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思想（一）爱国主义思想屈原的作品自始至终贯串着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列宁说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爱国主义的内涵也不完全相同。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观念主要表现为兴国强兵爱民，眷恋祖国乡土。先秦时代的诸子们自孔子以来都怀有大一统的思想，他们都希望中国统一，所以许多人为实现这个目标都不拘于自己的国家，而纷纷到其他国家做官推行自己的主张。如孔子周游列国、商鞅本卫人而仕于秦、孟子是邹国人而在齐国任职、荀子本为赵人而游学于齐、做官于楚。环渊、陈良、许行均为楚人，可环渊为齐稷下先生，陈良到北方中国求学，许行到滕国为民。但是楚国却不完全相同。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发展的楚国几千年来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楚国这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发展到周成王时，其祖先熊绎才被封为子爵，并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国家，楚与周王并没有血缘和亲戚关系，是周王朝通过屈原传　　　　　　　　　　　　　　　　　　　　　　　９８·封赏的办法拉拢过来使其成为自己统治的一个臣属国。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各国还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楚国的君主也自称“蛮夷　”，很少与中原各国来往，楚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此养成了他们异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君臣上下普遍如此，虽说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但是楚国最为突出，它已达到翕然成风的程度。楚国历史上爱国忠君的令人赞叹的事迹，逐渐成为楚人引以为荣的传统，并且代代相传，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楚军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君王，即使贵为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人苟且偷生。如屈原的祖先屈瑕，率兵伐罗大败，便自缢身亡。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主将子玉自缢。鄢陵之战，中军统帅司马子反因醉酒而导致军败，楚共王已表示宽恕之意，但子反还是自杀了。楚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军所败，还军途中伏剑自杀。吴国军队攻陷郢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秦不答应，申包胥在秦廷哭泣七个昼夜，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师救楚。如此例子举不胜举。楚国的国君虽有贤愚之分，但稍有作为的君主，都以国家为重，较为平庸的君王也不敢做有辱国格的事。楚文王率军与巴人交战，大败，率领残军退回楚国，大阍鬻拳不让他进宫，他只得率军攻打黄国，获屈原传　　　　　　　　　　　　　　　　　　　　　　　９９·胜而还，病死途中，鬻拳安葬文王后即自杀身死。楚共王有鄢陵之败，终生自愧，临死前要求大臣们给他“灵”、“厉”的谥号。暴虐的灵王在郢都之外听说宫廷政变，不知所归。令尹子革劝他“逃往他国　”，他拒绝了，在走向郢都的途中自缢。昏庸的楚怀王被秦国骗去软禁，要求割地，他坚决不答应，最终死在秦国。即便是楚国被秦灭掉之后，楚国人的民族感情仍然十分强烈。《史记项羽本记　》记载楚南公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后来果然如此。秦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楚人陈涉、吴广的起义军。陈涉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灭秦过程中最为有力、最占头功的是楚国人项羽。项羽叔父项梁起兵时，从民间找来楚怀王孙子心，仍立为怀王，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唤起楚人对故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最后攻入咸阳、夺得秦国政权的仍是楚国人——刘邦。从中看出楚国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源远流长的传统和其巨大的影响。博闻强志的屈原在这种文化条件下出生、成长，从古代典籍中熟知祖先忠君爱国的感人事迹，从这些爱国精神的浸淫下逐渐形成了他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思想从年青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早年的作品《橘颂》热情歌颂橘树的品格实际上是他扎根于故屈原传　　　　　　　　　　　　　　　　　　　　　　　１００·国泥土之中、志向如一、永不变节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一直贯串了他的一生。即便是遭到疏远也不改变，而是更为坚定。在《离骚》中“其存君兴国之志，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诗人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将爱国的思想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挚的感情十分感人。面对楚国君昏臣佞的黑暗现实，诗人幻想出游国外，但一旦升上天空要离开时，俯瞰楚地，仆马俱悲，不肯前行——“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问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只得又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他被放逐到江南的蛮荒之地时，他丝毫没有减弱对祖国的拳拳眷恋之情，在江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地等待着顷襄王的醒悟：“□顾楚国，不忘欲反　。”在楚国郢都遭到侵凌时，他的悲伤痛悼之情更为深挚。《哀郢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远”（连我的灵魂都想着回去，何尝一日而忘记　；离开夏浦我思念西方　，哀叹郢都离我越来越远　）。“曾不知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真料不到郢都的高楼大厦竟然变成废墟，两座东门前长满荒草　）。诗人选择长沙附近的汨罗作为殉国之地，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有力表现，郢都已被秦军占领，归死郢都已经不可能，那么死在楚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长沙附近的汨罗，也就有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意屈原传　　　　　　　　　　　　　　　　　　　　　　　１０１·义，这是屈原誓死不离开楚国的具体表现。屈原的爱国思想与忠君观念常常联系在一起，很难加以区分。屈原明知忠言直谏不会有好处，但他热爱祖国　，即便是遭受多少痛苦也要说出来。“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国君的缘故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在一姓为君的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中，爱国与忠君有其一致性。屈原的忠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大前提，与那些一味地不分是非的愚忠是迥然有别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屈原对昏愦平庸的楚怀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指责怀王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批评怀王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怨恨怀王昏愦糊涂，不体察自己的忠心。