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这就很明显了，分外之分，是落入私人腰包，“这你请放心！”汤斌立即表示，“在我手里，绝不会有分外之分。”　　马呈祥站起来很尊敬地请了个安，“大人如此体恤，我替同州的百姓叩谢。不过，”他起身说道：“光是大人一清如水，是不够的！”　　“我知道了！”汤斌很郑重地保证，“若有人敢舞弊，我一定严办。除了我自己密查以外，贵府倘有所闻，请随时见告。”　　“是！”马呈祥答应着又说：“兵差除了分外之分，再有一层难处，那就是原来只需两天的供应，结果搞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兵还没有开拔。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大人作主。”　　“那就奇怪了，为何两天不够，要到四天、五天。”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马呈祥考虑了一下，“想来总有人不愿大军早走吧！”　　“是不是趁此机会，可以假借名义，向民间需索？”　　马呈祥不置可否，只说了句：“大人明见万里。”　　这是官场中一句相当含蓄的话，可以解释为同意，也可以解释为不置可否，总之，内有隐情，需要仔细体察。　　汤斌体会得这层意思。便不肯强人所难，去追问马呈祥。送走了客，天已将黑，一个人坐在暮霭四合的廊下，默默思量，恨不得生两颗心、四只手，可以同时料理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无奈这是不可能的，眼前还得阅卷，先从了解案情开始。于是草草吃过一顿粗粝的晚饭，把京里带来的茶叶末子抓了一把，沏成一壶浓茶，倒在粗磁碗里，颜色黄浊，就像马溺，但却能消食提神；汤斌喝了两碗这种只觉苦涩，毫无香味的茶，在油灯下披阅刑名案卷。　　才看了上十件卷，就已约略明了马呈祥的话；照案情来看，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用不着提审的，情节确凿，口供明白，问得毫无差错，提审便成了别有用心，故意挑剔。再细看这些案卷的承办人，都是一个名叫周松轩的刑房书办，不言可知，是此人在中间捣鬼。　　但汤斌初想到此，即有警惕，深恐自己存了成见，知人不明，所以仍然平心静气地看着案卷，到三更天还不肯歇手。　　“老爷！”汤本劝道：“该睡了。”　　汤斌摇摇头，指着高可尺许的卷牍，“我得尽一夜工夫把它看完！”他说。　　一夜工夫可以看得完，这一点，汤本是相信他有此本事的。“不过，就是看得完，也不必急在这一夜。”汤本的怜主之情，化为轻微的不满，“何苦自己作践自己？”　　“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哪晓得关在监狱里的人，受尽煎熬的苦楚？早早弄明白了案情，明天一早坐堂，便可发落。在我不过破费一夜工夫，在别人就等于一年——怎么叫度日如年？那些候审的人最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汤本暗中叹口气，口不服心服，想一想便又说道：“老爷也该请位刑名师爷。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　　“这倒是句实在的话。我也想过，无奈有几层难处，第一、请了幕友，便得尊重人家的地位，办案迟速，操之于人；是那长厚的君子，倒也罢了，倘或遇着性情疏懒、脾气特大的人，只顾上头规定的限期，不肯额外出些力，那时我怎么办？不催于心不安；催了势必宾主失欢，倒不如我自己动手。”　　汤斌喝了口茶，又说第二、第三。幕友倘或从中舞弊，自然不会有证据落在外面，甚至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一案中做了手脚？同时，请幕友适馆授餐，必须有相当的供应，才算尽到礼数，这一下就得加重地方的负担。凡此都是难处，想来想去，只有自己硬挺着干。　　“为来为去为的四个字：于心不忍！”汤本又叹口气，“老爷就不知道自己这么苦法，旁人看在眼里，也是于心不忍！”　　汤斌笑了，“这就是你少读书的缘故。”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做，中怀坦荡，自有一种乐趣。”　　汤本跟了主人这几年，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气质，懂得为善最乐的道理；只是主仆情深，不能不劝，劝不听只好叹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坐堂不到一个时辰，汤斌发落了六件案子。其中三件是徒刑的罪，照规矩在这一审终结，汤斌斟酌案情，分别增减，发交驿站服役；两件是盗案，审明属实，即时堂谕解省；一件是田地纠纷，属于“户律”，可以由县官审结的，而前任潼关道，却以牵涉粮税的理由提审，提了来又关在那里不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节外生枝，汤斌对这一案，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研究过，并无提审的必要，所以问不到几句话，已经和解而无端受了讼累的原告和被告，大喜过望，心诚地磕头道谢，含笑出街。　　审到第七件也是“户律”中的婚姻纠葛，被告的女儿从小许配给原告的儿子为妻，当初是门当户对，两厢情愿；到儿女成长，被告发了财，原告的家道却中落了，因而被告悔婚，偏偏原告只有人证并无庚帖，所以县、府两审，都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告到道里。　　