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我们杂志是1992年创办的，开始叫做《女性研究》。是个理论杂志，办了三年，一直都不死不活。那时候差额拨款，马上就要停刊的时候，原班人马全都不干了。这时我们现任社长调过来做主编兼副社长。我们这帮人就是她招聘过来做经营的。然后，违背办刊宗旨，用《女性研究》的刊名办女性月刊的内容，一直办到1997年10月才正式更名为《女性月刊》。《女性月刊》改名以后大获成功，1998年我们杂志社社会声誉和发行量第一次达到高峰，发行量突破了十五万册。而三年前发行量只有五千册，在这五千册里，二千多册是赠阅。2000年我们就酝酿改刊名，2001年7月正式更名为《职业女性》。当时女性类杂志种类繁多，从《时尚》到《瑞丽》，都是女性系列的，办得非常成功，而且打的是高端。那么我们无论从内容到经济实力，在当时来看都赶不上它们，做不了这个行业的老大、老二，所以趁早就别做。后来我们把中国内地所有女性类杂志找来，研究究竟空档在哪里，发现内容没有空档，只能找读者群的定位。于是就定位在职业女性，现在看来，刊名改了肯定没错，定位的思路也肯定没错，惟一错的就是走得还有点早，早了两到三年。采访者：为什么说早了两到三年？段炼：就是说如果现在开始定位一本《职业女性》，不论是从办刊、包装还是定价，按照这个做法都不会差。惟有我们那个时候做还有点早，“职业女性”这个观念或者说是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概念。2001年在报刊上包括在电视台上，基本上看不到“职业女性”这个词。好多人都在问这个“职业女性”是谁，代表谁。现在清楚了，电视台有职业女性栏目，所有的报纸上都在提职业女性应该怎么样。概念出来了，自然杂志就好办了。采访者：《妈咪宝贝》在创办时据说是没有一分钱的前期投入，是第一本细分读者的小众杂志。这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当时你为什么有信心或者说敢冒险迈出这一步呢？段炼：风险的确也想到了，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机遇。1998年5、6月份我们在一次务虚会上提出，目前在内地，从育儿、孕妇到新生儿，妈妈看的杂志几乎没有。当时定位在零至十岁或零至十二岁的杂志全国有几十本，但是他们办的都是给孩子看的。真正给妈妈看，教给妈妈或是帮助妈妈解决孕期的问题，新生儿的各种护理问题的杂志内地一本也没有。而在港台及海外地区，香港有《亲子》，台湾有《妈妈宝宝》、有《妈咪宝贝》，日本有许多育儿类杂志，分得非常细。就觉得一定要办一个这种类型的。后来我们冒险用《女性月刊》的下半月版办了杂志，叫《妈妈宝宝》。1999年6月第一期上市，印了五万，实销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七十。这在期刊界是相当成功的。1999年中国期刊界有两个奇迹，一个是我们的《妈妈宝宝》一上市就成功，另一个是电影类的杂志。采访者：《妈妈宝宝》这本杂志后来就更名为《妈咪宝贝》，这是为什么？段炼：这是挺有意思的事。因为199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省有一个杂志叫《妈妈宝宝》，而且特别荒唐的是我们当时去商标局咨询了一下，人家说那个刊名在内地已经注册了商标。按道理我们就不应该再用了，但那时我们想反正不是一个正式刊名，我们先用。用它的名字容易火。但是我们忘了，用它的名字一旦打火以后就退不出去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们最遗憾的一件事。因为在2001年5月改名叫《妈咪宝贝》的时候，《妈妈宝宝》已经做了近三年，非常成功，在内地育儿类杂志里成为了一个旗帜性杂志。这时我们再改成《妈咪宝贝》的话，《妈妈宝宝》这个品牌已经被我们创好了，台湾省的《妈妈宝宝》只需进入就可以顶着这块牌子闯天下。好在市场还给我们留了空隙，台湾省的《妈妈宝宝》始终没有进入。一个原因是内地的刊号批不到，另一个就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合作方。后来它能够进来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去年（2003年）12月它出了第一期试刊号，今年到现在已经出了四五期了。虽然我们的《妈妈宝宝》当时给它打过天下，但是它没有接上。2001年到2002年隔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妈咪宝贝》已经重新深入人心了，现在我们应该还算NO.1。采访者：《职业女性》从内容到包装都很时尚，它和其他时尚类杂志相比有什么特点？最大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段炼：优势说不上，先说劣势吧。首先说《时尚》。《时尚》1995年以前就有。从创刊开始他们就自觉学习国外时尚杂志，走高端路线，瞄准中国高收入职业女性的定位。1996年初通过美国IDG引进了美国《大都会》的版权，搞了版权合作。这样他们把中国内地当时杂志最缺乏的东西补上了，就是图片。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引进了美国《大都会》办时尚杂志的理念，所以《时尚》一举成名，成为中国时尚类杂志的第一品牌。积累了这么多年，它的实力相当雄厚。这是我们没法比的。《瑞丽》的优势也非常明显，1996年开始和日本合作。那时基本是把日本百分之八十的版权克隆过来，全部是日本图片，到现在将近百分之六十还是日本图片。自己拍的图片和写的东西很有限。不过慢慢地也站住脚了。因为它走的系列是时尚参照，给出一些时尚的、已经成型的模式，所以它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我们也做不了，我不可能花那么多钱拍那么多照片。他们的优势还是比我们大，我们赶不上。但我们的优势，有一点，就是不和他们硬拼，人家走时尚的、走高档的，我们就中档定位，他定价20元，我定10元，他以图片为主，我不以图片为主。因为图片是我的劣势，那我就把照片放在其次，以内容为主。内容我也不走完全时尚，我不是告诉我的读者你应该怎样去打扮怎样时尚，哪些东西是你参照的时尚系，我们不做这些，我们走职业。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我们关注你的心理、你的生理、你的家庭、你的职场等方方面面，然后就是关注这个读者群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情感。这构成内容的两大块，一个是职场，一个是情感。采访者：现在的读者群流动性比较大，《职业女性》怎样稳固现有的读者，同时又去争取更多新读者呢？段炼：其实对所有杂志社这一点都是最难的。《职业女性》这块的读者最不忠诚。因为她们年轻，追求上进，她们有钱，所以她们见了更好的就会抛弃原来的东西，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这使所有的杂志社都头疼。我们想通过订阅，但是订阅发展不起来。包括《时尚》订阅量也非常小。基本都是靠市场零售。但是市场零售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读者忠诚度不够。第二部分第27节 一切为了读者(2)采访者：你认为一个市场化的刊物，报人和读者应该是什么关系？段炼：应该说从1995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明确地意识到，办杂志是办给买杂志的人看的，不是办给编杂志的人看的。那时候我们开会批评编辑，因为编辑还是处在过去的编辑状态下，市场观念不是很明确。他们一直认为，我觉得这个杂志应该这么编，这个栏目怎样设计，从来不想我的读者究竟想要什么，我应该给我的读者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那时就天天开会和编辑吵架，编辑与发行之间的矛盾挺严重。好在当时的社长比较开明，坚定地支持发行部门和销售部门。销售部门只要说了，编辑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去做。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其实,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产品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不要讲编辑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就是为读者做一个最人性化的、最好的、最需要的、最喜欢的东西，这是你惟一的权利或者说是你惟一的责任。办刊的人就是这样。采访者：2001年杂志社的两个期刊《职业女性》和《妈咪宝贝》分别独立，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行业上的很多报业集团都在走多元化的道路，职业女性杂志社有没有计划扩大业务范围，新办一些刊物？段炼：所有期刊都想再办新的刊物。但是这和别的行业不一样，不是说你去注册一下就行了。国内的刊号卡得非常紧，没有刊号多少想法都没用。我们现在希望把这两个月刊再办成半月刊，但这样的话需要一些资金，难度比较大。从别的角度我们倒是在做一些。比方说经营方面，我们建立邮购，在杂志上建立几个邮购页，做了一些尝试。然后，我们发现国内妇婴用品这一块市场非常大，又没有专门的、大的连锁超市，只有一些小商店。一家一户小商店的竞争力和对市场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我们分析，只有建成非常大的妇婴连锁超市，才能带来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去年和广州一家专门做妇婴用品的代理商合作，出了一些资源，建了“卡路比连锁妇婴商贸公司”，专门经营妇婴用品。现在全国已经建了六家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原来的杂志邮购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这个商城现在有两千至三千种产品，将来应该有六千至一万种产品。如果做到那么多种商品的话，那就有可能做成第二个“卓越”（著名购物网站）这样的网上商城。但我们销售的产品是针对孕妇或是三岁以下的婴儿和他（她）的妈妈。这类商品可以有保健的，有食品、营养品，还有玩具、图书、音像制品等等。采访者：很多纸媒体都在尝试与网络合作这种模式，你怎样看待这种趋势在国内的发展前景？段炼：这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购物已经被很多职业人士认同了。“卓越”逐渐进入赢利状态就是一个证明，包括“搜狐商城”，赢利状况也非常不错。我们作为平面媒体，再做一个商城，优势有几个方面：一是宣传商城时间可能要短，因为我们的宣传容易在读者群中产生效应，也就是点击率应该很快会上来。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者是一个很成熟的母婴用品经销商，所以我们不需要建立庞大的后续服务系统，比如说仓库、配送。“卡路比”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我们只负责网上销售，由它负责服务，成本相对来说要小得多，比我们自己建立成本大概能少百分之五十。采访者：你刚才提到资金是发展中的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到仿效《时尚》或是《瑞丽》那样引进资金促进发展？段炼：我们也想过，从2000年开始，也谈了五六家投资方。但这东西和结婚一样，不是可以一厢情愿的。有很多越不过去的坎儿。首先就是不论是《时尚》还是IDG，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越过了法规政策的界限。但是，为什么他们做了我们没做呢？也是由于各自情况不一样，机缘巧合不一样。我们仿效可能就做不成，我们用他们的方式或是我们认定的方式对方可能接受不了，或者对方的想法我们接受不了。说到政策，首先就是刊号。国家规定刊号必须是国营。第二，根据2000年国家颁布的有关17号文件精神，媒体不得和有外资背景的机构合作。即使有合作，国内的媒体必须控股。第三，就是资本不得对内容进行控制。把这三条亮出来严格执行的话，基本上任何一家媒体都和外资合作不成。想找一种变通的方式，应该也有，但变通的方式应该也是违规的。是不是违规？是不是变通？这两个关系我始终没有处理好。采访者：每个新的行业在意味着成功机遇的同时也暗藏许多困难，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适应这一切变化和对待困难的？段炼：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没别的想法，既然进了杂志社就要把它当成饭碗。