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杜戴一家亲，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陈默。　　陈默，字冰思，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脚色，辣起手来几乎不下于顾嘉棠，论头脑精细，胸中学问却还在顾嘉棠之上，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结果，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是在上海滩上享誉十多年，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这一天他走到威海卫路１５５弄２０号他家门口，迎面飞来一颗枪弹，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工作。　　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饮弹毙命。　　随后，范耆生和郑月波又陆续被刺。　　在这些被暗盯的汉奸中，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在８月１８日，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被杀的陆连奎，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青帮弟兄、捕房头脑。当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时，陆连奎一向跟月笙哥交谊密切，合作无间。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被杜月笙的弟子大义灭亲，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　　上海滩上雷霆万钧，铁与血俱，使得民心大快，同仇敌忾之心更加增涨，可是，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挣扎、激烈交战，也与日俱深。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张啸林担心。　　这时，张啸林早已决定当汉奸，过过他一生当中独缺一门的官瘾，１９３９年夏，他组织了什么“新亚平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东洋人办事。这时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张啸林便一心一意想当一任“上海市长”或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席”。　　当时机逐渐成熟时，杜月笙弟子的枪口开始奉命瞄准了他———张啸林。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绕室彷徨，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他曾想尽办法，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住晚节，悬崖勒马。可是，张大帅一语不合，立刻豹眼一翻，破口大骂，“妈特个××”声声不绝，谁又敢去惹他的怒火，捋他的虎须，而自讨没趣？　　张啸林的性格和杜月笙完全相反，他一生一世都想做官，但是，他却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他的官瘾是要像戏台子上或那些北洋军阀那样为所欲为，抖尽威风的那一种。但是自从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军阀从此连根割除，在张啸林的心目中，只有当当“汉奸官”才可以逞逞威风了。　　杜月笙晓得他这位老把兄的心理，因此一直为他暗地着急，惟恐他一捞上了汉奸官，将来会受到国法和民意的制裁。但是奇怪得很，上海沦陷３年多，一直想当汉奸的张大帅居然官星不动。后来，杜月笙根据陆陆续续得来的消息才知道，东洋人自杜月笙“月夜走脱”之后，利用上海大亨的目标便落在黄金荣身上，他们曾不断派人上漕河泾拜望黄老板。黄老板虽然爱财，爱心却有，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病”字，无论是谁上门，黄老板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好见面”为由，然后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抱歉、抱歉”，日本人晓得拖黄金荣出山绝无可能，只好退而求其再次，转而瞄向张啸林。　　但是张啸林目高于顶，满口三字经，噱头又来得个多。日本人要找他的时候，他便故意往莫干山一躲。日方派一名驻杭州领事登山拜访，张大帅谈起生意经来口气大得吓坏人，他说：　　“妈的个！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倒还可以商量！”　　日本人一听，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当时便说张先生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倒也干脆，他回答说：“既有难处，那就不必再往下谈！”　　后来张啸林又回了上海，在大新公司五楼再开了一个“俱乐部”，内容无非是鸦片烟和赌，整天和他混在一起的是老朋友高鑫宝、俞叶封、程效沂等人。这时，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乡村，袭击敌伪物资，使上海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于是又有日本人去找张啸林，叫他负责设法向外地采购必需物品，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有钱可赚，他便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弟子和手下一起统统参加，到乡下去替东洋人办货。结果，他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又担当食米的搜刮和搜购，他给老弟兄俞叶封一项优差，请他专门搜购棉花。　　在日本人的迫切需要之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安南购煤运到上海转销华中一带，后来，风行中国各大都市２０余年的三轮车，曾是安南河内特有的交通工具，这便是张啸林瞧着好玩，命人带了一辆到上海，随后被顾四老板顾竹轩借去做样子，依式仿制，结果，三轮车从上海慢慢盛行起来。　　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却是着着实实发了汉奸财。　　这时，他跟杜月笙相隔万里，但是，当年兄弟两人的习惯依然保留，每年夏天必定要上莫干山，住进他的“林海”，舒舒服服地享受一番。　　