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雪上加霜（21）*中央在安排彭德怀去三线的同时，分配黄克诚去山西，习仲勋去河南。黄和习各自准备行装，离开北京。唯彭德怀尚在吴家花园。21日还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 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解铃还须系铃人”。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信，当即通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到他的住地颐年堂来。他决定明天亲自同彭德怀谈话，请刘、周、邓、彭参加。 9月23日早7点30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主席约他8点30分前去谈话。彭德怀答：“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来就来吧!”彭德怀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一夜工作尚未休息，看见彭德怀来到，伸出了手。 1959年10月13日中南海一晤后，转眼6年，“老毛”和老彭”又握手言欢了。 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压在他心头的多少委曲都烟消云散。他向和颜悦色、专门等候着他的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也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天大的、严重的“翻案书”，被毛泽东一句话就化解了。 彭德怀说：“好!”然后心平气和向毛泽东解释了他向彭真、贾震等人谈过的不愿去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 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我对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做了三条保证。” “哪三条?”毛泽东问。他似乎是遗忘了。 “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答了一遍。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再次使彭德怀完全敬服。 谈着，*和彭真来到。稍后，刘少奇也到了。时已8点40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 “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些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毛泽东讲后，刘少奇、*同声赞成彭德怀去当副总指挥。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红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四、雪上加霜（22）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5小时30分钟。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以后“*”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 “真理也许在你那边。”对于他素所敬仰的毛泽东，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来说，他还需要什么更多的言辞呢?从颐年堂回来以后，他的心情很愉快。梅魁来了，他马上告诉梅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毛主席让我到他那里去，我们谈了5个多小时。我已经决定去三线工作了，又能够为人民服务了!” 晚饭时，他又对梅魁说：“这次毛主席并没有给我*，但他说‘真理也许是在你那一边’。只要他能承认有错误，我就工作!” 然而，他的心头也被投下一些新的阴影，使他迷惑不解，难以接受。 这是毛泽东在送别他时突然和他说的几句话。毛泽东问彭德怀：“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感到异常突然，毛泽东为何又来了这样一个大转弯，而且并无此事。彭德怀在回忆材料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这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整个会见的气氛仍旧压倒了临去突然这一问。彭德怀开始为结束吴家花园的生活，投入新的工作做准备。 2250日悄然一页过 10月6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请彭德怀到中南海怀仁堂，告诉他，等刘少奇从东北回京，还要召集西南区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开一次会，要彭德怀为去西南工作先做些准备。*对彭德怀说：“业务上大家都是外行，政治上照主席说的要互相信任。” *谈话后，彭德怀到*家里，请他帮助办理离京前的事务。 彭德怀向*谈了*谈话的内容，并向*辞行。面对老战友，彭德怀一掬肺腑，说：“这次到西南，我很难过，我不想去，想要搞农业，担任王震那个角色。有人(因此)说我对毛主席这样仇恨，其实我只是对主席思想跟不上……”谈话中彭德怀不禁潸然。 刘少奇回北京后，于16日晚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李井泉(*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程子华(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三线建委副书记)、贾其云(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彭真参加了会议。 