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是外国教会传教士设在中国的教堂。也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官员也是按照对等职分，平起平坐的。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一品大员的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省区二级官员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的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的。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　　相对之下，则洋教会中主教的老婆，就等于中国的「一品夫人」；牧师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见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时在中国传教久了的西方传教士，一旦回到他们自己国内做平民，对他们根生土长的社区，都很难适应。因为他们在中国时，都有高官的身分，和供使唤的婢仆。高官就难免有「僚气」。有僚气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区之内，就很难适应了。　　西方教会既然在中国境内形成了「第二个政府」（有时甚至是「第一个政府」），则在这另一个政府庇护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注】 西方教会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会有儿子。儿子在父亲死后自然就会争遗产。而主教当时都掌握有教会产业；而教会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则嫡子嗣子的遗产之争，就闹不完了。这样教廷乃干脆禁止主教们娶妻生子。　　　　教民是什么回事？　　教民又是什么回事呢？教民现在叫基督徒。那时中国境内极少中国牧师主持的华人教堂，所以中国基督徒都是在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教堂中做礼拜。信徒全是由外国牧师领洗的。中国人虽久有一盘散沙之喻，而洋教会则善于组织。因此当时分布在山东省各教会中心的中国基督徒（人数约在两万至四万之间），实在是一个在外国牧师领导之下，很有组织、极有力量的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领导」（恕我借用一个目前通用的名词），每个人都享有「治外法权」。在「领事裁判权」保护之下，他们既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他们对接受他们传教的中国教民，也就只按他们的教义来加以保护了。所以这时在山东的教民不是弱者。他们的团体在当时多重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其力量不但足与任何黑、白社会的民间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八卦教、义和拳、青洪帮、农会、工会、宗亲会、同乡会等等）相抗衡，它甚至把当地权力无边的各级衙门也不放在眼里。--满清政府对当地人民虽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他们对在洋教会保护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让三分，不愿自找麻烦了。　　因此，那平时极少制衡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那极权政府的鱼肉人民，和防制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里，有时也发生着很多的正面作用。　　慢说清末那个腐化的政府了，就以目前这个张牙舞爪的北京人民政府来说吧！我们那个橡皮图章的「人民大会」，对中国人民所应享有的人权、民权的保护，究有多少实效呢？朋友，你嫌老美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的国会动不动就为我们的「人权」投票。但是我们的国会既然保护不了我们自己的人权，人家不愿只「自扫门前雪」，偏要「替天行道」，到我们门前来吵吵闹闹，发生点国际制衡作用，又有何不好？我们都是有共同「球籍」的居民嘛！我们如果由于受不了芳邻善意的骚扰，便要拉拢一向不怀好意的恶邻日本，组织「大东亚共荣圈」，来和老美「冷战」，甘心让鼠首两端的日本反动政客来打「中国牌」，那就偷鸡不着蚀把米，后患无穷了。这虽然是题外之言，然一念及之，仍情难自己也。　　耶稣会士与文化交流　　可是那时的中国教民既享有如许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而信教的人，还是寥若晨星（约合山东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里呢？　　简单的说来，那就是个文化融合的问题了。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流行。就要发生社会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发生严重的代沟。要使这两种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这两个泥菩萨，再揉成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当时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拒绝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关系，而是水和油的关系。二者是融合不起来的。　　须知任何宗教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来的；然后再以此民族文化为基础，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渗透传播。基督教原是发源于犹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犹太教」（Judaism）中的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开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钉上十宇架时，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个开明改革派的「犹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后，那些尊师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国儒家则叫做「仲尼之徒」），保罗、彼得之辈受不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欧非两洲的异族之中钻隙发展；历尽异端迫害，终于篡夺了东西罗马的政权，成为独霸欧洲的宗教。在北非，他们也建立了一个黑色基督大国的亚比西尼亚（今衣索匹亚）。在欧非两洲分别传播的基督教虽截然有别。--在欧洲的教义内，「上帝」是没有形像的；但在早期非洲基督教会内，「上帝」则有个人形塑像，也和佛道两教寺观之内的雕像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洪秀全在梦中所见到的红脸金须的「天父皇上帝」，原是《旧约圣经》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国当年的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不承认洪秀全的上帝，实在是他神学史未搞通而少见多怪。但是不论欧非两派是怎样的不同，他们同出于最早期基督使徒之传播则一也。　　可是基督教却与中国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东罗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曾一度循「丝路」东来。但是它除留下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外，历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响就更谈不到了。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实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这时的中国把那些传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这批「耶稣会士」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在当时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们觉得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管理、社会道德、经济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因此在所有传教士书简中，真是众口交赞-- 甚至是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所以他们东来所走的路，不是「单线街道」（one-waystreet）。中国文明之西传，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耶稣会士当年所搞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他们要修正他们自己的教义，来配合中国的儒家道统，截长补短、采精取华的融合共存。不幸在十七、八世纪之间，他们的教廷却愈走愈教条化；而中国宫廷之内的政争也把他们无端卷入。因此这场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结合，就无疾而终了。　　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耶稣会士绝代后百余年，十九世纪中期欧美传教士又接踵而来。时隔百余年，双方环境都完全变了样。这时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无能，社会贫穷脏乱，公私道德也全部破产，真是人不像人，国不像国。而这时的欧美国家却正如日出东山，朝气勃勃。纵是在他们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各国租界，都远比中国境内要高明得多。　　在这个尖锐的对比之下，十九世纪的传教士就没有当年耶稣会士那种虚怀若谷的雅量了。这时的传教士也不是像当年的耶稣会士那样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他们很多都是《圣经》之外别无所知的神职人员；有许多更是由乡曲小教堂筹款，把他们送到海外的落后地区传教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这种异端蛮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盘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十七世纪与十九世纪从西方东来的基督徒传教士的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前者所做的是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后者则是一边倒--中国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他们实在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当然那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缠足、纳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现得十分落后甚至野蛮的。但是中国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玉石不分。