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炮兵传奇火炮，在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大林称其为“战争之神”；拿破仑认为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武器”；由于中国最先发明了火药，所以便成了最早拥有火炮的国家。遗憾的是，火药没有使中国的封建制度发生变革，倒是明代以后，火药传入欧洲，“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马克思语），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吹响了号角。接着，他们利用火药造出了威力奇大的新型枪炮，转而回头毫不留情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从冷兵器时代到现代战争，火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火炮披上钢甲、装上车轮，于是有了进攻性“火炮”——坦克和自行火炮；把火炮搬上舰船，于是有了巨型战舰和浩大壮阔的海战；把火炮塞进飞机，辽阔长天也成了炮声轰鸣的战场……火炮的威力还在延伸，把传统引爆的火药改换成铀或者钚，再用火箭或者飞机投掷出去，于是有了导弹、核弹……但是不管火炮怎样发展，火炮还是火炮，因为导弹或者核弹的远距离攻击只能摧毁目标，而不能实施占领。而战争通常是以征服或者占领为目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由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色和独特的道路，所以我军最早的炮兵非常弱小，而且常常为了服从游击战的作战需要而压缩或精简。应该说，红军时期的炮兵，还不能成为军队的固定正式编制。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炮兵的成长壮大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炮兵，已经有了正式编制，而且有了独立炮营、炮团，但那时的装备大多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山炮，运输多靠人背马拉，炮兵规模小，机动性能差，实战中的威力，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经过三大战役之后，我军的炮兵基本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的时候，上千门重型榴弹炮对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进行了致命的轰击，使得长江天堑被我军一夜间夷为平地，统治中国数十年的蒋家王朝，在隆隆的炮声中颓然坍落。古都北京。毛泽东在21响的礼炮轰鸣声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之后，炮兵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个独立兵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炮兵传奇》是战史文学作家孙晓、左东在深入采访、广泛收集、全面查阅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为了增强可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一些战斗故事，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文学性的描写；结合事件，对一些背景史料和兵器知识也作了一定的介绍。在本书的采写编撰过程中，有许多老红军、老八路、老炮兵向作者讲述过他们传奇的经历和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在编辑出版时，军事科学院的战史专家进行了细致的审阅，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宣告人民武装的诞生，也宣告了人民炮兵的诞生；指挥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抚着一抱粗的木头炮管说：“没有洋炮，土炮也要起义！”广州城头，叶剑英命令起义炮兵与英美军舰展开炮战南昌起义炮声隆在中国的版图上，南昌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可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座城市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 是如今海陆空三军300余万将士成长的源头。当蓝天战鹰群集，大地铁甲奔突，海面战舰如蚁，发射塔上导弹昂天的时候，每一位热血将士都知道，他们是从南昌的军旗下走来，从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上走来。南昌城头，镌刻下一代将帅的伟岸英姿，显赫战功。在向旧中国打响的第一枪中，也有一声震天动地的隆隆炮吼。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也是同一天在南昌战火中诞生的。1927年，在中国的编年史上，注定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头。历史在这儿陡然调头，来了个急转弯，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孙中山先生先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突然之间被废除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半途而废。3月 11日，南昌市党部首先被解散。4月1日，国民党党棍杨虎带领青红帮的流氓，攻击并占领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并派兵驻守这两个机关。4月6日，蒋介石在南昌得手后，又与汪精卫秘密策划出新的阴谋。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这位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者”和“接班人”，突然举起屠刀，向着毫无防备、一直与国民党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杀来。上海城内，一片血雨腥风。黄埔滩头，满布冤魂厉鬼。5月17日，夏斗寅叛变革命。5月21日， 长沙再迸血雨，军阀许克祥率兵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无数农会会员成了“马日事变”中的无头惨尸。7月15日， 武汉又演厉鬼操刀滥杀无辜的惨剧。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整个中国阴风瑟瑟，鬼魂惨号，花容变色。莫非中国要成为一座旷古绝今的人间地狱？莫非亿万人民为之奋斗、为之向往的民主与光明事业就此毁掉？7月27日， 厚重的阴云笼罩着南昌城。一位身着西装、戴浅色礼帽、面容英俊的青年人，在一位身材魁梧，有着一张精灵的国字脸的青年人陪同下，乘一辆黄包车，穿街过巷，匆匆驶进了位于花园角北侧的一幢别墅。两人下车后，长着国字脸的年轻人手中紧握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机敏地前后左右观察了许久，才冲同伴默默点了点头。戴礼帽的人见无人跟踪，便坦然地按响了别墅的门铃。当两人走进院内，马上有几十双激动颤抖的手伸了过来。原来，中共的精英，诸多在军中活动的将领，早已悄悄地集聚在这座长江岸边的小别墅里了。他们之中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徐特立、李立三等。他们对这两位来客如此敬重，显然这两人的身份在即将到来的事变中十分紧要。一点不错，那位身材魁梧，长着国字脸的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战将陈赓，那位头戴礼帽，黑黑的浓眉下有着一双聪睿大眼的人，便是中央刚刚任命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数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在这里起义，打响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的第一枪，这次伟大的壮举，将由周恩来同志全面指挥。在党的初创时期，周恩来是少有的懂军事、管军事，并担任过军队要职的领导人之一。他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不仅对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军队的使用调动、部署作战也有着杰出的才能。南昌素有火炉之称，7月盛暑时节，热得令人难以喘息。周恩来手持一把蒲扇，在门前黄杨夹持的甬道上缓慢踱步，脑海里却在进行着双方兵力的对比，反复思虑着行动的最佳方案。应该说，敌人在南昌城里的兵力并不算强大，他们有朱培德军的一个警卫团，国民党第3军的两个团， 第6军的一个团，第9军的两个团，加上朱培德的军机关，总共不过1万人。 但敌人在九江一线驻有重兵，由于交通便利，一旦得到消息，他们完全可以在24小时内赶到，这就要求必须速战速决。周恩来停下脚步，仰面注视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今夜无月、无星，因而显得格外窒闷。相比而言，起义部队则强大多了，主力部队有贺龙指挥的20军，叶挺指挥的11军24师，有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两个保安队，还有驻扎在南得一带的25师一部，总计3万多人， 不仅数量上占了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明显强过敌人。叶挺指挥的25师是由“铁军”扩编而来的。在北伐中，“铁军”血战汀泗桥，勇夺贺胜桥，威震武昌城……所向皆捷，战无不胜，所以才赢得“铁军”之誉，在此次战斗中，完全可以放心。25师也是从“铁军”中分编出来的，只要起义时能按时赶到，其战斗力也可信任。20军是从反动军阀的营垒中杀出来的，虽然军中也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但根基并不深厚，而且当时贺龙军长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次行动，20军的兵力最多，而且他们有一个炮兵营，攻关夺隘，自然分量极重。周恩来豁然明白，此次行动的成败，关键在于20军的动作。他马上回到屋里，穿上军衣，乘车来到20军指挥部。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在洪湖边杀掉盐匪湖霸，揭杆举旗，投入革命军中，九死一生，浴血拼杀，才换得今天的20军军长的头衔。在那个时代，一个军长可以说能尽享人间荣华富贵，足可光宗耀祖了，可贺龙将军却置荣华富贵如粪土，毅然投身工农革命，实在令人可敬可叹。当周恩来当面询问贺龙将军部队官兵的情绪和武器装备情况后，贺龙似乎看出了周恩来的隐忧，他一捋唇间的小胡子说：“周书记，我认为你的部署很好，我这里你放心，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指挥我向哪里打，我就向哪里打。