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序：告別帝制五千年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二、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四、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六、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七、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八、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九、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六、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了　　--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据我海关始末　　　　　　　　【叁】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五、解剖康有为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附录：汉代的太学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伍】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一、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三、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五、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六、细说辛亥革命　　七、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八、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〇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于一九六〇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于此以就正于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于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①。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于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②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阶段性和「一次革命」论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于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③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仞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于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洋务和变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④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马关条约》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于清廷的颟顸昏瞶，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共产党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于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莫难于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⑤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于「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是绝对不同的。民国初年的党是纯英美式的政党。「五四」以后的党是着重社会运动和文化改革的党。　　且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后来又为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氏关于国民党改组的看法。他说：「民国八年以后（亦即「五四」以后），国内青年……渐渐觉悟起来，由清谈文化运动，进而为部分的社会运动，更进而为具体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民国六年以来党内的改组气运相衔接，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于是乎实现了。」　　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国民党容共初期，党员人数实际不过数十人。它是在国民党中寄生长大的。至北伐时代，它已变成严重的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那时它抛开了那一阶段的两个主题－－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题」－－土地革命，社会革命。把北伐军的后方哄得乌烟瘴气。有的儿子正在前方和军阀浴血作战，老子却在后方被「农民协会」戴着纸帽子在游街。当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区内尚歌舞升平；北伐军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阶级斗争起来，共产党这一闹，一方面抵销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闹垮了国民党的党权，为军人独裁铺路。结果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还是继续暴动，结果是流窜了二万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军阀侵华，中国共产党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幸免于死之后，还得向它曾经宣布过死刑的「新军阀」、「人民公敌」高呼万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们错把「副题」当成了「主题」，不知先后。它几乎破坏了北伐，妨碍了抗战。它是那一阶段的恶势力，不折不扣的该阶段的反革命。　　抗战后的新主题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局势便全部改观了。以前国民革命的两大主题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题」现在却变成了「主题」。这新的「主题」便是「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副题」，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运动。关于这主题，共产党是搞这套起家的，经验丰富；关于这「副题」它也学了乖。并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统战」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完全被孤立起来。　　至于国民党呢？它本身是个革命党，但是现在却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它完成了前期的两大主题；而抗战后的新主题它又无法掌握。它的高级领袖们既缺乏远见，党的本身亦积重难返，负不起应付新阶段新主题的责任。因而一个有盖世功勋的革命党，这时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对象。读史者有余慨矣！　　大陆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统治大陆已经十整年，它在大陆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号，它已完全抛弃了。（其情形亦如国民党之抛弃「工农政策」。）因为那原是「统战」时代骗骗人的。　　至于「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呢？这两点，它当真血淋淋地干了起来。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以前「五四」的英雄们把我国的「旧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坏了；现在「十一」的好汉们，却把我国的「旧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毁了。因此我国以前的「多种重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在短短数年之内一变而为中共专制；由一个「新阶级」（用南共Milovan Djilas的新名词）来统治的单纯的社会。换言之，我国旧有的「父兄」、「绅董」、「老师」、「大龙头」等等所有的安定社会的力量，通统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这一新的统治阶级的秘密警察和手枪。　　我国旧有的社会体系，虽已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理该改变。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枪所控制的社会，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文明呢？这点似已不必多赘！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社会性的破坏，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破坏的任务终了，它本身也就完结！　　中国共产党嚷革命嚷了数十年，试问时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对象又在何处呢？　　试看中共「鸣放」期间，「右派」的反共怒潮，和现在海外和台湾的「民主自由」运动的方兴未艾，历史已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大阶段。　　现阶段，新主题　　现阶段在大陆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说他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敢说他是「反革命」。因为这「右派」的确是自中共内部发生的，其中坚分子多半是对「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于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中共的工业化和死结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于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着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偌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于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　　今后十五年的台湾　　或谓俄国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并未动摇。其实中俄两国未可相提并论。俄国文明本为西方文明之边缘，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内作畸形的发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实行反挑战。所以白俄在出国之后，未几即为住在国所同化。不若我辈「唐人」在海外住了几代还不能变为老番，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全部苏维埃化，中国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国自那拉氏到毛泽东经过了四十年，俄国自尼古拉到列宁只有几个月，所以俄国今日缺少我们所有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坚分子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此其二。我国尚保存一个台湾没有赤化，可以作我们「民主政治的实验区」。俄国的克仑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无所凭藉，此其三。　　有此三点，则中俄之局势迥异。此三点中尤以第三点最为重要。盖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自成一个整体。要对共产党「取而代之」，则必须以一个更完美更前进的整体来代替它。这个整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主义或宗教。这个整体必须是经过实验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前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实验主义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发现的，真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所以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工作，应该是舍弃任何教条式的主义，以「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则下，实验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替代共产党这一套反动的体制。如果台湾能在十五年之内，制造出一个新的真理来，到那时共产党的反动已达最高峰，那样才能水到渠成把共产党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国文化的前途系于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便看台湾是否能抓住中国现代化运动现阶段的主题！　　最后阶段和文化反挑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于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殭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原载于《海外论坛》一九六〇年一月创刊号及二月号　　注释：　　①本段末句为新增，以使全文主旨更为明确。　　②此处所指「民族国家」已非十九世纪流行于欧洲的nation·state，而是以不能分割的文化族群而言。民国初年孙文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当时流行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因为「汉」本来就不是个单纯的族名；「满」所包括的也十分雍杂；「蒙」根本就代表黄种人全体；「藏」与「汉」也难解难分；「回」是教名，尤与种族无关。