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两位总司令（1）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旌旗招展，人头攒动，十万军民云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势力!"等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这里正在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一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身着戎装，昂首挺胸，神采奕奕，站在主席台上，一阵掌声过后，他发出了浓重的浙江话音："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末尾几句淹没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蒋中正，字介石。他的名字很多，但他从政后经常用的就是这一"名"一"字"，而人们则普遍以"字"相称，"蒋介石"三个字，可以说是声震中外，人人皆知。两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17日，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举行了另一个誓师大会。五原，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当年是绥远省的一个县城。这里，比不得广州，它贫瘠、荒凉，人烟稀少。汇集在这里的队伍——一部分国民军，也比不上国民革命军，它人数不多，衣着不整，枪械不齐，是一支溃散后重新收容起来的队伍。然而，将士们队列齐整，精神抖擞，内心充满希望，脸上带着欢欣，在这座县城的小小广场上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广场一侧的一座土台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将一面国民党党旗高高举起。一位年约四十五岁的军人站了起来，他身躯高大魁伟，神态庄严郑重，浓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扫视了一下于右任，注视着在秋风中飘展的党旗，迈开大步，双手接了过来，面向台下将士，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他宣布，受各将领公举，他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誓就职。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国民党。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参加国民革命。他宣读了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这位国民联军总司令，就是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冯玉祥。他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同样闻名遐迩，同样中外皆知。两个人自然还有不同之处。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仕途上奋力攀登，从响应辛亥革命到出任总司令，不像冯玉祥那样艰辛、坎坷，凭他的机智、努力和计谋，基本上是扶摇直上、步步青云。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永丰舰，蒋介石应召来到孙的身边，帮助筹划，并肩战斗，护送脱险，平安抵沪。此举不能武断地视为"投机"革命，临危受命，患难与共，总是需要一定的真诚。但是，它也确给蒋介石带来了扩大影响和抬高身价的绝好机会。聪明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与孙中山同登永丰舰，坚持同叛军战斗者，不止蒋介石一人，然而只有他在事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在序言中对他称赞不已："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第一部分 2.两位总司令（2）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使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924年5月正式当上了该校校长。起初，蒋介石曾因不能插手党务和军政大事，而一度消极。但是后来他却感到这一职务对他的重要意义，因而紧紧地抓住它，充分地利用它，掌握了一批为我所用的军事干部，进而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嫡系部队。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多事之秋，蒋介石率队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几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有赖于共产党人的参与指挥和政治思想工作，有赖于工农民众的积极支援，同时，也与蒋介石的指挥密切相关，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外，他还担任了多项军事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施展计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排挤出了国民革命军，使这个军成为他一手独揽的嫡系部队。这一年的5月，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当然，这又是一个计谋。经过这一"整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整理"下来，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怀有二心的右派分子被"整理"上去，而获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是蒋介石，他此时担任的职务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蒋介石来说，地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他在总司令部组织大纲里又做了这样的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就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和"独揽大权"之间加了一个等号，而前者就是他自己。国民革命军即将大举北伐，给蒋介石这位总司令带来了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这时，他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所辖地区只有广东、广西，中国绝大部分省区还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实现孙中山遗愿也好，统治全中国也好，他都要率军出征，进行国民革命。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蒋介石相比，则有许多差异。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幸运有个盐商的家庭，有出国留学进入军事学校的机会，他幼年家境贫寒，十二岁即吃粮当兵；他没有蒋介石那样染指证券交易所的经历和投机取巧的素质，而是凭借苦练、勇猛、实干和才能，从士兵依次升迁，旅长，师长而督军；他在走向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更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冯玉祥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早年就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发动了滦州起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7年他又率军平定了张勋复辟。这些行动反映了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进步倾向，但这时的冯玉祥却未能跳出北洋军阀营垒，仍然是其中的一员战将。