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懑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深居简出，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韶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邵式军太太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交代说她家里满载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有４只。军统局人员问她：“可否记得４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邵式军太太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邵式军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４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邵式军太太：“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邵式军太太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坦白：“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原来，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饬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４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３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邵式军太太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４只经邵式军太太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邵式军太太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邵式军太太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斤斗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堆满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韶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　　戴笠断然拒绝，他吩咐左右：　　“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给吴绍澍。”　　至此，吴绍澍求告无望，面如土灰，他搭讪辞出，静候法办。第二章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原来，抗战胜利后，戴笠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紧张忙碌得不得了。　　３月初，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７期，招收学员７５３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这时，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训练班的教导营，以及交通巡察处所属的各交通巡察部队合并编为１７个交通警察总队、一个直属大队，并且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各名上直隶交通部，实际则仍由军统局督导，派往全国各交通路线，负责阻挠共军侵袭，维护交通安全。　　这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大事，戴笠发出指示，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局长。几支部队的人马达到６４４０２人，戴笠做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３月１７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　　戴笠坐的是航委会２２２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甚至非常要好。　　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到达上海上空，因为实在无法降陆，只有折向南京，下午１点整，穿云下降，不料驾驶员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的岱山，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１７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戴笠将军的死讯传到上海，杜月笙左右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迅速决定：“这个打击对杜先生来说，太大了，暂时瞒他一瞒。”　　然而纸包不住火，接连３天杜月笙发觉随从人员脸色仓惶，神情不定，他一再地追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众人见他催问得紧，知道是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了戴笠坠机遇难的消息。　　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杜月笙如中雷电，呆若木鸡，他定定的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连眼睛眨都没眨。　　他的神情模样把家中人都吓坏了，大家大声地喊他，轻轻地摇他，人多口杂，乱糟糟的一片喧哗。终于，杜月笙恍如大梦初觉，他回过神来便放声大哭，直哭得热泪滂沱，咽不成声。时届５９岁的杜月笙，这是他平生最最伤心悲切的一次大号啕。　　哭过以后，杜月笙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时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下，脸孔涨得发紫，家人和随从高声惊呼。熏烟、灌药，都不生效，不停地急喘与剧咳使得杜月笙死去活来，坐卧不得，沉重深切的悲哀，压倒了胜利以后饱受打击的杜月笙。　　杜月笙生了这一场大病，开始了日日咳、夜夜喘。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逐步上涨，加以共产党新四军连年鏖战，粮食来源大大减少。１９４６年春季，上海米价扶摇直上，涨得５００万１升，市民莫不叫苦连天。这时万墨林正是在开米店，他开的那家万昌米号规模之大，可以称得上全上海滩第一。抗战８年，他因为有从事地上工作的功劳，又是杜门总管，牌头十足，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政当局为了解除上海粮荒，采取紧急措施，贷出一笔巨款，交给米业公会，要上海米商设法分赴各地，大量采购食米。这一大事由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经手，当然偌大的生意不能由他那家万昌米号独做。万墨林督促米商分赴四乡采购。“物以稀为贵”，乡下老百姓有米在手却眼见物价飞涨，大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于是齐同一致向米商们提出要求，买米不要钞票，他们坚持采物物交换制，并且指定交换物品限定“五洋”，亦即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　　这一来米商们便只有先回上海先行采办“五洋”货品，然后运往乡下交换粮食，这一作法马上就发生了几个问题：一是耽搁时间，价格越来越涨；二是“五洋”本身在上海也是缺货，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食米同样的价高难求，行情一日数变。