当怀王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时　，他又宣称“君可思而不可恃”。对于屈原这种大胆批评的精神，鲁迅先生概括说“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屈原的爱国思想之所以可贵，还在于他将爱国思想与同情、热爱人民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抽思》）——我真想离开楚国而远走他乡　，但一看到百姓的苦难　，我又强自镇定下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屈原传　　　　　　　　　　　　　　　　　　　　　　　１０２·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　》）——皇天啊，你为什么不按正道行事，使无辜的百姓遭此灾难？在早春二月便向东逃亡，老百姓们彼此流离失散。在屈原作品的诗里行间对人民的颠沛流离生活寄予了无比的同情，为祖国的命运心碎胆裂，同时也流淌着他同情百姓苦难的眼泪，震响着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强烈呐喊。屈原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他要辅佐楚怀王建立像尧、舜、汤、禹、文王、武王这些前代圣王一样的大一统的功业。他诗篇中的前王都是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领袖，这种思想与历史的发展潮流一致，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毫无例外地主张中国统一，为了给他们这一政治理想寻找根据，他们找出了各族的共同祖先。如“道家捧出黄帝，儒家捧出尧舜，墨家捧出夏禹”（郭沫若语）都是这个意思。他作品中神游的山川属于中国共有的疆土，如昆仑山，黄河。作品中所涉及的神话人物为南北初民文化系统中所共存。据统计，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祗有二十多位，真正属于楚国的只有山鬼一个。虽然湘君、湘夫人属楚国境内，但后来附丽于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神的地域性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屈原的思想中也融合了诸家文化思想的合理成份，从而使他的思想有某种集大成的特色。屈原传　　　　　　　　　　　　　　　　　　　　　　　１０３·屈原的理想是用楚国统一中国。由楚统一中国与由秦国统一中国是有区别的。秦国是自商鞅变法后才崛起的军事强国，其文化、文明程度比楚国要落后得多，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明的程度已相当进步。不仅比秦国而且比中原国家更为先进，楚地的铁器、青铜器、漆器已很多，冶炼铸造技术也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楚国乐器中已有精美的编钟时，秦国尚在击瓮、叩缶、弹筝、搏髀。割据战争的残酷性在秦国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秦楚丹阳之战，斩楚士卒八万，后来秦赵长平之战，赵将赵括阵亡后，赵国四万被俘的士兵全被白起坑埋。由于秦国这种野蛮而残忍的特性，它被称为“虎狼之国　”，遭到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假如楚怀王是一位有为之主，能够采纳屈原进谏，用屈原的理想统一天下，在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广大百姓遭受的灾难可能会少一些。“自由的空气一定更浓厚”（　郭沫若语）。事实上秦国在统一中国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焚书坑儒，这种禁锢思想、摧残文化的做法，使本来蓬勃发展的百家争鸣的思潮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十几年后便又被楚人所灭，历史事实证明了屈原理想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屈原的自沉汨罗是要唤醒世人并使顷襄王觉悟，屈原传　　　　　　　　　　　　　　　　　　　　　　　１０４·同时他也不忍心看着自己心爱的祖国就这样一步步被秦国吃掉。他的自沉是以整个生命来殉国、殉志。他的这一做法对已经没有活力的顷襄王朝未必有什么震动，但是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震撼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它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性格。（二）美政理想屈原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才能的政治家。他卓越的艺术才能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有理智头脑和长远见识的政治家，这使他不同于后世许多空有政治抱负而没有切实政治思想的文人墨客。他刻苦钻研过各种典籍文献，对历代的兴亡盛衰过程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游学兰台宫，对当时各种新兴的政治思想有过广泛的接触，在他任三闾大夫的时间里，他有机会对楚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做间接的了解，这一切都为他任职左徒进行改革奠定了基础。他任职左徒期间，曾为怀王起草过改革朝政的“宪令”。这宪令的内容因文献无征，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了。但是通过他的诗歌，我们还是能够勾勒出他政治理想的大致轮廓　，这就是他的美政理想。“美政”一词出现在《离骚》最后的两句诗中　，“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　。”既然在楚国君昏臣佞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实现美政理想的可能，只好追随彭贤做人的原则。屈原传　　　　　　　　　　　　　　　　　　　　　　　１０５·屈原的美政理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德治国。在屈原的时代，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反映在意识形态中便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如儒家提倡“仁”、墨家提倡“兼爱”等　，都从不同方面意识到了人的价值。在政治思想上与此相应的便是“仁政”理想的出现。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政理想成为最重要的核心主张之一。主张“有德者必在位　”，“为政以德”，屈原的美政理想与儒家的德政有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治国安邦都强调以德为本，重视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因此都十分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与此相联系，他们都主张效法先王、举贤授能。刘安说屈原的《离骚　》“上称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正指出了屈原美政与儒家仁政根本上相同的方面。但美政与仁政又有很大区别。儒家的仁政是以具有等级差别的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要求统治者同情人民疾苦，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这是其进步意义的所在，然旨在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以不妨碍旧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仍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屈原的美政理想则以加强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内容，以实现国家富强为宗旨，从主导意义上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比之下，屈原的美政理想具有更为积极的进步意义。《　离骚》中明确指出“德”屈原传　　　　　　　　　　　　　　　　　　　　　　　１０６·的重要性。