除旧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斯之谓「现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医药一项作比。中古时期中国之医药，实远胜欧西；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时，则「中医」较「西医」之落后就不可以道里计矣。然「中医」（如草药、如气功、如针灸）又为何不可「现代化」、「科学化」，以至于「中西医结合」，截长补短，互惠合作呢？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中医，全用西医呢？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短长。不可不分层次，不辨古今，囫囵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衰势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囵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双方均各走极端。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落后贫穷的中国异端，除信他们的上帝之外，无二话好说。伯驾牧师说得好：「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orbreak）。」因此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此一「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心态，其后且蔓延至西方汉学界。连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汉学泰斗的费正清先生亦终身服膺之。到他写完自传的死前数年，才稍有转变。　　这是那时西方人在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如不改变，则西方教士传教中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士大夫和工农兵抗拒耶和华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治平诸先生策画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o旧约》中出现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脚，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说话，有声音。他能够种树，也能够缝衣。他是男性，是父亲，有儿子，他能教训，也能咒诅，他能记忆，也能忘记，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时常奔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篷到那帐篷。」（《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六节）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able）的神。原文「Terri a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恶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子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他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也是教义不投的。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华。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一九一〇年三月，页二〇九。）　　　　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湜源又说：　　　　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娇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页四》（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页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绝决尚且如此；我们可猜想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其罪可赦而养儿不能防老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侮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前年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钧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五十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民国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 sin 当 crime 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帐，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党人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它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便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十九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十六、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今日仍然如此）的社会里，「养儿防老」岂只「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们，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满清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是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土」，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的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痈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根油条大小的国际交涉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惹起的。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社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 L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椿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Pet er Parker,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而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他们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竞成为咸丰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后还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赔款了事。　　这个由于传教失策引起街头帮派打架，再由帮派打架殃及教堂，递升为国际外交症结的小故事，笔者笨拙，不惜囚头垢面，自美国档卷中穷索之，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一类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见而又不愿深入的史家的笔下，都变成华人排外反教的实例。　　其实，朋友！他们为上帝的一根油条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较阿Q　　在这百十件「教案」中，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为排外而排外，为反教而反教的实例，因为「排外族」、「反异教」都属于基本「人性」（human nature）。各民族之间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没有有无的例外。试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罗马人之屠杀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杀异端；近古之宗教战争；回教之崛起与传播；回教两派之内战……，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异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间，还算是儒佛两教较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读教士书，知彼辈来华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与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设于佛寺、道观之内。其神父、牧师讲道往往便置十字架于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时，往往便挥杖直指神坛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为胡涂偶像，有罪而无灵……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教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诋辱异端之百辞，均极严峻；而传教士笃信本教真理，亦从不讳言之。有时在其辱骂异端至激烈之际，四周围听之僧侣与群众不但不以为忤，每每且为之欢笑助兴……余读书至此，辄掩卷窃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圣贤之道也。　　试思此一情况如主客易位。设有东方黄人，于坐满爱尔兰码头工人（Irish longshoremen）的纽约天主堂内，挥杖直指怀抱婴儿之圣母玛利亚（VirginMary）为无知村妇、玛利亚之子为顽劣牧童，岂不头破血流，天下大乱哉？　　华民非不反异教也。然华族固为一无宗教之民族。群众百姓一般均安于土宗教（Folk religion），随地拜拜，神佛处处，再加几个耶稣、上帝，不以为多也。有教无类，故对入侵异教，颇能阿Q之。斯为独崇一教之中东及西方诸民族所难能者。所以若论反异教，则我民族较之西人，较之回犹诸族，宽容十倍矣。　　作者落笔至此，电视内正演映前南斯拉夫境内塞尔维亚族耶教徒与波斯尼亚境内之回教徒相互残杀，血肉模糊之镜面。为虚无的超自然而相杀，我民族史中，除洪杨一役之外，未尝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杀生人而事鬼神，科学耶？民主耶，终须等到中西文明现代化扯平之时，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强占胶州湾　　可是在那义和团时代，最可叹的还不是这些宗教上和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德国恺撒以此为籍口而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政治问题。