１９３９年“秋老虎”过后，他下了莫干山，然而回到上海后他便发现事体不对，杜月笙的那一批狠脚色弟子奉命征奸除害，在上海滩大开杀戒，张大帅扳着指头一数，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种血淋淋的实例不能不使他暗自着慌。尤其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中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了性命。旧历年近，风声却越来越紧，都说重庆地下工作者枪口已经对准了张啸林。从此以后，张啸林也吓怕了，他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惟独一样，每天夜晚他出一趟门，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　　果不其然，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新艳秋在更新舞台唱“玉堂春”，由于这时俞叶封正在力捧新艳秋，而那日又是新艳秋临去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张啸林却拗不过俞叶封的苦请，他包了楼上正当中几个包厢，说好要亲自驾临，给新艳秋捧一次场。　　偏巧那晚临时他有事，改变计划不曾上更新舞台，俞叶封和几个朋友高居楼中，喝彩声不绝。台上唱得正热闹，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在场军警一查，只见俞叶封倒卧于血泊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啸林“搜刮物资资敌，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应予迅即制裁”执行的命令，瞒着杜月笙，直接拍发到了上海。　　经过了这一次惊险万分的刺杀事件，张啸林自此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去赌了，与此同时，他加强警戒，一口气雇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华格臬路张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如临大敌，就像铜墙铁壁的堡垒一般。　　便这样，平静了一两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夏天，张啸林照例上莫干山避署，很不凑巧，恰值忠义救国军的“苏嘉沪挺进总队”，以莫干山为根据地，通过吴兴，向金泽，章练塘一带频频出击，使敌军受到重大损伤。日本人一怒之下，将附近丰草和数十里的参天修竹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借口是使游击队不再有茂林修竹可以躲藏。莫干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张啸林心惊肉跳的住不下去了，他匆匆返回上海，仍旧深居简出，避风头。　　这时，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当然晓得张大帅的心情，忠义不可两全，公私哪得兼顾？第一次出动，情报的掌握相当准确，几时几分，张大帅要坐汽车出去赌铜钿，经过哪些条十字口，在哪一分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一阵机关枪扫过去，便有十个张啸林也逃不脱半个。铁血除奸行动队员把张啸林送到了地狱的门口。但是到了下手的那一瞬刻，时间分秒不差，路线完全正确，红灯亮时毫厘不爽，眼看张大帅的汽车已开到机关枪下，无须瞄准，即可将他射杀，然而，负责开枪的十分不巧，偏偏早了那么秒把半秒钟，“嘟嘟……”打过来，张大帅的司机阿四是见过大阵仗的，当下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的将油门踩下，于是汽车一个冲锋，飞也似闯过了路口，闯红灯不犯死罪，这样张大帅在鬼门关口过了一过。　　大帅差一点儿吃到了机关枪弹，尝到了重庆分子的厉害，却使他更死心塌地当汉奸，仍然不知皤然悔改。于是又有那么一天，张大师正和他的学生时任杭州锡箔局局长的吴静观，两个人在华格臬路三层楼上商量事情，他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他那二十几名保镖在那儿互相骂。张大帅的脾气一向毛焦火燥，这一来难免又发作了，因此他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们厉声喝骂：　　“妈特个×！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老子多叫点东洋宪兵来，用不着你们！快些，一个个的把枪给我缴下，统统滚蛋！”　　要在平时，照说大帅一光火，哇哩哇啦一骂，挨骂的只要乖乖地走开，等一下大帅气平了，满天星斗必定一扫而空，像屁事也不曾发生。谁知今日却不一样，保镖头脑，这位名唤林怀部的忠义之士，一面拔出手枪，一面抬头回话：　　“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骂声未停，枪声已响，林怀部的枪法一似百步穿杨，一枪射中了张啸林的咽喉，但见张啸林身子向前一仆，头颅向下垂着，上海“三大亨”中的老二，就此一命呜呼，得年６５岁。　　林怀部年轻力壮，身手更是矫捷，枪声响处他还在破口大骂，与此同时，他身子已经溜进客厅，三步并做两步，一霎眼便爬上了两层楼梯，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冲进张大帅尸身所在的房间。当时，吴静观正在拨电话喊日本宪兵，才拨完号码，还不曾来得及通话，林怀部便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红的是鲜血，白的是脑浆，恰似开了一朵大花。两名汉奸，一师一徒，一步路走错，终于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訇地一声巨响，吴静观的身躯扑倒在桌子上。　　林怀部轻而易举，打死了两名汉奸，他面露笑容，不怯不惧，从三层楼一路欢呼跑下来，他从容自在通过２８名带枪的保镖，夺门而往华格臬路冲，一面奔跑一面还在大叫：　　“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没有人上去抓他，林怀部的保镖同事只是说：　　“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　　“当然，”林怀部傲然的一拍胸说，“我绝对不逃。”　　然后，他握枪在手，跑到华格臬路上，等安南巡捕一来，他一语不发，将枪交出，束手就缚。　　由于喊声、枪声闹得天翻地覆，隔一扇月洞门的杜公馆留守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杜家大少奶由佣人陪着，过去探视张家伯伯。结果，她看到了终生难忘的骇人情景：张啸林的尸体被翻转过来，仰面朝天，遍地血污，由于林怀部的那一枪从咽喉贯穿到右眼，因而大帅的眼珠被射了出来，只剩几根小血管或者是韧腺，将那支血淋淋的乌眼珠幌悠悠的吊住。　　这一天的下午４点多种，离上海８５３海里的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八层楼咖啡座上，王新衡正陪着杜月笙谈天，突然之间看见一条幽灵似的人影，正在向他们徐徐走来，杜月笙惊了惊，一抬头看见那是翁左青。　　