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轮船公会理事长　　招商局理事　　民生实业公司董事　　上海市轮渡公司董事长　　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　　大通轮船公司董事长　　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　　复兴轮船公司董事长　　六、纺织　　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　　荣丰纱厂董事长（总经理是章荣初）　　大丰纱厂董事长　　恒大纱厂董事长　　抄市纱厂董事长　　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　　华丰织布厂董事长　　利秦纺织公司董事长　　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　　七、面粉　　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　　第四区面粉业公会理事长　　华丰面粉厂董事长　　八、造纸　　华丰造纸厂董事长　　畏丰造纸厂董事长　　云丰造纸厂董事　　九、渔业　　上海鱼市场理事长（总经理唐承宗）　　中华水产公司副主任委员　　洽茂冷气公司董事长　　十、证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十一、贸易　　中华贸易公司董事长（在上海复业）　　通济贸易公司董事长（在上海复业）　　扬子贸易公司董事长　　嘉陵贸易公司董事长　　十二、公用事业　　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十三、国货工业　　大中华橡胶厂董事长　　新华玻璃厂董事长　　永兴化学工业社董事长　　亚浦耳电气厂常务董事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　　香港中国国货公司董事　　十四、茶业　　中国茶业公司董事长　　十五、水果　　上海水果业公会理事长（因为杜月笙是水果行学徒出身，上海水果业者引以为荣，一致拥戴他当公会理事长，杜月笙刚缅怀当年，欣然接受）。　　以上列举杜月笙的职衔共７０个，其中计董事长３４，理事长１０，常务董事３，董事９，会长２，副会长１，校董２，常务理事１，理事２，代表，参议员，常务监察，筹备主任，创办人，副主任委员各１。全部职衔都印在名片上，即使字体缩小７号，也得比普遍名片加大４倍才印得下。第六章　　１９４７年８月３０日，就是杜月笙花甲之庆了。在此以前，他喘疾时发时好，住在１８层楼里，轻易不出大门，而且国共内战正酣，国境之内处处狼烟，又有两广和四川、苏北等地发生严重水灾。杜月笙不想在他家中大肆铺张，遭人非议，因此对于建议做寿者一概摇头拒绝，逼不过的时候，他更会气喘咻咻地说：　　“算了吧，现在我还有什么心情做寿呢？”　　但是朋友、徒子、徒孙们都说这次花甲大庆非做不可，因为杜月笙５０大寿时恰值“八·一三”沪战爆发，当时有不少要为他祝寿，杜月笙曾说过：　　“国难当头，哪里来做寿的兴致？要做，等打胜了东洋人，再来做６０岁！”　　所以有人说：“你杜先生言话一句，这做６０岁寿的事体，当然也不能例外！”　　各方好友加上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们组成的了恒社组织门生，不由分说地组织了一个“庆祝杜公６０岁寿诞筹备委员会”，推出了筹备委员２３人。早就展开了准备。　　８月２９日，杜月笙６０寿辰的头一天晚上，在顾嘉棠的家里，由杜月笙的各方好友联合设宴为他暖寿，人数经过严格甄选，精选了又精，但还是有两百多位。多年老友如黄金荣、杨虎、王晓籁、章士钊、钱新之、徐寄庼、范绍增，刘航琛等，党、政、军界友好如洪兰友、郑介民、潘公展、萧同兹、程沧波、陈方等络绎来临，场面显得热烈而又轻松，遗憾的是这一晚寿星杜月笙因为喘病又发，无法到场。于是，暖寿筵会由洪兰友发表了一篇祝辞，然后是上海市长参议长潘公展，代表杜月笙致词答谢，与宴佳宾一般举觞，遥祝卧病１８层楼上的杜月笙早日恢复健康。　　８月３０日，杜月笙花甲之期，泰兴路丽都花园舞厅为之歇业一天，宽广无比的正厅布置成了花园锦簇的寿堂，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五彩缤纷、芬香扑鼻的各式花篮由礼堂外面沿着两旁墙角，一直摆到照壁，简直数不清那该有几千百个。国民政府蒋主席，早就题赠的一幅匾额，用精美镜框高高的悬在正中，贺词文云：　　“嘉乐延年”。　　左右两厢，则为中央各院部会首长题赠的寿联寿幛，两侧墙上，各地各界的祝颂寿屏更是挂得密密层层，琳琅满目。当日收到的礼品共８００余件，全部摆在一长串茶几上公开陈列，其中有金盾、银鼎、玉石、器玩。在各项礼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令人赞赏不置的，一是邮务工会利用各种邮票剪贴而成的百寿图，妙手天成，活脱纸上，一是美一绣业公司以百余种毛线绣制的一幅杜月笙巨像，据说是该公司继杜鲁门、麦克阿瑟绣像后的第三幅作品，第三件是一幅人物国画，画中的八仙吕洞宾居然是杜月笙，送礼的诚可谓善颂善祷了。　　杜月笙因喘疾不能到场答礼，他命长子杜维藩率领弟妹和弟妇妹夫，分立礼台左右，代杜月笙答谢来贺的嘉宾，除此以外他又请杨虎、钱新之、徐寄庼，徐丞采担任总招待。　　早上８点钟，第一批来贺寿的是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夫妇，紧接是来自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上海稍有名望地位的无不登门道贺，从南京赶来的中央要人选有吴铁城、吴鼎昌、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张道藩、董显光等，远在外地的孙科、白崇禧也派来了代表。这一日之内到贺嘉宾５６００余人，汽车司机赏钱开发了１５００多个人的。　　