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iral Sir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千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双方在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一场国际轮盘赌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十四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信息也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着想，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子孙，虚虚实实，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拚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 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胡涂蛋。　　中外的赌场英雄好汉之间，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赌规，叫做「赌奸、赌猾、不赌赖」。二次大战临终时，斯大林在雅尔塔那场「沙蟹」里，一枪未发，便取得大战后在远东最大的胜利果实--外蒙「独立」、旅大租借、东铁分享、北韩专占--这是斯魔「赌奸、赌猾」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赌赖」。一九五七年「反右」，毛主席光荣正确伟大地提出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后来他尽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个个抓了起来，下放劳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阴谋」、「食言」。毛说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输打赢要」的耍「赖」了。毛主席不赌奸、不赌滑，而赌赖者，是他老人家「坐庄」，赌本大。虽然在赌场上做无赖，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但是他总算没有「打锅」。最后通吃全场，席卷而去。--自得其乐也。无赖云乎哉？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聂士成、裕禄相继殉国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己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猾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六月十七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六月二十三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晓。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七七。）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面对「人民战争」的威胁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简称 T.P.G.，原意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中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二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洋人呼之曰 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它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来个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围援打点、过河拆桥……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敌；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旦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水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众，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千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著前书卷三，页二六四～二六八，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 War）。波战发动于一八九九年冬，历时两年，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丘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意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中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山芋的菲律宾，也正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意两国原是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要不那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它不愿像意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后，狐假虎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意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八月十四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十月十七日），才率领七千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 ，住入慈禧的仪銮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丑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它别无好处。他们的真正油水，是在他们个别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一旦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浑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它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画是英美德法意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更可叹的则是我们那些天才游击专家：刘伯承、林彪、毛泽东、武元甲、胡志明……这时都还在放牛牧豕。他们要早出三十年，哼！定叫你七国夷兵，片甲不还！　　　　【附注】我们写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把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李光耀等民族英雄。视为「异族」。中国自古便不是个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他们也不是像三保太监那样的外族移民（不信你去翻翻他们的族谱）；他们是慈禧太后遗弃的孤儿。笔者不学，便有心为他们在国史中立传。　　　　一万六干名杂种杂牌军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一万八千八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八千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nievitch）官兵四千八百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三千人；　　美军司令官霞飞（Chaffee）官兵二千一百人；　　法军司令官弗蕾（Frey）官兵八百人；　　奥国掌旗官兵五十人；　　意国掌旗官兵五十三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三千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兵（annamese t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一万六千人。（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十章，页二六〇～二八八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八月五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八千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为李秉衡平反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之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衡（一八三〇～一九〇〇），号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舆论所颂。