它要是办不好，我们就没有饭碗，还得出去找。就这么一个目的。不遗余力，有时候也不择手段。知道哪里能卖杂志，就去那儿。我们当年进北京地铁的时候，那真是跑烂好几双鞋，天天喊“大姐”喊“大妈”，大概有半个月，磨呀磨呀，终于松口了：“你们的烂杂志，那你们自己发吧，我们也不管了。人家愿意给你们卖，能卖动，就算，卖不动你们也别再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自己扛着杂志送，从几十本开始送，一直到1997年年中，我们杂志成为地铁杂志中销量最大的一份，当时销到四千多本。然后，我们提出把杂志交给地铁发行。当时地铁从客运段站长、段长，到地铁三产的总经理，到书报刊的主任，一大圈人请我们吃饭，说“真欢迎你们把杂志交给我们销售”。我们当年在地铁是畅通无阻，不管到哪个站只要说我们是《妈咪宝贝》杂志社的，他们都说“呀，你们真牛呀”。还有一个沾光的事就是，我有两年坐地铁不用买地铁车票。采访者：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经过这些年的奋斗，你觉得自己现在成功吗？段炼：应该是没成功。从产业来说，做成一个很大的、不败的产业那才算是成功。采访者：从现在来说，到哪一步才算是成功？段炼：要是真正把期刊刊号放开了，靠自己的能力，在竞争中办了比如说五个期刊、七个期刊、十个期刊，而且都办得很好，这可能找到成功的感觉。但是现在，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刊号竞争不下来，这是被保护的。所以在壁垒中所谓的竞争还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在这个企业还这么小，成功对我来说还是很远的。采访者：你在《职业女性》杂志社期间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段炼：最大的成就是这两个杂志还没死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它们办大。本来应该比现在这个状态还好一些。“办大”指的是综合的，像我们的《妈咪宝贝》，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弯路，那从发行量、从思路都应该比现在还好。《职业女性》如果没有政策上那么多限制，1995年从我们一进入，就能够叫做《女性月刊》，能够正大光明去办，肯定比现在强。采访者：那么你希望把杂志社办成什么样？段炼：希望办成美国的《时代》、《财富》那样的杂志社，机构遍布全球。产值一年可以几百个亿，工作人员上万，我想这是中国所有办杂志的人的理想。采访者：你的人生感悟是什么？段炼：能和这些很好的同事在一段时间内，不管苦或累，干着很舒心的事就很高兴。然后有一个很和睦的家庭就可以了。人这一辈子能拥有这些就行了。再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一些感受。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产品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不要讲编辑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就是为读者做一个最人性化的、最好的、最需要的、最喜欢的东西，这是你惟一的权利或者说是你惟一的责任。办刊的人就是这样。如今的传媒人很幸运，因为从现在起将有机会实践一切前人不能实践的事情。段炼和《职业女性》杂志社走过的“土路子”，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受市场欢迎的期刊是怎样“炼”成的。段炼，男，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人。1987年大学毕业，在内蒙古大草原一个美丽的小城做了六年高中语文教师。1994年初离职进京，在一家小书店里卖了一年书后，于次年进入期刊业。随着《女性研究》这样一本寂寂无名的“小刊”，发展成《女性月刊》，最后又改刊为《职业女性》，成为全国知名杂志这样一个演变历程，参与了转型期中国期刊市场化进程的实践。1999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妈咪宝贝》杂志的创办与市场营销，一举成功，成为国内新刊创办的一个典型案例。同年组建发行公司，在期刊发行模式与经营模式上做出许多有效的探索。现任《职业女性》杂志社、《妈咪宝贝》杂志社副社长。第二部分第28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1)做娱乐圈里的狗鱼--访影视出品人邓建国文/杨涛采访者：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既不是出身一个影视世家，而且也没有受过有关这方面的专业教育，那么在你小时候的记忆中对电影电视有怎样的印象呢？邓建国：有啊，我放电影啊，十九岁放电影。当时刚刚参加工作，我们那个林场办公室有个广播站，那里有位师傅，他每天又要放广播，又要放电影，我就去帮他。那时候我的工作也比较灵活，政工组还让我出黑板报，写标语，我就全部帮着做了，包括广播站的稿子，甚至是播音员，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采访者：你还当过播音员？邓建国：后来在广播站编稿、设计栏目都是由我来做。采访者：那你真正接触电影是什么时候？邓建国：大概是1993年，导演张良的夫人，最早在广州开办了自己的剧本创作公司，我挂靠在她的公司下面拍一些专题片，后来又挂靠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下做专题片，叫“珠影明星工作室”。采访者：那会儿我想对于老百姓来说，影视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是个观众，但不会是个参与者。而你又是怎么干这行的呢？邓建国：是的，当时只是几个电影厂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时候香港、内地电影全面滑坡，整个市场不景气。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机遇，像我成立明星工作室，自己独立拍片，我算是比较早的独立制片人。采访者：那你是误打误撞呢，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个有市场的行业，才去做呢？邓建国：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市场是什么。我记得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剧本是珠影厂推荐的，叫《广州故事》，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看过剧本，一个是看不懂，再一个就是没什么情节，太不好看了。采访者：那你还投资拍啊？邓建国：当时什么都不懂嘛！采访者：据我对你这次尝试的了解，你好像是投资了三百万，但是没有收回成本。邓建国：那部电影最后实在是卖不动，只收回了不到五十万。采访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卖不动吗？原因是什么？邓建国：我想主要因为不懂市场，觉得这部电影只要拍完，肯定特好卖。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当时开价二百万，低于一百五十万不卖，后来人家老板说你根本不懂，这个片子我只出六万，那个时候我就蒙掉了。这部电影剧本有问题，而且拍得也不好，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被评为“全国十大最差影片”之一。采访者：这就奇怪了，这是你第一次涉足电影圈，大张旗鼓，当时的三百万是相当多的了，而你最后赔了二百五十万，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般人就不会再干了，那怎么你反而还进军影视界，你的信心从何而来的呢？邓建国：当时我是有点骑虎难下，这边第一部片子卖得很不好，那边我们另一个影片《广州之恋》剧组已经开始筹备开机了，于是在开机第二天就宣布不拍了。我想那时候我就是凭着热情、胆大，但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拍了，等于夭折了。采访者：你后来第一部赚钱的作品是什么时候拍的？邓建国：真正赚钱的是第三部《广州教父》，我是在街上看到的这本书，是谈黑道的。看完之后很激动，就赶快找这部书的作者买版权。然后又找来了香港人做监制。这部电视剧最后拍了二十七集。当时我在《粤港信息报》、《南方日报》上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内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部最大投资的电视剧，投资二百万，大制作。光这广告就花了二十五万，可以说风险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再拼一把，如果这次再不行，就彻底不干了。后来，在节目交易会上这部剧太抢手了，有三百多家电视台要我们的这部剧，这部剧最后让我们有了三千万的进账，而我们的成本是七百多万。采访者：赚了那么多钱，你当时是什么感觉？邓建国：当时我就觉得影视是造梦工厂，自己一下子变成千万富翁了，我的理想一下就实现了。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拍了四部戏：《鸦片战争演义》、《康熙微服私访》（1）、《东方母亲》和《反贪风暴》，这四部电视剧我们一共赚了一个多亿。采访者：现在想起来你的成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时那个冒险失败，也许影视行当里就少了一个你这样的人？邓建国：对了，那个时候，国营厂拍戏，观念跟不上，包括宣传手法。我们这种观念比较新颖，还做整版的广告，人家一看还有大明星。采访者：其实你是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了？邓建国：对，就是把宝都押在上面了，过了这个坎就过去了。很多人给我写信，说我是个人才，是很能干的，其实，我只是把握住了机遇。我只是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的时候先走了一步。我记得第一次请香港的导演监制拍戏，他们是看不起我的。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广州，打扮得很土，吹了个发胶头，然后手指头老是洗不干净，黑不啦叽的，又喜欢穿白衣服，白衣服又脏得要死。但是我说没问题，毕竟是我请你，我是老板。香港人瞧不起你，一个怕你给不了片酬，一个怕你很小气。但我第一个很准时给他们钱，第二个所有来的，我都请他们吃饭，我永远站在买单的位置上，老板的位置上。我还买水果去“探班”，带他们去酒吧喝酒，然后马上他们就改变了印象。采访者：你是天生爱买单还是要显示老板的派头和信用？邓建国：其实我没有钱，但是我一定要买单，我一定要给你感觉我是老板，也许花不了多少钱，但意思不一样。采访者：那这“大手笔”是你与生俱来的吗？邓建国：也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开始的小农思想，就像我不敢去坐飞机，不敢去坐卧铺，来北京坐硬座一样。我觉得是慢慢地，包括市场也是，吃亏了，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没有天生的。采访者：在第一部片子失败之后，后来五部都赚钱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邓建国：我的经验是开机前就“爆炒”，然后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开机仪式，同时开始和电视台签合同。我认为是三个步骤：第一是炒，第二是卖，第三是拍。像我们拍《康熙微服私访》之前就卖广告，等到拍完时已经都卖完了，还有人买不到。1997年应该是最成功的一年，对我来说从一个没钱的变成亿万富翁了。之后我就乘胜追击，每年都有新戏，每年都大作宣传。采访者：你刚才一直在用一个词“炒作”，后来你还被很多人称为“炒作专家”，你是怎么看待炒作的呢？邓建国：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为竞争嘛。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只能是昙花一现。采访者：节目炒作和节目质量哪一个更重要？邓建国：同样重要。如果说有一部戏你拍得不好，又没有炒作，你肯定死掉了。但是你炒作了，你还可以把成本收回来，还可以赚一点钱，我想这是我的心得。当然，这也是分阶段的，原来，电视台看到你的片花不错就会和你签合同，但现在你要拍完了、我通过了才会签约，现在完全要看收视率的。