我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可我信仰共产主义，决心跟共产党走，请你一定相信我……”一席话使周恩来激动万分，当即与前敌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议，任命贺龙同志为起义军总指挥。根据敌人的部署情况，周恩来与参谋长刘伯承详细拟定了作战计划。在南昌城中，驻扎在西大街的朱培德力量最强，是起义的最大障碍，这块骨头交给贺龙的20军来啃。在松柏巷驻守的敌人是另一个眼中钉，他们倚据天主教堂的有利地形，可以进行垂死的顽抗，如果搞不好，会弄成一锅“夹生饭”。因此，这块骨头由一向善打硬仗的叶挺指挥的24师来对付。国民党第6军的一个团和第9军的两个团，只是奉命短期在南昌驻防，他们与朱德的交情不错，因此，对他们采取另一种计策，兵不血刃便能使他们乖乖就擒。1927年8月1日凌晨到来了，由于20军中一个副营长叛变投敌，前委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为凌晨2时。凌晨2时整， 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夜空，这是叶挺向松柏巷敌军开始进攻的信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万热血男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出的第一枪。由此，这3万男儿亦成为日后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奠基者。随着起义信号的响起，起义官兵如潮水般从各条街路，从各个小巷，向着敌人盘踞的据点冲去。顿时，激越的冲锋号声、密爆的枪炮声、鼓荡魂魄的喊杀声响彻九霄。在西大街，贺龙的指挥部与朱培德的军机关隔街相峙，战斗在街巷里激烈进行着。驻守指挥部的都是朱培德的精锐部队，由于得到叛徒的告密，他们已有了充分准备，战斗刚一打响，他们就立刻抢占了有利地形，凭借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起义军冲向西大街的要道——街心鼓楼。起义军官兵奋不顾身地架起长梯，从正面和侧面由下向上进行攻击，但由于敌人的火力十分密集，加之鼓楼的地形易守难攻，所以许多士兵还未等冲到楼下就阵亡了。“调炮营， 准备炮击！”贺龙站在离鼓楼不到200米的一个台阶上，严峻地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在起义部队中，炮兵少得可怜，只有20军有一个炮兵营，叶挺的24师中有一个炮兵营。此外，正规师团只配备了少量的山炮和迫击炮。这一方面是因为装备一支炮兵军费开支较大，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的军工业十分落后，所装备的山炮和迫击炮，几乎都是从德、日等国进口的。片刻之后，作战参谋报告：“炮兵营射击准备完毕！”“好，瞄准敌人的火力点，实施摧毁性射击！”贺龙望着不断喷吐着炽热火舌的敌火力点，坚决地下达了射击命令。“轰！”的一声炮响，在一片烟尘迸飞、砖瓦崩裂的骇人爆炸声中，敌人的一个火力点顿时哑了。“轰，轰……”由于距离较近，所有的山炮都采用了直瞄射击，炮弹弹着点的精确度极高，每一枚炮弹几乎都丝毫不差地落在敌人的头顶上。在一顿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守楼敌人借以掩身的城墙成片成片地倒塌、崩裂，垒垛起来的装满泥土的麻袋转眼间被炸得七零八碎。在震耳欲聋的轰鸣里，敌军手中的枪好像变成了孩子玩耍的烧火棍，没有丝毫的威力。而起义军官兵在炮声的轰鸣里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着，呐喊着，高举着手中的木枪和大刀，奋不顾身地冲上长梯，从侧面冲上了鼓楼……战斗持续了3小时， 最后，朱培德的警卫团走投无路，只好乖乖地做了俘虏。那位在起义前叛变的副营长被当场抓获，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叶挺指挥的一路在松柏巷教堂前也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他们在教堂上架起机枪，用密集的交叉火力封锁住狭窄的巷道，顽固地等待着援兵的到来。“铁军”的威名岂是冒名得来？敌人越强，越能激发这支英雄部队的斗志。主攻分队在几次进攻受阻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纷纷挺身而出，组成新的突击队，叶挺又重新配置了火力，在“铁拳”的重击之下，教堂的大铁门终于被炸开了，铁军如一股不可阻遏的洪流，涌进了敌人的这个核心据点。在朱德同志那里， 按照早先的部署，他们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战斗。7月31日晚，朱德将几个与自己相熟的敌人主力团的团长请到教导团作客。酒是好酒，菜是美肴，再加上划拳行令、放胆地吆三喝四，他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当枪声大作，几个战场已经杀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还懵然不知，十多个埋伏在酒席外的战士一拥而入，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乖乖做了俘虏。主官一旦不在家，这几个团群龙无首，也就无法行动，只好坐以待毙。朱德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贺、叶部队的行动。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 各个战场都传来捷报，共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炮20多门。望着战报，周恩来终于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一股胜利的豪情油然充溢胸间。他揉揉疲累的两眼，迈步走出指挥部的大门。他已经三天两夜没合眼了，可辉煌的胜利使得他倦意全无，精神格外振奋。东方出现了曙光，南昌城好像从一场大梦中刚刚醒来，城市的天空弥漫着浓稠的雾气，刺鼻的硝烟还没有消散，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激战。周恩来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眼前的一切都那样令他痴迷。瞧：刚刚升起的鲜艳红旗，在总指挥部的大楼顶上迎风飘扬，街上的行人全都面带喜气，颈系红布带的起义官兵豪迈地在大街上往来，胜利的消息像风一样四处飘送。胜利了，南昌真正得到了解放。最大的意义还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党终于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胜利前，周恩来无法入睡；胜利后，周恩来更觉思绪万千，难以入眠。喜悦之余，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南昌的一枪，已经惊醒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酣梦，他们会以百倍的凶残，向着这支新生的军队咬牙切齿地扑来。南昌是一座孤城，不宜久留，况且周围强敌环伺，稍不留心，即会前功尽弃。可环视中国，哪儿应该是这支新军的养生壮大之地呢？向南，那儿是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况且，广州还是北伐的策源地，在此境内只有国民党第八路军，兵力相对薄弱，一路南下，不但可以扩大革命军队的影响，摧毁反动封建的统治，还可以利用那里的有利态势，发动第二次北伐8月26，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军进行了整编，将起义军的3万余人正式编为3个军，即第9军、第11军、第20军。叶挺为第9军军长，朱德为第11军军长。8月3日，起义军撤离南昌，挥师南下，走上了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南昌起义的枪声，似一把利刀，狠狠地刺在蒋介石的心口上。他立刻调兵遣将，对南昌起义军围追堵截，意欲将之歼灭于南进途中。于是，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率20师、28师、新编第1师等10余个团，集结于会昌城下。桂军黄绍竑部约7个团，集结于白鹅墟地区，与钱部形成犄角之势，企图将起义军全部歼灭于此地。自从离开南昌之后，起义军的日子便日益艰难起来。山路崎岖，酷暑难当，官兵背着沉重的兵器和军粮， 每日最少行军180余里。最苦的是炮兵，由于走的是山路，车辆牲畜几乎无法使用，只好雇用大批民工来扛。可起义军每到一地，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早吓跑了，不但找不到瓜果蔬菜，连吃饱肚子都很难。起义军官兵饿极了，只好闯进民宅，四处搜寻可充饥的食物。这一来名声更坏，贺龙虽然出于维护军纪的目的，连杀了几个违纪官兵，可是当初雇来的那些民工，因吃不了这种苦，先后都偷偷跑了。这样，扛炮架、背炮弹的任务，便全部落在了炮兵官兵的身上。8月24日， 天刚蒙蒙亮，太阳只探出半个脑袋，发着暗红色的光。突然，咆哮的机枪和轰鸣的炮声如翻腾的海啸般炸响起来。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队向起义军发起了猛烈围剿。起义军前委当即在瑞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击破会昌之敌，然后向广州进发。攻击会昌的部署大致如下：朱德指挥教导团和20军一部，向会昌东北之敌攻击；11军24师和25师由叶挺军长指挥，向会吕西北之敌进攻；20军一部位于瑞金附近，作为战斗预备队，贺龙军长指挥策应各方。会议结束时，周恩来紧锁浓眉，严肃地说：“撤离南昌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今天面临的是决定命运的一战。前委指示各部，作战前必须深入进行战斗动员，讲明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占领会昌……”建军史上，会昌之战是极其惨烈的一仗。会昌城虽不大，但城墙异常坚固，而且敌守军火力密集，兵员精良。贺龙的20军几乎丧尽精华，才将钱大钧部击溃。在战斗的紧要时刻，黄绍竑部在侧翼对起义军的阵地进行偷袭，幸亏11军炮兵营占据了有利地形，他们在承受着敌军炮火猛烈轰击的情况下，用8门炮的两个齐射将偷袭部队炸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从而为战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会昌之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军元气大伤，陈赓等数员战将负伤，周恩来也因连日操劳而染上重疾，高烧到40多度。更可怕的是，敌军虽然遭到失败，可依然困兽犹斗，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兵员补充后，又像驱之不散的一群野兽，龇着尖厉的牙齿，低吼着围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分散敌人的目标，前委在研究了当前敌情后，决定在三河坝地区兵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大军，经揭阳向丰顺进发；另一部分兵力驻守潮汕，保卫后方。实践证明，三河坝分兵，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本来，起义军的力量与国民党追剿的力量相近，但分兵之后，难以形成拳头，而广东军阀钱大钧、陈济棠、薛岳、黄绍竑等从四面八方涌来，顿时使我各部陷入了险境。