某盐垦公司到大生驻上海事务所欠几十万，包括伶工学社、绣织局都可以开户透支，以张謇个人名义的透支有100多万两（按张謇说是###十万两）。“二差”，一是舆论差，从人心向张到了人心反张，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二是团结差，内部出现问题，张氏兄弟与股东不和，张和侄子张孝若不和，大生其他###与张孝若不和等。　　张謇对哥哥张始终保持了尊敬，中年分家时，他在《析产书》上动情地说：“退庵无弟，则创之势薄；啬庵无兄，则助之力单。”1907年通州师范运动会闭幕，安排了一个他们兄弟竞走的节目，他们各拿一个盘子，里面各有一只鸡蛋，先到达终点而鸡蛋不破的为胜。他一开始就让哥哥先走一步，然后一心照顾着盘里的鸡蛋，从容而行，结果自然是张获胜。他晚年急于让年轻的独子继承事业，而张与侄子时起冲突，兄弟之间微妙的矛盾渐渐表面化，但每次争执之后他都会亲到“城南别业”磕头赔礼，这当中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申新搁浅：荣氏企业大危机（1）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20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他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的1个厂、万枚纱锭起步，前后不到20年时间，此时，已拥有9个厂，纱锭总数超过55万，还有6万多线锭、5 000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氏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圈。　　其实申新并不是1934年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16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底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纱为例，每件成本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本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申新搁浅的另一原因是税赋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但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在华的外国厂家。申新被抽去的特税达到1 500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体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即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加重企业困难时，他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6~7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织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身为荣氏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1 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就在500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申新搁浅：荣氏企业大危机（2）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氏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了，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 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 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 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贷款就有1 200多万元，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的抵押款。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总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15年后他不无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4个厂，福新面粉有8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禹卿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王禹卿之弟）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虽然福新8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了下来，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但荣宗敬、王禹卿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禹卿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宗敬、王禹卿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荣宗敬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宗敬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我做不下去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6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李升伯不仅是棉纺专家，还是申新债主之一荣丰钱庄老板的儿子。