但即使这样，炒作还是很重要的，在同样级别的作品中，炒作了的作品还是会有优势的。第二部分第29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2)采访者：你的成熟的市场观念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邓建国：我想从《广州教父》之后，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场。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卖了。而我有了一个好的创意，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就开始宣传，然后开始卖片，和电视台签合同，市场观念特别强。说实在的，我是从一个农村的放映员转变为影视圈内的风云人物，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是很专业，不是圈里面的人。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过像我这样的很多所谓圈外人来一起做。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采访者：现在电视剧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要胜出还要靠什么呢？邓建国：那就是诚信，这个非常重要。在影视圈里，我和张国立六年合作六部戏应该说是最长（时间）的一个组合，这在圈内很少见的，我想这主要就是诚信。还有一个我的信仰，就是不要与人为敌，就是说尽量不要树敌。另外，我自己定了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在背后说任何人坏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采访者：其实在影视界这几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东西，像初期的高强度的炒作，后来的风险合同制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这些东西？邓建国：当初我们是片花加炒作，可后来有的电视台吃亏了，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收视率却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种风险合同：比如说上海二十个点（收视率），如果我的片子超过二十点，每增加一点电视台给我加三千块钱，如果低于二十个点，每低一点电视台就降三千块钱。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风险转嫁给监制，电视台跟我签风险合同，我就跟监制签一个附加合同。采访者：你推出这个风险合同后，有没有其他公司仿效呢？邓建国：不是公司仿效，是电视台把这作为一个标准了。你要签，跟邓建国学。很多的制作公司对我恨之入骨。我觉得对制作的要求严一点，是对观众负责，所以我也没错，我不怕别人恨我。但最近我退出影坛，我就为制作公司说话，我说你电视台搞垄断，搞限价，是不对的。那制作公司又觉得我好了。你电视台搞垄断也好，搞限价也好，我不干了，我拍拍屁股走了。采访者：对，你2002年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退出娱乐圈，那是为什么？邓建国：我为什么大规模宣传自己退出，就是想显示我的不满。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不能有垄断，只要有垄断就会有腐败。现在不仅垄断，还限价。比方我原来一部戏六万元一集，而电视台说只能三万块一集，否则不买。现在我的电视剧给你播完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给钱，我和你签的购销合同里面，没有还钱计划，一年也没有，三年也没有，你要播就播，不播就算了，这谁也没法做。现在各电视台一共拖欠我们四千多万，都是由于这种不规则的市场竞争造成的。我现在退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采访者：但很多人觉得你是一种逃避，而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邓建国：我不逃避我就是等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再有精力，再有聪明才智，我不能和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机制去叫板。采访者：你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们的影视市场会是一种什么状况？邓建国：我觉得只有等待，等待这个市场真的完全市场化了。我觉得归根结底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机制的问题。当然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是要循序渐进的。对于我一个商人来说，这个时期我很难做，我就不做了，就换一个行业，等时机来了我再回来做。因为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行业。采访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影视圈八年的得与失？邓建国：我觉得应该是得的比失的多，也算半个名人吧，这不容易了。做影视娱乐，我还是比较自豪，人家说邓建国天生是做娱乐的人。采访者：你觉得做娱乐的人该具备哪些素质呢？邓建国：我觉得做娱乐的人首先要有献身精神。因为娱乐就是给广大受众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你要做娱乐，就得有为娱乐献身的精神，别人今天说你好，你就好；明天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同时还要有执著精神，这方面我好像还不行。采访者：在你退出娱乐圈进入白酒业的声明里，你说你现在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影视界的发展，这是你虚晃一枪，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邓建国：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而且确实这两年我有很大的压力。在每次节目交易会上我看到很多人从好莱坞学习回来的，不管从包装设计、制作，包括管理方面都有一整套东西。而且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了有序的阶段，不像我当时那样完全靠炒作就可以的了。而我呢，知识也有限，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落伍了，感觉自己一个是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个就是管理经验方面还是很欠缺。所以我想有机会去学校学学管理学，因为毕竟完全靠炒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采访者：你现在有没有把阅读时间安排进每天的生活呢？邓建国：有，每天晚上必须看书，但从来不看写我自己的书。我更愿意看一些管理方面的书，营销方面的书，因为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事。采访者：你现在已经转行到白酒行业，你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吗？邓建国：那倒不完全是，我主要觉得白酒这个领域，是做一种文化的，而他们的观念、思想、意识，包括一些推广都非常落后。我希望能把娱乐业一些思路带到这个比较沉闷的行业中来。可能做完酒，我还会做保健品、瓷器。我觉得这些行业都缺少娱乐界一边赚钱一边娱乐的精神。采访者：你说的娱乐是娱乐别人还是娱乐自己？邓建国：都有啊。酒行业没有绯闻，没有知名人物，而我刚进入八个月，已经被评为中国酒行业风云人物了。我希望这个传统产业让它有点新鲜的空气，让它变得活跃起来。有个人把我比喻得很好：他说以前中国给日本出口鳗鱼呀，时间长了会缺氧，于是在鳗鱼里面放几条狗鱼，就是在鳗鱼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那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现在游到酒行业了。采访者：你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成为酒业大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投资中国的影视业，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你重回娱乐圈的时候呢？邓建国：那我还要看，我会评判这个产业它的前景、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许可能我会投资教育。我其实就是一个商人，说白了，哪个行业挣钱，就转入哪行。采访手记如果将影视圈比作江湖，那么闯荡江湖的有名门正派，也有靠暗器或者绝活取胜的，邓建国就是后者。邓建国以其非规则的作为，影响了中国影视制作的发展，为中国影视制作带来新气息。邓建国，男，生于1959年12月28日，1977年高中二年级退学进林场做通讯员。1979年开始担任林场放映员，干了五年，共放了约五百部电影。1984年从林场下海，1990年末,带着一千元闯广州，1991年承包广东音像教材出版社一个部门，为企业做广告宣传专题片。1994年在珠影厂旗下成立了“明星创作室”，第二年开拍一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广州故事》。1997年初正式成立广东巨星影业有限公司,同年拍《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八部影视作品。2000年被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2001年投拍《我这一辈子》，得到广泛好评,同年被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闯入酒业参与赤水河酒经营，并宣布退出影视圈。至今，共投拍电视剧三十部(约七百集)，全部赚钱；电影八部，七部亏本。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在鳗鱼群里面放几条狗鱼，在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第一次给邓建国打电话约采访，怕出错，问：“这是邓建国先生的手机吗？”电话那头有人笑着回答：“这是邓建国小姐的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邓建国，他刚从广州飞到北京。电话那头的他，说话速度有点慢，还带着些许乡音。邓建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影视圈明星，杂志、报纸、网络，到处可以找到有关他的新闻和故事。他曾经是江西林场里的电影放映员，短短几年却变成了“影视大鳄”。专家说，他演绎了中国影视走向市场的成功范例；百姓说，他创造了一个普通人成功的奇迹。和老邓谈话很轻松，你可以提所有想问的问题，他有问必答。他似乎可以袒露自己的一切，没有任何隐私。虽然有时候答非所问，用词不当，但能感受他正经在答，说的都是心里话。他连高中都没毕业，这应该是制约他事业发展的致命弱点，但在很多时候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说起自己的命运，邓建国最有感触的话是：谢天谢地，我父母将我生在了江西农村，要不然弄我去上电影学院我就完了！表面上他这是胡言乱语，但仔细一品，又确有些道理。邓建国说，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原因很简单，放电影的知道什么电影老百姓爱看，而学电影的都容易被文化的酸气弄瞎眼睛。邓建国的传奇经历中，炒作可以说是他的制胜法宝。他说，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就是炒作。