先提原告，名叫孙鸿书，是个蒙馆的塾师；照例问了年龄籍贯，听孙鸿书诉了冤屈，汤斌便问：“你儿子来了没有？”　　“小儿跟了我来的。”　　“唤他上来！”　　孙鸿书的儿子叫少鸿。上得堂来，汤斌一看便觉欢喜；那孙少鸿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眉清目秀，气度沉静；汤斌先不问案情，问他的功课，知道资质很不坏，只是他那塾师父亲，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可以传授儿子，变成“质美而未学”，着实可惜。　　“孙少鸿！”汤斌问道：“你父亲告人家海婚，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孙少鸿看一看他父亲，踌躇答道：“我不敢说。”　　“为何不敢？”汤斌鼓励他说，“两造对簿公堂，原是讲理。你不说话，这理从何讲起？”　　“大人明鉴，”孙少鸿答道：“一则是父命难违；二则，是不敢议论闺阁。”　　这两句含蓄的话；别人听不明白，汤斌却是人耳便已了然；原来他不愿打官司，也就是他愿意退让，这与他父亲的意思相反，所以不敢明说。其次是被告的女儿，必是名声不好，因而他说“不敢议论闺阁”。被告悔婚，他反倒替被告留余地，宅心仁厚，更见得是可造之材。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便浮起欣慰笑容，“孙鸿书，‘犁牛之子角如囗’”，他说，“可喜可贺！”　　孙鸿书大感意外，堂上大人称赞他的儿子，又为他道贺，真有些受宠若惊了，赶紧磕头答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敢当！”　　“你也是读书人，听我的劝，‘齐大非偶！’”　　“大人说得是。”孙鸿书加重了语气说：“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　　“你如肯听我的劝，我自然有教你消气的办法。”　　孙鸿书犹在迟疑，他儿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孙鸿书心想，儿子不愿意打官司，是无可奈何之事，于是这样答道：“那就请大人替我们父子作主。”　　“好，我一定不教你吃亏。”汤斌提高了声音吩咐：“带被告！”　　被告早在廊下待命，遥遥望到堂上，只见汤斌对原告父子和颜悦色，笑着问话，心里大为嘀咕，所以上堂去时，身上有些发抖。到了公案面前，双膝往下一跪，磕了个响头自己报名：“小人郝成，叩见青天大人。”　　“郝成！”汤斌问道：“你半夜里醒来，想到这场官司，还能睡得着觉不能？”　　如何问出这么一句话来？郝成愕了一下，辨清了话中的味道，想昧着良心说一句“睡得着”，又怕惹得堂上生气；要照实答说“睡不着”，那就明明是问心有愧。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不答，连连磕头。　　“不用如此！你抬起头来；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　　“是！”郝成把头抬了起来，这时才发觉汤斌的脸色，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厉，心便定了下来。　　“你的女儿多大年纪？”　　“今年十六，比孙少鸿小一岁。”　　这句话便露了马脚，汤斌笑道：“照此说来，虽无庚帖，彼此的生辰八字是知道的！这先不去提它；我且问你，你可是很宠你那女儿？”　　“大人明镜高悬，不敢瞒大人，都是小的女人溺爱之故。”　　“这就是了！”汤斌说道：“从来这种案子，断合不断分，以致亲家反成冤家。夫妇为人伦之始，须得慎重，你家既不愿，男家也不爱，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道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交代，便满口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　　“你知道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子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干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精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鸡。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干，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邢大户跟钱乡约很熟，只当他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些，邢大户不悦，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钱乡约似乎也生了气，自己动手搜查；看到那两件湿衣服，查问原主，庄客还不及回答，钱乡约已从湿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张水迹淋漓的纸，字迹却还可辨，是一通郑亲王府所发的文书，记载着派了一个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汉中公干，请沿途关卡予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