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根泉很高兴，便问：　　“杜先生问准备到哪里？台湾呢还是香港？”　　“我很想去台湾，”杜月笙坦然地说，“只不过，那边天气比较热，比较潮湿，对我的气喘病，大不相宜。”　　“那么，杜先生是决定到香港了？”　　“大概是这样，”杜月笙点点头说，“问题是房子还没有找好。这一次，我不但拖家带眷，还有不少的人要跟我去，住旅馆不是长远之计，找房子，尤其还要找一幢相当大的。”　　“这个杜先生只管放心，”陆根泉一拍胸脯，慨然承允，“香港方面，做房地产的朋友，我认得不少，杜先生所需要的房子，由我负责去找。”　　信电往还，用不了几天，陆根泉便来报讯，香港房子找好了，座落坚尼地１８号，大小保险够住，房费只要港币六万元。　　１９４９年１月底，调任新职的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离沪赴台，然后到广州就任新职，临行前，他到福履理路１８层公寓去见杜月笙，谈到了杜月笙迫在目睫的动向问题，吴开先认为杜月笙即使无法去台湾，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离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拢共产党。但是，他也知道当时共产党已有大批潜伏人士，暗中游说若干杜门相关人物。杜月笙未来行止如何，事关重大，吴开先趁临别之际，以２０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来提醒杜月笙，他说：　　“杜先生，你不要忘记１９２７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而且共产党居心险恶，他们报起仇，算起账来，以命抵命之外，还要给人极痛苦的侮辱和折磨。他们杀一个人不但要叫那人死，尤其还要那人在死前吃足苦头。”　　杜月笙深深领首，答道：　　“这些，我都晓得。开先兄，你放心，我绝不会让我的头颅跟心肝，给共产党去祭他们的烈士！”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解放军４０万人围攻上海前夕，宜兴、长兴、吴上兴三处外围据点国民党军撤离上海，上海草木皆兵，情势骤形危急，杜月笙不能不走了，他起先还想坐飞机，一脚到香港去。　　但是，给他看病的医生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杜月笙健康情形太坏，坐飞机有生命危险。医生的话不能不听，迫于无奈，杜月笙只好决定乘船。　　这时，急于逃出上海的人太多，买一张去香港或台湾的船票，简直难于登天。杜月笙走时，太太、朋友、保镖、佣人，还要跟上一大群，急切之间难于买到理想的舱位，所以当这大队人马登上一万多吨的荷兰渣华公司客轮宝树云号时，舱位都是分散开来的，杜月笙、姚玉兰和孟小冬，三个人只有一间头等舱，舱内两张单人床，外带三等床位一张。　　因此，姚玉兰和孟小冬商量好，排定时间，两个人轮流值班，招呼杜月笙，一人一班几个钟头，辰光一到就去那张三等铺上困一歇。　　时值杜月笙喘疾大发方告小痊之后，大病初愈，他身体极为衰弱，在此情形之下匆匆就道，大有“扶上雕鞍马不知”之慨。这次离开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上海滩，他早就晓得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国事如麻，大局难逆转，此情此形，以他的精神体力都不容许他有所作为了，英雄末路，他内心中有着无限的凄凉感慨。　　宝树云荷兰轮通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转眼即过。别矣，上海，舱外的步声杂沓，人语喧哗，杜月笙木然的表情稍微松弛，他转动眼珠望了望侍坐一旁的姚玉兰，发出一声长叹，然后满脸苦笑地说道：　　“我守了一辈子的寡，差一点就失了节。”　　姚玉兰懂得，杜月笙系指他终于毅然决然，挣出重围而离开上海。　　“就是嘛，”姚玉兰顺着他的心意说，“可见得一个人凡事都该自己有主张。”　　因为在杜月笙老一辈的朋友中，黄金荣迟疑复迟疑，迁延又迁延，最后终于决定拼死留在上海。杨虎则听信了他海员工会老部下王寄一等人的一派言语，跟杜门距离越拉越远，而且行动诡秘，颇有投共的迹象，这两位老弟兄的作为都使杜月笙深感绝望，却是又无可奈何。对于个人进退出处、当前大局环境，头脑“最清楚的”还数金廷荪金三哥，金三哥在杜月笙撤离上海之前，即曾不止一次地语重心长地说：　　“月笙，你不能上人家的当啊，我们跟共产党的恩怨你心中要有数目。”　　金廷荪所指“我们跟共产党的恩怨”，除了杀汪寿华之外，还有早在１９２７年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上海“三大亨”黄、杜、张加上了金廷荪，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组织共进会，加入“清党”，攻克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据点多处。除此以外，“剿共”战事时期，抗战前与胜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利用地利、人和之便，对肃奸防谍，曾有相当的贡献，凡此，也都被共产党认为是必须“血偿”的“血债”。　　于是，杜月笙每次都对金三哥回答：　　“三哥，我晓得，我心里当然有数目。”　　回到内室。杜月笙颇觉心知肚明，还不胜感慨地告诉姚玉兰说：　　“他们要骗我留下来，目的就在于把我弄死为止。”第九章　　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船抵香港。杜月笙在陆根泉为他找的坚尼地１８号安顿下来了。５月２７日，上海国军因抵抗不了解放军的进攻撤出了上海，同一日，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解放军。共产党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进入上海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流章和钱新之。　　但是，陈毅的长电却犹如石沉大海，“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的答复，于是，陈毅又派与“五大亨”关系颇好的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地位与关系，专程跑一趟香港，迎接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徐采丞却为自己脱离虎口，和陈毅耍了一起噱头，他抵达香港以后，自己从此也不回来，留在香港，不再回到上海了。　　