9月23日， 我军占领潮州、汕头后，立足未稳，在三河坝地区，敌军利用我军不便运动的水网地区有利地形，再次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起义军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毙敌数千人，但我军也遭受很大损失。叶挺部被敌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朱德部的兵力也受到重大损伤，且与总部失去了联系。朱德当机立断，率领近千名官兵攀悬崖、跨绝壁，出其不意地从敌人侧后杀出一条血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0月5日， 当冲出重围的起义军清点人数时， 两个月前的3万大军，如今仅存2000余人， 当初的三个火炮营及各师团配属的百门火炮，如今仅存11军25师的7门迫击炮，其余的各种火炮，均在行军战斗中毁坏或丢弃。然而，就是这2000名壮士，就是这几门火炮，几经转折，最后终于百川归海，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起义军会师，燃起了中国大地上的武装革命之火。秋收起义，毛泽东用上了木管炮1927年9月10日，是湘南农民揭杆举旗的日子。山口镇肖家祠堂前的空地上，近百名青壮汉子正蹲在地堰上，大声地猜拳喝酒，在他们面前，是一碗碗糯米酒，一盆盆青菜熬猪肉。大战在即，为了预祝起义的胜利，起义军中的排以上干部正在这里会餐。这些人中，有的穿着国民党的黄布军服，腰里别着驳壳枪，他们是南昌起义时没有赶上趟的叶挺部队中的一些官兵；有的穿着粗帆布的马褡子，皮肤上泛着黑油油的光彩，他们是安源煤矿的工人；还有的穿着白布褂，头上扎着白毛巾，这是当地的赤卫队员。一个身材魁梧、头发很长，上身着白布褂子，下身穿一条白细长裤，脚蹬草鞋，手里拿着一件短上衣的人，来到了会餐人群的中间。他是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吃喝，仰起头来注视着他。“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叫毛润芝，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是来同你们一块作战的……”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态度和蔼，语言风趣，再加上有力的手势，大家立刻被他的讲话迷住了。“大家都知道，一个多月前，我们党已经在南昌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现在，我们也要拿起枪来，同国民党反动派真刀真枪地干了。党中央很关心大家，希望我们在武装起义中取得胜利，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的语调铿锵有力，大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毛泽东举起酒碗大声说：“我给大家敬酒，预祝各路大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三个团，原卢德铭指挥的警卫团改为第1团；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2团；第3团是由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组成。具体的行动计划是：1团打平江，2团打萍乡、醴陵，3团打浏阳，得手后分两路包抄长沙。在这四个团中， 显然由工人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2团战斗力最差，武器装备也很不像样子，大多是大刀、梭镖和长矛。吃过晚饭， 毛泽东便来到了2团的驻地。看上去，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家感到挺纳闷。原来，毛泽东为了能赶上起义的时间，从武汉登车后，历尽艰辛，紧行快赶，在铜鼓不慎被民团的狗腿子们捉住，毛泽东把自己身上的几块银元送给狗腿子巧妙脱了身，便不敢再走大路，而是专走崎岖蜿蜒的乡村小路，一双草鞋早就磨得烂乎乎，而且脚背上磨破的皮因感染而溃烂了，陷进去一个洞。现在只好瘸着腿走路。2团的官兵一见毛委员来了， 情绪十分热烈，因为这些工人和赤卫队员大多在安源罢工中、在农会组建中见过毛委员，有许多农会会员还读过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毛泽东笑着问：“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打大仗了，有什么困难吗？”王兴亚团长爽直地说：“这有啥子困难，多少年，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嘛！明天打浏阳，杀他个龟孙子……”坐在王团长旁边的柳营长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毛泽东笑着说：“不对吧！咱们的手过去只是握锄把子，拿锹杆杆，如今要拿刀了，要杀人了，真刀真枪地干了，不会啥子问题都没有吧？”柳营长鼓起勇气说：“毛委员，要说困难么，就是我们的家伙不太趁手，你瞧，我们这个团人不算少，可能管事的家伙几乎没有，都是大刀片子、梭镖长矛什么的，上了战场，这家伙能顶用吗？”毛泽东点了点头，十分严肃地说：“这位同志哥说得有理啊！我们的武器是不趁手。可是能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起义，等到有了好武器的时候再动手呢？那是不行的！因为等是等不来好武器的，敌人只会对我们越逼越紧，不会让我们有得到好武器的那一天。因此，好武器有，我们要到敌人手中去夺么……”王兴亚团长夸张地说：“谁说我们没有好武器，我们还有这么粗的大炮么！”王兴亚说这话的时候，两手比量的大炮口径足有一抱多粗，把大家逗得都笑起来。毛泽东诧异地问：“你们有这么大口径的火炮？我怎么没有听说呀？”王团长十分认真地说：“毛委员，走，我领你去看看。”一行人说说笑笑向着村口走去。在村边的空地上，一溜摆着七八根一抱多粗的木桩，这些木桩大都是松木或者柏木，中间已经挖空了，两头镶了铁箍。王兴亚指着木桩说：“毛委员，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大炮。”毛泽东一看也笑了，这种木炮装上火药，只能打铁沙，过去几乎村村都有，是护庄用的。柳营长不以为然地说：“这家伙又重又笨，明天打仗能用上吗？”毛泽东抚着炮管认真地说：“噢，可莫要小看这木管炮，过去我们护庄护院都靠它么！再说，明天我们去攻城，这家伙只要能运上去，就一定会派上用场的。今天，我们没有大炮也要起义，何况有这么粗的炮，就更要起义了嘛！”一番话把大家逗乐了。第二天， 2团用了十几辆牛车，加上几十条汉子肩扛身背，终于把这几门木炮运到了攻打浏阳城的前线。浏阳是湖南省的一个重镇，地势紧要，城墙也很厚实，守城的有敌人一个营。开始，他们根本不把这些拿大刀长矛的泥巴腿子放在眼里。谁知还没有开战，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东城墙被大炮轰开一个乌黑的大口子，黑烟滚滚看不见人。守城的敌人害怕了， 不知谁喊了一声，便纷纷扔下武器，弃城而逃了。2团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浏阳。为夺城立下首功的，当然是那几门木管炮。没想到初战会胜得这么痛快，王团长喜滋滋地立即策划着去攻打长沙。上上下下的士气也都非常高涨，都觉得长沙的守敌肯定也是不堪一击。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准备与2团汇合，然后去打浏阳的3团，在东门市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3团猝不及防，受到重大伤亡。已经攻占了浏阳的2团因没有后援， 还没等到打长沙，便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最后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但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那几门荣立战功的木管炮，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从9月9日到19日，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毛泽东从攻打大城市的幻想中迅速清醒过来，他冷静地认识到：依靠现有的革命力量，不要说占领什么大城市，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小县城都“吃不掉”，当务之急不是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保存革命的火种，待条件具备时再发动进攻。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前委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大家，起义军向萍乡方向实行总退却。没想到， 9月25日，起义军误入了江西军阀朱培德重兵布下的包围圈，经过一番激战，毛泽东率领一支部队冲出包围，而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年仅22岁的卢德铭同志却光荣牺牲。部队连吃了几个败仗，伤亡惨重，再加上4团2营阵前叛变，使大家的情绪更加低落。此时，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起义军只能边打边撤，一路上，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逃的逃，等到了三湾镇时，起义时的5000人马只剩下不足1000人了。部队决定在三湾进行改编。当激昂的军号把疲惫不堪的全军集合起来的时候，毛委员又神色坦然地站在了大家的面前，他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当地老百姓常见的那种蓝布褂，腿上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套一双草鞋，只是高大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了许多。“同志们，不要泄气，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是娘生的，他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嘛！”毛泽东几句轻松诙谐的话，使得大家又开心地鼓起掌来。毛泽东神色一转，用激昂的语调，讲明了革命的意义和征途的艰辛，最后又鼓动大家说：“指挥南昌起义的贺龙同志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现在他当军长，指挥上万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还有两营人，还怕今后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从战场上杀过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百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毛泽东的一席话，重新点燃了起义官兵心中理想的火炬。会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把这支700人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设党代表，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此后，毛委员带着这支军队，登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进军。