刘少奇对西南三省负责人说：“按照毛主席关于干部要保持晚节的指示，中央决定把犯错误的干部分配工作，中央决定分配彭德怀到西南工作。” “犯错误干部”彭德怀稍晚入会场，刘少奇问彭：四、雪上加霜（23）“你对中央的政治路线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答：“同意中央的政治路线。” “你对中央的国际路线如何(看)?” “也同意中央的国际路线。” 刘少奇说：“既然同意，就有合作的基础。”又对与会的人说：“彭德怀过去的问题是中央解决，西南不要问。彭德怀过去的问题，既往不咎。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建立威信。” 说到此处，刘少奇望着彭德怀，等彭德怀表态。 彭德怀把手一摆，说：“我根本没有反党罪行。”他又用左手指着右手中指说：“过去我和党是一条心的，活在一起，就是有过一段分歧。”他指的是庐山会议之事。 *用话拦住他：“你过去的意见可以保留，不要说了。今后要好好干，保持晚节。” 彭德怀提前退席，其他人继续研究彭德怀去成都(三线指挥部所在地)后的生活安排，包括看文件、听传达等问题。 参加紫光阁会议之后，吴家花园内就开始准备行装了。一天，彭德怀让景希珍去买了些糖果瓜子，自己去把园内的苹果摘下一堆，请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开座谈会。彭德怀站起身来为大家一一送烟，说：“感谢你们多年对我的照顾，我却对不起你们。这次去西南，你们我谁也不带，只我自己去。”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3人在吴家花园和彭德怀一起度过了6年时光，一旦说分别，都很难过。彭德怀为使大家放心，说：“少奇同志这次说不算旧账，对我鼓舞很大。” 接着，中央办公厅通知彭德怀，景、綦、赵3人仍要跟随去川，于是挂甲屯的吴家花园显出又要披挂出征的气氛。 彭德怀又写了一封信，让彭梅魁到北京师范大学送给浦安修，说：“这是我给你伯母写的。你告诉她，毛主席已经和我谈过话了，我就要去西南工作，你把这封信送给她，她一定很高兴。” 使彭德怀踌躇挂心的是小侄女彭钢。彭钢还没有个家，吴家花园就是她的家。彭德怀一走，彭钢住到哪里去呢?按说，彭德怀对组织上要求一下，为彭钢找个住处是合情合理的。但对彭德怀来说，却感到这是个十分为难的事情。左思右想，他才向组织提出给彭钢找间住房，还对彭钢说：“小兔，我一辈子没有为个人私事向组织上要求过什么，只为你破了这次例咯。” 将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人物挂职下放，分散各地，看来只是毛泽东即将揭开的阶级斗争历史新篇章中一个次要的段落。其主题早在同年毛泽东去杭州度夏期间开始拟议，这就是以后揭开“*”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世。这篇由毛泽东夫人江青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直接主持，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姚文元执笔的文章，把早在40年代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解放区投奔光明的北大著名教授、明史专家吴晗在1959年6月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号召而写的一个剧本《海瑞罢官》，硬和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出现的彭德怀被罢官一事联系起来，说成是替彭德怀翻案。在1965年夏季的几天里，毛泽东的专用列车在沪杭铁路线上疾驶。常常是头一天从“淡装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出发，第二天又由上海返回。 了解了这个背景就不会奇怪，在*中央安排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讨论中的调子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彭德怀谈话的精神相比，应当说是有原则上的差异。据专案办公室记录，在讨论时，专案领导的指示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组“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彭德怀不是替高岗抬轿子，他看不起高岗，是要高岗给他抬轿子，他要当皇帝”，“他一直隐蔽真相，到庐山会议才出来!……”四、雪上加霜（24）专案组还收到一条据说是某人从莫斯科某大学学生处辗转听来的惊人情报：赫鲁晓夫要彭德怀回国后，对毛泽东“取而代之”。这一耸人的“揭发”，无疑给“落井”的彭德怀下了一块重石。 当天边向彭德怀透出一角希望之光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中国、以批吴晗为“罢官海瑞—彭德怀”翻案为发端的政治大风暴。 毛泽东、刘少奇、*一致支持彭德怀出来工作，对他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彭德怀带着“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莫大宽慰和“毛主席没有给我*错误”的隐隐不安准备离京赴任。他的情绪看起来越来越好。綦魁英等身边工作人员也为他终于走出困境，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谅解而高兴。綦、景、赵3人积极收拾行装，准备全家随他入川。他们都要离开这个幽居闭塞的吴家花园了。彭德怀在挂甲屯的群众中如鱼得水，但是他非区区池中之物，他需要的是大海。