随后，杜公馆的各色人等陆陆续续地到了香港。坚尼地１８号房子不但不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　　但是，杜公馆到了香港的人可不少了，从杜月笙以下，有三楼孙太太，姚玉兰与孟小冬，长儿、长媳维藩夫妇已经有４名儿女，次子维垣、三子维屏、五子维新，都已建立小家庭，七子维善、八子维嵩还在读书，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义女养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２０多人，何况还有跟出来的随从徐道生、司机小阿三钟锡良、大司务“小鸭子”及其下手、男仆陆圆、解子信、女雇阿妹、小妹等４人，佣人就占了１０个之多。　　而坚尼地１８号一楼一地的房子，楼上住的是陆根泉一家，楼下杜公馆，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的人朝里望，可谓“开门见山，一目了然”，全屋精华所在惟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正房只有３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用走廊空隙隔出来的，一间做了秘书胡叙五的办公室，另外３间住了杜美如和杜维善、维嵩两兄弟。姚玉兰和孟小冬的两间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外面，劈面相对，而且声息相通。　　将这几个人勉强分配好房间以后，再要住人，便毫无空隙。厨房边一小间只够住一两个佣人，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归。　　因此，二楼陈太太一度由台湾到香港，她反倒住进新宁招待所，三楼孙太太则在外面与儿子同住，杜维藩的太太先带小孩到香港，住过九龙李丽华的房子，后来杜维藩乘海轮抵港，一家６口便花两万港币，在建华街买了一层楼，而跟同从上海来的王新衡隔街对门。其余成了家的三儿一女，则杜维屏住堡垒街，杜维垣、维新住在渣华街，二小姐杜美霞嫁给了金元吉，她是金公馆四少奶，金廷荪由上海带出来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华街上。　　抵达香港后杜月笙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加以当时环境之所限，心情萧索，早已失却创办事业养家活口，作长期打算的壮志雄心。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他自己每月要港币两万以上的庞大医药费用，光只坚尼地一处一月开销至少也得港币６万之数，杜月笙带一大家人到香港，他打的是什么算盘？只好“坐吃山空”，用光为止。这位当代闻人、挥金如土的上海大亨杜月笙，１９４９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一共只有两笔财产，其中之一，是美金１０万，当年曾因预储子女教育费的关系交给了好友宋子良，请他带到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约有美金３０万，这是出卖杜美路那幢渠渠华厦之所得，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早已提出预存于香港，留下来应付杜月笙逃难到香港的生活所需。　　杜月笙一家人迁居香港不久，便有一笔找上门来的好生意。　　说起来，这是一位热心朋友好意帮忙，想给杜月笙在一进一出之间，赚一大笔钱。这位朋友是四川人，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据他所知，四川猪鬃量特多，价格又低，又碰上了时局关系无法出口，因而一跌再跌，已经跌到成本之内，这位四川朋友早已决定斥集巨资大事搜购，并且他已接洽好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代为运港，这批猪鬃运到香港以后，即使比市价再低的话，也可以有三倍五倍的利息。　　这岂不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朋友极靠得住，生意更是十拿九稳，加若干股子进去，也许便在数日之间，就可以赚个三倍五倍，有这种好生意不做，更待何时？　　但是杜月笙听过之后，却一口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他推说：“我现在没有现款。”　　而这笔生意由于争取时间的关系．必须立时立刻拿出钞票来，杜月笙放弃了大好发财机会，他身边的顾嘉棠则食指大动，他不惜倾家荡产，把他从上海带出来的３０万元黄金甩下去，满心赚个百把万美金。顾嘉棠在“小八股党”首领之中最善理财，他平素的作风“只进不出”，恰与杜月笙的“挥金如土”成对比，所以他省吃俭用的积蓄，尚且超过抵港以后的杜月笙，这一次是他一生一世最大的一笔投资。　　当顾嘉棠满怀希望欣然加入的时候，四川朋友告诉他，大部分的猪鬃都已经收购好了，货色集中在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开始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这时，解放军才只攻下了巴东，川边吃紧，成都、重庆犹仍安如磐石，解放军跑得再快，也不可能猛一下便威胁到成都，因此，顾嘉棠交付过股款以后，便笃定泰山地等着赚钞票。　　万万料想不到，猪鬃方待启运，１１月１０日一早，翻开报纸一看，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带了１２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投共，使全国各线空运全部中断。　　这是成为令人极为震撼的一条重大新闻。　　这一条重大新闻，对于顾嘉棠和那位四川朋友，震撼的程度尤足惊人，两航反戈，航线中断，运猪鬃的合同无人负责，大批的猪鬃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的交通工具可资利用，这一个打击对于当时的顾嘉棠来说未免太大，四川朋友本人蚀了美金３００万，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带出来的全部家当美金３０万元全部蚀光，沉重的打击使心宽体胖的顾嘉棠长吁短叹，愁眉不展，见了熟人便一声苦笑地说：　　“一票猪鬃，蚀脱我１８磅。”　　