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只有有德之君才能得到皇天辅佐，统治天下。考察民众谋事的标准，哪有不义之人能行于世呢？哪有不善的东西能用于世呢？在实际行动中，屈原“系心怀王”、“原荪美之可完”（《抽思》），希望他能够像上古帝王一样成为有德之主，也就是希望他能在楚国推行美政，然后统一中国。其次是举贤授能。屈原认识到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不仅时时备加砥砺自己，而且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从楚怀王到顷襄王任职三闾大夫的几十年中，曾孜孜不倦地为楚国培育英才，因为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　离骚》中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东兮，杂杜衡与芳芷　。”是用象征手法表现他任职三闾大夫时为楚国培养人才的情况，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使一批贤能之士管理朝政，达到他使楚国富强的目的。屈原传　　　　　　　　　　　　　　　　　　　　　　　１０７·屈原选贤任能的基本原则是“不偏颇　”，也即“不别亲疏　，不殊贵贱　。”《离骚》说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基于这种主张　，屈原对古代帝王任用贤能的例子十分推崇：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夏禹与商汤严格求贤，能够与贤人皋陶、伊尹相谐调。傅说在傅岩筑过土墙，商王武丁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姜太公曾在朝歌操过屠刀，碰上周文王就不再穷困潦倒。宁戚喂牛时曾引吭高歌，齐桓公听了以后，将他用为辅佐。屈原甚至赞叹秦穆公的非凡眼力，用五张羊皮将身为逃奴的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并封为大夫，屈原作品中反复提到的这些贤人：挚（伊尹）、咎繇（皋陶）、说（傅说）、吕望（　吕公望）、宁戚、百里奚都出身微贱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那些古帝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之所以备受屈原推崇，则是因为他们不拘资历、不分贵贱而任用贤才：“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尧、舜是光明正大的君主，他们顺着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前进，因屈原传　　　　　　　　　　　　　　　　　　　　　　　１０８·而走上了康庄大道）。“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汤、禹知所戒惧、尊敬贤良　，周朝的开国君主也都能讲论治道而没有差错　）。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使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参与国家政权，这在当时来说是开明的、有进步意义的。再次是修明法度。屈原美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明法度，包括制定并推行新的宪令、刷新朝政、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等。屈原的法制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早在春秋末期，齐、鲁、郑各国就已经开始了田制与赋制的改革，战国时期，魏文侯、秦孝公、韩昭侯、齐威王等都进行了全面变法，在当时来说，变法是各诸侯国富国强兵、进而统一天下的关键步骤，谁能首先变革政治以适应新的经济关系，谁就能在诸侯割据的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屈原出生前二十八年（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二十一年　），军事家吴起曾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全面变法　，“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　》）。并“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虽然变法只进行了一年，但已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诸侯都惧怕楚国之强。悼王死后，吴起之法全部废除　。“博闻强志”的屈原对楚国先贤的这些事实是肯定了解的，对于变法也由衷赞屈原传　　　　　　　　　　　　　　　　　　　　　　　１０９·同，“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指的就是奉行先贤的法律制度以昭示下民；并阐明法度中疑惑难解的地方。到屈原任左徒的时代，楚国虽还保持着大国的名声，但与秦国相比已经差得很远，而实际上楚国已经开始走着下坡路。随着封建制的逐渐完善，楚国贵族当权者的保守和落后也愈益明显，与时代发展的格格不入也更为突出。因此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屈原在任职左徒的几年时间里，曾在怀王的支持下修明法度、进行改革。他起草宪令，刷新朝政。正当改革步步深入的时候，上官大夫等人在怀王面前谗害屈原，昏愦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罢免了他左徒的职位。对于这段大刀阔斧改革朝政、修明法度的难忘时光，屈原直到沉江之前还耿耿于怀（见《惜往日》），说明诗人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考虑着改革、记挂着改革。屈原修明法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宪令”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只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坚持修明法度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绳墨”、“规矩”、“方、”“常”等，它们是法度、法制的代名词。这些概念在《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著作里出现得最多，与屈原所用的意义也完全相同。从这些情况来屈原传　　　　　　　　　　　　　　　　　　　　　　　１１０·看，屈原的修明法度与法家的法制思想是有某些相同之处的，不仅如此，屈原明法为贤、不殊贵贱、唯贤是用的选贤授能的原则与《韩非子说疑》中所表现的选贤授能“不羞卑贱”、首推明法的思想大致吻合。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个人对社会进步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在当时来说，改革是图谋强大、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三）强烈的批判精神从美政理想出发，诗人对于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屈原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楚国的最高统治者楚怀王。楚怀王在最初即位时也曾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他任用屈原起草宪令，改革朝政，使楚国一度出现过辉煌的气象：怀王担任六国合纵联盟的总统帅，将强大的秦国遏制在函谷关以西，不敢向东进犯。但是楚怀王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王，在上官大夫等谗佞小人的包围之下日益昏愦糊涂起来，听认小人谗言，疏远了屈原。屈原对怀王这种做法十分不满　：“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张仪为破坏齐楚联盟，到楚国来欺骗怀王说如楚国与齐绝交，秦国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这明明是个大骗局，然而昏愦平庸的怀王贪图得地，不顾客卿陈轸的竭力反对，一意孤行，不仅立即派人与屈原传　　　　　　　　　　　　　　　　　　　　　　　１１１·齐国绝交，而且委任张仪做楚国的令尹。当楚怀王派将军随张仪到秦受地时，张仪借故拖延，愚蠢的怀王竟然第二次派人到齐国当廷辱骂齐王。