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所负责治理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不都是如此的吗？朱德、贺龙、刘伯承……不都是从帮会出来的？至于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的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朋友，再晚生数十年，他们就是「中共」和「越共」呢！越共那一群土包子，有了新式的组织，就能打得法帝集体投降、美帝落荒而走。--李秉衡的悲剧是时代未到，他做了时代的牺牲品罢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后大慌，乃向东南各省檄调勤王之师。这时东南三督认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时在「长江督练水师」的李秉衡这位耿直的东北佬，忍不住了。他认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应死节！　　秉衡原是在长江流域参加「东南互保」的。在此最后关头，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可是这时他不顾自身安危，便只身北上了。当此兵临城下，朝中无主谋，太后亲贵乱成一团之时，秉衡之戛然出现，真是黑暗中一盏明灯。其后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个死硬主战派。其实李氏并不像端王、庄王那样胡涂。他知道中国断难对抗八国之师。但是权衡当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觐见太后时，认为「能战始能和」。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见《庚子国变记》诸书）--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的自信了。他如真能「以兵法部勒义民」，他就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在他那个时代出现，就未免太早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言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之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秉衡于八月十一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六四六。）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作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我们历史家应该承认他是民族英雄。　　徐家十八位女眷集体自杀　　秉衡按体制、按官阶，都是当时前线清军的主帅、抗战将士的灵魂。主帅一死、灵魂全失。兵败如山倒，雄伟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敌了。　　前节已言之，七国联军攻北京，是靠开会打仗的。他们在天津开过第一次战略会议。第二次会议按第一次的议决案，是在通州举行的。他们于八月十二日攻破通州奸掳焚杀了一天，也开了一个会。决议分配了各军分进合击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后，各侵略军在北京内外的占领区。--可是子女玉帛当前，先入关者为王。十三日夜半曾闹出诸将争功的丑剧。尤其是俄军想抢先入城。谁知他们低估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屡爬不上；却被随后赶来的英军从水门爬入而占了「首功」。（见同上》　　庚子年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畿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个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俱见《清史》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赔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迹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未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谓「势力范围」也）；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这个名词对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耳熟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盲、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二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的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的，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在下是个以「笔则笔、削则削」自许的臭老九，绝不因老列的帝国主义也崩溃了，就对他打落水狗。　　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数十万我们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ChineseExclusionActs）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作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一九〇五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椿有高度理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像后来红卫兵那样胡搞啊！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人帮、义和团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结果我们全体老百姓只各赔纹银一两销案！你说这不是异数？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的北京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地撑持危局的。　　长老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一万六千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是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七千德国兵来占领。天道还好，这正和一九四五年苏美联军分区占领柏林一样。只是他们尚未在北京城拦腰筑道围墙，把北京一分为二罢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是横行无忌的。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二次大战后，占领我东北的正规苏联红军亦不能免。作家萧军就是因对这批老大哥的行为不满而被毛泽东罚令劳改的。　　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一旦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间，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就择肥而噬，作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长老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 E. G. 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五十余座，大得吓坏人。但是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三千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〇·七四元）。单单这三千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长老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一千五百两而已。　　再者这五十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 Marily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91～193. 