广州起义，我炮兵与美国“沙克拉明号”、英国“莫丽翁”号军舰炮战1927年12月，广州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也失败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广东，这美丽的南国，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北伐战争的起点。许多革命党人对起义后革命的发展，队伍的去向都没有过多思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打到广东去，再来一次北伐。珠江码头。天阴得厉害，淅淅沥沥地下着牛毛细雨，宽阔的江面上水气迷蒙，挂着外国旗的舰船一队队在江面上随意游弋着。在外国浅水舰的夹隙里，停泊着一些简陋的木制渔船，其中一条小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的水纹旗，上面绣着一个醒目的“邮”字，外人一看，以为是一条普通的邮船，其实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起义行动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的地点。船舱有1丈多宽，3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实实，只有靠船头的两个小玻璃窗里透出几丝光亮。30多个人挤在船舱里，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正在这间黑咕隆冬的小船舱里进行着。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及准备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指挥员张太雷、黄平、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会议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主持，他压低嗓音，激动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我们关于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地鼓起掌来。张太雷同志讲完这次起义的意义后，叶剑英同志又详细讲述了敌我之间的态势和起义的基本部署。他说：“本来，我们认为张发奎同情我党的处境和主张，是我们党可以依赖的左派力量，因此在他来广东时给了他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但没有想到，他把桂系军阀赶出广东，成为广东的霸主后，便翻了脸，不但不支持工农的革命运动，反而磨刀霍霍，也准备对革命进行镇压了。首先，他把我们党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武器全部收缴，据说还要对警卫团进行‘清理’，如果再拖延下去，我们党保留的这几支武装都会不战自亡的……”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的一员悍将，曾经担任北伐军第4军军长。面对广东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他很快暴露出其反动的嘴脸，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血腥的镇压。“现在，张发奎之所以没有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极想在广东扩大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以便在随之而来的军阀争斗中处于强者的地位。情况紧急，我们恰恰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争取尽快起义……”叶剑英说到这里，又转了口气，说：“此时起义，尽管有利条件很多，但困难也不少，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在广州市内不但有张发奎的军部，还有公安局、保安队等反动派控制的武装，白鹅潭里，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估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此外，已经迫近广州城的李福林部、薛岳部、许志锐部、缪培南等反动武装，本来是要同张发奎一决高低、争夺地盘的，一旦我们起义，占领了广州，他们就会调转枪口，趁城内大乱的时候向我们进攻。因此，即便我们夺取了广州城，也会陷入四面重围的境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会议最后选出了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还确定了起义时间：12月12日。然而，会议的第二天，情况突变，因为走漏了风声，张发奎准备立即动手解除警卫团的武装。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起义委员会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在11日凌晨准时举行。12月11日凌晨3时许， 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首先举行起义。起义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也发出了起义正式开始的号令。霎时间，在市内各街巷，各工厂厂房集结的数千名工人赤卫队员，像海涛般涌向各个预定战场。他们系着红布带，扎着红袖标，手执木棍、短刀，个个高喊着杀声冲向敌人……广州城内的市民也都悄悄地趴在窗前，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称之为“红带友”的工人兄弟在街头上与敌人的大战。两小时后，起义部队占领了全城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省政府和市公安局等重要据点被攻克，大部分街区已被起义军控制，四处都是赤卫队和教导团的警戒哨兵。总指挥部里，这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叶挺指点着市区的地图，高兴地对张太雷说：“战斗进展顺利，大部分敌人都已消灭，剩下的被剑英指挥的教导团追击到观音山、五层楼一带，估计很快就会结束战斗……”张太雷兴奋地说：“这太好了，可惜让张发奎跑了。对了，有许多赤卫队员没有武器，他们响应委员会的号召，正在几个据点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可是哪里有武器呢？”叶挺说：“正好东校场军械仓库刚刚被我们攻占，各种武器都有，让周文雍同志带领他们去搬吧，尽快把没有武器的工人和海员武装起来……”周文雍用军械仓库的枪支， 武装起一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正在此时，总指挥部又接到报告，帝国主义的军舰，不顾我们的一再警告，悍然冲进港口，向我江边阵地和八旗会馆开炮。敌舰上的炮火不但猛烈，而且射程极远，几乎大半个城区，都能被敌人的炮火所笼罩。叶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起义副总指挥叶剑英，希望他率领的炮兵连能火速赶到白鹅潭，阻止敌人军舰的恶行。在这次起义中，炮兵连攻关夺隘，可谓战功累累。拂晓，他们首先配属教导团2营，用密集的炮火袭击了驻沙河燕塘的敌第4军炮兵团，将敌炮兵团的大部火炮摧毁，使敌人的抵抗火力大为减弱。但不幸的是，我炮兵连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敌炮兵团被消灭后，炮兵连沿珠江河堤返回广州市区，途中，得知英军防守的广九车站尚未攻克， 炮兵1排排长带一门山炮立即前往支援，用山炮准确地摧毁了英军的主要火力点，使得教导团6连顺利攻占了车站。下午2时，这个连又奉叶剑英的命令，迅速前往警卫团叛变的2连驻地， 用猛烈的轰击，将刺在起义军心头的这把凶刀铲除。然后又赶到肇庆会馆，击溃了在这里负隅顽抗的张发奎残部。接到向敌人军舰进行炮击的任务后，炮兵于下午4时赶往白鹅潭。此时，美国战舰“沙克拉明”号和英国战舰“莫丽翁”号，得知广州工农举行军事起义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尤其是得知他们驻防的广九车站和中央银行已经被起义军控制后，更是恼羞成怒。他们从白鹅潭逼近市区后，一方面用远程大炮向起义军指挥部和重要基地发射重型炮弹，一面在舰上组织海军陆战队，企图动用他们的舰载武装冲上江岸，配合反动军阀的围剿，重新夺回他们的租界。炮兵连到达江边后，立刻构筑阵地，迅速测定了射击诸元，便用各种迫击炮向敌舰发起了轰击。我炮兵连使用的多是85毫米迫击炮，这种炮的口径小，射程近，炮弹的威力也十分有限，在轰击土木建筑的地面目标时，人们也许觉得它威势赫人，但对于一艘用厚厚的钢板包裹起来的战舰来说，这种炮基本没有什么威胁，炮弹落在甲板上爆炸后，只能在舰舷上留下一团被火药烧黑的乌痕，其他毫无损伤。敌舰见我起义军的迫击炮无法对其构成威胁后，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在舰上高高升起星条旗和米字旗，留声机里放出嗲声嗲气的音乐。许多水兵还故意从舰炮后面露出身来，高扬着手中的酒瓶，叽哩哇啦说着挑衅的话语。炮兵连的官兵们气炸了肺，可是对此只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不知是谁提出了一条建议：“听说敌人的军械仓库被咱们占领了，里面会不会有重型大炮？”于是，炮连在请示叶剑英副总指挥后，立即前往军械仓库查看。果然天遂人愿，仓库中不光有重型迫击炮、山炮和平射炮，还有几千发各种类型的炮弹。炮兵连官兵立即将十几门重型迫击炮和平射炮推运到江边。此时，敌舰虽然不惧我军的炮火，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也不敢轻易下舰，双方在江岸上下形成了对峙局面。可敌舰全然不知，起义军的小型迫击炮已经更换成威力大、火力猛的重炮了。当我军的重型迫击炮发出的炮弹在敌人的舰舷上炸开的时候，巨大的轰响把敌人吓了一跳，他们这才知道，岸上的起义军已经更换了装备。重型迫击炮虽然威力较大，但毕竟射程有限，敌人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将军舰撤到江心，脱离我军炮击的有效射程后，再进行拼命的还击。这样一来，我军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虽然岸边也有几门射程远、口径大的平射炮，还有几发珍贵的破甲弹，可是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会操作这种炮，人们只能对着它摇头叹息。正在这时，有几名工人纠察队员到江边来助阵，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刻爬上炮位，调整炮口，极熟练地操作起来。原来，他们几个都是兵工厂的工人，对这几种炮不但会用，还能修理，操作起来自然轻车熟路。一切准备妥当后，其中一位光头师傅让大家都闪到一边，他装填进炮弹，用送弹棍把炮弹捅进炮膛，从瞄准镜中仔细瞄准后，说了声：“放！”另一位师傅猛然一拉发火绳，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江岸如同塌裂了一般，巨大的炮身在后坐力的带动下前后猛然伸缩了几下，一股强大的气流挟带着枯草、土块、尘土、树根劈头盖脸地向着闪躲不及的炮兵兄弟身上扑来。三五秒后，江心传来一声沉闷的雷鸣，不过这一回响声是从敌舰上传来的，只见一股浓稠的黑烟从船舱里升腾起来，敌人的留声机哑了，星条旗被烧焦了，十几个身披火苗的水兵从船舱里跑出来，不顾死活地纷纷从舰舷跳到水中。