张仪的骗局得逞之后怀王不是总结教训，而是泄愤使气，恼羞成怒一错再错，两度发兵攻打秦国以报张仪欺骗之仇，两次大败，损兵折将，使楚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张仪第二次到楚国时，楚怀王将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然而又被郑袖、靳尚的奸诈之词所迷惑，竟然将张仪又放回秦国。足见怀王糊涂到了什么程度！对此屈原进行大胆的指责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诗人批评怀王、顷襄王不能识贤辨愚，忠奸不分而一味任用奸佞小人。父子二人“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　。”造成楚国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混乱局面。苏秦就曾当面指责怀王说：由于楚国大臣的阻挠，“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并说：怀王的大臣父兄，都以嫉贤妒能为本事，厚敛百姓、中饱私囊。屈原就是因为这些谗人包围怀王，在怀王面前进谗言而使自己遭到疏远的，所以屈原对怀王的忠奸不分的做法有更深切的感受　：“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忠良贤臣不一定会被重用，相反倒因为他们正直忠心而被昏君迫害而死。屈原传　　　　　　　　　　　　　　　　　　　　　　１１２·诗人对怀王的荒淫无道也有所指斥　。据《　战国策楚策》记载张仪向楚怀王说郑国一带的女子美如天仙，楚怀王立即给他珠宝做活动之资。怀王宫廷生活也极其糜烂、奢侈，《　荀子天论》　：“楚王后车千乘　。”楚怀王十七年间的秦《诅楚文》中秦惠文王指责楚怀王“康回无道，淫失其乱，宣侈竞从，变输盟（束勺）”、“暴虐不辜，（　井刂）戮孕妇”。结合史事来看，这些指责并非故意夸大之词。对楚怀王这种荒淫的生活，诗人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引证历史上大量的例子告诫怀王贪图安逸享乐最终必然身死国灭。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夏启从天上偷来《　九辩》、《　九歌》大肆淫乐，全然不顾可能发生的灾难，因而他的儿子武观发动叛乱。后羿无节制地沉溺于游乐打猎，寒浞就指使家臣屈原传　　　　　　　　　　　　　　　　　　　　　　　１１３·逢蒙把后羿射死，霸占了他的妻子。寒浞之子浇依仗自己强暴有力，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不能节制，他的头也掉了下来。夏桀违背常理，暴虐无道，最终被商汤灭亡。商纣王残害忠良、荒淫无度，商朝的天下不能长久。屈原一再强调这些古代暴君因纵欲而亡国杀身的事实，就是要怀王以前车之覆为鉴，告诫怀王不要再一味地荒淫下去。对怀王的指责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屈原在作品中也反复地批评了怀王的没有主见、反复无常的行为。尤其是在对待齐国的外交政策上，时而与齐联合，时而又与秦联合，没有长远的眼光和计划，随意妄为，在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上优柔寡断、反复变化。结果楚三番五次被秦国利用。在割据战争中，楚国逐渐势弱地削，在抗秦的斗争中失去了与之抗衡的优势，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对此屈原十分痛心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结果怀王本人也被秦国骗去囚禁，死于秦国，被天下人耻笑。屈原自任左徒以后，就与朝中的保守派贵族们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因为屈原坚持改革必定触犯贵族大臣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把屈原视为敌人，千方百计地向怀王进谗陷害、污蔑屈原，使屈原振兴楚国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且楚国在谗党小人的控制下日益衰落。具有深远政治眼光的屈原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屈原传　　　　　　　　　　　　　　　　　　　　　　　１１４·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那些小人竞相钻营而贪得无厌，虽然已塞满私囊，但仍不满足，还到处搜刮。他们宽恕自己、算计小人，对忠贞的人常怀有嫉妒之心。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那些世俗之辈喜欢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而改变措施。背弃正直之道，追求邪曲，苟合取容以争宠求荣。诗人还谴责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卑鄙做法，指出他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欺君误国，走的是一条“幽昧以险隘”的道路。诗人对楚国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被疏远、遭受流放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他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他担心的是楚国“皇舆败绩”、国家沦亡　。因此屈原同保守派党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斗争，他的批判精神无疑是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屈原传　　　　　　　　　　　　　　　　　　　　　　　１１５·划时代的典范屈原的作品在汉文帝时已在流传，有贾谊《吊屈原赋》可以证明，汉武帝时已广泛流传。《　史记酷吏列传》说“朱买臣因读《楚辞》得幸”。“楚辞”这个名称见于此时，司马迁、刘安、汉武帝都是《楚辞》的爱好者，据《汉书淮南王传》说，刘安曾受汉武帝之命写《离骚传》，此传原文已佚　，部分章节保存在司马迁《屈原列传》中。西汉后期，刘向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西汉人的仿作，连同他本人的作品《九叹》汇辑成书，定名为《楚辞　》，东汉王逸根据刘向此本，又收进自己写的《九思》，成《　楚辞章句》传世，即今所见最早的注本。楚辞，就是楚地歌辞的意思，它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说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史记屈原列传》提到屈原的作品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怀沙》等。《汉书艺文志　》说“屈原赋二十五篇　。”但不具篇名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天问》、《远游》、《卜居》、《　渔父》为屈屈原传　　　　　　　　　　　　　　　　　　　　　　　１１６·原作，正合二十五篇之数，而把《招魂》定为宋玉作。现在学者多数认为《大招》、《卜居》、《渔父》、《远游》非屈原作。屈原可信的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共二十三篇。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以极富于艺术创造的杰出才能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领域，从而使他创造的楚辞成为划时代的典范。《文心雕龙辨骚》称赞楚辞是“奇文郁起”、“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同《诗经》相比，楚辞达到了崭新的艺术境界，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屈原作品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浪漫主义的高峰。它与《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双峰并峙，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屈原在他的作品中通过新奇而奔放的想象与幻想，灵活运用神话传说，运用夸张与比拟等手法，赋予作品以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新的生命。他的作品抨击黑暗邪恶势力，表达对美好理想的强烈追求，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高尔基在《我的文学修养》中说　：“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们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性　。”