第一部分 3.两位总司令（3）从1920年开始，冯玉祥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他的爱国为民思想日增，革命倾向日浓，而吴佩孚的压制与排挤，又把他自我发展的道路堵死，于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于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统治。冯玉祥将这次政变称为"首都革命"，严格说来，此举还算不得革命，不过，它却是冯玉祥从北洋军阀营垒向革命迈进的起点。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出任总司令。但是，冯玉祥的军事实力有限，还不足以控制整个局势，他在思想上对革命对军阀，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因而，北京政变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手里，他却受到了排挤，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离京到张家口赴任；国民军名称被取消，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西北军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但习惯上仍沿用国民军这一名称。冯玉祥倾慕孙中山的主张，倾向革命，并和苏联取得了联系，国民军所辖地区的民众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在北洋军阀眼中已成了"赤化将军"。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杀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又联合起来，会同其他军阀，先要"扑灭北方赤化"，而夹击国民军。形势所迫，冯玉祥只好宣告下野，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由张之江代理，想以此来避免敌对势力的攻击，保存国民军这支从北洋军阀冲杀出来的队伍。1926年3月，冯玉祥启程赴苏联考察，4月初途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时，与前往广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于右任、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相遇，商谈了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问题，并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鲍罗廷等按原计划转赴广东，徐谦留下来同冯一起赴苏。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军政官兵的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高举的"欢迎人民军队领袖"的大幅标语和"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声，使冯玉祥深受感动，向记者们说："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冯玉祥的下野与出国，并没有使张作霖、吴佩孚等放弃对国民军的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被迫放弃原来驻地，向南口方向撤退。4月15日，各路敌军五十多万人围攻南口，国民军只有二十万人，在敌众我寡、给养困难、饷械无继情况下，凭险据守，艰苦抗敌，8月15日退却突围，撤向绥远、陕西、甘肃一带。冯玉祥在苏联会见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和在苏的中共人士，参观了军事学校和工厂，接触了工人、农民和士兵。新型的苏维埃国家，使他感到新奇、振奋，广泛的接触与交谈，使他决心为国民革命而战。6月，他派出代表回国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系，7月，双方决定：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7月下旬以后，冯玉祥陆续得到了国民军南口大战和撤出南口及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消息。国民军的现状与处境，急需他重装旗鼓；国民革命的进展，催促他率军出征。8月17日，冯玉祥一行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冯玉祥此次出国与回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他不仅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而且还请来了苏联顾问和帮他做政治工作的刘伯坚等中共人士，同他一道回国，在弹药接济和装备支援方面也得到了苏联允诺。5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五原。这时，国民军各部也纷纷向这里集中。17日，国民军各将领推举他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他发表了就职宣言，即五原誓师宣言。冯玉祥在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奉行孙中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说明了自己"倒戈"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深刻地批评了自己以前的政治主张；阐明了联苏反帝的必要性；指出国民军应与民众结合，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将士，举行了前面提到的五原誓师。冯玉祥经过多年的摸索与苦斗，终于加入了革命行列。第一部分 4.南北革命军（1）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共有八个军，十万人。第一军至第六军驻广东，军长依次为蒋介石(后为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驻广西。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驻湖南。这支部队虽然大多数来自旧军队，但它却是依照苏联红军的榜样，建立或改造而成的新式部队，聘请了苏联顾问，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都有显著变化，非以往的军阀部队可比。不过，这支部队毕竟是从军阀部队脱胎而来，仍然带有旧军队的印记，从蒋介石到各军军长及其他高级将领，大敌当前，大都能够为国民革命效力，但当工农民众真正起来，他们又惧怕革命，把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又领回了原来的老路上去。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五原誓师时，除原驻甘肃的以外，不足五万人，但经过冯玉祥亲自检点整顿，全军井然有序，精神振奋。同国民革命军一样，国民军也聘请了苏联顾问，成立了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冯玉祥出任党代表，并在中共人士帮助下，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一支富有革命气息的部队。同样，国民军也是来自旧军队，自然也存有许多旧东西，冯玉祥本人也是如此，他重新组建了一支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部队，但当基本打垮北洋军阀之后，他又把这支部队作为发展自己的资本，又回归到军阀营垒中去。南北两支革命军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北洋军阀。这时，北洋军阀不仅掌握着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而且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革命军，盘踞各省的地方军阀不算，光是三支大的军阀就有七十五万人的兵力，其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控制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及直隶南部等地。