8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10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升伯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申新搁浅：荣氏企业大危机（3）当时，申新9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荣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有五百万元之巨，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决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他们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350万日元（折合220多万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1分1厘半，比一般高出近4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后来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上次挽救荣氏企业是荣伟仁的功劳。）荣德生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与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4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7点多。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　　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的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再加之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过去举债扩厂，全力发展，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说话可以算数。　　王禹卿只干了几天，就感到申新这个摊子难以维持。他当时个人资产大约一二百万，担心连累自己，不愿继续做下去。为此，他和荣宗敬在总公司吵了起来，荣宗敬认为王禹卿既然答应了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吵到后来，愤怒的荣宗敬手击桌子，击碎了玻璃台板。正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李芸侯过来，连忙把他们劝开。　　对于申新开出来的支票，银行方面一定要有王禹卿签字才肯认账，然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家银行只付到280万元，王禹卿就拒绝签发支票，其他贷款就此止付，申新开的支票都吃了退票，这一天就是1934年7月4日，申新搁浅。　　7月13日，《新闻报》正式发表《荣宗敬启事》，年过60的他自称年迈多病、精力不继，从7月1日起请王禹卿为总经理，李升伯主持纺织部，陆辅臣主持面粉部，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启事。　　这个启事虽然见报，但王禹卿和李升伯还是不愿干。无奈之下，荣宗敬只有复职，7月20日，他给各钱庄去信，表示自己不得已复职：“从事整理工作，对于前欠款项不论抵押、信用，自当一律偿还。”　　荣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有交情，《茂福申新总公司卅周纪念册》首篇序言就是史量才写的，对荣家事业评价很高。申新总公司会计部有个职员陈述昆，经常与史量才一起看戏，算是戏友，荣宗敬就让他找史量才，想通过史量才向金城银行等“北五行”借款。史量才当即打电话和金城银行经理商量。过几天，他约荣宗敬去家里谈，提出资金由他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北五行”协商解决，但申新得在组织上彻底改组，废除总经理，改设董事会，荣宗敬为董事长，上述银行及各钱庄各推一个常务董事，共同处理日常重要事务，其他一般董事由申新股东及各债权行庄推选。厂务方面物色一个总工程师来统一领导，做到统一品质、降低成本。他还劝说荣宗敬让两个儿子出国深造。史量才说：“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　　事后，史量才对陈述昆说：“荣宗敬的家族观念很深，没有革除旧一套的决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也没有成为事实。”荣宗敬把企业看做是自家王国，他所津津乐道的无限公司组织形式，其实就是家族统治。史量才的意见，他当然不会接受。（以后银团接管申新，荣宗敬本来只处于监察地位，但他认为体面攸关。当年12月18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棉业研究会开会得出结论，荣宗敬家族观念太深，他的子侄辈分掌各厂实权，难以交出。）　　对于荣氏企业为什么不能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荣伟仁告诉代表中国银行参加申新银团的姚崧龄，申新之所以有今天，全靠荣氏兄弟声誉，才有号召力量，如果改组为有限公司，荣氏不能整个负责，申新对外信用，不免减色。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四台石磨起家：从面粉开始（1）荣氏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中有一篇《总经理自述》说到他的创业动机，主要是受到洋粉、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认为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面粉厂、纺织厂。　　