屈原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特征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澎湃昂屈原传　　　　　　　　　　　　　　　　　　　　　　　　１１７·扬的激情。这种激情贯串在他大多数的作品中，诗人高扬善和美、揭露丑与恶，处处体现着是与非、曲与直、善与恶、美与丑的尖锐对立。屈原把黑暗的社会现象，腐败的官僚统治以及恶劣的品德比作恶草猛禽等令人厌弃的自然物，反映了诗人对丑恶的极端厌恶之情。在揭露社会的恶和丑的同时，屈原极力地颂扬善和美，这不仅表现在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精神，而且也突出表现在他对峻洁、美好人格的强烈追求。美的人格不仅仅是美的仪表、服饰，这充其量不过是外在的美，而且要求高洁的品德、杰出的才能，这是内在的美、真正的美。屈原自幼就将峻洁的人格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　橘颂》可说是诗人从青年时代起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这峻洁的品格包括：正直、善良、诚实、纯朴、廉洁无私、光明正大、谨慎自守、独立特性等。《　离骚》中的我对品德修养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遭受小人排挤、被怀王疏远；还是放逐江南、独处薮泽，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初衷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屡遭挫折而芳菲弥烈　：“芳菲菲而难兮兮，芬至今犹未沫　。”这种蹈死不悔的追求精神是屈原光辉人格的体现，是善与美的体现。善恶爱憎分明的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意志正是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的本质精神。屈原传　　　　　　　　　　　　　　　　　　　　　　　１１８·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特色的又一表现是运用了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象与幻想。诗人将自己对长期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加以概括、升华，艺术化地再现于作品之中，变成活生生的性格化的艺术形象。诗人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抒情的背景，驱使历史人物、神话精灵为他服务，成为他表达情感的有效手段。对传说中的古帝、鬼神从不表示谦卑，与先贤圣哲交际往来、平起平坐。对古代的昏君佞臣恣意指责，强烈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在《离骚》中，诗人在政治斗争中屡屡失败，却仍然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并为此而上下求索。诗人用了出人意料的幻想方式：他向古帝重华（舜）娓娓陈述之后，乘龙驭凤、飞腾驰骋，去寻求一条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日出的扶桑拴马休息。折一枝神异的若木拂拭太阳。让月亮在前边开路，让风神奔走相随，雷师筹措行装，鸾凤作为扈从，云霓齐相迎接，前呼后拥，飘飘翱翔，直奔玉帝的天宫。他命令天宫的守门人开门，但守门人只是倚门漠然相望，闭门不纳。诗人大为懊恼，他又渡过白水，登上神丘，感叹这神仙境界同黑暗的现实世界一样，找不到称心如意的美女——实施自己理想的途径。他命令雷神驾起祥云，到下界看看有无美女。他首求宓妃，但宓妃虽美屈原传　　　　　　　　　　　　　　　　　　　　　　　１１９·却举止轻佻；次求简狄，又被高辛占了先；最后追求二姚，因媒人言辞笨拙而没有成功。在下界（指楚国）找不到实现自己美政理想途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向灵氛、巫咸问卜，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决定趁年华未老之时远逝他国。于是在迷离恍惚中又开始了一次神游。诗人乘坐着飞龙驾驶的镶玉宝车按辔徐行，向高空飞驰而去，一路奏《　九歌》、舞《　韶舞》，到达阳光灿烂的天上。可是无意中间向下界一瞥，望见了自己可爱的故乡，不禁黯然神伤，无限眷恋，不忍离去。诗人通过这奇特、美妙的幻想情节，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坚决斗争和对美好理想的顽强追求。尽管他在遭受打击的极度痛苦之中有过彷徨、犹豫，但他离不开楚国，因此最后决定就是死也要死在故国的土地上。在《九歌》这种祭祀题材的诗歌中，也显示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力。作品中出现的形象是神也是人，说他们是人，因为作者赋予神祗以人的思想、感情，人的体态面貌。说他们是神，因为他们活动的空间是神所特有的环境，如来往于天地之间的大司令和少司令、飘忽不定的云中君、光芒灿烂的太阳神、出没在深山野林的女神山鬼、浮游在水中的湘水神湘君、湘夫人和黄河之神河伯，神的特性与人的品格在他们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神与神、神与人恋爱的悲欢离合的屈原传　　　　　　　　　　　　　　　　　　　　　　　１２０·故事，既带有原始的、朴素的民间传说的影子，又具有丰富生动的想象和幻想的成份。诗人以神拟人，也以人拟神，驰骋想象，神化了现实生活，使作品产生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招魂》中，诗人在描写天地四方之恶和铺陈楚国衣食、宫室之美时，也表现了突出的想象力。天地四方之恶与相应方位的地理状况和风俗习惯有关。如南方“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　”，与南方荒蛮的野人生活是一致的。东方“铄石流金”的描写又与古人认为太阳升自东方，东方必定酷热的看法有关。北方“层冰蛾蛾”是北方严寒气候的反映。西方的“流沙千里”的描写指的正是西方尚未开发的荒漠野地。在此基础上诗人大胆夸张、想象，把东西南北都写成充满险恶的恐怖之地，丰富而不离奇，夸大而具有现实基础。而对楚国宫室、衣食的描写则展示了一个与天地四方截然相反的境界，这里有高大的殿堂，深邃的檐宇，层层廊轩围以栏杆，重重高台、累累台榭；这里陈列着又好又多的食品：黄米蒸糕香味宜人，精选肥牛的大蹄筋、烧得鲜嫩的甲鱼、烤得最烂的羊羔；这里还有歌女舞伎列队表演，钟鼓伴奏唱起了新制的歌曲，还有弈棋、掷骰的游戏，酒酣兴浓、日夜不辍，等等。这简直是人们幻想中美妙的天堂生活，诗人以其奇特的幻想笔力，把楚国描写得如此之美，显然反屈原传　　　　　　　　　　　　　　　　　　　　　　　１２１·映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奇特的想象与幻想，是屈原杰出才能的反映，屈原将自己从自然现象、社会生活、政治斗争中获得的感受概括起来，再通过新的艺术境界、艺术形象表现出来，不仅使作品的容涵量大大增加，而且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还表现在对古代神话传说的创造性运用。据统计，在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祗有二十四名，而且有不少是反复出现。屈原运用神话不是引经据典，而是灵活地、创造性地放入自己作品中，使之成为作品的有机成分。在《离骚》中，屈原运用神话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后半部分，诗人陈词重华（舜）以后，开始了求女的过程。先求之天国，一路用月神做前驱、风神做后卫，凤凰先行警戒、飘风云霓来迎接。天国求女失败，转而向下界寻找。用神话人物雷神丰隆，传说人物蹇修做媒人。可以看出诗人驱使神话人物做为构成叙事情节的手段，这样就使诗中的“我”也具有了神的特性。他不仅可以超越时间限制向远古帝王舜去陈辞，而且跨越空间离开地面、飞上高空。抒情主人公“我”活动于神祗群中，构成内涵丰富而和谐的境界，具有神话般的奇异色彩。在《天问》中，诗人在第一部分（开篇至“羿焉彃屈原传　　　　　　　　　　　　　　　　　　　　　　　１２２·日？乌焉解羽　？”）对宇宙形成的各种解释（主要是神话的解释）进行质疑，从而否定了神秘的互相矛盾的观念，否定了有意志的天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转而对历史上的人事得失提出质问，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楚国的现实政治：“厥严不奉，帝何求　？”警告楚怀王统治集团，把希望寄托在上帝保佑上是非常荒唐的。《天问》中是借神话的故事和材料来发泄自己对腐败的楚国政治的极端不满，表现自己对天命的怀疑观点，最后明示楚国统治集团应该走政治革新、富国强兵的道路。