他已经67岁了，他的身体还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只有为他许身的崇高理想燃尽自己，他才能得到永恒的安宁。 行前，彭德怀让侄女彭梅魁到北京师范大学去看浦安修，并带去一封信，希望行前能和浦安修相见。信很短：“日内即离开北京他往，本想临行看看你，恐有不便，故未成行。”在彭德怀离京的前一天，浦安修来到吴家花园。晚饭时，彭德怀很激动，举箸向坐在对面的浦安修和两侧的侄女儿说：“今天算是一次分家饭，为了革命，我不会因此而灰心。你们可以放心，并望努力，各自进步。”浦安修说：“希望你和同志们搞好关系。” 饭后，侄女儿走开了，浦安修默默坐着，彭德怀含笑对妻子说：“等你哪天老了，或者闹病，爬不动了，就到成都来找我，我好照顾你。不然，谁来管你呢!”听了彭德怀这辛酸又深情的话，浦安修知道，这里面隐含着一段太行山的往事。 那是1941年的秋天，浦安修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妻子刘志兰一起在东堡村蹲点，好一段时间没有回总部了。一天，左权忽然来到——自然是来看刘志兰的。左权告诉浦安修，彭老总也来了，又笑问她：“你用什么来招待他呀?”左权走后，浦安修兴冲冲和刘志兰在村里人家寻买了一些柿饼、核桃，把屋子收拾好，专等彭德怀来。 一等一个下午，直到日落西山不见老总到来，到部队一打听，说彭老总早已骑马走啦!浦安修回到住地，心里十分难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她和彭德怀本来就聚少离多，彭德怀肩负重任，殚精竭虑，对她有时还不免疏忽，性格内向的浦安修总是默默承受。但这一次，左权也是戎马倥偬呀，虽然片言数语，说明他心里是惦着刘志兰的。而彭德怀呢?“早骑马走啦!”她心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只觉心神恍惚。刘志兰发现她神态异常，连夜设法告知左权。第二天清早，总部派人来接她和刘志兰回去。彭德怀向刘志兰详细问过情况，留浦安修在总部养病，军务之余，对她体贴照顾，无微不至。一个月后，浦安修精神恢复，彭德怀还问她：“我要做一个卫生员，你看准够格吧!” 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浦安修不禁凄然，说：你去三线工作上了轨道，我也转到那边工作去吧。 1965年11月28日下午14时40分，33次列车一声长鸣，从北京站开出，驶向成都。到车站送行的有党校的副校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南海警卫局的几位领导干部，还有彭梅魁、彭钢和侄儿彭康白。火车开动，大家转身出站，彭钢哭了，彭梅魁痴立在站台上，恋恋地向伯伯招手。四、雪上加霜（25）彭德怀身穿染成黑色的军大衣，端坐在车厢内，目光投向远方。吴家花园2250日的生活，如历史的一页悄然翻过。 火车飞驰过华北平原，穿豫北、越潼关，驶向八百里秦川。这里曾是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两度鏖战的战场，也是他曾描绘建设大西北蓝图的地方。俱往矣，今天，他思索的是未来，他的心又跳动在新的战场上了。 千年挂甲屯 长忆大将军 千年挂甲屯究竟谁曾在这里挂过甲，只有传说，并无文字记载。而今后，它的名字将和一位真真实实的元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彭德怀悄然离去了，未能向他的村邻告别，但挂甲屯的村民没有忘记他，他们将自己和这位挂甲元帅之间的友谊和故事传给子孙后代。 彭德怀刚进挂甲屯，村民——公社社员用奇怪的眼光注视他。公社干部早就被告知，这是彭德怀，是个犯了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反党集团的头子；国防部长的职务已经撤掉了，但党对他宽大处理，还保留着他的党籍和其他名义；彭德怀到这里来住，是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改造思想云云。社员听到一些“风”，初见他像个老百姓在村巷里走，不免有些尴尬。同一个屯子里的住户，见面总是要打打招呼、说说话的，见了这个彭德怀打不打招呼呢?怎么称呼他呢?彭德怀很自然，见了人主动招呼，说：“我是彭德怀，是个犯了错误的人咯。” 彭德怀在挂甲屯本是个特殊的居民，石砌的围墙，宽大的院落，严密的警卫，但这些没有把他和村里的社员隔开，很快，他就和周围的人家熟悉了。 彭德怀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走出村子去散步。他散步又偏爱走田埂小路。村外有一座小桥，他常在桥上倚栏四望。田野、村庄，唤起他一些什么回忆呢?不管思绪飘向何方，看到有社员在地里干活，他就走过去帮助干一会儿。转一大圈回村，常常还顺便拐到某家去看看、问问。挂甲屯80多户人家，差不多他都了解。至今，老人们仍然记得他刚到村见人就说的那句话：“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咯!”日子长了，人们不在乎他“犯错误”，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好心的老头子了。 1962年9月，十中全会以前，国务院管理局每月派电影放映队来给他放电影，他坚持要把附近的居民请来一起坐在院子里看。 吴家花园饮水靠村里的一口小土井。天旱井干，下雨井满，实际是用不洁的雨水。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给全村人用。机井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出水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十中全会后，门卫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脾气，可卫兵是奉命站岗，彭德怀发了一次火后，也就不和战士多说，他要另想办法。 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把景希珍叫到大门口来，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景希珍急忙找来工人、材料。