荣氏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压岁钱2元，月规钱200文。1896年，他们父子三人和他人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股本只有3 000两，其中荣家占一半。这年哥哥宗敬24岁，弟弟德生22岁。1898年，3个合伙人因为3年无利而退股，广生钱庄从此成为荣家独资，他们兄弟以后把这一年作为纪念荣氏企业周年的起点。荣德生希望四子毅仁能成为他衣钵的继承者，管教很严，荣毅仁童年时，晚上常陪着父亲乘凉或烤火，父亲把创业的经过讲给他听。　　他们为什么会首先选择面粉？　　荣德生做了几年钱庄学徒，之后到广东的税务机关当差（在厘金局做帮账），来往于广东、香港，看到办新事业有大利可图，于是萌生出自办的念头。经过留心观察，他确定，红——火柴，黑——煤，白——面粉和纱，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做面粉最好，因为他发现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面粉进口可以免税，处处受到特别照顾，说是供应外侨的“洋人食品”。而且，面粉免征营业税。　　往来香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看，初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满山灯火、马路、上山的吊车、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他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埠头都是一片雪白，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　　与此同时，在上海经营广生钱庄的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其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华商阜丰面粉厂办麦的汇款又占大半。“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面萧条，只有北运的小麦、面粉畅销无阻。长期在荣宗敬身边工作的荣得其问过他，为什么不办别的厂，而要办面粉厂和纱厂？他回答：第一，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离不开；第二，周转快，原料今天进厂，明天就有成品出来。人家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做米生意呢？他说：我从前做过米生意，曾贩米到天津，蚀去2 000元。因为米不同于面粉，没有加工过，所以不容易赚钱。　　荣氏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就是办新事业“吃、着两门最妥”，面粉业可为。　　在开办面粉厂前夕，荣德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你不宜读书做官，气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地位高于道府，但是无印。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其实，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气色或祖坟，而是战争”。庚子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抗战、内战，都带来市场景气，成全了他们的发展。　　庚子年（即公元1900年）的“八国联军”事件，成为荣家办实业的起点。这一年广生钱庄盈余有4 900两。有一天，荣宗敬偶然路过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看到荒地20多亩，一水潆洄，交通便利，是个较为理想的厂址，商得弟弟同意，着手购地集股。1928年，他回望创业起点时感叹，如今到无锡西郊，见有烟囱干云、机声轧轧，谁不知茂新一厂，可是，有谁能想到30年前这里还是荒烟蔓草、人迹罕至的太保墩？追忆前尘，不禁有沧桑之感。　　做过广东税务局总办的朱仲甫是荣家世交，正好卸任闲居，也想做点事，他们商定集股3万两，各认一半。以3 000两为一股，兄弟各以3 000两入股，另外再集9 000两。实际招到了13股，取厂名为保兴面粉厂。当时全国面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他们去参观取经，连主要的轧粉车间都不让进。到1902年保兴正式投产时，全国开工的面粉厂也只有12家，其中属于民族资本的8家，保兴是规模比较小的一家，只有4部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但是以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可以互补不足，而且有60匹马力的引擎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办厂之初，荣德生在这方面就显示出过人天赋。1921~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称荣氏是中国面粉工业的创始人。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四台石磨起家：从面粉开始（2）无锡有2 000多年的历史，有山有水，山有锡山、惠山、龙山、灵山……水有太湖、京杭大运河，西南面紧挨烟波浩渺的太湖，大运河穿城而过，其他各种河道交错（现在有许多河被填了修路，成了死水），水道畅通，加上地处苏南，是长江三角洲最好的位置之一，交通便捷，无锡自古繁华。1905年，荣氏兄弟办企业不久，沪宁铁路沪锡段通车，一下子缩短了两地的距离。无锡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不仅有地理原因，无锡人性格中喜欢独立、创造、爱好自由的精神，也自然地变成企业精神，加上无锡有长久的商业传统，容易形成风气。吴稚晖有个说法，无锡人富于“两发主义”，第一是“发痴”，第二是“发财”，要成一番事业，如没有发痴的坚决毅力，必致中途失败；任何事业不抱有“发财”希望，即无百折不回的意志。