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捧乾隆腊肉的——　　乾隆正逢昌盛之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征讨四方的反叛者，繁荣文化，发展军备，使各方面都达到鼎盛。在位时间之长，同于康熙帝，而寿命则超过了他。自夏商周以后，未尝有也。只是到了老年有所松懈，受了奸臣的蒙蔽，使日月般的圣明受到损害，令人为之叹息。　　吹捧大清国高级奴才的——　　乾隆间要说高级官吏中的贤者，以尹继善与陈宏谋为最。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从容有余；陈宏谋劳心焦思，不分昼夜，百姓都很感激他们。陈宏谋学养深厚，每到一处都关心民风，这正是古代所谓大儒的风范。　　……　　马屁年年有，清史特别多。　　这本《清史稿》由大清国遗老们编成，这些遗老多是当年大清国的中高级官吏，属于典型的既得利益者，民国革命后成了文史馆员，已不复当年威风，怀想往昔的美好岁月，当然屁股往哪边歪，笔墨往哪边写，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没有其他文明作比较，如果没有其他政体作比较的话，或许，这三根腊肉和这一堆奴才，也算得上明君、贤臣。然而坐标系　　纪晓岚赫然矗立在那里，在他们的时代，世界文明又朝前跃进，而征服者的自卑和恐惧，掠夺者的贪婪与残暴，驱动他们必定会向前朝的百姓下残暴之手，制造一起起的文字狱和其他血案。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清帝国如此黑暗、血腥、残暴，而当时为其歌功颂德的文字还不绝如缕——那你就必须明了：历史的话语权掌控在谁手上？　　据说，文学弄臣、大清奴才纪晓岚，在乾隆腊肉的五十大寿时曾作了一副让腊肉欣赏的对联：　　二万里河山，伊古以来，　　未闻一朝一统二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该联可以说是古今马屁绝联第一。比起大清电视剧中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气势宏大得多，马屁的分贝高得多！　　如果专制的思想不探索清楚、分辨清楚、讨论清楚，邹容说的“一千年后，中国人也必为奴隶”的预言恐将成为现实，而奴隶主子们喝血的梦想也将得以成真。　　大清奴才纪晓岚的梦想比邹容的预言又多出了八千多年,好一个“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杀气来关外，浮云变古今　　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　　——对历史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　　1642年，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还未沦陷。大清正在东北边陲蓄势待发，准备给大明帝国以致命一击，其内部却发生了一桩言论和文字的罪案。这起文字狱多半为后世研究者忽略，是否是大清第一桩文字狱，凌沧洲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但至少比广东僧人函可的案件早了好几年，而且以大清一位汉族文人人头落地而结案。　　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在大清与明帝国争夺东北期间，上升期的大清攻城掠地，一批汉族士人投降了大清，而大清又有效地笼络了他们。这其中，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孙应时也可能是这样的汉族士人，与沈文奎同时入值文馆。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国军官，参与过大清攻打大凌河的战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而野蛮的专制政体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声音的。之所以杀孙应时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说明了：一、专制政体是功利的，武将的用处比文人要大，刀剑的力量胜于口舌的力量，对武人宽大而严加惩处文人，算计上合理。君不见曹操杀杨修吗？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一定要泯灭，因为这对专制政体的危害远大于一场武装叛乱，所谓“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任何独立的思想、人道的呼吁，都是对野蛮王权的公然挑战。　　孙应时必须死，祝世昌必须受到惩罚。内部人都不能容忍异心，更何况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着大清掌控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中国后的杀机，大清自己称为江山一统，而在凌沧洲看来，铁幕就要从东北向关内合围，血腥和黑夜将降临到本已苦难，本已昏暗的中国大地……　　17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并不像历史纪年表述一个朝代的开篇那样尘埃落定，各地的抵抗还在进行，大清想统一天下的努力还必须进行一段时日。　　在武力征服、镇压、屠杀的同时，对思想制高点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息。　　1647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带的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受了一年严刑折磨后，此人被流放沈阳。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专制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专制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专制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此责备季开生肆意诬蔑，沽名钓誉，下狱到刑部判处杖刑，经赎买免杖刑，流放尚阳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后，皇帝下诏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开生建言，原是为我考虑，准其复官归葬，荫庇他一个儿子入监读书。”人死了，还能恢复官职，还能恢复名誉，还要玩平反的把戏，清帝国的戏演得真堂皇啊！　　也是在1655年，曾经出任大清顺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都告发为逃人。逃人再怎么样，惩罚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窝藏逃人的却要被处死，没收人口、财产给本主。这与叛逆罪没两样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论批发给朝中众要员讨论，把对窝藏者的处罚改为流放，免除没收财产和人口为奴的处罚。老魏又建言：窝逃的人如果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应免流徙，如果遇热审（热审也是明朝的一种审判制度，是在暑热季节到来之前，对在押的没有审判定罪的囚犯进行清理发落的制度。这种审判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1404年。具体时间是每年小满之后的十多天开始，到农历6月底为止。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清朝时将热审制度也继承下来，继续在实践中执行），也应减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残酷的形势，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国没有奴隶，吃什么？喝什么？帝国专制不恐怖，权柄谁能紧握？　　顺治指责魏琯出卖君王的恩典，让王公大臣讨论魏琯要求放松刑罚的问题，讨论结果是：魏琯应当判处绞刑。几经周折，顺治把老魏撤职，结果，魏琯流徙辽阳，死在流放地。　　对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员李裀，大清统治者也没有放过。　　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后，八旗军队把俘获的百姓当做奴仆，对待他们凶残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当时还有汉族地主带着奴仆一起投靠旗人的，这被称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并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评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顺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这种悲惨的状况：“法愈峻，逃愈多。从逮捕到审问，道路驿骚，鸡犬不宁。其中很多是冤狱陷害，以及顺藤摸瓜式的牵连，以至于市场上镣铐都卖完了。饥民流离，妇女躅踯于郊原，老幼僵毙于沟壑。”由于李裀描写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实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凄惨场景，触到了大清朝廷的痛处，于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阳堡，一年后郁郁而死。　　顺治皇帝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论罪再次吞噬了两个高官：刘正宗、张缙彦，这两个人都是从明朝投降过来的官员，后者还出任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有人告发张缙彦为刘正宗的诗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将明之才”一词，词意诡异，不能明白，同时御史萧震告发张缙彦编剧《无声戏》，张自称“不死英雄”，迷惑人心，伤风败俗。对刘的最后处罚为：罢官，家产一半被没收，人入旗，不许回乡。对张的处罚是没收全部家产，流放宁古塔。不久张缙彦死于流放地。　　这些悲惨而残忍的案例，仅仅是大清帝国践踏人权的冰山一角。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总数就在150万以上。诗人丁介吟唱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是大明王朝无法寻找出自我更新的体制，无法做到畅通言路的报应，这是中原部族王权暴政的报应……而这些报应却要由老幼妇孺来承担。这也是大清王朝的阴毒——对一切可能产生威胁的苗头的扼杀，对这个国家民气、骨骼的摧残。150万流人，这种恐怖专制产生的心理冲击波，产生的奴性能量，我们不难想象。　　