他是在说家当蚀光以后，他的体重骤然减轻了１８磅之多。　　在香港时，气候一变，杜月笙喘病又发，杜月笙治喘照样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子的医生，中医有４位，西医则３名，这７位医师都不是碌碌之辈，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由于中西药石兼投，医生一多，意见难免分歧，究竟该用谁的医法，该吃哪位的药，家人不敢做主，惟有杜月笙自己决定，因此之故，“久病成良医”的说法应了验，杜月笙反而变成自己的主治医师了。加以亲眷朋友，来往探病的人为数不少，人人对他表示关怀，贴心，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弄得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几个月下来的结果，他曾自嘲地说：　　“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杜月笙本人无法拿出定见，决定只请哪一位医师主治，别人更不敢代出这个主意，“群医咸集，药石纷下”。对于他的喘病毕竟是益少害多，以杜月笙的“急病乱投医”的情况，是很难治疗得好。第十章　　在香港杜公馆和任何一处杜公馆不同，那便是坚尼地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十年来杜氏门庭的热闹风光仿佛已成陈迹，这并不是说杜月笙落日余晖，苟延残喘，竟被各界人士冷落忽视，而是他一则抱病，一则也由于大陆局势急转直下，香港是国共双方都在公开活动的是非之地，他有心避一避风头，躲一躲纠缠。刚到香港不久，杜月笙便请袁树珊给他看了个相，当时，袁树珊曾慎重其事地说：　　“杜先生，最近一段时期，你最好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否则的话，恐怕会有事非。”　　袁树珊这一番话正中杜月笙的下怀，于是他命人写张条子，贴在房门口，词曰：　　“遵医嘱，碍于病躯，谢绝访客。”　　条子贴出，倒也蛮有效力，却是有一天，张公权来访，一脚踏进了房间，因为是要好朋友，杜月笙不得不带病见客，从此以后，病中谢客的“规矩”为之破坏。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间，在香港长住的杜月笙，虽然怕麻烦、怕纠缠，可是他那颗爱热闹的心，却并未因健康太差而予稍减，即令气喘咻咻，爬不起床，每天还是巴望着家人、亲友多走动，常来来。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党”“硕果仅存”的老兄弟顾嘉棠头一个到，他是专程前来打一个转，问声月笙哥昨夜睡得好吗？今早可曾起床吃过药了？他风雨无阻，问过便走，有时他并不一定要见到月笙哥，等歇到了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应酬，这顿中饭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的话，就在外面饭厅陪陪杜公馆的熟朋友。顾嘉棠一生一世对共产绝无好感，上海解放以后，他一提起共产党便破口大骂。他说只要共产党在上海，他是宁可死在外头，也绝不回转去受罪的。　　跟杜月笙、顾嘉棠抱着同样坚决反共态度的是金廷荪，金廷荪这次逃难，逃得非常之彻底，全家大小，４儿４媳全部搬到了香港。他也是抱定主张，绝对不跟共产党打交道，殊不料他的夫人怀乡情切，不耐客居，也不晓得听了什么人的蛊惑挑唆，居然跟金三哥老夫妻俩意见分歧，各行其事。金老太太不顾一切地带了３个儿媳妇，４名女将由香港开回了上海滩，杜月笙、金廷荪、顾嘉棠一般老兄弟再三苦劝，劝不动这位金三嫂。照金三嫂的意见，她坚持要把４名儿媳一道带回去，幸好大少奶在香港医院中待产，总算免于同行，少受了一番波折与磨难。　　金三嫂带了３位少奶回上海，实使杜月笙、金廷荪担尽惊吓，大费手脚。因为金三嫂回上海后住在杀牛公司附近朱家木桥的金公馆，平安无事了一段时期。共产党展开了清算斗争和三反五反，朱家木桥一带每天都有满载死囚前往市郊处决的卡车开过，吓得金三嫂心惊肉跳，险乎得了神经病，金三嫂托人想办法打张路条，自己先逃回香港，留下３位少奶，而其中的四少奶正是杜月笙的次女杜美霞。　　杜月笙在香港想尽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来，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写信到上海请杜美霞出来，后一再函电交驰，依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最后则以杜月笙病危为词，拍发急电，杜二小姐才回香港。　　同时，杜月笙的二楼太太陈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经到过一次台湾，想在台定居。杜月笙抵港，她也由台来港打了一转，夫妻间话不投机，陈夫人便和维翰、维宁回了上海，而这趟回去后，竟始终没有回来了。　　在这一段时期，杜公馆人客虽少，饭厅里仍然每天中午准备两桌饭，一张圆台面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台面必定坐得满，圆台面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经常来杜公馆吃中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诸人之外，还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总管万墨林两位在香港经常不离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将，朱、万两人为了往来方便，都在坚尼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馆近得很，等于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１０号，万墨林一家住６号。第十一章　　杜月笙抵香港不久，共产党方面立刻对他展开了统战工作，共产党争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开他个人的声望及号召力量外，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金融领袖、工商巨子莫不纷纷跟着杜月笙转移，他们挟巨资而抵香港，我党在港统战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一向以杜月笙马首是瞻，言听计从，经过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向往新生活而心存观望。