杜公馆借丽都花园做寿，开的是流水席，一桌坐满１０位客人，随即上菜，菜肴全是素的而且只有四盘，素鸡、素鱼、素鸭、素火腿，此外则每客奉以素面一盆。　　抗战胜利以后，杜月笙除了在顾嘉棠家住过了一段短时期外，为了便于养病，一直都在姚玉兰这边。因为１８层楼比较紧凑，不像华格皋路老宅那边规模宏大，人口众多，房子小，四面八方都可以照顾得到，对于杜月笙这种“大家庭之主”的病人比较适宜。杜月笙是生病的人，他怕烦、怕吵、怕人来客住，川流不息，同时更怕跑上跑下，劳动病躯。更何况在１９４７年杜月笙的８儿３女，已经有维藩、维垣、维屏、维新和维宁都结了婚，五对小夫妇，都在华格皋路住。　　暖寿盛宴，寿堂祝贺，杜月笙一概不能亲自出席，这使得他觉得内心愧惭，不胜惆怅。这一次花甲称庆，老一辈的弟兄或者老成凋谢，或者龙钟老迈，大都不能代他主持盛会，照料一切；在寿堂那边答礼的是他子女，负责办事的则为小一辈的子侄、徒孙，杜月笙一向最重场面，好操心，这时尽管人在病榻之上喘息吁吁，却一直在为寿堂方面牵心挂肚肠，惟恐怠慢了客人，礼数欠周；于是，寿堂和１８层楼两边的电话，始终在响个不停。　　自己过个花甲，居然有五六千位贵客亲临道贺，杜月笙已感到心满意足了。此时此刻，他回想当年一道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那班老兄弟，更是感慨万千，黄老板黄金荣垂垂老矣，曹河泾黄家花园一孵便是抗战８年，胜利之后，他完全不问世事，一心养老。杜月笙胜利还乡时他还到西站去迎接，杜月笙喊了一声金荣哥，对这位老把兄简直是千言万语一时无从说起，老弟兄分道扬镳，离别太久，便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啸林哥张大帅的那一幢凶宅，早由他儿子张法尧卖给了沈联芳，这人杜月笙也熟，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踏进张家一步的勇气。　　令杜月笙引为欣慰的，是孟小冬惠然南来。　　孟小冬与姚玉兰情同姐妹，十分亲热，两人不分彼此，尤其形迹不离。孟小冬到上海，姚玉兰立刻便将她迎到１８层楼，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已有整整１０年不曾见面，对于她的苦心学艺，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爱重之余，尤有不胜钦敬之感。　　孟小冬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拜余叔岩为师，１９４３年余叔岩病逝，她曾在暗无天日的沦陷区北平渡过８年寂寞黯淡的光阴。以一介弱质，飘零天涯，当她受到杜月笙的敬重，姚玉兰的亲爱，温情和煦，使她心生感激。早年余叔岩病笃的时侯，孟小冬曾亲侍汤药，衣不解带达一月有余。因此如果说“看护”病人，孟小冬的细心体贴，早就有经验，又比姚玉兰更高一层。即然在１８层楼与杜月笙、姚玉兰同住，她也就自然而然兼代起姚玉兰的侍疾之责，她为杜月笙长伴枕边，问寒吁暖，这使杜月笙大为感动，他没有想到在他老病缠身的花甲之年，居然还有这一份迟来的艳福。　　杜月笙一生好旋，在伶界以乐于捧角而出名。因此伶界人士无不对他尊敬爱重，他在伶界人士的心目中是尊而可亲的长者，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伶界人士对杜月笙都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凡是到过上海的伶人不曾受过杜月笙帮忙者很少。孟小冬也多次接受杜月笙的钱财，两人因互相感激而陷于爱恋，其基本原因就由于这种感情上的相通而来，难得的是姚玉兰心胸豁达，她也仰慕孟小冬，更了解杜月笙和孟小冬由互敬而终至互爱的心理，觉得这一份纯挚真切的感情相当难能可贵。现在杜月笙已经是抱病延年、行将就木的人了，只要世间还有能够使他快慰欣悦的事情，姚玉兰无不乐于让他尽情的享受了。　　堂会十天盛况空前。金廷荪担任寿庆总提调，他为此曾几次北上故都专程邀角儿。尽管在北平的四大名旦之三，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因为有事缠身，不能南来，其余大牌名角如莜翠花、马富禄、张君秋、芙蓉草、刘斌昆、谭富英、韩金奎、李多奎、阎世善、李少春、马盛龙则是一概到齐，加上原在南方的梅兰芳、马连良、麒麟童、章遏云、裘盛戎、叶盛兰、叶盛长、姜妙香、杨宝森、马四立、盖三省、魏连芳等，阵营自是空前的坚强，再加上姚玉兰的一封私函邀来了余派老生、鲁殿灵光的孟小冬，声势之浩大，在胜利前后全国各地的平剧演出中，没有第二个了。　　北来名伶大都住在金廷荪的南阳桥“老金公馆”，名伶在上海的开销，在义演票房收入项下支付，角儿则一概不支酬劳。他们唱纯义务戏，所有售票收入一律移充全国各地赈灾之用，七天公开售票的义务戏演下来，杜月笙大概筹到一百亿左右的巨款。这一笔数目，即使在物价日涨的１９４７年也是相当的可观。　　义演前后历时１０天，杜月笙由于生病，一场女子戏也没有看过，到是不少北来名伶，纷纷的上１８层楼探疾，杜月笙在病榻上向他们连声道歉，并且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只要喘疾稍愈，精神体力许可，他一定要抽出时间跟大家聚一聚。　　在杜寿堂会演出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名伶，首推余派嫡传孟小冬和在敌伪时期曾经蓄须拒演的伶王梅兰芳。这是两位举国无出其右的名须生与名青衣。孟小冬破例粉墨登场，已经使杜月笙面上飞金，光采万丈，而梅兰芳在１０日之内连唱８出大轴，仅只回避了与孟小冬同台的两场，这更是岂同小可，非比寻常。要不是梅兰芳和杜月笙交谊深厚，推说一声跟孟小冬同时演出多所不便，他比程、荀、尚三大名旦更有理由不来参与这次杜公大寿的义演了。　　因为，伶王梅兰芳和冬皇小冬，曾经是一对恩爱夫妻。　　早在１９２６年，孟小冬下嫁梅兰芳，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件梨园韵事，以冬皇配伶王，珠联璧合，旗鼓相当，是菊部佳话。　　