所以中山主张中国应采取美国民族大熔炉的模式，而统称为「中华民族」，语见《文言本三民主义》，重印于一九六六年，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的《国父全集》，页一八〇～一八四。中山这一主张，无疑是最合乎历史潮流的。吾人试看今日美国所谓「欧裔美籍公民」（Asian Americans）和「欧联」（European Union或EuroPean Commonwealth）等等概念的发展，便知道：今后将是个民族逐渐混合的世界，而不是民族愈分愈细的世界。中共今日所发生的少数民族的问题，而为海外所诟病的道理，便是它在建国之初，在概念上，无视于有远见的中山遗教之故也。中共这种落伍而糊涂的概念，如不设法逐渐改变，问题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也。　　③见中山原著《建国方略》，第八章，重印于《国父全集》，页一二。　　④本篇所论之第一阶段，是从同治中兴开始，当然我们更可推前至鸦片战争时期也。　　⑤参见注③，页九四一。　　　　二、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但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亦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谜团，终未忘情，总思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旧稿中，对中国国体「转型论」，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对「中国封建之蜕变」即有专篇，独抒己见而推研之；曾扩充至十余万言。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积稿除〈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遗失；研究所亦未读成。--《郡县考》一文嗣曾发表于「安徽学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学报《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所发行之《史学汇刊》中重刊之。　　战后笔者赴美留学，转攻欧美史。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兴趣固未减也。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总以我国三代史（夏商周）与之互比。以后竟至坚信，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奴隶制度化，形成国际间之「奴隶贩卖」（slave trade），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奴隶社会」，究系反常现象，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均可反证之。详论另有钜著专书，拙篇且「提纲」一下，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　　我国史中之封建制，实始于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于西周。至东周则开始变质，且引一段《汉书·地理志》，以窥其大略。〈地理志〉说：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夷陵至于战国，天下分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还剩数十个；到战国之末时（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个。到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干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废除，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以至于今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段史实。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多时到一千八百个）都是世袭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级）。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但是在郡县制之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时全国土地，也化公有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这么一来，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　　您别瞧这「转型」只牵涉到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事实上为着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　　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我们在这个专业里，就比西方落后了，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却也曾大有可说，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左传》、《国语》、《国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且举几则小例子：　　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做了齐国的周恩来，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帮齐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齐国的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并签订了一件国际条约叫做（葵丘之盟）。（这项条约如签订于二十世纪，周恩来显然就要选日内瓦或万隆了。）在这件「葵丘条约」里，当时各列强，在齐国（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纵之下，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向国际公布的。条约的内容是：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见《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　　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约」或「五禁公约」吧！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尤其要怒发冲冠，但是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学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诸条约，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筑坝，或造蓄水池）。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所谓「毋讫籴」也。「毋易树子」这条也很重要。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直至今日我们还有「姻联秦晋」的成语。乖乖，秦晋都是超级强权。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树子」（太子），你要把他换掉，代以小老婆之子，岂不要引起国际纠纷？为着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也。　　小老婆决不许做大夫人　　「毋以妾为妻」，也要写入国际条约。朋友，你认为是笑话吗？非也。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试想美国克林顿大总统，今日要和希拉里离婚，而把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S. Lewinsky）扶正作美国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首先华府和北京的「伙伴关系」，恐怕就很难继续了。国会内极右政团，如乘机要罢免这位好色的总统，则老美现在在波斯湾，和在咱们的海峡两岸，所发生的作用也要完全改变了。「以妾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纰漏，况两千五百年前之东亚大陆乎？所以他们要在国际条约上，明文规定，诸位元首可以搞三宫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　　【附注】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宫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克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宫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可怜的是猛张飞不明此转型之道。他这位可敬可爱的「彭大将军」，后来竟至不能善终，读史者悲之也。　　至于不许女人参政，在今日是很违反潮流了。可是纵在今日，也还难免要有个「但书」呢！像今日台湾的女强人吕秀莲和陈文茜，她们特立独行，宁愿牺牲婚姻和生男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抢个强人丈夫，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像江青和叶群（林彪的老婆）那样，就不足为训了。甚至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大有野心的希拉里，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搞政治，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来乱参国政。柯夫人今日对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会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法禁止「妇人与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晏大使不入狗门　　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后来晏子（名婴字平仲，？～公元前五〇〇年）为齐相，也是个周恩来，以宰相兼外长，他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报聘各国呢！这时齐已日衰，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国，工作也不太好做，《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也颇足一述。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古汉语」原文，（青年读者们，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读读所谓「诸子百家」的老古董，并不太难嘛！）《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再以白话重说一遍--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大使不入，说：「我出使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那我就从狗门进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楚国人并不是狗，我也不应该从狗门进去。」招待员不得已，乃改请大使从大门进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就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晏子说：「敝国人可多呢！单是临淄一城，就有三百个社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举，便全城遮阴；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把你派出来？」晏大使说：「大王有所不知。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最像样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也是应该的嘛！」　　这时楚国力争上游，志在争霸，两国冷战正烈。作为驻楚特使，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说是齐国人，楚王乃问晏大使说：「齐人固善盗乎？」这就引起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那段有名的成语，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说：「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他原是齐国的良民，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真是难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　　握手风波和基辛格的中国饭碗　　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为在冷战之中办外交，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不容易的啊！一个外交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来，并叫声「Good morning」啊！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竟拒不伸手。在这情况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样，终能化险为夷，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未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帐的。后来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就为这个「握手问题」，伤透脑筋。他深怕「万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见基辛格回忆录《白宫时代》，及尼克松回忆录，一九七二年，页五五九。）　　其实，基辛格此人，还是外交训练不够。你在来华之前，就应该把「周恩来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今世又「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相反的，老周在见到季氏之前，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如此，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基辛格始终是周门之中，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季博士，老实说，也乐此不疲。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闻，苏秦穷困时回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故事吗？