1663年农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荟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杀手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血泪飞溅，人间天堂沦为人间地狱，“未见花开西湖侧，但闻啼哭满天地，新鬼冤烦旧鬼哭，奴族坟头多少血！”“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包括妇女儿童受牵连被流放到荒凉的边地，可以想见她们悲惨凄苦的命运。学者吴炎、潘柽章均死于此狱。作为吴炎、潘柽章朋友的顾炎武满腔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高度评价，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这个《明史》案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被无耻的同胞叛卖，与《宾虚》中的犹太人不肯出卖自己同胞的行为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在血雨中顽强抗争的义人的故事，大清王朝的著作将之全部淡化，只有拂去历史迷雾才能发现真相。　　时至今日，网络上有人在为康熙腊肉辩护时称，明史案时，康熙腊肉年纪尚幼，不能对该罪行负责。多么好的辩护者啊，不敢否认腊肉们手上有血，只好推到鳌拜这个替罪羊身上。　　那么我就继续举出康熙腊肉手上的鲜血，来证明大清的罪恶。　　“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你能想象，这样的好诗是出自一个前明官员的笔下吗？你能想象，他的作品在当时几乎尽数被焚毁吗？　　黄培，山东即墨人。黄家世代为大明帝国的官员，黄培16岁时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　　清兵南下，在家居闲的黄培的叔父——黄宗昌组织民众守城抗击，成为反清英雄，后忧愤成疾而亡。这都给黄培以极大的影响。　　黄培隐居乡间，在被征服时代的恐怖中，这位特立独行的人不惧剃发令，依然蓄发宽袍，这不是明摆着向大清强权叫板吗？黄培还受客居即墨的诗人宋继澄父子影响，原来闭门谢客的他开始参与宋所组织的诗社的活动，借诗明志。　　1662年，黄培把27年来所作280余首诗编成《含章馆诗集》，刻刊传世，赠与亲友，他实则是以笔为刀，抒发心中郁郁怨愤。据说他在崂山以大石建室居住，题为“丈石斋”，以示坚贞。　　在一个征服的时代里，风云变化，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考验一个民族的族格的时候。　　1667年，有人把黄培告到官府。告黄培的人是他家的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同时纠集小人从《含章馆诗集》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若干句子，指控黄培要反清复明。因此，酿成一桩颇大的案子。　　黄培等人的复明反清的“罪状”一共被诬告了十条之多。很快，大清朝廷下旨从严审讯，包括刻工、装订者在内的217人被牵进此案。　　顾炎武　　1669年，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营救才得以出狱。　　1670年，该案结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黄培文字狱案以定黄培隐叛诽谤之罪而告终。四月初一，黄培在进南受绞刑。死后葬于即墨水清沟。大清朝廷和玄烨腊肉腊肉手上沾满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如果说《明史》案的时候康熙腊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按脱罪洗血妙法可以往鳌拜等人身上推，1670年，康熙腊肉有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吗？能负责吗？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使用了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腊肉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大清功臣家做奴仆。其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康熙腊肉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都流放黑龙江，提供资料的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江湖夜雨鬼吹灯，雍正王朝鬼吹箫　　网络小说《鬼吹灯》中有段故事：一个盗墓高手为了攫取一个唐代大墓中的宝贝，为掩人耳目，居然盖了一座庙，在庙里掘了一条地道通向墓穴。　　这位盗墓贼（摸金校尉）的手法可谓高明。其实天下的小偷大盗都有一套障人耳目的手法。小偷可以散布混乱转移视线，盗国者可以散布谎言，混淆视听，愚弄百姓。　　盗墓贼用的障眼法其实是一种“鬼吹灯”，而窃国大盗们的障眼法，我称之为“鬼吹牛、鬼吹箫”。　　1728年，雍正腊肉面对曾静等人的反清思想，成立了以杭奕禄为组长的专案小组。在审讯和策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后，命杭奕禄带领一干人马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宣讲的内容肯定是曾静等人涕泪交流的悔过和号召人们把忠于大清当做第一天职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攻心和洗脑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以上据《清史稿》第二卷）　　18世纪20年代,大清王朝的权力危机稍稍缓解，对内的思想清洗和舆论紧控是必然的。在雍正时代“鬼吹牛、鬼吹箫”的闹剧中，涌现了多少帝国的“思想模范”，涌现了多少紧跟朝廷的“忠臣孝子”，为他们做点记录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沈近思，在这场思想铁壁合围和洗脑闹剧中，跟进最紧，效忠最力，应该在大清帮凶名录中有一席之地。1726年，沈近思出任江南乡试考官。按照惯例把《乡试录》进呈，雍正嘉奖沈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下令表扬他。当时正是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沈近思上奏说：“浙江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此献计献策，罗列了一些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总共十条。雍正说：“浙江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雍正认为沈近思的建议周详，下发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按照老沈的办法施行。　　在大清的权力场上，沈近思如蚁附膻，揣摩上意可谓到位。查嗣庭和汪景祺的文字狱案本来就是大清专制恐怖的一部分，是大清朝廷残酷迫害汉族知识分子阴谋的一部分。如果说汪景祺案还有权力斗争牺牲品的痕迹，那么查嗣庭案完全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通过这种恐怖镇压的手段，打压汉族知识分子的自尊，确立大清王权的无上权威。　　究竟是谁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站在文明的高度，站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高度，站在尊严和独立人格的高度，沈近思才是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的人。这个大清走卒不仅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在人格的污水沟摸爬滚打，捞取大清腊肉赏赐的残羹冷炙；而且提出了十条禁锢思想和言论的建议，成为迫害思想的急先锋，成为雍正的文化打手，与李卫等人一道构成了铁壁合围坚实的屏障。　　18世纪20年代，大清在钳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自由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制度建设上的创举，就是“观风整俗使”这一官职的增设。说白了，就是一个阉割思想和文化、阉割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岗位和差事。大清的官位设置体现了极权体制的随意性和伸缩性，因为要监视思想，所以思想警察、思想太监、思想监督特派员的职位粉墨登场。　　都有哪些大清走卒出任过“观风整俗使”？有煌煌史册为证。在他们的史册中都是作为功名记录的，我凌沧洲却要把他们钉上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耻辱柱。他们是：沈近思、王国栋、蔡仕舢、刘师恕、焦祈年、李徽、许容等，在这些人中，王国栋曾作为湖南巡抚，参与过曾静案的审理，当然按《清史稿》的记载，由于王国栋审讯时只听供述，没有穷追，同时茶陵百姓陈蒂西传播流言，王国栋没查出什么来。可能由于追查不力，有违腊肉的心狠手辣，王国栋一度被免职，并召回北京。　　不是哪个省都能设立“观风整俗使”的，有些南方省份因为百姓的不服从，使腊肉更加憎恶，用各种方法来羞辱其官员和被征服者。广西学政卫昌绩和御史陈宏谋都提出过要在广西设立“观风整俗使”，而遭到乾隆腊肉的训斥：“广西那地方本来考中进士做官的人就少，竟然已经有像谢世济、陆生楠等狂悖之徒，风俗的恶劣可见一斑。你们不能正本清源，做好表率，反而指望让负责教化的官员来移风易俗，这是舍本逐末。”有时，想为帝国的文化铁壁合围出谋划策，也可能弄一个满头灰。帝国需要的是这种恐怖，唯有让官吏们生活在胆战心惊中，帝国皇权才可能威严无比，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们做官的一个心法。在大清重臣的传记中，经常能看见“气度端庄凝重，喜怒不形于色”等评价，专制王朝的权力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幽默感。　　雍正腊肉统治期间的惊天大案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　　1728年9月26日，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义士张熙受老师影响，以为岳钟琪姓岳，就沾点民族英雄的气节，希望他能反清。不料岳钟琪已完全成为了大清走狗，在套出了投书者的全部秘密后，开启了文字狱的血腥之门。