这时，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约可分为三种，一种人抱定决心在香港地区另创事业或者静观待变。一种人已被中共统战政策打动，他们热烈地希望杜月笙能够带着他们回上海。一种人接受统战宣传后，模棱两可，迟疑不决，不过仍存一线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上海去。　　在我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头如王晓籁、刘鸿生、吴蕴初等人，都已打定主意向左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有心回上海的人出入杜月笙之门，拼命地劝杜月笙跟他们同回上海，王晓籁和刘鸿生两个更是无日无夜，舌蔽唇焦，声泪俱下地劝，不过，杜月笙始终立定脚跟，不为其所动。　　然而，有一日，台北一家素具权威的报纸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视轰动一时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所谓“政治垃圾”与“经济蝗虫”。王晓籁、刘鸿生认为这是一个“劝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题目，他们拿了报纸轮番去见杜月笙，告诉杜月笙说，社论中所指的暗中操纵上海金融、物资的经济蝗虫，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吗？台湾报纸差一点就要对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论的结论，旨在“绝不容许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到台湾复兴根据地去掀风作浪，重施故技。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难道还有到台湾去的可能？还不如“风风光光”地跟我们回大陆吧。　　劝说杜月笙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异口同声，众人一词，杜月笙剪下这篇社论来，叫他的秘书边读边为讲解，社论的措词确实过火，将“罪状”与“实际”对证，杜月笙三个字仿佛也是“呼之欲出”，于是杜月笙不由得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张剪报折好，放在自己的马甲袋里。　　９月间，杜公馆又有一位常客常常进出。　　他就是曾经身为和谈５代表之一，被代总统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泽东谈判的章士钊。章士钊随同和谈代表团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飞北平，谈判２８天不得要领，后留下来历时４月有余，他又接毛泽东之命前往香港。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钊扃室长谈。又来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为立法委员的汪宝瑄，他是从广州来的。　　杜月笙听说汪宝瑄到访，非常高兴，他请章士钊到另外一间房里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宝瑄。汪宝瑄和章士钊打了个照面。这时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见汪宝瑄，情绪就显得相当的激动。杜月笙一伸手，从自己的中式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份剪报，他摇头、叹息、苦笑，把那份剪报一直递到王宝瑄的手上。　　汪宝瑄一看，便知道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台北某报一篇社论中用上了“垃圾、蝗虫”二词，斥责“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仿佛这般人还想到台湾来乌烟瘴气地搞垮台湾这一处反共的基地，因此讥讽这般人为“垃圾、蝗虫”。　　当时，汪宝瑄向杜月笙一笑，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杜月笙说：　　“杜先生，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　　激动之余，杜月笙极其罕见地向汪宝瑄发了一顿牢骚。他说：“我并非国民党员，而抗战、戡乱，一连两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无非是免为国民党的敌人所用，我这么做完全是本诸良心，既不求功，也并不是为了求什么显人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台湾还有人认为我是‘政治垃圾、经济蝗虫’，讥笑讽刺，不留遗地，实在是令人伤心。”　　汪宝瑄立即向杜月笙表明来意，他说：“在广州因公稽留的洪兰友公，正是奉当局之命，便道赴港将对先生加以安慰，并且有所解释。”　　接着，汪宝瑄告诉杜月笙，洪兰友为这件事心中也很难过，始终不得安心。洪兰友托汪宝瑄转告杜月笙台湾的近况，蒋介石犹未复职，一切难免显得紊乱，某报的这篇社论大有亲痛仇快之意，令人一见而知撰稿人既幼稚且有偏见，因此，当局目前已在着手整顿。　　眼见杜月笙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汪宝瑄又说：　　“当局还有一封亲笔函，将由洪兰友公面交杜先生，信上所说的，和我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　　顿了一顿，杜月笙方始语重心长地回答：　　“宝瑄兄，你回台湾以后，务心请你代我杜某人转告台湾方面那许多党政负责朋友，我杜月笙是白相人出身，我不是国民党员，同时我也不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是自从１９２７年起我追随国民党，往后的抗日、戡乱，甚至于将来反攻大陆，我一定还是跟着国民党走。”　　