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跑早操的学生队伍已经跑完500米，正在折返回校。5点55分，跑在队伍最后面的121班50多名学生刚掉完头，这时大货车就冲了过来。　　天边还没有一点亮色。121班的带班老师姜华拿起手电筒拼命地朝货车驾驶室里摇晃，他想提醒开车的人注意到行进中的学生。　　手电筒原来是用来照路的，5点55分，它成了姜华和121班50多名学生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车里的人显然无法注意到一支电筒发出的微弱光线——司机已经睡着了。　　“是汽车，快跑。”姜华急促地喊道。他迅速用力推开身边几个孩子，与此同时，沉重的大货车已把姜华撞倒，“啊”的一声，车轮压过他的身体后，又碾向其他的孩子……　　顿时，在一片惨叫声中，黑暗里血肉横飞……　　已趴在方向盘上睡着的司机猛地清醒过来，连忙急刹车，把方向盘往路边打，大货车在一连撞断路边的8棵大树后，车头又折回到路上，再次冲进了跑步的学生队伍里，车轮再次从学生头上、身上碾过……　　货车司机李孝波后来在交管部门的询问里说，13日晚上10点左右，他开车从黎城出发，前往200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拉煤，为了确保在第二天的凌晨抵达目的地，一路上他只停车小便一次就再没有休息过。“我进入郭道工业园后，不知怎么就迷糊了，直到我听到碰着了人的声音，才醒过来，看见车前面的公路上有好多人，我就踩了一下，但是到底是踩在油门上还是制动上，我的脑子里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踩到哪里了，就赶快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往右开入排水沟，撞到了树后，车就失控了，最后在公路上停下来。”　　5点55分，几乎就在一刹那间，大货车在公路上绕了一个大弧线，横在了路中央。而就在那一瞬间，大货车的那道致命弧线已经在公路上制造了一场疯狂的杀戮。　　121班的刘静个头不高，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被大货车最后刹车时的惯性狠狠地刮倒在地，右腿严重受伤。她后来挣扎着站起来，下意识地跟着受伤的人群向几米外的一家加油站集合，她瞥了一眼面目全非的“肇事者”，就知道身后大概发生了什么。　　地上躺着的20多个孩子，在黑暗中，这些孩子甚至根本没来得及看清楚从背后碾向他们的是什么家伙，就消逝在这个世界上了。此时，与这个重达十几吨的庞然大物相比，躺在路中间的那些无辜的孩子的身躯就像是一片片轻巧的树叶。　　天渐渐地亮了。现场已被警方封锁，警戒圈外围了有四五百人，路边一焦化厂的围墙上也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人头，都静静地望着警戒圈里的一切。　　近百米长的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已经身亡的学生，公路及路边的空地上血迹斑斑。大货车刹车时在公路上留下一道50多米长的划痕，公路一侧的8棵白杨树被撞断。交警和现场的医护人员正用白布把学生的尸体裹住，抬上救护车。　　路面上全是血，冰冷的山风将路边的尘土刮到路面上，于是，整个路面变成了让人头晕目眩的暗灰色。货车轮胎凹槽里还嵌着半截被染过指甲盖的小拇指……　　警报声“呜呜”刺耳。两辆消防车轮流不停地冲洗着路面，红红的血水缓缓流向路边。经过10多吨水的冲刷，地面上依然可以看到血痕。　　闻讯赶来的学生家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的孩子啊！”“昨天还好好的，还问我要十块钱说买个钢笔，我今天给你买了，你看啊，你给妈写几个字啊！”一名妇女从身上摸出四五支笔，使劲地用笔尖戳着硬硬的柏油路面，有血顺着笔尖流下来。　　一个学生家长不停地用头磕着路面，额头上满是尘土，夺眶而出的泪水在脸上划了两道深深的痕，“老天啊，求求你了，把儿子还给我啊，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了。”　　围观的群众也都纷纷用袖子擦着眼里的泪水，有的人不忍心看，悄悄地转过头，用手捂着脸，久久不放开。有人挤进人群里，挤半截就转身往出退，一个小伙子说：“我实在看不下去。”　　“真恓惶啊，真可怜！”一位村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父母们一把屎一把尿地养活了那么大，这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我们班里一共52个人，现在死得就剩了20个人，半个班的人没了，还有十来个人在医院，老师让我们剩下的同学在教室上自习，那么大的教室就坐着几个人，吓得我们又跑了出来。”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沁源二中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忘掉那悲惨的一切。在学校楼道里的一个窗户棱上，121班的两个女生咬着牙，颤抖着写下20多位伤亡同学的名字。他们中间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也不过17岁，以后再也看不见那些鲜活的面容了。　　沁源县“11·14”特大交通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18人受伤。事后每个学生家庭获赔20万元赔偿金，遇难教师姜华获得32万元赔偿，同时被授予烈士称号。事故发生后，司机李孝波被逮捕，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知道人世间的一切补偿和惩罚还能否告慰那些早逝的芳魂。那21个年轻的生命，21缕年轻的芬芳，在那个寒冷的早晨，已飘向了另一个世界……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沁源县“11·14”特大交通事故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诸如交通安全问题、教育投资问题、学校管理问题……而对以生命换来世人警醒的21名师生，人们一面祈祷“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并希冀相关部门加强改进和管理，另一面却又不得不再面临新的悲剧发生。　　在山西沁源县“11·14”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的20天，2005年12月4日，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上因刹车失灵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八达岭高速公路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仅仅两天，12月6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境内的304国道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造成14人死亡……2005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5万多起，造成近10万人死亡，46万多人受伤。　　2005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与2004年相比，事故起数也已经减少6万多起，下降13.1%，死亡人数也减少8千多人。在2000—2005年，中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共281起，死亡4438人；在2001—2004年，每年发生交通事故50多万起，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每年均超过10万人，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还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身车轮，每1分钟就会有一人因为交通事故而伤残，每年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　　每年10万人死于车祸是个什么概念？这不亚于甚至超过一场惨烈的战争，也不啻于一场巨大的天灾所带来的毁灭。战争是惨烈的，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人与人之间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在枪林弹雨中；天灾是无能为力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类往往变得十分脆弱和渺小。但在没有炮火与枪声的和平年代里，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平安乾坤下，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却悄无声息地在车祸中消逝了。　　车祸“猛于虎”，而吃人的“老虎”就是那些无视法规、漠视生命的人类自己：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疏忽大意、酒后驾车、违法驾驶、不遵守交通秩序……绝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都是典型的“自作孽”带来的人祸。交通事故的危害竟然超过一场惨烈的战争或巨大的天灾，这样的对比，应该引起所有人的警醒。　　交通事故成为人类生命的一大“杀手”，具有无比强大的杀伤力，而其他安全事故对人类生命的伤害也并不比这一“杀手”弱到哪里去。　　在每天不断刷新的新闻列表中，大大小小的“自作孽”带来的人祸几乎接踵而来：煤矿事故、烟花爆炸、大桥垮塌、沉船撞船、火灾爆发、飞机失事、投毒害人、钢水包脱落、火车相撞……人们几乎来不及深究事实的真相，甚至几乎来不及喘口粗气，新的事故又飞来了。　　工厂、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陆海空交通、渔业船舶、农业机械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安全事故的发生，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神经和良知。　　2000年6月22日，四川省合江县发生一起特大沉船事故，造成130人死亡……　　2001年3月6日，江西省万载县一小学发生爆炸，造成42人死亡，27人受伤……　　2002年4月15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韩国金海机场失事，造成122人死亡，6人失踪……　　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一气井发生井喷事故，剧毒硫化氢夺走了243条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医，10万人连夜疏散……　　2004年2月15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70人受伤……　　2005年1月11日，山西襄汾县襄浏花炮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25人死亡，9人受伤……　　2006年2月13日，吉林省延边市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16人死亡，291人受伤……　　2007年8月13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正在建设的堤溪沱江大桥发生坍塌事故，造成64人死亡，22人受伤……　　2008年4月28日，山东胶济铁路发生一起重大列车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　　2009年1月31日，福建省长乐市拉丁酒吧发生特大火灾，造成15人死亡……　　安全事故接二连三，每一个事故都那么致命，每一个重大伤亡现场都那么令人窒息。多少活生生的生命连吭都没有吭一声，只在一瞬间，便灰飞烟灭，从这个世界上黯然消失了。当伤亡人数只能用不断累计的数字进行批量化处理时，人们对生命也只能发出低微、无奈的悲哀惋叹了。　　在进入21世纪后，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社会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中国开始进入新一轮事故高发期，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连年增加。2002年，中国安全事故达到107万起，死亡13万9393人，为历史最高点。从2003年起，中国安全事故则出现下降趋势，与2002年度相比，2003—2006年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1%、　0.2%、　7.1%和11.2%。到2008年，这一年中国共发生各类事故41万多起，死亡9万多人，年度事故死亡人数自1995年以后首次降到10万人以下。　　在2007年，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认为，从2007年开始，中国安全生产状况总体上趋稳趋好，基本实现了“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的奋斗目标。但李毅中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他坦言：“形势依然严峻。第一，一年还死亡十万人，事故的总量仍然较大；第二，重特大事故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2005年2月，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李毅中就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上任以后，李毅中就不停地奔走于大大小小的安全生产事故现场，被媒体和网民称为“救火队长”。面对重大安全事故，李毅中无数次愤怒，甚至拍案而起，被评价为是“用铁腕清洗‘带血的GDP’”。“重大事故发生以后，我们要第一时间到事故现场，因此人们说我上镜率高。”面对国内外媒体，李毅中说：“随着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重特大事故得到遏制，上镜率越少越好，最好让我消失在镜头前。”　　人命关天。人们善意地希望主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在镜头前消失，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的灾祸要么被人们忘却，要么被新的灾祸覆盖。也许有一天，人们对安全事故的发生不再习以为常，迟钝的神经不再麻木，那么生命也就愈发珍贵至上，生命之光也就愈发鲜亮、愈有希望了。农民工、矿工、奴工：城市“边缘人”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底层有三大群体，他们分别是农民工、矿工和奴工。这些群体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许多平凡而伟大的贡献，但他们却遭遇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境，他们的生活多显悲苦，权益多难保障，生命多显脆弱。　　在这十年间，以农民工、矿工、奴工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社会劳动者，用他们自己特有的种种遭遇和行为，向这个社会和世道发出了阵阵呐喊和层层追问。　　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时，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战略性思维就是“实现农民非农化”，然而当大批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后，他们却要面临着各种非一般人所要面临的难题。　　农民工王斌余，家住甘肃省甘谷县一个小山村。这里常年干旱，收成不好。6岁时，王斌余母亲去世。因为家里穷，王斌余边上学边干农活，同时还要在家里做饭，照顾弟弟。　　小学四年级时，王斌余辍学回家。后来经村里人介绍，王斌余从17岁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在一建筑工地做活。王斌余每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他14岁的弟弟王斌银也到这里来干活，弟弟一天能拿到5元。在建筑工地，他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王斌余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突然掉到了7米多深的井里，差点淹死。后来大伙把他拉上来，总算逃过一死，但却大病一场。老板没有带他去看病，只给了他几片感冒药。　　随后几年，王斌余又到了兰州、银川等地，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出苦力。2003年8月，王斌余在宁夏石嘴山一家电厂干活，做保温工，虽然一天能挣27元，但这是一种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他和工友们浑身起红疙瘩，他们忍受不了，可老板却还骂他们偷懒。　　王斌余的工资一般都是在年底结算，平时要用钱只能找工头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一定数额的滞保金。老板克扣工钱是常事，说好是干一天给27块钱，可拿到手里的只有18块。　　2004年，王斌余第一次同雇佣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可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王斌余看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也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坏了还继续干活，后来干不下去了就只好回家。　　领工和工头们也根本不把王斌余和工友们当人看，12月份的天气，特别冷，老板为了赶工期，吃饭就在工地上，饭菜都是冰凉的。　　