原来，孟小冬系出梨园世家，但是她自小生长在南方，才１３岁，便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剧场献艺，唱的是“谭派须生”，和名影星李丽华的母亲张少泉、香港老令工粉菊花同台演出，１９２５年她到北平，在三庆园演出，只唱夜场。　　这时北平正值平剧鼎盛之时，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荀慧生合组“双胜班”，和赴日演唱载誉归来的伶王梅兰芳打对台，斜刺里杀出一位南边来的小姑娘孟小冬，居然能在两大戏王之间脱颖而出，使北平戏坛由双雄对峙一变而为鼎足而三。孟小冬的天才横溢，异军突起，使梅兰芳不禁刮目以看，由仰慕而生情愫，双方心仪，最后惺惺相惜，于是“冬皇”嫔于“伶王”。　　但当孟小冬红遍北平时，拜倒于她石榴裙下的少年郎，不知有多少。就中有一位京兆尹王达的儿子王维琛，单恋孟小冬到了发狂的程度。他听说孟小冬下嫁梅兰芳，便在衣袖里藏了一枝手枪，找到无量大人胡同中的梅兰芳的家里，扬言梅兰芳夺了他的“未婚妻”，他要找梅兰芳算账，一会儿要取梅兰芳的性命，一会儿又索赔１０万大洋。这时候梅兰芳恰在午睡，他家里一位常客绰号“夜壶张三”，在北平报界工作的张汉举，便出面敷衍周旋，张汉举在讨价还价时，陪笑商量，却不料梅兰芳一觉睡醒，贸然地闯了进来，“仇人”照面，惊坏了张汉举，当下只好向他抛个眼色说：　　“这位王先生，是来跟你借５万块钱的。”　　梅兰芳这时已经一眼看见了王维琛的脸色不对，以及他手上的那柄短枪，他大吃一惊，匆匆地说了声：“我打电话去。”便一个转身从侧门溜走。　　他离开客厅后立刻打电话四处求援，于是，王怀庆的京畿卫戍总司令邓、薛之珩的首都警察厅，以及全北平军、宪、警各单位都派了大队人马来，把梅兰芳的那幢四合院，围得水泄不通。　　王维琛听到梅兰芳的那一句“我打电话去”，即已警觉大事不好，但是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朝阳大学法科学生，养尊处优，任性惯了的大少爷，缺乏应变的能力，仍然僵着不走，一副手足无措、难于决断的神情模样，一直等到大批军警赶到，他才想起利用张汉举当挡箭牌一路开枪冲出去，其悲惨的后果可想而知，屋外乱枪齐下，院子里流血五步，伏尸两人，王维琛理性全失，他把夜壶张三一枪击毙，终于自己也饮弹而亡。　　闹出这一桩血案，梅兰芳心摧胆裂，为之吓伤，他不久便携眷南下，但是正因为有此一幕，孟小冬便被梅兰芳的发妻福芝芳抓住“口实”，梅兰芳家里便鸡犬不宁。福芝芳进梅门在先，她口口声声为梅郎的生命安全着想，逼他和孟小冬分手。孟小冬自幼傲比冰霜，这时又红遍南北，她岂肯与不学无物、一心靠抓牢梅郎吃饭的福芝芳争一日之短长。然而，梅兰芳深爱孟小冬，他绝不愿轻言分离，但是，他也制服不了福芝芳的吵吵闹闹，因此，梅兰芳在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深深地为家庭纠纷苦恼，进退两难，几至愤不欲生。　　梅兰芳的至亲好友实在看不过了，于是，他们决定集议筹商，插身其间，帮梅兰芳做这一个重大决定。　　中国银行总理冯耿光是梅兰芳的后台靠山，梅兰芳一生对这位冯耿光———冯六爷可谓一言一行，无所不从。冯六爷说一，梅兰芳断然不敢曰二。　　在梅宅血案发生过后不久，曾有一次，杜月笙的好朋友杨志雄，偶然在他家做客，亲耳听到冯耿光力排众议，要梅郎舍孟而留福。　　冯耿光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三言两浯，很简单，他分析孟小冬和福芝芳的性格。他说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的一生幸福计，就不妨舍孟小冬而留福芝芳。他这个说法，把那些拥孟论者列举的冬皇优点，什么梨园世家、前程似锦、珠联璧合，伶界佳话全都压了下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便再赘一词说什么了。　　就凭冯六爷对梅兰芳的影响力，一件关系三方而终生幸福的婚姻大事，自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孟被迫离异，黯然分手，这使梅、孟戏迷为之大掬了一把同情之泪。　　因为这桩情事，在杜月笙６０诞辰盛大公演之期前后，上海的小报、杂志，怎肯放过孟小冬、梅兰芳同期演出这一条千载难逢的花边新闻。于是，上海滩的各种小报和方块杂志，花样翻新，不惜危言耸听，有谓孟小冬、梅兰芳的“南化会”，正是他们旧情复炽、破镜重圆的契机；又说什么早几年梅兰芳留须不唱，福芝芳则为破除寂寞，寄情赌博，早已将梅兰芳的生平积蓄，输得一干二净，她怕丈夫稽核，魂梦为劳，眠食难安，于是得了神经衰弱重症，梅兰芳正想驱之为快，如今心上人南来，泪看覆水重收，便在眼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这时全上海的舆论似乎一致都在为孟、梅复合而在大声疾呼，摇旗呐喊。　　好事的小报、杂志不遗余力大肆撮合，使梅兰芳百口莫辩，福芝芳心惊胆战，姚玉兰心怀惴惴，杜月笙则有说不出来的滋味，而孟小冬竟能处之泰然，她对所有报章杂志刊载与她有关的文字，一概视若无睹。　　但是，“梅孟重圆”的谣诼却越传越盛，呼声甚嚣尘上，越是空穴来风，八字也没有一撇的无稽之谈，越是有人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这终于使得已卷入漩涡的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和杜月笙、孟小冬一对恋人，全都感到心中极不是滋味；于是，冰雪般聪明的孟小冬便提出回北平料理诸事的愿望，杜月笙虽说万分难舍，却是明知她的用心良苦，也就不忍心拒绝。　　果然，等孟小冬突然回返北平以后，外间谣传种种，一下子便静止下来。　　风止尘定，波涛不兴，杜月笙虽然略微心宽，但是萦念伊人在天之涯，他的心境渐渐地又变坏了。这时，华北战云日急，共产党连取要地，北平将成围城，杜月笙真是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心忧如焚。于是，他函电交驰，又派专使，好不容易租用一架飞机接出了孟小冬。　　