“这不但是因为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而且，我还有我一层最简单的道理，老实不客气说，现在跟国民党的人未见得满意，不过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跟国民党纵使没有干饭吃，最低限度也有口稀饭喝，倘使去跟共产党呀，”他接着突然提高声音，极其轻蔑地说：“我敢于说将来连屎都没有得吃的！”　　汪宝瑄不但甚以为然，尤且衷心感佩杜月笙，他想到当许多国民党一手培育、造就、栽培的高级官僚，都在纷纷反戈投共的大混乱时期，杜月笙“忠贞不贰”，对自己的进退出处“大义凛然”，“晚节”不亏，杜月笙的作为，超过若干国民党高级干部，以此，他认为杜月笙的“忠党爱国”，反使国民党干部有所勉励。　　接下来，杜月笙又说：　　“宝瑄兄，这就是我的心意。无论如何，我还晓得个好歹香臭，所以，我绝不会跟共产党走。杜月笙一生一世，凡事都要做到言话一句，哪能这么一件大事反倒会破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杜月笙跟国民党算是跟定了，随便怎样也不会回头。”　　汪宝瑄感到很振奋，紧接着他便和杜月笙谈起共产党竭力争取金融工商界领袖人物回返大陆的问题，汪宝瑄不惜指明了说：“撤离大陆的金融工商巨子多一半集中在香港，他们所携出的只是少数的资金，绝大部分资产仍还留在大陆，我很为他们的未来动向担心，惟恐他们自投罗网，落于陷阱。”　　接着他又强调说：　　“据我所晓得的，这么些跟杜先生有关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他们留在香港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其实，他们都是在看杜先生的风色。”　　“我的风向早已定了，”杜月笙一语破的，片言决疑，然后他又说：“倒是最近王晓籁和刘鸿生居然悄悄地回到上海去，使我心里非常难过。”　　听到这话，汪宝瑄知道自己所负的使命圆满达成，他很高兴，马上到了午餐的时间，杜月笙邀汪宝瑄在坚尼地午餐，为他洗尘。同席的有王新衡和宣铁吾，老友聚晤，倍感欢快，席间杜月笙听说汪宝瑄翌日即将返台，他殷切留客，命杨管北替他退票，留汪宝瑄在香港多住３天，以资盘桓。盛情难却，汪宝瑄只好答应了。　　章士钊衔命而来，他深知中共主要目标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决”杜月笙的问题。到香港后，他便不时出入杜公馆，登堂入室，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接席密谈，他分析天下大势，国际动向，尤其对他的同乡后辈毛泽东大加赞赏。　　第一次长谈，杜、章之间，便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对话。　　当章士钊滔滔不绝，盛赞毛泽东是如何的尊老敬贤，求才若渴时，杜月笙很巧妙地接过他的话来，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起章士钊：　　“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　　怔了一怔，章士钊答道：　　“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　　“这个———”顿一顿，章士钊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这一次，杜月笙接口很快，他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便问：　　“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共产制度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惟有直话直说，坦然吐露，却是接下去他又直言地说：“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由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哪还用得着耽心吗？”　　于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语，他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最要紧的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　　“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晚间，休息过来，精神回复，杜月笙又提起了章士钊的往事，抗战八年，杜月笙怕章士钊落水当汉奸，始终把他拉牢了同在一起，章士钊夫妇曾与杜家合住香港、同游西北，尤其是曾同住南岸重庆，一应生活开销，都由杜月笙负责，谈到到这一件事，杜月笙嗬嗬一笑说：　　“负责生活，毛泽东不过给了他一句言话，我杜某人倒是真负责过不少年啦！”　　讲过了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章士钊怎能说服坚决反共的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还是三日两头地来，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来兮。　　一次，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港夜景，任轻风拂面。这时，章士钊忍不住又夸毛泽东何等的礼贤下士，奖推人才，他口口声声地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时常登门，章士钊的这场统战攻势，要到几时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烦时，自有他的退兵之计。为了早日结束这一场必无结果的冷战。渐渐地，在跟章土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土钊“弃暗投明”，劝章土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　　这时，杜月笙的秘书是胡叙五，他原是抗战初期经黄炎培介绍过来的，抗战八年、胜利四载，他为杜月笙效力甚多，杜月笙第一次旅港身边的得力帮手是翁左青与胡叙五，第二次仍然还是这两位，不过首度旅港杜门座客常满，人文荟萃，如老虎总长章士钊，江东才子杨云史，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树千里，都曾降尊纡贵，为杜月笙司过翰墨词章。