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韩国，在接见中国驻韩使馆和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时说，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单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速经济增长，是一时的，而人的智慧、创造力、聪明是长久的”。“国家的责任在于创造一个良好、自由、公平、创新的环境，让人民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这才是国家最大的希望。”《国家的责任和希望在哪里？》，赵健雄，《南方周末》，2007年4月19日。　　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不是某个阶层的事情，这既需要政治精英的创新气魄，也需要经济精英的榜样力量，还需要各种“草根阶层”的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每一个个体都参与到这场伟大的崛起、复兴运动中，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才能让国家和人民的光荣与梦想得到共同绽放。国脉民命：人民的梦想与价值追求　　作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思想力量或者说象征资源，国家荣光与梦想的召唤最终不仅要通过个人的冲动与向往才能实现，而且也是个人梦想最为根本的落脚点和支撑点。在那些国家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的光亮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成长历程，也可以看到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创造的冲动。在每一个光荣时刻到来的时候，都能洞见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一个民族子孙的冲动与荣耀。　　中国的国家光荣与梦想寄托着每个中国人个体的梦想，中国梦是由无数的个人梦想组成，同时也在构造着无数的个人梦想。　　人民的个人梦想总是和国家的大梦想紧密相连，人生的梦想也是要和国家的梦想具有一致性也才最好。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的个人梦想总是和国家的现代化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个人梦想里面带着浓重的“国家主义”倾向，让人们觉得只有对国家有贡献才会有个人梦想的实现，只有诸如发明创造、建设家园等才被认为是“成功”，纯粹私人的梦想被认为是“痞子生活”或者“道德堕落”。那时个人的梦想总是期待着国家的承认。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价值认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让个人的成功之梦逐渐从国家的规范当中走了出来。那些所谓“玩物丧志”的事情，也有可能成为个人梦想成功实现的标志，而那些与国家梦想一致的选择，也因为被涂上个人梦想成真的色彩而受到关注。中国社会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个人“造梦工程”。　　经过改革开放这场狂飙突进的历史运动后，国家对于个人之梦想、尊严、命运和权利的释放、关注和支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的国家光荣与梦想得到空前绽放，中国的个人荣耀与梦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呈现。长假休息制度、网络个人民意、全面建设小康、选秀风潮盛行……人民为实现个人梦想的自由冲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更多的农民在走向城市，寻求新的就业发展机会，创造自己的未来；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在追求财富的增长，寻求利益调整的机会；更多的城市白领和都市年轻人在努力工作，向着中产阶层迈进……　　有学者曾经提到，21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与价值意识已经由国家主义时代主流梦想控制和规训个人梦想，转变为国家尊重个人梦想、国家与个人梦想“共生”的协调关系。理想的召唤、资本的鼓励、形象的感染与浪漫的社会空间塑造，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个人梦想的重要特征。　　在21世纪前十年间，在一些人顺利实现个人梦想光环的另一面，还有一些人在为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遭遇了种种出人意料、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和命运。“佘祥林杀妻冤案”、“最牛钉子户事件”、“天价医药案”、“黑砖窑奴工事件”、“民工讨薪惨剧”、“黑心食品”、“杀人药品”、“矿难”、“车祸”、“安全事故”……盛世繁华的背后，在那些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一出出让人无法想象的悲剧在上演。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实现梦想的大众，那些被遗弃的可怜人群，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霜的人们，那些满腹积怨而误入歧途的失衡者……他们还生活在贫乏、落后、荒蛮的环境中，还在承受着令人心酸的悲苦命运。　　社会发展进步当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每一条支流都不能被抛弃，每一个个体更值得关注——每一个人的幸福快乐都不可替代，每一个人的悲伤痛苦都渴望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诸多不平衡、不和谐的隐患也正把社会推向一种失衡的境地。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诚信缺失、生态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很多人无法承受的极限。在一片世相纷繁、经济高歌猛进之中，如果能拨开迷雾，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改革的公平、自然以及社会生态建设的平衡及协调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有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国已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转变。“主要表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关注2008：中国改革新起点与大趋势》，苗树彬，方栓喜，《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28日。　　不平衡的经济、社会、自然结构，导致不平衡的矛盾冲突，让中国的民生仿佛在30年市场改革的高额成绩单面前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个人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一些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此一个普遍的解释认为，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从1000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既是黄金发展时期，也是矛盾凸显的时期，这不仅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可能遇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这是“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社会结构再度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社会成分日益复杂。也因此，一些人的梦想之路就很平坦，而另一些人的梦想之路就很坎坷。　　一个国家再伟大的成就，终究必须要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一个国家只有在人民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在21世纪前十年间，带领中国人民造出高峡平湖、辟开雪域天路的中国共产党，其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在普罗大众的生活琐事上，在上学、就业、看病、住房、养老等这些民生问题上。　　人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基本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人民的梦想也基本上是在按照这五个层次渐次递进和发展变化的。按照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部署，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实施“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短期内计划到2020年前，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因此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十年，中国人民在这十年的梦想也就是“全面小康”。　　全面小康涉及的内容包括各个方面，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老百姓最突出、最具体的梦想和愿望就是：“居有所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少有所学”、“学有所用”、“食有所安”、“风有所正”。这些最突出、最具体的梦想和愿望也都是基本的民生问题。　　中国在崛起与复兴的过程中一直在坚持着“中国梦”，所谓中国梦，是包括不再悲苦讨薪的农民工，是能免费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是可以看得起病的贫困家庭，是大学毕业后能找得到工作的学生，是能够呼吸到清新空气的城乡居民，是能够平等获得成功机会的每一位公民……　　振兴自己的国家，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国家的责任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平与安宁，以及惩治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逐步展开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反腐风暴、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措施，让中国政府在21世纪前十年间正走向一种亲民政治和民生时代，也是在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拥有一个中国梦。　　共和国的成就，有赖于共和国公民的成长；共和国未来的大厦，也同样需要每个公民增砖添瓦。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走上崛起之路，迈向伟大的民族复兴，而所有宏大的历史主题，最终都会归结为个人的细微命运。国家需要善待自己的人民，历史的评价标准都在于人民是否从中趋利避害，以达到求仁求德求爱求福之目的。国家既要有系万民于一身的勇气，也要有“一人不安，举国难欢”的担当。中国的崛起与复兴也定会让全体国人体会到其所带来的尊严与荣耀，分享其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和实惠。　　现实与期望并存，光荣与梦想同在。国家梦想与公民梦想并存，国家力量是实现公民梦想的基本保证。中国国家力量和公民力量的发展壮大，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拥有了一个中国梦，这个伟大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在未来也一定会得到“百花齐放”。柳暗花明：普天同庆　　公元1999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真可谓是“大事不断”。4月初，朱镕基总理访美，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4月末，万余名“法轮功”信徒围聚在中南海四周，酿成“4·25”围攻中南海事件；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震惊中外的“炸馆事件”；6月份，长江下游连续降雨引发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9日，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件皆出意外，让人防不胜防，但在政府精心处置、舆论遥相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支持下，并未酿成大患。　　同时，1999年也是“五四运动”80周年，更重要的是，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　　到了这一年秋季，一切阴霾都云开雾散了，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10月的神州大地，万众欢腾，普天同庆，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雨后初晴，空气清新，繁花似锦。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城楼红墙中央，悬挂着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彩色画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画像。天安门广场上彩旗林立，10万名少先队员、青年学生手持花束，组成红底黄字的巨幅“国庆”字样图案……　　50年来最大规模的国庆庆典活动将在这里拉开气势恢宏的立体画卷。中华儿女要在今天为祖国母亲献上最隆重的贺礼。　　上午10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庆典活动开始。在50响隆隆礼炮声中，200名国旗护卫队官兵组成方队，以铿锵的脚步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沿红色地毯向广场北端的旗杆行进。随后，国歌奏响，全场肃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在广场上空。　　身着中山装的江泽民主席乘国产红旗牌检阅车，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穿过天安门城楼，跨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在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的陪同下，检阅由42个威武雄壮、军容严整、装备精良、精神抖擞的人民军队组成的地面方队。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江泽民主席洪亮的声音在长安街上空响起。指战员们齐声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　　检阅完部队后，江泽民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他说，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　　江泽民主席以激昂的声音向世界宣布：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的艰苦创业，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0点36分，阅兵分列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走在最前面，随后，来自陆军、海军、空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的1万多名官兵和400多台战车、火炮、各种导弹等，分别组成16个徒步方队和25个车辆方队，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检阅。　　11点05分，广场上空响起巨大的轰鸣声，以空军航空兵为主体，陆军、海军航空兵联合组成的10个空中梯队低空飞过天安门广场，拉出一道道绚丽的彩烟。　　随着受阅部队的一批批通过，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礼台上的各界代表，看到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阵容，一次次热烈鼓掌。　　受阅部队走过，紧随其后的是群众游行队伍，在庄严的《歌唱祖国》乐曲声中，他们精神抖擞地向广场进发。在“国旗”、“国庆、年号”、“国徽”三个仪仗队方阵后，欢乐的游行队伍依次展示了“开国·创业”、“改革·辉煌”、“世纪·腾飞”3个主题，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鲜艳的服装，自豪的笑脸，别致的彩车，独特的模型，使天安门广场宛如彩色的河，流动的画，如诗的歌，沸腾的海。　　最后一辆以“奔向未来”为主题的巨型彩车驶过广场，14000名手持鲜花和气球的少先队员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向前行进。少先队员方阵来到天安门城楼前，放飞万只五彩气球，同时5万羽和平鸽飞向高空，少先队员们欢呼着涌上金水桥……观礼台上挥手如林，十里长街欢声雷动。　　50年岁月沧桑，50年风雨征程，当神州大地处处飞花之时，是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奉献使春风化雨。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在这个激动人心的金色日子里，全世界的华夏子孙，带着深深的爱恋和满腔的赤诚，向着天地之间放声呼喊：万岁，我亲爱的祖国！　　12点05分，国庆50周年庆典活动结束。　　此时，全国人民的心情都从上半年的一些“大事件”所导致的不安、愤怒、悲伤中调整过来，正在以截然相反的心情迎接1999年末的好日子，神州大地沉浸在普天同庆、四海欢歌的喜庆氛围中。　　国庆50周年庆典的欢乐气氛还没有消散，更具纪念意义的活动似乎还是接下来的迎接新千年庆典活动，虽然它不像“国庆50周年”那样规模宏大，但也深入亿万民众之心。　　千年等一回，世界各国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各项庆祝活动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北京的中华世纪坛在新千年来临之前建成，狂欢活动从1999年12月31日深夜在这里开始。23点45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中华世纪坛。还差五分钟就是2000年，这时江泽民站起来，充满诗意地对广场上的两万多名群众说：“二〇〇〇年到来的钟声，就要鸣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寥廓上空。人类文明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开启一个新千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江泽民讲完话，中华世纪坛倒计时牌已是“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0秒”。这时，数万人齐声高呼：“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顿时，“中华圣火”燃起来，“世纪钟声”响起来。从中华世纪坛到北京西站，绵延1500米的人群齐声歌唱：“你好，2000年”。　　这一夜，北京无眠，中国无眠，世界无眠。全世界约25亿观众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庆典活动。第二天的报纸用了很多词汇来形容当晚的壮观场面：“欢乐的海洋”、“载歌载舞”、“亮如白昼”、“狮舞龙腾”、“锣鼓喧天”……　　刚刚走完半个世纪的新中国，恰逢千年一轮的历史坐标，是机遇，也是挑战。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人民背负的是丧权辱国的沉痛，而在这一个千禧年到来时，中国人献上的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盛世。在人类新千年来临之际，江泽民主席在中华世纪坛上庄严宣告，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这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在世纪之交迸发出的巨大回响，也是一个国家迈向伟大复兴的豪迈宣言。　　