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MalcomlGardner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五、六〇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后来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的报复心情，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 SamuelLanghorne Clemens）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加以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间」（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的「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的「牧师」，闹入中国官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作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新旧教之间也势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椿更可笑的偷窃小事而闹入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窃；其它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 ，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而发现赃物却落在一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儍眼了；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二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不付钱只好开门传教。　　他二人吵不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二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却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是还要噜噜嗉嗉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作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见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以后，总领事古德纳致华府国务卿报告书及附件。）　　德军肆虐，传教士收保护费　　以上所述各国神职人员趁火打劫已属过分，更可恶的则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还师法当时横行中国东北的「胡匪」和今日美国的（华裔越裔）帮派恶少，把华北村镇划为「保护区」，向居民征收「保护费」。因为当时八国侵华的占领军，尤其是迟到了两月之久的德军正向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当十月十九日部分南侵联军（美军未参加，俄军主力已撤离北京）奉瓦德西之命，进占保定时，当地中国地方文武官员由署直隶巡抚廷雍率领，奉李鸿章之命，持白旗备厚礼，全体出城郊迎。（此时李鸿章已在北京。李于十月十一日抵京，瓦德西则于十月十七日抵北京。李较瓦早到一星期。）谁知联军甫入城便将廷雍逮捕。旋即自组一军事法庭，以中国式的「三堂会审」的派头，使罪犯袒跪庭前供认罪行，然后将廷雍及保定守尉奎恒、驻军统领王占魁等三人当众砍头。道台谭文焕则被捕解天津，由洋人自组的都统衙门斩首示众六日。其它小官小吏甚至无辜百姓被捕杀猎杀者，更无法统计。其后数月联军更四出窜扰数十次。（以德军为主，法、意军次之，英、美军未多动。俄军在直隶亦未动；在东北则攻占未停。日军在直隶未动，在南方则图窃据厦门。俱见下节。）华北州县骚然。　　德军四出，也提供传教士发财良机。这就是所谓「保护费」或「保险费」了。他们四出由口头或书面向乡镇勒索，出资者可保证不受洋兵骚扰。为着妻孥的安全，为着生命财产的保障，偷生于白色恐怖之下，战栗华民，谁敢不罄其所有？！　　以上都是铁案如山的事实。笔者信手拈来若干节，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纵是一鳞半爪，亦可聊概其余。笔者试选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说明，历史里面的悲剧与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手掌打不响，两方面各有善恶。拳乱时代我们大清王朝内的贪官污吏，昏聩胡涂，和义和团的画符念咒，其劣迹固罄竹难书。但是侵凌我们的东西帝国主义，也万般混帐；不特他们的军阀政客毒贩奸商，罪无可逭；连他们专程来华劝人为善的上帝使徒 ，亦不无可议。如此则坚持「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中西学者，又从何说起呢？。　　历史就是历史，故笔者直书之。知我罪我，则由读者公断之也。　　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　　可是就当大清帝国首都沦陷，列强串谋，瓜分就在旦夕之际，所幸美国立场坚定，极力淡化此一国际战争。把它说成「拳匪叛变」（boxer rebellion）。洋兵来华，只是助剿拳匪，而保全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各国只赔点银子了事。　　美国何以心血来潮，搞起「门户开放」这宗新花样来呢？那就说来话长了。须知「门户开放」这个东西原是英国货。只是英国卖起来有些尴尬；乃假手美国推销，而坐收其利。美国认为有利可图乃大推特推。结果变成个烫手山芋，欲丢不能，致使若干美国外交史家竟把它看为「铸成大错」（areatblunder，见 Samuel Flagg Bemis 著《美国外交史》第二十七章）。　　英国为什么要搞个门户开放呢，本篇不能捞过了界来大谈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简短的辞句，略事交代：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代，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要把大清帝国造成「第二印度」。可是为时已晚。在「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英国所搞的是政治与列强合作，经济则大英独占。这一点英国搞得十分成功。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直至「八国联军」前夕（一八九九～一九〇〇），中国内河、沿海和对外航运的百分之九十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百分之七十都操纵在英商之手；而商品价值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又系英商经营和运载的鸦片毒品。　　这种「毒品贸易」（drug trade）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利润最厚的贸易了。今日还是如此。「鸦片」是一种「黑色黄金」（乌金），只要有货，不怕没买主。吸毒者纵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盗窃杀人都是要全力搜购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者共有三十五个港口之多。几乎无一港口不是以英商为主；也无一埠非烟毒弥漫之区也。鸦片一项已足说明一切。其它商品，就不必多提了。　　可是这种以英商独大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到一八九七年就受到严重挑战了。前此一篇已言之，自德人占了胶澳，俄人占了旅大，法人占了广州湾，英人自己也补占了九龙与威海卫，与这些港口邻接的中国腹地，渐次就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in fluence）。在这些「范围」之内，各列强始则强迫中国不许在各该范围内，让第三国插手租借土地或筑路开矿。次一步则各「范围」就要逐渐被各列强划为「保护地」（protec torate）。第三步则各列强就要各自建立其海关体制、关税税率和行政系统。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就变成鄂图曼帝国和波兰第二。要被列强正式「瓜分」（partition）了。「瓜分中国」（cuttingtheChinese melon）几乎已成定局。　　这一瓜分形势大致说来是：俄占满蒙新疆。德国以山东为中心，南向至吴淞口，北到秦皇岛，西及西安和宜昌。法则囊括滇桂川黔四省和粤西。日则独占福建包括厦门。英国如参加瓜分，则可侵占长江流域、粤东地区和西藏。　　这一瓜分局势之迅速形成，作为倒霉的「炎黄子孙」不必谈了；读者试思，您如果是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您作何感想，中国对外通商的三十五港口，二十一行省，蒙藏新疆地方，原来都是一强独大的英国市场；对美贸易粗及百分之二十。其它列强对华贸易之总和则不及百分之十。如今这些小鬼竟然要把大清帝国瓜分！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瓜分的不只是中国而是大英帝国的市场--这市场有四万万消费者，值百抽五由英国管理的低关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工，开不完的煤铁矿，建不完的铁路。千万以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要让这些小鬼来「瓜分」？他们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因此，英国佬就要设法阻止他们来瓜分中国了。　　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要维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取消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老虎嘴里抢肉岂是易事？