孟小冬抵沪时，杜月笙拖病躯亲自到机场接人。杜月笙欢天喜地，兴奋若狂，以后待孟小冬犹如捧住了一只凤凰。孟小冬也有感于他恩情之重，从此死心踏地，杜门不出，像服侍她师父余叔岩那样，尽心专侍杜月笙。第七章　　１９４７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时也肯下１８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１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到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　　一见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发过请帖，邀杜月笙莅临指导，现在大检阅即将开始，他便劝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观操。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答应了大家同去。　　警察大检阅在福熙路浦东同乡会门前，杜月笙一行抵达后，全部被邀上临时布置的阅兵台。一行人往阅兵台上一站，看过分列式齐步前进后，还有各种表演，时值严寒，朔风扑面，杜月笙起先倒还顶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便感到十分不适，却碍在节目还没结束，不便中途告退，于是咬紧牙关硬撑，好不容易支撑到大检阅结束，他匆匆告辞，赶紧回１８层楼。　　他回家后往床上一倒，就此发了高烧，请医生来诊视，说是感染风寒得了恶性感冒，这一场大病又使他缠绵床第一个多月。　　等这次恶性感冒痊愈，早已过了阴历年。阳春三月，“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将在南京召开，会中要选举“行宪”后第一任大总统和副总统，３月２９日大会开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赶到南京，报到出席。　　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下榻在洪兰友的公寓，其间长子杜维藩夫妇曾专程自上海前来探视老父，杜月笙非常高兴，他利用开会闲暇，带儿子、媳妇往游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这便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会期，由于副总统选举，一连经过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当选，所以会期一延再延，直到５月１日才宣告闭幕。当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当日便在国际饭店开会，为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起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只要健康情形许可，杜月笙每一个星期必定要到国际饭店去一次，因为他在上海发号施令的大本营、根据地———“上海地方协会”，经他硬性规定，一星期在国际饭店开一次会，议定一周大事，所以这一会议对于杜月笙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上海地方协会的事情，他关照常务委员王新衡、秘书长徐采丞多负一点责任，这两位是他十分爱重，可以信托的朋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券，规定金圆券１元合“法币”３００万元，金圆券４元合美金１元，８月２１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发，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他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　　结果，他的明令见报，消息传出，马上引起了各界震动。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卧病在床。他的反应是既明快而又坚决，首先，他命人打电话，马上叫他的大儿子杜维藩马上过来：　　杜月笙看见杜维藩进门以后，喘着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把钥匙，交给他，说：　　“华格臬路楼下，那只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银洋钱，你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把他们全部兑换金圆券。”　　杜维藩问：“是在舅公住的房间里？”　　杜维藩听说的舅公住的房间就是指曾经显赫一时、常年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那幢华格臬路老宅。胜利后它被改成了宁波西路，门牌号码编为２１６，由于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过，再加上隔壁头张啸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横尸两人”，于焉被人目为凶宅，因而显得门巷冷落，车马转稀。　　抗战时期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华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状态，杜月笙曾经把他高桥乡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扬声请了出来帮他看守老宅。