德人既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之列强乃发生连锁反应。中国沿海港口上自旅顺、大连、威海卫，下至九龙、广州湾，一时均为列强所霸占--九十九年之强租与霸占何异？由港口之霸占，乃有列强对中国内地「势力范围」之划分。若非由于诸帝国主义之势力相持不下，则大清帝国早就变成波兰了。　　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籍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　　德国原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扩张主义之后进。所谓德意志联盟本来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间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普鲁士一举击败法国之后，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麦策画之下，一跃而为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统一。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一八九〇年威廉二世即位，俾斯麦罢相时，德国后来居上，俨然已发展成为当时一主要的中欧强国，搞合纵连横，不可一世，而威廉对向外扩张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时亚非拉诸落后地区，已为诸先进列强所瓜分，空隙极小。至一八九五年中国为日本所败，割地赔款。这对欧洲后进的帝国主义德意两国却是个极大的鼓励（意大利之统一、复兴及扩张，几与德意志同一时间，同一模式）。两个迟来晚到的小强梁，当意大利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伺隙而进之时，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胶州海面打主意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阴历十一月十曰）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von Heyking）乃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之要求。　　总理衙门在它的创办人恭亲王奕訢主持之下（奕訢是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胞叔），爱护胶州事小，怕列强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经年，没有结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驻北京的海靖公使,这时气焰正盛。威廉已派有实力可观的远东舰队游弋于胶州湾内外，虎视眈眈。这是当时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北洋海军则于甲午战败后，今已一舰无存，无丝毫抵抗能力。　　就在这德国已准备动武而没个籍口之时，正好发生了「曹州教案」。这时中国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氏本于教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发生前一月已调升四川总督，遗职由张汝梅接替。不幸他官运欠佳，正办交代而尚未离任时，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倾全力「破案」。十一月九日竟将曹州杀人犯全部缉获，向德使请罪。但是这时德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场呢？　　德皇于十一月九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后，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十一月十四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1、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2、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适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3、巨野等七县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4、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5、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6、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〇七。）　　　　此六条墨汁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九十九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月之磋商，这项《胶州湾租借条约》就在翌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不可战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什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籍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什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如今民运人士怪共产党；共产党怪国民党；国民党怪洪宪皇帝和慈禧老太后；老太后又转怪洋人。　　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型态」，转入「现代型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一三〇〇）开始，已「转」了六百年。我们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至今才一百五十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不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前三十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拳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仕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满清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面　　我们要知道，在满清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的末年是大同小异的。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做「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突出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作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做「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就最善于利用他们来扩充自己。庚子年间那些胡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作「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当年的「义和拳」，今日的「气功师」　　在庚子（一九〇〇）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内外兼修的拳术往往能练出一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特异功能」来。　　朋友，这种特异功能是实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学家钱学森笃信不疑，连不才也不得不信，因为我曾亲自参加过中国气功大师严新的「带功讲座」。亲眼所见，哪能是假呢？最近侨美邻人之妻，一位五十开外的华裔老太太，就因为练气功的「自发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飞」出了两丈多远而摔断了膀子呢！至于「铁杆压喉」、「卡车辗腹」、「头断石碑」等等现在也都不是新闻了，也都是笔者所亲见。庚子年间的洋人亦屡有类似的报导。义和拳早期的大师兄本明和尚，据说就是「浑身气功、能避枪炮」。　　不过他们那时表演气功要设坛烧香、画符念咒，然后才有「鬼神附身」。严新的气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样有效，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认为是一种新科学了。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史记》所记「大阴人」，以阴格桐轮；台北今日还不是有一家以「阴吊百斤」为号召而生意兴隆？据吾友刘绍唐先生他们说，这都是千真万确之事呢！　　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严新说他在大陆某次带功讲座，一场便有听众十九万人。最近他在洛杉矶某大学讲道，美西七座大学校园「同时带功」！华夷学生舍学相从者，多如过江之鲫。　　最近在联合国一次表演会上，余亦获晤另一气功大师「鹤翔桩创始人」的赵金香先生。他说：「严新有『听众』数十万人，我有一千四百万学生呢！」　　乖乖，有学生一千四百万人，则「扶清灭洋」、「兴无灭资」…… 何事不可为？　　据大陆学人告诉我，这批气功大师原都是中南海内的御医红人。他们为诸当国者保健防老、壮阳补肾，都受尽青睐。不幸他们在民间的信徒亦动辄百万千万。万一这些千万信徒也搞起黄巾军、白莲教和天安门来，那还了得？有老佛爷当年的恶例在，所以当政者对诸大师也就由疏远而到防范了。因此有很多大师小师，一旦出国便流连海外，乐不思蜀矣。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朋友，今日的气功师便是当年的义和拳啊！今日的统治者被民运吓惨了，因此对保健补肾的气功运动也要加以防范。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乾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则风行草偃，「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一千五百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籍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但是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他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内容。所以当德军籍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与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不可收拾-- 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即有八百余处。对如此广大的群众，诬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一八九九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告他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者，「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秀才嘛！