邓建国其实是个普通的炒作者，但他在中国影视圈最早实践了炒作，而这确实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市场经济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邓建国就像一位铆足了劲的老农，挥舞着他的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刨，终于开垦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让影视界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新鲜。这样的一条狗鱼，暂时游离了影视圈。但是，谁都不会怀疑，邓建国还将归来。第二部分第30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1)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文/于涛陈瑞晞姚鲁南采访者：《新周刊》创刊快七年了，作为最早的主创人之一，你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封新城：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开始我担任执行主编，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讲，希望我呼应他。可我却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当时《新周刊》的队伍很小，配备不齐，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编务人员，其中广告、发行这两个部门还是《晨报》时期留下的老班底。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开始在广告发行方面有动作。我先找负责发行的人谈话，第二天还没等我去他们那里，发行部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了，所有的人已经跑光了。于是重新策划，将其变成新的部门，这是我的第一步。第二步针对广告部门。《新周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是跟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后出现的。《新周刊》创刊初期用的是新闻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首先就是应这个广告公司提出的要求，他们说你们的杂志没问题，做得很好，非常有实力，但是你们的形态要调整，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最初我是一个编杂志的文化人，慢慢地开始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学生，老老实实当学生。最初的《新周刊》不是标准开本，觉得是要显出我们文人的个性。可是广告客户要求我们改，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放弃我们喜欢的新闻纸后，又将开本改成国际标准的样式。因为在跟印刷厂算账的时候发现，采用方的开本要用更多的纸，你就要多掏钱。另外，每一个广告商都要为你这个尺寸单独去提供一个广告版本，这也增加了成本。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学生一点点学过来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角色的变化，我就是从一个类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主编兼常务副社长，再到最后是CEO（首席执行官），全面管理这个集体。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反，我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1998年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一位专业人士——广告总监陈若云，她后来成为运营总监，这是《新周刊》在人才引进上很成功的一次。陈若云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到《新周刊》一个多月后，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能用一句话说说《新周刊》是什么吗？”她把《新周刊》的人几乎都问遍了。采访者：当时没有这么一句话吗？封新城：当时有那么一句很感性的话，“我的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新一点”，是我们发刊词中的一句，很抽象，是我们一段时期的目标。现在回头看，有它的意义，但这个话不专业。采访者：是不是专业人士觉得这个话不专业？封新城：对，陈若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于是开始就做了一些调研。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电脑屏幕上总是走出一行字——“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我问她是不是想把这句话作为新的定位。她反问：“你觉得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一直想找这么一句话。”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否则，就很可能走下坡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做笔者的一批人，现在许多都在领导的岗位上，比如说《南方周末》、《京华时报》、《南风窗》这些媒体的头儿，都是当年我们一块儿玩的笔者，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由想表达些什么的理想主义青年，慢慢地表达了一些，经历了中国的发展变化过程，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向市场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采访者：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封新城：每个地方都挺难的，但是最难的是第一年，就是资金的困难。《新周刊》的这个故事我已经反复讲了很多遍了。1997年年初，我们做不下去了，因为钱不够了。《新周刊》最初的资金，来自社长孙冕和导演孙周的三九广告公司，钱不够了，没有办法。我跟社长说，我是被你骗了，我把我的工作扔了，还叫了一帮人来干这个，结果你给我们弄成这样。记得孙周拍着桌子说：“这个不能再搞了，没有钱搞了。”我不好表态，只好说：“那看来我们只有散伙了。”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孙周就哭了，当时把我吓得一愣。我觉得他真是挺难受的，只好转身出来。可出来后还要跟那帮兄弟们装着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办？即使你有实力，有人才，一群精英都在这儿了，你又能怎么样呢？因为三九广告公司跟三九集团的特殊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讲了。三九集团的赵新先老板把我们召到深圳去开了一个会，非常简单，其中一个是某厂的宣传部长，一个是印刷厂的厂长，还有我们《新周刊》的几个人。赵老板说,我来做发行人，然后就指着说，你发，你印，你们编，就这样决定投资。我们因此得到了一年接近百万的费用。产品推向市场一下子就非常好。我们最大的经验在于产品要有竞争力。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这都不是关键。我们没钱，所以更要做出好产品。是压力使我们有了强烈的求生愿望。采访者：目前完成投资回报的压力依然很大吗？如果完成了，还有什么压力？封新城：对！这个压力一开始就有，今天仍然存在。把投资的钱偿还了就完了，在中国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投资者只能介入一部分。对投资者来说，传媒是一个长期投资，它的回报并不是直接的。这钱投到影视、房地产，甚至娱乐场所，收益都会比投入传媒大得多。采访者：投资人是否满意呢？封新城：他和其他媒体的人谈起来的时候，特别得意，因为他的投资是成功的。而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流露出这种得意，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偷懒。采访者：你曾经说过，七年来《新周刊》一直在“急行军”，必须进入常态，现在进入到常态了吗？封新城：从发展这个角度讲，企业自身结构可能有问题。如何实现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的划分;如何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搞好管理理念输出;还有钱的制约等等。但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还是一直不停息地去寻找机会。我们追求通过对《新周刊》这个品牌的延伸，开发我们现有的资源，这些都是经济行为。包括在图片和设计方面提出做“视觉开发商”，比如建立图片库等等，这些都是努力的方向。采访者：你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传媒人吗？封新城：我是学中文的，在大学里我喜欢写诗，写了很多诗。但是我最后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当时的一些诗友后来成了作家，比如苏童，还有南京的韩东，云南的余坚等，可是我最终选择了这一行，当然这与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广播电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讲“天生”，我承认我的敏感。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如果你对外界的事物不敏感，或者说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第二部分第31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2)采访者：你觉得《新周刊》是你作为一个传媒人最理想的选择吗？电视媒体是不是更好？封新城：我对纪录片非常有兴趣。有很多电视人希望跟《新周刊》合作，我没有这个精力，因为它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而是一个传媒的业务，我现在运营着一个传媒，它的背后是一个公司，这关系到这个公司要做什么。我们号称做传媒运营商，从战略发展上来讲，为了做影视，需要一个过渡，首先要和它形成某种关联，比如我们对中国电视的关注，积累了我们在电视界的资源，它随时可以转化为未来传媒运营当中的一个可以调动的因素。已经有过很多合作意向，我现在没有做，是时机还没有到。采访者：你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封新城：在我干不动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教书。这就意味着以后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了，可以作为客座教授给学生讲，也可以自己看书，现在我看书功利性很强，目的很明确。结果导致现在做事情后劲不足，精力不够。采访者：你怎么看将来期刊的发展趋势？能否与电视、报纸、广播等作个比较？封新城：中国人口的主要构成还是八亿农民，所以，以《读者》为代表的传统期刊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许《读者》在十年前是以大城市为主的，但现在主要到二流城市去了，到农村去了！我们《新周刊》主要关注城市人的生活，首先是京沪穗，然后是其他城市，如果强求滇东南的孩子去看《新周刊》，你不是跟他们过不去吗？现在这种传媒格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从资本运营这个层面讲，期刊规模比较小，反而动作比较多。实质性的消费还是在城市人群当中，品牌宣传要通过城市的东西来张扬形象，所以它需要杂志，不要指望电视会传播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杂志可以在这方面扬长避短。