朱扬声在楼下挑了一个房间，就此在华格臬路长住，他那个房间里有一只很大的保险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险箱旁边，谁也不知道杜公馆那只大保险箱里，装了多少金银财宝？　　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关照他们。”　　儿子答应了，杜维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会儿，然后辞出。他回到华格臬路，说要打开大保险箱，把里面存放的东西拿到银行去换金元券。转瞬之间，这个消息惊动了全家。大家都要来看看，这只大保险箱究竟装得有多少金银财宝？然而，当杜维藩在众目暌暌之下，把大保险箱打开来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为大保险箱里只有银元３７２块。　　随后，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１８层楼去，听杜月笙谆谆交代：　　“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晓得，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声，这次中央颁布的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雷厉风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规定，在限期以内全部兑换金圆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我绝对不管。”　　话虽这么说，家人之中，各人环境殊异，胆子大小不同，有人听杜月笙的话，遵时照规定把金钞都换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来。同时，形诸各人所做的生意，处理方式也是迥异不同。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百乐门茶座，百东门的厅房很大，杜维藩与其妻弟合伙把百乐门茶座略加装修，开设了一片维昌证券号，他这个号子只做散户生意，当场喊价，当场交割，做来做去从来不会做过一个大户，他的营业方针是“稳扎稳打，聚砂成塔”，表面上看起来没啥好处，其实则是有赚无赔。　　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以后，南京政府三令五申“奉行法令，不得投机牟利”，但是为时不过半月，南京方面便发布了轰动一时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巨案，监察院公布陶启明等在币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抛出永安棉纱亘千万股，骤获不法利得达５亿元之巨。东窗事发，不但陶启明等罪有应得，锒铛入狱，而且还连累了主持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一系列的人都受到了监察院的纠举。　　看到南京政府推行“财政经济紧急改革令”，果然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再加上受到他父亲的严厉警告，杜维藩夫妇不但遵照法令把两夫妇所有的金银、美钞全部兑换了金圆券，而且，认为证券交易风浪太大，夫妇俩一商量干脆把维昌证券号关掉，免得节外生枝，弄出事体。　　证券号子关掉，夫妇俩空闲起来了，趁此机会，他们禀明杜月笙一起到北平旅游，以了多年的宿愿。临行前夕，在一个应酬场合上，他们见到了陶一珊，陶一珊在杜维藩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接受军训，曾经当过他的大队长，一方面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当然又是世交，所以，当陶一珊说杜维藩夫妇要到北平去，他马上就自动建议地说：　　“我写两张名片给你们，介绍你们去见北平的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　　杜维藩回答说：　　“用不着麻烦陶先生了，我们到北平，玩几天就要回来的。”　　但是，陶一珊还是提笔写好了两张名片，交给杜维藩，说：　　“你带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杜维藩道声谢，收好了，当时全不在意，只道是陶一珊爱护关怀，体贴入微，殊不知两夫妇到了北平，一日早晨起来看报时，忽然惊见宏兴公司杜维屏涉嫌投机牟利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消息。杜维藩大吃一惊，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陶督察长突如其来给他两张名片，个中意味可能不大简单。　　原来，杜维屏所涉嫌的案件和陶启明案如出一撤，其间只有大小之别。原来，在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处的经济检查队看来，杜维屏有重大的嫌疑，于是，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加以逮捕审讯。杜维屏的宏兴公司曾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８０００股，其数额与陶启明案相比，真是一在天来一在地，不值得比较。杜维屏抛空８０００股水安棉纱后，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改革币制的初期股票停拍，恢复营业时他当然就赚进了一些钱。　　