“好哇！打中了，打中了，看你们这些洋鬼子还神不神气……”江岸上，炮兵连的阵地一片欢腾，工人师傅只用一颗穿甲弹，就将敌人舰船上的厚甲板穿了一个大窟窿。“轰，轰……”接连又是几炮，炮弹无一虚发命中了敌舰，“莫丽翁”舰的前甲板上也起火了。他们在我炮兵的沉重打击下，自感无力反击，更无法靠岸登陆，只好调转船头，向着白鹅潭的远处驶去，转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打得好哇！打得好！工人师傅了不起……”炮兵连官兵和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一齐欢呼起来。正在此时，总指挥部派来的通信员带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命令，命令中说：起义举行后，虽然解决了市区的敌人，但附近的反动军阀闻讯而动，他们一方面为了扑灭革命的火焰，一方面为了争夺广州这块肥地，已从四面八方向城区逼近。城外的几处据点，已被李福林部和薛岳部占领，情况十分危急，望他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归队，向海陆丰地区转移。起义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起义部队撤出了广州城，向花县方向游动前进。一路上，遭到反动大军的围追堵截，人员损伤极大，到达花县时，仅剩1000余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张太雷同志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周文雍同志被捕，在就义前的刑场上，他和一直掩护他们进行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笑对刀丛，向着整个世界宣告了他们的伟大爱情。“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新中国诞生的30多年后被搬上银幕，片名就叫《刑场上的婚礼》。“头可断，肢可裂，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周文雍同志在监狱墙壁上写下的这首慷慨激昂的诗句，激励着无数后来的革命者不屈地战斗着。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其中的经验教训却成了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此次战斗中，炮兵部队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在每一位起义官兵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炮兵，是战争之神，没有炮兵的军队，就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起义部队得出的弥足珍贵的结论。黄洋界上炮声隆，红军用仅有的一发炮弹命中敌指挥所，毛泽东写下不朽诗篇；“山大王”初识大炮威力；一个俘虏兵急于立功发炮近百发，耗弹太多，炮兵团长被撤职黄洋界上炮声隆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作为落脚点， 并且在山上站住了脚。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来到山上，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下辖三个师，第10师师长为朱德，第11师师长张子清，因有伤正在治疗，故暂由毛泽东代，第12师师长为陈毅。三个师共辖六个团、一个教导大队。在第28团中编有一个迫击炮连，共有八门迫击炮。 当时之所以起名叫红4军，并不说明还有其他的军，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用来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罢了。两支部队的会合，使得井冈山猛然红火起来。山下永新、宁岗等五县，都建立了革命政权。井冈山，成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当红军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时候，由于湖南省委的瞎指挥，造成了“八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险些丧失，于是出现了黄洋界保卫战。1928年6月底，红4军收到湖南省委的一封密信，信中要求他们消灭永新的敌人后，主力部队立即向湘南发展，井冈山只留袁文才一个营驻守就可以了。信中要求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为了监视其行动，省委还派杜修经为特派员前往督阵。那时，井冈山的红军军委和根据地的湘赣边界特委都要接受湖南省委的领导。因此，湖南省委的意见就等于是上级党委的意见。如果反对或者不执行，说重些就是对抗党的领导。很明显，省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曾经对井冈山周围的敌人做过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井冈山地跨两省，东为江西，西为湖南。湖南人善战，而江西人善于做买卖，大都不愿当兵，所以兵无战意。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情况，避开湖南的强敌而不断向江西发展，从而才使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如今湖南省委却反其道而行之，让红4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与强硬的湖南军阀相撞，这只能是以卵击石。怎么办？毛泽东思虑了好久，决定争取特派员。于是，毛泽东利用各种会议，说明红军向湘西发展是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征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并向省委陈述了没有执行省委决议的原因。正当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风波已经平息时，突然又传来惊人的消息，红军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到湖南颥县后又私自向湘南进发了。毛泽东立刻派人下山去追，但他们拒不执行。山上山下的红军立刻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险。这两个团公然违抗军令，贸然下山，是有原因的。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开后，受到29团官兵拥护，因为这个团中的官兵大多是湖南人，思乡心切，再加上有特派员壮胆，所以便擅自行动了。临下山时，他们又鼓动拉上了28团。结局不出毛泽东所料，湘南第一战便惨遭失利，29团几乎全军覆灭，仅剩团长、党代表等百余人。28团下山后，原先就有叛意的2营营长袁祟全率部投敌，红4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单枪匹马去追，结果被叛匪杀害。为了挽回败局， 接回残余部队，毛泽东率31团3营前往营救。至此，井冈山上守山的只剩31团两个营。赣军得知红军湘南大败，便趁山上空虚之机，向根据地猛扑，永新、莲花、宁岗三县相继落入敌手，井冈山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这五个哨口便是上山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军熊式辉得知红军已经大部离山的消息后，立刻调集四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黄洋界扑来，企图乘红军主力未归之机，一举攻占井冈山。守山的红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根据敌军的态势，让2营分守四个哨口，将1营开到黄洋界修筑工事，准备击退敌人的进犯。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40米，距上山的小井15里路，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其间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可通，山上只长青草，不长树木，哨口雄峰耸立，险峻异常。清晨，哨口浓雾迷漫，周围的山坳深谷都被白雾覆盖，宛若一片汪洋，故黄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当时，红军的装备非常低劣，一个人只有两三发子弹，一个班有两三条毛毯。晚上站岗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再盖上一些茅草御寒。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怎样才能坚守住山口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经多次研究，决定了几条对策：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28根竹钉，这种竹钉，是当地猎户用来对付野兽的。井冈山遍地翠竹，有的是原料，军民一齐动手，将竹节削成竹钉，用火烧过，再用陈尿浸泡，又锋利又有毒性，只要人踩上去，脚就会穿一个洞，很快就会感染化脓。如今，31团守山的官兵们将这种竹钉埋了个满山满坡，成了一道一道特殊的防线。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这是又一道障碍。虽说树木挡不住敌人的大队，但因为山路狭窄，有了障碍，他们必然要清除，在清除的过程中，红军官兵就可以瞄准目标进行射击了。第三，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挖掘壕沟。这也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第五，动员山下的乡亲们上山，布成疑兵阵。战斗时，他们可以在铁桶里燃放鞭炮，冒充我军的大部队，也可以在山林里高声呐喊助阵，以壮声势。这最后一项任务，朱团长让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子珍和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负责。1928年7月29日晚， 在永新县城的一个大院里，摆满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席。熊式辉端着酒碗，正在宴请连以上军官。熊式辉踌躇满志地对大吃海喝的部属们说：“以前你们怕红军，说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打起仗来不要命。现在我要说，他们的气数尽了，朱毛率领的大部队在湘南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了，现在守山的只有两个营，几百个毛贼，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明天一个冲锋，就给我把山头拿下来，冲在前面的有赏……”下面的军官起哄地端着酒碗说：“愿为司令效劳，我们一定痛痛快快地把山头拿下来，让司令好到上面去领赏，咱们往后也有好日子过……”7月30日清晨， 大雾刚刚散尽，敌人便沿着陡峭的山路摸了上来。