为此，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就双管齐下了；他们一面要积极设法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一面又要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设计。庶几阻止不成，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落空！　　为着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当法国正强租广州湾时，英国就先强占了九龙--其后遗症至今未了。在德国强占胶澳、俄国迫租旅大时，英国又单刀直入，强租了威海卫。为防德、俄两面夹攻，英国乃向德国暗示，绝不妨碍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之强入威海卫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与沙俄明订条约（所谓scott-Mouraviev协定），以长城为界，把两国在华筑路特权，一分为二。互不干扰。这些都是英国为瓜分中国设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则是要阻止列强瓜分中国。这样它就只有远渡大西洋去疏通对瓜分无份的美国了。　　美国突然变成远东强国　　美国在二十世纪之前原非世界性强国，尤其远东之强，虽然它在中国的贸易，远在鸦片战争时已窜升至第二位。北美大陆是真正的地旷人稀，资源无限。因此它的扩张主义者在大陆之内已忙不开交，无暇及于远东也。可是当美国渐次进入太平洋，并吞掉夏威夷之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免疫能力全失。后起的欧洲小帝国主义的德意两国竟然也尾随小日本之后对中国兴风作浪（如前篇所述），并激发了义和团在山东之崛起，也引起欧洲列强对华作「强取租借地之争」（ battle ofconcessions），因此，少数美国殖民主义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他们主张也在中国沿海与列强抢夺殖民地。当时驻华公使康格（E dwin H. Conger）就是个积极分子。他向国务院一再建议，认为美国如不乘机动手，将来会悔之已晚。他这一呼唤，美国国内原不乏答腔人。麦金莱总统心头即忐忑不定。少数海军将领则摩拳擦掌。他们心目中在中国的殖民地是：北自大沽、南及厦门，中间有山东的芝罘，浙江的舟山群岛，和闽浙之间的三沙得一便可作「加煤站」（coaling station）。--那时美国海军与商轮在远东「加煤」，都要仰仗英国殖民地。老美心殊不甘也。　　就当这极少数扩张主义者正在龙心不定之时，谁知天赐良缘，为着古巴问题，美国忽然和西班牙打了起来，想不到这场为时不过四个月的「美西战争」（一八九八年四至八月），西班牙这个老牌帝国主义竟如此窝囊，被美国打得一败涂地。美国随之解放了古巴；占领了波多黎各（也使今日纽约变成了波人乐园）和关岛；也使那拥有六千岛屿的菲律宾归顺于星条旗下。总之，一夕之间，美国就变成了世界强国；远东政局因此也随之彻底改观了。　　美国力量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对它国内的扩张主义者自然是个绝大的鼓励。例如美国驻厦门的青年领事蒲安臣·约翰逊（AnsonBurlingame）就兴奋不已。约翰逊知道菲律宾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华侨之手；而菲律宾华侨主要来自厦门。如今美国既然占领了菲律宾，如果再占个厦门，建立一条美国掌握的菲华经济之桥，把菲律宾接往亚洲大陆，那该多美？！自此以后，约翰逊就变成了厦门的守门之犬。庚子八月当日本人正想浑水摸鱼，趁拳乱正烈之际，在厦门制造籍口，接着便派遣水兵登陆，以图占领厦门时。第一个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约翰逊这个小帝国主义者。他终于伙同英国水兵，把日本人赶回大海。（见美「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及以后驻沪总领事古纳德致助理国务卿 T. W. Cridler 诸函及附件；并参阅 Young 著前书，页一〇一～一〇二，一七五～一七九。）　　小班超不识大利害　　这些美国的小班超勇则勇矣，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并不一定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美国毕竟是个气魄恢宏的民主大国。国内多的是帝国主义者，也多的是反帝人士。美、西之战本是兵以义动。赶走胡作非为的西班牙帝国主义；援救古巴出于水火。谁知美国海军小将乔治杜烕（George Dewey）竟如此英勇；他从香港带了四条小艇，星夜赶往马尼拉，三炮两炮也把西班牙赶出了马尼拉；轰毁敌舰十艘，自己竟未折一兵一卒！乖乖，这个小班超也实在是英勇非凡。可是同样的，勇将不得重赏。美国舆论和上下两院却认为此举是以暴易暴！美帝哪里就比西帝更好？--所以麦金莱后来的并吞菲律宾法案，在参院只以一票多数通过。　　再者这些小将的行为也解决不了大选期间的政治问题（一九〇〇年麦氏正竞选第二任）。麦金莱和他的共和党当时（让我且引用一句当今台湾的术语）是搞「金权政治」的，离不开大企业大财团和大地主。其时美国南部的棉纱纺织工业的主要市场--占出口总量之半--便是中国。　　　　【附注】 清末民初之际那种又白又细又软又廉的「洋布」，己彻底摧毁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体系。农村破产，贫下中农就只好去加入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和红军了。美国这时的大地主动辄占地数万乃至数十万英亩。哪像我们眼皮浅的毛主席把十亩八亩地的小地主，也斗得死去活来。　　　　庚子年拳乱一起，中国华北东北大乱，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南部棉纺工业也随之半数停产，损失不赀。纵使如此，一九〇〇年美制棉纺织品输华总额仍有两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美元之巨。（见 Charles S. Carnpbell, Jr.,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andtheOpen Door Policy. NewHaven, 1951.pp. 10,19～20）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中国东北当时也是美国德州油商，当年的美孚公司，今日的洛克菲勒财团的市场。拳乱未起之前，美油已逐渐受俄油之排挤。拳乱一起，俄军迅速自南北两路侵占东北。在北部它逼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南部它迫令奉天将军增祺（那位招安张作霖的满族地方官）和它私订终身，来个秘密的中俄地方协议，夺取特权，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逼令李鸿章在中央追认。可怜的李中堂就是在衰迈的风烛残年，被俄人活活逼死的。此是后话，见下节。　　　　【附注】 和中国地方当局私订终身，然后再要中国中央追认，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办法。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盛世才兄弟，对高岗，对张治中，对陶峙岳所用的手段是与韦特诸公前后辉映；高岗丢掉脑袋还不是和斯大林勾结的结果，--先提一下，以后自有篇章、再慢慢交代。　　　　在那个「镀金时代」（TheGilded Age）的美国，山姆大叔成了暴发户，不但商品充斥，需要外国市场；他和比他更早发财的英国老大哥一样，钞票也多得一捆捆地无法使用。小暴发户们有时会随手用十元钞票（值十三两银子）来点火抽烟；大暴发户的钞票堆起来，真是烧也烧不完啊；朋友，这是资本家暴发阶段的普遍现象嘛！我们大陆上的左王们。开口闭口，什么「资产阶级的污染」。这些打赤脚出身的老八路，晓得个鸟。台湾的朋友多喝几瓶 XO，吓唬吓唬「老外」，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美国当年的资本家，黄金美钞多得受不了。国内消化不了，他们也要到国外去投资，他们不搞欧洲式的「殖民主义」去占领疆土；他们要在海外投资，建立企业，修筑铁路，代替土地占领。这时亚非拉落后地区的殖民地已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只有中国还剩一块完整的落后荒原有待开发。所以美国金融家、银行家也就看中中国了。　　就以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Harriman，1848～1909）来说吧！他老人家在庚子年间，一个人便掌握了铁路六万英里。比中国大陆今日（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全部铁路总长还要长过一万八千英里（一九九〇年中国大陆上铁路总长度为六七、五四九公里，合四一、九七三英里。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三年世界年鉴》页五八五）。那时还没有飞机，哈大王要建筑「环球铁路」。中国这块荒原一片，筑起铁路来，多过瘾！说老实话，我们这片大沙漠，不让哈王爷来筑几条铁路也真是罪过！今日美国如再出个哈大王，能来中国投资筑路多好，谁知我们的「辛亥革命」就从「护路风潮」搞起的呢！当年有的美国人买错了中国铁路股票，迨人民政府成立时，他们还在鼓噪索赔呢！　　再看看那家已发财三代的「毛根财团」有多少黄金美钞？哈里曼筑路需要钢铁；而钢铁则掌握在卡内基（AndrewCarnegie，1835～1919）和毛根财团之手。老毛根（J. S. Morgan， 1813～1890）搞银行发了大财之后，儿子大毛根（J. P. Morgan， 1837～1913）花钞票为企业建立「美钢」（USS，且看今日大陆上的「首钢」、「宝钢」、「安钢」、「美电」（电话电报 AT&T）、「奇异」（GE）等等；使这个王子变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孙小毛根（J. P. Morgan, Jr., 1867～1943）崛起时，他点铁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百分之八十，装入私人荷包！　　