由于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他这一被捕马上就震撼了上海滩，紧急处分，雷厉风行，居然连杜先生的少爷都捉进官里去，仅此一点，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戒了，上海朋友这才晓得煌煌法令不是轻松随便、等闲视之的了。另一方面，也有人睁眼在看这场好戏如何续演，街头巷尾，交头接耳，都在窃窃私议，这下要看杜先生将会作什么样的反应。　　杜月笙对此一意外事件的反应，于公则表现出大义凛然，他知道蒋家王朝现在大难当头，命脉如丝，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险，尤其币制改革在全力推行时期，一着错，满盘输，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并且在上海滩比他儿子大的老虎还多的是！他把这个大环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对杜维屏被捕事件一语不发只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面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诉苦，他只是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　　但是，杜家公子被抓，家里人不明内情，频频催促他设法为杜维屏开脱。这时，杜月笙的神情反倒显得非常轻松，他带着笑说：　　“怕什么，我有８个儿，缺他一个，又有何妨？”　　尽管蒋经国这一次来上海气势汹汹，大有打虎之势，但是随即碰了孔家公子的壁，只好对币制改革不了了之。杜月笙对于儿子的关押并不着急，孔家公子的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后，上海“经济特种法院”也不得不给予杜月笙面子，杜维屏案子数度审讯的结果，特种法院因为“全无佐证”指明杜维屏是在改革币制之前获得机密，于是“投机牟利”、“破坏金融”的“事实”，使法官接受了杜维屏“纯出巧合”的辩说。因此，法院宣告杜维屏无辜无罪，予以释放。但是，他所经营的宏兴公司有兼营“对敲”的事，这种场外交易大有逃脱之嫌，宏兴公司则受到吊销牌照和依章罚款的处分。杜维屏平安无事地被送回家里。　　杜维藩夫妇遨游北平，在上海却传出了杜先生“大少爷逃跑，三少爷坐监牢”的恶意谣言，获知三弟维屏被捕，杜维藩夫妇闻讯心惊，还以为陶督察特意写两份介绍名片，还是为了他们如在北平被捉可以拿来挡挡事，免“进牢监，吃苦头”。但是，不久杜维屏被释放回家，直到他们在北平发现北国风云日亟，共军着着进逼，北平马上就要陷入重围时，杜维藩夫妇这才恍然大悟，陶一珊写那两张片子是担心北平围城，两个人陷在北平逃不出来，才特意做此安排的。　　杜月笙对他的儿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一辈子在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经验使他不愿他的任何一个子女走他的老路。现在尽管杜家钟鸣鼎食，富埒王侯，其排场之大，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但是他对人生的最后愿望，亦即他所寄托于他的儿女身上，就是做一个朴实无华、能在平凡中显出其不群的人。因此，他从不在自己子女面前讲述他得意的往事，赫赫的事功，相反的，他倒不时告诉他的子女们，他儿时的孤苦伶仃，茕独贫困，纵使他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惜，但是他在与家人同食的饭桌上，一只酱油碟子倒得过多了些，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将一碟匀作两碟。第八章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后，保定失陷，徐州易手，１２月间徐蚌会战又起，江南局势越来越紧，风声鹤唳中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张淦兵团在搭口布防，４日，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国共战事已经接近长江北岸，从这个时候开始，麇集而来的难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间，就达到了数十万。　　１９４８年阴历年前，浦口战云密布，首都南京一夕数惊，于是，连南京的商卖百姓，升斗平民，也都争先恐后地挤进了逃难行列。而这时逃难的目标只有上海一隅，因为往上海逃难有钱人可以乘飞机、轮船，逃赴国外香港或台湾，中等人可以沿沪杭南、浙赣、粤汉铁路逃到广州或西南，无钱的人万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讨饭讨到上海也不怕”，就是为求解决生活、衣食，上海也远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时间南京下关车站一片紊乱，车站外的大广场，难民餐风露宿，或坐或卧，也不晓得挤了若干万人，月台上，更是万头攒动，挥汗如雨，车站秩序完全破坏无遗，用不着买票、验票与剪票，火车站的司乘人员，面对着蠕蠕而动的人潮束手无策，难民们惟有从车站广场尽头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挤，好不容易等来一列火车，月台就近的人一拥而上，直到车顶、车衔头，甚至车厢下火车轮子两旁，都绑满了急于到上海的难民，火车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时间地向东驶走。　　就这么一车车的难民往上海市送，数日之间上海难民多达十数万人，有钱的住旅馆或者出黑市高价买机、车、船票，继续登上逃难的旅程，有亲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还有大多数走不了，也无亲友可投的，便迫于无奈，他们在严冬季节不能困马路，睡水门汀，于是只好纷纷住进庙宇，祠堂、公庙、学校……转瞬之间，上海凡有屋顶的公众场合全部住满，可是，还有大批的难民，在源源不断地来。　　