由于山路狭窄，左盘右绕，敌人也无法进行火力准备，只能一个一个地挨着往上爬。虽然敌人数十倍于我，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可是他们投入战斗的只能是一个营，其他的大部队只好在山下等候。爬山的敌人首先尝到了竹钉的苦头，那些竹钉大都埋藏在草丛之中，进攻的敌人只顾往山上看，观察我军阵地的情况，结果稍不留神就会被竹钉刺伤，不时传出被竹钉扎伤的大呼小叫声。山口上却寂静得让人生畏。红军官兵的子弹少得可怜，朱团长有令：把敌人放上来打，保证枪响倒人，弹不虚发。敌人好不容易越过了竹钉阵，到达了山口，于是他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往山上冲。敌人终于逼近了，50米，30米，20米……直到这时，朱团长才一声令下：“打！”随着朱团长清脆的枪声，红军的火力开始还击了，由于距离相当近，加之敌人又是成单线从小路上爬上来的，动作迟缓，所以枪声一响，敌人就倒下一大片。剩下的敌人赶紧趴在山坡上不动了。这时，山坡上，林丛中，漫山遍野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激昂的军号声和冲锋的呐喊声，似有千军万马在丛林中作战一般。原来，这就是贺子珍和伍若兰组织的疑兵大队，他们让老乡在山谷密林里喊打喊杀，用锣鼓家伙和燃放鞭炮制造大部队已经布下埋伏的效果，这一闹果真把敌人吓破了胆。他们丢枪卸甲，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许久，待明白是虚惊一场后，才又气哼哼地再次冲上山。“冲啊！先冲上去的有赏啊！后退不前的军法从事……”敌军官在后面挥动着手枪，连威胁带利诱地强逼着敌人再次发起进攻。可是敌人刚一露头，便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又屁滚尿流地缩了回去。一次、二次、三次……随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山坡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可是山上有限的子弹已经快用光了，红军官兵就把堆掩体用的石头当武器，等敌人靠近时，就用石头砸。敌人发现红军的弹药快用光了， 便更加猖狂起来， 后面督战的军官大喊着：“红军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只能用石头，不要怕，快往上冲啊！”敌人的攻势更猛了，激战到下午4时，攻上山口的敌人一次比一次增多。眼看井冈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正在这时，有几位战士把山下茨坪机械厂刚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了山。由于敌人从黄洋界进攻，封锁了山口，这几位红军战士是从别的小路绕道上山的。朱团长一看关键时刻多了一门炮，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当他发现只有3发炮弹，一颗刚刚松弛的心又揪了起来。在朱团长的指挥下，迫击炮安放在团指挥所门口。炮手安好支架，竖好炮筒，向着攻山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瞄准， 测好方位距离后， 朱团长果断地挥了下手臂：“放！”炮手把一枚迫击炮弹塞进炮筒，接着紧紧捂起耳朵。可是停了一会儿，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这是一发臭弹。炮手小心翼翼地将炮弹退出膛，又装上一发。谁知这一发又是臭弹。还剩最后一发炮弹了，朱团长说：“不能打登山的敌人了，要打山下的指挥所，反正成不成就这最后一发炮弹了。”按照朱团长的命令，最后一发炮弹瞄准了山下的敌人指挥所。“放！”随着朱团长一声命令，炮手将炮弹装进炮筒。“轰”地一声，这最后一发炮弹不但响了，而且准确命中了敌指挥所。攻山的敌人把指挥所设置在一个山腰子里，以为这儿安全。没想到红军的一炮正巧在山腰子里爆炸，把指挥所炸了个人仰马翻。这一来敌人害怕了。这种迫击炮只有红军的主力老28团有，莫非到湖南去的主力部队都回山了？第二天清晨，大雾散尽，山下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顽皮的猴子在树丛间蹦来荡去。敌人在玩什么花招？朱团长派了几个战士摸下山去探听情况。不一会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原来敌人连夜悄悄地开溜了。过了20多天，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回到了井冈山，当听完朱团长守山的汇报后，十分开心地笑了，当即填词一首：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于是，毛泽东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把“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故事，讲述到了今天。“山大王”初识大炮的威力井冈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可当初这儿有两支土匪占据着山上的主要路口，毛泽东率领红军之所以能在山上站住脚，这其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两股土匪，一股驻在山下宁岗茅坪一带，匪首叫袁文才；另一股驻在山上井冈茨坪一带，匪首叫王佐。这两个人虽然山上山下各霸一方，却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一旦有情况，他们山上山下遥相呼应，倒也一直相安无事。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就是“吊羊”，这“羊”是指土豪劣绅，所谓“吊”，就是瞅冷子将他们绑架起来做人质，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几百名红军，来到宁岗古城一带活动。他早就看好了井冈山这块能进能退、能打能藏的风水宝地，可这两股土匪已经占山为王了，不好强硬抢占，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将他们收编。后来，毛泽东得知这位袁文才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担任过“宁岗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毛泽东便派当地党的负责人，一位叫龙超清的同志前去说服。龙超清回来说：袁这些年吃亏吃怕了，有疑心，他眼下最缺的是枪，只要能给他一批武器，他一定会与红军合作。毛泽东立时慷慨允诺：给袁文才108支钢枪。袁文才得枪后大喜，立刻给红军送来600块大洋，还同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收编了袁文才后，毛泽东又叫袁去做王佐的工作。王佐这人早先是个本地的裁缝，30来岁年纪，个头不高，长得白白胖胖，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腰间别一支新式驳壳枪，有一身好武艺。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在一个小院里，想吃他的闷鸡。他发现情况不妙时，敌人已经冲了进来。他来不及掏枪，便操起一条板凳，把冲过来的敌人打了个猝不及防，然后手持一根竹竿，“嗖”地一下撞开木窗，落到院里，没等敌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便又“嗖”地一声撑出了院墙，逃出了敌人的重围。现在，他知道山下来了一支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可不知道是干啥的。袁文才告诉他，红军也是和地主老财作对的，跟他们“劫富济贫”差不多，还告诉他红军给了他108支快枪。王佐闻听此话吃了一惊。王佐在山上混了这么多年，总共也只搞到60多条枪，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装火药的土枪，他手下的弟兄，两三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红军一下子就敢给他们这么多枪，说明红军不想吃掉他们。1927年10月24日，王佐和毛泽东在双马石第一次见面。双马石是井冈山的一大景观，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压在一起，瑰奇万分。这里也是上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山高林密，是伏兵的好地方。王佐害怕红军使诈，悄悄在林中藏了伏兵。会晤时，看到毛泽东身材魁伟，态度亲切，待人和蔼，而且心地坦诚，随身只带了一个卫兵，立刻也就放下心来。毛泽东长于言辞，说话极有说服力，他向王佐说了一番革命道理，还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毛泽东豪爽地说：“红军打土豪，同你们‘吊羊’是一回事，都是要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你们需要枪，我们给，需要多少，报个数吧！”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王佐一会儿激情喷涌，一会儿热血澎湃。当让他报数的时候，他迟疑再三不敢吐口，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人家不答应。正在迟疑不决的当儿，毛泽东似乎看透了王佐的心事，大度地说：“给你们70支快枪，够不够？”乖乖，70支，王佐连做梦也没敢想，比他现有的全部家当还要多。王佐忘情地拉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兄弟，走，我们上山……”3天之后， 即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式上山落营扎寨。井冈山从此便成了中国红军的摇篮，最初的革命圣地。安顿好部队后，毛泽东就带着部队下山了，去开辟茶陵一带的根据地。改造两支土匪队伍的任务，就交给了何长工同志，让他担任这支部队的党代表。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俄等好几国语言，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派遣他去从事重要的联络工作。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工作做得怎样，是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处事十分慎重。刚上山时，王佐对他怀有疑心，让他成天呆在小半山的一间草房里，哪里都不让他去。何长工便顺水推舟，故意对什么军务也不管不问，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经常到王佐家中坐坐，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和社会上的见闻，使他的亲人首先对何代表怀有好感。接着，何长工发现王佐有三个交心的好朋友：袁文才、刁飞林、李克昌。每逢有什么大事，王佐必定同他们商量。于是何长工很快又和他们混得厮熟，并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样一来，王佐对何代表就另眼相看，有什么事也开始同何长工商量了。但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内心深处，对红军还是存有戒心的，生怕红军把他们吃掉。要清除他这种念头，只有帮他打一次大仗，除掉他的心腹大患尹道一才行。