迎接完新千年后，再过一个多月，中国人又要迎接新千年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了。柳暗花明：我向总理说实话　　无论是澳门回归，还是迎接新千年，1999年末的几件大好事并没有让37岁的李昌平感到一丝轻松和快乐。相反，他还觉得那是一段“极其郁闷的日子”。　　1999年12月6日，李昌平被任命为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昌平的“火”却怎么也烧不起来，他面对的是一大块“僵冰”。　　刚刚上任几天，两位70多岁的老人就找到李昌平说：“李书记，我们都快要入土的人了，为什么还要交那么多‘人头税’所谓的“人头税”，就是所有的农民税费按拥有的田亩缴纳后，不足部分按人头分摊下去，老人孩子都不例外。？请问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望着步履蹒跚的老人，想到他们全年交了900元的“人头税”，李昌平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给老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乡里的种田能手李开明也找到李昌平，说他明年打死也不种田了，因为1999年他种了18.3亩地，收粮18000斤，由于粮食市场封闭运行，只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国家保护价0.55元），就这粮食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　　要过新年了，好多人来到乡政府找李昌平，不是索要工资，就是讨债。全乡360个干部包括教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李昌平只好到处求人借钱，乡政府已经债台高筑，银行已经不敢再借钱给他们了，只能从私人手里借高利贷。　　李昌平还发现，1999年全乡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乡三级（村、区、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用来上交还不够。　　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和农业的脆弱，所有这些都压得李昌平喘不过气来。　　在不安和忧虑中，李昌平度过了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四，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报纸首页已经出现“民工潮提前到来”的标题新闻。李昌平在这一天走出家门，他想去看看本乡的百姓是怎样过这个新年的。　　外面的寒风凛冽，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一路上情景催人泪下：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人群，就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　　这位出身于农家、又有机会领导他的父老乡亲的乡党委书记，本来怀抱满腔热血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现在看到这一拨拨农民背井离乡、绝尘而去，不禁悲从中来。　　李昌平的“桑塔纳”小车也被拦下，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李昌平觉得这人说话太夸张，简直就是一个“刁民”。　　他决定到村子里面去查看究竟。每条公路的尽头都连着一个村庄，当李昌平走进去时，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悄无声息——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过年也没回来。　　在一家农户里，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李昌平说：“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　　上任两个月来，李昌平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再加上两个月以来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看来那些老百姓的“狠话”、“怨言”也不是没有道理。　　李昌平觉得应该做一些细致的调查工作。两天后，正月初六，他把14个人请到办公室里进行畅谈，这些人中有干部、教师，也有种田的和做生意的。不过他们都是李昌平少年时期的同学，李昌平想从老同学那里听到一些真心实意的话。　　“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李昌平的副手，一位棋盘乡的党委副书记这样直耿耿地对李昌平说。他说他在棋盘乡工作的15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上任时，个个发誓要当一个好书记，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　　李昌平听了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一位做生意的同学说，他“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一位同学，是个地道的农民，他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和少年时的同学畅谈完的那个晚上，李昌平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他拿起电话给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　　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况，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明白，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就在几年前，他也曾写文章，对当时的县委领导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质疑，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县领导。　　李昌平心里的话如鲠在喉，体会到说真话的苦楚让他左右为难。最后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当他提笔在纸上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从这时起，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他提起笔，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给朱镕基总理写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闪烁的灯光下，李昌平写出了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李昌平告诉朱镕基，棋盘乡的四万人口中，已经走了两万五千人。因为有80%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一百亩耕地中就有65亩被撂荒。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长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李昌平告诉总理，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简直重如“泰山”。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每年从农民那里收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　　李昌平对总理说，乡镇干部如“蝗虫”，棋盘乡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农民怎么受得了！”　　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而又触目惊心的数据描述了棋盘乡的“三农”危状：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凋敝和农村经济困顿。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李昌平向总理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李昌平太多的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去，他设想着这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这毕竟是个反常举动，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李昌平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2000年3月的第一个周，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农民负担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不禁怒火中烧。恰好此时县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他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李昌平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的气氛就顿时变得沉重了。接下来他的发言内容几乎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信。　　李昌平发言完毕，他的“不和谐”声音让领导很生气；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一阵后，县领导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县委的新决定和县领导的“正气”态度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那封信发了出去。　　信发出后，李昌平一边按照信里的建议思路着手棋盘乡的改革工作，一边静观其变、静候佳音。　　2000年4月1日，中央调查组的两位同志来到了监利县，他们没有惊动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头，在当地展开暗访工作。在此后的4天时间内，调查组走访的情况正如李昌平反映的一样，有的还更严重。　　中央调查组刚走，庞大的省市县调查组来到了棋盘乡，对棋盘乡的各项工作进行调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县检察院到李昌平工作过的地方调查他的经济问题；在县里开会，李昌平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基层干部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就等于告本地官员的状，就是给本地抹黑。　　5月8日，农业部打来电话，说朱总理等人在中央暗访组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办法，希望棋盘乡大力改革，年底再来检查。　　6月6日，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行到监利县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立即着手进行改革。至此，一场以棋盘乡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正式登场。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既得利益者做斗争，困难重重，李昌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荆州市委某领导定性为该县“不稳定的核心”。李昌平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在监利无法呆下去，他不得不选择离开。2000年9月，李昌平给县里递交了辞职报告。随后他孤独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他这个乡党委书记也不得不像自己当初治理下的百姓那样背井离乡去打工。　　一封信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李昌平的命运。之后，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像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真可谓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漂泊于江湖，欷歔中他的悲情结局让人感到悲壮。柳暗花明：中国的根本问题　　李昌平的结局可能太悲情，而他的悲情换来的却可能是更多人的悲喜。他让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如此般地关注过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他引爆了“三农”问题关注的新热点。正如他出走后两个月，在媒体组织的“2000年度人物”评选中，一位群众所评价的那样：“选李昌平（当年度人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不在于引发了当地机构的精简与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讲实话的基层官员。”　　其实，李昌平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早在1996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就只身来到河南，记录其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2000年结集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他在书中疾呼，改善乡村社会“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在2000年前后，引起轰动的“三农”著作还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　　中国农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城市的母体。农民的变动，就是中国的变动；农民的变动，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九亿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毛泽东很早就断言：“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的。”“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沉默还是怒吼，决定着一切朝代的兴衰存亡；农民是积极还是消极，决定着任何社会是前进还是停滞；农民是拥护还是反对，决定着所有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是存活还是死亡；农民是支持还是违抗，决定所有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李佐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月。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三农”如此之重要，而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的“三农”果真是到了如李昌平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岌岌可危地步了吗？甚至还如海外某些人所说的“三农”问题将导致中国崩溃那样严峻吗？中国的“三农”到底怎么了？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从1995年到1999年，中国粮食连续5年大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农业丰收，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理说这应该是农业形势大好的标志了。然而，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尽管对农业还有很多保护性的措施规定，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农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粮食连续5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则持续低迷达7年之久。种粮不赚钱，农民的主业似乎靠不住了，大丰收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现。拿“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来说，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9%，从1997年开始，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农民收入持续走低，1997年增长4.6%，　1998年增长4.3%，　1999年增长3.8%，到了“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到了可怜的2.1%。　　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2001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4.2%，　2002年增长4.8%，　2003年增长4.3%，虽然这三年农民收入较前两年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幅度和速度都非常缓慢，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2000年前后的3.23∶1。　　农民增收困难，收入连续下降，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种田甚至亏本，土地被撂荒，农村公共事业越来越糟，农民就业受到限制，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悬殊，乡镇机构人员超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腐败和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日渐突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所有的“三农”问题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暴露出来。多种迹象显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已然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说，“三农”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坦言，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问题最大，让他头痛不已。　　中国“三农”何以至此？除了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等这些直接原因外，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推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的“三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有分析测算，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征用、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二元”举措，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高达30万亿人民币！而这还不包括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信贷资金，也不包括过去农民为国家上交的各种税费。　　“我们欠农民太多。”“中国的历史应当记住：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要对得起为建国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农民。”