翁左青在当警察巡官时曾救过张啸林的命，演出一曲捉放戏，并且他打那以后弃官跟着张啸林走，他们伙同了另外一位好朋友程效沂，三弟兄从杭州打天下，一路打到上海去，２０多年的血汗打出了一个花花世界，后来由于黄、杜、张不分家，翁左青从张家踱到隔壁头，替杜月笙掌管了１６年的机密。这时，他脸色惨白，泪眼婆娑，身躯摇摇晃晃，脚步踉踉跄跄，他好不容易走到杜月笙的跟前，伸出抖抖索索的右手，递给杜月笙一份才送到的急电。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他一眼，伸手接过了电报，匆匆浏览一过，王新衡正自惊愕，却见杜月笙在把那份电报递给他看。正在这时，杜月笙当着茶座的众目暌睽，一时悲从中来，翻倒苦海，双手掩面，吞声饮泣。他尽力想忍住，但是，热泪横流，如决江河。王新衡晓得他心中的凄苦悲酸，看过了电报更知杜月笙为什么如此伤心，王新衡俯身向前，低声地劝慰：　　“张先生走错了路，国人皆曰可杀，奉命执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总怪他不顾大义，咎由自取。杜先生，你不要再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再哭也没有用处了啊！”　　杜月笙呜咽啜泣地回答他说：　　“新衡兄，你讲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是张先生和我有二三十年的交情，我们曾经一道出生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里想到当年的兄弟，如今落了这样一个大不相同的结果。现在我心中非常难过，真想号啕大哭。”　　王新衡百计安慰，说了许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因必有果，任何人都没可奈何的话，杜月笙却始终都在流泪，再开口时依然有不尽的哀恸与感喟。　　“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论江湖义气，”王新衡接口说道，“张先生就更不该去当汉奸，做那出卖国家、欺压同胞的勾当，而且，杜先生一再劝他拦他，他都不理。”　　“是呀，”杜月笙伸手揩揩泪水，“我几次三番的拉他，他就几次三番的大骂我，我倒不是怕挨他的骂，实在是骂过了之后，他还是不肯出来。”　　张啸林坚决拒绝杜月笙的说服，结果是大官没有当成，反而白送了性命，给杜月笙带来无比的憾恨。但是，与张啸林同样被制裁的，不久又有杜月笙的另一位好朋友。　　这位是中国通商银行先前的大老板傅筱庵。傅筱庵投日落水后，负责执行的人是杜月笙旧日的保镖。不过，他得到万墨林的首肯，拿了杜公馆两万大洋的工作费。最后说动常到杜家走动的傅宅厨司朱老头，在禁卫森严、如临大敌的虹口傅市长公涫，一斧头送了傅筱庵的终。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叫他的得力助手，精明能干，胆识俱壮的徐采丞，利用他和日本影佐特务机关的关系，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和杜月笙经常保持联系，从而也使军统方面，指挥上海地下铁血锄奸行动员，如手使指，极其灵活。由于徐采丞不便和地下工作人员直接联络，杜月笙便喊万墨林到香港来，深居简出，受了一个星期的临时训练，当万墨林重返上海，他就开始担任上海地下工作者的总连络之责。　　从１９３８年元月到１９３９年底，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一共制裁了６２名日本人、大汉奸，在上海工作站的指挥之下，他们从事过２２次造成敌人重大损失的破坏工作。这些忠肝义胆，慷慨激烈的热血男儿，斗起东洋人来，胆子大得吓人，炸仓库，烧机房，在他们当成了家常便饭，即连重重戒备、停泊江心的日本军舰，他们也敢摸上去破坏爆炸，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在杨树捕瑞熔造船厂修理，刚刚修好，便被他们放一把火烧掉，接下来给他们焚毁的日本运输舰，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至于作为水上运输工具的军用小汽艇，被他们烧毁２０艘之多。　　持续的暗杀，持续的爆炸，不断的纵火，不断的破坏，造成日军重大的损失不算，军统人员和杜门子弟的英勇，简直吓破了皇军的胆，他们在占领大上海后，时时被袭击，处处遭暗害。一名宪兵补充队长高荚三郎生病住进自己的野战医院，居然被杜门中人下了毒药，毒发身死。两个日本间谍、“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大白天里在四马路望平里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散步，突然之间，砰砰两枪，立即倒卧于血泊之中。由于上海行动队的神出鬼没，种种英勇大胆的表现，使得上海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天到晚，坐卧不宁。日本人终于发现，他们损失数万精兵，激战整三个月，将上海占领以后，反而寸步难移，行动不得自由，无数日本军民反而落入了阴风凄凄的死亡陷井。第十九章　　由于全民一致支持抗战，使军统局长戴笠起了一个构想，他要促使海内海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全部纳入一个重要组织，使遍布各地、不计其数的帮会中人，都能屹立在抗战的大旗之下，团结奋斗，献出他们庞大无比的潜伏力量。　　他把这一个构想，说给杜月笙听，获得杜月笙的热烈支持。但是，为了便于进行起见，杜月笙又建议戴笠先从洪门青帮在香港的关系入手。于是，１９４０年夏，戴笠挽请吴铁城出面，在香港请过一次客，香港洪门领袖如梅光培、客地青帮首脑杜月笙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致出席，杯觞交错，一席尽饮，戴笠便以这一次漪欤盛哉的大宴会为基础，画出了中华民国人民行动委员会的蓝图。　　为了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杜月笙再度赴渝，这一回因为时间充裕，他没坐飞机，而是河内经昆明到达重庆。　　这时，全国各地帮全领袖都已汇齐，山主、龙头、舵把子与大爷们齐集南温泉，成立大会，盛况空前，会中的洪门大爷们给杜月笙一份从所未有的殊荣，一致推举他为“一步登天”的总龙头。尽管杜月笙说他德薄能鲜，不敢接受，但是，最终还是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由于帮会弟兄人多势壮，在全国每一角落里都有其影响，所以，自从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以后，人民行动委员会确曾为国家民族做了不少事。譬如说协助役政人员推行兵役，发动各地人民救济难胞，以及捐献金钱，打游击以及从事种种地下工作，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一幕是捐款献机，一次捐献飞机２０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的“献机典礼”曾构成８年抗战中一次情绪热烈、场面壮观的动人特写镜头。　　