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再过家门时，「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东西）」。苏秦笑问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钱有势嘛！」（见中华版《史记·苏秦列传》页二二六二）苏子「头悬梁，椎刺股」，苦学成名，所为何来？还不是为着今天吗？　　我们的基辛格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笔者在美国教书，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大，夜校成人班开始的，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一天工作之后，疲惫不堪言状。因此在这样的课室中，老师固然很惨；工读的穷学生，尤其可怜。基辛格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白天在小商店记帐，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　　那时的基辛格，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是个「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穷光蛋。直至二次大战后，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才从「穷人的哈佛」（纽约市大的诨名）转入富人之哈佛，去「头悬梁，椎刺股」，读其博士的。他其后风云际会，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一行，基辛格就不是基辛格了。饮水思源，能不肝脑涂地？朋友，苏秦、张仪服务的对象，原是没有国界的。出生于德国的犹裔基辛格，他能替尼克松服务，他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总欢喜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李、周二人，虽是纯国产，然如上节所述，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common sense diplomacy）。搞常识外交、天才外交，已不足取，他二人再加上各自有个无知而好权的主子，强不知以为知，横行霸道，他二人搞外交，不但要外御列强，还要内说昏君。能维持个败而不亡的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悲夫！　　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　　以上所举的一大堆，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无非是想说明：（一）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间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椿「金氏纪录」也。　　不特此也，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他们那时观念中所谓「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强表面上一致拥护，而事实上由几个争霸的大国所支配的国际组织，所谓「挟天子，令诸侯」是也。君不见二次大战前的「国联」之中，五十个国家被英国牵着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动不动就打联合国的招陴，向世界各国颐指气使？伊拉克的萨达姆，现在挖了几千个洞，还是怕藏身无所；中国的江泽民，向那位好色的小总统不断陪笑脸，还不是怕他挟天子，令诸侯。今日的钱外长还不是以一侯之下万侯之上的低姿态，对霸主的波斯湾政策，微笑，鞠躬，说不。　　可是（二），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了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Universal Empire），这也是蒙古种黄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　　【附注】在大秦帝国统一东亚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便永不再来。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便再也没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了。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则大矣，然非宇宙国家也。　　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　　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个「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国的关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有中文译本）笔者处理这问题则认为那是个「内交关系」，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今日西方学者和政客，也认为北京和西藏的关系是fo-reign relations，说是中国占领了西藏，西藏应该恢复独立，云云。　　耶鲁、哈佛合纵连横　　北京的外交当局，明知是洋人藉辞捣蛋，但诸大臣为着自卫，却只能支支吾吾，搞他个口齿不清，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以「现代观点」和「现代西方人」耍电子游戏，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Play theirgame according to their rules）。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那就枘凿不投了。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例如，你如不搞计画生育，像毛主席说的「人多好办事」，那你岂不是第三世界以毛农民为代表的愚昧无知呢？但是你如大搞其一胎制，「打」掉无数可爱的婴儿，那你岂不更是残酷野蛮，没有文化？总之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美国国会中，你反正永远是不对的就得了。　　朋友，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无理取闹的幼稚可笑。咱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还不是一样的，甚或有过之呢！政治就是政治嘛！哪个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现代外交，是全国人民的事，包括担柴卖浆，甚至阻街女郎．都有其共同语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他们老百姓的发言人（英国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个大行道、大专业，专靠周恩来、李鸿章一两个人的天才，搞他个常识外交、天才外交，总归不能抗战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说的「持久战」，那你就得有个永恒的、专业的Think Tank（智囊）。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鲁和哈佛的几个教室，甚至是那几个沙发之上。从西部起家的，那位唱戏的里根不信邪，他要找几个「西部专才」，来反外交托拉斯，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东西也。秦始皇以后，我们还不是反了两千年。不幸今日我们又回到「战国时代」。（抗战期间雷海宗等几位教授就自称「战国派」，并且出了一本杂志叫《战国策》，曾被老共恨得牙痒痒的。）在旧剧重演的战国时代，再来搞他个「合纵、连横」，就要倚赖耶鲁、哈佛的Think Tank的长期演练了。专靠毛主席英明伟大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难免就走投无路了。　　也谈谈西藏问题　　再回头谈谈西藏问题。笔者不学，关于西藏问题，我个人倒觉得达赖喇嘛并没有搞分裂，达赖认为他和北京的关系，仍是domestic relations（内交关系），不幸达赖所采取的，只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笔者则觉得，他还要加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观点」（Post-Modernist Approach），就好了。此话怎说呢？原来在「后现代阶段」（也就是下一世纪五〇年代以后吧），「兄弟民族」之间，为着互通有无，互利互保，是愈来愈团结的，而不是愈来愈分裂的。把原先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民族，加以拆散，让他们互争互斗，好让邻居来浑水摸鱼(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像今日的波士尼亚，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那是帝国主义干的，也是违反世界潮流的。　　君不见目前留在欧洲的欧洲人，正在大搞其「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和「欧联」（European Union）？欧联各国的大教授们，彼此之间要恢复用拉丁文通信呢！他们不是正在大搞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政（军）同制，币同值，教同经吗？他们也不是正在设法恢愎「罗马共和」（Roman RepubliC）吗？「罗马帝国」（RomanEmpire）还要老一辈。（罗马帝国约同于我们的后汉；他们今天要恢复「前汉之兴隆也」）美国人现在不是正在帮助他们扩大「北约」（NATO）吗？这简直是在实行诸葛孔明的理想呢！　　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欧洲人，所谓「欧裔美国公民」（European-Americans）和白得像一床被单似的「欧裔加拿大公民」（European Canadians，同时我们也得知道，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不是完全混合，成为一个崭新的、称雄世界的「英语民族」（English-Speaking People，注意不是Peoples）了吗？现在北美的美、加、墨三国不也在搞三国经济共同体了吗？我们应该知道，「后现代」电脑化了的西欧和北美，他们的书同文之「文」，决不是「拉丁文」，而是「英文」呢！　　美国史上光彩辉煌的所谓民族「大熔炉」（Melting Pot），也只是对「欧裔美国公民」说的，不是对其他族裔说的呢！我们亚裔且慢在自己脸上贴金。对欧裔来说，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他们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于一炉了。但是「欧裔美国（和加拿大）公民」与非欧裔的通婚率，却不到百分之一呢！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World oftbe Post-Modern Era）便会出现的一个横跨大西洋，讲英语的「纯白人民族主义」（Pure white Nationalism）或「亚利安民族主义」（Aryan Nationalism）。这个新兴的亚利安民族不是二次大战前那个印欧民族主义（Indo-European Nationalism）。那个老主义是有「反犹」（Anti-Semitic）属性。那也是它最后失败的致命伤。　　今后这个「亚利安民族主义」则是囊括犹太的。「归化犹裔」（Assimilated Jews）将是它组合核心之中，极重要的成员。这个不声不响的，新的民族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长之中。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会排山倒海而来的。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称王称霸的，可能还是他们，除非其他所谓「有色人种」（Coloured Races）能迅速的急起直追，团结自救，否则今日世界上的「低头之犬」（under dogs），到那时还是无抬头之日也。　　【附注】在公元四到六世纪之间，我国的五胡乱华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个东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个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renovated），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目前这个从美、加开始的英语民族的新亚利安民族主义，正是一样的不可小视也。　　所以我们亚裔学人，如无视于这一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新发展，而跟着「欧洲中心主义者」（Eurocentrists），去胡吹什么「中国威胁论」，或自命清高，去反对什么民族主义，以及去乱搞点，什么「中国也可以说不」一类小儿科的宣传，都是「吠非其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也。　　朋友，他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我们那个可怜巴巴的中华民族主义，把十二亿华裔受尽百年屈辱之后，所发生的一丁点儿望治之心，看成今后的「黄祸」（Yellow Peril），老爹，稍有心肝的华裔知识分子，何忍出口？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朋友，我们的中华民族主义，恐怕还不够资格当「黄祸」呢！替那个不声不响的，却排山倒海而来的「新亚利安世界秩序」（New Arynized World Order），做点未雨绸缪的制衡工作，才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呢；而这项工作，笔者不学，恐怕也正是我华裔不可自弃的发展方向呢！　　世界网路里国语的将来　　所以我们搞比较史学的，眼睁睁地看着白种民族之间，为着他们今后各兄弟民族的实际利益，正在由分而合，由数十种语言，而逐渐统一于英语。英语已成为今日美、加的「国语」，也将成为这个新民族（英语民族）的族语，而我们东亚大陆，千年以上就一直是统一的蒙古种黄人，为何今日一定要搞分裂呢？达赖喇嘛这位极为聪明，会说英语，也颇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和尚，显然也看出这一世界潮流，为藏胞切身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也是为着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他只要做西藏的董建华，而不要做台湾的李登辉。这是他有历史的视野（Historical Vision），为李登辉、许信良辈所不及也。美国政客对此则颇不甘心，硬是要强迫他搞「藏独」；硬要他从中国分裂出来，这就是华府政客的混帐了。　　达赖原不要搞独立，而北京偏偏要为渊驱鱼，硬要把和尚推入老美怀抱，口口声声给他戴顶「藏独」的帽子，这就是北京政客的糊涂了。平心而论，达赖这个颇有野心的政治和尚，想做个「西藏的董建华」，原未可厚非也。他在「前世」不已经做了十三次「董建华」了吗？再做一次，有何不可呢？但是和尚爷有所不知，时代不同了嘛！您如有香港那个物质和精神的基础，还可试试看。西藏今日还去古未远，奴隶制的后遗症犹在，落后贫穷，基本上还和沙漠之南的非洲差不多。那儿只能生产非洲式的土皇帝，哪能搞香港式的「特区」呢？董建华虽不比你说英语的和尚，高明到哪儿去，但是他这个庸人之子，至少会做做生意嘛！何况他底下还有个现代化的，千锤百炼的「职业官僚体系」（Professional Modern Bureaucy），特首草包，他（她）们并不草包也。