《国家政策要对得起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周天勇，《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17日。　　虽然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却人为地把农民划分成为了“二等公民”。　　“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400元，却要征收200—300元/人的人头税，农民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这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③《誓为农民鼓与呼——专访李昌平先生》，李昌平，小雨，《南风窗》，2002年12月3日。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工人有工会，艺术家有文联，工商户有工商联，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是个例外，他们没有自己政治上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③　　由此看来，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历史问题，众多问题错综复杂，交织难解。　　“三农”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变化的市场因素和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还跟中国“三农”所处的新环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中国宣布总体实现小康，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生活费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到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低了13个百分点，新增部分消费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方面，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明显减少。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却更困难了。　　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这个数字却是不断减少。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增加的压力。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00年前后整个中国经济都处在相对缓慢的增长期内。在此阶段，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形势严峻，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工业品，大多数农产品也都存在这些问题。　　可想而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意味着70%人群的购买力低下，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就无法启动，扩大内需就得不到有力支持，消费品就会继续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工人下岗，经济不景气状况就很难改变，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全局，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柳暗花明：五千年来从未这么好过　　“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也成为中央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等8个省市开展费改税工作试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大多减少40%以上，但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弥补所有缺口，导致县乡财政困境加剧，义务教育投入锐减。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也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被提出来以后，专家、学者就积极建言献策，政府也不断出台各项政策，下达各种文件，提出了诸如高效农业、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撤乡弃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措施。这些措施不能说是没有效果，只是其收效甚微，有时成本甚至超过收益，一些具体的措施还会遇到数不清的繁缛困难，困难之大，有时足以让措施无功而返。　　“三农”问题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许多问题之间都相互联系，彼此派生，互为因果。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就现状而论现状，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其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不能表面化就事论事，只有出台综合性治理政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另有学者也指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抓住“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三农”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农民数量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尤其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中国农村有人口9亿之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至少有5.5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所以中国农村存在着4亿多剩余劳动力。以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计算，至少在40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而城镇（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综合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站在全国、全球范围内，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转移农村过剩人口、实现农民非农化。——国内立足国情，国际寻找优势；劳动力自由化，土地资本化；国家解放农民，支持农民，农民发挥自我主体功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农民非农化。——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大方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马泽文，《经济界》，2003年02期。　　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稳定繁荣之门的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农民收入增加，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三农”问题不会导致中国崩溃》，李昌平，中国学术引擎网，http：//www.80075.com/xingzhengguanli/200807/24174944.shtml。　　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清楚明了，作出正确的结论似乎也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关键是需要拿出面对问题和付诸行动的勇气。　　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发展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求“统筹城乡发展”。　　2003年前后，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支持农村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面貌，全党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这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2004年1月，一度中断了17年之久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　　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在农村改革初期，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　　年每年发布一个一号文件，曾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布，“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当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一个百分点。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在2004年，中央还提出了乡镇机构、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三项“配套改革”计划。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2004年中国农业得到了全面复苏。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高的年份。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后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2004年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年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转折之年。　　2005年1月，中央关心、支持“三农”的“一号文件”在春节之前就和农民见面。这给全国农民一个明确的信息：去年已经实行的好政策不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减，支持的力度还要加大。如此以便于农民抓住农时，尽早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经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9次提到了“三农”问题，篇幅之大比重之高，是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不见的。　　在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增长6.2%，农民收入增长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得以改变。　　2005年底，国家又出台了两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惠农政策。财政部宣布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惠及百姓的举措实施后，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可取消学杂费达150亿元，分摊到每名中、小学生身上，分别为180元和140元。　　在200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来临，12月29日下午3点04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议：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税种之一，无论是李自成“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还是“薄赋役、均田亩”的太平天国，农业税法常常对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到了2006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博物馆，这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尽管当时农业税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仅30元，但它却牵动着中国9亿多农民的神经。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农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学者秦晖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将会有存量式的增长。　　2006年春节，许多农民家庭都贴上了这样的对联：上联，开天辟地头一回；下联，种田不交农业税；横批，普天同庆。　　国家减免农业税之举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铸成一尊重达252公斤的青铜大鼎，取名为“告别田赋鼎”，并以长达五百多字的铭文记录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和表达农民们的感激之情。“告别田赋鼎”上有这样一句话：“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　　农民的负担在逐步减轻，农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民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中央的惠农政策还在继续出台。从2006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四年发布农业“一号文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三农”。　　特别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其中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给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传统体制的束缚，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让更多的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三农；如果说以往的农村变革着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立足于实现9亿农民的小康梦想。　　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7.4%。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达到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从2004年到2009年，在这5年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普遍被认为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学者马晓河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在2005年前后，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这一阶段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不由感叹，“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种田能手李开明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当时他曾去找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2000年打死也不种田了。而五年后的2005年，李开明竟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国家“三农”政策的欣喜之情。李昌平当初所治理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种一亩地可能要赔200元，而2005年种一亩地纯收入就有500多元；2000年农民外出打工如“洪水”，曾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又变成了“金疙瘩”；200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超过340人，而在2005年减少到了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开始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施城乡保障一体化的制度。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12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取消了二元户口划分，在这12个省市区统称为居民户口；2007年，公安部也开始抓紧《户口法》的立法调研工作；2008年，有关部门为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了大方向，将按照居住地进行登记，深圳等一些地方开始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不仅给外来人口以身份的肯定和认同，还为其赋予社保、教育、计划生育、公共交通等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发轫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大胆尝试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但发展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了当时“解放思想”的一次垂范。30年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次，人们的目光又投向了农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过去30年，以中央出台10份“一号农业文件”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接下来，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则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当年的小岗村改革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在于他们的“首创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农民有着丰富的创新能力和坚持不懈的勤奋毅力，尊重他们的创造，保障他们的权益，农村改革才能取得强大的动力。　　改革开放30年后，人们再次把关注目光投向农村，并从这里开始新一轮改革的攻坚，最终的获益者，将不分城乡，不论地域，而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　　在2009年，中国继续加大对“三农”的各项补贴力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多项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这一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继续保持增粮增收势头，实现了“三农”的持续稳定发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仍涉及“三农”，如此一来，这是中央连续第七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至此，在21世纪前十年间，从2004年开始，中国“三农”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了持续、有效的巩固和加强，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蒸蒸日上：我们的休假年代　　乡下人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城里人从一开始就比乡下人过得舒坦。