原为直系，现已自成一派的孙传芳，也是拥兵二十万，盘踞苏、浙、皖、闽、赣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奉系军阀张作霖，有三十五万人马，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并控制着北京政权。直奉两系军阀，为了权势之争，在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大战中，曾打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这时，为了共同对付革命，他们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合力攻打国民军，在南方，企图以直系全力进攻广东。孙传芳表面上观望，挂起"保境安民"招牌，实际上也在积极备战，伺机进袭广东。国民革命军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部队的态势，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即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为此，国民革命军除以一部留守广东、广西外，绝大部分兵力都开往北伐前线，其中投入湖南、湖北的就有八九万人，以五六万人攻打吴佩孚，以三万左右人警戒江西，防堵孙传芳援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1926年5、6月间，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和两个师及第七军，就已先后入湘援助唐生智，稳定了湖南战局，与唐的第八军相配合，7月11日，攻占湖南首府长沙。一个月后，即8月11日，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和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抵达长沙。他们从广东出发，一路上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长期受战乱之苦的湖南民众显得尤为热烈和真诚。蒋介石等到达的前一天，长沙五万多欢迎群众，从炎热的中午就开始恭候，一直到次日凌晨3点才一睹总司令的风采。民众对北伐军的支援与欢迎，使蒋介石激动不已，他说，北伐军从广州到长沙，沿途民众燃放鞭炮致敬，为北伐军带路挑担、供粮供水，表现了真诚相助之意。第一部分 5.南北革命军（2）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战争引向湖北，直捣武汉。会后，北伐军发起攻击，连克九江、岳州，进入湖北境内。8月27日和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粤汉路上的两个军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9月3日，蒋介石到达武昌近郊，指挥攻城。5日，强攻武昌，不下。但吴佩孚受炮火威胁，北逃河南信阳，留下城防司令刘玉春率三万人死守。6日和7日，北伐军先后进占汉阳和汉口，武昌在围困中，攻克只是时日问题，湖北战事大局已定。主要战场转向江西，除一部留守两湖和围困武昌外，北伐大军东移，9月19日攻占南昌。孙传芳调精锐部队反攻，22日展开激烈争夺，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不听调遣，并且夜宿妓馆，使得军中无主，与敌刚一接触，即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师党代表缪斌只身脱逃。23日，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将共产党人排出了第一军，使得这个军纪律败坏、战斗力日衰。这次开赴江西作战的第一师和第二师，欺压群众，强占民房，军官们吃空饷，非嫖即赌，许多士兵吸毒抽大烟，这些堕落败坏情形，蒋介石一清二楚。为此，他感到脸上无光，十分气愤，早在7、8月间，就曾几次训斥王柏龄等人，"不能严振风纪，败坏第一军之名誉"，要求他们"各发天良，严约所部"，甚至说："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可是，蒋介石的"痛诫"丝毫不起作用，第一师在南昌争夺战中仍然是长官嫖妓，全军覆没。蒋介石说的话也根本不能兑现，对只身脱逃的王柏龄，不但没有枪毙，也没给任何惩罚，反而继续重用。凡是忠于他的黄埔系军人，即使犯法有罪，也会受到庇护和提拔的。1926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五周年纪念日，围困武昌的第四军，以叶挺独立团打先锋，一举攻下武昌城，生俘刘玉春。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消灭，两湖战场胜利结束。第四军作战勇敢，屡克强敌，被誉为"铁军"，尤其是叶挺独立团，骨干力量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战功卓著，纪律严明，破城夺隘，负有盛名，北伐名将叶挺，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扬。攻克武昌的第二天，10月11日，江西方面的北伐军再次围攻南昌，12日，蒋介石亲自指挥攻城，未果，大军后撤。10月15日，蒋介石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将入赣部队编组成三路大军，亲任总指挥，于11月1日发动攻击，首先肃清了南昌外围敌军，5日，攻克九江，孙传芳逃回南京。接着，三路大军会攻南昌，守军争相逃命，8日，占领南昌。至此，孙传芳在江西的十万大军，几乎全被消灭。11月9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当孙传芳主力投向江西，福建空虚之际，何应钦率第一军一部入闽，驻闽敌军纷纷倒戈，未经大的战斗，即于12月18日进占福州，继而收复福建全省。1927年1月，北伐军分兵三路，继续进军。除一路出湖北沿京汉路北上，向河南进军外，另两路分别向长江下游推进，2月，进占杭州，接着占领安庆、芜湖等地。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未废一枪一弹进入上海。24日，进占南京。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把革命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派人所转达的建议，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战略方针，准备在取得陕西后，出潼关，沿陇海路南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夹击奉军。第一部分 6.南北革命军（3）甘肃和陕西两省，以前就是国民军所辖地区。这时，甘肃已成为国民军的后方，而陕西则受到了地方军阀刘镇华的侵扰。从1926年2月起，刘镇华受吴佩孚支持，又以十万重兵围攻西安，城内国民军李虎臣和杨虎城所部被困已有八个月之久，处境困难，不断致电五原求援。冯玉祥派出七路大军援陕，孙良诚所部一路先行，1926年9月底进占咸阳，旋即在西安近郊与敌展开激战，敌众我寡，加之阴雨连绵，供给奇缺，作战十分艰苦，几乎不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后援部队陆续赶到，实力大增，精神大振。11月26日全面攻击，激战一昼夜，敌军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27日，西安之围被解，国民军乘胜前进。西安长期被困，绝粮断炊，军民冻饿而死者，达五万人之多，杨虎城在献给死难军民的挽联中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西安保卫战吸引了十万敌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功于国民革命。然而，守城部队在最后两个月里，因断粮而向市民征收，甚至入宅抢粮，颗粒不留，致使民众断炊，饿死众多，有一天，竟有一千六百多人倒毙街头。因此，民众产生悲怨也是自然的。西安解围，是国民军五原誓师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全军士气大振，扭转了自南口战败后的被动局面，在陕西站稳了脚跟，除甘肃外，又有了一块巩固的后方基地。