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项链），通统放入矗立美京的华盛顿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　　试问小毛根搞这么多黄金干嘛呢？--吃喝嫖赌，讨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学毕业。做了一辈子文学艺术的大护法，私生活相当高级而严肃。加以「日理万金」忙不开交，哪有工夫作狎邪游？或问：那么做个大资本家，搞这么多黄金美钞，作何用场呢？　　要解答这项哲学问题，你得回过头去，问问咱们自己的老毛（泽东）：主席呀！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垮了蒋介石，又斗彭德怀、又斗刘少奇、又斗林彪……斗来斗去，「不斗行吗？」不斗为啥就不行呢？老毛患不己知，是无言以对的。　　明乎此，朋友，我们就有接近真理的解答了。原来「老毛姓社；三毛（毛根氏三代）姓资」。姓社的斗的是「权」；姓资的斗的是「钱」。社姓英雄说：「大丈夫宁可千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有权便有一切，过时不候」！　　资姓好汉也会说；「男子汉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有钱便有一切，愈多愈好」！所以毛泽东和毛根氏祖孙三代，都姓毛。原是一家人。只是一个爱权，一个爱钱，大家都不一定爱国罢了。不幸老毛是生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里，所以他只许政客搞权，而不许人民搞钱。国家要管制一切，弄得我们十亿同胞都一穷二白。　　三毛则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　　所以姓社和姓资的原是一丘之貉。只许搞钱，不许搞权，固然有欠公平。但是只许姓社，不许姓资，也是照样落伍。　　可是本世纪初的庚子年代，美国是姓资的当家，麦金莱总统只是他们的马前卒--他们只要全中国门户大开做他们的市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国沿海搞小型帝国主义，认为是违反国策，对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国，他们也是反对到底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这个完整的中国大西瓜。光绪爷是否应该复政，在他们看来，也大可不必！他们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乱政统治下的那个腐烂的大帝国；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 ，就可保证他们纺织工人一辈子不会失业。你们小班超要占领一两个弹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恶名，有个屁用！　　段数高超的唐宁街外交手腕　　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特当时窃政中枢的满族亲贵，端王、庄王等一无所知；连康有为、梁启超、刘坤一、张之洞也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英美对华政策比较温和开明，不像德俄那样穷凶极恶，就误认为英美是礼义之邦。他们也就变成亲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对华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读康子论英美文，固知圣人尚为一老学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论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国际关系，则美国牧童就远非伦敦唐宁街政客的敌手了。伦敦政客知道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为英国利益之必需；然英国一国绝不能对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联合阻力。所以唐宁街非拉美国下海不可。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朝野亲英分子（如海约翰这一类今日所谓WASPs：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爱尔兰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复不少。怎样使前者突出，后者缄默，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艺术。　　再者，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放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它如果能「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就向这个十全十美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门户开放照会之拟订」（Writingof the Open Door Note）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了。　　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四十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Alfred E. Hi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一八九七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从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开始的。　　长话短话。英国为着促使美国支持英国政策，它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今日台湾政坛通行的术语）。一八九九年二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Lord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 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 American－British 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棋高一着，逼手逼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斯三人在「雅尔塔」会商支解中国时，罗氏忽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通知蒋介石呢！」斯氏莞尔说：「我们三个人决定了，蒋介石还敢翻案？」果然蒋介石不敢翻案，而蒋氏之下的几位，却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于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们不声不响的断送了。--李鸿章这个「封建官僚」，还没有这样窝囊呢！　　所以当李氏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登陆时，那些作贼心虚的列强外交官总领事，怕他挑拨离间，几乎对他一致杯葛。海约翰虽然对老李不无兴趣，一再训令古德纳与李鸿章接触，而古氏这个小班超却大不以为然。他一再向上级顶嘴说：你们在华盛顿认为李鸿章是个政治家，我们（指列强在沪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呢！（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古德纳致海约翰之密电。）　　对老李挑拨离间的伎俩，最感恼火的莫过于那位急于要把中国瓜分的法国殖民部长了。他后来曾特撰长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要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并大声疾呼说：　　　　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着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把入侵列强挑拨离间得七零八落）（见前引《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二四，转引自 ECHOCHINE 及《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我们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在这儿是被那位一心要瓜分中国的法国殖民部长说对了。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为扶清保国，除掉老奸巨猾、挑拨离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这位法国殖民主义的大总管对老李这一套也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的看他去「挑拨离间」。老合肥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也从不讳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国际政治，原来就是赌博，就是下棋嘛！