当享受完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所带来的激动和喜悦之后，城里人发现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都不用去上班了。　　国庆50周年之前，1999年9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发《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新年为“全体公民假日”。其中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为三天（元旦为一天），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每年3个连续7天的长假。　　一下子就休息这么长时间，勤劳惯了的中国人有些适应不过来。在市场经济之前，人们几乎没有休假的概念。那时工作第一，既没时间也没钱来休假。特别是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在更多的中国人看来，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都把工作、劳动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闲下来，好像那样就会显得“懒惰”了。　　1995年之前，中国人都在按照传统的方式休假——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到了1995年5月，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工作5天，休息两天。双休日是对中国人传统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冲击。到了1999年9月，中国又推出了“7天长假”休息制度，使中国人每年的法定休息日达到了114天，几乎每年有将近1/3的时间都在休息。这对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又是一次更大的冲击。　　即使是不习惯，但还是有不少人想出去走一走。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长假到来时，席卷全国的假日旅游热潮令各方都始料不及。第一个长假里竟然有2800万人次出游；这似乎还不显山露水，到了2000年春节长假，有2000万人出去旅游；到了2000年的“五一长假”，出游的人数达到了破纪录的4600万。八达岭堵车7小时；华山游客被挤得动弹不了；泰山一天接客量达到创纪录的5万人次；张家界的游客找不到住处，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到了2000年的“十一长假”，外出旅游的人数达到了5980万。　　所有的休闲旅游场所都人潮涌动，人们尽情地享受假日的狂欢。每年这个时候人们连问候方式都变了，“吃了没有”被“去哪儿玩了”代替。这让人们发现，人生中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另一种休闲娱乐的价值，它让人更放松、更自由、更体现自我个性和价值。原来的意识观念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人不是工作机器，相反，工作只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闲暇时间的增多，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人们的休闲消费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用于餐饮、购物、旅游、健身、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与以前相比大幅度增加。仅在1999年国庆第一个长假，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了141亿元；2000年“五一长假”旅游总收入达到181亿元，“十一长假”达到230亿元。　　由于周末和节假日本来就是商业消费的集中时间，7天长假更是旅游、交通和商业集中消费时段，人们疯狂地购物、旅游、娱乐。从那时起，在每个长假里，商家们都是赚得“盆满钵满”。商家们惊奇地发现，原来7天长假里面竟然蕴藏着这么多的“黄金”。每个长假掀起的旅游消费热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新亮点，这时7天长假有了一个新的名称——“黄金周”，而“假日经济”这个词也开始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来。　　除了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满足外，“黄金周”里的“假日经济”成为长假制度的又一大功效，而这一功效，也正是当初长假制度设计者们所“处心积虑”的最大由衷。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中国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被终结，多个因素导致国内经济趋冷低迷。政府想启动消费，老百姓却拼命存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中国政府出了不少的招儿：20元的钞票问世，公务员工资上涨，利息税开征，高校开始扩招，就连股市也被启动了个“5·19”行情1999年5月19日，沪深两大股市启动了一波上涨行情，该行情持续时间长，上涨股票多，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次大牛市行情，被称之为“5·19”行情。。而通过长假制度给予人们充足的休闲时间，刺激老百姓经济思维从简单的“积累型”向“积累——消费型”转变，创造出一些新的需求，以此来启动部分内需，还真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让决策者们也颇感意外。　　长假制度没有辜负设计者们的期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个黄金周外出游客大幅度增加，中国的旅游业一时之间出现了井喷现象。继2000年后，2001年三个黄金周累计出游人数达到1.83亿。到了2004年“五一”黄金周，出游人数首次突破了一亿人次，使黄金周旅游迈上一个新台阶。此后的“五一”、“十一”出游规模都始终保持在了一亿人次以上的高位水平。从2001年到2007年，每年三个黄金周旅游接待人数从1.83亿人次增加到3.57亿人次，这相当于每4个居民中就有一人在黄金周期间选择出游。6年间，黄金周每年出游人数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4.3%，黄金周旅游日益成为大众化的消费行为。　　黄金周旅游在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01年三个黄金周旅游总收入达到736亿元，到了2006年，三个黄金周旅游总收入达到了1512亿元。6年间，人均花费水平维持在400元左右，6年时间旅游总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5.5%。同时，黄金周里的“假日经济”对交通、餐饮、商业的拉动作用显著。6年时间民航客运收入翻了一番，平均增幅达到14.9%，铁路客运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也达到9.1%。　　当然，政府的决策还经常会产生一些“非意图的后果”。黄金周不仅是“旅游周”、“消费周”，更是普通人的“休息周”，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黄金周不只是为了“黄金”和“周游”，而是为了更好地休息与休闲，享受生活，享受人生。而且这种带有强制性的休假制度，还能够有效地保证普通的工人、办事人员乃至农民工的休假权益。实际上三个黄金周除了春节特殊一些之外，其他两个可以说是为中国成功地推行了休假制度，黄金周的社会效益大过了经济效益。　　黄金周使“假日经济”一片繁荣，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黄金周存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上山看人臀，下山看人头，行走穿人缝，观景找人空”，这句顺口溜幽默地反映出集体出游的尴尬。　　每当黄金周期间，喷涌而来的游人，使得很多景区完全超过了其承载能力。一些景点常常出现接待量100%、甚至300%的情况，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环境破坏。一些热点旅游城市和景区还出现人满为患、住宿难、吃饭难、返城难的窘境。交通拥挤、服务缩水及成本增加等问题已制约了黄金周旅游的健康发展。近一亿人次在一周时间内频繁穿梭在有限的交通、旅游线路上，这种“大串联”式的旅游让很多人难以找到幸福感，使得黄金周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低质次旅游。　　而且还有人指出，黄金周本身并不能创造需求，它仅仅是将需求集中释放而已。由于长期过度强调黄金周的经济契机和“挖金”这一非常态市场扩张行为，导致黄金周一过，商家门前冷冷清清，在销售上明显缩水，一年时间平衡下来并没有增加多少收益。　　黄金周里商家的短期成本剧增，消费者所享受到的服务质量明显下降，政府公共管理费用增加，对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造成破坏，甚至造成“假日综合征”导致劳动者工作效率下降……这些问题让质疑黄金周的声音不断出现，有人甚至提出取消“五一”或者“十一”黄金周的建议。　　黄金周从稀罕逐渐成为常态，历经锤炼之后，其铅华褪尽渐显本色。2005年“五一黄金周”，节节攀高的旅游出现了滑坡，媒体借用婚姻的用语渲染道：“黄金周遭遇7年之痒。”北京市统计局在这个黄金周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8.1%北京市民不愿出行，理由是“节日期间人多拥挤，不能达到旅游放松的效果，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随后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提议取消黄金周制度，还有人大代表和民间人士呼吁要用“带薪长假”取代“黄金休假”，彻底给黄金周降温。　　黄金周遭遇的尴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出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网民支持国家法定节假日总天数由10天增加到11天，七成多的网民支持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八成网民支持保留十一国庆节和春节两个黄金周，九成多网民支持全面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2007年，黄金周在中国已经走过九个年头。截至2007年“十一”前，9年时间里黄金周累计旅游收入达到7440亿元人民币，中国各地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8.1亿人次。黄金周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大众化市场，成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假日制度安排。而就在这一年11月，国家发改委按照前述的民意调查，对休假制度作出了调整：取消“五一黄金周”的7天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3个传统法定假日。从此，一年三个连续7天长假成为了中国人休假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　　此后不久，2007年12月7日，中国《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出台。带薪休假规定提出，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中国人的休假制度又迎来了第三次变革。　　一项制度的出台，必然有其特定的背景条件。如果这个特定的背景条件随着时间的前进要发生变化，那么这项制度也必须发生变动——或是修正老制度，或是出台新制度，黄金周休假制度也正是如此。200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跟1999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金周这项特定的制度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2008年11月，国家旅游局又向有关部门提出“国民休闲计划”，以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旅游休闲活动中来。　　在2007年节假日调整之后，中国每年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总计已经达到115天，如再加上职工带薪年休假，一年中平均每个人休假时间将超过1/3，中国开始步入“假日大国”行列。　　尽管中国已步入“假日大国”，人们的假日生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居民休闲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中国人的休闲大多是有休闲形式，无休闲实质，中国带薪休假制度远未普及，休假人数仍十分有限。中国从“假日大国”走向真正的“休闲大国”之路依然遥远。蒸蒸日上：WTO时代的幸福生活　　北京时间2001年11月10日23点38分，时针指向全球瞩目的这一刻。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随着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木槌“嘭”的一声敲响，中国入世得到世贸组织的批准。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终于在这一刻跨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　　从会议开始审议中国入世议题到一锤定音，仅仅用了8分钟的时间，而中国却为此做了15年的努力。从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复关”中国政府曾在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由其“联合国常驻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从此退出关贸总协定。之后，中国“入世”谈判“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数不胜数。　　可是，世贸组织批准中国入世的消息传来时，天安门广场在夜幕中静悄悄的，没有人燃放礼花和高呼口号。而此前不管是7月13日北京夺得奥运会的举办权，还是10月7日中国足球队首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都有数十万兴奋的市民涌向广场狂欢和痛饮。　　这是一个漫漫“长征”的终点，但这又是一个崭新旅程的起点，15年风云扣人心弦，当“入世”成为现实的时候，中国将面对一个崭新的经济环境。这个环境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势，也关乎市井百姓的柴米油盐。《华侨报》称赞说中国没有为完成这件耗时15年的艰辛工作庆祝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因为入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体制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有大量艰辛的工作要做。　　关于“入世”，最多的一个提法就是“狼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每到中国“复关”、“入世”的关键时刻，国内都会响起“狼来了”、“引狼入室”、“与狼共舞”的惊呼声。这多少都让人感到有些忧心忡忡，甚至还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恐惧感。　　对于“狼来了”的提法，却有人反驳说，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发展世界贸易和经济的组织，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办事，成员方都可以得到发展。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是“狼来了”，而是竞争和合作的伙伴到了。　　“入世”究竟是“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还是“互惠互利”、“多方共赢”，“入世”后的实践才能给予证明。　　在经历了期盼、欣喜、担忧，最后归于平静的心理起伏之后，一切都趋于平常。2002年12月，在“入世”满一周年后，老百姓感觉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中国外贸也表现正常，进出口增长比预想的要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保持了200多亿美元的外贸顺差。入世前大呼“狼来了”的三大行业——电信、金融、农业，均在不安中安然度过。人们担心的进口汽车拥入、出口汽车受挫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国内几大汽车生产商却获得历史性的最好盈利，国产车消费市场增长率达40%。“入世”对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冲击，也似乎没让人感觉到带来什么“蜜月”。　　感受不到并不意味着变化没有发生，其实，入世一年里的最大变化是一般老百姓不能立刻就能感受到的。中国入世一年后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什么地方？一位民营企业家直截了当地说：“入世，那是政府的事！”此话虽然偏颇，但也说出了最大的实情。这一年，在政策环境方面，国务院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全面实施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各省市、自治区的十几万件地方性法规也得到清理或废止。对外贸领域的管理体制开始完全走向法制化。　　除了在政策环境方面作出重大改革外，“入世”一年后中国在承诺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这一年，中国降低了5300多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15%降低为12%，并取消了粮食、羊毛、棉花、化肥等8类产品的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管理。中国在审批外资进入银行、保险以及分销领域的步伐也明显加快。　　这一年中国也开始广泛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下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处理出口反倾销应诉、进口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等中外经贸纠纷。“入世”首年国外对中国发起58起反倾销案，46起应诉，应诉率为79.3%，比上年大幅提高，这为争取良好的裁决结果奠定了基础。　　“入世”一年对中国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而随着时间推移，各产业受“入世”的正负影响程度正在发生变化。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周年，为期5年的市场开放过渡期2001年中国“入世”时承诺遵循逐步开放原则，多数行业的放开在3年或5年内兑现。基本走完，就连中国最为脆弱敏感的银行业也已走完最后的过渡期。久闻楼梯声，终见人下来！5年后，“入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变终见分晓。　　在“入世”5年的过渡期内，中国首先积极兑现了自己的诺言。5年前，对中国作出的承诺，不少国外人士半信半疑。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引用成语表达了中国的态度：言必信，行必果。在短短5年时间里，中国平均关税大幅降低。