冯玉祥把这一胜利比为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他豪情满怀，赋诗写道："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向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1927年1月，冯玉祥抵达西安，着手整顿地方政务和部队，规定国民联军总司令拥有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要求各地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为人民建设廉洁政府，指出军队是人民的武力，为人民谋利益。2、3月间，又连续发出信函、通令和诰诫，要求各部队加意训练，剔除败坏分子，整饬军纪风纪；要求高级军官注意学习革命理论，明确救国重任，宣传民众，扶助民众团体，多学多问，增进知识；要求军政官员不得向上级送礼、向他人索财，不得随便宴会、借公事向他人买好卖好，不可傲慢和借势凌人。冯玉祥的政务整顿和军队建设，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有力帮助，担任行政、军事、政治和宣传职务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起了积极作用。共产党人刘伯坚在担任国民军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期间，提出了"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等口号，他的有效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和冯玉祥的称赞，"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这是在官兵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这是冯玉祥的赞语。正当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准备打出潼关，兵伐中原，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之际，进抵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却发生了裂变。第一部分 7.会师陇海线（1）蒋介石为北伐战争付出了精力，花费了心血，北伐战争也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声名远扬，而且增强了军事实力，国民革命军由出师时的八个军猛增到四十多个军，其中许多成为他直接控制的部队。野心，驱使他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军事实力的增强，又使他的野心急剧膨胀。随着革命中心的转移，1927年1月，国民政府明令迁都武汉。但是，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高涨，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力量的增强，是蒋介石实现军事独裁的极大障碍。蒋介石为了使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处于他总司令部控制之下，极力反对迁都武汉，并召开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蒋介石独断专行的非法行为，遭到国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在武汉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又受到民众的当场指责，他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迁都南昌的企图未能实现。然而，南昌仍是蒋介石活动的中心。他派人与各国列强联系，寻求支持，与北京张作霖接洽，商谈"南北妥协"条件，一时间，各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纷纷云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同蒋介石秘密策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有了靠山和支持者，内外勾结，通过蒋介石之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本来，1927年3月，是国民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节。可是，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它又是革命开始走向失败的时节，就在这个月里，蒋介石唆使亲信，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杭州等地，或打死打伤共产党员及革命民众，或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或解散工会、农民协会等民众组织，或派兵镇压工人纠察队，大打出手，凶相毕露。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4月初，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公布弹劾之告，为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4月3日至5日，又与刚从海外归来的汪精卫及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古应芬等人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蒋介石不愧是一个谋略家，一面在加紧准备和部署反革命政变，一面又玩弄政治欺骗，麻痹他即将屠杀的对象，假惺惺地向工人阶级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欲意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还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送去锦旗一面，上写"共同奋斗"亲笔题字，对上海工人表示"敬意"。一切部署就绪，4月9日，蒋介石离上海去南京。三天后，一场事先布置好的反革命大屠杀，从上海开始了。4月12日凌晨，受蒋介石指使的青洪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公共租界出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反击，双方发生激战。蒋介石布置的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一千七百多条枪，打死打伤三百多人。13日，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以示抗议，并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归还工人武装、严惩祸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时，埋伏在这里的军队突然用机枪向徒手群众扫射，打死一百多人，打伤无数。当时，大雨滂沱，宝山路上血流成河。接着，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政变后的三天中，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流亡失踪。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此外，还在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地实行"清党"，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以出卖革命换取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反革命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第一部分 8.会师陇海线（2）蒋介石的背叛，使革命营垒发生重大裂变。原来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地区，一分为二，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武汉国民政府辖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和河南一部分，仍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南京蒋介石政权占有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等省，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原来的国民革命军，也一分为二：武汉国民政府所统辖的部队，此时仍是为国民革命效力的军队；蒋介石所控制的部队，则变成了新军阀的工具。