这就不难理解，南通只有一个张謇，而无锡不止荣氏一家，至少还有杨家、唐家、薛家、周家等企业家族，它赢得“小上海”之誉并不偶然。　　但是当荣氏兄弟在1900年创业时，无锡风气未开，先是地方士绅告他们擅自将公田、民地圈入，官府查对并无此事。这些人又告保兴面粉厂的烟囱妨碍文风，还有谣言说烟囱要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得起。官司从无锡打到常州，又从常州一路打到南京，靠了合伙人朱仲甫的官场人脉，最后两江总督批示：“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平，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风有碍？”保兴面粉厂不仅获得10年专利，听说无锡知县还为此被摘了顶戴。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一个日夜可出面粉300包。当时无锡土粉行很多，本地面粉需求只有一二百包，但浙江、上海一带酱园业需要的面粉都到无锡装船，外销面粉量很大。因为市井传言机器粉颜色很白，里面掺和有毒的洋药，所以，他们还要加上土粉才能销出去。1903年，面粉厂没有大的起色，合伙人朱氏见无利可图，提出退股。荣氏兄弟表示荣姓股份绝不出让，反而增股到万两，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此时股本扩大到了5万两，又添了新机，改名为茂新面粉厂。到1905年，每天有500两的盈余。弟为经理，在无锡管厂。兄为批发经理，常驻上海，主要管广生钱庄。荣德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起晚归，心情却很愉快。　　荣氏兄弟的事业从4部石磨开始，等到石磨改成钢磨，大如圆桌的石磨才宣告退休，1910年拆下后，先放在厂里，梅园建成，就被移了过去。4部石磨，一共8爿，设在豁然洞旁的小广场，正好是8张茶桌。1964年，其中4爿分别为南京和北京的博物馆收藏，留在梅园的4爿“文革”中被砸毁。2007年2月初，我在梅园“乐农别墅”前看到的三张石桌，就是幸存下来的十四片碎片按原样用铁箍箍成的三爿石磨。它们不仅是荣家事业的见证，也成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重要文物。　　茂新最早的厂房已被日军炸毁，现存建筑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灰色的三层办公楼。车间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台圆筒状的扬麦机（除尘器），以及两条依墙而立、高达 9米的螺旋形转梯，这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面粉打包后就是通过转梯从五楼滑到一楼，然后用小推车推走。厂区紧挨码头，遥想当年，闻名遐迩的绿“兵船”面粉就在这里装船，运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茂新面粉厂旧址，作为民族工业的发祥地，现在已成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只是已变得浑浊不堪。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1）从1906年到1908年，茂新连续三年巨额亏损，主要原因是国内麦收不佳，美国面粉倾销，麦贵粉贱，无利可图。1908年，荣家面临第一次经济危机，荣宗敬因卷入投机风潮，亏本5万两，牵动钱庄资本，广生钱庄摇摇欲坠。摆在他们兄弟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求助朋友，帮助苦渡难关，但这条路很难，债主纷至沓来，往来行庄都不信任他们，荣德生自称这是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的一次。二是将钱庄歇业，集中力量办工厂，兄弟两个商量，决定保茂新、振新（1907年他们与别人合伙在无锡开办的纱厂），不保广生。他们从此发愤用力，专心办厂。作出这个选择毕竟是痛苦的，钱庄是与父亲一起创办的，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1909年，茂新虽然还能开机，但有些股东不相信这个厂还有转机，就将票面价100两的股票以10多两出售，荣宗敬只用200两就买下14股。　　到1910年，茂新因为机器新，面粉品质好，营业出现转机，开始使用“兵船”商标，还在这一年于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得了三等奖牌，荣宗敬深感荣幸。（直到1923年5月，“兵船”商标才在商标局正式注册。）　　1912年，茂新再次因资金周转困难、原料跟不上，陷入困境。荣德生自述这是创业以来的第二次风险。正在危急之时，听说无锡到了大批川麦，各厂因市面不好，不敢放手进货，货主急于回川，愿意赊欠，等面粉卖出再付款。靠这批麦子，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一年，面粉业兴旺，茂新扩大生产，又添新机，又建厂房。“兵船”牌开始走俏，成为面粉市场的名牌，价格超过阜丰出产的名牌“老车”。当人人为茂新面粉叫好时，往往只想到是美式机器好，而不知荣氏的奥秘是在选麦子上，他们把熟、坏麦都剔去了。一年下来，茂新大大赢利，还清历年所有欠债，还盈余数万两，荣氏在面粉业的蹿升由此开始。茂新面粉在开机生产10年后异军突起，从此信用大著，销路大增。　　在上海创办的福新面粉厂，继续沿用“兵船”商标。荣家之所以把面粉企业从无锡开到上海，起因是1912年的面粉旺市，茂新负责办麦的浦文汀、负责销粉的王禹卿两个人，一个办麦很有经验，在麦号中有信用，一个销粉很有办法，他们都是荣氏面粉厂的得力干将，不愿长期做伙计，私下合计另外办厂，但资金不足，和各自兄弟（王尧臣、浦文渭）一起只凑起2万两，在上海看好了一块地，光是厂房建筑费就要4万多两，还要买机器和流动资金。事为荣宗敬所知，他没有责备浦之汀、王禹卿，只对他们说自己愿意合伙投资，和他们一起办新厂。以后，荣氏企业集团的“三姓六兄弟”之说由此而来。荣氏兄弟共同出2万两，一共4万两，还是不够，荣宗敬出面向熟悉的茂生洋行订购机器，分期付款。福新就这样在上海办了起来，1913年开机，品牌借用“兵船”，牌子硬，货没出来，就已被订购出去，货款预付，周转金不用愁。