不仅如此，王斌余和工友们还经常受到“上级”和一些城里人的白眼和辱骂。王斌余已在城里漂泊了10年，但他从不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因为他觉得城里人总瞧不起他们这些农民工。一次他去银行汇款，那里的人看到他穿得特别脏，就不理他。还有一次在兰州，他问车站的人有没有回天水的车，那人恶狠狠地对他说，“没有。”　　2005年5月，因为自己身体有病，王斌余实在是干不动了，再加上父亲的腿被砸断了需要治疗，王斌余不想继续干下去，就想要回年初以来挣下的5000多元工资，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要，王斌余没有要来一分钱。　　王斌余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则建议他到法院，而法院说受理一个案子要3—6个月，时间太长，又让他去找劳动部门。　　王斌余又找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找来了工地负责人吴某，要求吴某及时给王斌余结算工资。经过劳动部门调解，吴某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王斌余算清工资。5月11日晚，因为没有要来工资，王斌余和弟弟又被拒绝住到宿舍，他们准备到外面找个住所。　　就在这时，王斌余遇到了白天没有给自己发工资的吴某等人，就想要点生活费。而这时吴某等人却说兄弟俩不该去告状，不仅对王氏兄弟俩进行辱骂，还对其拳脚相加。　　王斌余此时再也没法忍下去了，觉得自己受够了他们的气，他的愤怒变成了疯狂，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欺负？！”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刀，连捅了5个人，5人随即倒地。　　当王斌余看到不给自己发工资的吴某跑开后，就立刻追了上去，但他没有追上吴某。此时疯狂的王斌余又回到事发现场，对先前的被害人再次进行捅刺。　　王斌余杀了人后，走到一条河边洗干净身上的血迹，就去当地公安局自首。王斌余的疯狂行为导致4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王斌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案犯，和其他凶杀案一样，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但王斌余所酿成的悲剧震撼了许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关注着他，为他的生死表示焦虑和忧伤，不少人还为其打抱不平，赦免、援助王斌余的呼声也不断地喊出来。　　杀人偿命，古已有训，法有明规。2005年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28岁的王斌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瞧不起，总是让人欺负？”“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都没有人支持，都没有人帮助？”“为什么老板们都那么有钱了，还克扣我们那点工钱？”在狱中等待审判的日子里，王斌余向民警要来纸笔，发出了以上这些悲问，并写下了以下这样的话。　　“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我很气愤，我的命真的这样苦吗，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　　“我现在满足了，在看守所里没有人打，没有人骂，权利有了保障，不像在外面，老板不顾我们农民工的死活逼着干活。”　　“出来本来想学点技术，可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去学，好像背后有座山压着似的。”　　“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王斌余的话触动着人们的心。悲剧让人沉痛，更令人沉思，当其不能推诿于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尤其如此。透过王斌余被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所扭曲的心灵，折射出在王斌余的背后，许许多多的农民工都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词汇。有人给农民工做出了这样的定义：身为农业户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群体。　　在人类历史上，农民大量转为产业工人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所必然经历的阶段。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农民工潮”。　　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沿海地区各个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均以农民工为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业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农民就业增收问题成为最头痛的问题。在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等多种因素的促使下，随着农村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中国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工潮”现象。有关方面测算，到2005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1.5亿人。　　农民工进城打工最直接的结果是开拓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2000年，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1%，比1985年上升13个百分点。2002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9400多万，民工工资性收入约5278亿元，回流到农村的约3274亿元，其余的两千多亿则在城市消费。外出打工的人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外出打工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潮”的出现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人力资本。而且，城市中一些重要的脏、累、苦、险的工作，多由农民工承担，他们从社会分工的最底层支持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城市，如何能让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如何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家政服务。　　“农民工潮”现象成为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独特之路。有人甚至把中国亿万农民大范围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就业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是对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发起的总攻，是中国农民获得解放后的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　　对于农民工，有人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中度过的，只是在“三秋”“三夏”或者春节时偶尔展现一下农民的身份，然后又会立即来到城市。但他们又绝对不是城市人，在城市，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一个“游击”群体，工作不稳定，收入微薄，住所简陋。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人所能享受的由政策带来的种种优惠，难以融入城市人的生活。　　在很多城里人眼里，提到农民工，不少人的眼前立刻会闪现出这样的情景：追着老板讨工资，扛着大包挤火车，成群结队地蹲在街上乘凉，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过夜……　　其实在农民工眼里，苦、累、脏、险，不被理解，得不到尊重，无法享受城里人一样的各种社保待遇……这些都不是他们特别在意的，最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自己辛辛苦苦付出的血汗劳动，却无法正常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农民工遭遇的诸多问题中，“讨薪”成了他们心中最深的痛。自2000年后，诸如农民工讨薪遭遇殴打、跳楼自杀、拍卖器官、绑架老板等极端化的讨薪方式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　　在互联网上，有人把2006年农民工讨薪的悲剧事件进行搜集整理：　　2006年5月31日，北京朝阳区100多名农民工向公司讨薪时遭不明身份者殴打，十余人受伤被送往医院……　　2006年6月，沈阳市于洪区一位女农民工只穿一条红色内裤，站在公司大门前讨要工钱……　　2006年8月23日，辽宁葫芦岛的一个农民工给媒体打进热线说，因讨要不到工钱他准备杀死欠薪老板，后经过媒体沟通，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2006年8月27日，广州滨江东路一在建楼盘60余名工人讨要欠薪时，一包工头突然拿出催泪剂向工人狂喷，两名工人眼睛被灼伤……　　2006年9月11日，沈阳沈河区中山路上两名中年男子以“出卖妻子乳房”为“广告”，希望引起人们注意，帮助他们讨回工钱……　　2006年9月24日，在长春打工的19岁青年李宁因讨要不到欠款，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愤怒，导致四肢及躯干20%烧伤……　　2006年10月17日，《燕赵都市报》报道，一名妇女为了帮丈夫追讨被拖欠薪水，竟抱着年仅两岁的儿子爬上了一幢3层楼楼顶，用跳楼方式讨要工资……　　讨薪成了一个辛酸、晦涩的话题，成为一种社会之痛。“交工之日，就是讨账之时”。每到年关岁末，企业拖欠、克扣员工工资的报道便频繁地见诸各地报端，而且大多都属于让人悲哀甚至怒火中烧的新闻，“讨薪”几乎成了悲剧的代名词。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资料显示，2004年以前全国进城农民被拖欠的工资在1000亿元左右，近70%的农民工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不少农民工在百般追要工钱无果的情况下，常常铤而走险以死相逼。　　付出劳动、收获报酬，是公平社会的价值准则，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让农民工不得不为天经地义应该得来的报酬而奔走呼号。血汗钱不能讨回，这是一种痛苦，而倘若这种痛苦非要通过另一种痛苦来诉说时，只会导致社会对人性、伦理的漠视，直至对法律的漠视。　　讨薪难是农民工进城后遇到的所有问题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另外他们还要面临就业限制多、子女上学难、健康无保障、生活条件差等多方面的问题。　　在当初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之始，有不少人担心农民工将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可是，这种不稳定却来自于无良者的威逼以及相关部门的漠视和不作为，逼得农民工要“玩命”，这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就如“三农问题”一样，农民工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遇到的种种问题，是种种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如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户籍制度。在中国农民工问题集中暴露时，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逐步从政策和制度上进行改进。　　2003年8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农民工因没有固定住所和工作，缺少相关证件，被强遣返乡的情况从此成为历史；2003年9月，国家六部委联合制定出台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培训列入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同月，中国工会十四大把农民工加入工会首次写入大会报告，报告将进城务工人员定义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这被舆论称为历史性突破。　　2004年9月，《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实施，规定农民工工资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企业可直接或委托银行发放。　　从2005年开始，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起、专门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行动”，在全国各地相继启动。这一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也被废止。　　2006年3月，被誉为“春风文件”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公布，该《意见》对农民工工资、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劳保、社保、户籍、土地承包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规定。这是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核心内容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改善就业环境。此后不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启动“平安计划”，预计用3年时间，使全部煤矿业农民工和大部分建筑业农民工能够参加工伤保险。　　针对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措施在不断出台，各种问题也逐步得到缓解。进入2008年后，农民工所遭遇的各种问题都明显得到改善。2008年8月，新组建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计划设立一个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司，用于解决农民工社保问题。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56%，因此未来将还有大批的农民工走进城市，而随着国家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各项措施的落实，农民工将会逐步走出“流汗之后再流泪又流血”的悲惋之圈。只要稍许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农民工潮年复一年，而变化也已悄然发生。农民工、矿工、奴工：卑微的伟大　　农民工是从中国农民阶层中走出来的一个群体，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另一个从农民阶层中走出来的群体——矿工，他们的处境也颇是悲苦。　　这是一顶特殊的安全帽，上面用粉笔写有一封遗书：“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莲香带好子女，孝敬父母，一定有好报，我一定要火葬。”在这顶安全帽的矿灯上方，写有“聂清文遗书”5个字。　　矿工聂清文，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太平村人。1985年8月，聂清文读高三，他成绩优异，理想是考大学当诗人。但他却在这时主动辍学了，因为他的弟弟考上了一所卫校，他决计要赚钱供弟弟读书。从那时起，19岁的聂清文就成了一名小煤窑的挖煤工。　　1987年，聂清文和青梅竹马的易建章（莲香）结了婚。尽管生活艰难，但聂清文当诗人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对于他来说，诗歌是他在艰难时日中仅有的一点亮色。1988年，妻子远赴广东打工，他写了许多表达相思之苦的诗歌，还把其中的一首题在他和孩子们的合影上，寄给妻子：“粤地惜别两茫茫，梦相逢，更难忘。千山万水，深情自珍藏。剪不断时理还乱，是离愁，独彷徨。七夕牛女喜成双，鹊桥上，情意长。漏尽更残，伴我有秋凉。梦里依稀人憔悴，曾记否？早还乡。”　　2003年3月初，聂清文向母亲借了100元钱，给上学路远的儿子买了辆旧自行车。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他又一次来到母亲的房间，他不安地站了好久，才嗫嚅着说：“娘，明天建章她姐姐40岁生日，您能不能再借100元给我？等矿里发了工资，我一起还您！”　　老母亲明白，快两个月了，矿里没发过一分工资，不然，儿子是决不会向她开口的。母亲知道儿子的苦衷和无奈，她心疼地叹了口气：“你急用拿去就是，反正都是你给的！”