汪精卫与蒋介石等举行反共秘密会议之后，4月10日到达武汉，却摆出一副"左派"的姿态，在公开谈话中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同生死、共存亡，甚至慷慨激昂地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汪精卫的反共决心已定，但又暂时将反革命面目掩盖起来，是企图利用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和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与蒋介石争雄天下。因此，在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前，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仍在继续发展，武汉国民政府也同民众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并决定继续进行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北伐军在武昌誓师，总指挥唐生智率军沿京汉路北上，5月中旬在驻马店地区集中后，向河南奉军发起总攻，连克许昌、新郑等地，奉军不支，从6月1日起，全部向黄河以北败退。早在3月间，冯玉祥就发布了讨奉檄文，决定东出潼关，进军中原，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为此，他任命于右任为驻陕军总司令、刘郁芬为驻甘军总司令，坐镇后方。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誓词说：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劳动节日，在西安新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为大多数被压迫国民，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之下。5月6日，冯玉祥到潼关督师，所部第二集团军东进河南，与奉军展开激战，连克数座县城，5月下旬攻占新安和洛阳。接着，分两路向新乡和郑州进击，6月1日，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6月4日，武汉北伐军占领开封。南北两支国民革命军，兵伐中原，攻克郑、汴，取得了北伐的又一重大胜利。5月1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发布了继续北伐令，组织部队沿津浦路北上，渡过长江后，于6月2日占领徐州。冯玉祥和宁汉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陇海铁路线上，冯玉祥控制了陇海，京汉两路交叉口，其军事实力和所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成为宁汉双方极力争取的重要人物。汪精卫集团在讨蒋和反共问题上，需要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在国内政局、个人和所属部队的地位等问题，也需要和武汉方面协调，双方各有所需，便在郑州举行了会议。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武汉党政要员，先期到达郑州。6月9日，冯玉祥乘坐火车抵达郑州。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有武汉政府的要员；军事将领，还有许多团体的代表、铁路员工和普通市民。冯玉祥身着棉布衣裤，腰束布带，背挎雨伞，走出车厢，与汪精卫等人一一握手，然后检阅了仪仗队。兴高采烈的人群拥了上来，将政府要员挤到一边，抬起了冯玉祥，送进了轿车。6月10日，冯玉祥和武汉政府要员，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甲举行会议。郑州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一共开了两天，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在"讨蒋"问题上，冯玉祥不同意汉方意见，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最后，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党务方面，设立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由冯玉祥任分会主席；政治方面，成立豫、陕、甘三省省政府委员会，分别由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担任主席；军事方面，在豫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之敌，由冯负责肃清；进入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整顿，巩固长江方面防务，冯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汪精卫集团为了拉冯"讨蒋"和"分共"，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冯，武汉北伐军以伤亡一万四千多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成果，完全为冯所独占。结果是冯玉祥得了实惠，促进了武汉走向"分共"和宁汉由对立走向合流。第一部分 9.见面泪沾襟（1）汪精卫集团拉冯玉祥，蒋介石集团也拉冯玉祥，当蒋介石得知郑州会议的消息后，便连忙打电报给冯，要求与冯会晤，因为他急于了解会议的情况，尤其是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冯玉祥对南京政府的态度，与武汉方面不同，他不同意宁汉对立，不同意"讨蒋"，他主张宁汉合作，团结北伐。冯玉祥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有一些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出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冯玉祥经过多年摸索加入革命行列，然而，长期形成的军阀纷争思想没有彻底清除，仍然把国民军看成他私人的军队。他着眼于自己及这支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认为国民军地处经济贫瘠地区，粮饷供应困难，并且直接受到奉军的威胁，因此，只有打败北洋军阀，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才能改变国民军的境遇和经济条件。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就是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和蒋介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蒋介石从广州到武汉，看到工农民众对北伐军的积极支援，也曾说过几句民众的好话，但当工农民众充分发动起来，他又惧怕民众，进而镇压和屠杀民众。冯玉祥也曾讲过"军队是人民的武力"一类的话，国民军辖区的工农运动也曾有一定发展，可是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之后，特别是同国民军征兵征粮发生矛盾时，他便产生了不满，当得知共产党员支持农民运动时，他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当然，冯玉祥并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血腥镇压民众，但他对民众运动的抵触与不满，却使他对蒋的所做所为见怪而不怪，对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没有任何谴责。蒋介石对冯玉祥的笼络，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早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26年12月，他在武汉接见冯的代表时，表示出十分亲近的样子，并恭维说："国民军纪律的严明和战斗力的坚强，我们久所熟闻，冯总司令的治军、用兵，尤所钦佩。北伐大业得到冯总司令的参加，进行定必更加迅速。