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千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刘步蟾战绩辉煌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连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麽哥！　　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 ，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佐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独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兔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〇〇）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〇〇）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comm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 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　　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无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 （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属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伊东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阳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后（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 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三期　　五、解剖康有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 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 ，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釐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大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简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不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示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捷径。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书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汉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 com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入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有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们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并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间，办办私立大学，不能入党做官。-- 谁知刘歆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运。在公元九年时西汉王朝就被王莽篡夺了。王莽篡汉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国。王莽和刘歆是少年时期的好友，又是个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变旧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学里的学制。因此他就任用刘歆为「国师」，来个经学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经师」赶掉，而代之以「古文经师"」。不用说《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等，都变成了新朝的官学。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为主了。这些古文经，尤其是《左传》，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二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 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乾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网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齊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 ，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 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 ，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 ，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 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不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幸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 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籍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 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 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 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 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 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 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谓「同治中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附录：汉代的太学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笔者不揣浅薄，冒昧执笔，仅就哥伦比亚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合设之「中国历史研究部」所藏之汉代史料，搜集成章，时间卒迫，参考书籍尤嫌不足 ，草草为文，以寿「许」恪士师，尚乞海内师友，不吝匡正！　　　　我国汉代的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后发展极速，至东汉中叶竟拥有教授（学官博士）七干余人，学生三万余人，其规模较诸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任何大学亦不多让，实为我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一页。但是这样宏伟的一个国立大学，为什么至东汉末叶日趋衰萎，魏、晋以后两汉太学之遗规遂不可复振？今日之谈史者，回首两千年前之史实，实不无余憾。笔者寄迹海外，数据与时间均属有限，初不敢言为两汉太学作一有系统之研究，但愿就手边史料整理所得，略论两汉太学兴废之由耳！　　太学设立之背景　　上古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原属「官办」性质。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之时，私学乃兴。孔子便是开这个风气之先的第一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战国时期实是我国古代私家讲学的黄金时代。但是私家自由讲学的另一种副产品便是处士横议，干讦朝政。秦灭六国之后，独裁者之不能容忍这种「民主作风」实是集权政治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始皇颁挟书之禁后，私学遂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内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余人，诸子百家兼容并包。在政府直接指导之下，六国时授徒讲学之遗风似未全废。他们只是不许结党干政，以古非今罢了。顾炎武说：「秦之任刑虽过，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十三）始皇焚书，并非废学，他只是压抑私学，独办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学而已。　　