但让这位老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的那种无奈将会让她心疼一辈子。两天后，在160米深的矿井底下，儿子挣扎无望，临死前，他首先想到的竟是欠娘的那200元钱！　　2003年4月16日，聂清文上中班。下午3点，他下到涟源“七一煤矿”井下160米深处。黑乎乎的巷道里，打水工周围益正在泵房作业，离他100多米远的3条平巷内，16名工人正在掘进挖煤。下午5点半，已担负起安监员一职的聂清文转到水泵房处，一边测量瓦斯浓度，一边向周围益交代水泵房的安全事项。　　“我到里面去测瓦斯。”几分钟后，聂清文起身离开。　　20分钟后，聂清文检查完瓦斯后返回到周围益的水泵房。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不远处“嘭”的一声闷响，只见一股大水，夹着黄泥奔涌而出。　　“透水啦，快点跑。”打水工周围益一蹦而起，地上的手表、扳手、衣服都没来得及拿，撒腿就跑。　　八九米外的两名电工，听到喊声，转身逃命，一边大喊“快点跑，水来啦”。50多米外，两名推车工丢下车厢就跑，在他们前面，一名绞车工和一名把车工，闻声狂奔。这7个人一直跑到地势较高处，命总算是拣了回来。　　在发现矿井透水险情时，聂清文和周围益正处在逃生最容易的水仓位置，只要向上爬出井口就安全无恙了。但在这生死关头，聂清文却选择了向下，去通知另外一个作业队的16名工友赶快撤离。　　当聂清文跑到那个作业队的工作面时，巨大的透水和黄泥已淹没了巷道，他们回来的路已被彻底堵死。　　16名工人和聂清文被困在向上的3条平巷里，危在旦夕。　　事故发生后，大营救进行了6天6夜。4月22日下午，当外面营救的50米通道终于挖通时，聂清文和他的工友们已经全部窒息死亡！　　在他们遇难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个由里向外延伸了近3米的地道，那是矿工们为了自救，从里面挖的。他们想配合外面的挖掘，争取一些救命的时间。他们多么想活着出来啊！　　在整理矿工遗物时，在聂清文留下的安全帽上，人们发现了他用粉笔写下的那封遗书。写这封遗书的时候，聂清文38岁。　　在聂清文入葬后的第二天，村支书和聂清文的弟弟一起，郑重地将200元钱还给了聂母，将100元钱还给了邓曙华。至此，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叫聂清文的汉子，谁的钱都不欠了。那顶安全帽上记录的所有账务也都迅速兑现。　　在生命最后关头，聂清文没有忘记做人的原则，他不想死后亏欠任何人一分钱，他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营救自己的工友。责任、信用、良知、无私，这些在功利社会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因为在这一个平凡生命之上集中闪耀而震撼了社会和人心。　　热爱诗歌的聂清文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他到死都只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但他用人格和生命写下的诗篇，刻印在人们的心上，决不比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逊色。　　聂清文的故事让人们想到了人性的共鸣，想到了道德的魅力，想到了生命的震撼，而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一场矿难之上。矿难，这个已经让很多人神经都快麻木了的悲剧，因聂清文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21世纪前十年，每年都有大量的煤矿事故见诸媒体，时时刺痛着人们的感官。　　2000年9月27日，贵州省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162人死亡，82人受伤……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　　2002年6月20日，黑龙江鸡西城子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111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2003年5月13日，安徽省淮北矿务局芦岭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86名矿工遇难……　　2004年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矿务局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人遇难……　　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171人死亡，48人受伤……　　2006年11月5日，山西同煤集团轩岗公司焦家寨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35人死亡，12人失踪……　　2007年11月8日，贵州毕节地区群力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35人死亡……　　2008年7月14日，河北张家口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大炸药燃烧事故，造成34人死亡，1人失踪……　　2009年11月21日，黑龙江鹤岗市新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　　爆炸响起、烈火熊燃、巷道坍塌、洪水冲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吞噬。公开的资料显示：2000年以前，中国煤矿事故每年死亡上万人；2000年，从中央到地方组建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之后，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7000人以内；2001年煤矿企业共发生死亡事故3082起，死亡5670人；2003年，有6434名煤矿工人死于井下，平均每月死亡536人，每天死亡17.6人；2004年，有6027名煤矿工人死于井下，平均每个月死亡502人，每天死亡16.5人；2005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5986人，2006年死亡4746人，2007年死亡3786人。　　对于中国的矿难，还有一组经常被媒体重复引用的数字：中国煤炭工人总数有700多万，比全世界所有其他产煤国的煤业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多；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而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中国的百万吨煤矿死亡率接近4，就是说每当100万吨煤炭从井口运出，就有4个人倒在了井下。这个数字是印度的10倍、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　　那一组组死亡通告，在人们眼前从一幕幕痛心疾首的场景，渐渐变成冰冷的、失去血色的苍白数字。曾经的悲痛和激愤，在时间的流逝和接连不断的事实面前，被消磨得只剩下一声长叹。连续多年，中国的煤矿事故都居于各类重特大事故之首，而公开的数字中，并没有统计许多大大小小不知名的煤矿里那些被隐瞒的死难者，那些被矿主和地方官员成功隐瞒掉的、死多报少的，还无法计数。　　一位来自中国煤海山西的学者说，煤矿老板手上的每一张钞票，都附着屈死矿工的冤魂。曾在煤矿当过矿工的黑龙江作家孙少山，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大雨后山洪暴发，大水汹涌倒灌进了矿井里，有7个矿工被淹在井下。矿井中的积水全部抽干用了30天，等到水抽干，人们走下去，发现巷道中有一个采煤掌子向高处挖进去，形成了一个倒高的空间，山洪并不曾淹过这里。那7个矿工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在这个狭小空间中度过的。遇难矿工中有一个记工员，带着笔和一个小本子，每天记进度。被困时他每天都记日记，开始还写想念老婆和孩子，后来就只是根据手表记着又过了24小时，又一个24小时，一直记了半个月。等到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浑身一丝不挂，身上都长出了二寸长的白毛……　　每一场矿难的发生都是一场人间惨剧。“我觉得人间再也不可能有更残酷的死法了，什么酷刑也无法和这相比。”见过不少矿难悲剧的孙少山说。　　当有矿工在矿难中受伤却并没有死亡时，他们的命运可能更加悲惨。有位矿工在井下被压伤获救，煤老板赶到现场，看到是脊椎断裂，随即骂起包工头：都这样了还不在底下弄死算了，抬上来干什么？尽添麻烦！　　一位矿工曾这样无奈地说：“我老婆说我们一下井，就是死人在干活人的活，这话说得真好。”“平常我们也看新闻，看到矿难的报道，也害怕。”“家里的形势逼着，井下会死人谁都知道，但是也要去，你不上一天的班，这一天你就没有钱。”矿工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上。　　在中国煤矿工人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矿工的家庭人口在4个以上，一个已婚矿工要负责4个人的生活，未婚的矿工要攒钱建房、结婚、生子、供老。他们每天得在井下工作七八个小时，有的甚至在10个小时以上。　　矿工每月的收入一般是一两千元，处于最底层的矿工每月工资一般有千余元，下井采煤的有可能拿到两千元或者更高一点。而就是这点工资，却是一些务农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一位矿工说：“这里每个月能挣一两千元，挖煤赚钱比务农来得快。”这是很多矿工明知矿井有险却偏向矿井行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数矿工一般没有任何福利保障，遇事时要是碰到善良的老板，一般会得到一点补偿，更多时候得靠自己负担。在一项矿工调查中，有72%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53%的工人没有加班费，47%的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有一个矿工挖了12年的煤，发现患了三级矽肺病，最多只能活一年了，矿老板知道后提出“一刀切”，付1万元返乡费了事。这位矿工被逼得没办法，除夕夜里拿着农药去矿主家，以死相逼……　　一般来说，一名矿工的死亡，通常都能获得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赔偿，而矿主一般都会采取各种手段降低死亡赔偿标准。2004年底，煤炭大省山西出台新规，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因煤矿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这是当时中国煤矿事故死亡赔偿的最高标准。　　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矿工，千里迢迢赶赴煤矿，钻入地下，在暗无天日的煤巷中采掘，然后将煤送出井外。他们在那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干着人世间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正常人的需求被压到了最底线，但只要有地方住，能吃饱饭，能挣到钱，似乎一切都不是问题。　　中国矿难频发的原因并不难理清，有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隐藏在矿难背后的腐败因素。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官煤勾结情况严重——“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据统计，近80%的矿难背后都有腐败现象。其次就是非法开采，违规违章操作。几乎所有的矿难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而煤矿存在的高额利润也是让一些不法者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煤炭利润到底有多高？有资料计算，一个年产30万吨的小煤窑，每天的利润是2万元，每月利润60万元，如果一年开工10个月，全年所得就是6000万元。煤矿有着如此之高的利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煤老板“冒险前进”了。　　在21世纪前十年间，在中国有一个新崛起的群体，他们腰别整捆钞票，开着世界顶级名车，过着浮华奢靡生活，以强硬甚至霸蛮的姿态走入公众视线，这就是煤老板。他们一出场，就和一夜暴富、顶级豪宅、奢华消费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已经成为这十年中国的一个暴富符号，由是在民间也产生了“一夜暴富万骨枯”的哀叹。　　2007年12月5日，山西省洪洞县的新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105人死亡。在此之前不久，山西省已经发生了大同矿难、左云矿难、临汾矿难，造成多人死亡。虽然这些事故有的是因为透水，有的是因为瓦斯爆炸，但“这几次事故原因几乎都是一样的”。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说：“都是非法开采，弄虚作假，管理混乱，甚至都有事故后逃逸。”李毅中对洪洞出事煤矿拍着桌子怒斥道：“什么六证齐全？我看是五毒俱全。”　　另外，煤矿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难以监管以及煤矿行业整体的生产设施落后、投入不足、安全基础薄弱等也是造成矿难的重要原因。　　中国接连不断的矿难已经成为太平盛世极不和谐的一个音符。从2004年底开始，山西、辽宁、陕西、河北等省出台安全生产新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希望从提高死亡赔偿标准遏制矿难频发的局面。　　2005年初，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了遏制煤矿等重特大事故多发的七项措施；2005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撤出在煤矿的投资，明令禁止政府入股煤矿，遏制官商勾结现象；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　　从整体来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煤矿安全生产情况趋向好转，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2003—2006年，煤矿事故平均每年减少350起，死亡人数减少562人，年均降幅8%。李毅中表示，英国用了70年、美国用了60年、日本用了26年才走出事故易发期，而中国准备用10—15年的时间走出这段易发期。　　在21世纪之初，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有人认为，这也是各种事故的易发期。而中国矿工，在这十年间，成了工业化加速期中国社会百态的一种标志性脸谱，时而上演的矿难生态，成了这十年间中国一种标志性的痛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谐的一个注脚，让人悲痛、无奈兼而迷茫。农民工、矿工、奴工：被击穿的文明底线　　在21世纪前十年间，还有比农民工、矿工更悲苦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奴工。　　奴工们生活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里，他们是转型中国的一组最悲惨镜头。在朗朗乾坤之下，在数座地下黑工厂里，人类文明的底线屡屡被击穿。当那些奴工们的惨境被媒体报道，真相大白于天下后，中国被震惊了。　　2007年3月6日是河南省郑州市民羊爱枝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她15岁的儿子王新磊失踪了。此后的20天，羊爱枝寻遍了郑州大街小巷，又在街上张贴了上千张寻人启事，儿子却依然杳无音信，这位母亲几乎快要绝望了。　　在3月末的一天，河南孟县一位家长按寻人启事拨通了羊爱枝的电话。这个电话重新燃起羊爱枝的寻子希望——那位家长说，自己的两个孩子幸运地从山西一处黑砖窑逃了出来。　　4月初，按照孟县那位家长提供的线索，羊爱枝匆忙踏上了赴山西寻子的征途。在运城、晋城、临汾，羊爱枝看到那里分布着数千个私营小砖厂，这位可怜的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儿子的音讯，但一直没有下落。　　虽然没有找到儿子，但羊爱枝却被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幕幕震惊了。她发现这些几乎与世隔绝的砖窑厂里，埋藏着惊天的大秘密：羊爱枝跑了不下上百家窑厂，几乎每到一处都看到有孩子被强迫做苦力，有些孩子甚至还穿着校服，印有“郑州某某中学”，这些孩子蓬头垢面，赤手光脚，砖车拉不动时，监工就在后面用鞭子抽打……　　亲见这种场景，羊爱枝有一种肝肠寸断的痛。有孩子避开监工的视线，跪下恳求羊爱枝把自己带走，或偷偷地塞给她纸条，上面写着家里地址和电话，羊爱枝努力试着带走他们，但都失败了，有监工对她抡起了大棒。　　在最初踏上寻子之路时，儿子的面孔是羊爱枝心里最执著的形象，而现在却忽然有这么多孩子的脸孔一下子涌到她的心里，让她一瞬间感到五内俱焚、五雷轰顶。无奈之下，羊爱枝准备返回郑州再作打算。　　在千里寻子的过程中，羊爱枝发现还有许许多多的父母和她承受着同样的命运。回到郑州后，她觉得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寻子之路，通过河南媒体上的寻人启事，她很快找到了同盟者，并组成了一个六七人的寻子小团队。　　4月20日，家长们再赴山西，共同踏上寻子之路。在晋城地区高平市、临汾地区洪洞县等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他们一举解救了数十位未成年人。在这次解救行动中，已有两人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而其中一个竟然是被担架抬出来的，这个17岁的少年当时已大面积重度烧伤，双脚已变形。　　