二度香港居，文墨方面的工作就只剩了胡叙五独挑大梁，因为翁左青明于事理，善长分析，颇能出出主意，管理庶务，若论笔下功夫，新旧文学俱有根底，那他毕竟是及不上胡叙五的。　　胡叙五随同杜月笙到了香港，工作了一段时期，不知怎的忽然动了家乡之思，起了还沪之念，口口声声地说要回上海。他这一决定使杜月笙大为不安，惟恐胡叙五回大陆引起无谓的麻烦与谣言，尤其旅港初期，胡叙五兼为杜月笙掌管机密，他晓得的事情太多，又怕共产党对他加以利用。　　因此，杜月笙便亲自奉劝叙五兄没这必要，不要冒险自陷共区！他一再恳切挽留胡叙五，但是，胡叙五辞意颇坚，杜月笙无可奈何，又叫跟胡叙五谈得来的长子维藩和万墨林两人从旁劝阻。　　万墨林劝驾不曾发生作用，便由杜维藩接手，他约胡叙五到外面吃咖啡。　　杜维藩直打直地和胡叙五谈判，他问胡叙五：　　“叙五兄，你说老板从前待你好吗？”　　“很好。”　　“那么，你是否嫌比老板现在待你不如从前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叙五兄，”既然是多年交往的自家人，杜维藩便坦坦白白地说，“老板从前待你好，是因为从前的路子粗，进账多，日子好过。现在跟从前大不相同了，现在老板在香港，一点进账都没有，就靠带出来的那点钱，天长日久，坐吃山空。老板自家的日子不好过，跟他的人当然要比从前差一点，好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所以我说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免得人家批评你不够义气。”　　胡叙五并不否认杜维藩所讲的话有道理，但是他去意已决，无法挽回。劝阻无效，胡叙五还是辞去了一干十二三年的杜月笙秘书一职，他悄悄地回了上海。　　机要秘书出缺，使杜月笙大伤脑筋，幸亏早年即曾在杜公馆任过秘书的邱访陌，这时也在香港，杜月笙便去请了邱访陌来，接替胡叙五之职。但是，这一时期许多昔日的朋友和部下一个个跑回了上海，这使得病榻上的杜月笙心情总是阴霾霾的。第十二章　　早先，杜月笙决心离开上海，赴港避乱之前，曾经扶疾往访黄老板，力劝他的金荣哥预早为计，也跟他一样，做避难香江的打算。　　当时，黄老板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黄金荣说：　　“月笙，我老了，这些年来，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门便不出门，能不动顶好不动。你算算，我今年已经８０岁，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８１，就已经多活了１１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对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黄金荣接下去娓娓细诉地说，自从他６０岁那年正式宣告不问世事，安享余年，他生活的目标就只剩下每天抽几筒大烟，上一趟澡堂泡一个浴，凑几位牌搭子碰几副铜旗。除此三者以外，复无他求，也非有此三项享受而不欢。因此，他堆满一脸苦笑诉与杜月笙：　　“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那里去找碰铜旗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没有澡堂，能否容我这８０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都是问题。何况，树高十丈，叶落归根，我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好活？好歹我也死在家乡。”　　杜月笙听他金荣哥说得如此剀切透澈，心知其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却是辞出来时，突然感到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他忍不住洒了两行热泪。　　到香港坚尼地１８号定居，他第一次听到金荣哥的消息，上海来人说得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上海沦陷前夕，黄老板惟恐炮火殃及，自曹河泾黄家花园迁居钧培里老宅，逐日泡浴、碰铜旗、吞云吐雾如故。共产党进了上海，起先倒还安然无事。但是数月以后，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气势汹汹地直扑钧培里，围在黄老板公馆大门口，大呼小叫，扬言要把黄老板家中打得稀烂。这时候，黄老板精神矍铄，大踏步抢出门外，面对着那一百多攘臂掳袖、疯狂暴跳的强徒，黄老板拉开嗓门便是声声怒吼：　　“我就是黄金荣，你们各位今朝来，阿是要把我黄金荣的家里打烂！”　　多一半人被这白发皤皤老者的虎虎生震慑，也有人杂在人群中喊：　　“是的！今天一定要打烂黄家！”　　“好！”黄老板斩钉截铁地一答：“要打烂，我自己来，现在我把大门关上，我自家来打给你们看！等会儿你们进来查，有一件东西没打烂，你们尽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说完，他就命手底下人关大门，童颜鹤发的黄老板掳起衣袖，抄根门闩，就此要自己打烂自己的家。这时候，偏偏不知从何而来的‘调解者’隔扇大门之外，好说歹劝，高声排解：　　“好啦，好啦，黄金荣已经知错，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份上，饶他一次！”　　紧接着，又有人来拍门，黄老板气喘咻咻的，亲自把门打开，外面有几个毛头小伙子，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好生教训了黄老板一顿，一场毁家的纠纷方告有惊无险，化弭于无形，百把个穷凶极恶的人逐渐散去。黄老板８０多年来从不曾受过这大的侮辱，回到客厅，气呼呼地一坐，足有半晌说不出话，他老泪纵横，徒呼负负，那几个毛头小伙子教训了他些什么，也是一个字也都不曾听见。　　隔了不几天，又有共产党的干部上门来，叫他“向人民大众坦白”，黄老板双手一摊地问：　　“叫我坦白啥么事？”　　“你这一生的罪恶，”共产党干部字字着力地说，”“请你详详细细写份自白书。”　　黄老板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劝他忍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没有用处的。”