将来北方之事，仰赖冯总司令之处极多，希望你们转达我意，请他多多指教。"最后又以关切的语气表示，国民军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请随时与邓演达主任接洽办理。冯玉祥听了这些话，自然是喜滋滋、热乎乎，而蒋介石的军饷资助，更使他产生感激之情。不久，蒋介石派彭程万为他的私人代表，驻在冯玉祥那里，做争取冯的工作。彭在冯的面前不断地吹捧蒋介石，什么蒋总司令人云如何伟大、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如何有力量、是北伐不可少的中坚人物、将来必如何有为，等等，一股脑地灌进冯的耳朵里。说一个人的好话或坏话，对听者都会产生一定作用的，冯玉祥听了有关蒋介石这么多的好话，再看一看蒋介石统率那么多的北伐军，占领了那么多的地盘，很容易会相信蒋是一个有力量有作为的人物。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面目已开始暴露，从江西杀起一直杀向上海之后，冯玉祥在1927年4月10日给徐谦的电报中，竟称颂蒋介石是"革命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冯玉祥为了促成宁汉合一，继续北伐，在接到蒋介石要求会晤的电报后，也同意与蒋会面，6月14日给蒋发出电报，转达了汉方唐生智的态度："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先给蒋吃颗定心丸。6月16日，冯玉祥到开封，当天又致电给蒋："弟于早7时安抵开封，专候我兄晤谈剀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而倾渴望，临电神驰，敬候德音。"蒋介石接到此电后，于17日致电南京，请吴稚晖、李石曾、钮永键、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即日专车来徐州，共商一切。蒋、冯通过函电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徐州会议前，蒋介石从冯的代表那里已了解了冯的个性、思想动向和迫切希望等有关情况，为了拉冯为己所用，首先在礼貌上对冯表示恭敬。冯玉祥的专车预定于6月19日抵达徐州，这一天清早，蒋介石就率领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二十多里，到黄口车站迎候冯的到来。第一部分 10.见面泪沾襟（2）月台上，仪仗队、军乐队整齐排列，枪械、铜管乐器和将校肩章，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欢迎的人们屏息以待，静候良久，才从西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接着冯玉祥的专车放着粗气，缓缓驶入车站。一时军乐大作，蒋介石率领欢迎人员整肃衣冠，排立于月台上，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想尽早一睹冯总司令的风采：但是客车车厢内坐的都是冯的文武随员，未见他本人在内。随员们见欢迎人群都伸首向车内窥探，便以手指向后节车，意思是说，冯总司令在后节车内。蒋介石等人迎着徐徐前进的列车向后边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一个布衣敝屣的大汉站在铁皮车门口，向欢迎者招手，这时，人们才知道这位大汉就是冯总司令。列车停了，人们一拥向前，冯玉祥走下车来同人们一一握手，同蒋介石互相拥抱，二人都流下了激动、高兴的眼泪。这是蒋冯第一次谋面。冯玉祥身着粗质土布军服，腰束布带，足登土布鞋，与蒋介石等人的黄呢军装、革履佩剑形成鲜明对照，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专程迎接却十分满意，他感到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还能如此谦下，如此周到，而见面后蒋的言谈态度，无不使他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当天，蒋、冯同坐一车，且走且谈，到了徐州，下榻花园饭店。晚上，蒋介石设宴招待冯玉祥，在徐各高级将领出席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同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等人专车抵达徐州，与冯玉祥会晤。徐州会议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在吴稚晖主持下，就"清党"和继续北伐问题达成了协议。蒋介石本想拉冯反汪和反共，在会议前一天晚上曾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被冯婉言拒绝，到正式会议时，蒋就不再提反汪问题了。会议期间，冯玉祥努力调解宁汉争端，一再强调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迎合冯玉祥力主"共同北伐，以减轻自己军事负担的心理，便用所谓"继续北伐"来换取"清共"，要求冯在军队及其所辖地区"清党"，冯慨然应允。蒋介石为了把冯拉向自己一边，还馈赠五十万硬币给冯犒军。6月21日会议结束时，蒋冯联名通电，表示要并肩携手，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同一天，吴稚晖代冯拟了一份致汪精卫、谭延闿等人的电稿，经冯再三修改后，由冯署名发出。电文中反对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对于"分共"问题"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提出宁汉双方"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主张集合国民党全力，"协力北伐，先定幽燕"。这份电报表明冯玉祥已背叛了三大政策，背离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正确轨道，他所率领的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不到十个月又回归到军阀营垒，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冯谋面和徐州会议，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1927年6月21日，冯玉祥告别了蒋介石，乘火车离徐西行，22日凌晨7时到了开封。冯玉祥回到河南后，按照徐州会议达成的协议，在自己所辖的地区开始了"清党"。冯玉祥命令部下写标语、撒传单，攻击和咒骂共产党。冯玉祥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在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调到了郑州，宴请之后，便宣布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玉祥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的每人一百元，其余每人五十元，然后用一个闷罐车皮将这二百四十名共产党员拉到武胜关。后来，这些共产党员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去了西北。第一部分 11.见面泪沾襟（3）6月28日，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密电豫、陕、甘三省省政府，布置了"清党"措施。以后，又陆续发出文件、电令并多次演讲，反苏、反共、反对阶级斗争，歪曲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命令各地"严防"和"严惩"共产党。冯玉祥虽然在他的部队及所辖地区进行了反共"清党"，但在程度上和方式上，同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有所区别。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同蒋介石一样，在武汉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冯玉祥则要比他们温和得多，前述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大都被他"礼送"出走，而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途经郑州时，他不但没有按汪精卫的密电予以杀害，而且以礼相待，馈赠礼品，派员一直送到库伦，使鲍罗廷一行平安返回苏联。血腥屠杀也好，"礼送"出境也好，1927年春夏之间，蒋介石、冯玉祥和汪精卫，都先后走上了反共之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被葬送了。