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运用，不得其当，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由于列强对中国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　　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籍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什么："should any one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justrights or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译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伦教观察报》（London Spectator）。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的翁同龢，在其日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交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海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未敢深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 Arthur H. Smith 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籍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寃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拚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八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八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拚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颛顼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 ，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竟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曰「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愤、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后，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好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著《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灭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华民也不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光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枪、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项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一八九九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团民大开杀戒，认真剿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团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这时满清朝廷的最高决策权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 「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和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六十六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由毛泽东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无产阶级小贵族，要利用爱好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政，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詝只小六天。一八八九年奕誴死后，载濂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誌，也于一八九四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誌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传》有不同记载，容续考之。　　　　端王的权势还不止于承袭爸爸和叔叔，他还另有西太后的「裙带关系」，并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师长）--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所以她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姑表妹。--光绪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西后想把光绪「废」掉，再「立」一个新皇帝时，她最后就选中近亲内侄女的儿子，也是载漪的儿子溥儁，时年九岁。溥儁终被册封为「大阿哥」（详见下节）。作为大阿哥的爸爸，则端王载漪的权力，就更上层楼了。　　据说为着增强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兄弟的权力，老太后竟颁赐「尚方宝剑」一把，交载濂、载漪二兄弟执掌。使他二人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这一「尚方宝剑」的故事，当时曾传遍海内外。英文《字林西报》（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亦有绘影绘声的记载。但其实情如何，笔者因未能细查清宫秘档，只好暂时存疑，以待高明补正。　　以上是四人帮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载澜那时也官拜「辅国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勋爵里，功高不赏的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生前只是个「伯爵」；刘铭传只是个「一等男」，都已显贵非凡。四人帮身为「王」、「公」，其权力地位，岂在话下？何况他们又手握兵权，于拳民入京时载澜亦出任禁军的右翼总兵。　　至于载勋，他虽非皇族「近支」，却是一个尊贵无比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清初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世袭罔替的亲王之一。这时的载勋已是第九代的庄亲王。他的门第在北京城内已烜赫了两百余年。载勋此刻则总统禁军，掌握了步兵衙门，与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气，硬是权倾朝野。　　总的说来，这批载字辈的亲贵子弟，都是一批娇生惯养、志大气粗、教育低劣、不谙世情，并无军政经验的纨绔子。这种贵族纨绔子那时在北京是随处皆有的。他们这小小的四人帮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们却是围绕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力核心。他们不但是决策人物，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现职军官、大臣和参预实际外交的官吏。为了解他们在政府中所发生的作用，且让我把当时满清政府的权力结构，择要表解一番。　　拳乱时期清政府的权力结构　　一、极权巅峰的「两宫」　　慈禧皇太后　　光绪皇帝载湉　　※按清制皇帝应拥有最高权力。然此时光绪帝的命运实与后来生活在幽禁中的「张少帅」不相上下；而太后之权则超过有最高决策权和最后否决权的「毛主席」。　　　　二、朝廷最高决策机构的「军机处」和「军机大臣」　　礼亲王世铎（温和而无太多主见的满洲老贵族）　　荣禄（戊戌政变时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领袖；庚子拳变时却为开明派幕后首领的满族强人）　　刚毅（干练而不通时务的保守派，力主重用义和团的满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迈而比较通达的汉族大学士）　　启秀（干练而不通时务外情的满族宠臣）　　赵舒翘（不通时务外情，保守派的汉族老官僚）　　端郡王戴漪（西后最宠信的满族亲贵，「大阿哥」之父，纵在西狩途中，仍被提升的保守派领袖）　　鹿传霖（没太多主见的汉族大臣）　　※参见《清史稿o军机大臣年表》与　　　　三、畿辅与北洋军权所在地　　◎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　　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兼任（掌京师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兵，肃靖京邑，总兵佐之）　　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兼任（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狩列前驱）　　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兼任（职掌同上）　　◎北洋国防军系统：　　武卫五军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武卫中军总统荣禄兼（德式训练的精锐部队，驻京师南郊）　　武卫前军聂士成（日式精锐，驻天津）　　武卫后军董福祥（原旧式甘肃地方军改编，驻北京城内）　　武卫左军宋庆（原旧式毅军改编，驻山海关一带）　　武卫右军袁世凯（德式新军驻小站，后入鲁）　　※参见英文《清代名人传》、《清史o兵志》、《义和团档案史料o正续编》、英文《字西林报》及各将领本传。　　　　四、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和「事务大臣」　　端郡王载漪（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出任总管大臣）　　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六月十曰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汉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附表，暨《清史》诸臣本传。