汉兴以后，挟书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犹袭秦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刘邦初年曾「以儒冠为溲器」，未尝崇儒。其后窦后好黄老；汉室后代帝王每谈起他们的「汉家法度」，总欢喜引用他们祖先的「霸王道杂治」的传统，可知汉初仍有六国遗风，学术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学未尝定于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挟书之律后，百家之学更渐有待苏之迹象。　　但是汉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对学术文化建树甚微，汉之博士虽袭秦旧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为不尊，但是事实上「博士」一职在汉初只是如现代政府中「顾问」、「参议」一类的闲差而已。叔孙通以后未闻汉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树。身为博士者其职业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讲学而已。　　这时官府的鼓励虽小，但是历经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后，学术之日趋发达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战国以后，孔孟之言已是学术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号又颇合统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渐有一马当先之势。文景之时，诸家博士废置情形，史无明文，而儒家已驾乎诸家之上则是事实。景帝始立「一经博士」，儒家独尊的局面已具雏型，而武帝即位后数度亲策贤良文学，首膺圣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经博士」，儒家独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时的「博士」不但是沿秦旧制，位备承问；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汉书·武帝纪》）。博士之职位，顿形显赫。故武帝之增设五经博士，不只是补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经，实是对这个久同虚设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规模的整理。早已没落之诸家博士当于此时正式废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术为立国的政治哲学，则儒生想乘机取得政权自是无可避免的反应。迨公孙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汉书·公孙弘传》），一反汉家以列侯为宰相之往例，儒党始首次取得了政权。接着董仲舒于武帝亲策贤良文学中高第，这个独崇儒术的汉家太学，便在他两人的建议之下，正式创立了。　　太学：儒家的「中央党校」　　汉代的太学，既是武帝根据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建议而创设的，则董氏的兴学意见书--这有名的「董仲舒对策」实不可不读。武帝亲策贤良文学时，仲舒对策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接纳了他的意见，乃于元朔五年应「丞相弘之请」，为「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给予官定身分--「员」，并立下太学生员毕业后由政府分发任职的章程。同时把这五十位太学生集中起来教授，是为汉代太学最早期的形式。读仲舒对策，我们知道这太学创立的宗旨原是为国家「养士」。然西汉私家讲学之风本盛。汉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于孝景时为博士，史言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同上）一个博士便带有这样多的弟子，则「养士」又何需乎这为数不过五十人的太学！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为国家养士，而且是要利用这个新机构来维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训练儒家的建国人才，将来好让他们学优而仕，掌握政柄。这五十名太学生，但须受一短期训练便可由政府分发任职，按章程规定：博士弟子，授业一年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高第可以为「郎中」；「秀才异等」亦可显亲扬名。同时在受业期间，他们还享有「复其身」（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汉书·儒林传》）这在当时是如何令人羡慕的特殊阶级。而他们的教授-- 五经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难想象。加以武帝复广立郡国之学，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荐升入太学，则地方学校教学的方针属向，自不待说。这样一来，士心所归，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则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时的太学，以现代术语明之，实是当时执政的儒党所办的「中央党校」，其目的是训练精通儒术的理论家与政治人才，借以总揽全国的政教，使天下归儒！　　太学的发展　　武帝之后一传至昭帝，太学生增至百人；再传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太学生一度增至三干人。（《汉书·儒林传》）王莽秉政时规模益大。迨至东汉，太学发展尤速。东汉盛时京畿有「学官博士，七干余人」。（《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引《魏名臣奏疏》）顺帝以降，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创立太学之初，规模极小。以故太学校址似在长安城内。其后师生人数增多，城内无法容纳，太学乃迁至城外。据《三辅黄图》的记载，这城外校址设在「长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狱」。这显然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太学区，亦如今日美国因某些大学而成市的小镇一样。西汉末叶王莽为宰街时曾「建弟子舍万区」，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光武中兴以后，太学随都城迁往洛阳，校址设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引陆机《洛阳记》）顺帝时更大兴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翟酺传》）至于东汉太学的建筑图样，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书记载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课室，有礼堂（即所谓「辟雍」。辟雍在东汉时，似非太学员生所专用，游士学者盖均可假以讲学，此非关本题，有暇当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学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于校园之内。（《后汉书·鲁恭传》）一般学生住宅，亦似甚宽敞。好活动的学生，留客止宿，交朋结友，往往至「宾客盈室」。（《后汉书·仇览传》）　　太学生的选拔和出路　　汉代关于博士的策试及太学生的选拔均属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门徒中所圈定。然当时政府的规定则是「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选拔的方式，盖系自郡国之学内择其优秀学生，由地方官保荐入太学深造。《汉书·儒林传》载其选拔的程序为：「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① 文翁为蜀郡首时，曾「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齏计吏以遣博士」。（《汉书·循吏传》）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师受各种训练的学员，均系领有地方政府津贴的官费生。　　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分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捷径，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名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后汉书·王章传》）；有仗义疏财，接济同窗的义士（《后汉书·申屠蟠传》），也有半工半读，亲任舂杵，或为同学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学生③；更有来自外国的匈奴留学生（《后汉书·儒林传》）。而太学毕业学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硕彦，下及郡国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其中学生之作息情形，有闭户读书的；有清谈嬉游，考试舞弊的；有贸然上书当局，议论时事的；更有组织学生团体，煽动风潮的。