曾经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已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曾经是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绝大部分已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部队。曾经是为国民革命效力的两个总司令，已分别成为两个新军阀集团的首领。大革命使他们相逢相识，他们相逢相识又埋葬了大革命——蒋介石和冯玉祥二十多年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第二部分 1."中正弟"与"玉祥兄"…1928年2月16日，蒋介石亲自来到开封，与冯玉祥会面，17日，检阅了冯部军队。18日，蒋、冯接受老将马福祥的建议，在郑州交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帖子写的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帖子写的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蒋、冯交换兰谱之后，互相拜了四拜，从此，就结为生死弟兄。冯玉祥比蒋介石年长五岁，为盟兄，蒋为盟弟。"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弟兄，希望大哥有所指教。"蒋介石以盟弟身份谦逊地说道。"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冯玉祥也以大哥自居，想啥说啥。"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蒋介石依然客气。"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冯玉祥也依然以兄长口气，直言相告。"好，我们一定这样做。"蒋介石表示接受、听从。蒋介石这次亲赴郑州，与冯结拜，是在刚刚开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在争夺国民党"正统"中取胜、重揽党政军大权之时，与在徐州和冯玉祥第一次见面时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国民党的"正统"还在武汉方面，他的南京政府正在受到反对和攻击。蒋介石在与冯结拜的十多天之前，即1928年2月2日至7日，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这是国民党"清共"后所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既是全面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次会议，也是重新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致开幕词，完全颠倒了黑白：国民党已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背叛了国民革命，他却说国民党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忠实于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致力于国民革命，他却污蔑共产党"妨害"、"破坏"了国民革命和孙中山的主义与政策。蒋介石在会上呼喊："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有坚定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第二部分 2."中正弟"与"玉祥兄"…蒋介石一手操纵，会议通过了开除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附逆"者的党籍等反共决议；推举蒋介石等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与监督；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机关，指定蒋介石为主席，节制指挥所有陆海空各军；决定集中力量完成"北伐"。通过这会议，蒋介石重新执掌了整个国民党的权柄，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东西。蒋介石非常清楚，他的今日所得，实属来之不易。本来，北伐战争开始之际，他已一手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然而，事有变化。在他到了南昌，反对迁都武汉失败之后，他的军事独裁活动和个人权势却受到了抑制和打击。当时的国民党中央还在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共产党人支持下，开展了提高党权运动，于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议提高党权、限制个人独裁，通过党政军领导体制改革，加强了集体领导，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兼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也改由他人代理，大大削弱了他的权力。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之后，国民党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将他置于"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的地位。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取得了一致，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在国民党正统问题上，却又争得不可开交。从这时起到重掌大权，蒋介石整整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依靠自己的政治机智和权谋手段，战胜了汪精卫和其他对手，终于如愿以偿，争得了国民党的"正统"，并成了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不会忘记，这半年多争斗中所经历的艰难与曲折，蒋介石更不会忘记，这半年多来冯玉祥对自己的支持。第二部分 3.拉向自己一边（1）历史回溯到1927年盛夏。天气炎热，国民党各派系之争，也打得火热。武汉汪精卫集团"七·一五"政变之后，企图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和沪方合流，实现国民党的统一，并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于是向南京发出呼吁：实现和平，结束对立。蒋介石的宁方以反共"先进"自居，说汪精卫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不能与汪合作。蒋介石有意给汪精卫扣上一顶红帽子，把汪置于被告席上，目的在于将汪排出国民党中央，由宁方来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所谓沪方，又称沪派，是国民党中的一些老右派。他们在1925年11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国民党，形成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自立了国民党中央。沪派反共比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早，自称是反共"先进的先进"，也想以此来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可是，他们不掌握一兵一卒，手中没有实力，光凭资格老、反共早，也是无济于事。所以，争夺国民党正统的斗争，主要在宁汉两方之间进行。争夺国民党正统，就是争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宁汉双方先是文电往返，互相对骂，罗织罪名，公诸报端。但是，谁也骂不倒谁，文的解决不了问题，接着，就来武的，以兵对兵，汉方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进兵江西；宁方则急调李宗仁所部，布防安徽。双方剑拔弩张，严阵以待，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宁汉即将兵戎相见，局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冯玉祥十分焦虑不安。