张熙的背后是曾静，而曾静又受江东义士吕留良影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写下这样豪迈诗句的中国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死后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大清腊肉们绝不放弃每一个摧残中华民族民气的机会，“吕留良、吕葆中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的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官员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宣讲，命兵部官员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腊肉信誓旦旦：“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从这件事得出的政治厚黑经就是：腊肉们的许诺哪还能相信？秋后是一定要算账的。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的“巡回报告团”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是时，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版。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巡回报告团”的成绩和作用是明显的。起到了督促大清官吏兢兢业业，为黑帮发展日夜不敢松懈的作用。广东巡抚傅泰就属于大清的好官吏，他举一反三，牢牢地守住了大清的舆论阵地。　　雍正腊肉期间，另有裘琏戏笔之文字狱。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广为传诵。康熙末年，70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6月，裘琏死于京师狱中。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文字狱更凸显了大清专制的恐怖。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腊肉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腊肉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如果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这种口误错字其实是潜意识的反映，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其实心中何尝不认为雍正腊肉们是猴子猢狲，是窃国大盗。作为大清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徐骏自然知道已经有人因为“清风”之类的言辞丢了脑袋，他写作的诗句，可以看做是对黑暗时代和黑帮政权的不满。　　而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死在狱中，也击碎了大清黑帮政权尊老的神话，要知道在大清康雍乾腊肉时代，耗费纳税人的银子举行了多少次千叟宴，以营造盛世歌舞升平的假象。可以看看大清黑帮是怎样对付文字狱中的妇孺老幼的，其假面、其虚伪、其残忍，不是昭然若揭吗？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大清与英法：一张进化的时间表　　18世纪，法国。妇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在组织沙龙，杰佛林夫人的沙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沙龙里高朋满座，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都在其中。　　18世纪，大清。妇女不仅被禁锢在家庭里，而且一部分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在大清当权者制造的绵延几百年的文祸和思想狱中，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一些“不合作、不服从”的思想家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镇压。有的是被凌迟或腰斩，有的死后还被刨棺戮尸，而他们无辜的家眷或被流放寒冷荒凉的边疆，或被分发给披甲人为奴。　　1751年，法国。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出版。狄德罗主张以传授新知识和宣传新思想为目的来编写一套《百科全书》，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当时多位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支持。1751年，该书第一卷出版，一直到1772年，共出版了28卷。在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派成了启蒙运动的中心。　　《百科全书》中对“人”的解释是这样的：“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　　在17、18世纪的欧洲，这些“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中的精英，思考、写作并出版了哪些名作呢？在17、18世纪的大清，当权者对“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进行着怎样的打压呢？　　1687年，英国。牛顿出版《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该书解释了“行星、彗星、月亮和大海”的运动，一个世纪后，诗人华兹华斯描写牛顿是“独自穿越陌生的思想海洋”。　　1687年，大清。当权者以“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为罪状，禁“淫词小说”。　　1704年，英国。终身未娶的洛克溘然长逝，葬于奥提斯教堂。洛克墓前立有石碑，碑文出自洛克之手，是他生前用拉丁文早已写好的。碑文写道：“约翰?洛克长眠于此。他们如问他是何人，回答是：他是一位满足于小康命运的人，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学者，专心追求过真理的人。对此，你们可以从著作得知。他的著作，比之于碑文上的令人生疑的颂扬之词，将更为真实可信地告诉你们有关他的其他一切评说。他的德行，即使有一些，既不足以说明他的声望，也不配作为你们的典范。让他的罪恶随他一起埋葬吧!德行的范例，福音书中已经有了；罪恶的范例，仍以没有为好；必死的范例，所在皆是。他生于1632年8月29日，死于1704年10月28日。这块即将蚀灭的石碑就是一个证明。”　　洛克第一个全面阐述了民主宪政的思想，是近代分权政治学说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品《政府论》主要是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辩护的。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其中所包含的：人类都是平等的、独立的，拥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这些后来出现在了《独立宣言》中，并且对美国宪法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4年，大清。东方也有一位学者和思想家名叫唐甄的死去，除了留下“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和《潜书》等著作外，不能有任何关于制度创新方面的论断，也没有对社会前进有任何影响。　　1755年，大清。一位史学大家全祖望在寂寞悲愤中去世。他的部分手稿，竟然要到1801年文狱稍解时才能出版。　　1751年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毫不起眼的一年。1751年，法国，《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　　1751年，大清。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字狱悄然降临。这一年，在云南、贵州、山东等地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手抄本，是假冒大清著名官员孙嘉淦的奏折并有朱批。奏本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全国的追查随即展开，多少人锒铛入狱，两年后，抚州卫千总卢鲁生被凌迟，南昌守备刘时达被处斩。　　1755年，法国。另一位对人类进程影响甚巨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去世，留下了《论法的精神》等巨作。他研究了人类种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提出了权力制衡、防止暴政的策略，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1776年，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6年，大清。乾隆命删改旧籍，“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从1751年到1772年，法国。《百科全书》共出版了28卷，平均一年一卷多。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时代。　　从1751年到1772年，大清。文字狱平均一年也有一起多，受害者不计其数，让黑暗时代的血腥更加深重。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凌沧洲版《帮凶录》　　弘历的金点子与凌沧洲版《帮凶录》　　1735年，腊肉弘历先生执掌了大清国的最高权柄。当年就杀人立威，曾静、张熙被处死。　　随后的两年中，大清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抓得很紧，编修《八旗氏族通谱》、修成《明史》，同时不忘给奴隶们洗脑，颁行《二十一史》《十三经》到各州县。甚至禁止民间造鸟枪——确保权力不受威胁。　　1740年，《大清一统志》修成。　　1743年，杭世骏对策称满汉畛域不可太分，被腊肉革职。　　1746、1748年,两度禁止福建百姓信仰天主教。　　1753年，疯人丁文彬著作案发，丁文彬被凌迟。　　1755年，胡中藻因为诗集而被处斩。同年，山西疯人刘裕后因著作而被杖毙。1756年，常熟朱思藻因诗被斩。1757年，彭家屏被逼自尽，因为藏有明朝野史；段昌绪被斩，因为藏有吴三桂檄文。　　1751年的假冒奏稿案、王肇基案，1759年的沈大章案，1761年林志公案、阎大镛案、李雍和案、王寂元案，1764年的赖宏典案、刘周祐案，1767年的蔡显案、齐周华案，1768年的柴世进案、李浩案、王道定案，1774年的屈大均案，1775年高纲案，1777年的王锡侯案，1778年的徐述夔案、刘峨案、龙凤详案，1779年的智天豹案、沈大绶案、王大蕃案、石卓槐案、冯王案、祝庭诤案、程树榴案,1780年的魏塾案、戴移孝案、艾家鉴案、吴英案，1781年的梁三川案、吴碧峰案、程明湮案，1782年的卓长龄案、高怡清案、方国泰案、海富润案，1783年的冯炎案、胡元杰案、乔廷英案、楼绳案、吴文世案……　　乾隆腊肉制造的文字血案，凌迟了多少人，处死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今天，是不是有正义之士，穿越历史的迷雾，作道义的指控呢？　　