万墨林初次承担这么大的事情，更因缺乏经验，处处显得手忙脚乱，再加上米商中不乏借机牟利，混水摸鱼者，米价、物价涨个不停。于是市民沸腾，指责埋怨的声浪一起轰到了“万理事长”的头上。　　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然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它正好发泄了大众的苦闷，立刻大受欢迎，风靡一时。筱快乐的谩骂还能推陈出新，大快人心，一时筷快乐之名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登峰造极，骂够了之后，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当万墨林每天都要挨骂好几次时，他因为每日陪侍杜月笙，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什么都不做声，因此也跟着只好忍气吞声，即不声辩也不答复。但是，万墨林在上海也有一帮好朋友，听到筏快乐如此“大胆妄为，整日痛骂墨林哥”，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朋友“眼高手庠”，将区区一名滑稽戏演员半点儿也不摆在心里，使出他们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的脾性，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　　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票房价值，正在巅蜂状态，加上他能获得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于是对于这般“白相人”的一些举动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白相人”警告，就他而言是“来得正好”，正好补充他骂“米蛀虫”的新材料。　　筱快乐将他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布，立即获得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他险些遭了杀身之祸。万墨林的一些好友怒火攻心，不克遏忍，当天晚上便有十几条大汉冲进筱快乐的家里，从头门打起，一直打到后门为止，遇人便打，见物便砸，幸亏筱快乐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受了伤，全部家私全部捣毁得稀八烂。　　筱快乐家中捣毁一空，消息传得既广且快。杜月笙听说，知道这是一场祸害，他不怪万林，因为他深知此事与万墨林无关，此时此刻，万墨林绝没这个胆量派人去做筱快乐。但是，惹火上身，推也推不脱，杜月笙只好命人前往慰问筱快乐一家，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全部损失，加以赔偿。　　但是事情却没有就此了结，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依据筱快乐所广播，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把万墨林捉进牢里去。　　杜门中人于是群情愤概，纷纷起而打抱不平，个个大喊着说：“万墨林本人并未犯法，他经手的贷款都有账目可查。打筱快乐家的朋友急于挺身而出，证明他们自发自动的行为绝非出于万墨林教唆。”　　杜月笙自从１９１５年在上海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建立门户，３０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警察局、总司令部或司令部，向来只有杜馆往外保人，从不会听说杜公馆里有人被捉。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墨林真有案子，就该杜先生亲自把他送进官府。如今宣司令要捉杜公馆的人，尤其还是杜月笙的近亲与总管，此例一开，岂不是坍尽杜先生的台？　　这时杜月笙犹在病榻，他时咳时止，喉头咻咻有声，但是他力排众议，命万墨林自己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杜月笙说：　　“真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好官，他绝不会冤枉墨林。再说，此刻外面的空气对墨林不好，墨林要想申辩，实在太难，反不如趁此机会自动投案，是是非非，经过法律审判，正好求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既然爷叔这么说了，我只好去了。”　　于是，万墨林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首，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５００万市民骇然惊异，奔走相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发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说是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只为了遵从“爷叔”之命，不惜丢老面皮，甘愿投案。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５００万市民的怨气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也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周。宣铁吾宣司令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又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结果，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无实据，很快的获得了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桢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好，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床，杜月笙又顺利结交了上海滩上的又一位实权人物。第四章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就已得到官府给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７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一个个以大义相劝，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民治维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是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还没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７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就是选上了也实在是难以担当重任。　　７位代表费尽唇舌，结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们走后，杜月笙绕室彷徨，深思熟虑，他心知担任这一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动，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做了决定：“不妨借此一次竞争，测度一下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是否已经到临？　　于是，他想到就办，立刻命人打电话到袁国梁家里，请他即来１８层楼。当袁国梁奉召匆匆赶到，袁国梁一坐下，他劈头第一句话便问：　　“刚才你们各位来讲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诚心的啊？”　　“是诚心的。”袁国梁肃然回答，“不但诚心，而且很急。”　　“怎么会很急的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大小，都由公家出飞机票钱。