--棋高一着，逼手逼脚。你下不过老头子；你对老头子，就哭笑不得。　　弱国未必无外交　　古德纳这个小班超对老李原有极深的成见，也对他处处设防。但是这个手扶大美伯理玺天德敬赠的拐杖，脑后拖个猪尾巴，呵呵大笑，蹒跚而来的中国老头子，可不把这个小洋人看在眼里呢！他出言不逊，口口声声「你们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样怎样。　　略通汉语的古德纳认为这老头太不懂外交礼貌；那位中国翻译也顿感尴尬，乃改译为「康格公使夫人」如何如何。可是也略通英语的李老头子却大声改正他说「瓦壶、瓦壶」（wife，wife），弄得古德纳啼笑皆非，奈何他不得。（笔者幼年即尝闻这一则「李鸿章轶事」，原以为是好事者所编造。谁知后来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竟实有此事。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古德纳致国务院密电。）　　李鸿章这次到上海，原是有备而来。至于怎样对付这批小帝国主义，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海约翰曾于七月三日向各国送致「备忘录」。重申美国在此次事变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并突出保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此一文件以「循环照会」（circular note）方式通知各国；各国毋须覆文。按国际法规，受文国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此备忘录即有「临时协定」（modusvivendi）之约束力。（参见美国务院公布之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档。）海约翰此一 modus vivendi 之提出是得到英国全力支持的，而美国此时在老麦克阿瑟将军（道格拉斯之父）指挥之下的驻菲美军亦有七万五千入之多。故海氏提出之照会，俄德法日意均不愿说半个不字也。　　根据此项重要的外交情报，李鸿章也就制订了应变的腹案。为着贯彻他自己的策略，他首先要折折这批小洋人的骄气。在拳变期间，华人对洋人的态度是走两个极端的；义和团和四人帮对洋人是悬赏缉拿、斩尽杀绝；互保区臣民和「二毛子」，对洋人则奴颜婢膝，一恭三揖。一个小小美国总领事，把个中国宰相也不放在眼里的。所以老李要折其骄气，使他服服贴贴为自己传话。说也奇怪，自此以后，古德纳纵是在他的密电里，对老李的态度也大为改变。　　李鸿章当时应变的腹案大致有如下数端：　　第一，他要在国际公法里把中国由交战国换成受害国；拳匪是叛逆；两宫被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宣战诏书是「矫诏」；入侵洋兵是来华助剿叛逆。按此逻辑，则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内都要变成李中堂的「戈登将军」了。因此中国对来华助剿的洋兵固有赔偿军费的义务；但是助剿各国却没有对华要求割地的籍口。如此「赔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国就可幸免于瓜分了。李鸿章这套「拳匪叛乱」的逻辑，当时亦竟为入侵列强所默许。其实老李哪有这力量来左右帝国主义呢，他搞的只是百分之百的「狐假虎威」罢了。在鸿章于七月底透过古德纳与华府接触之后，海约翰要求与困守东交民巷的康格用「密码通讯」（ciphertelegr am），鸿章末加考虑便答应下来了。自此美国驻华使馆与华府国务院之间密电频频，都是由总理衙门和袁世凯以「八百里加急」代转的。其它列强闻讯也纷提同样要求，都为李氏老气横秋的花言巧语地搪塞了。--至于海、李之间在搞些什么样的勾搭呢？那就让善疑者，自己去幻想吧！　　记得一九七九年春初，邓小平在访美之后，不久便发动了他的「惩越之战」。这一仗打得苏联老大哥一头雾水。这也可说是中国外交史上两件巧合的小事吧！　　鸿章抵上海后的第二项腹案，便是想解散各地的义和团，并把困在东交民巷之内的各国公使送往天津，以化除联军进攻北京的籍口；然后再恳请美国，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出面阻止。此时的麦金莱和海约翰已早有此意，可是这一点他是彻底的失败了。--是所谓外交受制于内交吧！　　那时的北京是主战派的天下。连荣禄也还在假装指挥攻打使馆呢！哪有可靠的部队可以护送各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总数约一千人）离开北京呢？外国人走了，剩下了数千名「二毛子」又如何处理呢？更何况死守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洋人，衣丰食足，军火充裕 ，并未尝感觉有生命危险。日常以枪打义和团为狩猎消遣，他（她）们才不要冒险迁居呢！　　　　【附注】那时有一对叫 A.F. Chamot 的夫妇，二人都是打活靶老手。因此夫妻二人在被围五十五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七百人。Chamot 先生有一日射杀五十四人的最高纪录！Chamot 太太亦有杀十七人的可惊夸口！见 Young 著前书，引自《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访问录」。那时来福枪的有效射程是二千米。前后左右四千米的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们射程之内。被射杀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时不我与，李鸿章与北京办内交，要八天才能通讯一次。他们通讯未及三两次，北京就沦陷了。首都既失，两宫西狩；鸿章在上海也不能再待下去，就于九月十日搭招商轮。摒挡北上了。　　使馆解围，联军解体，瓜分结束　　鸿章轮于十九日抵大沽。他的「挑拨离间、老奸巨猾」的恶名再度引起当地洋官的联合杯葛。德军司令官竟不许他上岸。正是由于挑拨有道吧！其后终由俄军保护登陆，进驻天津。十月十一日复由俄兵护送，迁往北京，与奕劻会晤共筹和局。　　其实李鸿章此次北返，对整个入侵的联军来说，只是中国向八国占领军投降的一位代理人而已；一切听命于联军，他作不得多少主也。虽然俄国却要强迫他作为占领中国东北的代罪羔羊。当然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他却不失为一个恢复安定的象征。　　前篇已言之，联军的八国，彼此之间矛盾太多，本不能联合也。它是愚昧的满族亲贵攻打使馆打出来的。一旦使馆解围，便是他们联合的结束。　　大致说来这时入侵的八国盖可分为三大阵营。最穷凶极恶者为沙俄。它志在并吞东北，不达目的不已也。因此它在国内要尽量示好中国，不特首先自京津撤兵为各国示范；并协助鸿章抗拒列国。然李鸿章亦终为它逼死，留为后话。　　另一阵营则为德法日意等瓜分派。他们对领土野心远大于商业利益，无奈浑水摸鱼的局势已成过去。如今一致行动，并向英美「门户开放原则」（OpenDoor Doctrine）一再表态。因此各国想再次作零星殖民地之抢夺，心虽不甘，行动上已不可能矣。　　再一组便是英美二国了。两国对华的基本原则，前节已不厌其详缕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后，英美二国竟成大清帝国的看门犬。其后英国为着联日抗俄，美国为着防日守菲，两国都背弃门户开放之原则，取媚日本，牺牲朝鲜；而中国之免于瓜分，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海约翰之门户开放也。--前节所言；拳乱起于瓜分的威胁，而瓜分的威胁，亦以拳乱的结束而告终，此之谓也。国际政治之奥妙，有如此者！　　每个中国公民各赔美金七毛四　　所以庚子年李鸿章在北京所办结束八国联军的交涉，除后来对付不要脸的沙俄那一段之外，实较戊戌前（一八九七）恭亲王、翁同龢等应付列强强租殖民地那一阵，反要轻松。且看庚子年冬八国要求、十四国受惠的十二条：（条文从简）　　　　一、向德皇谢罪、为死难公使立碑。　　二、惩凶。　　　　【附注】 李刘张三督，似乎比洋人更有兴趣。《史事要录》页四五八，引英国《蓝皮书》，在洋人要求的死刑名单中把「怡亲王、溥静」误为二人，其实是一人。共十一人。三位总督，恨不得全部答应呢！　　　　三、为殉难日本书记官作追思。　　四、为被毁洋人坟墓立碑。　　五、暂禁武器入口。　　六、赔款。（包括各国政府和民间及雇佣华民之损失。）　　七、各使馆自设卫兵。　　八、毁大沽电台。　　九、维持北京大沽之间的交通安全。　　十、禁止排外团体。　　十一、修正通商航海条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及外交礼节。　　※节自美「国务院原档」中之汉文原件。　　　　在这十二条要求中，比较难解决的只是第六条，赔款。究竟洋人在中国损失有多大，他们就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了。就以教会损失来说吧！当时美公使馆就通知各教堂「自报」。其实他们早已私自解决（如上文所述），捞回已不止十倍八倍了，最后美国各教会还是分到两百多万。这还是美国当局柔克义等有意限制的结果。　　柔克义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者，在使馆未解围时，即由海约翰推荐来华为「特使」，曾致力于战争地方化，不让德军把战局扩大；在赔款方面，他的计算也比较温和合理，因与力主强硬报复的康格发生龃龉，终代康氏为驻华公使。俄人为示好中国，英美代表为让中国不致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The Hague Tribunal）仲裁，按实核算，未果行。最后各国乃随意订个天文数字四万万五千万两了事。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认为此次战祸是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按时价每两值美金七角四分钱），就这样决定了--这数目大致是在各国实际「损失」的十倍二十倍之间吧！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　　总之，八国联军这场纠纷，我们终能逢凶化吉者，盖有二端。其要者为英美合力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适时提出，另一点则是我们李刘张三督在分明的国际战争中为中国化除了交战国的身分。