1774年，乾隆腊肉命刑部定聚众结盟罪。　　1776年，乾隆腊肉奇招迭出，先是命令其麾下的真理部和宣传作坊删改旧集，也就是说像《1984》（乔治?奥威尔著）中提到的不断洗去记忆，不断创造新语一样，要篡改历史已经有的文献，乾隆指示说：“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什么意思，就是说，违背大清统治意志的东西一定要阉割掉，而批评咒骂大清的文字要改为给大清溜须拍马的文字，其虚伪一至何极也！　　腊肉的真功夫当然不能只限于虚伪，残忍冷酷、狠毒无情，是其统治术中的核心。1776年推出的重要举措是：命于国史列贰臣传。　　这个举措出台，应该会让那些汉奸和党附大清黑帮的人（像吴三桂、吴伟业、钱谦益）恨无地缝可钻。专制腊肉智商高，想象力奇特，对这群汉民族的败类，对这群投降的帮凶从精神上奸杀，凌沧洲先生称这种做法为淫而贱之战略。在大规模摧残中国民气的同时，把他们的汉族拥护者也踩到脚底，明确地宣告：你们已经被永久地征服了。　　乾隆腊肉执政的时代，掀起了一阵阵屠杀言论自由的狂潮，而在这个过程中，多少大清国的帮凶官员，在帮助腊肉稳、准、狠地屠杀打击言论自由，迫害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异见人士。这些屠杀言论自由、强奸言论自由的凶犯奴才们，这些帮腊肉主子强奸大清国全体百姓言论自由的官吏，其实也在奉献着自己的后庭花给腊肉主子，把自己最后一点尊严喂了狗。但在大清的官方史书以及大清遗老的历史著作中，他们是国之栋梁，是忠臣孝子，有的甚至是清官能人。　　凌沧洲先生模仿腊肉的金点子，但反其道而行之，写一个屠杀言论自由的黑名单，一个最具前卫效果的“帮凶录”！　　这个“帮凶录”先抛出这么些参与大清文字狱的官僚，抛砖引玉，期望各位补充完善：　　大学士刚林、鳌拜，吏部侍郎沈近思，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岳钟祺，杭奕禄，史贻直，山西巡抚阿思哈，山东巡抚杨应琚，江西巡抚海成（王作梁案），闽浙总督杨廷璋，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江苏巡抚陈宏谋，江苏学政刘墉（就是电视上鼓噪的刘清官，手上满是文字狱受害者阎大镛的鲜血）、浙江巡抚熊学鹏，两江总督萨载，安徽巡抚闵鹗元、江苏巡抚杨魁，湖广总督三宝、广东巡抚傅泰……　　凌沧洲先生甚至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仿效乾隆腊肉的金点子，将帮凶录分为甲、乙两编。　　帮凶录甲编：收录杀手、打手、谎言营造师的名录。　　帮凶录乙编：收录帮闲、告密者、揭发者的名录。　　必须做相当细致的工作，才能像检察官一样，提出一份检控报告：对大清治理下的这一时段的人权状况有个总结。　　大清国不是孤独的，大清野蛮屠杀自由的行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各位看过《纳尼亚传奇》这部电影吗，可以看看。冰雪女巫的治下人人自危，树林里到处有监视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秘密警察会随时让人失踪，邻居也可能是特务密探，而这一切，不必等到20世纪极权主义如纳粹等治下才有，文明灿烂的古国大清国已经先行一步了，他们在17、18世纪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留下了这么多帮凶的名字！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情人节对《清史稿》下手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　　1930年2月14日，按照西方的节日，应该是情人节。情人节里不完全是柔情脉脉，政治的风云在中国上空翻卷。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一天通令禁售《清史稿》（另有网上版本称是2月19日）。　　先是，故宫博物院于1929年邀请学者对《清史稿》进行审查，最后列举各种错误19条，并建议“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凌沧洲先生不是研究历史的，也无意掉进史坑。因为探寻真理和真相的缘故，因为研究文化和苦难的原因，追寻蛛丝马迹，偶尔也看看史书。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本对胃口的研究大清的著作，藏有的洋洋几大本《清史稿》遍是谎言和偏见。凌沧洲先生实在不明白：大清死亡了近一百年，竟然没有一个真实的“尸检报告”？！　　几代文化人将在荒漠中苦旅，几代文化人在信息短缺和封闭中，不断重复前人的冤枉路。这不，在以“清史稿”为关键词的搜索中，搜索出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早在1930年情人节时就已经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了！　　然而，凌沧洲先生继续发问：这些学者是谁？错误的19条是什么？国民政府究竟该不该通令禁售《清史稿》？未来，如果有公正客观的《清史》，应该如何书写？　　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的文章《清史稿说略》，叙及清史稿的禁锢：　　1914年，开设了清史馆。　　清史馆设馆长一人，下设纂修、协修各若干人，又校勘及办事员若干人。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此则借以显示新朝对胜朝的追念和报恩。而自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袁氏窃帝自亡，以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　　北伐革命军抵达京师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既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现史稿中多有违碍之处，据傅振伦兄所撰《清史稿评论》指出：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　　最为严重的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的记载竟付阙如，书则视为反动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汉族志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均不予书，诸如朱氏后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杨（秀清）之倡义，党（指国民党）人之排满，秘密结社之组织，均不详载；（2）清代屡兴大狱，慑服汉人，其事多不着录……　　《清史稿》刊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论者以其诽谤民国为能事，发现反民国、反革命，藐视先烈，与断代修史体例不合。北京故宫博物院因递呈南京行政院请禁发行。不数月而遭国民党政府之禁锢。　　《清史稿》禁锢之令未解，首先提出异议者为清史学界前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题为《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随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则为原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后发表了《清史稿解禁议》与《为检校清史稿者进一解》两文。　　仔细考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之禁令，实际上只能禁行于长江流域地区，华北及东北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国民党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锢令虽禁而禁不得，虽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1930年前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形势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继续收缩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尺度，也昭示时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者的没有信心。　　一方面查禁书籍和期刊的事情是在发生着，另一方面出版是有法律的（国民政府公布过“出版法”）。同时民间的刊物和出版社在不断创办，国民政府实施的威权统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种事后追惩的制度。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看上去像是对言论自由下的追魂令之一。凌沧洲先生是言论自由的坚定信仰者，信奉即使错误的言论也应让其公开，因为真理如果不和谬误辩论，真理也会很快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政府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似乎有违言论自由的正义。同时，做法似乎也不大气。让辫子版《清史稿》发行，同时也大力推出一个中华版的《清史稿》，把大清的嘴脸揭露于世，让时人选择，不行吗？　　然而，面对一个双手沾满百姓鲜血，尤其是沾满言论自由鲜血的大清政府，对这么一本肉麻地捧大清臭脚的作品，应否禁止？民国政府没有从法理上解决这一困惑，首先民国政府没有像战后德国宣布纳粹为罪恶一样宣布大清的罪恶，而是有了个对清室优待的条约。如果从法理上确定大清政府为纳粹式政权，禁售是在义理和法理之中的。最近发生在奥地利的个案可以作为参考——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约翰?卡德韦尔?欧文因出书否定纳粹大屠杀而被检控，其在奥地利维也纳承认控罪，面临最高10年监禁。现年67岁的欧文是研究纳粹第三帝国历史的专家，但他一贯发表否定大屠杀的言论。1989年，欧文在奥地利两次发表演讲，否认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去年，欧文再度入境奥地利时遭警方逮捕。奥地利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公开发表开脱、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或使之合法化的言论。由八人组成的陪审团与三名法官将在两天内对欧文作出判决。当局还部署警力，防止欧文的支持者在庭审中行纳粹礼或喊口号支持希特勒。作为历史学家，欧文出版了近30本作品。