由于黑砖窑实在太多，并且每一个黑砖窑都有猛犬把门、打手把关，家长们的寻访频繁遭遇阻力，最后他们被迫转而寻求媒体的帮助。　　5月9日，河南媒体的记者与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经实地探访后，那些被摄像机偷录下的场景，令所有观众都怒不可遏。尽管记者再三克制，但在报道中仍然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不去现场，你永远无法想象那样的触目惊心。”在山西万荣县六母村附近的4家窑厂中，每个都有一二十个孩子，其中最小的8岁，在砖机前机械人一般干活，被问及籍贯时，孩子恐惧地看着手拿三角带的监工，木讷地摇头。　　当解救孩子的画面在郑州当地播出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自5月下旬起，打往电视台的热线电话累计达两千多个，上千名失子家长手拿照片，来到电视台求助。　　同时，数百位家长则自发聚集到山西运城，追随前方的记者和羊爱枝，奔赴于各地的窑厂之间。由于窑主们的提前转移，这次行动真正获救的孩子只有四十多个。　　逃出虎口的孩子，描述了那些黑窑厂的状况。这些窑厂大都依山坡而建，三面为土山，一面是出口，出口处有狼狗把守，监工和包工头也住在出口处。平时只要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整个窑厂状况一目了然。砖窑厂基本都位于僻静处，孩子们被运来时多半不熟悉地形路况，即便他们跑出大门，也不知该逃往何处。　　从获救孩子的回忆中，可以勾勒出这些窑厂内的悲惨黑幕：奴工们清晨5：00起床，午夜12：00收工；一日三餐均为凉拌包心菜或萝卜，馍是冷的；他们3个月吃不到肉，只能眼看监工们享受狗肉和啤酒；由于缺水，奴工们都是三个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他们睡在工棚里，床是铺在地上的棉絮，整整一夜，吃喝拉撒全在黑黢黢的工棚里，腥臊臭味弥漫着整个空气；为了防止工人在黑夜逃跑，监工会在夜间锁住工棚大门，猛犬终日守在门外……　　在民间自发的解救行动正努力进行的同时，警方也开始采取行动。2007年5月27日，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的民警到曹生村排查非法民爆物品时，发现一名披头散发、浑身污垢的男子，大夏天还穿着棉袄。经了解，此人是当地一黑砖窑的工人。民警怀疑该窑厂有虐待民工的行为，当天下午，洪洞县公安局便采取行动，出动30多名警力包围黑砖窑，解救出31名工人。　　“当时工人们都很激动，疯似地跑出来。好不容易被救出来，都说再也不想回去了。”“只知道自己叫什么，爹妈的名字和老家在哪里统统不知道”。洪洞县刑警大队民警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由于工人们常年不能刷牙、洗澡和理发，被解救出来时个个长发披肩、胡子污秽、阵阵熏臭；绝大部分人手脚、身上均有大面积的烧伤，有些伤至无力行走，须由警方用担架抬出；因为没有工作服，一年多前穿的衣服仍然穿在身上，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　　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孩子反应迟钝，语无伦次，在问及砖窑情况时，孩子咬着牙蹦出了“监狱”的字眼。这个孩子说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同龄人，逃跑未遂被打成了残废。在被解救的31人中，9人已神志不清，初步判定为弱智。　　警方调查后得知，这31名受害人员均为受胁迫、诱骗而来，31人原籍分布在全国12个省区。　　在遭受非人折磨时，这些奴工们却从来不敢反抗，也不敢逃跑。2006年腊月，湖北打手赵延兵嫌甘肃奴工刘宝动作慢，竟用铁锹猛击刘宝的头部，当场致其昏迷，第二天死在黑屋子内。几名打手就用塑料布将刘宝的尸体裹住，随便埋在了附近的荒山中。　　事情的真相不断被揭露出来，它的阴冷、暴虐、黑暗，一下子占据了中国人关注时事的视线。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常见的表达愤怒的词汇，“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都被用上了。　　这条充满着暴虐而又悲惨的“奴工之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警方、媒体和家长通过深入了解，揭示出了这样一些其中的内幕。　　类似贩卖未成年人往山西从事苦力劳动，20世纪90年代就时有发生，但多为个案。然而巨大的利益驱动了这个地下产业迅速网络化、规模化。那些十六七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但又易于被威吓控制的孩子，越来越多地成为猎物。　　起点是从人贩子和黑中介开始的，他们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搜寻目标。遇到合适对象后，往往采取“介绍高薪工作”等方式，将孩子诱骗至临近的出租屋内。等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比如五六个甚至更多，人贩子就会派专人联系面包车，实施运输。　　另外一些孩子多数是被以“找工作”、“搬东西”为借口骗到暗处后，就直接塞进了面包车……　　为避免后患，同车孩子往往沿途被拆散，尽量避免同乡相认的可能。其中一条可以核实的运输路线是：从郑州先至新乡、焦作——这里仍在河南境内，也有部分黑砖窑，再越河南抵山西晋城，至运城、临汾地区，以及下属各县。　　一旦被送进窑厂，窑主会扣留孩子的行李、证件，并重新起名，应付人口登记和家长的追寻，之后这些孩子就开始了非人般的奴工劳作生活。　　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孩子讲述道，2007年3月初，他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贩子以迷药设局，沦为奴工。随后三个多月时间里，他一直被禁锢在山西洪洞县曹生村砖厂做苦力。　　在窑厂内，每隔一段时间或适逢有关部门检查时，包工头们就将这些孩子进行转移。多位孩子回忆说，包工头一个电话，他们就会被押送转运到其他窑厂。　　奴工之路的背后，是惊人的暴利诱惑。经记者调查发现，人贩子每介绍一个未成年奴工，可得介绍费400—500元。但介绍费还只是整个利益链条中最不起眼的一环，更大的利润空间还在于窑主和包工头之间。在山西洪洞县曹生村窑厂，窑主王斌斌为该村支书之子，该窑厂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窑主把生产工作承包给了河南人衡庭汉，每出1万块砖，窑厂主支付其360元成本，而当时每1万块砖的市场价为2000—3000元。不难算出，窑主榨取的利润在十倍上下，对于奴工的工资，几乎是零——为防止工人逃跑，砖场一般一年多不向工人发工资，平日工人们动作稍慢还会遭毒打，一些工人直到被解救出来，工资仍分文没有。　　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被曝光后，民众已经出离了愤怒。2007年6月11日，羊爱枝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了一封加急求救信，这位母亲在信中呼喊道：“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黑砖窑非法用工的问题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中国高层领导人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都作出重要批示。　　事情发生后，山西、河南两省公安机关展开“打击拐骗强制他人劳动专项行动”。到6月中旬，山西省解救出被拐骗人员331名，依法查处案件20起，刑事拘留24人，行政拘留16人，其他治安处罚6人；山西省洪洞县政府向被虐工人致歉，并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470元的3倍，给黑砖窑奴工补发工资；河南省从黑砖窑解救217人，其中未成年人29名，智障人员10名，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58名，行政拘留62人。　　2007年7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黑砖窑”案件作出宣判，共有18案31名被告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不等。同时，近百名渎职或提供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也受到惩处。　　黑砖窑排查风暴虽已平息，但真正从中找到孩子的父母并不多。2007年下半年，黑窑奴工事件已渐渐从舆论焦点中淡出，而近百名家长依然奔波在渺茫的寻子路上。　　“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一千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用自己的尊严跪拜，救救我们的孩子吧！”2007年6月20日，曾在网络发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寻子父母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表示因为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呼吁继续加大解救力度，建议扩大查找范围，进行全国联动寻亲。　　那些未被解救的孩子到底去了哪里？唯一打探出来的消息是，“黑窑奴工都已被转走，或者被转到黑煤窑，或者拉到河南或运到外省，或者到其他黑色产业链：黑钢厂、黑砂轮厂等”。而黑窑奴工究竟是怎么被转移的？除了家长们听说曾有窑奴被装进布袋从山西转移到河南外，一切还是一个谜。　　当看到童工、尸体、狼狗、打手等这些字眼时，每一个人似乎都被撕开了一道痛楚伤疤，都会感到恐怖、疼痛和震惊。在21世纪前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奴工的新闻登上媒体。　　2002年9月，广州一制衣厂内惊现儿童“包身工”，他们白天被反锁在出租屋内，傍晚被放出来干与成年人一样的活，每天干活时间超过14小时……　　2001—2004年间，《燕赵都市报》不断接到投诉，说河北定州砖窑存在强迫劳动，要求解救被困工友……　　2004年11月，广州一地下工厂曝出童工倍受摧残的新闻，这些童工经常挨饿，而且疾病缠身……　　2005年3月，辽宁盘锦一芦苇场的30多位农民被迫成了现代“包身工”，活做得慢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　　2006年6月，山西运城一名高三学生被骗进了一家黑砖厂，不仅耽误了当年的高考，而且身心也受到严重摧残……　　2008年4月，在中国富甲之地广东东莞，曝出“童工门”事件，大量来自四川凉山的童工，“像买卖白菜一样”进入东莞工厂，成为廉价的劳动工具……　　2009年11月，广西贺州市公会镇一座鞭炮黑作坊发生爆炸，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这些童工当中最小的7岁，最大的才15岁，他们凌晨三点起床，一天只挣1元钱……　　奴工现象在各地不断出现，屡屡挑战着公众的容忍底线。有报道证实，不同程度的“黑窑”式小块“奴隶制飞地”在不少地方和行业都存在，类似的黑工厂还在开工、运转。　　奴工事件之所以能一步步扩大，人道灾难之所以蔓延到这种地步，基层公权机构及其官员难逃干系。造成奴工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最关键的还是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不作为，对这种违法犯罪现象漠视，甚至失职渎职、充当帮凶。　　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砖窑中，窑主王斌斌的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还曾参与到倒卖劳工活动中来。当那些家长前往窑场，寻找被贩卖为奴工的孩子时，不仅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反而受到当地人的威胁……奴工现象本质上说明了当地基层政府与公民利益之间的背离。　　政府之职能，最低目标为保护国民，最高目标是为其创造福祉。人们指望当地政府保护民众的尊严，保护他们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而在奴工所在地，当地公权力及其相关机构都失效了，他们听不见奴工的呻吟、呼号。那些黑工厂表面上或许是企业，但当它们依托当地公权力奴役劳工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企业了，因为这些企业对待劳工的方式不是奉行“契约自由”的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而是权力逻辑。　　历史上所有的奴隶制都是凭借政治权力维持的，现代奴工现象正是得到了当地公权力的支持。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人性、资本之恶，而在于权力，在于约束权力的制度。其实，“奴隶主”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其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人性、资本之恶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的管制。　　2007年末，郑州的天气寒冷异常。为寻找儿子奔波了大半年的羊爱枝已经变得痴痴傻傻。这一天，独自在家的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解救黑砖窑童工专案组打来的，说她的儿子已经找到了，羊爱枝一下子惊得有些魂不附体……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应该是个平等的、宽容的、理性的社会，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其基本生存保障和人性受到尊重的社会，如果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痛苦的基础上，靠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不美好的、不和谐的，也是违背建设和谐社会的神圣宗旨的。　　如果说“农民工、矿工、奴工”的悲苦遭遇是制度不健全和人性之恶的产物，那么也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和人性的弘扬才能消除这些悲剧。而无论怎样，在这些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注定要被历史封存，成为社会、媒体及某些当权者各自表述的经典章节，其中揭示出的自由、人权、正义等普适价值也必将在历史上铭刻。　　自由和人权是人类无法撼动的信念，人们对于正义与人性的追求不会被某些极端事件而挫败击倒。人们坚信社会的良知，坚信无法扭转的社会进步方向。所谓以史为鉴，而历史就在人们希望的地方立足等待……“三座大山”：病不起的天价医药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每年的“两会”上，被老百姓戏称作新“三座大山”的“看病就医难、上学就业难、买房住房难”问题，总是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方面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人们在衣、食方面已经完全满足生活要求时，却发现“看病、上学、住房”成了难题。　　一位时事作家曾这样写道：“过去习惯了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和保障，渐渐变得无法确定了，政府一件件地甩包袱，百姓一件件地接包袱，如此有新‘三座大山’之称：医疗、上学和住房。”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有病不能及时看，该住院不能及时住院，病未痊愈便要求离开医院，生怕承担不了高昂的医疗费用。“看病就医难”的问题时时困扰着中国的老百姓。　　这是一项“中国之最”：一位哈尔滨老人在医院住院60多天，花费高达550万元，但这500多万元的“天价”还是没能挽留住老人的生命，最终，他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位老人叫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的离休教师。2004年，74岁的翁文辉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2005年5月16日，翁文辉被送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疗。半个月后的6月1日，翁文辉病情加重，被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ICU）。　　转入ICU病房之后，翁文辉经历了一场极为不寻常的特殊治疗。翁文辉的大儿子翁强是一位商人，很有实力，父亲病倒之后，他耗费巨资，调动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父亲进行施救。翁文辉住进ICU的当天下午，就有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三名外请专家对其进行首次会诊。此后，从6月1日到8月6日，在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在哈医大二院，对翁老先生进行了100多次会诊。　　除了超级会诊队伍外，翁文辉还得到了超级治疗药物“享受”。在60多天里，在向医院交纳139万元的医疗费用后，翁家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自行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这些药不少都是翁强从国外买来的。　　可是，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尽管得到了这些超级医疗待遇，但翁文辉的病情仍在恶化，2005年8月6日，翁文辉终因多脏器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为了家人的生命，钱在翁家人眼中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66天花费500多万元，却让家属纳闷。