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　　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固」（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己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Di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Tax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 ，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 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七、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萨达姆，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质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 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 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 rooming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 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　　八、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椿「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灃。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灃，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灃、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精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 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 ，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从「企枱」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　　　　　　　　附：校对说明　　本书是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的繁体竖排五册版《晚清七十年》为蓝本，重新打字排版。内容完整，忠实原著。只是因港台地区与大陆在外文音译上的差别，为了照顾大陆读者，对一些人名做了改动。改动内容如下：（前为原文，后是改动）　　史达林--斯大林 柯林顿--克林顿　　希拉蕊--希拉里 季辛吉--基辛格　　雷 根--里 根 义大利--意大利　　海 珊--萨达姆 尼克森--尼克松　　蒙妮卡·陆文斯基--莫妮卡·莱温斯基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