办麦也和茂新搭在一起，信用、关系一切现成，购进麦子，付的是上海7天期的商业汇票，小麦当天装船运到上海厂里只要一个晚上，再有一天就变成了面粉，此时批发部已收到预付的货款，兑现汇票在时间上还绰绰有余。所以，福新一开厂就很顺利，几个月就赚了4万多。荣、浦、王三姓六兄弟合伙的福新系统在上海滩迅速扩张，福新二厂、三厂、四厂接连出现，1916年开始筹办福新五厂，伸展到了汉口，在上海则一直开到八厂为止。　　源出太湖、穿越整个上海市区的母亲河苏州河沿岸，荣氏企业的烟囱一个又一个地冒烟，福新各厂商标沿用“兵船”为主，加了一些其他品牌，比如福新五厂的“牡丹”，福新七厂的“天竹”、“渔翁”、福新二厂的“寿”等。荣德生以后在1917年的记事中不无得意地说，昔日老友此时都当上了经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的空前机会。荣氏兄弟嗅觉敏锐，荣德生到70岁时回想起来内心还很满足。大战一起来，他在1916年就认定可以放手做纱、粉，原因很简单，都是必需品。也正是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提供了出口机会，国外向茂新订购“兵船”面粉，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走向英、法、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兵船”面粉成了中国出口的标准粉。因为供不应求，价格大大上涨。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规定以“兵船”为标准粉。“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2）荣氏兄弟遇上了一个天赐良机，在他们创业之初，中国面粉企业只有寥寥几家，到1915年之前也只有73家，而从这一年到1921年的7年间一下子出现了81家。中国从一个面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1914~1918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以租办、收买、扩建等方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之后，这个势头才慢慢缓下来。　　1913年，茂新拥有美机钢磨24座，日产5 500包，1918年又添了12座，日产达到8 000包。因为生产不过来，他们还租用了无锡惠元面粉厂，称为茂新二厂，1919年又自己办了茂新三厂，另外还租过泰隆和宝新2家面粉厂。整个无锡一共才5家面粉厂，有4家是荣家的，占资本额的80%。山东济南靠近原料产地，他们又新开茂新四厂，仍以“兵船”为商标，只是加上黄、绿、红、蓝、白等不同颜色。为了拓展市场，他们在每个环节都动足了脑子，比如提高代销佣金，比如在面粉袋里放铜圆，作为“彩头”。就是他们用的粉袋也要比其他厂的大而且布质好。　　到了1921年，荣氏兄弟已有茂新、福新共计12个面粉厂，从最早的4部粉磨增加到301部，每日夜可出面粉万多袋，占全国面粉产量的、全国民族面粉业资本的，生产能力扩大了250多倍，发展速度之快，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到1936年，茂新、福新12个厂每日夜可出面粉万袋，占全国（关内）的。）　　1916年，荣德生自印《理财刍议》，主张多办工厂与世界经济竞争，国人已经把他们看做大实业家。进入1919年，茂新、福新成为中国面粉业的龙头，“面粉大王”（“麦粉王”）的名声就是这时传开的，但荣氏兄弟丝毫也不敢懈怠，荣德生还是和以前一样低调，毫不自夸，而且勤俭不改，事必躬亲，了解他的人都很推崇他。他常说自己并无大资本，更没有依赖他人，完全靠兄弟同心合力，靠勤劳耐苦，专心事业，力谋扩充，造福人群，才有今天。他说办企业是为社会造福，不是为自己享福。他本人与同事、工人同甘苦，大家无不敬服。　　他们在本国的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每年冰冻封港前，北方粉庄向上海大量抢购面粉，一次就要一二十万包，小厂根本没这个能力，即使阜丰这样的大厂有时也应付不了，加上“老车”牌在北方不如“兵船”牌吃得开，所以北方的大订单常常是他们的。上海靠海，水路运费比陆运便宜得多，面粉北销从上海装船到天津，再转华北、东北各地，反而比靠近天津的济南运费更低。本国麦子不够，要从国外进口洋麦，他们要的量大，整船运来，成本也便宜得多，出口面粉时整船运出，同样水脚便宜得多。荣氏企业之所以一路扩大规模，有他们的精心考虑。　　“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 ，我拥有半个中国”（1）荣氏兄弟在面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在纺织业也得到起飞的机会。早在1905年，他们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07年2月开机，所产“球鹤”纱曾经风行无锡、常州等地，可以与日纱名牌“蓝鱼牌”相匹敌。荣德生担任振新经理，有意扩大振新，甚至想办4个纱厂，从无锡发展到上海、南京、郑州，将3万纱锭扩大到30万，1914年秋天他到原料产地郑州选好了厂址，但他没有决策权，董事会上听了他的想法，其他股东惊慌地说，照这样赚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他回答：“要拿大钱，所以要生产，照3万锭能赚几何？”而当时的纱厂还没有一家超过3万锭的，所以在大多数股东眼里已经很大。此事堪称企业史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故事。就在此时，大股东荣瑞馨指控他账目不清，甚至打起了官司，虽然荣德生打赢了，但合作很难继续下去，最后荣氏兄弟选择退出振新。　　申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全称是“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资本以他们兄弟为主，共投资30万元。1915年，他们买下苏州河边周家桥24亩地，一个废油厂的旧址，四周一片荒地，没有街市，连马路也没有。等到申新出现，附近才陆续有了店铺，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周边的繁华从老照片上可以感觉到，厂门前两旁的行道树虽然新种，店面楼房却很气派。　　