采访者：地缘特点对《新周刊》有影响吗？在北京、广东、上海三地，《新周刊》被接受的程度有什么差别？封新城：上海比较注重时尚，广东比较注重实际，北京比较中庸。《新周刊》在西南有特别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我们很好地利用它了，当年做“中国电视节目榜”的时候，我们首先选在四川做，因为我知道那里会有一个响应，到北京，我们也想做出响应，到广州你做啥都没有，什么都不响应你。在广州没有哪个媒体经常举办活动，因为他们根本不理你。采访者：有人批评《新周刊》形式大于内容，国际期刊出版联盟的会长也和你谈到，中国期刊的外在形式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但内容要加强，你怎么看？封新城：这要看他是哪个阶段的读者，老读者说这种话的特别多，这是一种说法，因为它恰好是那个阶段的。我听了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实在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吧，像一本杂志，叫《十七岁》，读者第二年就十八岁了，怎么办？视觉跟传媒的关系，这是当时中国的纸媒体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新周刊》第一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领先的。那个时候的传统集中在文字上，视觉这一块完全是空白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在中国期刊的这个演变过程中，我们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们并不是前卫，我们只是先跑几步。到了今天，我们当年做的那个东西已经成为定式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新周刊》的七年，填补空白的意义大一些。我们不是区别于人家，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做的人少，就显现出来了。采访者：你认为《新周刊》未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封新城：从创刊到现在这七年中，《新周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人们所认可，下一步需要有新的产品。我们准备在原有基础上推出《时代周报》，这将是一个为中国未来七八年服务的产品。我们希望它能够被中产阶层认可。《时代周报》是面向都市中产阶层的画报，准备让年轻的主笔肖锋担任主编。他们面临的环境比我们当年好多了，压力没那么大，当然，投资商对他们的要求也与当年不一样了。采访者：你能否预测一下，《新周刊》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封新城：不知道（笑）。这里面很复杂，这个不知道不是一个消极的回答，从积极的意义来说，我们真的希望有大的变化。比如，在十六大之前我们会觉得很多的政策可能要有变化，但是今年有的东西比你想像的变得还要快，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在号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新闻周刊”中效力多年，从创业元老到现在的中流砥柱，封新城和《新周刊》一同成长，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周刊》的代名词。没有封新城，也许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新周刊》。反之，没有《新周刊》，也就没有现在业界的风云人物封新城。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如果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我们最大的经验还是产品要好。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我认为关键还是产品要有竞争力。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敏感者，如果你在这方面不敏感，或者说是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我有一个比喻，杂志有两张脸，封面是自己，封底是市场。封面的脸代表杂志的内容价值取向与自我定位，封底的脸则代表市场对其定位的认同。市场用广告为杂志投票。《新周刊》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大的公司下单，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市场的考察，说明我们的《新周刊》被读者认同；换句话讲就是两张脸在市场终端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市场是社长，创意是总编。一本杂志要卖三次。第一次是卖杂志，第二次是卖广告，第三次是卖品牌。封新城，男，1984年至1996年历任甘肃电台、广东电台新闻台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监制。1994年任《晨报》执行主编。1995年参与创办《七天华讯》杂志，任执行主编。1996年创办并历任《新周刊》执行主编、执行副总编，现任执行总编。第二部分第32节 沸腾在冰点(1)沸腾在冰点--访《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文/赵海燕白丹采访者：1994年是你赋闲的第五年，你这一年的出山之作就是《冰点》，它一举轰动。《冰点》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李大同：《冰点》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为了追求轰动？非也。它是按照我在赋闲五年中形成的读者感觉，所做的一次尝试。实际上《冰点》的创办非常偶然。大家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中央级的媒介进入了一个低潮期，整个传媒界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非常枯燥沉闷。小平南巡之后，新闻界开始逐渐复苏，这时候开始尝试如何把丢掉的读者再抓回来。当时报纸主要是探索如何增加它的可读性，本报的一个创意就是增加三个特刊。时间证明效果不错，后来准备1995年再一次扩版。在1994年秋天的准备期中，报社各部门划地盘，你要这一块，我要那一块，到最后每周余下来两块版，没有人要了，那时候我已经赋闲五年了，报社领导来问，给你两块版你干不干。我问登什么，回答是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说句老实话，我十分犹豫。采访者：那时候给你几个人？李大同：没有人，就交给我了。按我的经验判断当时是不能要的，但是赋闲已经五年了，实在受不了，心想，不战而降，还不如战死了拉倒，先干两个月，实在不行，我再交出去。到底做什么，从职业来判断，一个新版必须要提供其他版提供不了的信息。我挨个分析报社的各个版面，结果发现各领域早已被瓜分干净。我还算是有一点创造性思维，我想，既然没有我的独有领域，那我就是全领域，什么都可以报道。要做全领域，首先得有胆子，能力另当别论。第二个是要有形式，组合新闻这条路是不能走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记者。只有一条路，就是一个版只报一个题材。当时这两块版就这样确定了，第一全领域，没有什么限制，第二就是一个整版就是一篇报道。采访者：“冰点”这个名字据说是你随口就叫出来的，就这么简单吗？李大同：那时各个报纸都在炒作自己的报道，动辄称自己报道的是焦点，对这种自我标榜我极为反感，但是我自己的版也要命名，好让读者记住你，大伙在那儿想这想那，真是比给儿子起名还要难。后来把我给搞烦了，突然就冒出一句，别人叫“焦点”、“热点”，我就是个“冰点”。大家都愣在那儿，琢磨琢磨说，“冰点”，不错，还真有一点味道。“冰点”的名字一出来，就会对内容产生限制，这就是要鞭策我们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想法。采访者：《冰点》用什么来震撼读者呢？李大同：首先是题材。用什么做第一篇，真是绞尽脑汁，但是机会就是这样出现了。我看到《北京晚报》一副小照片，照片说明是“北京还剩七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照片就是一个背影，一个粪桶突出半个脑袋，在一个极窄的小胡同里。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采访者：有一种感觉震撼了你的心灵深处？或者说是一种时代的印记？李大同：现在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与某个线索之间产生的共振，这是新闻工作者经过常年历练产生的感觉。新闻价值的判断，通常不是像学校里学的那样，根据教科书某某定义来判断它是不是新闻，而是你常年积累起来的职业的直觉，一看线索，你脑子几乎会看见读者在读它时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听起来很玄的东西，但是它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当时我还不能用语言对这种判断做精确表达。但我首先知道粪桶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上世纪50年代教化人民的一个图腾用具，那时为什么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工人会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大中学生抢着要去背这个粪桶，而且背这个粪桶要左摇右晃，而且要把里面的粪水摇出来，从头到尾洒下来？那时把粪桶抬到了“思想革命化”的至高无上的地步。而现在背粪桶的是谁？是老知青。我本人就是老知青，在草原插队十年。知青这代人倒霉，生下来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上学，赶上“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在当时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了”。大浪淘沙，十年过去了，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终于明白过来。这两种事物结合在一起，是从最高点跌落到社会最底层，我能体会到这种政治波谲云诡，那种无奈，那种令人伤感、感叹的东西等等，这样的感悟空间在我这儿都很具体。采访者：你的这个想法产生到记者写出稿子有多长时间？李大同：一个多月时间。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题目有人看，有价值。领这个题目的是一位漂亮的女记者。我说那你可要受苦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活儿，要跟着他，从早跟到晚，他背粪，这个胡同他进去几趟，你就要跟着走几趟，要来来回回地走你才会有感觉。还要到他们家里去，和他老婆聊，和孩子聊，要完整地观察他们怎么在活着。稿子几经修改出来了，出报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儿子”，早上爬起来就往报社赶，一进报社我就知道成功了，因为传达室的老大爷、司机班的哥们儿都在说“粪桶”，见到我就伸大拇指。刚坐到办公桌前就有一个读者电话打进来，说着说着就哭了，听得我眼睛直发热。采访者：你回忆的是八年前的一幕，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你的激动，这是否更让你验证了你赋闲那段时间总结出来的新闻理念？李大同：是的，我们可以总结一点东西了，普通人民为何那么关心这样的报道？因为他们在里面看到了他们自己。以前，普通人在大报上一丝一毫的地位都没有，如果普通人被报道出来，他一定是政治教化的模式，比如欧阳海，雷锋。不是人们关心他们的生活，而是要用他们来“教育”你。换句话说，在以往的新闻中，公众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偶像和圣徒。总结得深刻一点的话，我们等于开发了一个新闻的宝藏。