既非交战国，则辛丑之会就没什么「和会」、「和约」一类的名词出现。所以我们的《辛丑条约》既不成为一种「和约」（peace treaty），它就变成为某种国际事件诸国共同商讨的「议定书」（Protocal）。因此我们《辛丑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正式名字应该叫 A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Great Britain,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 of 1900（中国为一九〇〇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原件以法文为准。既然是「议定书」，中国就不是战败国。割地一条也就可名正言顺的省去了。　　当奕、李二人把洋人这些要求，于辛丑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第一是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所最怕的「归政」。真是大「清」有「水德」，与「洋」人并不相「冲」。第二、她老人家闯下了如此大祸，竟然寸土未失。实在是李鸿章搞「洋务」本事通天。这个「肃毅伯」不待翘辫子，也是功应封侯的。--老太后对儿子也就不再忌妒而决定胜利「回銮」了。　　李鸿章之死　　西太后老人家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李鸿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俄国现在决定要并吞中国东北；并且要在李鸿章名下并吞之。　　前章已言之，拳乱骤起时，俄国要趁浑水摸鱼，乃于庚子春夏之交急调大兵二十余万人，北自海兰泡南自旅大，分进夹击，侵入满洲（今东三省）。　　庚子八月在七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俄军故作姿态自北京撤兵（八月二十八日）；而东北两路入侵的俄军却正在加紧进攻。自北南下攻占了黑龙江省城（八月三十日），再陷吉林省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北上则攻占了营口（八月五日）、沈阳（十月二日）；南北两路会师（十月六日），就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了。俄皇得报乃向俄皇太后上寿，说是「托天之佑」（见上引《年（日）谱》转引苏俄「红档」）。　　此时中国疆臣黑龙江将军兵败自杀（寿山自己躺入棺材，命儿子开枪把他打死）。盛京将军增祺则被俄军所迫与占领军司令阿莱克息夫（ViceAdmiralEvgeni I. Alekseev）于十一月九日签订了一项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约章》（增阿暂章）九条，允许俄人驻军、筑路（哈尔滨至旅顺）、助理军政要公、占领营口，而中方则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等等，其内容与后来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其后俄人即据此要求李鸿章于「辛丑议定书」之外，单独再签此项中俄密约，以为撤兵条件。中方如依议签约，则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沦为俄国的「保护地」（Protectorate）。如此则所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便全属空话。中国如拒不签约，则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满洲永远占领，中国连宗主权也不能保存。何择何从，遂在奉旨「便宜行事」的李「全权」的一念之间。　　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　　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是始于「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干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当她乘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火车，自保定直驶京郊马家堡时，袁宰相率文武百官和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排班恭迎。太后下车，乐声大作。可惜当时武卫军的乐队，还不会吹奏后来的《风流寡妇》和《美丽的亚美利加》等名曲，他们乃大吹其法国国歌的《马赛曲》，恭迎大清太后回銮，乐声亦确实雄壮无比。　　两宫所乘的这辆豪华专列，原是新任的北洋大臣，为太后乘火车的处女航而特制的。但有谁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叛逆乱党孙文的专车？更有谁知道，再过十六年，它驶过皇姑屯时，竟被日本军阀炸得稀烂！　　车犹如此，人何以堪？读史者能不慨然？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四期及第五期【伍】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一、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　　《纽约时报》现任驻华特派员泰勒（Patrick E.Tyler），最近于二月六日该报发表一篇有关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故居的「专访」。他说近年来蒋在大陆上已不再是个「暴徒恶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的朝山圣地（mecca）。每年平均有访客百余万，且在逐年增涨之中。这些访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陆人，然台湾往访者每年亦不下十余万。　　作者并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期中，蒋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严重破坏。老人的骸骨与墓石，被红卫兵乱抛于山林之间。可想象是惨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复，焕然一新；连那座寺庙「文昌阁」亦经重建，而当今的管理员六十四岁的王某却正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属于当时反对毁墓的「保守派」--其实也是天晓得也。　　记得七、八〇年代之间，我个人亦曾数度返乡。旧中国的骨肉之情，还使我幻想去「访旧宅、扫祖墓」。数度试探没结果之后，返美曾作了一些还乡诗，有句说：「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我因回去得早，国家还没有开放重建。有些诚实的「乡农」故旧，尚告诉我实情。那些在开放后才回去的至亲好友，还乡之后，居然还能「哀毁骨立」、「泣血哭墓」，回来告诉我说：「妈妈的坟还在！妈妈的坟还在！」吾知其为「保守派」红卫兵之杰作也。　　前些年与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见老总统蒋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级浮屠「慈恩塔」，祭祀的是蒋母遗像。--这位基督大总统，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惭愧的做了个「历史学家」，吾知其心境也。　　据泰勒的报导说，蒋公近日在大陆（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带），其声望至少是与毛某平起平坐的。连中共治下的公务人员，都承认「蒋介石不是个坏领袖」。他和毛泽东的分别，只是在意识型态上「各为其主（义）」而已。--毛所致力实行的是共产主义；蒋所致力实行的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连「共产主义者」对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则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这家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它对中国新闻报导的态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见；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国中央执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凯而下，诸位总统、主席，到「假皇帝邓小平」（这也是该报封给邓的荣衔），直至江泽民、李鹏。在该报的评述之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　　该报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么「凡天下可刊载的新闻，无不刊载」（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可是去秋江泽民访美，美国工商界在华尔道夫大旅馆，由基辛格主持的盛大招待会，这则「可刊载」的天大新闻，《纽约时报》硬是来它个「只字不提」，把老江封杀得干干净净。　　《纽约时报》这种偏见，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可是《纽约时报》对我们国共两党，如稍示青睐，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争相转播，视若殊荣--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四星级的模范监狱　　《纽约时报》何以如此偏激呢？