叫所有的代表务必出席，由此可知，公营纱厂对于这理事长一席势在必得。”接下来，袁国梁又向杜月笙分析个中利害：“公营纱厂代表当了理事长，一定不会为民营厂商尽心出力，所以，民营厂商对于这理事长一席，自是非争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但是他仍关照袁国梁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是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这么样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　　袁国梁应声而退，把杜先生有点意思活动了的消息，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唐星海、荣尔仁等人听时喜出望外，立刻分头展开活动，民营厂商代表清一色态度坚决：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钱买也不投！甚至还有不少人士自告奋勇，志愿代杜月笙去拉公营厂家代表的票子。民营厂商一致热烈拥护杜月笙，６区工会秘书长奚玉书，慷慨动容地说：　　“西北方面的票子，我拉过来！”　　经过多次密议筹商，民营代表们决定两项策略，头一项是大家要袁国梁设法劝驾，大会选举的那一天一定要请杜月笙到场，其次，他们又推袁国梁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当着全国代表致词，强调联合会理事长不应由官方代表担任。　　事情有了相当的眉目，袁国梁再去报告杜月笙，他简略地说：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分苗头。”　　杜月笙的答复更简洁，他只说了一个“好”字。　　其实，这时，杜月笙已细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心中已是在竹在胸：第一，这时已有公营纺织事业逐渐开放民营的消息，公营厂家不久以后还是要变成民营厂商，代表之中多的是主持业务之人，他们很可能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利害关系和民营厂商实趋于一致。第二，６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第三，凭杜月笙的私人交游和个人声望，他是担任全国纺织工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的最佳人选，因此，光靠杜月笙三个字，也能争取得到一部分的选票。　　“不过代为奔走的各位代表一致要求，”袁国梁于是乘机提出，“进行选举的那一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　　“好。”　　袁国梁公开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长”的主张，他为“老夫子”卖力，一共开了两次炮。一次是在永安公司七楼，６区纺织公会开会，奚玉书请他发言，他立起来便大声疾呼地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提请大家注意，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向是民营厂商的公会组织，我们邀请公营厂家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应该投票选举民营厂商代表，才能符合体制与实际。公营厂家平时得到政府的助力很多，他们无法了解商家的困难，所以就需要而论，联合会理事长必须民营代表出来做！”　　第二次则是在投票前二日，拥有７４５０名工人的申新九厂，上午招待全体代表参观，中午设宴欢叙，当时宴开十余桌，杯觥交错，宾主尽欢中，忽然杀出一个杜门先锋袁国梁，他站起来高声宣布：　　“后天我们就要选举联合会理事长了，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　　袁国梁的炮声隆隆，使官方代表相顾失色，民营代表团则面露会心微笑。袁国梁的这一攻心战术相当有力，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官方代表是被邀参加，万一真有官方代表当选下理事长，说不定民营代表不肯善甘罢休，就会闹出法律纠纷。　　选举之日，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的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先到杜公馆接杜月笙，杜月笙到时被众人簇拥到会客室里坐下休息，这时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会场左右，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大病初愈的杜月笙在上海市商会出现，引起兴奋高潮，一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排着队进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接见这帮老朋友，面露真挚诚恳的笑容，说几句关切慰问的话，寥寥几句也使代表兴奋，觉得脸上增光。皆大欢喜的安排，对于选举居然有奇功，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荣获当选。　　这一次全国性人民团体的选举，对于杜月笙来说，确实相当的重要，全国纺织业代表对他的衷诚拥护，使他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杜月笙开始步步为营地在向大社会进军。第五章　　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徐寄庼跃登临参会议长的宝座。　　杜月笙是临时参议员之一，可是平时他绝少出席会议。　　徐寄庼领导的临参会虽然与上海市政府通力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如遇有重大事件，仍难发挥较大的作用，于是，有关权势人物深感上海市参议会有提早成立的必要，结果，在上海临参会成立两个月，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间，上海市长钱大钧就已交付给上海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一项重要任务，请他筹划实施地方自治。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张晓崧先将上海全市划分为３１个行政区，成立３１个区公所。杜月笙早有警觉，暗中做了严密部署，在上海滩举行投票选举时，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３１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明眼人一望而知，杜月笙系的人物不但位置要津，而且还在全部当选者中占大多数。　　上海实施地方自治的第二个步骤是举行上海市第１届市参议员选举，市参议员候选人由各区域及农、工、商、教、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团体产生。杜月笙经过考虑，决定列名商界，结果又以最高票数获选，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这样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可是，上海市参议员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就已选出，市参会办事处由上海市政府指派民政处副处长项昌权担任主任，积极筹备，而上海市参议员的当选证书，却一直到当年１０月才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这时候，吴绍澍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上海市长也由钱大钧换了吴国桢，吴国桢和杜月笙相当熟悉，两人又是好友，甚至连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也借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然而，成立大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第一任议长？