您达赖小和尚，底下有些啥子呢？诚然，您班底里的老少和尚都会「念经」；念经不能管理「特区」也。　　这儿，我们也倒要问问，一天到晚都在策动和尚搞独立的美国政客们，你们要小和尚回西藏去念经呢？还是做「特首」呢？笔者个人无意替共产党吹嘘。只觉得达赖喇嘛和他那一伙吃荤的和尚，吃不了董特首那碗饭罢了。　　【附注】据专家统计，一九九七年的世界生活水平是：加拿大第一，美国第四，日本第七，英国第十五，香港第二十二，中国第一百零八……见The World Book，一九九八年年鉴，页二三一。西藏如变成特区，排名可能在一百二十之后也。搞啥特区呢？　　再者，美国佬和英语民族，早已把英语变成了他们的「国语」和「族语」。在将来后现代的「世界网路」（World Wide Web，简称WWW）里，英语很可能成为独霸世界的国际语言，至少也是五大「实用」（functional）国际语言之首，另外四个，应为华语、西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事实上，今日联合国中，即以此五种语言，加一法语，为通行世界的实用国际语言，可是在将来的WWW之中，法语必被英语挤掉也。）所以，由于潮流所趋，英语已经变成英、美、加、澳、纽五国的国语和正在形成中的「英语民族」的族语，而负有相同义务和责任的，我们的华语，为何不能成为国语和族语呢？　　【附注】当年毛泽东等把原有的「国语」改成「汉语」，便是个自以为是的错误政策。今日台独要以闽南语代替「国语」，也是不知「后现代」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有思想的台湾同胞，千万不能上当。你如上当，将来你的单语儿孙，会恨死你的。君不见讲客家话的李光耀，也要以「华语」来统一星洲方言。那是为子孙着想呢！李光耀才是一个有思想、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将来会遗泽无穷。不像他本家的总统先生，那样短视。我们朝野双方，因此都应该在这一论断上，和今日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辩论辩论嘛！哪能噤若寒蝉，只听他们吹其一面之辞呢！笔者拙论，只是从纯学理和历史潮流出发，决非看重哪一个政权。深盼各界读者贤达，对拙论能有更深入的指教，而不涉及情绪，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　　话说回头，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我们读历史的可以肯定的说，从古代到中古、近古的亚洲，统一的「中国」之外，四周少数民族的小邦，是多不胜数的。他们各说各的方言，属国之下，亦有属国。彼此之间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s），也是打不完的。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arbitrational power）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　　【附注】此一小国混战的现象当时不独东亚地区为然。非、拉二洲固无论矣，中西欧亦不能免。试看中欧的日耳曼诸小邦，以及西欧的羲大利诸小邦，都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才归于统一的，统一之前，他们也是纷争无已时。早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古、近古的教廷，对他们的约束力，远不如帝制时代的中国朝廷也。换言之，那时中国朝廷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之内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今日的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和「国际仲裁法庭」（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所发生的作用，因此那个中华帝国和它周遭无数小王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便类似今日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也就是先秦时代，「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延续。例如西藏的喇嘛政权，到承继问题不能自己解决时，北京政府就颁发一「金瓶」，让他们去抽签。蒙古王公和喇嘛斗得不得开交时，乃由北京朝廷分别加封，来他个政教分立，只有朝廷才能说了算；也只有朝廷才能维持各地区的区域和平。　　唐太宗征高丽，邓小平惩越南　　当然，人类既是好战好杀的下等动物，在任何种的制度之下，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和四邻少数民族小国，就时常打斗，有时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丽（公元六四五年），邓小平惩越南（一九七九），也都发兵数十万。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在越南的历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华英雄」。我也告诉他们，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但是只有「抗华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们的大名，你们都不知道罢了。诸生大笑称是。　　我们要知道，在汉、唐、元、明、清的强势朝代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着区域事务，或干脆为着「声威」（aggrandizement），都会发生征东、征西一类的战争的。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势朝代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旦诸侯国相互兼并，变得太强大了，它就要入主中原，建立其北魏、辽、金、元、清等大帝国，但其所建立的，宇宙大帝国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自秦皇汉武建制以后，两千年中却一成不变，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了。这本是一种东方的「世界秩序」，有它自己的运作程序。与西式世界秩序相比，二者之间只有制度之异同，而无政治是非之可言也。　　在这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观，和宇宙政府之下运作的外交体制，自然与西方的体制是绝对的南辕北辙。但是它也是个自成体系，有效运作的制度（a functional system），一行两千年，未尝瘫痪也。只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后，在西方制度的挑战之下，无法继续罢了。但是在行将到来的「后现代时期」（during thepost-Modern Era），它的理论与实践，是否能重发余温？制衡西制，今日似乎还言之过早，然并非绝无可能也。君不见，今日美国在波斯湾，不正在大搞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勾当？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不是华府一手扶植的吗？老美今日偏不许他充分行使职权。岂不怪哉呢?　　总之，二次大战后的战争，如韩战、越战（包括邓小平所打的）、波斯湾和波士尼亚之战，其性质与结束方式，与一、二次大战及战前之大小战争，均已大异其趣。近年美国所搞的挟天子令诸侯那一套，已愈来愈像咱们东方老传统，迨地球转入「后现代」或「后西方」（Post-Western Era）时代，政客们纵横之道如何？现在虽言之尚早，然其与现在之决然不同，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　　现在再回顾一下，看我国外交体制，从近古转近代，是怎样转过来的。　　有个外交部，没个外交政策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转型。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建制和操作，也被卷入转型大潮，慢慢转移，从两广总督府，转入中央特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到一九〇一年，吃了八国联军的败仗，才又被迫设立了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外务部」。然后重作冯妇，再习外交。百余年来，这项转型学步的经验，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　　首先是，近百余年来的我国中央政府，虽也有个外交部（Foreign office），却基本上没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我们所搞的，几乎全部是被动的应付外交，或挨打外交；在国际间的外交行为，始终就未尝采取过主动。此一劣势的形成，虽亦与国势有关，所谓弱国无外交也。但是我国朝野，对此新兴行道之无知，也是个主要的因素啊！清末民初，那段血泪斑斑的挨打外交，不用谈了，纵在二次大战末期，我们已挤入「四强」之列，但是被欺被宰，还是血泪横流啊！那是技术落后、愚昧无知的结果，与「弱国外交」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麻将台上四大赌客　　在二次大战末期，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全球列强，只剩下中、美、英、苏，一桌麻将。六十年后，细谈牌经，历史家不能不说，这场麻将中的最大赢家和最高牌手，实在是老毛子斯大林也。他原是个最危险的德日夹攻、英美暗算的毁灭的对象。但在二次大战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国替他「抗战到底」，而化德日「夹攻」为纳粹「单攻」。何等高明？二次大战末期，他居然又透过雅尔塔、波茨坦，不费吹灰之力，不特在欧洲囊括了所谓「苏东波」半边天下，在东亚也掌握了满、蒙、北韩，最后还在满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真是锦上舔花。苏联后来之解体，实在是天亡老苏，非战之罪了。　　四方城中，另一麻将客邱吉尔，也技术非凡。邱氏原意，是在欧洲缓开「第二战场」（Second Front），务必等到德、苏两军，皆拚搏至死亡边缘之时，然后来个卞庄刺虎，以英、美主力，从东欧的黑海沿岸，抢滩登陆。如此，则约翰黄牛，不但可尽收战败纳粹之所有，同时也可把「北极熊」，赶回北极，以除后患。这着何等厉害。　　可惜邱某受制于他的「上家」罗斯福，而不能尽展所长。罗某不但有其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他也以带病之身，受制于满脑军功，而政治木讷的窝囊将领，马歇尔和艾森豪。但是二十世纪毕竟是美国世界。在这场麻将中，也只此一家，能「不按理出牌」。赌本无限故也……朋友，人家输得起嘛！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钱无限，你如也想赢点小钱，你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在霸主身边，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这就是罗、邱的关系了。　　这场伟大的国际牌局中，本钱既小，而牌技奇劣者，就是我们的蒋公介石了。他老人家个性倔强，颇有忠肝义胆。一介死士也，烈士也。他搞内交，打内战，有时也有些智慧与手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然终非大器。搞国际外交，没个智囊班底，他就是个一介武夫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苏交恶，中国介于其间，举足轻重。运用得当，他原可「坐收两国之金」。（这是蒋公最爱阅读的《战国策》上的话。）战后毛公虽有土共九十万，声势确实不小，但是在美、苏夹缝中讨生活，仍是小筹码也。其所以能席卷大陆者，蒋氏外交无能，终以一人而与两国一党为敌，麻将技术太鲁，有以致之也。此处篇幅太短，容当另论之。　　毛比蒋还要土　　蒋去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吃一堑长一智，理当深识蒋之覆辙，在两强之间，釜底抽薪，而独享其渔翁之利。孰意毛之山洞外交，尤逊于蒋。他替斯大林打了一场韩战，死伤数十万，且几乎吃了原子弹，事后还要向赫秃赔偿「战债」，天下事之荒唐有甚于此者乎？某次愚答大陆学生问：此债应偿否？余冒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之大险，自承是资本主义的「徽州朝奉」，曰：「此债誓不偿还也。」数百师生闻言，竟为之鼓掌哄堂，亦可笑矣。　　其实「扫扫仓角子」（毛公名言）赔点小钱，小事也。何足挂齿？毛公之左右开弓，最后竟变成以两强为敌，几至美、苏合作，联合炸毁罗布泊之结果。毛氏之终能免此屈辱，无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无俊杰，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厦之原始计画，是单独毁灭中国之核子设备（与他们今日之对付伊拉克，简直是一模一样），然以未获苏联默许而未果行。迨布里兹涅夫亦有意单独行动时，又为企图联华制苏之尼克松所峻拒，而未达所愿。两强计画中，偶然之时差，竟免中国于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还自鸣得意，岂非天意哉？余于尼克松访华之后，得机返大陆探母，从南到北之大小干部，无不歌诵「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闻之实不胜悲楚。盖余深知该次中美关系之回旋，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松，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联合国席次，全系尼大总统之恩赐，毛氏得之而不脸红，还大吹其「不称霸」，亦诚厚颜之甚矣。余嗣读尼氏、季氏之回忆录，见「小媳妇」周恩来，用尽心机，内说昏君，外御强寇，以风烛残年的癌病之躯，折冲其间，「古大臣欤？」真为之拭泪也。（在九一三之前，周致尼克松每一密函，必说经毛主席及林副主席之批准，见其用心之苦也。见尼克松自传，一九七二年各节。）　　飞弹不如老爸　　周、毛既逝，尼党亦垮，小蒋短命，闽南帮篡位，中美两岸之交，从头来起。海峡南岸，新官上任，金权务实，忙不开交。而成败仰乎赵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权基础，固未稍变也。北岸受惠开放，科技与经济齐飞，资本与社会一色，毛规邓随，对岸小朝廷不听话，开炮如仪。但是毛的十万大炮，未能打掉金门，江的几颗飞弹，又何能吓坏老爸？头轻脚重，以千斤而拨四两，宜其贻笑方家也。　　分裂外交与统一武力　　可是我国的圣贤遗训，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于近年来海峡两岸对峙之局，真能一语道破。南岸的李老总的毛病，便是由「满」而骄，睥睨当世，而其志只在一岛，他非所知，良可慨也。其实蕞尔小岛，海隅孤悬，要冲出困境，需有不世出之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去领袖群伦，导夫先路，不幸宝岛今日多的是急功近利的政客，共同目标，亦只限于分家独立。这与美国内战中，林肯对手方所搞的分裂外交（SecessionistDiplomacy）相似而规模不如也。林肯之所以不朽者，若辈与有功焉。　　笔者之对岛兴叹，并非说大陆上，今日已出现了什么「大政治家」也。其实中共政客之困死于一党，亦正如台湾政客之困死于一岛，双方皆无魄力能破茧而出也。只是双方政治资本则有天渊之别罢了。毛泽东政权之最大成就，也可说是唯一的成就吧，厥为对中国大陆的「武力统一」，而「武力统一」却为中国政治运作中之第一条件。民国以来，自袁世凯而后之当权者如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无不梦寐求之也，然只毛泽东一人能最后完成之，而还是功亏一篑。　　朋友，政治是最现实的东西。所以今日的北京政权，如能维持它的「武力统一」于不坠，便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此即邓小平所谓「稳定第一」之真谛所在也。