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欧文质疑大屠杀的规模，声称纳粹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大多死于疾病，而非被纳粹处决。欧文还称希特勒对大屠杀一无所知。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　　瞧，我们只不过切掉了我们的敌人西塞罗的双手，　　而你们活活地割下了司马迁的男性生殖器。　　——凌沧洲《安东尼和刘彻的对话》　　2004年秋天，我再一次来到德国科隆，这里在古罗马时代是罗马帝国的边界，莱茵河的东面，就是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土地。而现在，在科隆大教堂边上，就有一个罗马日耳曼人博物馆。当我正在博物馆瞎转，看古雕塑和古钱币的时候，同行的摄影大师张先生神神秘秘地走了过来，一脸不怀好意的笑：“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拿过他的相机一瞧：一副古罗马人的马赛克画铺在地面，画面上，一个古罗马男人高耸着生殖器，作朝天椒状。　　张大师笑说：“这好东西你们没看到？在博物馆地下铺着呢！”　　生殖崇拜各民族都有，像这样在雕塑、壁画中若无其事地展现，只能说明希腊、罗马文明较之东方文明更暴露。　　可以说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著作很多，性文化比较的著作，我孤陋寡闻，却读得不多，手头可引用的史料也有限，因此只好乱弹一阵了。　　比较古代民风，在好色与淫上，并无谁胜谁劣的区别，伊特鲁利亚人有公开做爱的风俗，罗马人也有诱杀萨宾男人，强奸萨宾妇女的不光彩记录。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宫廷里，乱伦者有之，两男共一女者有之，甚至秦始皇母后的面首，有人吹嘘其阳具可以挂上一个车轮。　　帝王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多半是这个国家百姓的浓缩版和精华版吧？罗马曾经有淫荡的国王塔昆，被其臣民赶跑了；东方帝国也有杨广这样的淫荡皇帝，被唐朝的开创者推翻。但不同的是，罗马人在经历了塔昆的暴政后，更加意识到共和和自由的宝贵；而古中国的百姓们却更加盼望明君。　　比较“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就不能不提到罗马和长安的缔造者或开创者们。相传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为母狼抚养，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雷慕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认为：罗马的残暴淫荡都与早期的血腥残忍有关。　　长安没有固定的缔造者。但刘邦、吕雉的残暴史书上都有记载。帮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们一个个被“走狗烹”，而长安的宫廷里因为女人争风吃醋，也曾经出现了叫“人彘”的东西（即把一个美丽的MM手脚都砍了，并且弄哑）。　　在凌沧洲先生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最像罗慕路斯，不仅在权力争夺战中诛杀了大哥和弟弟，还把他们的儿子都杀个干净，同时把他们的妻妾都收归己有，此种“高妙”是罗慕路斯比得了的吗？（见《唐书》）虽然李世民有雄才大略，虽然李世民胸怀宽广，但在斩草除根方面是决不手软的。而且帝国的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杨广就是昏君、淫荡之君，而唐太宗是千古明君。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短命王朝多暴君、昏君，固然有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君主来不及组织写作班子，塑造他们的英明形象。而长命王朝有充分的时间，一边记录前任的丑闻，一边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谎言重复一千遍不就成了真理吗。　　再看看千古一帝汉武帝。南齐人王俭记载道：“元朔中，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人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建章、未央、长安三宫，皆辇道相属。幸使宦者、妇人分属，或以为仆射，大者领四五百，小者领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辄住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亟被幸者数年一再遇。挟妇人媚术者甚众。选三百人常从幸郡、囿，载之后车，车上同辇者十六人，充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侍尚衣轩者亦如之。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而《旧唐书?食货志》亦记载道：“汉武帝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中，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可见唐玄宗的宫女是超过四万个的，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就五千多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多。这样看来，要评历史上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唐玄宗当之无愧。”（参见相关网络文献）　　至于女皇武则天的残暴淫荡那更是有案可查，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来俊臣等人就是她养的狗。帝国更是培养了一种告密的卑劣人格，以至于贵族望着秋天田野上出殡的队伍，叹息道：“能够老死的人是多么幸福！”　　长安，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抨击的那样，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　　马基亚维利在《论李维》中说：“罗马皇帝，除了提图斯以外，以继承方式得到帝国的人，通常都是专制者；以推举方式得到帝位的人，皆为明君。在明君统治下，安宁和美德无处不在，而在另一些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暴行无以数计，高贵、财富和古老的荣誉，尤其是德行被看做首恶，告密者领到赏金！”　　从残暴的角度看，我以为罗马是略胜于长安的。这不是因为帝国对外征战中屠杀的异族数目更多，而是因为罗马有其特殊的产物——竞技场。竞技场是嗜血的。多少奴隶、罪犯和野兽为了满足罗马人的欲望而命丧黄沙，一天下来，竞技场中的腐臭气息难闻，不得不洒香水。“我从竞技场回转家门，发现自己更贪婪，更嗜血。”“人性的堕落莫过于此。”一些古罗马作家如此写道。　　但是长安呢？长安没有献俘表演吗？槁街上没有高悬敌族的人头吗？飞将军李广曾感叹他一次杀死羌族降卒800名，其他将军的残暴更是不难推测。　　对待自己部族的人的残暴，罗马和长安也有一比。苏拉胁迫罗马元老院的时候，是大开杀戒的，而董卓在长安也曾演出了屠杀的大戏。　　对待异议分子和政敌西塞罗，安东尼不得不派刺客去暗杀，切下西塞罗的双手示众。对待忠臣和不同意见者司马迁，刘彻则要处死他，只是交了部分赎金后改为宫刑。　　比起长安的中国帝王拥有的后妃数目和他们的残暴淫荡，就是那最淫荡的罗马皇帝可能也要吃惊。而罗马皇帝再残暴淫荡，罗马人的婚姻制度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可能有明目张胆的庞大后宫。　　我不知道，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才子被帝国活埋在雪中　　历史的疑云　　自卑者玩弄权柄　　啊，罪恶的拳头这么凶狠地击中一个人的灵魂。　　——雨果　　才子被帝国打手活埋在雪中　　1415年冬天，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一个曾经是朝廷官员的在押犯行将被处决，处决的方式奇特而富有想象力，注定要在古代人权史上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页。　　多少年后，人们会记得这个被处决的在押犯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机智和才学，他的打油诗和对联——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东方朔式的文化笑星，但他的机智在死刑的面前就实在显得比较无能和弱智。　　多少年后，除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外，没几个人记得那位特务头子和行刑队长的大名，没有几个人研究帝国专制权力运作的奥秘——这样的死亡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绝后的。　　将近六百年后，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这个囚犯的名字，以及他的少数趣闻佚事。他就是才子解缙，不仅在中国文化绝学——对联上颇有造诣，而且他的几首打油诗以先贬后扬的抖包袱的手法，成了奉承作品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使工于谄媚的人们又惊又喜——　　有一个道士拿了自己的画像去找解缙题词。解缙即挥笔写下“贼贼贼”三字，道士大惊。解缙却不慌不忙又续写道：“有影无形拿不得。只因偷去老君丹，而今反做蓬莱客。”顺口而溜，先俗后雅，以贬衬褒，手法独到，令人叹绝。　　解缙　　一天，他奉召陪明太祖去御花园钓鱼。解缙是钓鱼高手，鱼儿接连上钩；而明太祖却一无所获，自然情绪低落了。　　皇帝是“天子”，事事都应当天下第一，钓鱼也是一样，如果解缙趁机逞强，那就不妙。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说：“皇上，别看鱼儿小，它们都懂得礼节。”　　这一说法真是闻所未闻。明太祖听了，满怀疑惑地问：“何以见得？”　　他从容地回答说：“这是真的，有诗为证。”随即吟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马屁拍得何等高妙！　　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无法当真。然而解学士的聪明才智却是无可质疑的，在清帝国官方修订的《明史》中记录：“当他密献万言书后，明太祖称赞了他的才华。”除了对他的对联、打油诗不能肯定外，可以肯定的是他写过万言书、《太平十策》，是《太祖实录》、《列女传》以及帝国浩大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的总裁,解缙可以算是帝国的文化和宣传界的重臣。