当杜月笙在重庆干得轰轰烈烈，支持抗战工作，做来有声有色时，时间到了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下旬，渝沪间的秘密电台，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万墨林在沧洲饭店门前，被汪精卫特工总部极斯斐尔路７６号的打手，横拖竖曳地捉了去，而且立即施以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烙铁板……打得他死去活来，体无完肤。上海来的急电说：像敌伪这么样狠的“做”他，万墨林熬不熬得过，撑不撑得住，大有疑问。　　得到这个消息，杜月笙和戴笠大为震惊，极其焦灼。　　因为问题不单是万墨林个人的生命安全，而是万墨林等于是重庆地下工作者在上海一地的总交通，倘使他一屈服，据实招供，中央在上海的各机构，大有一举摧毁之可能。于是，杜月笙、戴笠得讯以后，立即电知吴开先等人从速逃离住处，变更联络方式。同时，杜月笙心急如焚的匆匆返港，竭力设法营救万墨林。重庆和敌伪之间的地下工作血斗中，杜月笙又步入了一个金戈铁马、短兵相接的阶段。　　万墨林是如何被抓的呢？原来，１９４０年后，１１月１９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这一天，汪记政府开张，群奸喜气洋洋，他们在上海邀了大批德义日轴心国家的外交使节、日军高级军官，乘“天马号”专车兴冲冲的赶赴南京捧场，参加签字典礼。于是，消息立刻经由上海秘密电台报到重庆。戴笠当即时决定，把这列专车炸掉，造成重大死伤，给汪精卫一次迎头打击，使他面上无光。　　爆炸火车任务，由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乘夜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３００公尺，一直通到一道茂密的树林之中，由詹宗象与薜尧负责按动电钮。　　一切准备就绪后，上午９点钟，天马号专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詹薛两勇士急忙将电钮按下，但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地雷爆发，威力奇大，天马专车在爆炸声中断腕决腹，血流盈野，哀呼惨叫之声令人不忍耳闻。这一次爆炸使全车的人不死即伤，损失惨重。天马号翮覆后，詹宗象和薛尧虽然知道目的已达到，可是他们胆子很壮，又穿出树林探看残敌，结果不幸被日军发现，密集扫射，中弹成仁。　　这一次爆炸事件日方死了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和情报员多人，还有德义使节及随车军队，死伤共达一百余人之多。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狼狈万分，暗恨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过于辣手。这一破坏行动不仅使他触足霉头，而且使他尤为生气，所以，当重庆特工胡兰成向汪精卫建议：“特工除非将来废了，既不能废，便该直属‘元首’，如今极司斐尔路７６号的李士群归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兼特工委员会主席周佛海掌握，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接着，他又进言撤销“特工委员会”，而且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改设“调查统计局，”汪精卫在召见李士群后，不久扩充其机构，成立“调查统计部”。　　汪精卫给李土群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取杜月笙的性命，同时打击并瓦解重庆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的活动。　　李士群是一个狠角色，他豁达有胆略，跋扈而聪明，办事有条有理，他奉了汪精卫的密令，精神抖擞，双管齐下，他一面诱捕重庆和共产党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忠义救国军的干部和杜门相关人物都是他下手的重点对象，于是，与汪伪政权做对的除奸勇士何行健、杨杰、林子江、王天木、苏成德、万里浪、唐惠民、朱文龙、马啸天等都相继落入他的陷阱，李士群对他们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终于使其中的意志薄弱者摇身一变，又成为了为虎作伥７６号的汉奸特工。第二步李士群决心东施效颦，他也要运用青帮力量，负责行动工作。但是，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青帮大亨，惟杜月笙为首是瞻，李士群拉不动，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拉到杜月笙好朋友季云卿的司机、门徒吴四宝，他千方百计把吴四宝拖进７６号，他和吴四宝结拜兄弟，派他当“警卫大队长”。　　对于汪“主席”当面交代他的谋刺杜月笙的任务，李士群自然不敢怠慢。他在７６号加强部署完成以后，设计先抓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　　万墨林中计被绑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下午４点钟。　　这时正值上海地下除奸工作的最高潮时期，国民党派有三位大员常驻上海，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是中央的代表，吴开先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中央青年团的吴绍澍也在上海另设单位搜集情报。万墨林奉杜月笙之命，对这三位大员都要设法掩护，尽力协助。三位大员也都把他作为左右手，在交通、联络方面非万墨林不可。除此之外，万墨林还有一项更紧要的工作，那便是付钞票，戴笠借杜月笙之手不时拨钱给万墨林，上海的地下工作需要特别经费，执行者要到万墨林手上领取，有时候事前还得通知他一声：　　“万先生，上面的命令要‘做’某人了。”　　万墨林问好要多少钱，点过了头便去取，任务完成后领钱不误，经费不足，万墨林会进行调好，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朱升刺杀傅筱庵一案，由万墨林付讫工作费两万元，就是一例。　　诱绑万墨林，李士群使的是“番虎伏窝”之计。　　吴绍澍手下的一名情报员朱文龙早已暗中被李士群收买，李士群令朱文龙谎称自己已暴露身份的假情报，利用万墨林的秘密通话路线，跟万墨林连通三次电话，请他传递一项“极重要”的情报。万墨林因为风声太紧，不得不谨慎小心，他推托过两次，第三次则先约下午４时，临时再改晚间８点，会晤地点是华灯初上、行人如织的国际大饭店前门。这是大英地界，殊不料他绕行到朱文龙背后时才拍他的肩，四名大汉一拥而上，当众反解他的双手，把他捆了一个结实，万墨林立刻向附近站岗的美国宪兵大叫“救命！”美国宪兵跑过来干涉，７６号的人掏出英租界准予缉拿许可证，满街的人限睁睁看着万墨林被架上汽车，绝尘而去。　　这时，杜月笙正在重庆，惊悉万墨林被抓的消息，急忙匆匆返港，一面急电吴开先等迁移住处，改变联络方式，一面分知恒社在沪同人，竭尽一切努力设法进行营救，他亲自电嘱徐采丞，要他从日本人方面下手，逼迫７６号放人。