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对工业品进口实施的平均关税从加入世贸组织时的14.8%降至9%，降幅达39.2%；农产品平均关税从23.2%降至15.2%，降幅达34.5%，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远低于62%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总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入世”承诺，中国2005年的关税降至10.1%，　2008年降至10%，而在“入世”前5年里，中国平均关税水平已降至10%以下。　　在服务贸易领域，包括金融在内的诸多重要敏感部门，中国同样严格履行了“入世”承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尤其是从2005年始，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加速，一些敏感行业，如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作出了开放承诺。　　法制是WTO对政府的要求。“入世”5年时间里，中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共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多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外贸经营权的彻底放开，是中国履行承诺中极为重要的一步。WTO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透明度和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已成为中国普遍适用的立法原则。　　“入世前，WTO对于中国而言是深海。当时谈判者和决策者仿佛是在山崖边上跋涉，面对这个浩瀚的大海，不知道其中的暗流和漩涡在哪里。现在很庆幸，当时决策者鼓足勇气跳海了。结果是越游本领越大、底气越足。”在“入世”5周年的一次演讲中，被喻为中国后WTO时代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作出了这样的感慨。　　5年践诺，风雨兼程，中国的外贸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入世”第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1000亿美元，第二年增长2000亿美元，之后的3年每年增长3000亿美元，5年年均增长达到29%；　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00亿美元，至2005年已经猛增到1.4万亿美元；2001年中国出口产品占世界的份额是3.9%，到2005年，已经占据7.5%；在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世界排名已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七位攀升到世界第三位。在“入世”头5年中，中国参与多边贸易的利益逐步显现，外贸出口连年攀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　　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外贸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日益提高，贸易拉动了产业的提升。在中国的整个出口产品中，绝不是只有服装、纺织、箱包、玩具等轻工产品和食品。事实上，中国的机电产品都已遍布世界，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摆在欧美的高档商场里。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截至2005年5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25378个，合同外资金额11615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近800个。到2006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也是就业水平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　　中国“入世”除了使本国大获利益之外，还给全球贸易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入世5年，中国进口了总共约2.4万亿美元的商品，外国投资者从中国总共汇出了579.4亿美元的利润。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世界银行估算，中国2001年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21%和29%，为周边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5年过渡期结束，“篱笆”放开了，对于当初高呼“狼来了”的汽车、音像、农产品、保险、金融、零售等行业并没有出现“不可承受”的“惨局”。　　当5年前龙永图为汽车业“过渡期”斤斤计较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个行业会这么争气。“入世”5年，中国汽车关税一降再降，汽车进口关税的不断下调以及高档汽车的国产化，使中国车市的价格也一降再降，让老百姓得到了大实惠。“入世”5年，中国轿车需求年均增长近四成。2006年中国汽车产销超过700万辆，其中轿车需求量达到400万辆，比入世前的80万辆净增320万辆，年均增长37.5%，增幅居世界各国之首。“入世”之后，中国国产车不仅没有全军覆没，反倒大举包抄，自主品牌异军突起，成为洋品牌强有力的挑战者。　　作为2001年中国“入世”之时的热点，人们对农业问题充满了担心。“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在占农产品贸易总额85%—90%的15类农产品中，有8类农产品呈现净出口增加或净进口减少趋势。水产品和蔬菜水果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主力净出口农产品，每年净出口额为几十亿美元；茶和咖啡每年净出口额为1亿—10亿美元。尤其令人惊喜的是，谷物呈现出净出口趋势。十多年前，中国还在大量进口谷物，但在“入世”几年后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大米、小麦、玉米等谷物净进口显著减少甚至净出口，这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　　老百姓对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可能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也懒得关心什么产业双赢，但他们的生活确实因为WTO变得更加美好。5年前，在“入世”的满怀期盼下，人们对未来做了各种美好的猜测；5年后，人们发现，有些事情不出所料发生了，而有些事情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想象。2002年2月，一部名为《WTO时代的幸福生活》的漫画开始在媒体上连载，在漫画中百姓期盼：外资商场是否遍地都是？电脑、家电、汽车会不会降价？超市里会摆满进口食品吗……如今，这些当初的憧憬都已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的身边。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行业内人士，都看懂了这个局面：一旦出现群“狼”环伺的局面，原先的“羊”也会主动向“狼”进化。“入世”5年里，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红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新的挑战。就像“大象闯入瓷器店”，入世后遭遇的一个严重挑战，就是与日俱增的贸易摩擦。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5年中国有15.13%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贸易措施的限制，在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产品遭遇到直接损失，损失总额达到691亿美元，占2005年全国出口贸易额的9.07%。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的贸易机会损失共计1470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国出口贸易额的19.29%。　　在世贸组织的成员中，欧盟率先对中国鞋类、纺织品等商品实施反倾销税。美国、欧盟还就汽车部件争端同加拿大联手起诉中国。类似的冲突，在南美洲甚至非洲都有出现。　　关于“入世”利弊的讨论，在“入世”后铺陈开来的事实面前似乎已毫无意义。正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专家龙永图所言，中国“入世”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非歧视原则，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建立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入世”为中国已经带来什么，还将带来什么，似乎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相对于经济数据上显示的繁荣，“入世”带给中国更重要的契机是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入世”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改革”，这是一种方式和途径，它锁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并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入世”后的涉途，中国赢得了利益、掌声以及喝彩，但中国仍在路上。蒸蒸日上：中国列车稳健提速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或者决策的实施，必然有其特定的背景条件。无论是1999年开始实施的黄金周休假制度，还是2001年作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终决定，这都跟当时的中国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2年至199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从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1997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虽然此阶段经济持续走低，但始终处于正常经济周期上认可的增长水平，并不是衰退，而是一种健康发展。而就在此阶段后期，国际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放慢。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亚洲，对中国的出口、利用外资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年中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也跌至20年来最低点。　　国际形势一片惨淡，在国内，由于此前宏观政策惯性和先前过热造成的生产过剩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到1998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了。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在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也就是从1997年开始，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连续4年下降。再加上1998、　1999年连续遭受的特大洪涝灾害，致使这两年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1%，降到了自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一年，中国经济也彻底陷入了经济周期中的谷底。　　1999年前后中国经济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此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国务院随后增发了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与普通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大项，也从1998年开始了全面市场化改革。　　在1999年，一系列对中国经济社会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措施开始实施。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国务院正式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9月，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措施开始实施，据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10月，黄金周休假制度也开始正式实施。　　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进入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转机，从1999年的低谷开始转向回升、复苏。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多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增速比上年加快了0.9个百分点。　　虽然200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不错的回升势头，但综合消费、投资、出口分析，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经济增长的后劲还很有限。进一步巩固复苏的基础，加大复苏的力度，进而走向繁荣，成为2001年和2002年中国经济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光靠继续维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远远不够，宏观政策工具已没有太多的调整余地，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利用复苏的机遇，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于是，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建设；2001年11月，尽管仍有不少质疑声音，但中国还是毅然决定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开始出台各种切实性的改革措施，促进农民增收，开启农村大市场。　　在经历了2001年“入世”后的第一个全球化元年后，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悲观者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2002年世界经济仍未复苏，而此时中国经济却焕发出了生机。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一切都让人们在热情激荡中奔往前方。在入世的第二年，中国不再是那个谦逊者和追赶者，她渐渐变得健壮起来。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全面复苏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32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出口总额达到3256亿美元，比2001年出口增长两成以上。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一齐拉动了2002年经济的高速增长，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万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0美元。　　2002年，中国老百姓从他们的衣食住行中体会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实惠。当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架到了长安街上，发现5分钟的时间里共有300多辆车从摄像机前驶过，其中挂着个性化牌照的以京F开头的新车数量占到了15%。　　2002年全国城镇又有一千多万个家庭搬进了新居，购房契税两次下调，住房贷款更加方便，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的消费新理念；“宽带极速之旅”入户，让远隔万里的家人能够在网上团聚；“按需办理”使“护照”不再成为少数人炫耀的资本；不用担保就可以透支，“信用卡”使国人的信用有了可以衡量的价值……在2002年，人们感到生活不再是生产之间的间歇，更绚烂的色彩，更自由的选择，诠释着生活的丰富内涵。　　2002年12月3日，从遥远的蒙特卡罗传来一个声音：中国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这个喜讯使每一个中国人分享到了继2001年成功申奥后的又一个喜悦。8年后，一个异彩纷呈的世博会将呈现在黄浦江两岸，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2002年最后的一天，12月31日，入夜的上海黄浦江被灯火点缀得分外璀璨，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气氛中，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的幕墙上，镭射灯光聚成了四个大字“建设小康”。　　建设小康，这是中共十六大为21世纪头20年中国发展规划的美好蓝图。“小康”这个20年来温暖着千百万中国人内心的梦想，再一次凝聚了人们热切的目光。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从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也许只有专家学者才能准确解读两者的差别。但对普通的百姓来说，小康就意味着日子越来越好。到了2020年，全面小康的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描绘这幅美景。只是生活水平的发展程度往往超过人们的想象力，有谁在1982年能想到20年后的幸福生活呢？“小康”再一次承载了中国人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20年的时间让十几亿人口走向全面小康，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中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年。当人们都满怀信心地去创造新生活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年刚刚开始，中国就遭遇了一场“非典”疫情冲击。谁都无法忘记那个春天，谁都无法忘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那是一场考验，残酷而伟大。详见第八章《生民——世纪初的大瘟疫》。　　2003年是大悲大喜的一年。虽然历经SRAS疫情、淮河洪灾、美伊战争和反倾销等重大不确定因素，但2003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令人惊喜地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经济水平跨上一个重要台阶。在这一阶段，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电脑、高档电器快速进入家庭，人们对于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上迈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全国人民为此欢腾鼓舞。详见第五章《突破——飞离摇篮的中国人》。　　在2003年末，比全国人民更高兴的可能要算东北人了。2003年12月中旬，已经下了五场雪的沈阳，完全步入了寒风凛冽的冬天。然而这个东北重镇在这个冬天里却到处鼓荡着暖人的热流，如春风化雨激荡着人们的心田。——12月，国家正式启动“振兴东北”的100个项目，总投资额为610亿元。详见第四章《制衡——重振“东方鲁尔”》。　　