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毓贤（旗藉，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剿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剿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沅（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参阅《清史·疆臣表》及　　　　志在夺权的四人帮，另有暗盘的老太后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所在：　　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　　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第一个废立的对象原是以庆亲王十四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三十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王是荣的政敌），连庆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她所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像谭嗣同所策画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 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 「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简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訢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行为也两模一样。-- 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主祭祀宴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八二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衡、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重轻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之间，立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秤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她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众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六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与何市长因此都对众师兄的带功讲座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刚毅传》，及其它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慈禧太后的红卫兵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六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载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页五九六）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圜余地（详见下篇）。　　第二，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一支拥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 Adm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武装接触的第一次。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的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页二一三～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们不妨伫立街头，看看热闹。《庚子纪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抄与读者共赏如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　　　　朋友，你看过大陆上文革时代的电影吗？毛主席的义和团，和西太后的红卫兵，有何不同？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永清团、香河团、固安团、红旗、井冈山、好派、屁派……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还未见过蒯大富、聂元梓等头头所领导的北京本地的「义和团」呢！他们是遍身罗绮、眉清目秀的高干子弟。你笑他粗笨？　　红卫兵不是有文革小组、司令部和各级造反领导头头吗？……他们造反的对象不是「赫鲁晓夫」、刘邓走资派吗？他们各派文攻武卫，不是也曾和解放军武斗过吗？　　义和团照本宣科，样样齐备。　　六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怱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辅国公不也是文革小组的首长吗？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三〇六及《要录》页一四四。）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　　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众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六月二十五日，载《史料续编》上册，页六一八）。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 ABC 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社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　　杀人放火的收场　　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　　六十年后，十万红卫兵小将也挤在原处，为的是「造反」，为的是「兴无灭资」。红卫兵把革命对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坏、右之下，笔者这类教书匠名列「臭老九」。七、八百年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我们的社会级别，列为乞丐之上，妓女之下--八娼九儒十丐，也是第九等。　　义和团把他们镇压的对象，据说分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亦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而推之。　　红卫兵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赫鲁晓夫」（指刘少奇），揪斗刘邓「走资派」等等。义和团也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窃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统，使奕劻老叔靠边站了。据传闻则庄王载勋的阴谋更大，他计划率领众师兄入宫去把一龙干掉。　　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六月十六日拳众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巨商大铺（一说四千家），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毁。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六月十八日，载《史料续编》页六〇四。）　　义和团在北京之杀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残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页五〇。）　　迨教民为之赶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市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为拳民趁火打劫而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全城鬼哭神嚎。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儿童曾仿制「断头机」（guillotine）为玩具--真正的「以杀人为儿戏」。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　　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一九九二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矶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并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脏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页一九〇，引《史料丛编》及《档案史料》上，页二〇。）　　抢掉商户不算，像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为义和团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抢之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当年的义和团小将，似乎比后来的红卫兵小将，还要文明一点。红卫兵打人杀人，「老道」的「太上老君」也阻止不了啊！　　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出轨到四人帮自己亦惴惴不安；他们自己的亲友也性命难保。七月初，清军副都统（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十三口，竟为义和团寻仇，全部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满族，且系载勋、载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杀，两位王爷皆不敢深究。终以凶手为「伪义和团」而销案，可见义和团此时的声势了。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　　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他们已把一半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之接班，而继续其奸掳焚杀之余孽矣。呜呼哀哉！我们写历史的人，拿着原子笔空着急。眼看历史一幕幕地重演，又从何说起呢？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六期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胡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　　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代就已领教过了。