徐采丞原是史量才的重要干部，史量才被刺后才跟杜月笙、钱新之接近，曾以纺织业者参加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沦陷后，地方协会群龙无首，徐采丞于是在黄炎培下面做了秘书长，因此被人视为是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利用日本军政两方派系林立，又都喜欢跟中国大亨们勾勾搭搭的心埋，纵横捭阖，执行杜月笙交代的任务，专讨东洋人的便宜。　　万墨林被关进７６号，辣椒水、老虎凳、雪里红诸般毒刑，统统用过，但是，他拼命咬紧牙关不招。否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大有一网打尽的可能。然而，他能熬到什么时候，谁也不敢预料。要照一般情报员的配备，像他这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交通联络”，牙齿缝里应该嵌进小毒药瓶，一旦被捉立刻咬破自杀，然而他又是杜月笙差遣的情报人员，当初谁也不便请他装上这个；第二个救急的办法便是遣人入狱，秘密将他处死灭口，这一着不必说杜月笙断乎不忍，即使他下了决心不惜大义灭亲，出碍于７６号得了万墨林就如获至宝，于是戒备森严，如逢大敌，谁能找得到下手的机会？　　杜月笙忧急交并，他集中精力营救万墨林。然而汪精卫对他恨之入骨，他与李士群方面并无交情，于是，他暗渡陈仓，他和钱新之一道出面请李北涛前去南京，携带一份贵重的礼物。拜访周佛海，要他看在旧日交情份上保全万墨林，并且予以“优待”。　　李北涛原先追随周作民，跟周佛海也有私交，他见到周佛海时，除了婉言请托外，也模拟杜月笙的口吻，软中透硬，叫他“识相”、“落槛”一点，杜月笙的势力这时依然弥漫大上海，甚至京沪沿线。临走之前，李北涛大言不惭地威胁说：“杜月笙的这桩大事摆不平，必然会影响将来你们的‘见面之情’。”　　周佛海一生只忠于自己，利害得失一概只顾到自家为止，１９２７年他当共产党，被陈群捉住，险些送了性命，立即反水；往后他在南京做官，经常到上海吃喝玩乐，也曾身为杜门座上客。杜月笙的行情和潜力，他一向摸得很清楚。现在碰上杜月笙派李北涛来痛陈利害，几句话甩过去，他便打定了主意：从万墨林身上找线索，摧破重庆地下工作者这桩大功劳他宁可不要，杜月笙的面子却不能不买。李北清一走，他便一张条子飞到７６号：　　“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　　３天后，万墨林从阴风凄凄的７６号移转到四马路总巡捕房收押，总巡捕房的督察长刘绍奎不仅与杜门相关，而且归戴笠直接指挥。　　得了“同志”刘绍奎的照顾，万墨林等于从地狱升入天堂，待遇极其优厚，而且多了脱逃的机会。李北涛顺利达成初步任务，他便留在上海，暗中策划买通日本人，把万墨林悄悄的送往香港。　　但是，他处事机不密，李北涛的密谋被为周佛海获悉，他迅即采取行动，命７６号提回万墨林，乘夜快车押到南京。周佛海接见万墨林，先跟他开个玩笑，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万墨林，你所做的事情自己明白。７６号的门进去容易出来难，使你释放很不简单。我此刻是买杜先生的面子，只要关节打通，我自会放你。我说话算数，你也要向我提出保证，从今以后莫再到处托人，增加我的困难，我请你安心地等好消息。”　　万墨林拍胸脯答应了。从此，万墨林便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押，却是从来不拷、不打、不“骂”，不给他吃苦头。徐采丞一直都在千方百计找路子，１９４１年５月间，终于被他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东北籍的国会议员金鼎勋跟日本人渊源甚深，杜月笙得讯以后，立即电告徐采丞从速进行。徐采丞邀同顾南群与朱东山，一同前往金家恳请金鼎勋设法帮忙放人，金鼎勋十分豪爽，一口答应帮忙。　　金鼎勋走日本决策机构“兴亚院”这样高级路线，说服兴亚院的高等参谋冈田和一位相关巨商坂田，由坂田、冈田影响兴亚院，指使日本军方：　　“皇军如需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顷者犹在多方争取杜氏之际，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既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至此，杜月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亦即周佛海所谓的“关节打通”，万墨林终于获得开释。第二十章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都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被日军攻击后解除武装。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时，杜月笙正在陪都重庆，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香港的失陷，和上海英、法两租界被日军侵入，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徒、学生一下子沦入魔掌，生死不明，焦急凄苦，恐惧紧张得不得了。这一夜，他通宵不眠，和戴笠寸步不离，筹思如何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启德机场，派遣飞机，紧急救出那些人。　　人多机少，这一纸名单的研拟，真是绞尽脑汁，煞费思量。　　戴笠的一位好朋友“阿伍”是香港华侨，家资巨万，他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１２月初，阿伍应戴笠之邀，飞赴重庆瞻仰抗战的司令塔、复兴中华圣地。太平洋战争突起，阿伍在重庆大为着急，因为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赶不回去，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全部家当付之东流，于是这天纵然戴笠在百忙之中，阿伍仍然不顾一切的缠住他，一定要戴笠设法让他回香港。　　灵机一动，戴笠当着杜月笙的面，告诉阿伍说：　　“好的，我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己驾驶去香港。飞机落地，你便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请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请你注意，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紧要的人。”　　杜月笙对这一主意赞不绝口，戴笠这个办法不但两全其美，而且快刀斩乱麻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当时香港情势的危急、秩序的混乱，航空公司未必会有人肯去。何况，阿伍驾驶技术之优良，又是熟悉他的人所一致公认的。　　飞机一去接回哪些人呢？