迫于无奈，他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其结果，是共产党派人来抄家，妙的是毛病还并不出在黄金荣的自白书上。　　黄老板的二公子黄源焘有一枝自备手枪，又跟一位姓戚的谍报人员很要好，上海撤退，姓戚的有一大捆步枪存放在黄源焘住处。这件事黄老板确实并不知情。　　“倘若是在黄老板当权得势的那些年，钧培里黄公馆，长短枪枝经常也有个五七十杆，这一大捆步枪，实在无啥稀奇。”杜月笙接口说。　　来人接着说：“不过共产党来了，情形不大相同。因此当从黄公子的那一枝手枪抄到了一大捆步枪时，连经过多少惊风骇浪大场面的黄老板，居然也给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当时，共产党仅只把枪枝没收，黄源焘则被带了去问话，共产党对他倒也并不为难，招出来枪枝来源就此作罢。然而，正当祖、叔、孙三代，黄老板、黄源焘和黄启予之弟黄启明衷心庆幸，逃过一场大祸，又数日，来了一份通知，黄金荣的自白书看过了，人民认为他有罪，所给他的处罚是每天早晨到黄老板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老态龙钟的黄老板开始在大马路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扫街了。消息传出当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骤集街头，黄老板则面部毫无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扫地，矮胖身躯，仿佛一具笨重的机械。许多记者来采访，来拍照，许多干部围在黄老板的四周。这张黄老板在大世界扫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报显著地位。”　　杜月笙一听，马上忽然问起管家万墨林：“上海报纸为何多日不见？”　　这时，他很关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则因为时值上海清算斗争期间，惟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屠戮迫害，心中难过会得妨碍病体，所以有时候便藏过几张，不给他看。现在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闻报，万墨林无奈，只好再找出来，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脸色灰白，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里咻咻地气喘。　　这几天本来他精神略好一点，金荣哥所受的遭遇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乱，因为他的喘势越来越急。　　又是缠绵病榻，中医、西医川流不息。第二天，黄老板的长媳李志清到访，除了探病，她还有重要事体要跟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亲切地喊李志清：“妹妹！”请她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于是，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来的信，黄金荣向他的媳妇“求援”，他叫李志清赶紧设法筹款汇寄上海。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阵愤恚与激动，好不容易用药物把他的急喘压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气无力地问李志清道：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　　李志清告诉他说：她正是得信以后急如热锅蚂蚁，一时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这边来讨教。　　于是，杜月笙开口说话了：　　“妹妹，倘若是黄老板能出来，只要平安无事到了香港，莫说是２万美金，便是美金２０万，我和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哪怕去求、去借，我们也是愿意的。”　　李志清也是伤心难过，她点点头说：　　“就是说嘛。”　　“倘使老板到了香港，我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苦日子一样过得快活。”　　李志清一心惦记她公公在上海如何受逼，如何受罪，纯粹基于一片孝心，她以为能够筹出这笔钱汇过去。　　她把自己的心意，向杜月笙说了，杜月笙听后却摇头苦笑。他不赞成李志清的做法。　　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泪，她焦灼万状地说：　　“杜伯伯，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做法？也不能看着老板受逼呀！”　　“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没有用处。”杜月笙柔声地安慰她说，“要么你照我这一个办法做，回信老板，告诉他在香港筹钱很不容易，跟亲眷朋友开口，必定要说接得出老板来，方始可以筹到这一笔大数目。唉！”浩然一声长叹，杜月笙又说：“老板８１了，他还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过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扫街，风尘残年，能够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这件事也得赶快。”　　得了杜月笙的应付之策，李志清兴辞离去，她为了尽孝道，她怕黄金荣在上海被共产党逼得太紧，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她凑集一部分现款，又变卖了些手饰准备先汇一笔数目到上海去，也好让黄金荣在上海有个缓冲的余地。　　果然，钱还没有汇走，黄金荣又打长途电话来，关照黄李志清速即筹款，立汇上海。黄金荣在电话中问起儿媳妇在香港借筹款项的情形，李志清晓得她身边有监视，只好推托地说：　　“到香港来的上海朋友都在难中，叫我好去向那一个开口吗？”　　于是，黄金荣便指明了只去找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李志清马上就说：　　“金家目前环境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杜家伯伯又说我手头这点首饰有限煞，我还有家人，他说我和启予将来也要安身立命的。”　　