然而献出《太平十策》的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太平，他卷入宫廷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太深了，这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六百年后的北京，研究解缙的文字和他的生平，我们不能不说：这个人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倾向——　　“我听说政令数改则百姓疑虑，用刑太繁则百姓会轻视法律。从开国至今，将近二十年了，却没有长期不变的法律，也不见哪一天有不犯错误的人。我曾经听说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杀奸逆。但没有听说褒奖一个大好人，对其奖赏延及后世，免除其家乡的赋税徭役，并且始终如一地这么做。……”　　解缙的万言书开篇就点明了大明帝国的专制恐怖统治，指出了帝国朝廷管理中的刻薄寡恩和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的现状。这篇万言书同时指出了贤者沉于下僚，昏庸者出任长官的黑暗事实。“杀人埋尸的凶悍之夫，品格卑鄙的愚蠢之辈，早上刚刚放下屠刀，晚上便穿上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因此贤者羞与他们为伍，庸人都效仿他们处世的方法。”　　解缙这篇万言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批判了明帝国司法体系中野蛮的连坐制度，为无辜的妇孺呼唤人权：“给人加罪不应罪及妻女，惩罚不应连及后代。连坐起于秦代的法律，诛杀子女是因为伪书。当今之为善者妻子儿女未必得蒙恩宠，而有过失者，即使是里胥小吏也必定会一并给他们加罪。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而法律又有将妇女配给功臣一条，听任他们已经不义，又怎样要求她们保持节义呢。这正是风俗转变的原因。”　　皇帝像一切政治老油条一样，一边表面上夸夸解缙有才华，一边什么也不做，让万言书如同废纸。帝国践踏人权的野蛮的司法制度，是不会因为文人官员的呼吁而有丝毫放松的。恐怖，放大恐怖，正是专制体制所要追求的效果。　　解缙在朝，既不懂得韬光养晦之策，又不能闭上直言之嘴；既不会像清代的刘墉、纪晓岚那样玩低调谨慎的伺上之策，也不会清代官吏曹振墉等人“多磕头，少说话”的妙法，相反自以为才智至高，上朝都敢对答，又好品评人物，管不住嘴巴，无所顾忌，朝臣多嫉妒他受宠，这就为他日后的倒下埋下了伏笔。　　在明太祖的时代，解缙就因为其个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经到兵部去索要奴隶，出言傲慢。尚书沈潜报告皇帝，皇帝说：“解缙敢玩世而放肆吗？”于是改任解缙为御史。当了御史的解缙仍不老实，李善长因为“谋反集团”的案子被诛杀，解缙居然辨不明政治风向，代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鸣冤叫屈的上告信，并上奏到皇帝那里。他还帮人起草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当时近臣之父都可以觐见皇帝，皇帝对解缙的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的儿子回去，让他进一步学习，十年之后再来，大用未晚。”　　解缙一回家就是八年，但这八年并没有使一个才子学会如何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如何在朝中做缩头乌龟，生存自保。1410年，明成祖北征，解缙上京奏事，拜见了皇太子后返回。随后，被人诬陷。朱棣既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对皇太子的权力也很警惕，于是，听从了谗言，将解缙下狱。　　过了近五年，锦衣卫统帅纪纲呈上囚犯花名册，朱棣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在世上吗？”纪纲于是将解缙灌醉后埋在雪中，致其死亡。解缙死后即被抄家，妻儿宗族都被发往辽东。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朱元璋的自卑与巩固权力　　考察了明帝国在文明史上的遗踪，凌沧洲先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征服和奴役，明帝国建立后，已经沦为半野蛮化。　　半野蛮化体现在帝国统治者的观念上，体现在政治、风俗、行政体制上，体现在人权、自由指数比起1279年以前大大下降的方面。　　明太祖是自西汉以降出身布衣的元首，即使汉帝国的刘邦先生，也是一亭长，好歹是国家的底层管理人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彻底的农民，识字不多，注定了其先天的不足和灵魂深处的自卑。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曾提出：君王要避免让人蔑视和憎恨。而农民元首的卑微出身，注定要被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蔑视。正视朱元璋内心中的自卑，就足以了解其立国后苛酷集权、滥杀功臣、打击知识分子尊严的一些做法。明太祖用这些专制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弥补自己的心理缺陷。这正如《怪物史莱克》中的侏儒统治者法夸要用高高的城堡和浩大的场面来弥补侏儒的自卑一样。在先天条件上，由于唐宋开国的太祖、太宗基本上都是从地方长官和朝廷高级军官的位置上取得天下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包袱要小，而心胸相对宽广。　　农民元首的局限还不仅在于自卑，更重要的是对天下、民族、政权的判断，已经完全经过了洗脑。虽然我不否认，朱元璋在反抗元暴政上有功劳，但是他对元朝统治的认识是完全模糊的，是否可以这么说，这种不能分清文明角逐、民族存亡的意识，也遗祸了几百年，以致在几百年后明帝国沦陷时，许多人都无法反弹起足够的民族意识。　　根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记录，1368年，朱元璋对徐达说：“中原百姓，流离相望。将帅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于民，其子孙不顾百姓死活，老天厌弃他们。”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于民？西征南下，杀人无数，屠城无数，难道是功德？朱元璋无法解释古中国的灭亡，无法解释汉族权力沦陷和权力真空的事实，必须以王朝天命的观念来解释民族的更迭。　　1370年，当北征将士俘获元的“嗣君”买的里八喇到京师时，群臣请杀俘献祭，朱元璋不许。群臣以唐太宗为例对朱元璋进行过劝说，但朱元璋的逻辑是：“太宗那是对付王世充。要对付隋的子孙，恐怕也不会这样。”　　从现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不杀俘当然是对的。而在唐太宗的时候，在大街上杀俘献祭，起到了鼓舞民气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的逻辑并非不杀人，看他杀功臣和自己的百姓时的残暴，就能推理。朱元璋的逻辑是杀谁不杀谁，他的理论是：买的里八喇那是前皇朝的后裔，杀不得。　　难怪许多末代皇帝都活得津津有味，而功臣和知识分子都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皇权的继承逻辑和思想根源在此！　　当时的捷报中可能充满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词汇，而朱元璋先生却对宰相说：“元朝统治中国百年，我和你们的父母都赖其生养，为何如此菲薄，要改掉。”　　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古代统治者们自私的逻辑，如果不认元贼作父，谁来承认他朱元璋的绝对独裁和权威呢？！　　明帝国的半野蛮化体现在其对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上，它基本上接受了元的行省政制。我们知道，像西方的现代民主，除了建构在自由、人权和票选上，地方自治也是其分权制衡的一种方式。在唐宋时代，虽然也是承袭秦制，但皇权并没有膨胀到像明帝国这样。　　帝国的政治是野蛮和血腥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阴谋反朱集团”的被打倒与株连九族等做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统治的实质。蓝玉，可以说是民族的功臣和英雄。敌国灭，功臣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帝国的集权体制与百姓的懦弱奴性，无法挽救功臣的性命。连敌国酋长的命都可保住，而功臣和英雄的命却不保，为何？权力的排他性使然。　　当帝国一再书写这种忘恩负义和“苏丹式的司法残暴”（孟德斯鸠语），你有什么理由指望被虐待的人们和他们的后裔不做汉奸？　　帝国的才子解缙是在雪天被特务头子灌醉后活埋在雪中的。这样的帝国，难道不是半野蛮化的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政权，也为汉族百姓免受游牧民族的压迫和奴役提供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当明帝国在1644年先被“流寇”困扰得半死，然后遭到清帝国铁骑的征服，人们就会尝到什么是更底层的奴隶的滋味了。　　在朱明王朝的统治下，人们的血性继续败坏，中原和江南将因为帝国君王的昏暴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将因为它的精英和百姓的性格的堕落而戴上几百年的枷锁和桎梏。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缓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的。它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援助人，后来却用无数胳膊来压迫人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清朝的暴政，与老孟说的何其相似。当它入关时，当明朝臣民还梦想他们向“流寇”复仇的时候，那无数压迫的胳膊早已藏在铁蹄后面。当铁壁合围的大幕拉开，当剃头易服的大幕拉开，当文字狱的大幕拉开，古中国的后裔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牢笼，而牢笼的大门在1644年已经砰然关上。　　明朝沦陷后，有星光的长夜变成了没有星光的长夜，人们再次向地狱深处坠落，继续向下，向下……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走向东方奥斯威辛——明帝国的最后报应　　明朝末年，内外更加交困。帝国从它创立之初，就不停地陷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每隔几年，边患即会重来，无论是鞑靼还是瓦剌，都在与明帝国摩擦。无论是因为边市的关闭，还是因为饥寒而为生存苦斗，最终的结果都是游牧民族的铁骑不断践踏明帝国的北方，有时甚至直逼京师附近。　　明朝末年，税负更加繁重苛酷，政治更加黑暗混乱，而天灾正在迅速逼近——地震、干旱、蝗虫、瘟疫。最后，暴政和饥饿把帝国苦难的百姓逼上了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道路。