有此武力统一之基础，它和世界任何超级强权，不论为敌为友，皆可平起平坐。无此基础，则既不能为敌，更不能为友，充其量只是一变相附庸而已。为附庸则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也。斯即今日宝岛台湾之实际的国际地位。直言之，知犯众怒，然无人能否认此客观事实也。　　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　　大陆便不然了。就近五十年来的中美关系来说，尼克松之前，中、美两国均以对方为天字第一号之世仇（archenemy），尼克松而后，渐次接近，今日两国竟变成莫逆之交，甚至变成了所谓「战略伙伴」（Strategical Partners）。真出人意料。如今蜜月之情，奚待多言？为时不过数月之前，当华府好色之小总统向北京propose（求亲）之时，我辈台下观众，无不大惊失色。不意克林顿能出此怪棋也。北京显亦为此突来之爱情所惊，最初曾连连否认，说只是「合作伙伴」，而非「战略伙伴」也。吾辈中美外交史课室中之老学究闻之，颇为北京之半推半就而惊奇也。美谚不云乎：「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If you cannot lick him, join him）老江原搞不过小柯嘛，现在小柯要老江入伙，为何不干？　　读者贤达，您知道啥叫「战略伙伴」吗？那就是：老美今日世界之霸主（hegemonist）也。他老人家现在要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尤其是要对付伊拉克、伊朗、金正日，这窝小造反派，没个中国作「二把手」为助，则阻力处处，事倍功半。他若能拉中国「入伙」，做个「助霸」（assistant hegemonist），则一匡天下，便易如反掌矣。而今日中国这位老太太，对霸主既无篡位之心，更无篡位之力。自己如能和平稳定，于愿已足，台湾之外，又别无所求，霸主老爷，如能说服北京当「助霸」，对老美的世界霸权，实有百利无一害也。所以这位好色的小总统，就要苦苦向北京追求和亲了。北京最初的反应虽然有点脸红心眺，不知如何是好，所幸今日主持大陆外交的「江钱配」，原也是洋场出身，非老毛的山洞外交所可比。因此不出数日，他们对美国式的快速拍拖，也能快速适应，终于一拍即合了。　　朋友，同老美合伙，有啥好处呢？啊，那好处才说不完也。须知，美国老牧童（cowboy）这个腰缠万贯的大老粗，莽小子，鲁提辖，「He Man」，做了世界的霸主了。问良心，他倒真的没有小心眼、黑良心，像英国保守党，彭肥那样，笑里藏刀，诡计多端。牧童哥直来直去，也见义勇为，惯打不平。这是他的好处，但也是他的弱点。他对比他更有钱，也有更高度文明的人，像犹太人，就很有自卑感，因此他的犹太情结极重，美国也就变成世界犹裔唯一的天堂，华府也就变成以色列的殖民地。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原是老谋深算的英国宋江，二次大战后被迫退出中东时，特意制造出来的（其手法和它被迫退出香港时，筒直一模一样）。英国这一手法的后遗症，便是把中东弄得永无安宁之日。因此中东这个大火药库，就变成美国永远甩不掉的大包袱。把老提辖变成个背了一辈子包袱的布袋和尚。可是这个包袱的轻重，就有赖于我们「江伙伴」的举足之劳了。　　枕畔之言重于「否决」　　君不见，周前美驻联合国大使李嘉森（Bill Richardson），为着要向伊拉克动武，曾以「伙伴」身分专访北京乎？只要「江伙伴」一点头，则伊拉克之毒气工厂，就摇摇欲坠矣。「战略伙伴」就有这么「灵」也。钱其琛外长对「克伙伴」之动机与目的，万般同情与支持，只觉突然动武，更会引起区域不安，恐贻后患，因以殷勤软语，劝「克伙伴」再思之，或有和平方法，能达相同之目的也。（见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纽约时报》Erik Eckholm的北京专访。）　　朋友，这是性爱伴侣的枕畔良言。其实际效果则远超过安理会中之正式VET0也。阿钱此一低姿态，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西方媒体与政论家也一致颂扬。伊拉克的萨达姆大总统，对钱外长之感激涕零，岂在话下？老美这个牧童，如今除了英国之外，已变为举世所不直的「战魔」（warmonger），而在联合国犯有好战前科，并经安理会正式通缉，迄末平反的「侵略者」（aggressor），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变成了和平女神。中、美两国今后在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之间的距离，也就够大了吧！这一来，以后李嘉森大使还会拿台湾问题，来向阿钱要胁吗？亚、非、拉小邦更何能与北京为敌，要把「中国台北」拉入联合国呢？片语而安天下，一言而有十利，又何必千斤拨四两去搞啥飞弹呢？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牧童哥曰：「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语有雅俗，而智慧无殊也。台湾今后要在国际关系中，「造势」反击，在牧童移情别恋之后，实甚艰难，无他，本钱不足故也。与北岸竞争，应另辟蹊径才好。　　中国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　　其实，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不只以中美关系为然也。其收回与掌握香港之方式，已发其端。香港回收之匕鬯不惊，已属不易；回归后，对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现，尤属难能。今日港、中之异议媒体，仍是读者如云，清望照旧，此种容忍雅量，余深恐民运诸子，如一旦当权，或且有所不能也。但这一治港政策，又何伤于大陆之和平稳定？何必那么胆小如鼠呢？　　西哲有言：「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之转型，已臻最后阶段之机运，正迫人而来，两岸当政者，若有适当智慧（appropriate wisdom）以配合之，我民族翻身，此其时矣。大陆今日已位跻「助霸」，一国之下，万国之上，若能乘势积德行仁，拿出更大气魄，民胞物与，有教无类，台独民运，一体通吃，主持正义于列国，作第一二世界之发言人，传口碑于世界，这点是霸主老美所永远无法取代者也。对内更应广开政权，以最谦冲怀抱，容异议于两岸。中国历史发展至此，已是乔治·华盛顿呼之欲出之时，识时务者为俊杰。领导天下一家，促成华族一统，在将来「霸主」气运不继而交庄之时，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气魄的大政治家，盍兴乎来。　　朋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国古史上，五霸、七雄的次第交班，世界近代史上，法、英、美三强之相继崛起，不都是这样的吗？在科技发展一日千变的「现代后期」（Late 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的世界里，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后现代应是季候东风倒吹之时。对此排山倒海而来之历史任务，我民族文化，亦有当仁不让之实也。笔者今日发此狂言缪论，吾知嗤之以鼻者，正所在多有也。回忆抗战初期，笔者斯时一赤足少年也，曾亲闻冯玉祥大炮之狂言，曰：「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时虽小难童亦笑其狂也，谁知八年之后，竟成事实哉？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预测者。悬的以赴，有为者亦若是，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愿，阿弥陀佛，一帆风顺，今后两岸对立，其争也君子，不再节外生枝，功亏一篑才好。　　王尔敏式的基本功　　拙篇是应老友王尔敏教授之嘱，为他的大著《晚清商约外交》所写的序文。然在拜读王子大著之后，不禁百感潮涌。因为像他这样的专著，在欧美的已发展国家里，真触手即是，无虑数百种也，而且多是现抄现卖，无待于百年之后也。回看国、共易手之初，「谁丢掉中国？」（Who lose China？）会变成华府政客的口头禅，杜鲁门政府随即抛出「白皮书」（White Paper），向国内外解释：谁丢掉中国？中国自丢之也。何等快捷有力。当时也有策士，劝复职了的蒋总统，针锋相对，也发表个黑皮书以自白。但是只习惯于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蒋大总统不干也。最后他老人家决定在台北来修条「罗斯福路」，以扬罗贬杜，亦可叹之甚矣。[其实那时蒋如真要发表一个Black Paper，恐亦编不出来。第一，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第二，中国学术现代化，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与象牙之塔（academics）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蒋公曾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诉我，此书几个关键章节，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 C．Norths的Chinese Communism。余复查之果然。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　　前节已言之，笔者本人，为着糊口，也曾在海内外学府，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以为点缀。八〇年代之初，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住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斯时开放未几，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可说是一片沙漠，班上纵有极优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忆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服务哥大期间，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与北京有关机关，作大量图书交换。经我个人手选，由联合国负卖运输之交换图书，即包括美国国务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断之全套《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 Relations）。窃思中、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国青年，将来不论为学（做教师）或从政（当外交官），这部绝版书，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实有以致之，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作「后人乘凉」之想，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课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过北京细询之，始知此部绝版书，在文革期间，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化为废纸，当年主持交换之负责人，亦因神经分裂，自裁而逝云。真为之惊心动魄。（关于当年中、美交换图书，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见拙著：一文。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后来亦有台湾版。）　　于此可知，官僚机构与象牙之塔，各干各的；以致外交学与外交行政，同时落伍的状况，国、共两党和蒋、毛二公，固无轩轾也，而句句发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过之。老蒋只是自作聪明，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苏联行贿压毛，以免赔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误国误己。　　老毛则是昏庸自大，不学有术．为着一己权位，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则罪无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目光深远，而运筹有方，虽经十年浩劫，仍能死而复苏。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领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轨，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实皆周某之遗泽也。经济非关本题，从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们也可以说，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顺利执行之。近时江、钱之配，可圈可点，老朽不禁为之击节也。　　其唯一可虑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鸿章、周恩来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可圈可点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现代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一项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研究成果之累积，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如今日美国长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脚乱也。忆曾有大陆外交系教授告诉我：「我们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国内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诉教授，这怎么可能？外交是专业，与搞党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有所谓「出庭律师」（Court Lawyer）与「研究律师」（Research Lawyer）乎？对诉讼案件（litigation）没有彻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师楼，大老板，如尼克松，都不是出庭律师。纵是大出庭律师，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毛主席说得好：「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外交亦战场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乱下雌黄？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必须从根本做起。王尔敏教授这本《晚清商约外交》是一本极其扎实的外交学的基本著作。可惜百余年来，我国研外交学，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绣腿了。走上真战场，往往会误国误己的。拜读王兄大著，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两、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　　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已进入最后阶段。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beginning of the end）。