在整个2003年，国家都在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紧一批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加快水利、能源、交通等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三峡水利枢纽二期工程胜利完成，三期工程拉开序幕；西气东输东段工程成功贯通；青藏铁路正线铺轨顺利推进；西电东送规模扩大；南水北调工程东、中线开工建设；西部大开发继续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开始实施。　　在2003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像一根红线贯穿全年。在这一年里，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改革迈出新的步伐。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详见第十章《创造——科学与和谐》。，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成为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方针。2003年以改革特征明显、改革措施密集、改革观点新颖而被中外舆论界称为中国新的“改革年”。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03年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自1997年通货紧缩以来的调整恢复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在2003年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完全步入了新一轮增长期。这一轮增长期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中扩张阶段的繁荣期。　　如套用经济周期理论来划分1999—2009年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可以得出各个细分阶段的以下结论：1999年是中国经济在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中收缩阶段的谷底，总需求和经济活动降到最低点；2000—2003年是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中扩张阶段的复苏期，总需求和经济活动不断扩大增长；2004—2008年是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中扩张阶段的繁荣期，总需求和经济活动处于高水平运行状态；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整个经济运行状态开始呈下降趋势。详见第五章《突破——30年转折大调整》。三大痛殇：世纪初的大瘟疫　　在人类历史上，有三大痛殇常常威胁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生命安全，它们是疾病瘟疫、自然灾害、安全事故。　　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多苦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疾病瘟疫、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外侮入侵……这些灾祸总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痛殇。　　在21世纪前十年间，流感、“非典”、艾滋、结核、性病……各种瘟疫疾病时常来袭；水灾、旱灾、风灾、震灾……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发生过；车祸、空难、矿难、火灾、垮塌……各种主要因素在于人的安全事故也时而发生。　　2006年，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的中国国际第四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上，有资料分析认为，中国公共安全形势相当严峻：重大自然灾害频率高、分布广、损失大，由于特有的地质构造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造成1.5—3.5亿人不同程度受灾，1万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中国重特大事故频发，每年发生各类事故近100万起，死亡13万人，伤残70多万人，造成经济损失2500多亿元；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每年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万。《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万》，新华社，2006年7月17日。　　十年间，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天灾人祸。从SARS瘟疫到汶川地震，从交通事故到矿难事故，一次又一次，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不断遭受打击和戕害。有人说真幸运自己没有经历这样的痛殇，也有人说虽然经历了但总算挺过来了，可是不要忘记那些没有挺过来的人，还有那些正在挺着的甚至永远都只能挺着的人。　　在21世纪前十年间，2003年的春天，中国人过得既艰难又漫长。中国人在这个春天的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被一种叫做“非典”的病毒包围着。　　那时候，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医院的病房像纸糊的盒子，被不断涌入的非典患者撑破了……有报道说，在那段时间，医院的院子里、门厅里、走廊里，到处是躺着的、坐着的，甚至提着药瓶子满院子乱窜的发烧患者。　　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非典”几乎失控了，中国遇到大难了。　　2003年2月初，农历癸未年春节，广州这座南中国最大的城市，正沉浸在节日的喜气气氛中。当自然万物正在孕育一场春的复苏时，一场空前的恐惧和慌乱正在向广州袭来。　　2月8日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这一天，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种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根据广州移动通信的统计，仅8日一天，这条短信的流量就达到了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就在一夜之间，广州街道突然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酒店、餐馆及各种娱乐场所无人光顾，许多酒店里预定的饭宴都被取消了。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醋味以及消毒药水气味，很多人都戴上了厚厚的口罩。人们见面了都会“话不投机三句半”，能用手势的尽量都不会用语言，一听到有人咳嗽都会“唯恐避之不及”。　　更大的恐惧和慌乱还发生在医院里。在2月6日傍晚，广东一媒体的记者接到中山医院的一个报料电话：“知不知道中山二院、中山三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第三医院）都有医生病倒了不？是被病人传染的，可能就是河源、中山发生的那种怪病……”　　2月8日上午，记者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打听消息，在医院门口，医务工作人员不让进，说病区收满了病人，非常危险。记者顺眼看到医院里的人都戴着口罩，没戴口罩的人都捂着鼻子匆匆而过。就在记者和工作人员理论时，一辆救护车从其身旁呼啸而过，救护车一反常规地把窗户打开，里面的人全部戴着几层口罩……　　2月9日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四起，市面上已出现抢购狂潮。与那些恐惧的气氛和谣言相比，抢购狂潮的出现则又增加了人们的紧张感和慌乱感。2月10日，广东的《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政府公告，称广东出现一种“非典型性肺炎”，有一定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这是“非典型性肺炎”这个后来掀起滔天大浪的名词首次见诸报端，从此，“非典”正式成为中国癸未年春天的一个巨大痛殇。　　这天的报纸刚出街两个小时，一场抢购狂潮便开始了。“东川路市场所有档口都买不到白醋了”、“东川路上超市白醋、红醋、陈醋都脱销了，售货小姐说莫名其妙”。杂货店里刚回来的店长在破口大骂老实巴交的店员：“笨蛋！突然间这么多人买醋就该问问为什么啦，哪有卖6块钱一瓶的！”普通的白醋，竟成了杂货店最紧俏的商品，从10元到80元、100元，价格节节攀升。　　除了抢购醋外，一些药品也出现抢购风声。几乎所有的药店都人潮涌动，平时一大包十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罗红霉素、抗病毒冲剂在短时间内即告脱销。尤其是板蓝根，几乎是“有价无市”，供不应求。另外一些标有“抗生素”和“抗病毒”的药物也被抢购。　　十多年未见的抢购场面在广州这座经济发达的华南中心城市重现，让人不可思议，而怪病却依然只能是个公开的秘密。　　从2月中旬开始，一场新的抢购狂潮又开始了，除了抢购醋和药品外，广东省各大城市掀起了盐、米和水的抢购。那几天，各种版本的谣言在广东扩散。有谣言称“非典型性肺炎”是缺碘引起的，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就开始抢购碘盐；还有谣言称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联系到当时美国和伊拉克即将开战，好多市民在连夜排队买米买盐买油；另外还传言说一艘运载有毒物品的船只翻船，导致广东海域附近的海水污染，又促使市民们开始储水……　　这场恐惧和慌乱的真正起源要追溯到2002年11月中旬，当时在广东佛山市发现了两三个病人，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医院当作一般呼吸道疾病给予处理。其后，12月初在广东河源市又发现了3例病人，因为他们传染给了七八位医护人员，当地卫生局开始向上汇报。　　到2003年1月中旬，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又收治了同样的病人。广东省卫生厅开始高度重视，委托钟南山等医学专家组织调查。此前，6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一个病房观察过此类病人。那天，钟南山突然发现了一个他前所未见的情况：平常的肺部如同一只橡皮球，有气进来就鼓起来，气出去了就缩下去，然而，当时他眼前的这只肺，坚硬结实，仿佛一块塑料，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扁。钟南山同时获悉：和这名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都被感染了，其中还有5名医务人员。此后，“这个怪病”也就与钟南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因此成为了中国抗击“非典”疫情的英雄。　　就在钟南山等专家积极寻找救治方案的时候，1月30日，佛山市顺德区又发现了十几例同类病人，这些病人全部送入广州的几所大医院。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这天，广东“非典”疫情进入高峰期。作为广州最早收治“非典”病人的指定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所有医务人员只有200多人，但在2月1日至12日，他们收治的“非典”患者就有150多人。　　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唐小平后来回忆，“那几天病房忙得像是打仗一样”，11台呼吸机同时运转，150多个病人，个个高烧不退，39度的不稀奇，还有到41度的。为此，医院不得不把研究所的大型制冰机全部搬到病房来现场制冰，可依然不够用。　　尽管已经意识到“非典”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但由于经验的不足和最初防护措施的不完善，第八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感染，一个星期内，8名医生和12名护士病倒。　　“非典型性肺炎”病人开始大规模地传染给医护人员，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非典事件”的影响也由此扩大。　　2003年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的安民消息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下午，广东省一副省长带队到接收病人最多的三家医院慰问。在中山二院，一下车，所有迎接慰问团的医院领导、医生、护士全都戴着口罩和帽子，就像进了细菌实验室。中山二院院长在汇报时相当沉重和悲怆：“我们医院建院160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到了2月下旬，广东的“非典”疫情进入一个小低潮，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开始减少。这时很多人都以为“毒魔”就快过去了，但一场巨大的潜伏性瘟疫灾难正在向更广泛的人群扑来。　　从2003年3月开始，广州的“非典”疫情进入一个平静期，而在距离广州100多公里的香港却进入高发期。素以“动感之都”为旅游卖点的香港，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往日铜锣湾、港岛人流最多、商业最繁忙的地带，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所有人都躲在家中，尽量减少出门机会。　　3月20日，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打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美伊战争上，而中国的广州和香港却是中国人关注的更大焦点。在美伊战争和“非典”疫情的阴影下，香港的经济变得很不景气。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感叹，从未见到过港人的心情如此黯淡。　　香港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又到了一次逆境奋发的关口。受“非典”冲击，香港各中小学及幼儿园自3月29日起全部停课；至4月15日，香港淘大花园共有321宗“非典”个案。打开每一天的报纸，几乎每一版都刊有社会团体祈求平安、呼吁团结的公益广告。演艺界的明星都穿上了“共闯难关、永不放弃”的T恤，号召齐心“抗击非典”。　　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殉职，这是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被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除了这一悲痛的消息外，3月份的广州则相对平静。　　3月中旬至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现实中得到证实。同2月的广州、3月的香港一样，4月的北京街头也是愁云惨雾，行人寥寥。商场、饭店门庭冷落，关门歇业的不在少数，油条、豆腐脑的摊点热闹不再。　　自从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后，疫情突如其来，传染迅猛，一拨又一拨的“非典”病人涌向医院。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早点不去吃了，麻将不搓了，在公共交通上，只要有人咳嗽一声，身旁乘客都会全部弹到一米以外。在最严重的时候，都没有人去乘坐公共交通了，一位市民说：“那天我看见整整18米长的一辆300路公交车上只有两个人：司机和售票员。”警察们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闲，因为“打110报警的都没有了”。　　一些国际机构驻京办事处的外籍员工纷纷回国，中央各部委的工作也因“非典”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4%的北京人还在正常工作，13%的人开始完全在家休息，还有7%的人采取了灵活上班的策略，32%的人推迟或放弃了出差的机会。　　突如其来的“非典”打断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在北京春季的艳阳中，一想到新鲜空气中随时可能飘来致命的“非典”病毒，许多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惶恐和无助。　　“非典”大有蔓延扩大的态势，使得政府对于“非典”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正在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2003年3月，中国政府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刚刚成立，“非典”疫情堪称摆在新领导人面前的第一场“大考”，如果处理妥当，一场大危机就可以安然渡过，“非典”事件也有可能成为新班子更加致力公共事务的开端。　　4月3日，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还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但是有人调查却发现，在北京，仅309医院，至4月3日，就已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死亡6人。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4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议，温家宝要求定期公布疫情，用事实说话。此后，中国政府表态发生了变化，从“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变为“决定打一场硬仗”。　　4月14日上午10点半，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突然有人大叫“胡锦涛主席”，人们发现，一个熟悉的形象站在他们身边，许多人瞪大了眼睛：没错，就是胡锦涛主席！胡锦涛是在考察完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就直接来到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视察的。胡锦涛此次广东之行的首要工作是了解“非典”疫情防治情况，在与一线医务人员座谈时，胡锦涛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在胡锦涛视察广州的同时，温家宝总理在短短几天内分别到北京佑安医院等一线岗位，看望医务人员。之后，温家宝总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学生讲话，他无限深情地说：“总之，我惦记你们！我惦记全国的孩子们！我惦记全国的同学们！”　　在一南一北两个重灾区，一个“我揪心”，一个“我惦记”，两位领导人亲力抗击“非典”，预示着“非典”防治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13家研究机构共同研究，确定“非典”元凶为“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此疾病医学名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4月20日成了中国抗击SARS疫情的一个关键节点。这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早早地赶到了场，架好摄像机，摊开采访本，人们等待着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出现。可是，张文康并没有来，来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记者席有一小阵私语，高强很快开口说话了：“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北京市此前的疫情统计有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上报病例数字。”　　当晚，新华社发稿：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几天后，张文康卫生部部长一职被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孟学农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　　这一决定在政府中引起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海外媒体普遍视为是“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是对各级官员的“一次灵魂深处的震撼教育”。“非典防不好、乌纱保不牢”。