《九歌》是一组祭祀诗，除《国殇》祭悼为国捐躯的英雄将士、《礼魂　》不涉及具体祭祀对象以外，其他九篇都是神话诗。《大司命》、《少司命　》属于星宿神话；《山鬼》祭山神；《河伯》、《湘君》、《湘夫人》是关于水神的故事，《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是天上的神灵。这九篇诗似乎并没有直接表露诗人的思想，但透过《九歌》大部分篇章所表现的幽幽绵思、忧郁愁绪，间接地反映出了屈原遭谗被疏后无限哀伤的心情。屈原作品中的神话特性与原始初民的古神话已有了本质的区别。原始神话是初民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天真、幼稚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真诚的、不自觉的，所以马克思说　：“神话是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屈原传　　　　　　　　　　　　　　　　　　　　　　　１２３·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　。”而屈原对于神话的运用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将原有的神和神话归于自己驾驭的范围，或借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或在神话世界里寻找理解和支持，或陶醉于瑰丽无穷的神话境界，使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历史与神话融为一炉，使中国古代神话在长久地消歇之后又一次大放异彩。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比喻是《诗经》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法，而且比喻的各种形式基本上都已出现，有明喻：如《邶风柏舟》　：“心之忧矣，如匪瀚衣”；有隐喻：《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反喻：《邶风柏舟》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有博喻：《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而且《诗经》中的少数隐喻，已经含有象征的因素，如《　魏风硕鼠》，它取象于物体间的整体相似，以硕鼠贪鄙害人的习性比喻剥削者的贪婪本质，以硕鼠的臃肿的躯体比喻大腹便便的剥削者的丑恶形象，已经具备了象征的味道，但因它仍是取喻于喻体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特征，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象征手法。《诗经》中能算是完整象征手法的诗歌　，就有这就是《　豳风鸱鸮＊ 》。这首诗用鸱鸮＊ 毁室、大屈原传　　　　　　　　　　　　　　　　　　　　　　　１２４·鸟筑巢的故事暗示某一事件，大鸟、小鸟、鸱鸮＊ 特有所指，只是不便于明白地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首诗究竟指的是什么，从古代以来就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周公平定管、蔡叛乱而释成王之嫌的，有说是比喻劳动者反抗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也有说是将士不辞辛劳抵御外侮的。喻体与本体之间并不是取其自然属性的相似性，所以它是象征。从总的方面来说，《诗经　》中的比喻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虽说已有了通篇的比喻，如《魏风硕鼠》，有的也已完全具备了象征的特色，如《　豳风鸱鸮》，但只是一种初级形态　，处于萌芽状态。到屈原，对《诗经》的比喻手法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他扩大了比喻的范围，运用了新的比喻材料。正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所说　：“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另一方面，屈原已将萌芽于《诗经》的象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的象征不仅多而普遍，而且形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系统。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用滋兰树蕙等种植花草象征他为国家培养人才。屈原传　　　　　　　　　　　　　　　　　　　　　　　１２５·上叩天阍，下求佚女，象征他寻求实现美政理想的具体途径。最后一段神游的描写，象征诗人在楚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远逝他国，又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菌之落英”象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品德与才能。《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象征做事徒劳无益。《　惜颂》　：“□弋机而在上兮，罗张而在下，”象征奸佞小人对正直贤德之人的陷害，在屈原的作品中象征形象两极分化　，好与坏　、美与丑、是与非、直与曲、纯洁与污秽形成强烈对比：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涉江》凤皇在□兮，鸡鹜翔舞——《怀沙》以鸾鸟凤凰象征品德高尚的人，燕雀乌鹊象征谗佞小人。从整体的意境上来说是象征品德高尚的人被排挤出朝廷、奸佞小人却日益进用。高尚、美好、正直的人或事物总是被摧残、被扭曲，卑鄙、丑恶、邪曲的东西又总是占据高位，在这种象征体系中充满了屈原传　　　　　　　　　　　　　　　　　　　　　　　１２６·悲剧的意味。以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为轴心，屈原作品中象征形象往往对立：动物中有鸾鸟和鸡鹜的对立；植物中有兰芷和萧艾的对立；人物中有忠与奸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体现着屈原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美好的高尚精神。《橘颂》是一篇完美的象征作品，橘树不仅有芳洁的外形，而且被赋予“深固难徙”、“秉德无私”等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操，象征了诗人峻洁的品行和非凡的抱负。象征萌芽于《　诗经》，到屈原的作品里已发展得比较完备。由于象征联想和想象的特性极其明显，它所包蕴的思想内容也就更为丰富。所以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说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是指屈原作品的象征特色而言的。抑扬起伏、参差错落的节奏特点。诗歌的节奏是指诗歌语言在音响上的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而言，是使诗歌达到优美、和谐的艺术途径。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所产生的作品又有不同的倾向。屈原的作品同《诗经》一样运用了许多锤炼节奏的艺术手法，但所产生的节奏效果却不相同，从整体说，《诗经》倾向于整齐匀称　，屈原的作品则倾向于参差错落。“《　诗》三百篇　，要皆一义而更申，或章重而文变，较楚辞滔滔千百言，一气贯注不能强屈原传　　　　　　　　　　　　　　　　　　　　　　　１２７·分章节者又不大侔。是故北人诗歌言短而调重，南人辞赋句读长短无恒，篇章变化非一”（陈钟凡《　中国韵文通论　》）。正是指《诗经　》与屈原作品的语言节奏不同而言。一般说来，《诗经》中的诗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楚辞中的典型句有五字句、六字句多种，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　。“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　明、胡应麟《诗薮》）。屈原的作品既非四言　，也非七言　，而是句式灵活多变的自由体诗，“折繁简之衷　，居文质之要　。”行文节奏自有独到的妙处。与《诗经》相比，其语言节奏总的倾向是参差错落的。如：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既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所臧！