1916年，申新开机时只有12 960枚纱锭，规模不如振新，但是，正如申新大门口的“业精于勤”横额所说，荣氏兄弟有信心。他们采取无限公司形式，就是吸收振新的教训，痛感有限公司股东的束缚太大，一旦意见分歧，没办法发展。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会没有大权，总经理掌握全权，也就是权力集中于荣宗敬一个人。无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只能转让给内部的股东，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而且企业可以随便改组，有利于他们兼并其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运作完全以荣家为中心。　　申新开办，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赢利。1917年，他们买下日商“恒昌源”，改名申新二厂。中国自有纱厂以来，华资企业被外资买下的屡见不鲜，外资纱厂被中国人买下，荣家几乎是唯一的，这也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一例，成为当时华商纺织界的荣耀。1919年，他们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因为荣瑞馨不希望振新纱厂的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从中作梗，费了一番周折，靠了张謇的帮助，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照无锡当地县长，好不容易才办成。却因为世界大战，他们订购的机器姗姗来迟，到1922年1月31日才正式开机出纱。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东岸是纱厂、布厂，西岸是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轧花、修机等部，有桥相通，南通太湖，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置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有工人6 000、职员120多人，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劳工自治区等都由此试验。　　有人说，面粉和棉纺对于荣家，如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03年保兴改为茂新时，资本不过5万，到1922年已拥资1 043万，19年中增长倍，其中荣氏兄弟俩占全部资本的70%以上，面粉厂从一个发展到12个，有员工2 025人。截至1921年，荣家的纺织厂也从1个发展到了4个，有10 850名员工，19万枚纱锭，日出纱500件，布6 000匹。与1918年相比，1922年全国棉纺业的纱锭数增加了倍，申新是倍，全国织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申新是倍，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的20%，布机的28%，成为中国纺织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表。　　1919年，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58号买下亩地，1921年造起一座英国城堡式的办公大楼，称为“三新大厦”。建筑耗费35万巨款，由各厂分派。此前，茂新批发处先是附于南市的广生钱庄，后迁到三洋径桥临江里，没想到20年后，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有如此气派的办公楼，这在当时还是少有的，大概只有大生集团在上海建的南通大厦可以相比。2008年1月的一个黄昏，我在江西路上找到这幢见证了荣氏企业盛衰的三层办公楼，即使今天看来规模仍不小，因为顶上插公司旗的小塔楼消失了，我一时心存疑虑，仔细对比了老照片才敢确定。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 ，我拥有半个中国”（2）《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上说，总公司的地位如同人体的头脑，各厂是“五官百骸”，总公司对各厂一视同仁，希望它们平均发达。他们的关系比唇齿还要密切。总公司下面主要有两个账房，一个外账房，办理进货、出货的手续单据，并向各厂汇报，另一个银账房则专管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分别经营，会计独立，各有股本，照股分红，厂长总揽厂务，分别负责，但各厂的采购和销售成品，都要通过总公司，总公司简直就是申新的花纱布市场和福新的麦粉市场。那时的电话号码很杂，无锡茂新一厂、三厂是两位数，二厂是三位数，济南茂新四厂是四位数，福新、申新各厂的电话有三位数，也有四位数。茂新面粉、福新面粉、申新纺织总公司的电报挂号是5399，总经理室电话1053，总办事室和储蓄部2538，五金部6293，银帐房4584，规模和做派上俨然都已是一家现代型企业。苏州河畔，荣氏企业星罗棋布，市场遍及全国，远到海外。　　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厂长一定都要到总公司向总经理请示，总公司说到底就是荣宗敬个人集权的体现和他威望的化身。48岁的荣宗敬第一次在可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厅开会时，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国内舆论界把荣氏兄弟誉为实业界的“骑士”，日本的小学课本中有专文介绍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他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一贯低调谦虚的弟弟也不无骄傲地说：“事业几满半天下。”　　