明帝国的灾民为造反准备了大量的干柴，帝国政治的专制与昏聩成了助燃的汽油，而饥荒与瘟疫成了点燃火山的火种。　　明帝国仿佛一个被蛀虫掏空了的庞大骨架，“流寇”们捅倒了它最后的支点，而等着收尸的竟是关外铁骑——一个为了蒙蔽中原和江南百姓修改自己国名为“清”的“后金”。　　我觉得，一切的历史可能都会追随着报应。明帝国持续两百余年的好运已经到头，在他们当政的岁月，构建的每一桩冤狱，喝下的每一滴民血，都驱动着报应的轮盘朝着不利于帝国的方向前进。　　没有明帝国的苛酷，那些流落东北的汉人能心生背叛之意，投向后金？　　但是，即使苛酷如斯，明帝国仍是中原和江南百姓抵挡外族的一道脆弱屏障。　　在明帝国沦亡后，登场的清帝国，成为了压榨百姓的利器，成了摧残天下民气的绞肉机。　　清帝国的宁古塔、尚阳堡，流放着成千上万的中原和江南志士。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清帝国构建起一座座庞大的集中营——东方的奥斯威辛（凌沧洲先生首创的学术命名）。这些被剥夺了自由、财产和尊严的仁人志士——其实许多也是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此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在半路上就会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发往披甲人为奴”者，妇女多数会被奸污，而男人几乎没有不被杀掉的。　　诗人丁介写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一个古老文明中的勇气、骨气在“集中营”里被摧残，百姓们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之下，清帝国就像一个奴隶大杂院和大集市！　　这是明帝国的报应。帝国君王的昏暴、愚昧而短视，帝国士大夫阶层的懦弱媚骨，换来了一座巨大的东方集中营——野心与贪欲、罪恶与血腥由权贵与精英们造成，代价却要由全体百姓来背负。　　当学术老包衣和家奴们在胡吹乱侃，把苦涩吹成甜蜜时，请留心看看，留心听听，你会发现——在清帝国，不仅是东北，帝国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东方的奥斯威辛？！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祭奠表演：极权与谎言的谱系　　1645年，就在清帝国纠集各部，连同汉奸吴三桂的部队，攻陷北京城后的第二年，明帝国的余部并没有放下武器屈膝投降。而明帝国的敌人李闯王的部队也在一边抵抗一边后退，正月，李闯王在潼关再战清联军，败退西安，再退商州。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出塞进击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现在登场的戏剧是入关。“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的梦想早已给铁蹄践踏，中原和江南已经群龙无首，中原大地现今只有血腥的搏击，这个曾经在12世纪以前辉煌的文明将会重新回到黑暗中。　　1645年农历3月，清帝国的攻心战端出一道祭奠大菜。在沦陷了的北京，清帝国年幼的首领福临在众多谄媚者的簇拥下，进入历代帝王庙，而祭奠的居然是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　　太祖，以及辅佐他们的主要大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见《清史稿》）　　能把这一堆人撮合到一起倒真是一大本事。但不知这一群人在黄泉路上会打架否？　　这个奇怪的祭奠名单肯定是经过清帝国高层精心研究定夺的。表面上看来，是消融了界限，颇有几代统治者、不同利益头目抱成一团的感觉。但是，名单中把宋太祖赶了出去，把唐高祖赶了出去，何故？！　　凌沧洲先生大胆为这份祭奠名单做个解读：宋是金国的世仇，蔡州之战，宋军灭了前金，是后金的战略和精神敌人，决不能入选。而唐太宗时代，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清帝国的元首对唐太宗贬损有加，曾在一次与汉奸大臣的对话中谈到唐太宗不如明太祖，因为明太祖的制度，在后金元首看来是可传之万代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佐证凌沧洲先生的论断，专制的明帝国确然已经半野蛮化。　　清帝国元首皇太极先生屡次推崇金世宗，认为他是明君。1636年11月13日，皇太极先生下诏：“金世宗即位后，担心子孙效仿汉人，便告诫他们不要忘记了祖先的法度，要练习骑马射箭，可惜他的后人们没有记住他的告诫，终于亡国。……我担心后世的子孙忘记这一点，仿效汉人而忘记了骑马射箭的武艺，这一点足以让人忧虑，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把蒙古的统治者列在祭奠名单上，有现实的战略考虑，既然公主们都可以一个个地嫁给蒙古王公来巩固政治分赃的联盟，这些嗜血者们当然得高高供奉祭奠。　　在这次奇怪而丑陋的祭奠表演中，朱元璋扮演了一个道具的角色。只要想一想，屠刀已经霍霍地磨向了朱元璋的子孙，姓朱的王族后裔在其后的征服中大部分被诛杀，甚至在1673年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朱元璋子孙因为抗拒剃发令而被玄烨先生发配给八旗为奴，从这里就知道这祭奠实在是猫哭耗子，收买人心，是典型的自卑者玩弄权术的套路之一，我想朱元璋先生若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他的后裔子孙哭泣的。　　更要哭泣的是徐达和刘伯温。徐达，这个多年出塞、浴血奋战的将军，他的亡灵遭受如此捉弄，不觉得羞辱吗？　　刘伯温，这个写下了“手执大刀九十九”的人，你的灵魂在九泉下是否会哭泣？你智慧的眼睛是否看到了即将来临的禁锢自由、加深奴性的几百年惨剧，是否看见了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正在向一个民族招手？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腊肉”对刨棺戮尸喜爱　　盛世领袖的攻心术　　——清朝文字狱及其心理后果　　来，使人盲目的黑夜，　　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　　用你的无形的毒手，　　毁除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吧！　　天色正在朦胧起来，　　乌鸦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　　一天的好事开始沉沉睡去，　　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捕他们的猎物。　　——莎士比亚《麦克白》　　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　　对专制政体，品德是绝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腊肉”，是网络上创造发明的词汇，专指僵尸、干尸之类的古董玩意儿；“康雍乾腊肉”，是我凌沧洲的发明，专指被吹为盛世明君实则专制暴君的康熙、雍正、乾隆的僵尸。　　17、18世纪正是欧洲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18世纪,启蒙时代解除了套在人身上的枷锁，反观东方大地，在康雍乾腊肉的带领下，套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不是没了，轻了，而是多了，重了，恐怖笼罩大地，血色密布乾坤，神州沦为鬼州，人间化作地狱。　　“腊肉”们对刨棺戮尸情有独钟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金庸《鹿鼎记》）　　这是文学家描写的清朝文字狱时押解《明史》案囚犯的一幕，我相信，真实的历史远比这更残酷。　　1663年的《明史》案，是清王朝套向中原百姓身上的一根铁索，写作者、参阅者、刻工、刷匠、买书的、藏书的都被斩。妇女均发配边疆为奴，死至少七十余人，牵连七百余家。并且把主编者庄廷鑨戮尸。　　显然，对这些不合乎清朝统治者标准的历史观必须扫荡干净，才能让江山永固。　　1713年，康熙腊肉杀历史学家戴名世，戮方孝标尸，因为戴的历史著作中记录了南明三王的历史和纪年。看来，腊肉的屠杀和攻心战非常成功，三百年后，人们还以1644年的王朝纪年为清朝开篇，而忘却了此时明朝并未彻底亡国。　　1717年，自私的康熙腊肉为了闭锁国家，对出海贸易做出诸多限制，出国不返者，拿不住本人，就将知情同去的人关押起来。　　1725年，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雍正腊肉对功狗年羹尧的幕僚文人汪景祺大开杀戒，汪的诗集中居然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立斩，妻子为奴。　　次年，该腊肉又吹毛求疵，查出所谓江西乡试试题有问题，拿了查嗣庭大兴文狱。并且借此报复江南知识分子，停止浙江的乡会试，因为汪、查是浙江人。　　1727年，查嗣庭在狱中病故，腊肉也不放过，戮尸泄愤，其子受株连，家属遭流放。　　1729年，雍正腊肉掀起一个迫害思想、迫害文化的高潮。曾静、张熙、吕留良案起。无耻的是，腊肉竟然要全国知识分子表态。万民无声，唯有山西夏县出现了一反动帖：“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透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腊肉狂怒，批示：“悉心根究，莫令奸匪漏网。”　　清朝腊肉们在疯狂打压和屠杀言论自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精神上的同化政策。　　1716年，编了一个腊肉牌《康熙字典》。　　1725年，颁布《圣谕广训》，当然肯定用的是百姓的血汗钱。　　1735年，历时多年的官修版《明史》成书。凌沧洲通读了该书的白话文版，客观地说，该书在细节和文采上是不错的，但在清朝文化和思想审查的大气候下，该书的阴险心机也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读官修版《明史》，只会得出明代皇帝比较昏聩的结论，无奈清朝的这点把戏唬得住庸人，却唬不住老凌等睿智之士。一、读完明史，你会发现明代的知识分子言论的空间是很大的，百姓们的骨头还是硬的，当权者还没有彻底把他们玩残；二、如果清朝不心怀鬼胎，又何必把民间写的各种版本的明史一一诛杀？　　相比之下，朱元璋的史官们就太不敬业，只编了不到一年，就弄出一本《元史》，不仅粗糙，而且由于王朝史观作怪，不能公布中原被征服的真相。　　1732年，思想家，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吕留良先生在死后多年，被腊肉及其帮凶无情地从坟墓中拽起戮尸，家族也惨遭株连。　　搞笑而残忍的是，为了让腊肉爷爷的《康熙字典》，一花独放，腊肉孙子乾隆在1777年制造了一个案子，当时，江西有个举人叫王锡侯，为了混口饭吃，就编了一部字典《字贯》，被人告发。乾隆腊肉找了碴儿，就把王先生给斩了，这下，谁还敢编字典呀？腊肉的字典，连同其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都能畅通无阻了。　　