更让家属不能接受的是，“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翁强悲愤地说。　　悲痛之余，翁家开始冷静地看待那一张张医院的收据，甚至开始怀疑医院的治疗措施。一张收据上显示，医院曾在一天之内给病人用了106瓶盐水，共5万多毫升；葡萄糖20瓶，共1万多毫升；输血共计7万余毫升。翁家人说：“7月25日和8月1日，这两天每天的输液量将近一吨……如果是正常的人，输液也能输死，更何况一个病人，谁的心功能有这样好？”“住院66天，医院收了88天的钱……”　　出于对巨额费用的不解和对医院做法的质疑，死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在老人去世后三个月，翁强把此事诉诸媒体，紧接着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就铺天盖地而来。　　2005年11月下旬，中纪委等多个部门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天价医疗事件”进行调查。2006年4月，“天价医疗事件”发生8个多月后，卫生部通报了调查结果：院方违规收费20万元，医院存在管理混乱、涂改病历、违规收费等问题，相关责任人和部门给予相应的撤职、记过、写检查等处分。关于当初媒体热炒的“一天注射100多瓶盐水，输94次血”等内容，有关方面的解释是：这些是用来血液滤过和透析的，是合理的，另外400多万元的费用是患者个人自己买药和请专家的花费。　　哈尔滨“天价医药案”成为2005年中国影响最大的医疗案，而这起“天价医药案”并非极端个案，在全国也不是绝无仅有。2005年12月，在此案还悬而未决时，发生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也浮出水面。深圳一患者住院119天，医院账面显示住院费用高达90余万元，自费购药达23万元，如果算上其他费用，总共花费达120万元。甚至在病人已去世后，医院仍打出费用账单共15184.72元。最终查出，该医院多收了患者10万元。　　面对“天价”医药费，那些有钱人举巨资都不能治好患者的病，甭说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了，面对这样的“天价”，也许只有“等死”的份了。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在全国一些地方，不幸的就医遭遇已经逼出了不少“自卫型患者”，他们或大闹医院或熟读医书或亲自记录诊疗过程，以防“被骗”、“被宰”。在江苏省无锡市，自称“被逼成半个骨科专家”的60岁老人邹建中写下了18万字的《看病记录》，并据此为医疗事故中死去的母亲“申了冤”。　　“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积蓄已久，那些典型的医疗事件将民众的这一情绪点燃引爆。在那些已经具备标志意义的医疗事件中，掀开的是中国医疗体系中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弊端。在多数人的印象中，那些事件正是黑心医院榨取无辜病患的集中反映，以此为典型，反观中国医疗业之全局，真是悲从中来。　　“同病不同价，能差300倍；问诊不细致，上来就化验；程序不规范，盲目开处方；不问诊开药，属违规行为；狂草写处方，中西药同开；治普通感冒，问诊多科室；导诊不完善，找医生费劲；医药品价格，多高于药店；医院化验单，各家不互认；节假日看病，比平时更难。”这个名为《医疗服务“十宗罪”》的顺口溜，源自2006年9月至11月间，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的一次医疗服务消费调查。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医疗行业还出现了“乱检查、乱收费、见死不救、小病大治、看病受气、收受红包、医托、医闹、号贩子、假药、药价屡降不下”等各种医卫怪状。尤其是在药品流通领域内“毒药”、“药祸”不断，“奥美定”、“齐二药”、“欣弗”、“佰易”、“完达山刺五加注射液”等公共用药安全事件引起的恶劣影响，让公众越来越怀疑医药系统的安全性。　　那些医疗顺口溜和医卫怪状是中国老百姓害怕生病就医的真实写照，形象地反映出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酸楚，也揭示出中国医疗界普遍存在的弊端。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居民应住院不住院，城市低收入人口中无医疗保障的比例高达76%。“看病贵、看病难”已让不少人“放弃”了健康这一基本需求。　　“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分析指出，这些原因主要包括：　　中国医疗资源人均水平低，配置不均衡，难以满足群众需要；　　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多数群众靠自费就医；　　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不合理，公益性质淡化；　　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　　政府卫生投入不足，投入比重逐年下降；　　卫生部门监管不力；　　医药界存在腐败以及医德败坏行为……　　综合这些原因，有人认为导致中国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原因是医疗体制问题。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益属性，基本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医疗行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市场化改革之路。由于国家公共投入不足，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疗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加上政府监管缺位，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医疗机构陷入无序竞争状态。　　医院为了生存、发展，纷纷“各寻出路”，多数都采取“以药养医”的策略，从药品和诊疗中获得适当利润以维持正常运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把患者看作利润的来源，看病越来越贵。之后，医院的公益性逐步减弱，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强烈凸显出来，甚至有些失控。　　医疗行业市场化，财政补贴不到位，监督机制不健全，并且对民间资本设置诸多障碍，这些都导致医疗费用超常快速增长，也致使药品生产、医院治疗等环节存在漏洞，进而导致医疗保障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医疗行业的种种怪状促使中国的医疗体制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宏伟计划，即用8年时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参保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补10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2006年，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补助标准由10元提高到20元，2007年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也提高到每人20元。参保农民生病住院，就可按比例报销部分医药费。　　2004年，卫生部多次组织论证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开展医疗机构政策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降低药品价格等政策。　　2005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要突出抓好卫生工作。哈尔滨“天价医药事件”发生的2005年，也正是中国医学界热议医疗改革之年。当年，卫生部部长高强公开表示要建立“平价医院”、“公益医院”，提倡“见死必救”。　　尽管各方面都在积极反思并调整着各方的利益，政府也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但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却并不是那么容易。2005年7月，有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研究指出，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同时认为现行医疗卫生体制出现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2005年9月底，国家发改委宣布降低22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平均降幅40%左右，最大降幅达到63%，降价金额约40亿元。这次降价是中国第17次药品降价，也是降价幅度最大的一次，尽管如此，很多老百姓还是未感到明显的实惠。　　2006年3月，卫生部部长高强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卫生部长的话，道出了主管部门的难处，也指出了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看病就医这样的难题，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　　2006年，卫生部在全国开始推广双向转诊制度，鼓励试推社区医院“首诊制”，让常见小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疗，大病则转向二级以上的大医院，大医院确诊后的慢性病治疗和手术后的康复则可转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及时转诊”。　　2007年7月，中国在79个城市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专家分析认为，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治本之策就是实行“全民医保”。　　2008年10月，经过多年酝酿之后，新一轮中国医改方案公布征求意见，方案的核心是维护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质，公众基本用药将由国家统一定价。新医改方案的亮点体现在五个关键词上：政府主导、倾向基层、全民覆盖、均等化、公益性。　　2009年1月，国务院通过新医改方案，计划3年内各级政府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项改革；4月，新医改方案最终敲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11月，国家发改委公布《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规定将按照“医药分开”的要求，改革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逐步取消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价提成，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　　中国新医改的特点是医保覆盖率高、基本保障目标明确、保障范围全面扩大等。然而，全民覆盖的医保体系资金从哪里来？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公、医疗资源运作的低效率怎么解决？如何建立起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这些都是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难题，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挑战依然巨大。　　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世界各国都把维护公民健康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让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在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死者儿子翁强觉得，“天价医药事件”绝对不仅仅是几个阿拉伯数字的问题，“如果我父亲的死能够为推动医疗体制改革起到一点点作用，那我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而医疗卫生改革又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社会政策的“珠穆朗玛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特点，似乎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21世纪之前十年间，中国医疗卫生行业一直都在经历着一场痛苦而又值得期待的变革。“三座大山”：为学费绝望的人　　在21世纪前十年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除了医疗这座“大山”外，“第二座大山”就是教育——老百姓的上学就业问题。　　2006年夏天，紧张的高考终于结束。山西太谷一中理科考生陈力估出了600分的成绩，6月12日，他的第一志愿填报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正当一家人在为陈力的高考取得不错的成绩而满怀激动和喜悦时，陈力的父亲陈东生却越来越少言寡语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陈东生最后一次将家里的羊赶回羊舍，回屋盛了一碗饭后，就呆呆地坐在门口。近半个小时，陈东生没吃一口饭，也没与儿女和妻子说一句话。　　深夜，陈东生的妻子突然被丈夫的呻吟声惊醒，只见丈夫手捂着胸口，口吐黏液，脸涨得通红。家人以最快的速度将陈东生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两个多小时后，陈东生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医院诊断为农药中毒死亡。　　在医院，陈力曾几次追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陈东生只是说，自杀是因为对不起儿子，不配做一个父亲。事后，邻居和家人说，陈东生说的对不起儿子，是指陈力上学的事。陈东生的妻子说，丈夫总在埋怨自己没本事，连孩子的学费都没办法凑齐，一说起这些，他总会唉声叹气，愁眉紧锁。　　陈东生一家8口人，4个上学的孩子，两位70多岁的父母。陈家一共有6．4亩土地，1年种地的毛收入是2340元，加上陈东生贷款养羊的收入3000元，一共是5340元。除去种地投入、日常生活所需开支，陈家一年的纯收入只有1340元。而就是这1340元，却要给4个孩子交学费，还要给家人看病。　　据统计，当时供养一个大学生，其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加上书本及日常费用，一年的最低消费在一万元以上。照此情形，陈东生一家要用七八年的全部收入，才能供儿子上一年大学，32年的收入方能供出一个大学生。而陈东生家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正在读高中和小学。悲剧发生后，很多人都认为，陈东生是因为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才走上绝路的。　　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对一个城市中等家庭来说，也许算不得很重的负担，但对于农村的很多家庭来说，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陈东生之死，又一次使高校的高额收费与贫困家庭的矛盾集中地演化为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考上大学，对于苦读十几载的学生本人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本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而接下来上大学的高额费用又会把那些贫困的家庭推入到无边的痛苦之中。　　每年7—9月高考录取的时候，总有一些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陷入困境，引发悲剧。　　2002年8月，陕西宝鸡市渭滨中学丁炜考上大学，父亲丁平良面对每年7000元的学费，又因雇主拖欠工资，无奈中悲愤跳楼自杀……　　2003年7月，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的女儿考上大学，在四处筹借无果的情况下，绝望的景统仕喝下了大量农药身亡……　　2004年6月，四川省达州市郑清明在高考前夕因拖欠学校600多元学费，学校对他催缴，高考前又不给其发放准考证，在高考的前三天，郑清明卧轨身亡……　　200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王静娜考上大学，由于无力筹够学费，她在一条小河边喝下农药自杀……　　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因不堪承受家庭贫困压力，在宿舍卫生间内用毛巾上吊自杀……　　考上大学，皆大欢喜，足以托起一个家庭沉甸甸的希望，可是，面对沉重的学费负担，家人的痛苦甚至非正常死亡又使全家坠入黑暗。