自4月20日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再也没有哪个部门或官员随便说大话了。　　进入4月下旬，“非典”在全球一些地区愈演愈烈，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同类病例。而此时还没有研制出特效药，病毒却在不断变异。　　4月下旬，北京“非典”疫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连续十几天每天都有90到100个病例，最高一天达到150多人，佑安、地坛等传染病医院很快满负荷运载。祸不单行，在最需要的时候，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被感染，病倒在岗位上。一时间，到处是告急的声音，病床告急，医护人员告急，定点医院告急。　　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卫生部长，不仅开了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的先例，也让国际社会吃下一颗“定心丸”。对此，网络上出现了一首抗击“非典”民谣：“萨斯（SARS）病起，粤港传疾。处置失当，全国危及。主席揪心，总理着急。危难之时，授命吴仪。吴仪吴仪，无疫无疫！有了吴仪，定能无疫！无疫无疑，无疑无疫！”吴仪——“无疫”，民间善意的附会，却寄托着沉重的希望。　　4月28日，全军各大单位紧急抽调了1200名医护人员支援小汤山医院建设。这一天，北京各大火车站启用体温测试仪，装备消毒脚垫，这是铁路部门为防止“非典”病毒通过列车扩散而采取的新措施。　　北京的抗击“非典”措施表现得极为全面、集中、具体，相比之下，杭州这座西子湖畔的江南城市，其抗“非典”措施则显得有些“强硬”。自从杭州于4月20日发现3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后，杭州市政府一共设置了160多个隔离区，隔离了1200多人。杭州市市长介绍说，这是他从新加坡学来的经验。4月，杭州市长曾去过一趟新加坡，在那儿，他看到了吴作栋强硬的作风——“从现在起，只要被令隔离者不接我们官员的电话，不论他们是否违反隔离令，工商保安警察官员将立刻强制他们佩带电子追踪器”。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的防治“非典”措施也层出不穷，力度空前。沈阳市规定哪个区把疫情病人放进城，就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在陕西宝鸡，只要哪个地区有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该区领导将被就地免职……　　进入5月，中国“非典”疫情出现小幅回落，但仍处于高发期，抗击“非典”形势依然严峻。5月1日，经过8天的紧急筹建，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建成，首批156名“非典”患者从北京市15所医院连夜转移到这所医院。　　5月3日，北京市一名共产党员、护师因擅自离开岗位而被开除党籍，同时被解除聘用合同，这是第一个因逃避职责而被处分的医务人员。　　5月4日，这一天是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农大的青年学子中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他动情地说，我国有一句古话，叫“多难兴邦”，困难的考验会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这一天，北京“非典”时期第一例因随地吐痰被罚的张某，先掏钱接受重罚，之后拿出纸巾将吐在草坪中的痰擦干净。从这天开始，京城进一步加大对随地吐痰、乱倒垃圾等破坏市容环境行为的查处力度。　　5月8日，中国内地报告有“非典”疫情的省份达25个，台湾地区“非典”通报病例达到930例，其中13人死亡。　　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部法规从开始起草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只用了20天时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速度最快的一部法规。无疑，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肆虐，直接催生了《条例》的火速出台，该《条例》的公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5月9日是一个标志性时间，从这天开始，北京疫情大幅度下降，当天临床诊断病例48例，首次跌破50例，北京“非典”疫情开始稳步下降。当日，北京市宣布持续了十几天的“非典”上升平台期，已经下降到一个低水平阶段。此消息宣布的第二天，北京市民开始试探着从“非典”的阴影下走近初夏的阳光，街上行人开始增多，一度无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又开始有人排队。　　5月11日，北京疫情大幅下降已有两天，每天新增病例首次降到个位数。但有数据表明，中国农村“非典”疫情呈上升趋势，更有人担忧，山西、内蒙古等地疫情有向农村蔓延扩大的趋势。　　农村“非典”疫情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在北京，进入4月后，夜幕下，红白方格的编织袋显得格外醒目，一群群农民工涌向车站，仿佛春运重现。“要死也要死在家乡”，农民工都觉得城里的空气出了问题，开始纷纷返乡。统计显示，有接近400万的民工开始回乡，这使得农村的预防“非典”工作一下子严峻起来。防疫体系不健全、医疗条件差、农民自我防护意识差、信息通道不畅，一旦“非典”在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在山西，“非典”的突然来袭让这个煤炭大省有些招架不住，全省仅有几家医院设有呼吸科，而每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最初，当地决定了两所医院为治疗“非典”患者定点医院，由于病例增长过快，专用病房很快不够用。一名疑似病人前来求诊，由于新病房一时还没准备好，不能马上住院，患者一急，一把扯下接诊医生的口罩，迎面啐去。　　山西的种种困境，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担心的，“中国的许多贫困省份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和装备，来应付SARS的爆发”。　　继山西之后，内蒙古的“非典”疫情也让人忧心。5月中旬，内蒙古的“非典”病例已接近300，名列内地第四。河北紧跟内蒙古其后，5月14日，河北省11个地市均有病例报告。而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也已出现“非典”病例。　　值得庆幸的是，实际情况比预计要乐观一些，一份报告显示，从4月26日至5月12日，已确诊农村“非典”病例为155例，只占到同期全国总发病人数的6%左右。　　进入5月中、下旬，此前实施的各项措施开始全面发力，效果很快呈现出来。中国大城市的“非典”疫情逐步趋轻，抗击“非典”战役的曙光已经到来。　　5月12日是北京出现“非典”疫情以来康复患者出院最多的一天。同时在这一天，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全港各中小学分阶段复课，香港民众的正常生活逐渐摆脱“非典”的束缚。　　5月27至28日，中国内地报告新增“非典”病例仅4例。5月30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宣布，北京防治“非典”“五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　　进入6月，一切似乎马上就要云开雾散了，光明已经来临。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6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从13日起解除到中国河北、内蒙古、山西和天津市的旅游警告；6月15日，世卫组织将广东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疾病”的名单上除名。　　“非典”阴霾渐行渐远。在北京，大量的人们走上街头，商场的生意又红火起来，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又出现拥挤的现象，戴口罩的人也少了，饭局又重新开始，卡拉又开始OK……作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广州，人们的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　　历经4月遭遇战、5月攻坚战、6月大决战，北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　　2003年6月24日，这一天北京的天空格外湛蓝，空气格外清新，阳光格外灿烂。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取消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宣布将北京从“非典”传播地区的名单上除去。北京人一扫多日来积压在胸中的阴郁，兴奋而激动。　　2003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截至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中国香港累计病例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累计病例665例，死亡180人。　　2003年8月16日，中国卫生部宣布，北京地坛医院的最后一批“非典”患者康复出院，这是北京市和全国在院的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中国首都北京防治“非典”的医疗救治任务全面完成。　　在渡过了一个最漫长最艰难的春夏之后，中国终于打赢了抗击“非典”的保卫战。　　历史会铭记2003年的春天，记住在这个春天“非典”疫情带来的恐惧和慌乱，记住抗击“非典”斗争中悲壮的一幕幕。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境内发生的传染性疾病疫情主要有猪链球菌感染疫情、禽流感疫情、甲型流感疫情、登革热疫情、艾滋病等。与历史上大规模的传染病相比，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所带来的后果并不是那么严重，而之所以引起空前的恐惧和慌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疾病是一种新发的病毒，而且传染性极强，具有致命的后果，人类在当时还根本无法找到特效治疗方法。2005年，中国和欧盟科学家宣布，已成功找到15种能有效杀灭“非典”病毒的化合物，为合成“非典”治疗药物提供了新方法。　　“非典”时期，非常状态。一场“非典”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变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工作方式乃至对生命以及世界的看法。　　“非典”对中国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政治和法制进程上。在抗击“非典”疫情过程中，新一代领导人以过人的胆识和果断的决策，迅速扭转了抗击“非典”工作中的被动局面，“非典”成为中国一种“新政”气象的开端。　　“非典”的肆虐为完善法律体系提供了契机。“非典”疫情的国际性，促使中国的内政行为充分与国际接轨，政府广泛建立起应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纳入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都带来了深层变革效应。　　中国因“非典”而改变，人们经历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和感受，人们面对生命、健康乃至社会责任都有了新的思考和升华。在“非典”事件中，中国上了一堂危机管理实践课，自此，中国也逐渐建立起高效的危机管理系统，这一点在以后的突发性危机中逐步得到印证，尤其是在2008年的南方大雪灾和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及2009年的甲型流感疫情中得到充分证明。三大痛殇：汶川大地震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公元2008年，这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本是一个令人激奋、狂喜的年份。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中国人迈出了太空行走的第一步；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场狂飙突进的历史运动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决定未来中国人生活以及与世界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光荣与梦想都铭记在中国人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中。　　可是，谁又曾想到，这一年对于所有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来说会有那么多的震惊和悲恸。　　从年初开始，悲恸的事件就接踵而来。新春伊始，1月中旬，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1月23日，山东胶济铁路线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3月14日，“藏独”分裂势力在西藏拉萨策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4月，北京奥运火炬在西方几国传递过程中多次遭遇暴力冲击和破坏；4月28日，山东胶济铁路发生一起重大列车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4月至5月，全国部分地区爆发手足口病疫情；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6月，中国南方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末至8月，以“东突”恐怖分子为代表的“疆独”分裂势力频繁在新疆和其他一些地方制造暴力恐怖活动；9月8日，山西省襄汾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造成254人死亡，30多人受伤；9月，河北省“三鹿”婴幼儿奶粉曝出三聚氰胺污染事件，多个品牌奶粉受到牵连，导致近30万名婴幼儿受到伤害……　　天灾人祸突如其来，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血肉模糊的身躯，惊恐慌乱的眼神，声嘶力竭的叫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人们眼前浮现。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又有多少悲痛、多少感动被人民和历史铭记。　　在这一年的各种悲恸中，要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最为沉重，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以最大的勇气面对历史，以最大的悲悯应对现实，以最大的理性走向未来。　　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中午，一切如常，从四川、陕西、甘肃……到广东、福建、上海……城市的街巷，人流如织，乡村的田野，绿意盎然。　　四川，立夏刚过，暑气渐盛，以川西平原的天气来说，稍显闷热，但气候还是很适宜，人们都像往日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而就在此时，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从地底下轰隆而来。　　下午14点28分，大地突然颤抖起来。紧接着，山川开始扭动，一座座建筑，摇晃着轰然倒塌；从天而降的巨石，无情地砸向大地；漫天而起的尘土，遮蔽了烈日和长空；恐慌的人群，朝各个方向奔涌；揪心的哀号和裂肺的呼唤，让天地变色、草木悲吟……　　那一刻，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一座标志性的钟楼上，时间被永远定格在14点28分。　　“同学们，快跑！”生死刹那间，崇州怀远镇中学吴忠红老师扯着嗓子高声喊着，自己死死撑住已经变形的门框，催促同学们从身边冲出。当发现楼上还有两名学生时，吴老师又逆着人群跑向四楼，却再也没能回来……　　此刻间，在学校之外，工厂、农田、道路、桥梁、民舍、医院、商铺皆成废墟。交通瘫痪，通信中断，电力切断，建筑倒塌，山脉崩塌……　　四川省的汶川、北川、青川……碧水青山、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顷刻间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时间在这一刹那被定格，灵魂在这一刹那被震慑，鲜血在这一刹那溅得殷红……　　14点29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值班室里，实时监测机的屏幕上地震波出现剧烈振荡，“嘀！嘀！嘀！”地震报警器发出刺耳的警报。“是地震！”速报员一边喊一边跑去报告。　　数据很快整理出来，工作人员被面前的结果惊呆了。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消息：“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6级地震。”半个小时后，震级被修订为7.8级——5月18日又修订为8.0级。　　地震！大地震！特大地震！　　强大的地震波，震动四川，震动中国，震动世界——相当于5600颗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所具有的能量《汶川地震相当于56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千年不遇》，《华西都市报》据新华社，2008年6月20日。，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瞬间释放，迅速波及甘肃、陕西、重庆等16个省（区）市。中国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所有省、区、直辖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甚至泰国首都曼谷，越南首都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均有震感。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整个国家紧急运转。　　红墙之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磋商，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随即决定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66岁的温家宝总理任总指挥。　　16点40分，震后两小时12分钟，温家宝总理乘飞机离开北京，赶赴四川指导抗震救灾。　　汶川，一个并不熟悉的地名，随着电视直播信号迅速进入到亿万中国人的视野。　　在约两分钟的地动山摇里，成都军区作战部的参谋们从十楼的办公室冲到一楼的指挥室。14点32分，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中将口授第一道军区通令：部队立即就近展开救援。　　地震后第12分钟，中国地震局迅速通报至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20分钟后，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总部发出通报……　　震后5个小时内，成都军区投入8000多名官兵以及上万名预备役战士，抽调1.4万多名官兵投入抗震救灾。　　地震，一场空前惨烈的灾难，把全中国紧紧凝成一体。　　地震发生后10小时内，近两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已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大量官兵正通过铁路、空运向灾区进发。　　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电信、电力、交通等各个部门紧急启动应急预案，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迅速向四川调拨。　　“救人！争分夺秒救人！尽最大努力救人！”——灾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在心底喊着同样的声音。　　“汶川！汶川！汶川！”全中国都在心里呼喊，全世界的目光都向这里聚焦。　　5月12日成了一个黑色日子，留下的是黑色记忆。　　在与震中汶川县相距近百公里的都江堰市，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排排居民楼被荡为平地，偌大的框架式钢筋结构被拧成麻花状，空气中弥漫着粉尘的呛人气味。　　抢挖被埋群众的现场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焦急的亲属等候在警戒线外，每当遇难者的遗体被抬出来，人群中就会有人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扑到遗体上嚎啕大哭。　　