乾隆腊肉时代的法国思想大家辈出，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将完成推动人类历史的著作，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亮光照亮了人类的黑夜。而在东方，在乾隆腊肉的统治之下，编一部字典就能送了命；此时的东方民族就像一头喝醉了的盲牛，从容走向黑夜的屠场而不自知。　　就在查抄字典案的当年，一个手上也沾着无辜文人鲜血的封疆大吏高晋建议武闱舞刀改为鸟枪，乾隆腊肉不同意，因为怕民间会放枪的人增多。　　清朝腊肉其自私愚昧之心，从此可见一斑：民众会放枪，就有可能造反，就可能危及其黑帮政权的生存。这个禁令，与清朝禁止汉人养马，禁止民间制藤牌是一样的心理。　　1746年，清朝下了一道禁令——禁止百姓出山海关。　　这道命令，对现今清朝腊肉的粉丝来说，不啻为一记响亮的耳光。腊粉们胡言：清朝带来了东北等土地的嫁妆。　　看看这份嫁妆吧，在腊肉们的时代，民众只能悄悄出关！而在近两百年后，清朝的末代腊肉溥仪，将会把这份“嫁妆”献给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雅正群言与删改旧籍　　东方专制国家的权柄，传到了腊肉孙子乾隆手中时，这位聪明过人的独裁者，这位英明而阴险的皇帝，平均两年就要兴一次文字大狱，等于平均两年就要吃一次人血馒头。　　凌沧洲先生必须悲哀地承认：乾隆的专制是空前的，虽然并不绝后。　　把乾隆以前的腊肉们都拿出来晾晒晾晒，就会发现没有像乾隆对文化和思想控制得这么紧的。暴君嬴政最多烧了一次书，埋了一批儒生而已；暴君汉武最多去了司马迁的势而已，如果司马迁理财有方，能赎买自己，还是有救的；及至中华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唐宋时期，文字狱几乎是没有的，李白被流放是因为站错了队，苏东坡入狱是因为新旧党争，并且都获得了释放。　　在清朝糊弄历史、篡改历史、混淆历史多年后，实际上，就已经把中华民族的灵魂、思想、骨气、血性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清朝腊肉的粉丝们至今仍然在提明代文字狱，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光天之下以身作则”，触犯了朱元璋“光”和“贼”的忌讳，且不说这种史料是否真实，明代大规模兴起文字狱的证据又何在？可有人因为一本书而被凌迟，连带全家为奴的？可有人因为一首诗歌而被杀害，死后还被戮尸刨棺的？可有株连得丧心病狂，连买书的、刻书的、印书的、卖书的、藏书的也一并杀了的？　　无边的极权专制恐怖渗透到了每个中原百姓的家里、灵魂中，因为在这样一个热爱诗歌、热爱文化的国度中，诗歌和文化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成为了家破人亡的导火索。即使不为自己着想，总得为家人和孩子着想吧？　　把专制的大刀磨得更快，伸向文字狱、思想狱后面无辜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这就是伟大的清朝帝国的发明，伟大的腊肉们的杰作！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康熙、雍正、乾隆等腊肉推向人类末日的审判台！　　人类历史上没有像腊肉粉丝这样的人，以色列人不会歌颂达豪集中营，不会播放罗马人对他们的屠杀。　　日耳曼人播放的是日耳曼人反抗罗马、追求自由的影视，凌沧洲先生就亲眼看过这种影视。　　俄国思想界、文化界对金帐汗国的奴役也是深恶痛绝的，这从他们对蒙古汗国的蔑称就能看出。他们以帐篷的颜色来称呼蒙古汗国，从来没有认他们为正统。即使现今还有两个蒙古人聚居的共和国，但他们也并没有把蒙古大汗的臭脚捧了又捧。　　俄国作家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在《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中译本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说：　　在俄国历史的许多要素中，最悲惨的和最痛苦的是不断遭受外敌的侵略。在俄国1000年的历史中，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些民族灾难被记忆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面对征服，面对这样的民族灾难，有记忆吗？如果有，那么这记忆是真实的记忆、真相的记忆，还是被篡改的记忆？!　　专制愚昧的天朝不是自清朝开始的，朱元璋就无法解释汉民族为什么会被元朝征服。因为天子是天下的主宰，于是，元朝依然是正统。　　王朝史观实在是一种愚昧的历史观点，它无法解释民族、地缘的裂变。　　18世纪,东方帝国在康雍乾腊肉的强力打造下，向着更深的奴性进军。　　除了编辑《康熙字典》之外，腊肉还下令颁行十三经和二十一史到各州县。　　1739年，颁发《钦定四书文》。　　1746年，《明通鉴纲目》修成。　　1773年，开设四库全书馆，要把天下著作都统一到腊肉的思维方式上来。　　1775年，又下令查阅各省上缴的应毁书籍，并为个别书籍作结论。令文化弄臣们收集天下图书，“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　　1776年，乾隆腊肉下令删改旧籍。也就是说，不仅要禁书，而且还要篡改别人的著作，撒谎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康雍乾腊肉所造的孽，绝不止于文字狱、思想狱，其实质是对东方民族民气的全面摧残和折磨。　　而康雍乾腊肉这些伟大的“政绩”一点都没有在　　影视剧中反映，这真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清朝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清朝两位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一根专制腊肉，搞得东方大地臭气冲天，玩残了千千万万中原百姓，许多人“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　　以21世纪文明的视野来看，专制统治下的所谓盛世、治世（比如清朝造出的康雍乾盛世，还造出了乾嘉盛世），所谓新政（比如同光新政），均是赤裸裸的谎言。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康熙腊肉之前，帝国的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人在为自由奋斗，天下还没阉阉然全化作奴隶、奴才，当然，腊肉们自己也不好意思称之为“盛世”；而康雍乾三根腊肉之后，烽火遍地，西方炮舰即将轰开大门，腊肉们再吹盛世，更是不好意思，于是就吹新政。新政？光绪腊肉还有点想革新的意思，无非也是在亡国亡权的逼迫下的思变；而同治，莫非新政到烟花柳巷？时人讽刺为“不爱家鸡爱野鸡，可怜天子出天花。”老凌说实话，这些清朝统治下的民谣作者，思想水平比辫子戏作者的水平都高。　　腊肉们大兴文狱，禁锢思想，闭关锁国，好关起门来治理家奴。若干年后，清朝国的思想家龚自珍先生如何评价腊肉们的政绩呢？　　“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见《龚自珍全集?平均篇》）“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见《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龚自珍先生哀叹人才的凋零，讽刺挖苦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先生更揭露了腊肉们恶毒的攻心术、洗脑术和宣传欺骗术：“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腊肉们为了维护专制极权的绝对权威，他们“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假话连篇，逢迎谄媚、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高居庙堂，英才沦为下流，特立独行之士要么到监狱中寻找，要么刑场上见，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　　1899年，清朝腊肉国行将走进坟墓的时候，谭嗣同的遗作《仁学》出版。　　其中对专制的批判，尤其是野蛮专制的批判，值得一看：　　天下为君主囊中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象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着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缘饰皮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　　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茍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　　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着《大义觉迷录》也。……其祸可胜言哉？　　谭嗣同的以上文字可以为清朝腊肉们的丰功伟绩作一完美鉴定。　　凌沧洲给谭嗣同这一大段文字梳理出关键词几个：征服、钳口、掠夺、无赖。　　谭嗣同提到文字狱，提到中原百姓被征服的血泪史，西方国家都能记录言说，但中国人自己不能。被屠杀已经够可悲的了，不能说被屠杀更可悲。　　还有，谭嗣同也提及乾隆腊肉屠杀准噶尔部的历史，并且指斥他们篡改历史的无耻。康雍乾腊肉们的南巡，无非是隋炀帝行为的翻版而已。谭的思想觉悟，比今之捧康雍乾腊肉臭脚者，又何止高明百倍！　　康雍乾腊肉，是一个悲怆时代的碾碎机，碾碎了中原百姓的自由、人权和思想进步的可能，把中国碾碎成世界文明的孤儿，把中国成千上万的男女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了精神太监，令中华文明堕入万劫难复的深渊。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清王朝的最后报应　　1928年7月5日，统治中国达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终于遭到了最惨烈的报应。　　下午，清朝王陵炸药爆发，声震山谷。此次暴力和野蛮考古（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盗墓）的对象是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东陵。　　8月，消息传到溥仪的耳中，令其大受刺激。8月18日，清朝宗室前往被盗地区查看情况。　　清朝遗老们从墓地发回如下报告——　　关于乾隆弘历先生：　　乃募人匍入探之，果得头颅骨一。命检验吏审视，确为男体，即高宗也。……下颊已碎为二……腰肋不甚全，由缺左胫，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竟无从觅。　　遗老们见状，老泪纵横。“一代伟人”、“盛世明君”的弘历先生，“十全天子”、“古稀老人”的乾隆先生，竟然受到这样的待遇！头骨之所以不全，据说是盗墓者要从其口中撬取夜明珠。同时遭难的有孝贤皇后与皇贵妃三位的骸骨。　　关于慈禧女士：　　开视慈禧玉体在焉。面朝下……头发散乱，上半露体……遍身皆生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