时间将到，李志清才透露她已典当了所有，凑了１万美金不日即将汇出。其余部分慢慢再想办法。　　汇出了那１万美金以后，李志清根据杜月笙提示的原则，果然被她想出了一条妙计，她主动写信寄回上海，禀告公公黄金荣，她说是已经和汇丰银行接洽好，用黄家在上海的房地产作抵押，可以借到一笔巨款。不过，因为房地产的道契统统被她带出来了，汇丰银行方面表示，必须黄金荣本人到香港来亲自签字方可成立贷款契约———上海那边，黄金荣把这封信拿给政府看，要求办理出境路条，到香港去签字借钱，政府有关方面的人士对他说：　　“这是你媳妇摆的噱头，老先生还是不必动的好。”　　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陈彬和从上海逃出来，他带来黄金荣的口信，告诉旅港亲友，实际上黄金荣已经获悉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料，证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并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会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　　黄老板没有了危险了，杜月笙放心了许多，然而，隔不了多久，上海方面的消息又越来越坏，越来越糟了。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一日，上海共产党的报纸报道说，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被共产党布置成为“工人文化之宫”，而且正在里面举行汪寿华血衣展览，他便大叫一声：“不好！”　　他心想，来不及逃出的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果然，不久就传来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新闻。马祥生和叶焯山两个凶手，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特别庞大”的公审，参观者人山人海，树顶、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马祥生、叶焯山两人坦白认罪，立时三刻，判决枪毙。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两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个同党无非惟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谋避居香港，马祥生、叶焯山则落了如此悲惨的下场。杜月笙免死狐悲，报纸没看完就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哮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棉袄过一阵像是才从水中捞起湿淋淋的。他每一次喘都有极度窒息，几次晕厥。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叉开，仿佛失足溺者急于抓到一块浮木。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谈不了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喘到这样，只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不分昼夜，常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医院里所备的氧气，原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医采纳了戚寿南的建议，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便成为杜月笙一刻不能轻离的活命之资，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一样了。　　因为经常需要氧气，杜月笙卧室外面氧气筒排列成行，必须专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气之多及其为时之久，使得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看病的医生极为惊异。只要氧气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渐惭的平缓下来，只是那一阵喘大发，才是发得他余悸犹存，担心害怕，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过于脆弱，安全感渐渐丧失无存，急切无奈之中他很信托医药。渐惭的，他变得家中一时缺了医生，便很不自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定要喊人带来一位医生，他才能安心的吃喝与睡。　　但是，杜月笙所请的那些中西名医，都是很有名望的医术高明之士，他们业务是最为繁忙的，并且通常并不出诊，而杜公馆这边的要求却是必须随请随到，一刻也不能迟延，碰到他们正在诊所紧急治疗，杜公馆催促的电话急如星火，自难免有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之苦。好在这许多位名医，或者钦仰杜月笙的为人，或者早就是杜门故旧、朋友学生，且不说杜月笙病势一来便急，即使凭私人交谊也是一有紧急情况非到不可。中医师朱鹤皋和他的介弟朱鹤龄都是杜氏门生，老夫子病笃哪有不尽心侍疾之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朱鹤皋在众家名医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昼夜一得电话就马上放弃一切手头活儿，尽快赶来。杜月笙夜里睡得不安稳，睡睡醒醒，心神不宁，他必得有医生在家里才睡得着觉，这时候多一半是朱鹤皋在杜公馆里睡沙发，整夜守候，或者全日不离，而在他自己的诊所里，也许正门庭如市，候诊者排起长龙，朱鹤皋业务再忙，当杜月笙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