《冰点》并不是写普通人的故事就行了，这是误解了《冰点》，《冰点》走的道路实际上是挖掘普通人当中不普通的故事，它要具有明确的社会背景指向和很强的历史感。采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普通的事？李大同：不，其人整个的命运跌宕才能构成不普通，这是很难找到的。即便是普通人，新闻规律仍然在背后控制，新闻一定是“不普通”的，一定要有悬念。采访者：《冰点》创办之初，许多报道似乎专攻冷门，或者是走进灰色地带，你如何界定“灰色地带”？李大同：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拾遗补阙。《冰点》它传达的是另外一类信息，是提供给人们感悟思考的空间，提供一般新闻根本不可能提供的真实氛围。普通人一看，怎么和我这么像？马上就有共鸣。有人做了一个划分，新闻有两大类别，一类的功能叫做认知功能，另外一类的功能是感受功能，读者通过你描述的场景以及人物的命运，产生共振，触动某种情怀。《冰点》的报道提供的是这种感受空间的报道，能够和文中的主人翁的命运产生共鸣，为他流泪，为他紧张，为他高兴。《冰点》创办初期，这是我们的目标。采访者：《冰点》一度成为许多人的精神支柱，有的甚至把它看成解决问题的最后希望，你有没有让他们失望过？李大同：这是一种过高的评价，我们创作的只是一种好的报道，如此而已。《冰点》所设立的最高目标，就是让人看了标题之后从头到尾读完，我们没有别的其他的目标。你读完了觉得不好，你骂，证明我们的表现要素起了作用，你产生了情绪激动，这是美感的类型，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不讳言，我们就是要为日渐沉沦的社会道德体系立起一根柱子，我们关于普通人的报道，突出的都是善良、坚韧、关心别人、对生活充满希望，还有抗争，善与恶的较量。采访者：善良的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麻烦，会来找你吗？李大同：我们的职业使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传达、传播出去，这是社会分工。我们不能靠一个《冰点》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甚至也不能靠一家《中国青年报》来完成这样的事情。第二部分第33节 沸腾在冰点(2)采访者：你是否感到新闻的无力和无奈？李大同：新闻的无力和无奈将长期存在，这种状况将随着政治体制的改进逐渐改善。我是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的，我们实际上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每一步的新闻进展，受挫，再进展，屡败屡战。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传媒环境和我们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中国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证明进步是切切实实在发生。你们一定要理解什么叫做新闻自由，不是老百姓说什么话你都登出来就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媒介工作者选择登什么，不登什么的权利。中国新闻的事业必定是一代人跟着一代人往前走，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一代人在时空限制下能做的事情，我们做到头了，下一代人要跟上来。我相信是有希望的。采访者：《冰点》对《中国青年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一天“冰点”融化了，会对中青报产生什么样的损失？李大同：中青报目前真正构成品牌的就是《冰点》。《冰点》要继续往下走，就需要从软新闻向硬新闻转化，因为《冰点》的这套绝活已经被某些媒体仿照过去了，不再是《冰点》的独门功夫。我们现在面临着回归到硬新闻。不过我们的硬新闻，是非常详尽的调查性报道，包括“克隆婴儿”，包括《本案维持原判》等都是硬新闻，软新闻能够符合选择标准的越来越少。毕竟时代不同了。采访者：有什么不同？李大同：今天我们在不断地向新闻的原生状态，或者叫做经典规则回归。现在我们评价一个新闻好不好，是按照国际新闻业的共同准则来判断的，这是整个新闻共同体信奉的理想和规则。采访者：作为全国性的报纸，该如何与地方的都市报竞争呢？李大同：坦率地说，全国性报纸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怎么样，前景不是很清楚。现在全国性报纸在人才的积聚上绝对高过地方性报纸，但是发展天地太小，人们对中央级报纸的期望就是它的深刻性和完整性，这个做不好就没戏了。如果新闻政策进一步放宽，再加上融资体制放开的话，中央级报纸可以招揽第一流的人，可以做一般报纸做不了的采访，拿出来的新闻可以和西方的新闻竞争，这样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的。采访者：国外的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压力有多大？李大同：现在西方媒体渗透进来的一些科技性、娱乐性的东西，我都非常爱看。比如科学类的，制作水平很高。如果他们真进来，中国的媒体不堪一击，除非现在做好准备。未来十年媒体发展方向，我想就是更加新闻化，只有新闻化才能维持生存。国外媒体的做法就是符合新闻规律，因为新闻不仅是报道一个结果，而是要展示一个运动过程，比如关于某公众人物的一个谣言出来，按照新闻的规矩是要报的，而不是等到有了结果才报，总是等结果，等得黄花菜都凉了，那还是新闻吗？把一个事件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这才是经典的新闻运作。采访者：你创立以及在《冰点》中贯穿的新闻理念，是否与你五年赋闲有很大的关系呢？李大同：我赋闲了五年，这导致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在看本报和新闻，这是一个视角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了普通百姓爱看的是什么。不过又不仅仅如此。我经过了十年插队，深知老百姓是怎么回事，长期在底层，几十里没有人烟，普通老百姓怎么活着，我是很清楚的。当然在十年时间里要自学，在草原上每次搬家，我们几个牛车都是书。采访者：这十年把你培养成一个杂家了？李大同：我谈不上是什么杂家，但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也有一些知识储备。采访者：你内心的推动力是什么？李大同：就是责任，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好每一篇报道。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钻研的那个劲了。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有一次去看一部电影《英雄无语》，让我写一个消息，为了这个导语想了个把小时，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还会这样做呢！现在年轻人写文章错别字连篇，病句连篇。我们当年把西方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切碎了研究，怎么转折，怎么开头，怎么倒叙，甚至自己来结尾，再和原作比较。没有这样一种钻研的精神，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积累。我对现在年轻人的忠告就是多读书。我去清华作讲座，告诉他们在大学四年期间至少要读二百本书，结果底下一片惊呼之声。我就很奇怪，多乎哉？不多也。读书当然不是指的琼瑶、武侠，那不算，那是小吃，不是正经饭，大学的文科没有多少学的东西，主要靠阅读，文科主要取决于对社会、对人生各方面的知识准备，如果要从业新闻，专项技术准备就是写作的准备，表达的准备，要表达精辟，不拖泥带水。多读一点古文，为自己制定一个书目，特别读一些人物传记。我的文体感完全产生于阅读大手笔作家写的传记，我搜集了几百本传记。新闻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会传记的写法，有很多书读时感叹不已，写得真漂亮。采访者：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李大同：说句老实话，新闻理想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说真话，尽量多说，尽量说得准确，这就是我个人的新闻理想。点燃“冰点”，突破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给中国新闻界传递一个崭新的信号，李大同作为始作俑者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变得理所当然。我国新闻工作者“客观报道”的时代不仅没有“已经或正在消失”，相反还远未到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看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曙光。一家全国性媒体，很像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标识“币值”。“国徽”是普遍性——你是哪个国家的；“币值”是特殊性——在一个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只能用它。《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种属性”如同国徽，意味着我们是大报，必须承担大报的社会责任；“币值”是“第二种属性”，意味着本报读者构成（兴趣、需要）的规定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硬币。我很反对记者最高使命是“记录历史”的意见。我认为新闻的最高使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感动今天，影响未来。李大同，男，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编辑中心副主任兼《冰点》专版主编。1985年年末，他突破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原生态。1994年年底，他受命创办一个新的专题版。1995年1月，这个被他起名为《冰点》的专题特写版问世。《冰点》闯出一条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细腻、生动的描述，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办刊的新路。1996年，《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专家全票评定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2003年，《冰点》再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入选理由《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曾经是生活中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带着一种渴望，渴望心灵深处的某种沉睡良久的意识被触动的情结。熟悉了《冰点》，对它的幕后策划人自然有很多臆测。《冰点》栏目对人性深处的关怀和接触，以及表现手法的细腻和那种总是在细节上让人眼泪抛洒的情感，会让人觉得它的策划人一定带着儒雅多情的风格。但是，2003年3月21日，当我们在中国青年报社的会议室见到这个声音洪亮的策划人时，第一感觉反而是他挥洒自如的刚硬。《冰点》异乎寻常的成功，成就了他的新闻生涯里最辉煌的亮点，他就是李大同。李大同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眼睛。在采访的过程中，那里面流露出很多的情感，有时是犀利的，有时是感慨的，有时深情，有时会愤怒。他性格率真，很少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超脱说话，似乎他所做的，就是他生命百分之百投入。言之开怀之处，他昂头哈哈大笑，流露英雄鏖战而胜之后由衷的喜悦。而说到从业中的无奈，他冷静的分析里又带着激昂的情感，好似一员大将，受挫后再稍作调整，仍不失攻城略地的气概。如同他的性情一样，他的语言很直白，不做文绉绉的雕饰。