原来，王佐的山大王并不是好当的，当时的地主武装都是他们的对头，最主要的是“四大屠夫” ，这四大屠夫即东、南、西、北的4支地主武装的头子，东为尹道一，南为肖家壁，西为贾少提，北为肖银光。在这四人当中，为首的是尹道一，他的势力最大，枪最多，战斗力也最强，他本人还是井冈山七县民团的总指挥，更是王佐的死敌。王佐与他打过多次交道，但屡屡遭败，连王佐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因此，王佐对他恨之入骨，无奈自己文治武功兵力枪械都不如人家，他只好把这口恶气强压在心底。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觉得消灭尹道一不但可以打击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壮大红军的声势，还可以清除掉王佐心头的恶气，取得王佐的信任，是个一石数鸟的好计策。何长工把这个想法给毛泽东讲述后，立刻得到了支持，并让红军28团配合行动。当何长工心里有了底，把这事与王佐谈开时，王佐先是十分激动，继而又有些畏惧，毕竟多次作战，他都败在尹道一的手里，他怕这次重蹈覆辙。何长工笑着说：“王司令，是不是怕他们人多枪多，打他们不过啊？”何代表一语说中了王佐的心事，王佐只是嘿嘿干笑。何长工说：“其实尹道一并不可怕，他打仗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一旦打胜，就穷追不舍。咱就从这里赢他，这回用兵，你听我的，你同他一照面、只管掉头就跑，把他们引进旗锣坳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保证提着尹道一的头去见你……”王佐一听大喜，连声说：“一接火就跑，这太容易了，跑是咱的本钱，就照你说的办。”第二天，王佐和李克昌带领一小队精干弟兄，跑到尹道一驻防的掌山进行骚扰，惹得尹道一动怒，带兵来打时，他们也不交战，调头就跑。这尹道一从未把王佐等土匪放在眼里，见王佐兵不多，火力也不猛，便放胆带兵猛追过来。天亮的时候，王佐一伙从旗锣坳跑了过去。尹道一的兵跑累了，便在坳里休息，生火做饭。何长工一看机会来了，便瞄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砰”地一声将他打倒在地，这是发起攻击的信号，顿时山坳里枪声大作，军号激昂，红军如神兵天降，从密林里、山坡上冲了出来。尹道一不愧是民团的总指挥，他立刻指挥士兵利用土坎作掩护，架起两挺机枪，向着冲击而来的红军疯狂扫射。王佐过了山坳并未跑远，立刻折回来看红军怎样收拾这些仇敌，当看到尹道一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时，不禁也心惊胆战，心底暗自庆幸这回没有与他亲自交手，否则身边的弟兄即便不死光，也剩不下几个。就在这时，只见火光一闪，“轰”地一声巨响，其中的一名机枪手顿时飞上了天，另一名机枪手见苗头不对，正要往回跑，又是“轰”地一声，爆炒如豆的机枪声顿时哑了。王佐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家伙，这么厉害，居然能把人炸得飞上了天？事后他才知道，这种武器叫迫击炮，在炮里面，这是威力最小的小炮。大家伙一炮就能把一个山头轰平。战斗仅20分钟就胜利结束了，这一仗消灭民团200多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打扫战场的时候，何长工找到尹道一的尸体，让人把他的头割下来，交给了刁飞林。王佐知道红军打了胜仗，并十分惊叹大炮的厉害，但又不知道这一仗是不是打死了尹道一。刁飞林将那个装人头的包袱扔到王佐的面前。王佐打开包袱仔细一看，那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果然是尹道一的，顿时拍着手解气地大叫：“着，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百姓啊！做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这一夜，山寨灯火通明，大摆酒筵，如同过年一般。席间，王佐频频举杯，不时伸出拇指夸赞何代表说：“毛委员派来的人就是有办法，你们那些炮太厉害了，一炮就把他们轰上了天，尹道一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是红军的对手……”其实，这个小小的伏击战，在红军的眼里实在算不了什么，每一个指挥员都会打。可是落在王佐的眼里，便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思想上也起了巨大变化，认为红军里能人多，力量大，跟着红军走才是长久之计。打完尹道一后，王佐有心想加入红军，于是借扩编的名义，与袁文才的部队合并，正式宣布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王佐和袁文才原本是铁下心来跟着红军走了，没想到，由于形势的变故改变了他们的念头。1928年6月初，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使他们对党的信任发生了危机。在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写道：“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当时，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时，毛泽东认为这段话与井冈山的情况不符，故没有讲。可袁文才这个鬼精灵发现有什么东西瞒着他，便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份六大决议案的原件，当他看到这一段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从此便有了开小差的念头。六大文件传达后，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了一些人，因此，大家对王、袁二人另眼相看，持有戒心，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2月14日， 王佐和袁文才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罗家有一个30多人的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子弹，王佐早就想把它夺过来了。由于情况摸得准， 清晨5时，他们在罗的姘妇家把罗抓获，还抓了十七八个兵工厂的工人。押回新城以后，王佐便给罗松了绑，还设宴为他压惊。原来袁想把罗拉过来为己用，让他到长沙一带去弄些钢铁和洋硝等造枪的原料。消息传进了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中，作为地方官，他本来对王佐、袁文才等就印象极坏， 得知这个消息，便连夜赶往红5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还特别提及，六大报告中的关于土匪的一段话，王、袁二人已经偷看，现在已有反水的迹象，如不迅速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后来彭德怀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提及，由于情况紧急，也没有时间去具体查证，于是便听信了朱昌楷的话，派第4纵队跟他去抓王、袁。拂晓，红5军4纵的士兵包围了王、袁的住处，朱昌楷第一个冲了进去，发现袁正在睡觉，朱立刻开枪，将袁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以为是民团的白狗子，他跳墙逃了出去，欲渡禾水逃回井冈山，跑到河边才发现浮桥被拆，无奈只好泅渡过河。因他不会游泳，淹死在河里。毛泽东事后得知王、袁被杀的消息，连连顿足，大呼：“坏我大事！”果不其然，王、袁一死，他的那些老部下立刻反戈投靠国民党军队，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也不再支持红军。红军没有粮草，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只好去另开辟新的根据地。王、袁死后不到一月，井冈山就落入国民党的手中。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承认“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由此可知，在战争中，大炮的威力的确不同凡响，有时竟有一炮便决胜负的效力，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策略上出了毛病，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大炮都无法挽回的。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念及往事，怀念王佐和袁文才，于是亲自接见了王、袁二人的遗孀，表达了对王、袁的歉疚思念之情。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吸引千千万万的后来人前往瞻仰。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南昌市中心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历史老人有时常有许多惊人之举。曾记否，这座江西大旅社原本只是一家装修比较精美的旅店而已， 由于3年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周恩来在这里亲自领导了那场使蒋介石3年来无时不心伤的起义， 这家旅店便名声大噪，无人不知了。1930年10月17日，江西大旅社戒备森严。大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不得靠近一步。原来，蒋介石的“剿共军事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很显然，蒋选在这儿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表达了一种挖根掘地也要将红军铲除的决心。会议室里，身穿笔挺军服，手戴白手套的蒋介石正在作围剿演说。长条桌上围坐着何成浚、 朱绍良、鲁涤平、张辉瓒、杨永泰、何健等国民党第9路军的师以上军官。由于在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击垮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团，正是志得意满之时，看到共产党毛泽东居然在闽湘赣一带闹出了气候，声震全国，再不能等闲视之了，便召开了这次军事会议，准备一举荡平红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在军事部署前，首先讲了一番道理：“诸位都知道，共产党搞的什么共产主义，与我们的国情是不相符合的，他们持枪为匪，占山为王，闹得人心惶惶，到了不加以剿除便国无宁日的地步。从前，各省对他们多次动过刀兵，但是大都有省界观念，往往是将共匪驱出自己管辖的区界了事，故匪等东躲西藏，南击北窜，非但不能剿除，反而地域愈演愈广，声势越造越大。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之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杨永泰献媚地附和道：“总司令所言极是，过去没有统一指挥，我们是各打各的，匪患越演越烈。这一回好了，我军在总司令的号令下统一行动，一定能够将区区共匪团团围住，全部剿除……”虽说蒋介石亲自主持剿共会议，并动用大军对付红军，其实在他的心底深处，并没有把红军看得多么可怕，区区弹丸之地，寥寥几千兵马，说破天，他们能成多大的事呢？不过匪患不除，终成祸害。所以，他想调兵遣将，企图一举荡清红军。