难民涌到上海，开始还只是住处的恐慌，随后不久便演变成严重的衣食问题。上海市政府虽然可以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冻馁而死，但是，却怕这些难民濒临饥寒交迫的边缘会去铤而走险，有十万以上的饥民出现上海街头，上海滩的治安马上出现了问题。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来庞大的救济经费？这时上海已是物价飞腾，币值一日数落，许多机关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发，还得到处筹措，煞费张罗。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开先，他为救济难民问题四处奔走，几乎精疲力竭，便是，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于是，吴开先往访杜月笙，他告诉杜月笙难民问题空前严重，吴开先说：　　“不得了，上海已经变成一个大收容所，而各地难民还在继续不断地涌来，现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全部住满，眼看再来的难民只有露宿。难民之来无法限制，今天是１０万人，明日就会增加到１１万，莫说市政府没有钱，即使有钱的话，也是无法造预算。我去请示吴市长，吴市长说他毫无办法，币值天天跌，物价时时高，他说市政府根本无能为力！”　　杜月笙听后，浩然长叹，他双眉紧皱地说：　　“这件事，的确伤脑筋，老实不客气说，我一生一世也不曾遇见这么棘手的问题。”　　吴开先明知他说这些话并非推托，而是在有所焦虑与感慨，因而接下去就请教：　　“杜先生，你可有什么好办法？”　　果然，杜月笙毅然的挑上了这副重担———　　“只有劝募铜钿。”　　“但是，”吴开先实事求是，坦坦白白地说，“救急容易救穷难啊。”　　“开先兄，”杜月笙摇头苦笑，无可奈何地答道，“我们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了，事实上想造预算也没法造，想筹的款又无处可筹，但是我们偏又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我们惟有做了再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明天的事，谁能保证？”　　吴开先见杜月笙斜倚病榻之上，多说几句话，便就咻咻喘息，不胜感慨不已，心情矛盾之余，坐在一旁默默无言。　　室中一片宁静，过了一会儿，杜月笙又轻声地问：　　“时局究竟怎么样啊？”　　吴开先一听，便知杜月笙这话有其弦外之音，他其实是在问我们究竟能支持多久？照管这十多万人生活的重担，将要挑到何时为止？吴开先觉得他自己应该一如往常，实话实说，也好给老朋友一个心理准备。　　“当然希望能够支持下去，”他语言黯然，“不过共产党目前已经渡江骚扰，上海保卫战可能打几次胜仗，但是……”　　杜月笙又是一声苦笑，他打断了吴开先地话说：　　“开先兄，不管这些了，从今天起，我们和那些难民一样，有饭吃饭，有粥吃粥，凡事都不必打什么长远算盘。你说对吗？”　　吴开先笑着点点头，又将话题拉回难民救济事宜上面来，他再问一声杜月笙：　　“杜先生，你答应帮忙了？”　　杜月笙奋力欠身而起，他断然答道：　　“言话一句，我一定尽力。”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自从杜月笙答应协助解决难民衣食问题以后，他虽然殚智竭虑，悉力以赴，筹款、募粮、发动上海市民捐献衣物棉被，但是，他抱病在身，莫说出外奔走联络，即使躺在床上拨几只电话也会累得汗出如雨，上气不接下气，所谓他说话算话，救济难民也多是空话一句了。要捐无可捐，募无可募，青黄不接，他杜月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了。　　大上海保卫战正在积极部署，因为共产党４０万军队即将包围上海滩，守军急需构筑城防工事，于是由守上海的国军统帅是淞沪警备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市长吴国桢联合出面，请杜月笙再为家乡尽一次力，出面筹组“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他们的用意是借杜月笙的声望便于筹募款项，同时，也想请他负责“筹款购料”，从拿钱到付款一手包办，让他也赚点。　　但是，杜月笙并不赞成城防工事募款，因为募款目标高达两百亿金圆券之巨，上海的有铜钿朋友，能飞的飞了，能走的走了，剩下来的小市民眼见大局急转，共军已经渡江，南京且告易手，而币值日贬、物值飞涨，大家都在生死关头，诚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捐得出城防巨款？此其一。再则南京龙蟠虎踞，长江号称天堑，上海滩只不过一处芦花荡，南京和长江守不住，上海一片平阳连座城墙也没有，这个“城防战”竟是如何打法？再加上军政当局构想虽好，可是负责城防工事的人员，利欲熏心，混水摸鱼，城防工事募捐还没开始，负责构筑城防工事的贪官污吏就已经开始动手了。于是尽管杜月笙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募款效果并不好。这样外间谣言又起，逐渐形成对杜月笙不利的空气，杜月笙听说了，着实吃了一惊，他认为时值乱世，自己又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物，谣言造到他身上来，一个弄不好会起绝大的风波，所以他一听到谣言，仿佛大祸临头，１８层楼寓所那两扇大门紧紧的关着，除非国民党军政首要，至亲友好，心腹智囊，亲信学生，他任何人都不接见。