这时，杜系人物已能够掌握局势，拥有过半数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当选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杜月笙却还有顾忌，那便是吴绍澍还存有相当的势力，虽然不至于影响大局，然而触触霉头也是令人心里难受的，这时杜月笙声威重振，飞黄腾达，光全国性的重要人民团体，他已经到手了３个，如全国轮船业公司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其余地方性团体与国家行局主持人或董监事，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日中则昃，盛极必衰”，杜月笙是深切懂得其中道理的，上海市议会议长一席，他心中有了最后的决定：先行当选，然后以年老体衰多病为词，向大会提出辞职，再挑别人。　　为了市参议会议长选举，恒社子弟劝进者有之。奔走拉票者有之，联络活动者亦有之，当杜月笙毅然宣布他的决定，拉票和联络者便格外起劲，这是因为杜月笙既已决心一次当选然后让贤，那么，颜面关系，最好１８０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们的老夫子“光荣全票获选”。　　照说，这件事不难办到，杜月笙言语一句，获选议长立刻宣布辞职退让，即使是竞选的对手也不会不买这个面子，反投杜月笙一票。可是，就因为中间夹着一个“明枪暗箭”，即处处中伤攻击杜月笙的党部与团部负责人吴绍澍，事情便相当的难办。　　王先青仗着他多年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尽心尽力，帮过吴绍澍的大忙，于是，他自动地去向吴绍澍尽最后的忠告。　　找到了吴绍澍，王先青便单刀直入地问：　　“现在市参议会就要选议长了，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可不可以说出来？。”　　吴绍澍听后，反问王先青一句：　　“先青兄，你的意见如何？”　　“不论对于国家的功勋，还是在社会上的声望，”王先青侃侃然答道，“杜先生为第一人，上海议长应该选他。”　　于是吴绍澍便应一声：　　“是啊。”　　“不过呢，”王先青坦然的说，“杜先生身体不好是实，他不会做这个上海市议长的，大家一道选他一选，让他得个满票，然后再让给别人，这样么也好内外而有个交待。”　　“好呀。”　　王先青还不放心，再叮一句：　　“你是说你那方面的人愿意一致投杜先生的票？”　　吴绍澍再斩钉截铁地答复一次：　　“是的。”　　王先青交涉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立即告辞，兴冲冲地来到杜公馆，当面报告“老夫子”：吴绍澍那方面已经讲好，他一连两次承认届期一定捧杜月笙的场，将他所能掌握的票全投杜月笙———杜月笙听后，摇头苦笑，他不敢置信地说道：　　“先青，我看不见得吧。”　　王先青急忙分辩说：　　“我跟吴绍澍面对面，说得清清楚楚的嘛，吴绍澍确实答应全投老夫子的票。”　　杜月笙莞尔一笑，意思是叫他莫着急，他也漫声答了一句：　　“到时候看吧。”　　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人选，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决定推举潘公展。潘公展是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后第一任上海社会局长———当时还叫做“农工商局”。杜月笙被推举为上海申报董事长，潘公展即以申报社长的职务负申报实际责任。至于副议长一席，则仍由杜月笙推荐前任临参会议长徐寄庼。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一个满天飞絮的大雪天，北风怒号，气候严寒，上海市参议会借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由于民社、青年两党获选议员王１６人暂拒出席，当日实到市参议员１８０人。当杜月笙身穿狐裘，步履轻缓的走进会场，市长吴国桢趋前迎接，人群中爆出嗡嗡议论和阵阵掌声。　　先举行当选市议员宣誓就职典礼，杜月笙座位的正后方，便是万墨林。宣誓过后由吴国桢报告筹备成立市参议会经过，紧接着便是进行戏剧化的正、副议长选举。　　开票了，在场各人都以为唱票员会把“杜月笙”的名字一路唱到底，不曾料到，一开头便是接连的“空白！空白！”之声，使得人人相顾惊愕，杜系人物更是焦躁万分。大家心里有数，这一定又是吴绍澍存心捣蛋，要给杜月笙颜色看空白，表示无声的抗议，党团运用到这种程度，惟使亲痛仇快，让庄严议坛变成了笑料制造场。　　幸好，接下来便又有“杜月笙”三字不绝如耳，计票结果是，发票１８０张，其中约有４０余张空白票。　　吴国桢宣布杜月笙当选上海市第１０任参议会议长———杜月笙在掌声中起立发言，他没有看事先预备的讲稿，他已失去放谈高论的兴趣。他讲得很简单，只是反复在说明他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他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　　老早安排好了的一出有声有色连台好戏，便因为吴绍澍阴谋使人投下大批空白票，败人之兴，大家都显得无精打采，惟有草草收场，事事都在快马加鞭的进行。杜月笙致词，马上又叫他的表弟参议员朱文德立起来，代他取出预先拟就的辞职呈文，送给吴国桢，请吴国桢当众宣读，而１８０位市参议员，也鉴于“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协”，全场无人反对，顺利通过接受。　　于是，再发一次票，再投，再选，潘公展、徐寄庼以上海市正、副议长当选。　　王先青上了吴绍澍的大当，虽然杜月笙和恒社弟兄深知吴绍澍的品行，并无一人一言相责，可是他自己却气愤填膺，怒火冲天，王先青大骂吴绍澍反复无常，出卖师友，做出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勾当。从此王先青与吴绍澍绝交，而吴绍澍则也由于多行不义，人人疏远他，最终默默无闻了。　　当选中国第一任“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算是杜月笙一年不鸣，一鸣惊人的优异表现，有此一幕，上海工商界人晓得杜月笙有意复出，于是劝进拥戴者流络绎于途，杜月笙乃以“绍兴师爷”骆清华为智囊，恒社一千子弟为中坚，展开了他凌厉无比的发展攻势，对于上海官府以外的一应公私机构，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在短短的一两年间，使他所拥有的煌煌头衔，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杜月笙分门别类，一生最盛时期的显赫职衔有：　　一、公职　　“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曾当选主席团）　　上海市参议员（当选第一任议长，旋即辞让）　　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徐寄庼任会长，骆清华，王先青任常务理事。）　　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自抗战前担任以迄当时）　　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　　上海南区救火联合会理事长　　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　　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　　二、教育　　正始中学创办人　　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　　复旦大学校董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三、文化　　申报董事长（由潘公展任社长）　　商报董事长（由骆清华任社长）　　新闻报常务董事　　中央日报常务董事　　世界书局代董事长　　大东书局主席董事　　东方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设有经济通讯社、图书馆、东方书店、印刷所等单位。）　　中华书局董事　　四、金融　　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　　中国银行董事　　交通银行董事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汇银行董事长　　浦东银行董事长　　国信银行董事长　　亚东银行董事长　　五、交通　　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