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本文为作者读王尔敏著《晚清商约外交》的心得和感想（代序）　　　　四、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学到现在已搞了半个世纪，所以也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史学职业工作者。但是半个世纪中，我个人返回祖国大陆参加史学会议，连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来的目的，第一当然是学习。第二则是作点学术报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问问自己：这大把年纪了，还要学习些什么？学无专长，又能报告些什么，我自己的回答则是，我不应该来此学习一两个专题，我所要学习的，应该是详细了解祖国大陆史学界整个的学风和情况。第二点，那我又能报告些什么呢？万里归来不容易，向济济群贤献丑，报告一点个人研究的牛角尖，沧海一粟，我想也有点辜负大会主持学长们邀请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讲点大问题、大题目。大题目是不会有结论的。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求证是无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点「大胆假设」，以就教于祖国史学同文。　　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纽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主持大会的同学们要我去致欢迎辞，我为慎重其事。曾预备了一篇有四十六个注脚的学术讲演，文题叫「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我个人认为，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第一派在今日大陆、台湾都还有师承；第二派则为今日大陆所专有；第三派的主力还在海外，台湾也有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上述三派，长短互见，大家本可截长补短，融会贯通。不幸的是这三派之间，显然是隔阂甚大。简直有种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势。我因而勉励「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中出席大会的八十多名青年会员们，要争取做个贯串三派的中国现代史学的「第四主流」--后来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个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国古代史　　因为第四个主流尚在成长期间可略而不论．我们但看上述三家对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么分歧。分歧固无碍于学术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显得不正常了。--尤其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海外现代西方史学派的学术上的「三不通」，实在大有检讨的必要。　　治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都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着马恩列史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说无人不承认这两个社会在传统中国的绝对存在。他们所研究的、所讨论的焦点，只是两段时期之中界如何划分；以及奴隶制时期的上限，和封建社会的下限延长到什么时代的问题。　　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侧重「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一点，其他方法多无关宏旨。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实质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断语，我之所以要请史学界朋友们注意的，则是他们这一派的论点和方法，在其他两派史学中，未引起严肃的反响。传统史学派对之不闻不问，固无论矣；重点在海外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举一浅显的例子：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比较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如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诸教授，他们在各自著作中，对中国史学界曲不离口的「奴隶制度」，竟只字不提。其他洋学者自十九世纪以下，以至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剑桥中国史》那一派，也只轻描淡写而过之。严格说起来，也等于是只字末提。　　在大陆上谈中国古代史，不知「奴隶制度」那还了得；而在海外，竟对它只字不提。何以各走极端到如此程度呢？这就值得我们「读史者」叹息三思了。　　笔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专业的。但是我却是个通史教师，古代史也是应该熟读的。作为一位「读史者」，我对海内外出版品的尖锐对照，不能不感到惊奇。更奇怪的则是我看到双方各是其是，对对方的观点与方法，完全漠视，甚或藐视。--这是由于文人相轻的传统心态在作祟呢；还是学术宗派主义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扰学术有以致之呢？　　总之，海内外学术界目前仍然存在着这种互不沟通的情况。自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之后，海内外确已逐渐沟通开放，但是在史学界，尤其治「传统历史」（traditional history），在我们读史者看来，海内外的观点、方法、理论各方面，仍然是个「三不通」。学术思想如果存在着严重的「不通」，则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这个「文化结」不解除，政治结、经济结，乃至军事结是无法清除的。　　「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　　这个文化死结，何以结得如此牢固呢？我们读者们冷眼旁观，大致可提出数种假设来。第一是海外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牢不可破的成见。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人们立刻便想到「政治挂帅」。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治下，一切学术都是替政治服务的。替政治服务的学术，本末倒置，就谈不到客观研究。失去客观研究的独立性的学术，还有什么学术可言呢?所以他们就漠视了。由漠视到藐视，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点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本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个「绝对」的是非。以人类古代史而论，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个绝对的「是」；其他的说法则是个绝对的「非」。是非既然绝对化，则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以神学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社会科学家就不能接受了。在历史研究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二十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视、相互藐视。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怪现象，海内外历史家都有责任。海外史家的责任是因噎废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武断作风的不满而加以通盘否定。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则是「反解放」--在一个有四百万「解放军」保护之下的伟大国家里，事事物物（包括农工和妇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时代中，而三十年来历史学界所追求的却是个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对历史学里的「解放运动」，那就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则海内外就不易沟通，乃至老死不相往来了。　　「奴隶社会」的实证和反证　　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奴隶社会」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它的肯定是绝对的。持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史学家则被斥为「托派」；非社会主义史学家，则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把这个观点肯定得牢牢的，当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二〇年代执笔始至七〇年代病殁止，他对这一古代史的论断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现代史学上对这个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备的「物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实物作证。可是这些物证并不完备。例如郭氏认为最大物证便是「人殉」。人殉绝不能证明「奴隶制」的存在。今日有待发掘的「秦始皇陵」，将来开发时可能真的会发现殉者万人的遗骸，但是始皇并不是个「奴隶主」。至于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黄鸟之诗》所悼念的--也不能全是奴隶。　　至于郭氏所举的文献上的证据，如训「民」为「奴」，「屦贱踊贵」以及「奴隶的身价」等等，都嫌支离破碎。总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断难支持奴隶制的存在这样严重的结论。郭氏死后，新起的年轻学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们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证明真理」这个原则上打转，对郭氏旧说没有作「寻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献上找证据之外，他对「比较史学」上的证据，和「社会科学」上的证据，都只字未提。　　「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在何种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生产力？这一点我们就要从「比较史学」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腊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隶制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的特征，都值得我们比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隶主通常由非洲贩卖黑奴。其实他们也曾试验过就地取材来役使「红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贩运「黄奴」（从中国偷贩所谓「猪仔」），都没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制造「黄奴」不成，黄人反可自相大规模奴役而不发生暴动和叛逃现象，就不可理解了。--我国古史上无「奴隶暴动」和叛逃的记录，而「农民暴动」则史不绝书，这一两极现象，在比较史学上又如何解释呢?　　奴隶是一种不自由的劳动者和生产者。他们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责呢？如果这种牵累、这种职责，由奴隶主代负之。则在何种生产条件下，奴隶主才有何种盈余可赚呢？由奴隶生产便可只「盈」不「亏」，是为社会科学规律所不许；只「亏」不「盈」，则谁又甘作亏本交易呢？根据近代美洲的经验，近代美洲只有「棉作物」这一项才能支持奴隶制，逾此则奴隶工均为最不经济的劳力。然我国古代黄土高原上之农作物，均可发生当年美洲「棉花称王」（Cotton is King）的棉作物之经济作用耶？这些在比较史学上所存在的问题，郭氏都没有加以解决。还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规模集体农场是一种「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现代企业。大规模生产要有「科学的」或「相当科学的」管理。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还未见过科学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记录呢！总之，这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郭沫若并没有解决。有一项问题不解决，则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则始终只是个假设。奴隶生产在古代中国确有之，至现在仍有残余。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为生产主力的「奴隶社会」就是两码子事了。　　「封建」的定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另一有关键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么是「封建」呢，我们在五四以后所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着重「中国」二字）里未找到明确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本人当年引用这一名词时，他所视为当然的应该是中古欧洲所发生的「封建制」。这种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于）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本无确切之制，亦无确切之名。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家乃把它们取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并且有个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虽然这一封君建国之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伹是「封建」与「feudalism」音既相近，义亦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为那只有二百余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所幸二者音义之间，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〇年代里，当「中国马克思史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一辞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的总代名词。