他说“新闻的自由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他还说，“记者的能力就在于撬开别人的嘴巴，从里面掏出话来”，这些语言里有很浓的乡土味，那或许是十年插队，土地留给他的印记。李大同对事物的分析，让人感到一种充满历史感的穿透力，让人们审视在历史的潮流中，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弄潮儿。而他的成功之处，或许更在于他处于什么位置就认真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这就是李大同的感染力，也许也是《冰点》能震撼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三部分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1)凤凰台上凤凰游--访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文/王咏涛张磊王艳宁采访者：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一、四和九套节目首次对战争进行了直播报道，可以说开了国内电视台的先河，你如何看待？刘长乐：我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曾对中央台有一个高度的评价，我认为这次对伊拉克的直播搞得不错。在中国内地现有的体制中，中央台能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能基本上把握住这个空间，尽量拓宽了他们的外延，同时在内涵的把握上也很不错，这对中央台来说是很成功的。采访者：中央电视台能够直播这场战争，这是否可以说是由于凤凰卫视进入大陆，激化了媒介市场竞争的结果？刘长乐：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凤凰”扣响了国内传媒的大门，不如说是“凤凰”敲开了所有国内媒体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的大门。采访者：“凤凰”的几个名牌主持人、记者为什么都是女性？刘长乐：也不一定都是女性，我们现在是“三名”战略，就是“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家”和“名牌记者”。闾丘露薇是名牌记者的一个典范，男记者有郑浩，他们都属于名牌记者的培养范畴。我们的几个名牌时事评论员在内地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的名字不亚于靓丽的女主持人，比如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评论员中可没有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男主持人也是很优秀的，像窦文涛就是很优秀的一个。目前为止，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固定观众，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他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创造了《海湾风云录》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另外，董嘉耀、梁冬也都是男主持人。采访者：为什么第一线女记者居多？刘长乐：我们第一线的记者女性比较多，这实际上不是“凤凰风格”，是香港风格。香港人在一线的女记者居多，这好像是他们形成的一种习惯。采访者：是不是女性在采访上比男性更有优势？刘长乐：倒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她们这个队伍相对比较群体化。在香港，这些记者都互相认识，一般闾丘露薇有什么事情，她马上就会告诉《东方日报》等媒体的女朋友，男孩是入不了这个圈的。香港的记者职业群体都是女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另外，我觉得从工种角度来讲，电视台里的男孩在技术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摄像就要是男的，当然也可能有女摄像，但很少。灯光、摄像、录像都已经是男的了，女的只有当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从结构上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有很多人批评我把女孩都放在采访一线，男的坐在棚里侃，这个主要是因为记者中女孩子多，所以女孩子上一线也就多。当然我们也有男孩子到一线的，让女孩到一线是男士们把机会给了女孩，拿机器、摄像、拎包的可都是男孩啊。采访者：当年吴小莉被朱基总理点了名，你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感受？刘长乐：朱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个普通观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认为这是官方对“凤凰”这种形式的认可，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凤凰”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保持这种节目风范，并取得成果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挺羡慕“凤凰”，但实际上，前几年各电视台和“凤凰”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像。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带来了竞争，倒不如说我们开了先河，起到一个敲门砖或垫脚石的作用，给大陆的新闻体制带来了变化。采访者：星空卫视和亚视几个海外电视现在也允许落地，但我看你对“凤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为什么呢？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大陆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第三，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采访者：你会把其他媒体的优秀人才挖过来吗？刘长乐：不一定，绝大部分是靠自愿，我们媒体间是不伤和气的，竞争还是要有理性的，还是要开放的。从所有制来判断，全世界共有三种体制：第一种是美国式体制，是完全商品化的体制；第二种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是双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具体就是BBC和NHK，他们是靠收执照费和通路费来维持运作；第三种就是完全公有制，大陆就是完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有部分商业成分的这样一种体制，这种部分商业成分其实是受市场商业大潮冲击和影响的，但它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重要是所有制没变，这个可能就是要发展和变化的地方。“凤凰”就不一样，“凤凰”是私有制，私有制里有相当成分的个人股权，像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凤凰”的股权，股票随着公司的业绩，市场价值也在增加，所以，员工工作劲头也不一样，这就是体制问题。当然，如果大陆之外媒体多了，“凤凰”做得比其他境外媒体好，也不排除在同样体制下人的因素，但这是第二位的。采访者：关于电视审查制度，“凤凰”是如何做到既符合观众的口味，又能被政府所允许？刘长乐：如何让电视又叫好又叫座，怎么让观众喜欢，又能把握好舆论导向，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有形的管理，文化是无形的管理。电视检查制度对人们的制约，不应该企图防微杜渐，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首先就不能直播了，不能直播的台还怎么去竞争呢？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进行式的，中央电视台对布什的很多讲话都滞后报道，延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滞后播出，从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不滞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问题都滞后的话，就不能叫作现场直播了。我们“凤凰”的播出有时也出现问题，但按照制度，都是事后处理。事前要立足于信任主播，立足于用事后的管理、滞后的惩罚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部分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2)当然，如何受观众欢迎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个复杂问题，但更复杂是政治上的技巧，掌握好舆论导向是个政治技巧，不是一个商业或技术技巧。“凤凰”的这些人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我就在中央台当了多年的军事部副主任，中央台的管理体制和国内的政治尺度在我们心中早已融会贯通了，踩钢丝的技巧是不容易的，这是需要修炼的，很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采访者：默多克为什么会把“凤凰”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呢，这对他是很少见的啊？刘长乐：这是我们合同中规定的，合同规定公司的主控权和节目的主播权都在我这里，因为从股票角度来讲，我占有百分之四十五，当时中央电视台下属公司占百分之十，我们共占百分之五十五，他是百分之四十五。现在不允许中央电视台在香港办公司，中央国家机关在香港的公司都被要求关掉，只留了三十几家。中央电视台把股权转让给中国银行，但我们还是占多数。采访者：你是“老三届”吗？刘长乐：我是老初二，1967年在甘肃下乡。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逻辑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母被斗，我们几个孩子举目无亲，那种痛苦真是不好受。在一般同龄人中间，我吃的苦可能要多一点，这也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我们当时有一种宿命论，认为就该吃这个苦，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也可能是阿Q精神带来的自律，在心灵深处就不觉得特别苦、特别无助与无奈了。原来我家在北京一个大院里，各家的父母基本都被打倒了，于是我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我带大家晚上背着枪巡逻，所有人把家里的世界名著都找出来互相借着看，看完大家谈体会，我们没有耽误什么时间，每天排得很紧，还学钢琴等乐器。采访者：在你成长路上，哪句话对你影响最大？刘长乐：你们有没有看过《船长与大尉》？这本书里有句话对我影响最大：“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它是写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经过了坎坷和风雨，最后成功。采访者：你的两个女儿的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叫点点、一个叫滴滴？刘长乐：她们是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比较小，一个四斤二两，一个五斤一两，她们是1980年7月份出生的，那时候起名字用高山、大海的比较多，我说，我们就是平常百姓，点点滴滴、平平淡淡就完了。我自己有志向就够了，我不想让女儿那么累，我觉得点点、滴滴就很好。采访者：女儿现在在哪个媒体工作？刘长乐：滴滴在福克斯新闻（FOXNEWS），目前当编辑。采访者：你经常给她建议如何把工作做好？