——《怀沙》由一、二句的五言句式到三、四句的四言式经五、六句的变化句式（上句四言、下句五言）的过渡，增长到最后两句的七、八言。通过句子字数的增加与减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节奏变化。又如：屈原传　　　　　　　　　　　　　　　　　　　　　　　１２８·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前两句都是五言，结构上是对偶，整齐匀称。后两句增加字数，并把对偶比的句子改为散文化的句子，使句子的长短和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产生缓急相间的节奏效果。屈赋还经常颠倒词序，以加强其感情色彩，也取得了加强语调与音节的艺术效果。①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②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③跪敷袵以陈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以上均见《离骚》④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湘君》⑤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⑥凤凰翼其乘□兮，高翱翔之翼翼。——均见《离骚》前四例形容词作状语不放在动词谓语之前而提到句首，是强调动作的状态；后两例则将本为状语的迭屈原传　　　　　　　　　　　　　　　　　　　　　　　１２９·音词放在句尾作补语，并用“之”字连接，是着重表现动作的特征，从节奏上说前者紧凑，后者疏缓，是屈原作品多样化节奏的两种表现形式。“兮”字在屈原作品的语言成就中起着重要作用。“兮”字在《诗经》中已有广泛运用，共计有２３６例　，一般用于句尾。如“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常用的句式　，用法比较单一。到屈原　，“兮”字不仅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有严格的规律性。列表如下：篇目“兮”字位置离骚　 哀郢　 悲回风上句末　 乱辞同惜诵　 思美人　 惜往日上句末　 无乱辞抽思　 怀沙　 涉江（大多数句子）上句末　 乱辞下句末九歌　 涉江（少数句子）上下句皆用且在句中橘颂下句末《招魂》一篇比较特殊，序言六句与乱辞皆用“兮”字，且用于上句末，与《离骚》等同，正文除“魂兮归来”重复出现十次以外别无“兮”字，一般用“些”。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归来反故室”与前后各段文句不一致，应为“魂兮归来　”，这样，则“兮”屈原传　　　　　　　　　　　　　　　　　　　　　　　１３０·字句为十一例，“兮”字用法也呈现着规律法。从表中来看，屈原作品“兮”字用法有几种情况：（一）两句用一　“兮”字，“兮”字出现在奇句末。这类格式的句子数量最多，包括《　离骚　》、《哀郢》、《悲回风》、《惜诵》、《　思美人》、《　惜往日》和《抽思》、《怀沙　》的正文部分以及《涉江　》正文的绝大部分。（二）两句用一“兮”字　，“兮”字出现在偶句末。这一类包括《橘颂》和《抽思》、《怀沙》、《涉江》的乱辞。（三）上、下句皆用“兮”，且出现在句中，《九歌》十一篇和《涉江》正文的少数句子如此。（四）间隔性重复用“兮　”，只包括《招魂》一篇。可见，屈原作品中“兮”字的使用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在艺术表现上比《诗经》更加灵活，也更具有规律性　。“兮”字的运用对调节诗歌的节奏起了很大作用。如两句用一“兮”字且出现在奇句末，便形成前缓后急的节奏形式；而两句用一“兮”且出现在偶句末，则有前急后缓的节奏特点，至于《招魂》间隔性重复用“兮　”，且与“些”交错使用，也正是避免板滞、变换节奏的需要。“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呵”，屈原传　　　　　　　　　　　　　　　　　　　　　　　１３１·郭沫若、闻一多认为“呵”是“兮”字的本音。１９７３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凡今本《老子》有“兮”的一般写作“呵　”，证明郭、闻二人的推断是正确的，如此，则“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的作用主要是延长音节、调整节奏，以增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屈原传　　　　　　　　　　　　　　　　　　　　　　　１３２·与日月齐光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从集体创作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己创作风格和个性的伟大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他都占有崇高的地位。与屈原同时而稍后，就出现了一批学习屈原并效仿屈原作品进行创作的楚辞作家。《史记屈原列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关于唐勒、景差的情况，史书中绝无记载。关于宋玉，记载也很少。根据一些片断的材料来推断：宋玉出身贫寒，供职楚国朝廷，但不得志，他在政治上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谏，缺乏抗争精神，以写辞赋见长，继承了屈原作品某些语言体制特点。与唐勒、景差等一样活动于屈原去世之后，是直接受屈原影响的重要楚辞作家。其代表性的作品是《九辨》。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他爱国爱民的思想、清廉正直的品行、为坚持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直在感屈原传　　　　　　　　　　　　　　　　　　　　　　　１３３·召着后世的进步文人为保卫祖国、抵御侵略、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黑暗和邪恶、追求光明和正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也一直鼓励人们清廉自守，重视个人的人格价值。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社会黑暗、混乱的时代，人们总是记起屈原，从他那里获得鼓舞和力量。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说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精神如日月一样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史上有巨大成就的作家没有不受屈原影响的。最早受屈原精神影响的是汉文帝时代的辞赋家贾谊，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被贬到长沙，在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屈原遭谗流放的相似遭遇，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对屈原进行悼念　，引屈原以为知己，他也秉承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景仰屈原，曾亲访屈原遗迹，搜罗有关屈原史料，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不仅记载了屈原的事迹，而且对诗人“正道直行”的品德和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他说　：“余读《　离骚》、《天问　》、《招屈原传　　　　　　　　　　　　　　　　　　　　　　　１３４·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他同情屈原的遭遇，也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在遭受宫刑之后，忍着奇耻大辱，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事迹的鼓励下，发愤著书，从而完成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辉煌巨著《史记》。