恰是子女的成功，使亲人走上一条不归路，当一种悲剧以喜剧来开始，当一种喜剧以悲剧来结尾，这其中该有多么的悲痛和无奈。　　一起又一起悲剧刺痛人心，人们不禁发自内心地控诉：学费为什么成了吞噬生命的猛兽？　　20世纪80年代后期，部分高校试行收取学费；1986年，高校学费为200元左右；1995年，高校学费上涨到800元左右；1996年中国开始实行并轨招生，当年学费一举突破2000元；此后高校学费一路上涨，到2005年，高校学费涨到5000元左右。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高校学费上涨了25倍。　　除了学费外，再加上住宿费、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左右，4年大学需要4万元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有的甚至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中国高校收费标准已经逼近、在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超过医疗、养老和住房，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而且从支付能力（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大学学费支出是世界学费最高国家日本的3倍以上。教育部官员曾不止一次说过，这么高的费用，客观上加重了家庭和学生的负担。　　在中国高校，有关部门也做过统计，1996年，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有几十万人；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100.5万，2000年增至142万；2006年，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20万人，其中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特困大学生100多万，高校贫困生比例达25%；另据调查，有25.5%的学生因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而不愿再升入大学。　　与此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据“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示，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2009年1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撰文中忧心忡忡地说。　　不光是上大学难，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老百姓子女的整个上学问题都是一大难题，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上学负担越来越重。　　有统计显示，2005年，在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孩子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一般要花费10万元；在北京市，如果从小学一年级算到高三毕业，按一般标准计算，一名学生如不交择校费，教育成本约为9万，如要择校，费用将在12—15万之间。一项关于“孩子的经济成本”调查显示，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这个数字还未将亲朋好友、社会资助及学校免费等的5—6万元统计在内。　　在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阶段，乱收费、择校费是加重上学负担的重要因素。要想上好的小学和初中，必须交纳数额不等的择校费或者赞助费，这已经是很多地方的公开秘密。乱收费的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捐款、补课费、赞助费、复习费、集资费、搭车收取农业费、危房改造费等等。在有的地方，赞助费在3—4万元，而某些大城市高达5—8万元。2005年8月，宁夏银川市一位叫秀秀的13岁女孩，因高达“10万元”的昂贵择校费而自杀。　　在2006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此前，教育乱收费已连续6年成为价格举报之首。有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里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现在抚养一个孩子实在太累了，父母赚的绝大多数钱都供孩子读书了。”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感叹。“孩子学习好，家长反倒愁，既‘盼’孩子考上大学，又‘怕’孩子考上。”吉林省农安县一位高中老师说：“一旦考上，家长就要借钱，不借钱的只占10%，不少家庭还得卖牛、卖地、卖房子，甚至有一半的家庭需要‘抬钱’（高利贷）。”“在农村，需要孩子坚持，父母支持，才能上高中。如果想考大学，多数要花一万元的择校费读重点高中。3年高中读下来，有些家庭就已债台高筑。等考上大学，家长想借钱都困难——谁借给你啊，即使4年之后孩子毕业，恐怕大多难以马上反哺家庭，借的钱什么时候能还？”　　上学把一些贫困家庭逼得“砸锅卖铁”，更有甚者被逼得“卖身卖血”。在青海省乐都县，由于农民收入甚微，一些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农民刘树通和老伴为了供儿子和女儿读高中、上大学，曾连续卖了十多年的血。《国家扶贫重点县乐都：千余户农民卖血供子女上学》，王圣志，王帆，新华网，2004年11月1日。　　中国老百姓最可敬的是，越是穷困越重视教育，他们把上大学当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于是乎才有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的豪言壮语，甚至不惜生命而走上绝路。　　自戕者的死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珍爱生命，而是他们哀莫大于心死——他们看不到事情的转圜之处，等不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可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只是某些主管部门没有主动向贫弱者嘘寒问暖，为他们排忧解难。太多的碰壁使得贫弱者陷入绝望，他们只能以死来表达满腔的无助、屈辱和反抗。　　2006年夏，当山西榆社考生陈力的父亲因担心无力支付大学学费服毒自杀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深表同情”，并指出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国家有一整套的资助体系。　　从1999年中国推行大学扩招政策的同时，国家也开始推行助学贷款制度。此后建立起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中心的包括奖、减、贷、助、免等一整套资助困难学生上学的体系。“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这是政府作出的重要承诺。特别是后来出台的“绿色通道”政策“绿色通道”政策是指考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无论手上有没有钱，先到学校报到，学校先安排宿舍，先入学。，有关部门作出承诺：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个考上公立学校的学生都能够顺利入学。　　导致贫困家庭父母因高昂学费而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缘于当地信息的闭塞。倘使那些父母知道有这些资助政策，他们也许不会选择走上绝路。　　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启动，当年就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这一政策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全部免除。随着义务教育的免费，义务教育真正回归到“义务”的本来含义，成为保障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　　同时，为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2007年，国家在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都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同时在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人力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21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振兴不首先是教育的崛起和振兴。　　教育是民生之基本。“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懂得贫弱家庭的孩子上学之难，就不会知道学费是多么昂贵。当一幕幕悲剧跃入眼帘时，需要相关部门更有力、更得力、更细致地工作，而不能让悲怆过后仅仅是遗忘。“三座大山”：从“精英分子”到“普通劳动者”　为供养一个大学生，家长们四处筹钱，让不少家庭“因教致贫”，而当千方百计上完大学后，“恐怕大多都难以马上反哺家庭”，一些家庭的忧虑成为现实。从2003年开始，中国老百姓不仅上学难，当上完学毕业了，就业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2006年春节临近之际，一个叫武小锋的人让中国名校北京大学名声大噪，只是这次出名让一些人觉得并不光彩。　　2006年1月，一个寒冬的早晨，在辽宁大连普兰店市安波镇的一个庄稼院里，寒风把纸糊的窗棂吹得哗哗作响。武小锋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将一大盆山楂从院子里搬到炕上，小心地挑拣、挖核，然后将七八个大小不等的山楂熟练地穿在准备好的竹签上。他要赶在早上7点之前，尽可能多地把山楂穿好，以备父亲在集市上多卖一些。　　2000年8月，武小锋考入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2005年7月，他从北大毕业，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回到家乡普兰店后，就只好帮助家人穿糖葫芦卖。　　“北大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怎么可能？”不光是武小锋不相信，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可现实是残酷的。经过媒体的报道后，多家用人单位向武小锋抛出了橄榄枝，最终，他如愿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武小锋的经历让人联想到了他的卖肉师兄陆步轩。陆步轩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陕西省长安县的农家少年，在当年高考时曾是县里的文科状元。但毕业后因为工作失利不得不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并在2000年租房子开起了肉店，成了卖肉的屠夫。　　堂堂北大，炙手可热，百年来头顶上那圈光环始终就没褪色过，其毕业生在公众眼中是当仁不让的社会精英。“北大才子卖糖葫芦、卖猪肉”，这事儿怎么听都那么别扭。　　连北大的毕业生都去做那些“提不上串的事”，就甭说其他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之难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难。“大学生应聘搓澡工、服务生、按摩师、保姆”这样的“大材小用”、“高位低就”的新闻不绝于耳。　　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了扩招之路，计划在2005年之前入学人口和适龄青年的比例达到15%——据说这就是区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分界线。从此，大学的门槛降低了，上大学并不是一件难事。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步子越迈越大，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在不断攀高。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而2005年就达到了338万，是2001年的3倍。到了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6万人，2008年高校毕业生达到559万人，2009年达到611万人，比十年前翻了近6倍。　　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揭开了“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情，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运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大操大办”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明显进步，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700万，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等等。　　四年大学毕业之后，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突然发现，找工作却成了难题。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只有70%左右，2001年全国各类高校毕业生中待业人数超过34.5万人，2003年达到63.67万人，2005年超过75万人，2007年有100多万高校毕业生无法实现当期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都出现了“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叹息，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不仅是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从2003年开始，整个中国的就业形势都很严峻。2003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已存的600多万下岗职工、近800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到2006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400万人。再加上两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成为中国的一个严峻考验。2009年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到2010年，全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而劳动力供求缺口却仅有1000万个左右。　　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也在下降。2006年一项调查显示，一半的大学生对月薪平均预期在1000元左右，部分学生月薪预期降低至800元，有的更低，甚至出现了“饥不择食”的“零工资就业”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说法也由是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跟大学生就业难相伴生的，先是考研热，接着是考公务员热。而考公务员已成为新的“国考”，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创历史新高，2009年国家计划招收1.5万余人，报考104万人，淘汰率高达98.7%。　　在当年高校刚开始扩招的时候，一位应届高中毕业生曾一脸兴奋地跟记者说，“幸亏我妈没早生我一年，要不然就赶不上扩招了”。不知道大学毕业之后，这位毕业生会不会希望自己早生十年，从而可以赶上统分统配的年代呢。　　十年间，中国大学生就业由不是问题变成了问题，从“天之骄子”到一些人“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生们十年走了个轮回。有评论说，“改革三十年来，全民最重视的是教育，但变化最小的还是教育”。　　就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有人列举出了“高校扩招、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企业用工制度不合理、高校专业设置错位、学生期望过高、教学质量下降”等九大原因。　　虽然中国的大学生总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大学”，而且用“千军万马踩着钢丝找工作”来形容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形势并不为过，但专业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毕业生总量已经过剩。