杜公馆人太多了，杜月笙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他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　　戴笠抬起头来望杜月笙一眼，见他似已下定了决心，于是便不再多说，他开始振笔直写，两人有商有量的决定了先行救出陶希圣、颜惠庆、许祟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名单决定，便立刻打电报，请中国航空公司分别通知名单内的各人，应于１２月９日中午以前赶到机场集中，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到，换驾驶员马上起飞。　　从１２月８日夜，到９日傍晚，杜月笙不眠不休，好不容易等到了专机安然返渝的消息，却是大出意外，昨夜拟订名单该接的人一个也没有来。　　被这架飞机载运回来的，当然也是必须抢运脱险的重要人物，但是，跟杜、戴所拟名单上的诸人面目全非，名单所列者毫无问题的全部陷敌，但是，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一个个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该接的没有接来，杜月笙绕室彷徨，夜不兴寐，他一面想尽方法打通一条通路，利用人民行动委虽会的关系，将从重庆到香港，中间如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迢遥数千里的一条路上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全部动员起来，安排一条康庄大道，计划从敌人的虎口中救出这一批要紧的人，以及姚夫人、杜维藩他所有的杜门相关人员。　　另一方面，杜月笙向戴笠建议，提供了疯狂大胆，而且乍看起来断无可能的计划。他要透过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堂而皇之地提出：沧落香港的许多朋友，都是杜月笙一再恳商拖出来的，如今因为香港起变，他们仓卒来不及安全撤离，这帮朋友在香港面临日军搜捕、暴民劫掠，尤其粮缺声中，三餐不继，可以说是陷于绝境，去死不远。杜月笙宁死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日本人如果欣赏杜月笙讲这个义气，帮杜月笙救这些好友，他将派徐采丞包一艘轮船，从上海直驶香港，把杜月笙的朋友们接回上海，住进日本势力还没侵入的法租界，以使杜月笙能够实践诺言，全始全终继续对这帮人有所照料。　　戴笠晓得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而徐采丞和日本驻沪陆军部部长川本之流私交很好，杜月笙慷慨义烈的此一表示，经过徐采丞的穿针引线，运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这个计划可能会通得过。因此，他本人表示赞成，再经过杜、戴两人分向有关方面解释说明，一月底，杜月笙便给徐采丞去了一封密电，授计与他，叫他火速进行。　　这又是抗战史中的一个奇迹。经过徐采丞的巧妙运用，竭力奔走，杜月笙疯狂大胆的计划居然获得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逐步的付诸实现。２月３日，徐采丞借到一架日本军机，由上海直飞香港，代表杜月笙安慰滞港诸亲友，他随身带了不少的钱，他要亲自安排杜门亲友逃离香港。行前，他已包好了一艘轮船，驶往香港负责接运。　　在这时侯，滞港杜门亲友业已有人得到了消息，他们奔走相告，口耳相传，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之中，这些人原已觉得无望，准备束手待毙。杜先生派船来接的消息一到，真是绝处逢生，雀跃不已。可是其中还有波折，日本军机中途发生故障，徐采丞被迫降落台北，３日后修理好了，才续航南飞。这３天的音信中断使杜门亲友望眼欲穿，魂梦为劳，无缘无故多受了不少的罪。　　２月６日，徐采丞专机抵达香港，他抵港以后立即驱车分访杜门亲友，给以紧急救济并且报告佳音，专轮准备于２月８日驶抵香港，他请各人早日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经过一艘专轮救出人间地狱、海上危城香港的，计有颜惠庆、陈友仁、曾毓凭、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和杜门亲友，苏州同乡，为数多达三百人，其中有不少人平安抵达上海法租界后，继续接受杜月笙的资助。　　经由香港、出深圳紧急抢救的，包括陶希圣、蒋伯诚、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他们从香港沦陷以后便东逃西散，吃足苦头，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蒋伯诚躲进了九龙饭店，一天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前来搜查，把每个房间里的宿客逐一喊出来检查，临到蒋伯诚，日本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情急智生，蒋伯诚便指着他经常备有的大包，大声答道：　　“我贩西药。”　　杜维藩带着两个儿子在香港，徐采丞的专轮到了，他两个儿子便交由徐采丞带回上海去，他自己不敢回上海，香港陷落那天他还在交通银行办公，轮渡一断他回不了九龙，起先躲在花园台吕光家里，后来又与杨克天睡在告罗士打的走廊上。　　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他没有顺利搭机离港，却得了“阿伍”的协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在香港失陷后王新衡便化装渡海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他往后的行动和脱走，一直都由香港渔民掩护。　　杜夫人姚玉兰在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起飞以后，得到她闺中密友一只电话，告诉她说给她留了一个空位子，要走就快点来，姚玉兰回复她的惟有一声苦笑，她说：“我这边人多着呢，何况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在香港，杜月笙依然目标显著，风险极大，日本人可能下毒手，香港饥民暴徒说不定也动上杜公馆的脑筋，但是别人可以暂避，姚玉兰却寸步不容稍离，因为她一走开全香港的杜门相关人物就无法通讯联络，因此姚玉兰决心不避也不走，她要死守大本营。难得的是杨虎夫人陈华慷慨尚义，自愿陪伴姚玉兰和她同生死共患难，姚玉兰感动得热泪沾襟，她问陈华说：　　“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你跟着我，能够死得不冤。”　　幸亏有姚玉兰硬起头皮，咬紧牙关，死守柯士甸道不去，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才有了一个希望不浅的联络中心。　　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如果投有杜公馆居中联络，分别通知。可能杜月笙、戴笠、徐采丞在渝沪两地用尽心机，煞费气力，其结果也是化为泡影。　　香港撤退，杜月笙先公后私，先友好而后家眷，他为了顾全信义宁可牺牲妻子儿女。　　