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辞汇中，所谓「封建」显然既非中古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微受苏联影响而特创的一个新名词。　　为肯定这个非中非西，更无明确定义的新名词，郭沬若曾用了极大的力量，深入考据，以证明其存在，并把它和奴隶时代的分界线划于春秋战国之间。「封建时代」的下限则被延长到清末；「半封建社会」则延长到一九四九年。　　「中央集权文官制」的形成与特性　　中国自战国而后直至「解放前夕」两千数百年，是否都应归并于「封建社会」之内呢？　　「中国传统史学派」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据传统的「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两千年来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种「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种文官制度。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于此亦有同感。他们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所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与「封建制」之别在于，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务员，而封君则是「世袭罔替」的一种私有土地财产的所有者。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后，他们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等等。但是主子们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事务。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采一国两制，「郡」、「国」并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七国乱后，海内王侯之国就徒拥虚名了。自兹而后，这种秦汉模式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竟沿用两千年未变。直至今日国共两党在政府组织上，都还承袭着这一古制。　　毛泽东有一句诗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诗的含意大体是正确的。只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和国共两党，对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却远不如大清帝国正统的「秦制度」那样完善罢了。　　从单纯的政府制度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改进，到满清时代，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满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家如平心静气的细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国共两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主要的原因便是历经两千多年慢慢改进出来的制度，不是三言两语的咒骂就可以全盘否定的。要造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一纸大纲或主义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从比较史学上看，这种中央集权文官制亦非中国所独有。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所行的也是这一制度。只是他们历史太浅，始终没有发展到中国制度那样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这儿笔者要加重说明的，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与「封建制」在历史上是两个阶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权文官制」是在历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分别了。　　「重商主义」和「轻商主义」　　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未能--如马克思所想像的--产生个「资本主义」；而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秦制度」来？并且一走两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受无数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综合支配的结果。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人总是人。他从个体的食色开始，在团体生活中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活中曾产生过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由重商主义又导引出个「资本主义」来。　　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这样一件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　　「国家强于社会」和「轻商主义」　　「轻商主义」这个辞汇不是笔者胡乱地造出来标新立异的。它是两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变法的口号便是「强本抑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抑末」便是「轻商主义」，和做生意的人过不去。商君遭车裂后百余年，秦始皇受了「强本」的实惠而统一了中国。统一之后，他对轻商主义之推行更变本加厉，把天下富户尽迁于咸阳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后，汉承秦制，轻商主义未稍改。至汉武当国，更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国家政策上也正式讲明了要「重农轻商」。汉武死后，国中工商界在大将军霍光翼护之下要求平反，要改变这个传统歧视工商的政策，并搞出个反抗盐铁专卖的大辩论（内容见《盐铁论》）。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买卖的还是被镇压。这一压，压了两千年不许翻身。　　我们读历史的翻书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这些「略输文采」却威震天下的秦皇汉武们，为什么偏要对那些做小买卖的过不去呢？这个答案在比较史学上也可略寻一二。因为主张重农轻商的政治家，并不止于我们秦皇汉武和桑弘羊大夫呢！两千年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民主政治圣人的杰弗逊总统，也是坚持相同主张的。我们试翻《盐铁论》的英译本，以之与杰弗逊和美国资本主义之父的汉密顿对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便发现二者之间所用的字句几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场，也就是杰弗逊总统的立场。虽然桑大夫比较看重国防经济这一面，而杰总统则稍偏于社会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从往古的中国到近代的美国，「重农轻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问题是出在为什么古代中国这政策可一行两千年，而现代的美国杰弗逊试行之，却及身而败--美国史家曾笑杰弗逊，在对汉密顿辩论中「赢了仗，却输了战争」。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宇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不特此也。为着贯彻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此一传统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史学家试图「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国家强于社会」（以别于西欧、北美传统中之「社会强于国家」）。社会发展，一切听命于国家。国家是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婆；社会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借用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我们也可说社会型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盐铁专卖政策中的致胜之道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桑大夫这部无山不移的国家大机器，原是用来防制工商业发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来振兴工商业，搞经济起飞，就是另一问题了。　　「主观意志」抵销「客观实在」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段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伟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之发展实更为严重。马克思就是看中这个西欧经验，认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在唯物主义哲学上是个「客观实在」。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个恶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只有补救于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马氏所看出的社会发展上这个「必然」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便是「国家」管不了社会。如果国家权力强大到上节所述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也就不成其为必然了。　　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欧，研究范围更未及于中国。他决未想到他们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现的「客观实在」，可以被古代中国里几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观意志」所抵销。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几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刘彻皇帝的一纸横蛮无理的诏书，就可把山雨欲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　　再者，马克思死后，北美、西欧社会发展的现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也可以修正。劳资可以两利，不一定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总之，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中发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纪一些直线条的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笼罩的。列宁笃信马克思主义，他把阶级斗争说发展到最高峰，创造了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师法马列、祖述秦皇汉武，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大机器发展到超越秦皇汉武，远迈列宁、斯大林的最高境界。一机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无所不为了。　　「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　　这部国家机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万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万能机器呢？在运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这死角便是迫使中国「落后」的基因。　　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制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一）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二）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三）摧毁「中产阶段」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　　对比较社会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或许要问，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岂非「中产阶级」哉？曰：非也。传统大地主者，职业官僚或候补官僚之养老院也。若辈聪明伶俐之儿孙则职业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训青年也。在学青年均为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着重「职业」二字，若辈除做官之外别无谋生之术）之候补。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fety 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才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未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二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碾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跟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能例外。　　我们祖国大陆，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蒙「落后」之恶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陆上搞现代化、工业化、富起来、翻几翻……万事俱备，就只欠「城市中产阶级」这阵「东风」。