随即杜月笙即使病躯沉重，无法起床，他为了止谤避嫌，藉以明哲保身，也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想尽办法来摊派捐款，力使筹募的目标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必须如此，才能表明他跟国民政府步调始终一致，尤其具有领导民众协助国军保卫大上海的决心，他咬紧牙关这么做，对于他的病体和心理都曾形成极沉重的负担，不过，杜月笙的表现终于使他可能投共的谣言总算因此不攻而自破。　　尽管如此，局势还是一日不如一日，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０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决定身先引退，当日离京飞杭，转赴奉化溪口，同日，李宗仁宣布代总统职，全国各地同胞看到报纸，得知这一消息，无不有天崩地裂、五内如焚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大陆局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和他的心腹智囊几次紧急会商。然后，大家分头做撤离上海的准备，但是，在表面上杜月笙和手下心腹一个个依然装着若无其事，甚至装着是在徘徊观望，以免引起怀疑，酿成意外。　　对于自己的家人子女，心腹亲信，以及要好相关的朋友，杜月笙在原则上是大家一道走，不过，由于各人情形不同，环境各异，他在劝促那许多人早日离沪时，在表面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最亲近的，关系最密切的，杜月笙便直接下命令：　　“行李收拾好，说声走，就动身。”　　对稍微有点隔阂者，他用浅显俚俗的比喻，一语破的，促成他们离沪的决心，杜月笙曾经和许多人语重心长地说过：　　“跟国民党走，好歹还有一碗稀饭吃；跟共产党嘛，只有吃米田共的份！”　　米田共三个字加起来恰好是“粪”。这一句杜月笙的反共警语在杜氏亲友之间口耳相传，绘声绘影，像黄金荣家、金廷荪家、顾嘉棠家……妇孺老幼，大都奉杜月笙之言有若神明，因此，家家都在准备行装。　　这时黄老板８２岁了，他舍不得上海滩上那庞大的产业，又怕自己风烛残年，受不了旅途的劳顿，但是他叫他的媳妇李志靖领着他长孙黄启予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湾，他留幼子伴他暂住上海，然而，他仍然拍了登记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要他媳妇到香港后，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以备万一，这些照片现在犹在李志清的保管之中。　　金廷荪、顾嘉棠，万墨林、朱文德……惟杜月笙马首是瞻，他们都决定举家离沪，随杜月笙共进退。　　有一天，杜月笙跟王新衡在一起闲谈，王新衡因外间风风雨雨，谣言太多，特地提醒杜月笙：“别人可以不走，你杜先生是非走不可的。”　　杜月笙听后，笑了，他告诉王新衡说：　　“你放心，我会走的。但是现在何必喊出来说我要走呢？谣言让他满天飞，落得共产党对我放心，免得临时节外生枝。”　　又一次，王先青来拜望他，坐定了，杜月笙便皱着眉说：　　“黄任之（炎培）来过三次了，邀我到一个秘密地点，跟周恩来碰一次头，我怕不妥，黄任之说绝不碍事，而且只是见一次面而已，并不讨论任何问题。”　　王先青一听，着起急来，他双手直摇，神情严重地说：　　“老夫子，这件事万万不可，即使双方见了面不作任何商谈，但是一见面就是铁的事实，共产党又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谣言来了。”　　杜月笙宽慰地一笑，慢吞吞地答道：　　“我跟京士、清华也会谈过，他们也是你这个说法，所以，我已经拒绝了。”　　听到这里，王先青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杜月笙在对他加以试探，惟恐他在那危疑震撼、千钧一发的时期，意志有所动摇。　　杜月笙要离开上海，他所急于办理的事情，相当的多。第一，他要尽量调集现金，作为他庞大家族长期逃难的生活准备；第二，他一手创办尽人皆知的中汇银行，人欠欠人，他希望账目能够结得清清楚楚，不至于因中汇的未了事宜留人口实话柄。这时，杜月笙仿佛已有自知之明，在他有生之年绝不可能再回上海，重振中汇银行的业务，既不会再开中汇，他便极想作一个漂漂亮亮的结束。　　中汇银行的历史够悠久了，它创办历时２０余年，自战前以至胜利以后，杜月笙一直自己做着总经理，而以徐懋棠以副经理的名义，负责主持业务，可惜徐懋棠没能利用中汇银行悠久的历史及有利的环境，中汇的业务始终打不开。和中汇同年开张的新华银行２０年来分隶行业已遍布全国各地，而中汇却一向多数只有爱多亚路一爿总行和天津路的一爿分行而已。直至１９４７年，杜月笙下定决心，加强中汇银行的阵容，自己担任董事长，而使浦新雅出任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副之，中汇银行才算是在南京中山东路２４号开了第二家分行。但是，杜月笙所希望的能在撤退以前结清账目，这一项愿望却是始终未能达成。　　１９４９年４月，李宗仁的和平计划宣告全面失败，４月２１日，解放军发动全面攻击，自安徽荻港渡过长江，２３日李宗仁悄然飞往桂林，南京弃守；２８日宜兴，吴兴、长兴国民党军相继撤离，４０万解放军正向上海四郊集中，淞沪大战将起，杜月笙不能不动身了。　　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和杜月笙是浦东同乡，又是交往多年、彼此不拘形迹的老朋友。１９４９年春，陆根泉为了便于跟杜月笙连系，也搬来迈而西爱路１８层楼，和他同住在一座公寓里，碰到杜月笙精神好时，也邀几个搭子，陪他打打牌消遣。一日，这位同乡老友一本正经的来见杜月笙，坐定以后，劈头便说：　　“杜先生，你该可以动身了。”　　“嗯，”在陆根泉面前，杜月笙倒也无须隐瞒，他决断地说，“我是在准备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