不过，冯玉祥所关心的，倒不是什么国民党的正统问题，他自己加入国民党不久，没有资格同别人争夺正统，他根本也不想争什么正统，至于汪精卫和蒋介石，究竟谁应该继承正统，他此时也更无定见。冯玉祥所焦虑的是，宁汉对立势必影响"北伐"张作霖，这将于自己十分不利。因为冯军的地理位置正当奉军攻击的要冲，只有打垮北洋军阀，才能在黄河流域立足，才能有所发展。所以，冯玉祥也是从发展自己出发，把统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共同"北伐"，看作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极力居间调停，促使宁汉合作。1927年7月16日，冯玉祥致电汉方唐生智："务请均以大局为念，对于内部意见，均各化除。庶集中革命全力，以先灭奉鲁反动势力，则党国根基，自可巩固，一切问题，均易解决。"7月20日，冯玉祥又致电宁汉各方，提出如下办法：统一国民党中央；各方领袖在开封开会，决定谁应下野、谁应继任，再由二届四中全会议决任免；宁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带；继续"北伐"。冯玉祥的努力不见成效，宁汉双方都不同意他所提出的办法。7月24日，汉方致电冯玉祥，指出：武汉反共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并非出于宁方的压力；按照党章规定，召开中央会议应在首都武汉举行；汪与蒋只有"公愤"而无"私怨"，将发兵攻取南京。7月28日，汪精卫、唐生智又公布了《武汉国民政府宣言》，提出要提高党的权威，统一军政、民政和财政，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抨击蒋介石"个人独裁之结果，使国人知有蒋中正，不知有党"；要求以党治国、依党治军，"使一切军人，皆在党的指导之下。"很显然，汪精卫等人以国民党"正统"的姿态，要求蒋介石受党权的辖制。第二部分 4.拉向自己一边（2）蒋介石当然不会受制于汪精卫，他寸步不让，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抗汉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下大力气拉拢冯玉祥：蒋介石派孔祥熙为联络代表，驻在冯部，以密切与冯的关系；宁方决定每月拨给冯部二百万元军饷；蒋介石邀请冯及其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等人参加宁方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表示，宁方坚持不与奉方结盟攻冯。蒋介石的拉拢果然奏效。冯玉祥从蒋介石那里得了官职和军饷，得到了不与奉方结盟的保证，这些都是他及其所部急需得到的东西。蒋介石雪中送炭，冯玉祥对蒋的好感油然而生，在居间调停中倾向了南京一方：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制止汉方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东征讨蒋；冯玉祥致电汉方发出警告，如果汉方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冯玉祥的倾向宁方，使汉方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制止讨蒋起了重要作用。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对宁汉双方都是极大的威胁。面对外部的压力，他们在一致反共的前提下，暂时缓和了内部的竞争。8月3日，汪精卫、谭延闿等联名电冯，表白他们已彻底反共，宁方指责他们"赤化"是错误的，并表示：如果有和平统一的办法，战争可以避免，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同一天，宁方胡汉民、吴稚晖等也联名电冯，表示应放弃竞争，一致"北伐"，其具体办法尚可商量。冯玉祥看到宁汉有接近的趋向。便向双方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结束竞争。8月6日，又致电蒋介石："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可是，汉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宁汉合作的主要条件，宁方蒋介石等也坚持反汪反唐，双方一时还难以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与汪精卫打个平手，未见胜负。可是，他的最大收获是把冯玉祥拉向了自己一边，从这一点来看，他比汪精卫要高出一筹。当然，在接下来的争斗中，他还有许多高招儿。第二部分 5.辞职与结婚（1）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告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开南京去上海，14日在沪发表辞职宣言，同日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近二十年，已跻身于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行列，并握有较大的军事实力和控制着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广大富庶地区。一个野心勃勃、视权如命的人，一夜之间，就自动丢掉这一切，甘心下野，遁迹乡里，着实令人费解。其实，这是蒋介石玩弄的以退为进的手法，在形势不利时暂避锋芒，时机成熟时便东山再起、攫取更大权力。1927年夏秋之间，形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唐生智等坚持"倒蒋"，把蒋介石下台作为宁汉合作的先决条件；南京方面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与蒋貌合神离，极力排蒋；甚至蒋的亲信何应钦也想取蒋而代之；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的战事打了败仗，徐州失守，蒋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部队直逼长江，使蒋的威信受损，处境尴尬。蒋介石也看出这种形势于己十分不利，如果再恋栈不走，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即使宁汉合作，自己也不可能独揽权柄；不如暂时隐退，避开攻击锋芒，在宁汉争吵中作局外观，待各派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再以公正面目出现，收拾残局，夺取更大权力。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失去了攻击的主要目标，而南京方面蒋派势力也大为削弱，实权落到了桂系手中，桂系又早有联汉攻奉之意。这样，便促进了宁汉的合流。8月19日，武汉方面宣布"即日迁都南京"，随后，谭延闿、孙科、汪精卫、陈公博等先后到达南京。9月16日，宁、汉、沪三方组成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宣布以前对峙之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不再行使职权，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但特委会的大权落在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未得到实权，便重回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于9月21日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统辖两湖和江西，反对特委会。这样，宁汉刚刚合作，又变成新的宁汉对立。到10月下旬，更演变成宁汉双方的李宗仁与唐生智之战，结果唐军战败，放弃武汉，撤往湘南，唐本人也通电下野，桂系势力扩展到武汉地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宁汉再次分裂，宁粤又对立起来。9月底，张发奎率部回到广州，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反对南京特委会。此时，在广东的李济深手握兵权，为了利用汪精卫的影响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也通电迎汪回粤。于是，10月底，汪精卫到达广州，同李济深、陈公博等在粤中央执监委员结合起来，决定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