除非国内领导人能打破比较史学上尚没有的成例，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在经济特区中搞点加工、而无强大的、自发自励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远景，则这点点小市民企业，还是起来不了的。最后还不免是个「娘娘腔」，唱不了大轴戏。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巴契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邓氏的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是个娘娘腔，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对日本已望尘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级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猫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　　「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脱稿于纽约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　　--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见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来，谅非史迁臆说。因之当时部落酋长绝不敢开罪民众，相反地他为着吸取民众，反要取悦人民，因之乃有所谓「仁政」兴焉。谁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谁就能口碑载道远近来归，谁就可富强起来。此遗风至战国时犹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问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这是在利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礼记·檀弓》）可见在春秋时期，「去」--迁徙--的问题还甚简单，主要的还是以政治为转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长，唯一自谋发展势力之道便是争取民众，而「仁政」便是争取民众的手段。部落间的竞争，也只有竞行仁政。谁行得最有成效，拥众最多，谁就可以为天子。且看三代后人，皆能说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历史来。至后来子孙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属又相率亡去，其势力遂日益式微，结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长，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纣，初会孟津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众叛亲离部下逃得差不多了，于是武王一举而灭商国，代为天子。　　故行仁政是农业社会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时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社会，人民有绝对自由的生活，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为着他的快乐生活而操作；他们无求于人也无害于人。可想见当朝暾初上，荷锄头，唱山歌，是怎样的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那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怀念的原始社会。流传所及，到后来儒家感世道陵夷生灵涂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于是一开口便是尧、舜、三代，崇先圣而薄后王，尽量地恭维前人，使他们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复兴三代之盛。可见他们未能了解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时代，结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巳。难道后王的本质上，就比先王坏？试看战国时宣传仁政最力的大师孟轲亦何尝不受诸侯的热烈的欢迎；然他的仁政终究行不通。老实说，至战国，「行仁政」的时代早成过去，其结果是「天下莫不与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邻国侵灭，却大有怀疑的必要。　　土地私有与封建　　可是后来生殖日繁，耕种技术亦随之进步，由粗浅的自然播种进而发明耒；由人耕进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渐渐地感觉不自由。人民各择沃土以居，最后虽荒山大泽亦渐被利用，谁能捷足先登据有一块沃壤，简直是天之骄子。至后来虽求得一块瘦瘠亦属不易。因之人民乃据土地为不动产之一而安土重迁了。土地渐渐地感觉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实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没人耕种，因之野心的酋长们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国小。彼此间争夺对象转移至土地上去。国家遂由以人民为主体一变而以土地为主体矣。国君--也就是部落酋长，为着扩张国土，不惜剥夺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暴虐无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乐。盖已无需乎再取欢民众，而人民虽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轻言迁徙了。自是以后遂不复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渐渐地变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国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观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继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夺他人土地以实一己私囊；或划地以封功臣亲戚，役其地人民为农奴。至周初时，己届成熟时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说：「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计姬姓诸侯有五十五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异姓诸侯泰半属于不得已，其有古圣先王之后者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等。史说是「武王追慰先圣王」，实则不过是一种弭谤用的文过饰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异姓诸侯所封多在边围，甚或指定某一块未经征服的土地，开一个空头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经营，如封齐便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诗经·齐风》）任其自己去发展。召公奭之封于燕亦是如此。至于后来的秦则更不用说了。周人为犬戎所逐，平王东迁时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秦本纪》）后来秦文公逐戎，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歧，岐以东献之周。他们皆是独力发展而蔚成大国的。　　其另外一种异姓诸侯，即是本有其国，实力亦相当强大，周人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赐楚侯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无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见，所有部族皆各自独立，不过以商国较强大戴为共主。其余仍各王其国，周武王伐纣犹称商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皆迎于郊，固无所谓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是武王荡平天下以后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数征服，然后重新分配给自己子孙及少数功臣亲戚，不用说那会于孟津同举大义的八百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荡平了天下诸侯，才开始大规模的封建起来。盖封建演变至是已达成熟时期，而周武王正是应运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实行大规模地封建，与秦始皇之统一天下大规模地实行郡县制同样地是一个划时代举动。他与秦始皇可说是前后媲美的两位野心家，他们是同样的自私与跋扈。可是他的子孙毕竟蒙惠不浅。世世不绝的对他们祖先歌颂不已。七庙之中文武二庙永世是神圣的。把他恭维成理想中的标准圣人，以故数百年后的儒家亦为其宣传所蒙蔽，竟以文武与尧舜同列。其实以儒家的道德观来衡量，则他与秦始皇是同样的罪人。虽然在民族发展史上他们是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封建的渣滓--县　　周武王既削平诸侯，据天下土地为己有，当然他可任意的宰割，于是他除划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为王畿外；余下的率以封人，但为防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过大，又不愿多封异姓。再者为防「不能与老兵同列」的争执，资望不足者又不能滥封。结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资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许多地方既非王畿又无适当的人可封。则这些待封之地暂时是悬而未决。且看当时的河东丘陵地--唐，即是悬而末决者之一。盖唐形势险要逼近王畿。在当时既无适当人选可以封唐，倒不如悬之为愈，至成王即位始封与胞弟叔虞。然则在小弱弟未受封以前，则唐不能为无政府状态。势必有人暂时负责治理其地。这种既经征服之地，将封予谁，尚是悬而未决，故曰「悬之」。是当即「悬」之起源。这在周初不过是一时受封者无适当人选，暂时悬之，终必封人，是一时权宜之计耳；演变至后世，遂成为定制，而「悬」遂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了。　　◎「县」字释义　　考我国用作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其字形皆从邑。如「邦」「郡」「都」「乡」「鄙」「郊」「郭」「邻」……皆从邑为形声字。古者谓城曰邑，甲骨卜辞记有「王作邑，帝若」（《契墟书契后篇·卷下十六》）。又曰「大邑商。」《诗·大雅》曰：「既伐于崇，作邑于酆。」是皆名城曰邑，后乃泛以名地，《左传》凡称人曰大国，自称曰鄙邑；又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皆无定称。鄙邑者即泛指敝国或鄙地也。《说文》：「邑，国也」实则泛以名地方者也。故凡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皆从邑。　　唯「县」则不然，《说文》：「县，系也。从系持县。」县即古「悬」字。本为会意字。段玉裁《说文》注曰：「自专以县为州县，则别制从心之悬挂，别其音县去悬平，古无二音也。」故与郡县之县义毫无所涉，其用作郡县之县则纯为假借字，本非用作政治上抽象名词用者。殷墟卜辞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间，未见有以县字作政治上名词用者。故可断定「县」始于西周，义为「悬之」，非定制也。古人亦有释「县」义本为「悬」者。段注《说文》引《释名》曰：「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是为先儒臆说。县县于郡，是秦始皇以后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断不可以县于郡而始名曰县也。或有释县为鄙者；以古者国之都为首，都之外曰鄙或曰县，县于本土之上也。是说亦嫌牵强。如楚之「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如秦之「伐邽冀戎初县之」「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等，是县字皆作动字，若以之与鄙字同解则未免牵强矣。　　◎春秋时的县　　至春秋时诸侯强弱兼并，国土日广。其灭人小国惩王周封建之失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疆土渐阔，则旧有统制机构渐感不灵便。因之亦师王室遗制，灭人小国则亦县之。使人暂时治理其地，各其官曰「县尹」或「县令」或「县公」或「县大夫」。悬之终不决，县长官迭相更换而县如故，日久县乃为定制矣。故春秋时之县唯大国有之。多为毁人国家而县之者，如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又宣公十一年「（楚庄王）遂入陈；因县陈。」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使穿戌封为陈公。」昭公十一年「楚子灭蔡；使弃疾为蔡公。」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是皆楚王灭人社稷而县之；以家人或俘虏为其县长官之事实。嬴秦亦复如是「（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亦均夷人之国而县之，其县则终不决矣。至于中原霸主的晋国，且有夺大夫之田为县者，「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二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然晋虽县之但仍可赏人；晋襄公即曾「命先茅之田赏胥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亦赏士伯以孤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后来椒举奔晋，晋侯（平公）亦「将予之县以比叔向故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的县尚保有古代遗风。然后来六卿坐大，终分晋国，与此自有连带关系。　　齐亦有县，唯其区划极小，故其封与人之县动辄百十计。今可考者如「齐侯钟」（叔夷钟）铭文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釐都胥割，其县三百」。又如齐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子孙封邑。」（《晏子春秋》）是则桓公时代齐已有县。孔子亦说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又如「子仲姜宝镈」（素命镈）铭文曰：「陶革叔又成荣于齐邦。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所谓邑当均指县而言也。观齐之县制已异于上三者矣。　　至吴国坐大，拟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时亦已有县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富于在齐。」（《史记·吴世家》）观此则吴之县亦可以封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