蒋介石最后下命令道：“我命令，此次会剿鲁涤平为总司令，何键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统率10万兵马，与本月28日前在江西省内集中，分三路向匪区进攻，一路由莲花、萍乡一带，进逼安福、吉安，一路溯赣江向南逼进，第三路由湘东进入赣南，伺机北进，迫使红军与我们背水一战……”正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准备向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山上潜心研读《孙子兵法》。这本书是前不久红军打长沙时，从乡间一位老私塾先生那儿弄来的。线装本，共九卷，也称兵法九章。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读书甚多，但专门的兵法书却是第一次阅读，行目所及，心神所随，联系到自己起义后行军打仗、休养生息的实践，更是觉得这本兵书字字珠玑，爱不释手。蒋介石发兵10万围剿苏区的消息，此刻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可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有的主张“迎头痛击，北上对敌”，有的主张以攻对攻，去攻打敌人的大城市如九江、南昌等，毛泽东则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以弱胜强之法。10月25日，红军总前委在罗坊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罗坊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说：“我们不是没有打过大城市，还记得么，就是上个月，我们的主力去打过长沙嘛！可是没有打下来，当时我们可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为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线， 我们用900头牛去冒火冲击，为了对付敌人的碉堡，我们的同志用禾桶裹上棉被顶着往前冲，此外我们还挖过壕沟，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整整打了半个多月，伤亡了许多好同志，可怎么样呢？长沙还是没有打下来。我们的弹药打光了，部队伤亡太多了，这时候敌人的援兵又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捞到，只得撤兵。同志哥，这是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再干了……”毛泽东的话说到了大多数指挥员的痛处，一想到一个月前的那一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痛心的。毛泽东见还有一些人想不通，便举了《水浒传》中一个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看过水浒传么，还记得上面有个故事，在柴进家中，有个洪教头想教训一下林冲，连唤了几个‘来，来，来’，接着就气势汹汹地扑了上去，结果却让连退几步的林冲看到了破绽，飞起一脚将他踢翻。”与会的红军指挥员们听到这里，都开怀大笑起来。毛泽东止住笑，继续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交手，聪明的拳师往往退后一步，而蠢人则劈头就使出看家的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大部分红军将领同意了他的作战方针，这就是：在蒋介石“长驱直入”的进攻面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入我们的预定战场，然后再同其作战。根据毛泽东同志拟定的作战部署，红军在集中了主力后，首先后撤到樟树、抚州、永丰地区，使向袁水流域进攻的敌人第一次扑空。接着，红军又进行了两次大退却，使气势汹汹的敌人再度扑空。红军在小布设伏时，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还草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本来，红军在小布设下伏兵，准备先拿谭道源部开刀，谁知有一个内奸向敌人告密，谭部一听红军有大部队埋伏，马上退了回去。小布设伏未能打到敌人，这时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有东进之势，红军马上调整部署，前往龙岗埋伏待机。因军情紧急， 部队无法再进行动员，红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干脆把命令写在路边房的一扇门板上，使大家知道任务的紧迫。“军长、政委示：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落款是：林彪、罗荣桓。经过紧迫的部署调整， 红3军、红12军、红4军共计3万多人，在龙岗摆好布袋阵，准备一口吃掉张辉瓒部的1万多人。张辉瓒，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在清朝军队的讲武堂中就读，后来又先后去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 1924年任国民党第4师师长，1929年任南昌卫戍司令，与红区的赤卫队交战多次，人称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这一回，他被委以剿共前敌总指挥，自命不凡，对畏缩不前的谭道源部甚为不满，于是率军独进，于12月29日逼近东固，乖乖地钻进了红军设下的布袋阵。第二天拂晓，毛泽东来到了设在黄竹岭后面小别山上的指挥所，在这里指挥即将爆发的一场大战。此时，大雾漫天，雾锁群峰，对面几乎看不见人，正是“雾满龙岗千嶂暗”的景色。不久，旭日东升，大雾散去，只见曙光初照，枫叶霜红，景色格外壮丽。10时许， 张辉瓒的前锋部队进至龙岗，与担任正面阻敌的红3军发生激战。此后，战事越打越激烈。打到午后，张辉瓒才发现情况不妙，他的万余人马已经陷入红军重围，于是困兽犹斗，将他所有部队都放马猛冲过来，企图杀出一条血路。由于敌军人地生疏，再加上所有有利地形皆被红军占去，以逸待劳，以多击少，张辉瓒区区万余兵马焉能逃脱这天罗地网。下午3时许， 敌军的冲击已成强弩之末，朱德、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随即发出总攻命令。号令一下，漫山遍野军号激昂，杀声震耳。敌军此时早无斗志，全军顿时崩溃。毛泽东见枪声稍稀，知战斗已入尾声，便同朱德步行走下黄竹岭，沿大路向龙岗走去。正在此时，由远而近传来一片喊声：“捉到张辉瓒啦！”“前头捉到张屠夫啦！”毛泽东、朱德大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此时心情的写照。参谋处长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描述了活捉张辉瓒的经过。战斗前， 因红4军军长林彪在北伐中见过张辉瓒，知道他的模样，于是向全军将士讲明了他的相貌特征， 要求务必活捉。发起总攻后，红4军10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发现了一件狐皮大衣，在皮衣的衣领上还有张辉瓒三个字，知道这家伙就在附近，于是仔细地搜索。后来发现了一个山洞，洞里有人。战士们高喊：“快出来，不出来就扔手榴弹了……”一个大胖子战战兢兢地从里面爬出来，这人生得肥头大耳、唇上有两撇小胡子，一件士兵的小褂紧紧地绷在身上，一看到他，战士们马上就高喊起来：“别装蒜，这家伙肯定是张辉瓒……”在龙岗大坪，毛泽东见到了被捆绑住手脚的张辉瓒。当年北伐时，毛泽东与其也是相识。张辉瓒一脸哀苦之情。“润之先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别来无恙乎？”毛泽东风趣地答：“岂敢，几天前老兄还趾高气扬，要剃朱毛的头，何言无恙乎？”张辉瓒面带死灰：“惭愧、惭愧，有罪、有罪……”这位曾留洋数国的中将师长此时苦苦哀求，愿给红军捐款、捐枪、捐弹药，唯求饶他一命。毛泽东也不想杀他，想让他到红军即将开办的学校中当一名教官。张辉瓒的亲属得知他被俘的消息后，千方百计找到我上海地下党，恳求只要放他一命，他们不惜筹措重金前来赎人。中共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派人赶到苏区，万没想到，根据地的军民把他借去批斗，由于他多次清剿，民愤太大，竟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了。朱德事后回忆这件事时，曾经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他的。留着这一个人，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此次战役，不但全歼了蒋军18师，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从这以后，红军各个师基本部编配了迫击炮连。二次反围剿胜利后， 又缴获了两门山炮和许多迫击炮。1931年5月，中央军委命令，在江西陂头，以红3军团山炮连为基础，成立了军委炮兵团。这是我军第一个独立炮兵团建制，团辖三个山炮连，一个炮兵教导队，一个运输连，一个步兵警卫连。夏中兴为代理团长，政委为张平凯。6月，红3军团决定用两个步兵团和军委炮兵团共同行动，去消灭盘踞在赖村的地主武装。赖村是兴国县的一个重镇，也是根据地一颗扎眼的钉子，这儿的地主武装依仗着高墙大院，就是不肯向红军投降。指挥这次战役的司令员是谭希林，政委为张平凯。一切准备就绪后，步兵首先发起了冲击，谁知镇子里的保安团特别能打，而且枪还打得特别准，火力也组织得十分密集，红军连续冲击了五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十分惨重。谭司令气极了，命令：“马上把军委炮兵团拿上来，把这个镇子给我轰平！”炮兵团把三门山炮直接推到离目标只有300来米的地方， 瞄准城墙进行轰击。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岂有打不中的道理？所以一炮一个准，没用几炮就把城墙轰塌一个大洞。但里面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虽然出现了洞口，可是步兵还是冲不上去。夏团长气极了，命令炮手们连打了两个急速射。军委炮兵团的炮手们大多是一、二次反围剿中被俘的俘虏兵，正急于找个立功表现的机会，况且他们以前在国民党部队中弹药十分充足，从来没有限量使用炮弹的情况，所以团长命令一下，他们就拼着劲地放起炮来，有敌人的地方打炮，没有敌人的地方也轰它两下，最后，寨子是打下来了， 可是村子里的民房被炸毁了不少，最令人痛惜的是将仅有的100多发炮弹都打光了。对此，朱德总司令员十分气愤，立刻撤掉了夏中兴的团长职务，后由武亭同志接任。赖村一战，也给红军指挥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大炮的威力是巨大的，但战争是一种综合兵种的较量，如果不解决好步兵和炮兵的协同问题，就不能充分发挥炮兵的特有威力，即便有了许许多多的大炮重炮，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会成为夺取胜利的负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随后不久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便尝到了抱着重炮行军的苦头。“克虏白”的故事；长征途中，湘江血战，红军主力遭重创，初具规模的炮兵几乎折损殆尽；红军调头西渡乌江，蒋介石剿灭红军计划落空一门“克虏白”山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