说穿了也没啥深文大义。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时代」（ColonialPeriod）于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时代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　　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富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 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过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　　可是把话反过来说。那些飞去飞来宰相家，平时锦衣玉食，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和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家和政客们，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 ？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其不流于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况。前不久，在我们纽约华人社区强力反对之下，美国政府罔顾我社区利益，在我「华埠」隔街建了个「模范监狱」。--乖乖，这哪叫「监狱」呢？它是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它比那脏兮兮的「北京饭店」阔气多了呢！那些所谓「三星级」、「二星级」等等，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气昂然，开口闭口什么「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贫下中农」看看，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活活饿死。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寃魂之一而已。与毛主席的恶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所著的书名）治下的中国，也还不算太坏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蒋公敌和毛公敌在今日大陆，也就平起平坐了。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不过，「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呜，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粱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 stat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巴黎和约〉，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of 1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　　【附注】共产党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替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毛泽东不通西学，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中共建国以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 ，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 ，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权利）和 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予夺之「权力」（power）也-- 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著，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意、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police state without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栗」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 ，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I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 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 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〇〇）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袁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袁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 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 Q，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袁氏世系表（录自《袁世凯全传》第五页）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〇一～？）、甲三（一八〇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 [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 vol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籍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大导师毛泽东，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新中原」的远景若何，笔者就无从逆料了。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　　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页七九（Biographical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by Howard L. Boorman& Richard G.Howard, in 4 vols. NewYork& London,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71.vol.4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稚。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儿去呢？　　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励其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闱，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纨绔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胆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小钦差，大监国，抗日反帝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四十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　　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 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Assumesthe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著，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内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e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斯），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American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interest），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著。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〇〇）……，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澂（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