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数量的35%，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数量的23%，而2004年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全国人数的5%。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仅15%左右，而美国为82%，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韩国、印度、菲律宾也在30%左右。鉴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大学毕业生依然处在“求大于供”阶段，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中国就业面临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局面，中国就业问题之复杂、任务之艰巨，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未有过的。　　尽管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社会上“大学生就业的冬天”已经叫喊了好几年，可是年年“冬天”年年“过”。　　在21世纪之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毕业生就业也从计划分配转向市场配置。因此，有关部门号召大学生们在就业时，一不要高薪，二要多考虑基层，三可自主创业；建议大学生们要更新自己的就业观念，不应一谈就业，就奔着“大院”、外企去，机关、科研院所需要人才，基层更需要人才——大学生要把就业观念从“象牙塔”转向“无围墙”，从“独木桥”转向“立交桥”，从“精英分子”转向“普通劳动者”，进而树立起基层意识、事业意识和奋斗意识。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如无“业”，则何“勤”？就业是民生之本和安国之策，政府部门应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让更多人实现就业，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各种机制都在逐步完善。如加大社会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对专业设置不合理的学校和专业减少招生数量；逐步减小高校扩招规模，加大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回炉锻造机制，建立灵活的再培养机制；2006年，中央14部门联合发出规定，大学生毕业没工作可纳入城市“低保”；2007年8月，旨在通过国家立法来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获得通过，扩大就业已从依靠过渡性的政策推进，进入一个建立长效机制的制度建设阶段。“三座大山”：安得广厦千万间　　“居者有其屋”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而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不断高涨的房价却令很多百姓都“望而却步”。看着城市中不断竖立起来的高价商品房，郊区盖起的豪华别墅，而人们却在排队抢购廉价房的场景，再回望那些辛苦一生却买不起房子的人们，只有一声叹息。“买房住房难”成了这十年间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第三座大山”。　　2007年12月11日，在第九届中国住房交易会上，一位叫梁克刚的行为艺术家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他戴着古代用来囚禁犯人的“木枷”，“木枷”上安装了一个“户型模型”，上面赫然写着“房奴”二字。梁克刚戴着“房奴”枷锁，头和双手被紧紧锁住，不断穿梭于住交会的各个展台间，频频到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展台前“抗议”。沉重的枷锁让他仿佛随时都有被压倒的可能，所到之处，一片“骚动”和“哗然”。　　梁克刚把这次行为艺术表演命名为《房奴》，意在使沉重压抑的“房奴”与房地产行业的浮夸、虚假繁荣、炫富心态形成强烈对照，以期使观者产生心理震动，引发集体反思。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奴”不是什么高尚的词。“房奴”是普通老百姓在高房价重压之下，对自身命运的一种自嘲。从2003年起，“房奴”这个词越来越为全社会所关注。在梁克刚“大闹”住交会的前不久，南京一位“80后”新婚女上网诉苦：买房结婚后，家里已经没有钱买菜了。此帖一发，引发了成千上万位网友的共鸣。对此，《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恰好也验证了这位女网友的哭诉：逾三成房贷族月供占收入50%以上而成为“房奴”。　　关于房奴们的生活，可以用“买房前”和“买房后”来划分，前后简直就是“两重天”。很多买房者在买房后，往日那种从容应对生活的良好心态发生了彻底改变，“压力、矛盾、迷惘”，这三个词是很多人在买房后的生活以及心理状态。在一项针对购房人群的调查中，购房后幸福感增强的人不到三成，更多的人则是感觉“压力倍增”，另有30%的人对购房行为“感到后悔”。　　“房奴”们身上背着房子，在享受着高薪、白领、有房一族等诸多心理安慰的同时，也承受着“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为此他们生活质量大为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　　“房奴”的窘迫源于不断攀升的房价和全民购房的狂潮，房价成为剥夺一代人的发展预期和吞噬两代人存款积蓄的“元凶”。从2003年开始，中国各大中城市的房价纷纷持续上涨。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4年全国房价涨幅达14.4%，比上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在上海，1999—2002年，上海商品住宅平均售价在三四千元之间，但到了2003年，上海房价“一路高歌猛进”，年初，购房者很容易在大华地区买到三四千元的房子，到12月上旬，即使花6000元也买不到一套该地区中意的房子。在2004年，上海的一个普通三口之家要买一套70平米的住房，按照当时的收入、房价水平，需要21.17年才能攒够所有的房费。　　在北京，1999—2002年，北京商品住宅平均售价在四五千元之间。到了2003年，房价一路飙升至每平方米六七千元，从2004年到2005年，房价上涨了30.6%。2006年第三季度，北京城八区普通住宅期房预售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9049元。对于生活在此的老百姓来说，按当时的收入水平，购买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意味着什么呢？有位网民对此有一个匡算：假如我是工人，没有下岗，一个月收入1000元，不抽烟、不喝酒、不结婚、不吃饭，总之，一分钱不花，并且在房价不上涨的前提下，要住上自己的房子，得连续工作60年，到那时已是快“入土”的人了；假如我是一个月收入2500元的公务员，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想住上这房子得熬24年，到那时都快退休了……北京一些市民不禁纷纷感叹：“两辈子我都挣不出这房钱来。”　　在南京，根据《南京日报》在2003年5月的报道，当时，该市房价“城中每平方米均价逼近5000元”。到了2006年10月，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均价已经达到9631元/平方米”。2007年，南京“新城区”江宁的一个楼盘，上午的价格为3900元/平方米，但到了下午就升到5100元/平方米。多家媒体报道了这则新闻，并称其“创造”了2小时每平方米房价暴涨1200元的记录，谓之传奇。　　在深圳，2005年平均房价为7000元/平方米，18个月后，到了2007年6月，房价涨到接近16000元/平方米。仅2007年上半年，房价就上涨了50%。　　大城市动辄每平方米均价过万元的房价，让许多老百姓“望房兴叹”。令人不安的是，不只是大城市房价狂飙不止，二、三线城市甚至西部地区房价也在大幅度上升。2007年6月，全国房价涨幅同比上涨7.1%，广西北海市以15.5%的涨幅位居全国之首，石家庄以9.4%的涨幅直逼深圳、北京，挺进全国五强，长沙、杭州等地房价更是频频刷新。几乎所有的二、三线城市都在上演着房价“新视听”，到2007年10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5%，创2006年以后的新高。　　对于中国不断攀升的房价，在2006年3月，北京当地媒体对购房者的现状调查显示，其中9成以上的人认为，房价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极限。一学者称，“房价已经上涨到疯狂的地步。”连广州市一政协委员都感叹，政府官员的25年房补也不够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　　中国不断上升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家庭正常收入水平。对于房价与家庭收入比，联合国人居中心的上限是3∶1，世界银行的上限是5∶1，而中国许多热点城市远高于这个比例。有人测算，以北京为例，2007年“房价—收入比”已高达21.9∶1。据《小康》杂志2006年引用的数据，美国房价收入比是3∶1，美国平均房价只有1100美元/平米左右，差不多只有8000多元人民币/平米左右，而中国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是美国的5倍还要多。　　在中国已购房的人群中，9成以上的人选择了按揭贷款，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一旦越过这条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而来自北京市建委的数据表明，低收入家庭仍是购房的主力，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在购房人群当中占7成以上，其中5万元以下的人群最多，占到了38.4%。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人撰文指出，上海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55%，北京、青岛、杭州、深圳、宁波等城市家庭债务比例分别达到122%、　95%、　91%、　85%、　79%，不少城市已经超过了2003年美国的家庭债务比例。　　“房奴”的窘境一方面来自“奴隶主”（开发商、炒房客）及其“帮凶”（部分地方政府、代理销售商等）的“役使”，另一方面也在于“房奴”们“自愿卖身为奴”，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自由选择。　　在2000年前后，一则有关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不同的购房观念的故事，在消费者当中不胫而走。一个中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存够了买房子的钱；而那个美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把银行的房贷还清了。这个故事被看成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差异：中国老百姓艰苦朴素、观念滞后，西方人豁达豪爽、乐于享受。这则故事让很多中国年轻人都改变了消费观念。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居者有其屋”的观念也根深蒂固，一辈子不管怎么奋斗，也得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中国，城镇居民房屋的私有率一直居高不下，已高达80%，而美国约是60%，英国是46%，瑞士是42%。　　在居者有其屋的观念影响下，提前和超前消费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房价攀高的主要助推者和受害者。　　自1998年中国启动房改之后，政府逐步取消了福利分房和微利房的土地审批，在住房供应上不再实行双轨制。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无房阶层只能自己掏腰包向开发商买房子。　　当房地产进入市场之后，住房市场化下的楼市价格就开始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也因此，学理性的分析认为，中国房价不断高涨的根本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是刚性需求：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不断发展，人口不断激增，自然引发对住宅需求的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房价不断上升。　　此外，居民收入增加、土地价格上涨、房地产投机等也是助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房价不断高涨的态势下，消费者一般都会认为开发商是罪魁祸首，这其中也不无道理。房地产的暴利已是公开的秘密，开发商和炒房者被认为是推动房价上升的重要动力。从2002年以后，房地产业连续3年居中国10大暴利行业之首。“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一位开发商竟然私下如是对记者坦承。　　这种暴利使得社会各行业纷纷进军房地产开发行业，房地产市场也往往被一些大房地产公司所垄断。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决定价格的并不是简单的供求关系。某些大房地产商财大气粗，相互勾结，往往拥有一定操控市场的能力。只要房地产商有控制房价的能力，哪怕利率和土地价格提得再高，他们也很容易把这些负担转嫁给购房者或者政府。　　老百姓一方面在承受着高房价的重压，另一方面有时还要忍受着一些来自地产大佬们的讥言讽语。面对“房奴”的窘境，一些地产大佬常常“出言不逊”：“成为房奴那是活该啊。”“商品房的供应就是应该只针对中高收入者。”“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商人没有义务为穷人建房。”……开发商们的每一次惊人之语，都在刺激着购房者们的敏感神经。　　在房价上升的漩涡中和“房奴”们的哀叹声中以及地产大佬们的狂言刺激下，房价的最终承受者——购房者也上演了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　　2005年前后，在房价飙升的步伐向二线、三线城市迈进背景下，北京、温州等地发起了合作建房运动。这场运动迅速地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其设想被广泛解读为：老百姓自己盖楼，开发商靠边站。　　2006年，一场由民间发起的“不买房运动”与持续走高的房价之间的博弈在深圳上演，引起数万人的响应。之后发起人还准备好主题为“房价真高、房奴真苦、房地产业真危险”的书面报告，力求将报告呈交给国家领导人。　　面对强势的房地产商和房价，那些所谓的“抵抗运动”无异于是螳臂当车，很难想象其能有多少实际的效用。虽然他们都由最初的意气风发归于最后的偃旗息鼓，但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呼声，却为房地产市场敲响了警钟。这些拒绝的姿态也折射出来“公民国家”的气息——当权利受到威胁时，可以就社会事务采取行动。　　高房价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一位人大代表说：“老百姓倾其所有，或者背负巨额贷款买房，加重了生活负担。这将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影响社会公平，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在2005—2006年中国房价连续高涨时，也是中国政府房产调控之年。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政策不断完善。仅在2006年，一年之内就连出10项调控政策、措施，包括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国六条”）、九部委“十五条”、“外资限炒令”、强制性征收二手房转让个人所得税等。　　在接近2007年底时，中国一路走高的房价终于有了些踟蹰：北京、深圳、上海等一度房价疯涨的城市，开始出现不同程度降温，不仅交易量下降，个别楼盘也明里暗里打起了折扣。在央行持续加息、第二套房首付提高、物业税试点等宏观调控政策下，房价是否已经出现拐点所谓的拐点，意指房价由升转跌，依据是各主要城市的房价由空涨向量价齐跌转化。的讨论也开始热闹起来。　　2008年的楼市，一开始显得“乱花渐欲迷人眼”，先是深圳、广州、上海等地传来了楼盘降价打折的声音，一些报纸和网站里，也开始出现楼盘打折销售的信息，买房子送汽车、送车位、送物业费、赠装修费等各种优惠和促销方式多了起来。2008年前3个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房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分别为0.3%、0.2%和0.3%，明显低于上年月均1.0%的涨幅。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居民购房意愿持续下降，楼市成交量在观望中陷入僵持、低迷。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出台，各大城市楼盘出现有价无市现象。对此有观点称：中国房地产业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阶段性拐点”。在数年房价一路高歌的涨声中，人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房价回落的曙光。　　2008年下半年，中国火热的楼市终于出现大面积降温。