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秋九月，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卒，连她最爱的一只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牠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五百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末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　　那时娇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猎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四十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她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拚」掉算了--这是一记《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六月九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甘军惨杀日本书记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显然也有相同的苦恼）。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不从心。--虽然 「拳匪」一辞，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　　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六月十一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了。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李鸿章、袁世凯是关键人物　　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不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军」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书呢！一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　　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谕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着，如今这最怕的一着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　　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者。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雷贯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是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拚命了。　　「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拚。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四八～四九。《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页一六八～一七八。）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因此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祟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子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德使克林德溅血街头　　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六月二十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 vonKetteler）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Herr 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麾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载澜则要载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六。）　　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 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he empress dowager hadlong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states man waslostin the 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附注】 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一般的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政论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理的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索」。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的，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西太后的「珍珠港」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记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们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件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妒，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为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 Herald）。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开了我们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一个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在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项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他们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百分之九十；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他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不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赫德（Sir Robert Hart）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们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不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等到毛泽东登台，自恃天纵英明，一切恢复土法炼钢，在对美、苏左右开弓之余，伟大的盟友，就只剩一个阿尔巴尼亚（Albania）了。嗣后江（青）太后登台，「海外关系」简直就是「里通外国」。江老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如真的掌权了，她说不定也会搞个「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呢！江婆娘的泼辣与无知岂在叶赫那拉氏之下？　　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　　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 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籍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籍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 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椿「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 ·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籍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著，赫德回忆录，R. C. Forsyth与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 Simpson而化名B. L. Putham Weale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 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的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宫阙即有九干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国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带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却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对大清王朝是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历史上哪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十八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相反的，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末迭月，入侵日军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三十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末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其后五十年来，国共两党政府为着讨好日本财阀，对我当年死难烈士也未尝作一日之祭--是何心肝？以后当辟专篇详论之。　　防守东交民巷的八国洋兵　　庚子（一九〇〇）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竟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颛顼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后，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七十九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枝，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六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胡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传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