《史记》虽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因此，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都十分敬仰屈原，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和其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都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江上吟》一诗中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的好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他的《梁甫吟》中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屈原传　　　　　　　　　　　　　　　　　　　　　　　１３５·用攀龙游天、叩阍不开，表现自己备受冷遇的处境，明显地受了《离骚》上叩天阍、天阍“倚阊阖而望予”的影响。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步后坐。声称自己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作品充实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便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绝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诗中说　：“□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抱祭器是用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灭亡时，殷朝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投奔周朝。“不能抱祭器”也就是指不投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爱国学者顾炎武，效法屈原的《橘颂》，写了《颜神山中见桔》：黄苞绿叶似荆南，立雪凌云性自甘。屈原传　　　　　　　　　　　　　　　　　　　　　　　１３６·但得灵均长结伴，颜神山下即江潭。表示要像屈原那样坚定民族节操，绝不向满清投降屈膝。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学者更多。鲁迅先生曾给屈原作品以极高的评价，并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１９１９年“五四”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１９２６年出版《彷徨》时他引《离骚》中的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积极研究屈原，表彰屈原的爱国精神，并创作了历史剧《屈原　》，通过歌颂屈原宣传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提倡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屈原是中国人民普遍敬爱的诗人，可以说没有谁屈原传　　　　　　　　　　　　　　　　　　　　　　　１３７·能够取代他在广大平民百姓中崇高的地位。据传屈原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的，在他投江后不久，民间就开始以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这就是端午节包粽子和龙舟竞渡。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这就是五月端午包粽子的由来，包粽子不仅流行古代，而且风行现代；不仅流行南方，在北方也极其普遍。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　：“何由渡湖？”因而鼓□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急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划龙舟的风俗，两千年来盛行不衰，而且已扩展到世界范围，这足以证明屈原在我们民族以及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地位和不朽的影响。其次，屈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后世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　：“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屈原传　　　　　　　　　　　　　　　　　　　　　　　１３８·这是说屈原的作品，无论是宏伟的构思，还是华美的言辞；无论是对文学才人，还是初学童子都提供了可学习的榜样。屈原的诗歌开辟了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与《诗经》开辟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共同成为我国诗歌创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屈原所奠定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虽是用超现实的描写来表现理想和激情，但又紧密地联系现实、反映现实。所以受其影响的许多优秀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既有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具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也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以及愤世嫉俗、抨击时弊的斗争精神，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古诗十九首西上莲花山》等都是受屈原作品影响而写成的杰作。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也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文学传统。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张衡《四愁诗序》说：“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明确标明《　四愁诗　》是采用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写成的。唐代是继承屈原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旺盛时期屈原传　　　　　　　　　　　　　　　　　　　　　　　１３９·“斫取青光写楚辞”的李贺，“为芳草以怨王孙　，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李商隐，都自觉地运用和发展了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楚辞体也称骚体，是由屈原创造的新的文学样式，这一文体的出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仅在这一文体的本身，还在于它对后世新文体、新诗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屈原作品中铺陈排比以及人物对话的表现方式直接影响了汉赋的产生。可以说，汉赋的“宏丽巨衍”、“铺张扬厉　”，从体裁到句法直接承接楚辞变化而来，是楚辞的衍生物。但它们几乎都遵守着“劝百讽一”的创作原则，没有学到屈原作品的精神。中国的古典诗歌最早成熟的是《诗经》的四言诗，而后逐渐演化出五、七言诗，并成为汉代以后诗歌普遍使用的体制，楚辞及汉代乐府民歌就处于从四言到五言、七言过渡的阶段。屈原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的不带“兮”字的五言句、七言句，对后世五言诗、七言诗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后世的咏物诗、游仙诗、咏史诗、艳情诗、山水诗都能在屈原的作品中找到源头。屈原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他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１９５３年９月，他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何塞马蒂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传　　　　　　　　　　　　　　　　　　　　　　　　１４０·他的作品公元７世纪传入日本，１９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意、俄等多种国家文字写成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