曾于2007年8月创造了中国房价之最的深圳，在2008年8月份，房价已经从18000元/平方米的均价跌至11000元/平方米，一年跌去三分之一还多，此间深圳已有40%的房产中介陆续关门歇业；一直坚挺的上海房价也出现松动迹象，一座位于上海普陀区的楼盘的成交价格，5个月内每平米降了8000元，跌幅近40%，另外上海12000家地产中介门店“蒸发”了将近一半，10万地产经纪人也锐减至4.5万人；北京地区房价在2008年9月份环比下降0.2%，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北京房价自2005年以后首次出现环比下降。2008年9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了3.5%，环比下降0.1%。房价在趋降，房屋交易量也在下滑，2008年7月，京、沪、深三地住房的成交量，仅为上年同期的一半左右。　　受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大环境影响，2008年下半年，中国楼市陷入疲软。2008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4%，涨幅比11月低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5%。这是中国大中城市房价三年半以来首次下降。经过近十年的快速上涨后，从2008年末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暂时进入一个调整阶段。　　2009年初，中国房地产经济颇显低迷，但进入5月份以后，房价又开始高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显示，2009年全国商品房价格上涨5%—10%，每平方米价格为4935—5280元。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在北京，10月份新盘报价比1月涨出5成；1—10月，北京全市二手房平均房价涨幅达到26%，新房平均报价涨幅达到54%，在个别区域，新房成交价居然上涨了182%。2009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全国各地的房价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上涨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房价和楼市似乎又进入一个“高烧”和“狂热”的阶段。　　如今，唯一能调动所有人热情的话题似乎只有房子。十年前开始做房地产的如今已经是行业龙头了；十年后，房地产成了黄金产业，卖衣服的、做香肠的、挖矿的、卖家电的，什么行业都赶来做房地产，好像都能赚到钱，房地产成为投资者的天堂。　　回望十年来的中国房价，在杭州有人算了一笔账：2003年我买那一套房3000元/平方米不到，现在是11000元/平方米。他的说法得到了报纸的证实：“1999年杭州房价1000元/平方米，2009年10000元/平方米。”《杭州房价十年期间涨了近十倍缘何一涨不回头》，《钱江晚报》，2009年10月29日。有人列举，1999年上海房价3000元/平方米，2009年很多楼盘达到30000元/平方米……在中国许多城市，自进入21世纪后，十年间房价基本上涨了十倍。　　中国房价十年期间涨了近十倍，说一路飙升并不算过分。虽然中间也曾有过观望，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螺旋式亢奋上升，而且似脱缰之马，看不到头。据说一位经济学家曾准确预测到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楼市崩盘，后来还预测到了2007年内地股市的暴跌，唯独他从2004年开始坚定唱衰的楼市，至今仍然坚挺。　　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近十年的涨势。有学者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房地产业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分别是1979—1990年、1991—1998年、1999年以后。从周期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是1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上个谷底是1998年，这次是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但随后房价却迅速出现反弹。　　在世界房地产发展周期中，美国大概为20年，日本为10年。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和行业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房地产发展周期更加复杂，一则是国家的行政干预力度较大且相当频繁，二则是中国房地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尚未完全显现，因此还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人们都在期盼下一个房地产低谷的来临，而当房地产业低谷即使来临了，中国老百姓也未必都能买得起房子。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特别强调，2009年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达到8.3∶1，大大超出合理的承受范围，在中国，85%的家庭仍然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　　房价已经高得超乎想象，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做了一个很黑色幽默的广告，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脱人们的房价重负：只要半个平米的价格，日韩新马泰都玩了一圈；一两个平米的价格，欧美列国也回来了；下一步只好策划去埃及南非这些更为神奇的所在；几年下来，全世界你都玩遍，可能还没花完一个厨房的价钱；那时候，说不定你的世界观都已经变了。为民立命：“治理时代”的先声　　自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政中国大政后，在中国每年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他们都会秉持一贯的做法——在中国基层行走慰问：2004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去了河北和河南，2005年两人分别去了贵州和河南，2006年两人分别去了陕西和山东，2007年两人分别去了甘肃和辽宁，2008年两人分别去了广西和江西，2009年两人分别去了江西和四川……每个春节，每到一个地方基层，“民生”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同群众过春节聊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每年中国领导人与普通老百姓一起过完春节后的一个月左右，一件大的政治生活就会如期而至，那就是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的“两会”。　　“两会”是中国“广纳民声、汇集民智、抒解民忧”的平台，作为每年的政治重头戏，全国“两会”历来被视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动态的风向标。　　2000年以后，在中国每年的“两会”上都能听到老百姓这样的呼声：让日子过得再“舒坦”些，“工资多涨点，物价少涨点”，房价降一些，医疗费用再低些，股市再稳一些……物价、住房、医疗、就业、保障等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往往成为“两会”上各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众多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提案，也都紧紧围绕着“民生”展开。　　在2007年全国两会前夕，一项调查选出了10个百姓最为关注的热点，这十大热点几乎涉及了所有民生问题。在2008年全国“两会”中，新华社在“两会”特稿中称，当年要破解的民生“考题”有12道之多。集中2002年以后历届“两会”的民生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关注社会公平，解决地区、城乡、贫富差距问题；　　建立健全医保体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稳定控制房价，让居者有其屋，解决百姓住房难问题；　　杜绝教育乱收费，减免义务教育学费杂费，解决上学难问题；　　促进就业，破解就业难问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公民生存和发展；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　　这些民生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亿万民众，属于百姓普遍关注的共同问题。这些民生问题反映的是公共诉求，凝聚的是社情民意，关乎的是百姓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同时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悖论，即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民生短板”亦为明显。　　21世纪前十年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论述的21世纪“头三十年关键期”的重要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在不断延展，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教、社会等各个层面。有人概括出民生的范畴是：“民生”二字大致包括了人民大众的“生计来源、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生命安全以及民生心态”等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民生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概念，因为人的追求是一个持续向上、向好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民生问题主要表现有所不同、有所重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基本解决了“吃饭”和“贫困”这两大问题之后，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衣食之忧。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民生问题主要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等，是全方位的、高层次的民生问题。　　有学者指出，“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尊严价值等各种正当权益。民生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公民受教育权、劳动权、生命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些都是人的基本权利。　　像医疗、教育、住房等这些都是国民生活的必需品，但进入21世纪后，其价格上涨越来越快，国民生活压力剧增。这些产品与服务有较大的公共性，仅通过市场机制很难保证有效供给，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保障这些基本的民权。　　而有分析认为，中国民生问题突出的根源也在于这些公共领域没有公共决策。公共政策需要通过国家的公共权力来协调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并根据公共利益，通过公共参与，达到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公共决策是一种利益调整和社会再分配，但中国一直都缺乏公共决策机制，没有真正的公共博弈和决策过程。　　说到底，解决民生问题有赖于公共决策机制的确立，而其背后却是民权的坚持与挺立。民权不张，则公共决策机制不畅，民生问题依然会成为难题。　　与不同阶段民生问题的不同表现相应，每届政府都有自己必须认真应对的挑战和奋斗目标。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时期中，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像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加入WTO等等。在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政府和老百姓的关注点就转移了，时代要求政府更好地承担起切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重大责任。　　2002年，从中共十六大顺利实现新老交替开始，增强忧患意识和亲民色彩成为新一届领导人的一个特色。观察新一届领导人的活动，亲民色彩和忧患意识一直交相融合。每逢天灾人祸，人们都能看到主政者们身先士卒，亲赴一线，和人民一起共渡难关的身影。　　“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强调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自从2003年3月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关注民生是温家宝总理施政的最突出特点。说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这第一机就是百姓生活，第二机还是百姓生活，万机加在一块儿，全都是百姓生活。在2007年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发表讲话时强调，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以来，中国的主政者们都时刻提醒各级干部要始终保持“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告诫干部“群众利益无小事”，时刻将群众的温饱冷暖铭记心头。解决民生问题成为中国主政者们的时代最强音。　　新一届领导人主政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一些结构性、制度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民生维艰同时并存，并开始调整工作重心，由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关注民生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及主政者们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也在纷纷出台。免除农业税、免费义务教育、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对低收入民众的生活保障体系、建立医疗和养老金保险制度、调整休假制度、颁布《就业促进法》、实施《物权法》、修改《劳动合同法》、出台《公务员法》、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这一桩桩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政策、举措，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会得到热议并获得通过。　　调控社会失衡，改写分配规则，修补民生漏洞，成为中央政府无可回避的责任。在党和政府不断出台各项有关解决民生问题举措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的治理，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解决民生问题。　　在中国每年的“两会”上，反腐败也一直是惯常热点。在21世纪前十年间，党和政府“铁腕反腐，从严治吏”，让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长春市原市委副书记田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多位高官纷纷“落马”。2003年，中国有13名省部级高官因牵涉腐败被查处，2004年有15名被查处，2005年有13名被查处。反腐关注点不仅限于高级官员，2006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的农村基层官员约两万余人。　　在2008年9月，中国先后有19名高官因重大公共事故频发被免职，这一年成为中国“行政问责年”。一系列的公共安全事件的集中爆发，暴露出一些官员严重的失职行为，让失职官员引咎辞职这也是一种保障民生的做法。　　毋庸置疑，政府必须顺应民意，集中精力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问题，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治恶扬善。而要想全面、有效、长期地解决公共服务和民生问题，治本之策是加速中国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　　现代社会已经向公民社会转型，公民社会要求政府更多地关注百姓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政府“治理（governance）”。和传统的“政府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理论认为：如果说“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