总之今日我国国立大学内学生活动的一切现象，汉代太学无不具备，只是那时的太学，比现在国立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时两岸的大学规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学里的教授和分科　　太学里的教授在武帝时便是新设的「五经博士」，其后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经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终汉之世，太学里的学程亦分成十四科。以东汉时七千名博士学官计之，则每一科的博士当在五百人左右！这些博士的选聘，按汉代成规约有三种方式：　　其一为公卿「保举」。如阳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帝纪》）其「保举状」则规定应选者应「生事敬爱，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引《汉宫仪》）第二种方式则为天子「征辟」。太学设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任官衔便是以「贤良征为博士」。（《汉书·公孙弘传》）后汉时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兴后激励气节，要士人「不求闻达」，所以有许多人「称疾不就」。第三种方式则为「策试」。汉制规定，由太常卿「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书·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他人与之竞争。加以文人相轻，再「各以家法教授」，门户之见极深，因而太学里便要闹各学派互不相让的争执了。学派的争执　　武帝初立太学时，学官所立「《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汉书·刘歆传》）其它师承系统，多见摈于学官之外，引起学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汉书·宣帝纪》）最后由宣帝亲自「称制临决」，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谓「义虽相反，犹并置之」。（《汉书·刘歆传》）这一次由皇帝亲自作主席的辩论会，总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学里少数学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后，古文家异军突起。这一学派的领袖刘歆乃思打入这「中央党校」，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列入学官。诸博士又群起反对。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竟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这分明是作无言的抗议。（同上）其时因为既立学官的诸派博士势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只好把刘歆外放以息此争。且看班固的记载：「『哀帝时』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后汉书·贾逵传》）　　这是我国古、今文学派斗争之始。然而两汉以后，康、梁以前，这两个学派的争执几乎是纯学术性的。但是在西汉末季，这两派的争执实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那是事关学官的废立，亦即为操纵执政党「中央党校」的问题。所以汉代自孝宣以后，我国学术界（当然是与政治息息相关）已不是「罢黜百家」的问题，而是已沦入儒家内部「解经」问题的派系之争。这与欧洲中世纪教廷内解释《圣经》之争，以及现代集权国家内解释「思想」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士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太学之变质　　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之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余。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然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己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就读几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现。汉末张道陵辈，以黄老之徒自居，谬称其曲解老庄之学为道教，其实他们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阴阳谶纬之说滥觞后的余孽。而真正「既闻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后面。汉末「以生道杀人」的诸葛亮，分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却要自称儒生。　　加以光武中兴以后激励气节，儒生以宦徒为可耻，沽名钓誉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装模作样。因而东汉时私家讲学之风特盛。他们也「各以家法教授」，与太学诸博士在学术上平分秋色。《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这些私家讲授的学者，生徒极众，门下「著录」（登记）每至万人以上。⑤ 所以以规模论，则拥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万名学生的太学，在当时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汉代太学至东汉顺帝时已达最高峰，但是这时的太学已不是儒术的最高学府，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儒士利用政府权力所把持的一所国立大学而已。　　太学与私学的比较　　东汉的私学既如此发达，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实往往驾太学而上之。论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论高风亮节的道德涵养，这些私家教授都远非那享有特权的太学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拟。博士声望日低，「游士」声望反而日隆。他们偶游京师，批评朝政，不特「太学生争羡其风」，以为「处士复用」，公卿辈亦均「折节下之」！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里想真正治学的学生，因而也就感觉到太学里的研究科目不够多，学术水平不够高了。且看东汉时最杰出的一位太学生郑玄求学的经过。《后汉书·郑玄传》曰：「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但是郑玄觉得太学里的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结果还是不满足，且「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这样优秀的学生竞至「三年不得见」，可见当时私家讲学之盛况。康成（郑玄之字）学成东归后，设帐讲学，生徒随亦数百千人。到他七十四岁病死的时候，遗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辕绖赴会千余人」！足见这时私学的学术地位，实非太学所可比。　　太学设立之原来宗旨，以近代术语明之，原为研究儒党的「主义」和「思想」。迨至东汉中叶，天下归儒已成定局。各庞大的私立大学之内所谈的和党校所谈的，也是一样的「主义」和「思想」。而私家所谈的远比太学所谈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则太学便失去了学术上的领导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仍然保留了独霸的特权和荣誉，其为当时极重气节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场。家君治汉学，尝谓东汉私学起于光武之激励气节，而后「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操，在政治上并无过可言，然渠为一己篡夺之私欲，极力破坏东汉两百年之士风，实罪无可逭，确是千古不磨之论。　　在东汉这种士风之下，居学术高位的博士，有时还得不顾学问，替那不学无术而偏要「正坐自讲」的皇帝作御用文人⑥，这与今日大陆郭若沫辈之甘心做「毛泽东思想的小学生」实同样的无聊。因而其时极多有志操的学者宁愿私家授徒，不愿应征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这和今日的情形亦颇相同。　　太学没落的近因　　太学既失其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征逐利禄的衙门。太学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征逐，仕途遂杂。公卿「保举」博士，又多「举不以实」（《后汉书·杨震传》），为真正读书人所不齿，更为落选者及其「保举人」所嫉忌。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学术风气这样浓厚的东汉，无怪乎有人要废太学、兴辟雍了。　　再者太学本身的学风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后汉书·吕强传》）这种为利禄而学问的学校，学科范围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员的选拔又充满贵游子弟，「天下英雄」没有自由竞争的机会，因而遗贤遍野，「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颓也。」诸葛名言，信其有征。⑦　　东汉末叶，太学既去其为国家养士抡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荣誉反而出诸士林之内读书人的彼此推重。汉、魏之间因而乃有「月旦评」一类的言论机关出现。