这时由于日军占领了香港，渝港之间消息中断，在港的杜门众人开始设法自救，首先推派杜氏门徒陆增福，拎着脑袋去探路。陆增福历经千辛万苦，受过重重灾难，好不容易穿过危险地带抵达惠阳，他立刻发了一封长电禀报在重庆的杜月笙。这时，杜月笙已因忧急相并，心力交瘁，在病榻躺了多日，得到陆增福的这一个电报，他一跃而起，欢声地说：　　“路摸通了，火速叫他们准备动身。”　　开路先锋陆增福打过了头阵，第二批走的便是顾嘉裳与芮庆荣。这两位杜门大将在江湖上名声响亮。而且不分文的武的他们都有一套。但是他们还是“摸”着走，一步一步为营，时时小心。结果，顾、芮两位大将果告顺利完成征尘。消息传来，在香港的落难者大为振奋，他们开始集合成队，一一登程，姚玉兰、陈华同行洪门中人闻听是杜夫人给足了她面子，杨虎在广东工作时间很久，他又是中国海员的领袖，杨夫人的招牌亮出，也到处顺利无阻。在香港，洪门头脑为杜、杨两夫人谋到了奇货可居的日本军民政部发给“还乡证”。两位贵夫人化妆为广东乡间女子，蓬头垢面，粗衣粗服，姚玉兰化名王陈氏，推脱回一趟兴宁家乡，“还乡证”明文规定，三日之后不回香港，抓到了便要“军法从事”。　　两位夫人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通过关卡，踏上广东省境，她们沿东江西上，一路吃的苦头和遇见形形色色的怪事罄竹难书，幸好平安无事抵达桂林。随后，千辛万苦在阴历大年初三那天抵达重庆。　　杜月笙欢天喜地把姚玉兰迎到汪山。为了纪念一生之中这一次不平凡的旅程，姚玉兰穿上携来的乡间妇女衣服，再施原有的化妆，而在汪山附近拣一处极与粤西途中相似的背境，拍了两张照片。第一章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日本宣布投降。　　当杜月笙听到大喜讯时，他正和戴笠在浙江西部的淳安。原来，杜月笙正和老朋友戴笠受蒋介石的委托在东南一带运送棉纱，准备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淳安成为光复上海的指挥部。　　但是，当杜月笙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已是他进驻淳安的第２７天，亦即离开重庆东来的第４５日，８月１５日星期五，天气晴朗，将近午夜，已经就寝睡觉的人，突然被劈劈啪啪的鞭炮，夹着人语喧哗吵醒，乍听见哨杂声浪时，还吃了一惊，待到听到街头有人欢呼，才知道这是望眼欲穿的胜利来临，于是众人纷纷披衣起床，争相走告。杜月笙的一支人马全都集中在他房间里，有人在笑，有人鼓掌，有人直说“恭喜，恭喜！”但是也有人保持审慎态度，不敢轻易相信，他们之中有人说：　　“戴先生呢？要问过了他才可以确信啊。”　　这时又有人说：　　“戴先生碰巧不在淳安，依我看，还是等着明天天亮看《东南日报》吧！”　　顾嘉棠声音洪亮，快人快语，他正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就怕有人迟迟不信，扫了他的兴，他一拍大腿说：　　“淳安人不是憨大，深更半夜哪会得瞎放鞭炮，欢呼胜利！就讲不是东洋萝卜头投降，至少也是前线打了大胜仗！喏，我早晓得有这一天，从重庆带来两瓶三星白兰地，我去拿出来，大家痛饮三杯！”　　说罢，他起身入内取酒，酒拿来，他又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　　“这两瓶酒是专为庆祝胜利喝的，要么就通通喝光，否则我不打开！”　　大家正在兴高采烈，于是七嘴八舌地嚷喊：　　“当然，当然，我们一定喝光！”　　谁知顾嘉棠这一句话，其意不是众人。他一面开酒，一面眼睛望着杜月笙说：　　“月笙哥，侬哪能不喝点？”　　这便有点强人之所难了，杜月笙不怎么会喝酒，也不喜欢，中年以后，更是节制得很，而自从高、陶事件飞行高空得了气喘重症，他更是“性命要紧”，滴酒不闻。如今抗日胜利，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这是每个中国人人生欢乐的最高潮，一辈子里最值得纪念的一刹那，顾嘉棠要他破一回例，开一次戒，杜月笙怎好意思拒绝？　　于是，他笑容可掬，兴致勃勃地说：　　“好，给我倒半杯！”　　这一来，众人的兴致更高，欢呼雀跃，连声地喊：“干了！干了！”　　喜讯、佳音、美酒、良辰，人人开怀，个个畅饮。两瓶酒喝光，又有人随时献出珍品宝藏……　　杜月笙很久酒不沾唇，这胜利之夜的半杯酒竟喝得他头昏眼花很不舒服，直想睡觉，众人怕他体弱吃不消，劝他去睡，但他又勉力支持了一会儿，才由徐道生敲腿，服侍他沉沉入眠。以后他说：　　“抗战胜利那天夜里，半杯白兰地，使我吃醉了，睡了很香很甜的一觉。”　　８月１５日，戴笠和美国特工情报官员梅乐斯在联袂返回淳安，这时，戴笠和杜月笙部下混合编组而成的忠义救国军已经从上海近郊纷纷向市区推进。　　８月２０日，戴笠和杜月笙关门密商了几个小时，最后，房间一开，杜月笙便兴冲冲地宣布：“上海方面，安全已无问题，从现在起，大家可以着手包雇船只，整理行装，以便早日登程。”　　他这么一说，随行各人喜出望外，不觉拍手欢呼，雀跃起来。　　２３日，船雇好了，是一艘新下水的交通船，船名“健飞１７号”，拖船三艘，两大一小。杜月笙一行一直等到８月２９日，先后获悉已经先行的弟子吴绍澍、陆京士都已分别安抵上海滩，才从淳安西庙后的河边启碇。杜月笙在淳安，一共住了４６天，在胜利喜讯传来１９日后。一行同行者共３０人，除杜月笙一行，还有军统局人员８位和武装卫队，浩浩荡荡地向着上海出发了。　　９月１日就可以到达一别八九年的杭州了。　　杜月笙一行一路风光体面，热闹非凡地到达杭州。下午两点多钟过钱塘江大桥，大队船只正要过桥入杭，斜刺里钻出几个日本哨兵，叽哩瓜拉讲东洋话，拦住杜月笙等不许通过。这一意外使杜月笙大为不悦。抗战胜利，刚刚踏上新光复的国土，便触霉头，撞上蛮不讲理的敌军，他脸色铁青，挥挥手示意派人办交涉。　　一会儿交涉办好了，日本军官亲自前来道歉，并且一路陪侍护送杜月笙一行通过警戒线，直抵南星第一码头，然后才作九十度的鞠躬而退，杜月笙一行舍舟登陆，西湖美景已经在望了。　　杜月笙原定杭州一宿，便赴上海，可是西子之滨，应酬太多，尤其是上海滩远道来迎的人，诸如徐采丞，朱文德等都已先行抵达，还有许多要紧事商谈。上海人听说杜先生凯旋归来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许多徒子、徒孙如痴如狂，要举行盛大热烈的欢迎会。各界友好商量筹备了好多天，上海人将万人空巷，齐集上海北站目睹一别８年的杜先生风采，并且他们还要在通衢大道，北站附近，搭起一座座的七彩牌楼，表示对杜先生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杜月笙一听就眉头紧皱，断然说：　　“那怎么可以！我杜月笙不过区区一名老百姓，杜月笙回上海，大家要搭牌楼，那将来中央大员陆续地来，又如何欢迎去？”　　为了表示他的心意坚决，杜月笙临时决定在杭州多留一天，改在９月３日动身才返回上海，一日之夜，由老朋友、大汉奸、伪浙江省主席，先已接洽投效军统的丁默邨为他接风洗尘。杜月笙一行人马全部投宿住在了西冷饭店又吃又喝。　　自从抵达淳安以后，一直都是夏日艳阳大晴天，但是，９月１日在杭州，却下了一场阵雨，９月３日，杜月笙一行人搭乘沪杭甬铁路专车凯旋上海，偏偏又是个细雨纷纷的黄霉天。　　然而，一上专车，杜月笙就获得准确消息，吴绍澍当了上海副市长、三青团书记、连社会局局长一席都被他兼任了，杜月笙心中难免起阵阵阴霾。吴绍澍自返上海，音讯全无，连极普通的问候函也不一见，他升拜要职，杜月笙事先也一无所知，上海前来迎接他的众人之中也没有一个和吴绍澍有关系的。至于其他人则可能是太忙疏忽了，但是作为弟子，吴绍澍便绝不该是这样呀！