刘长乐：我更多是在问她，比如最近干什么、怎么做啊，我不是在套其他媒体的情报。我让她增加观察能力。点点是在美国西海岸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学MBA，我想让她把博士也读完，她还小，明年（2004年）二十三岁，读完博士才二十五岁。采访者：“亲兄弟明算账”是你做人的原则吗？刘长乐：做生意和做人是不一样的，有些做人的准则不能带到做生意上来。我今年（2003年）年初在我们公司的讲话中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是我们有志向、有头脑、有追求，立地就是尽管有那么多追求，但要脚踏实地，一件一件事做，一件一件事想，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很多人好高骛远，想的多、做的少。立地是我们的追求，有的人立地，但顶不到天，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有些人想像力丰富，但不做实际的事情。我们要把顶天立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我比一般人想得多一点，也是优点吧。另外，还有侠骨丹心，要持久追求，而且要有诚信。采访者：平时除了多想点、爱侃侃，还有什么爱好？刘长乐：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求新，这不是具体爱好，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更希望攫取新的东西。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这怎么行呢？对于知识来讲，它是有保鲜期的，现在产品的保质期都很短，何况知识。我在知识更新方面比较快，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采访者：你还想去做报道吗？刘长乐：这个愿望非常强烈，包括伊拉克战争。我说，我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最希望到一线去。那种兴奋，冲动到了有点儿痛苦的地步，因为自己干的事情，而自己想干却干不成，非常痛苦。采访者：你在人生感悟方面，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刘长乐：我觉得顶天立地是很重要的。现在年轻人，想像力是都有的，就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一件件事情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跳跃性思维，但不是省略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好好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志向，这也是个大毛病。近年来，华语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促进了发展，但无论是“凤凰”还是“孔雀”，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东南亚，一家或几家的声音再强，与强大的西方媒体相比，都不足以承担华语媒体的分量。融入世界的主流媒体，发出华语媒体的强势之声，应成为所有华人媒体共同的追求。李白有“凤凰台上凤凰游”的诗句，凤凰卫视就是一个“向华人报道世界的资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的舞台。我们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支持，把凤凰卫视办成一个宽松、宽容、宽广的媒体平台。古人云：“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的“凤凰”，是遍布于全球的华人和服务于华人的华人媒体。尽管每家媒体都有着各自的立场、定位和表现方式，但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道德传统和华语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是相同的。势力不断扩大的凤凰卫视正朝着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媒体的目标迈进。刘长乐催生、哺育了这只“凤凰”，表现出其出类拔萃的才智与远见。刘长乐，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内地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1996年3月31日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3月31日启动播出，现已由单一频道发展为多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用汉语普通话播放资讯、体育、音乐、剧集、影片、综艺节目和纪录片，覆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2003年4月13日——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我们来到刘长乐在北京的办公地点——紫金宾馆。这是一座距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老建筑，据说曾是外国使馆。刘长乐的办公室设在这座建筑物的二层，是一间有着面南窗户的、高大宽敞的房间。当刘长乐把我们让进来后，自己坐到他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后面摆放着一座一米多高的笑弥勒佛。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刘长乐一直在抽着香烟，但采访者发现他一根烟只抽三口，大多都烧掉了，而且他好像并没有吸进去，抽烟对他好像只是为外界摆的一个形象。他说，烟只是“道具”，在谈话时抽烟是一种精神的转移。刘长乐在采访前就和我们打好招呼，以前被其他采访者采访过的问题不要问，但实际上我们提出的许多重复问题他还是很高兴地回答了。刘长乐是个高干子弟，在中国剧烈变革的转折年代之中，他凭着对时代把握，抓住机会创造了一个神话，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可以说他是个成功的、有远见的“机会主义者”。当谈及凤凰卫视时，刘长乐自豪、踌躇满志的心情溢于言表，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言辞锋利并容易冲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坦诚应对，但当问及其“第一桶金”时却避而不答。刘长乐曾做到过中央台军事部的副主任，出国下过海，可谓商场上的风云人物，但当说到女儿时，这位中国媒体的强者，也流露出温柔的一面。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相信他今后会在自己的“媒体帝国”里继续有出类拔萃的作为。第三部分第35节 挖出生活的内涵(1)挖出生活的内涵——访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刘元元文/胡宁扬采访者：昨天和一辆公交车擦身而过，车身上是你的巨幅照片。你是以北京市节水形象大使出现的？刘元元：对，节水办找到我，这是好事儿啊，就答应了。采访者：一篇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元元平时挺难请的，这次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你怎么会给人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刘元元：以前别人请我做节目，我的确比较慎重，比如上娱乐节目，我怕观众会反感。但这个事儿不一样，特痛快就答应了。采访者：“大使”需要做些什么？刘元元：在我的节目里宣传节水意识，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到小区里宣传，送点儿宣传品。这些家长里短儿跟我的定位挺一致的，我们节目做一些公益倡导效果可好了！比如，我们曾经倡导北京人勤擦皮鞋，别让穿得挺好看的皮鞋上“灰头土脸”。还有个餐厅在门口放了台擦鞋机，写着：《第7日》倡导你擦皮鞋！采访者：我在三环路苏州桥边也看到过你的路牌广告，在照片中你的头发被风轻轻地吹起，那倒像一次自我宣传。刘元元：纯属我们栏目的宣传。好多人说我喜欢做非常规的事情，因为还没有栏目给自己做这种商业宣传，在马路边儿戳一牌子，照片放得挺老大。采访者：戳了多长时间？刘元元：半年。采访者：花了好多钱吧？刘元元：三十多万元。挺值的！节目开播之前广告就全招满了。采访者：我注意到你们节目在2003年“非典”时期做了一个小宣传片，是仙鹤展翅飞翔的画面，有什么寓意？刘元元：哦！其实是野鸭子，鸭子们自由飞翔的一组画面，让大家放轻松呗。“非典”时期我还逛街去了，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家里人都胆儿大，咱们小时候，1976年地震那次，我妈带我在地震棚里住，我爸在楼上住，还是四层，全楼就他一人儿！采访者：逛了几天商场？刘元元：我在家就呆了三天。其实我们忙惯了，4月底咱们台节目调整，三个频道并机播出，节目就停了，重播一些以前的节目。说实话，在家里呆着心里不是滋味，《第7日》作为名牌节目，在这个时候没有《第7日》的声音；我们做记者的，居然在家里呆着！我们申请提前恢复播出，5月3号开会策划特别节目：反映“非典”这个大背景下，北京人在干些什么？采访者：哪些北京人？刘元元：你看过《金鸡》那个电影吗？采访者：吴君如演三陪小姐那个？刘元元：对！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是讲几个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从他们身上看出大的历史事件对他的影响。我们节目借用这个手法，选了几个社会层面的人，比如“的哥”，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睁开眼就欠人车份儿，现在一“非典”，压力更大。讲讲他们的每天是怎么过的？他们的自我防护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做得好？实际他不是为自己，他责任太重了，老婆孩子在家里等着他挣钱呢。你看到现在“的哥”没一个人感染“非典”。像这类的选题有十几个，已经陆续播出了。采访者：你干了十年电视，这次算是赶上个重大事件。刘元元：没错！挺幸运的。采访者：还记得你采的第一条新闻吗？刘元元：记得呀！在《北京你早》，1994年。那条新闻是街道给幼儿园新建了一个多功能厅，我记得是西城区的一个街道。第一次出镜，我师傅就夸我小嘴儿吧吧的。1995年到《点点工作室》节目组，1998年开始做《元元说话》。采访者：这是你的招牌节目，《元元说话》当时口碑很好，但收视率正在攀升的时候，被要求改名。原因是不能用你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栏目？刘元元：是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采访者：特郁闷吧？刘元元：肯定的！那天部门开会之前主任告诉我这消息的，后来开会说了什么我一句话都没听见。我就直勾勾地盯着桌面，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觉得太可笑了！其实改名就意味着这节目没了！我到现在也没想通。采访者：不过现在《第7日》这个名字仍然不错。刘元元：是一个同事的老婆想的。采访者：有没有人质疑过你们的节目，比如说反映的全是老百姓鸡毛蒜皮的小事，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新闻。刘元元：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不是完全意义的新闻了，是生活话题。节目的选题特别难找，记者报二十个都过不了一个。观众总是有两种期待：一是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二是我听听你怎么评价。所以得选有评点空间的事件，还要通过这事件对人有所触动，对思维有所启发，难就难在这儿。不同于一般新闻的是得动脑子：我为什么说这事？从哪个角度去说？我想告诉人家什么？通过什么说明什么？关键在事件的内涵和挖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