名满全国的学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阳」一类的名士了。此风滥觞，魏、晋之际，当朝者惩前代之失，其养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学，而改用士子之间相互评议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试制度始正式确立，以迄于今。　　今日吾人回顾两汉太学兴衰之史迹，固然太学非不能养士也，良以统治当局见识不足，使本可大有发展之制度失其学术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竞争的方式；使太学卷入政治漩涡，变成少数人把持之局面，为少数人创造特权，而至于失败。史书足以资治，抚今思昔，读史者能不慨然！　　　　注释：　　①《汉书·终军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颜师古注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旨京师。」　　②《后汉书·孝质帝纪》：「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　　③儿宽以郡国选受业博士，贫无子用，尝为弟子都养，见《汉书·儿宽传》。太学生公沙穆，客佣，凭舂，见《后汉书·吴佑传》。　　④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以及东汉大儒郑玄等均出身太学。西汉太学已有学潮，见《汉书·鲍宣传》。后汉学潮更甚，见《后汉书·党锢传》。　　⑤如蔡玄，史言其讲授《五经》，「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见《后汉书·蔡玄传》。　　⑥《后汉书·儒林传》载，明帝曾集诸儒「正坐自讲」。《章帝纪》亦载有章帝亲决五经异同。⑦此处笔者所述仅就「制度」二字立论，非言太学无丝毫建树也。汉末党锢之祸时，太学生的表现，何等辉煌，因为太学毕竟是拥有二万多青年的一所大学。　　*原载于《中国历代大学史》，台北，　　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编印，一九五八年八月再版。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釐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 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籍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 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愍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曰「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湉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 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国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不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谕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逃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协办大学士-- 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椿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 或 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型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 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关」、 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拜他为师；他自己则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最后应朋友之劝，康氏总算拜他的乡试主考官许应骥（后任「礼部尚书」）为房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却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维新期间，对康氏痛心疾首，而参劾最厉的也正是许氏。许氏之劾康，与其说是由于意蒂牢结，倒不如说是感情用事。据说康亦怂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个火上加油的笔墨官司。光绪袒康革许。斯为光绪亲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两党之水火，就更无法收拾了。　　据说康有为于六月十六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三期【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在中国近代「转型期」的转变过程中，戊戌变法是个重要阶段。变法失败固然是件惨事，而真正可悲可叹，乃至惨不忍言的，却是它的后遗症，那椿几乎引起中国遭「瓜分」（The Partitionof China）之祸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戊戌政变的立刻后果。但是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拳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拳乱差不多过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来，中外史学家，尤其近十来年在数次有关键性的国际研讨会之后，可说已把这椿惨史的事实，弄得相当清楚。就历史事实发生的经过来说，史家已大致没太多争辩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对这椿史实的解释，则仍是南辕北辙，各异其趣；有的甚至指着鼻子，相互辱骂。　　不用说在事变当时的一两年中（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大清帝国的宫门之内，就为是非问题而弄得人头滚滚；一百年来的中外、新旧、左右、前后各派史家，以及国共两党的宣传家、理论家，中外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乃至东方和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宗教家、政治家等等，对这椿历史的解释，也是两极分化，各不相让的。　　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华裔史学工作者，对这件惊天动地而是非难分的历史事件，要想笔端不带感情。而据实直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都应该有其基本上的公是公非的。戴有色眼镜、作曲笔之言，都是不对的；其记录也是不能传之后世的。　　历史家如能压低他从任何背景所承继来的知识、经验和感情，心平气和地来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笔之前，笔者就希望先把这件历史事实，简单扼要地弄清楚之后；在各派史家对此史实都会觉得没太多争辩之时，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加以注释：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为定论。　　先看「曹州教案」　　比较具体的说，义和团之乱，应该是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十月）所发生的「曹州教案」开始的。当然教案不始于曹州，义和拳也并非曹州土产。但故事从曹州教案说起，我相信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曹州教案是什么回事呢，原来清末山东曹州府属下的巨野县有个德国天主教堂和属于该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这批教民和当地人民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因而引起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非教民一二十余人冲入教堂，一下不但把教堂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和理加略（RichardHeule）也被无辜的打死了。这一来闹出人命，尤其是那时享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国人命，就变成列强「强索租借地」（The Battle ofConcessions）的导火线了。　　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强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也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不用说清末乱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当地老百姓之间的械斗也是随时都有的。出了几个武松，打死几个西门庆，本是司空见惯，不算稀奇。只是这次械斗的一方是教民，教民之后有洋人撑腰，问题就复杂了。　　外国教会是中国第二政府　　须知那时在中国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们都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犯了中国的法，只有他们自己的「领事」，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