凡此种种使杜月笙在鼓轮疾进时，心惴惴然，而且越来越紧，在车中他显得神色不宁，心事重重。　　不祥之感竟成为事实。正当同车众人兴冲冲，喜洋洋，准备跟着杜先生接受上海滩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场面时，专车驶入了上海市。抵达梅陇镇时，专车忽然减速停车，随即先上来两位通信报讯的人。他们不及寒暄，向杜月笙附耳密语，一听之下，杜月笙不由脸色大变。　　同车随行诸人见状，顿时就犹如“分开八片头顶骨，浇下一盆冷水来”，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然而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却没有说，匆匆赶来报讯的人悄然落座，神情严肃，这更令人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久，车抵梵皇渡，然后停下来了，众人随着杜月笙下车，整个场面风雨凄凄，一片萧索，站上也有不少亲友迎接，但是强颜欢笑显然掩遮不了面容沉重———这是怎么一回事？随行人员更是疑惑不解，在梵皇渡车站迎候的人很可能与梅陇上车的人一样事先晓得了什么秘密，否则的话，哪能这么凑巧？　　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变而为冷冷清清。本来杜月笙不上北站就在梵皇渡下车就令人迷惑不解了，更使人惊讶的是杜月笙到了上海竟不回家，他不去华格臬路，也不上１８层楼，更不到杜美路大厦，出人意外的，他要先到爱文义路顾嘉棠家中先住一晚。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一切又是这般诡秘，随行人员不敢多问，一个个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杜月笙面色不好，推说疲倦，先进了顾家客房休息。他刚一离开客厅，于是嗡嗡之声四起。众人惊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体，经过在上海的人详细一说，他们无不瞠目结舌，然而接下来便怒目切齿，破口大骂。　　原来是当今上海第一新贵，由杜月笙及杜门中人一手提拔，足足喊了十年“先生”、“夫子大人”、“师座”的吴绍澍捣鬼。他当上了上海副市长，于是眼珠子插上额骨头，“叛”性大发，杜月笙８年抗战还不曾回到上海，他已将师门列为第一个要打倒的对象。　　上海的名流闻人和杜月笙的徒子、徒孙被吴绍澍弄得莫名其妙。正当他们欢天喜地的搭牌楼，换衣裳，筹备大会，安排酒席，打算齐赴上海北站欢迎期盼已久的杜先生时，忽然在北站附近，贴出了匿名传单和大字标语。传单对杜月笙大肆攻击。标语千篇一律为“三段论”，诸如“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因而再喊出“打倒杜月笙！”　　８年抗战，杜月笙立尽了功劳，现在抗战胜利了他满怀兴奋，一团欢喜地回乡，却落成这般凄凉光景！这个打击太意外了，杜月笙深深地思考，想把这突然的变化摸它一个来龙去脉。牌楼之拆，标语之贴，加上副市长、学生子吴绍澍始终没来迎接，杜月笙怀疑的箭头直接指向这位曾经投共后又反水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新贵。但是，现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杜月笙百思不得其解。　　杜月笙很想借在顾嘉棠的家里清静一下的时间，细细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至亲好友，８年离别，渴望一见，因此爱文义路顾公馆门前依旧冠盖云集，人潮如涌。杜月笙便不得不打点精神，强扮笑脸，一一接待应酬。白天，有接收人员、各界友好登门拜访；夜晚，一些落过水的汉奸国贼自知国法尊严，罪无可逃，在走投无路时，或者自己亲来，或派遣家眷代表，深夜求访，恳求杜先生为他们出出主意，想个办法。于是顾家门前来人络绎不绝。这样杜月笙没有思考的闲暇，而且弄得精神体力应付不来，只好叫几名得力的弟子，代为迎宾送客。　　访客电话一天到晚走马灯似的响个不停，接起这个刚放下，那个又响起；其实，杜月笙最想见的，还是吴绍澍的名片，最想听的是吴绍澍的电话。因为他想不出吴绍澍打击他的道理，便只有巴望由吴绍澍来亲自解释，略加说明。然而，自９月３日往后到４日、５日，吴绍澍却始终不曾出现。　　９月７号，一方面是门庭如市，诸般寒喧；一方面则满腹愁苦，焦灼紧张。正当座上客已满时，外间来报，吴绍澍、吴副市长亲自来拜访，杜月笙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起身迎接吴绍澍，谁知吴绍澍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态度倨傲，不苟言笑，跟杜月笙敷衍了三言两语门面话，不等杜月笙吐露心曲，一探口音，他便昂昂然说是还有公事要办理，也不容杜月笙有留客的机会，立即告辞而去。　　吴绍澍公然向杜月笙挑战，又当众给杜月笙难堪，杜门中人一个个气愤填膺，人人破口大骂，都说吴绍澍欺师灭祖，忘恩负义。　　“小人得志发癫狂，实在是欺人太甚！”　　顾嘉棠、叶焯山、高兰生等人莫不怒眦几裂，揎拳掳臂，扬言不怕上刀山，下油锅，非跟吴绍澍拼命，出了这口恶气不可。恒社子弟、各界友好也无不气忿难平，口口声声要找吴绍澍理论，他若再狂妄下去，恒社弟兄也要跟他别别苗头，轧足出个输赢。　　但是杜月笙除了苦笑之外，再三阻止左右亲信，不要情绪冲动，他告诉大家说：　　“不忙，我自有应付的办法。”　　顾嘉棠却握拳挥爪，愤愤地说：　　“吴绍澍这个赤佬，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欺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该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　　这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他回答说算账不必，帖子是该找出来，那上面开得有吴绍澍的祖宗三代，还有“永遵训诲”的誓言，寻出拜师帖，必要时可以向吴绍澍摊牌，这是杜月笙一大自卫武器。因此他立刻命人打开保存拜师帖的保险箱，一包包的大红帖取来，可是越找越心慌，上千份拜帅帖一份不缺，独独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　　这一下，杜月笙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顾嘉棠却雷霆大发，暴跳如雷，他怒不可抑，高声咆哮：“这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　　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做他人的工具？他所得的结论是：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８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遄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　　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