在距离都江堰市区10公里的聚源镇中学，有近900名学生被埋在倒塌的教学楼瓦砾堆里。在学校操场旁临时搭建的急救点处，摆放着一具具白布裹着的尸体，家长和同学站在旁边，含着眼泪，无声抽泣。　　傍晚时分，天空下起了雨，雨声、哭泣声、救援人员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使得从瓦砾堆传出的呼救声几乎都听不到了。吊车一块一块地将水泥柱吊起，救援人员紧张地搜寻下面的地方。　　夜色降临，微弱的灯光中，学校操场上白布裹着的尸体越来越多，有的下面垫着门板，有的直接放在泥地上，白布之下，露出的是一双双苍白的光脚。　　深夜，孩子的尸体不断地被抬出，每抬出一个孩子，一群家长就哭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冲过去，但很多人失望了。接着等待，接着疯了般地冲向下一个孩子，无论他是否还活着。　　每有一个孩子死去，就有家长上去确认是不是自己的，撕心裂肺的哭声不时响起。许多死去的孩子，脚旁插着两根蜡烛，据说这是当地的风俗，是在给孩子守灵；孩子被运走时，响起了鞭炮声，据说这是当地的另一个风俗，是在给孩子送行。　　12日晚间，整个聚源镇的人都在聚源中学挖人。都江堰人民武装部的一位年轻人带着哭腔说，“救不赢啊，再来人也救不赢啊，死太多太惨了。”一个武警说，挖出了500多个孩子，大概200多个都死了。　　看着那一排排裹得像蚕茧一样的孩子尸体，望着那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校园，人们泪流满面。　　在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一栋主教学楼垮塌，这所中学的420多名学生中，仅有不到100人获救。　　靠近震中汶川县的北川县，这座县城已被强震夷为平地，公路崩裂，孩子啼哭，父母泣血。北川中学的主教学楼发生塌陷，21个教室里约千名师生，除个别幸运逃生外，大部分都被掩埋在水泥瓦砾之中，生死未明。　　在什邡市，山区有7所中小学校舍垮塌，千余名师生被埋废墟之中；3个大中型企业的厂房和职工宿舍整体垮塌，1000余名职工被埋……　　5月12日的夜晚是一个无眠无休之夜。不光是在都江堰、汶川、北川、青川、什邡市……在所有地震灾区，雨水和着人们的泪水和哀伤，无休止地洒向倒塌的房屋、滑坡的山体、悲痛的人群……　　依据“黄金72小时”的搜救定律，震后的前3天是搜救的最好时机。13日傍晚，成都军区先遣队徒步进入震中地区汶川县映秀镇；13日深夜，武警某部小分队率先进入汶川县城；震后第2天，救援部队进入所有灾区县城；震后第3天，救援人员进入所有重灾乡镇；震后第7天，救援人员进入全部1480个受灾行政村……　　这是规模空前的紧急集结。数日之间，四总部、七大军区、所有兵种和武警部队共约13.7万人云集灾区，投入救灾。中国军队大规模的集结调动，创下解放军军史和中国航空史上单日出动飞机最多、飞行架次最多、投送兵力最多的航空输送行动纪录。　　从专业角度讲，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灾害发生后实施大跨度机动部署，迅速投入10多万兵力，不亚于进行一场中等规模的地区性战争，但灾难救援要比战争更紧急，提前一分一秒就意味着一朵生命之花能够重新绽放。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害的能力如中国军队这般出色。“灾难中的拯救者”成为中国军人最突出、最刚毅的形象。　　当通往灾区的道路被打通后，各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得以迅速进入灾区。随即，从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战士，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防疫队；从国内近40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270多名境外救援人员……迅速汇集于“生命集合号”下，向灾区进军。　　在通往灾区的各条道路上，始终都有过不完的支援车辆，有的装载着救援物资，有的拉着开赴灾区的志愿者，大车小车，几乎所有的车上都贴着抗震救灾的标语，从车牌上看，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份的车辆。　　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心，“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生命至上，爱心无价。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咱献血去！”危难面前，亿万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位叫陈岩的商人，在地震发生后，他抛下客户，开车直奔都江堰，投入抗震救灾的行列中；山东省莒县洛河镇的10位村民，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颠簸四天三夜，行程3000多公里，赶到了灾区；江苏省私人企业家陈光标，不仅捐助了大量钱物，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民间救助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本公司调集了60台挖掘机，装上60台大型平板车，昼夜兼程，在灾后不到36小时内，从江苏开进到四川地震灾区……　　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成都双流机场、各大车站都前所未有地紧张、忙碌、拥挤和焦虑。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救灾物资、救援人员、志愿者、医护人员、新闻工作者汇聚而来，络绎不绝地赶往灾区。　　汶川大地震吹响了全体公民的集结号，激发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在灾区，这些救灾人员如同天使降落人间，抚慰着人们的痛苦，疗救着人们的创伤。　　进入地震灾区的救援人员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感人的救援故事，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人们，而同时，这些救援人员也被在救援过程中所看到的一幕幕感动。　　在北川县的一堆废墟上，救援队员发现了一名已经停止呼吸的妇女，她整个上身向前匍匐，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虽然身体已经变形，但脊梁却依然坚强，死死地撑住了坍塌下来的废墟。在她的身下，人们看到了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正躺在一条小花被里，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有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在汶川县城的一座废墟里，士兵们发现一位年轻的妇女，她已经满面灰尘、面色苍白地死去，而怀里还抱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婴儿。她弓曲的背，坚强地抵挡着巨大的木梁。当救援人员将孩子抱出来才发现，孩子脸上的血是母亲手腕静脉血管里流出来的。在诀别之际，这位母亲割断了自己的静脉，让血流的方向对准了孩子的小嘴……　　地震的前一天适逢母亲节，也许很多妈妈还沉浸在节日的温馨之中，然而残酷的天灾却摧毁了一切。灾难中，无数父母用血、泪、乳汁、爱和生命诠释了父母的伟大。　　在地震发生的一刹那，和那些普通而伟大的父母一样，许多默默无闻的教师，在生死关头也以自己的行动成就了不朽的永恒。　　在汶川县映秀镇小学，人们搬开垮塌的教学楼瓦砾时惊呆了：小学老师张米亚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孩子还活着，而“雄鹰”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　　在绵阳市平武县南坝小学，救援人员看到，已经死去多时的老师杜正香趴在瓦砾堆里，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紧紧地各拉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胸前还护着三个幼小的生命。　　在那生死的一刻，像这样伟大的老师还有很多很多。那些平时默默无闻的教师，在那一刻，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什么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面对巨大的灾难，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在等待救援的同时，也在用勇气和坚毅，传递着求生的信心。　　在什邡市洛水小学，12岁的小学生龚辉在废墟下咬破腮帮，靠喝自己的血解渴，一直坚持到救援人员的到来。　　在什邡市蓥华镇中学，一个叫邓清清的女孩被救出时，还在废墟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她说：“下面一片漆黑，我怕。我又冷又饿，只能靠看书缓解心中的害怕！”　　在北川县，46岁的妇女龚天秀，在被困的3天里，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在被营救过程中，由于右腿被水泥板压住，狭小空间里消防官兵无法施救，她就要来锯子和剪刀，咬牙自锯小腿，剪断筋肉，爬出废墟……　　发生在地震灾区的一个个自救、互救、援救的故事，不断撞击着人们的胸膛，一幕幕的悲情故事冲击着人们的视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湿润着每一个人的眼睛……　　在这场地震灾难中，应该记住这些可敬又可爱的人。9岁半的林浩把已经昏迷的同学背出废墟，又重返废墟背出另一名被掩埋的同学；在米171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中，坠毁在映秀镇西北的高山密林中，遇难者中有51岁的羌族飞行员，也有年仅23岁的士官；在风雨飘摇的索桥上，33名官兵用自己的身体做桥板，为上学过河的孩子们搭起“人肉桥”，让孩子们踩在自己的身上过桥；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江油市公安局女巡警蒋晓娟用自己的乳汁哺乳了8个灾区婴儿……　　在地震灾难中，还应该记住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的志愿者，那些站在献血车前等待献血的长龙，那些无数慷慨解囊的人们……应该记住的人很多很多，应该记住的故事很多很多……　　在大灾难突然降临的那一刻，爱迸发出最动人的力量。亲人之间，生死相依；师生之间，倾命相护；朋友之间，彼此激励。这些人和故事，让人们落泪，也让人们坚强。那些在废墟中闪耀着的人性光辉，像阳光一样照亮了天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坚韧和顽强。　　5月19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7天，为表达全国人民对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点28分，时间在这一刻又被凝固：国旗半垂，行人驻足，车流停歇，汽笛长鸣，警报刺响，山河齐哀，举国同悲……　　这一刻，全国人民为在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3分钟。全民族用肃穆和眼泪为在这次地震中逝去的人们送行。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的遇难者降半旗致哀，第一次举国为黎民百姓的逝去默哀悲悼。以国家的名义、以最高的仪式，为公民的大规模死亡哀悼，这是国家给予个体公民的最高祭奠，是对死难者最大的善，生命的尊严在此刻升华到了顶点。　　当3分钟的默哀结束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万名群众，面对国旗，自发地振臂高呼：“汶川挺住！”“四川加油！”“中国加油！”……发自肺腑的呼喊，声震长空，响彻云霄……　　当一幕幕感人的画面映入人们的眼帘，记入人们的脑海，植入人们的内心时，人们无法不为中国动容。　　尽管最佳抢救时限已经过去，但一个个生命奇迹还在上演。一男子坚强挺过108小时获救；一小伙受困124个小时被救出；一位被困了196个小时的60岁老太太获救……一个个在废墟中坚守的生命，在救援人员绝不放弃的努力下成功获救。“不抛弃，不放弃！”成为地震灾区搜救人员的坚定信念。　　余震、悬湖、泥石流、疫情……一个又一个艰险摆在人们面前；坚守、突进、奋战……一次又一次拼搏让灾区群众转危为安。　　擦干眼泪，继续前行，这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写照；举全国之力，支援灾区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灾后重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5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中央财政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5月27日，国务院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6月9日，国务院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这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一个地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条例，为灾后过渡性安置、调查评估、恢复重建等不同阶段工作提供行动指南和法律依据。　　在这场以抢救生命为重心的国家应急大救援中，中国的行政体系、军事系统以及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以充分的合作精神和方式，实现了世界救灾史上少见的迅捷、协同和高效。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救灾难度最高的一次地震灾害，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0个省区市417个县（市、区）、4667个乡（镇），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截至当年10月，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　　这次地震是由于印度洋板块向北运动，挤压欧亚板块，造成青藏高原隆升，高原在隆升过程中向东运动，挤压四川盆地，挤压产生的地下应力蓄积到了一定程度后，地壳破裂，从而导致了汶川大地震。　　同样是触目惊心的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让人联想到了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7.8级唐山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带走了24万多人的生命。32年过去了，人们的梦魇挥之不去，而汶川大地震的强度和烈度均超过了唐山大地震。　　在时隔32年的两次毁灭性地震灾难面前，除了无限沉痛与哀伤，人们内心的诸多感受已迥然不同。两次地震深深地铭刻上两个时代的历史印记。　　在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中国17个省级行政区的近4亿人躲避在简陋的防震棚内度日。在防震棚外，“批邓抗震两不误”的标语随处可见，时刻提醒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当时的媒体也很少提及军队和民众在唐山震区如何开展抗震救灾，而更多的是报道正在深入开展的“废墟上的批斗会”。直到3年后，人们才从新华社播发的一条简短消息中获悉，高达24万多人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32年前被视为“国家秘密”的灾情与伤亡数据，在汶川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就经由国家通讯社发布，成为海内外媒体滚动更新的快讯。随后的地震灾情以及抗震救灾情况等信息，也都通过媒体公开传递给国内外公众。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11天，中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实施，要求政府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　　在汶川大地震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正在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国。有人总结，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至少留给国人十大精神遗产：“以人为本；对生命的脆弱感同身受而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发现人性之美而更加心存善念团结互助；回归家庭相信爱；反省自身生态观、生活观和价值观的单薄与偏执；常识、专业知识和建筑质量都是生命的保障；再次见识举国之力和国际人道主义的强大；看到体制的优势也正视公民社会的缺陷；敬畏自然；接受更多的未来不可知性。”《“5·12”的精神遗产》，何树青，《新周刊》，2008年6月19日。　　在这次巨大灾难之中，人们不仅树立了灾难意识，更见证了人和社会的上升，看到了国旗首次为民而降，看到了生命之崇高、秀美，以及尊严。　　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创伤，而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各种自然灾害每年都在发生，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觞。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种类多且发生频繁，除现代火山活动导致的灾害外，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地震、台风、冰雹、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病虫害等，每年都有发生。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统计显示，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2亿人，需转移安置300多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000多万公顷，倒塌房屋300万间左右。从灾害区划看，全国有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都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灾害区域。《农户保险知识100问》，申杰，张娴竹，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不论是洪涝干旱，还是地质灾害，面对自然的暴虐，人类是十分脆弱的。但良好的机制则有可能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如果社会的应急机制健全，反应及时、准确，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拯救更多的生命。　　其实，在每次天灾发生之后，人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总结出新的经验教训，同时，灾难也总能够激发人类美好的面相，但灾难终将过去，制度之健全和人性之美善如何能凝化为持续的保障机制和稳定的道德信念，长久地嵌入人心，这更是对国人的考验。三大痛殇：让生命之光愈发鲜亮　　汶川大地震以前所未有地、集中地、暴发式地、猛烈地袭击着人们的感官、精神和记忆，成为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忘却的痛殇。　　在强虐的自然灾害面前，人显得异常渺小和脆弱，甚至无能为力。“天作孽，犹可违！”但“自作孽，不可逭！”天有不测风云，老天之错可以原谅，人类可以默默承受，坚强面对，但是对于人为制造的“祸害”，那却是绝不能容忍和宽恕的。　　2005年11月，中国北方已经进入寒冬季节，冰冷的空气总是让人们不愿意早早离开那温暖的被窝，而那些勤苦的学生却不能享受这点温暖，他们得赶早去上学。　　11月14日是星期一，新一周的生活刚刚开始。凌晨5点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第二中学上千名学生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外的222省道公路上跑早操。由于学校操场容纳不下全校一千多名学生跑操，除初一的学生在操场外，大部分学生都得在公路上跑步出操。　　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跑步，以使在这寒冷的冬天让自己的身子尽快暖和起来。　　大约是5点20分，一辆从山西黎城出发的已经连夜跑了8个多小时崎岖山路的大货车驶上了222省道。5点53分，这辆大货车行驶到沁源二中附近的镇工业园区，车的前方是一段下坡路。借助坡势，这辆大货车毫无阻碍地加速向前，而它的前方就是正在热火朝天地跑早操的沁源二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