1921年以后，中国的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从这一年到1931年的10年间，华商纱厂改组、出租、停工、出售、归债权人接管的共有52家，荣家却不断收购或添资扩厂，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里，申新从4个厂扩展为9个厂，我称之为中国企业史上独具魅力的“荣宗敬速度”。1925年4月，穆藕初创办的德大纱厂归了他们，改为申新五厂。1929年1月，他们购进英商东方纱厂，改为申新七厂。同年，他们在申新一厂旁边新建申新八厂。1931年初，他们又买进有万枚纱锭的三新纱厂，改为申新九厂。同年10月，买进上海厚生纱厂，补了申新六厂的缺，原来的六厂是在常州租用的。申新9个厂纱锭达到万枚，布机5 000多台，雄居全国纱业首席。这一年荣宗敬59岁，离他50岁50万锭、60岁60万锭的宏愿已不远。几十年后，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德生，还在访问记里感叹：“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留在了无锡。”　　申新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荣家“面粉大王”地位已确立，老牌的“阜丰”等都被甩在了后面，加上原料小麦不足，国产小麦只能满足半年生产，洋麦供应也只能维持两三个月，本国的面粉厂生产力已经过剩，这一块不再发展。福新曾计划办第九厂，在上海买了100多亩地，靠近铁路，水陆交通发达，厂房图纸也出来了，但计算下来，还是原料供应不上，最后放弃。纱厂方面则还有发展空间，而且竞争激烈，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在中国开了许多纱厂，外资纱厂的纱锭远多于本国资本，喧宾夺主，雄心勃勃的荣氏兄弟有意顶上去，不断扩大申新规模，增强跟外商的竞争力。　　申新的“人钟”牌棉纱成为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标准样纱，人钟纱、人钟布、人钟线一度风行，申新的自办刊物就叫《人钟》。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交易所时，目睹以“人钟”牌纱为标准。“人钟”牌受到欢迎，市场上出现了假冒，申新曾发表启事抨击鱼目混珠、以伪乱真的恶劣行为。申新厂多，有的好货色不愿用各厂公用的“人钟”商标，纷纷自创品牌，“宝塔”、“铁锚”、“龙船”、“仙女”、“美人”、“四平莲”、“好做”、“特别好做”等相继出现。申新三厂的“好做”牌，用花、拼花、用料，都是荣德生亲自配准，其拉力、颜色上乘，受到各布厂欢迎，价格高，不与纱布交易所出入。到1924年，因为“人钟”牌质量下滑，纱布交易所决定改以统益纱厂的“金鸡”牌为标准纱。　　荣宗敬的四项原则（1）李国伟回忆，荣宗敬常对他们说：“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李国伟将自己主持的汉口申新四厂，清花、粗纱、精纺、摇纱四部门日夜两班，分别以“和衷共济，力求进步”这八字作为班名，以之支持荣宗敬的经营作风。　　荣德生自述多年用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调度经营超过一般工商界人，能预见市场的变化，稳妥地对付各种情况。辛亥革命前后，荣氏兄弟北上南下，考察湖州、杭州、蚌埠、济南以及苏北、河南、湖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对小麦、棉花的生产，面粉、纱布的销售都进行仔细调查。荣德生经常自诩，自己经营的事业得力于选择原料，在选择麦子、棉花上都很讲究。　　茂新面粉的质量就是从原麦抓起，凡是受潮、可能起霉变的小麦全部不要，在比较了全国小麦之后，他觉得四川麦子质地最好，所以主要选用川麦做原料。选麦子的秘诀他是偶然发现的。1911年各地水灾，他有一天在无锡惠山喝茶回来，偶尔看到夕阳返照，墙上水痕有三四尺高，马上想到堆栈里有些麦子可能变坏了，取样一看，果然如此。从此，荣家麦庄和粉厂不收、不用潮坏麦，就是掺杂石砂的麦子，也要雇人逐粒剔出，绝不苟且。　　从1903年在江苏产麦区姜堰设立第一个麦庄起，荣氏企业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东台、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面粉规模扩大后，一旦新麦登场，就会大量收购，规模小的企业只能随购随做，等到市场上没有麦子，就只能停产，而茂新、福新不会有这个问题，可以长期生产。　　国内小麦的市价行情也要看他们的出价，如果小厂先开价，等他们开价更低，小厂就吃亏了。如果他们开价低，各地粮行不肯卖，行情定不下来，他们可以指示不收货，迫使降价，因为内地粮行大都资金不多，不能大批存货，长期兜行情，小麦又源源而来，每天大量吃进，必须放出，否则会把资金搁死，周转不动。所以，他们最多观望几天就会屈服。茂新面粉厂早就联合上海、无锡的7家面粉厂，组织了“办麦公会”，1908年他们集体确定“办麦规条”，一直保持共同进退，控制麦价和粉麦换价。　　每当新麦登场时节，他们就有意抛售面粉，来压低粉价和麦价，上海的粉价一跌，各地粉价、麦价随之下跌，他们就可以买到廉价的原料。这是当年福新一厂厂长浦松泉透露的生意经。福新在各地设有自己的麦庄，但什么时候开始收麦，价格、数量都要等上海总公司麦务部的电报，麦务部对各地麦庄的指示则根据上海面粉市场的起落，有利时就指示收，不利就指示停。收麦一般通过当地粮行，佣金不过1%~，粮行则通过乡行，也不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因为需要量大，他们对乡行、农民又不够了解。　　申新公司收棉花也是如此，在江苏太仓、常熟等产地都设有收花处。荣宗敬的一个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出别人的弱点，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市面银根紧时，他大量抛棉花，月底交割时逼对方收现货。如果手中没有现货，他便调大量车辆到申新各厂的仓库运存棉来交付。上海市场棉价一跌，全国行情跟着下滑。这时，他命令各地分庄大量收花。上海抛出一万担，各地收进几万乃至十万担。到1929年以前，荣氏企业办麦处、办花处和批发处遍布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京、太仓、杭州、平湖、常熟、扬州、高邮、姜堰、泰州、济南、九江、汉口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