彭德怀说干就干，他每天到门口查看几次，帮助工人搬砖头。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彭德怀每次路过，遇上有小孩子打水，少不了还要上去帮上一把。一天，引水管不出水，彭德怀很着急，弯下腰去，用嘴衔住龙头吸气，看看是什么毛病。 吴家花园两邻居民没有电灯，每到夜晚，园内灯光明亮，园外一片昏黑。彭德怀又想帮助邻居办电。正值困难时期，大家没钱，没材料。1961年夏天，彭德怀花了五六百元，买来电杆电线，从吴家花园把电引到两邻14户居民家里。四、雪上加霜（26）这年夏季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4时，雨势越来越大，彭德怀翻身下床，披上雨衣，冲出大门，蹚着深水直奔村内陆兴家里。这时陆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颤摇，陆兴一家8口畏缩在上漏下灌的危房内。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陆家执意不去。他又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手执电筒，指挥哨兵给陆家苫房。随后，彭德怀在雨中逐户查看，把住危房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让炊事员熬了一锅姜汤，和工作人员一起把热汤一碗碗送到挨淋的人手中。 一天，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内转着圈子散步，对跟在身后的哨兵说：“院内房子很多，农民还没有住的呢!给他们一些多好!”哨兵不知该怎么回答，没有吭声，将这件事记在了当天的哨兵记事本上。十中全会以后，哨兵就开始每天记录彭德怀的言行，登记来吴家花园的人员和信件情况；彭德怀晚上就寝以后，哨兵还要将他住房东头屋角上的电灯打开，以便观察。白天，哨兵更是步步紧跟，彭德怀要到院外散步，不时受到劝阻。 但彭德怀不管哨兵的劝阻、跟踪，在外出散步后，仍然不时往挂甲屯那些熟悉的人家中走。由于他的帮助，突患半身瘫痪的民兵队长李文林得到救治，恢复了健康。在李文林住院期间，李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筹钱，让大孩子退了学，又把刚满8个月的孩子忍痛送人。彭德怀得知此事，连忙给李家送去奶粉、白糖、饼干，自己订的鲜奶也不喝了，叫给婴儿送去。又给李家的大孩子送去书包、袜子等物，劝李妻把婴儿留下，让大孩子复学，由他来负担李文林的医疗费。公社领导听说后，为李文林解决了医疗费问题。李文林的妻子几次对彭德怀哭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子呵!”吴家花园内几个工作人员的家属，也是彭德怀经常关心的对象。园内、园外，每遇到谁家有难处，他就要帮助，说：“我看到这样的事，不能不管!” 彭德怀自己的生活标准却一再降低。平时吃自己种的菜，改善生活有水塘里养的鱼。侄儿女来看望他，他自己去鱼塘打鱼招待他们。侄女彭梅魁回家见他饮食清淡，劝他增加营养保重身体。他总是摇摇头，叹气：“目前国家这样困难，我在这里吃闲饭，难受呀!”工作人员进城为他买东西要骑自行车，不得用小汽车，为的是给公家节省汽油。只有在帮助群众的时候他才毫不吝惜解囊花自己的工资。 罢官以来，彭德怀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整整住了6年。6年中，彭德怀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自己“驻地”的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问疾送医，扶难救危，解决水、电，指导生产……他也认真当起挂甲屯的一个居民来，凡有红白之事，他必要亲到，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默哀。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刚离开吴家花园，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装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人们学习解放军战士雷锋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有人却向一贯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的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泼污水。 五、梦断三线（1）山高雾重 壮志难酬 1965年11月30日上午9时许，彭德怀抵成都。 他终于摆脱了“白吃人民小米”的负疚心情，胸中积聚了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在国防重地的大三线军工建设上做出贡献。 1965年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到中南海谈话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谈话共进行了5个半小时。11月28日，彭德怀离开北京，30日抵成都。图为彭德怀在成都的住处——永兴巷7号。彭德怀的住处安排在永兴巷7号，院子不大，内有几处房屋。彭德怀选择了一栋间数少的平房说：“能放张床和办公桌就行了。”除了乌石彭家围子的老家，他不再有家。和他一起住在永兴巷7号的是从中南海到吴家花园一直工作在他身边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3家。 11月30日下午，住屋刚安置好，彭德怀就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他亲笔写了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贴在会客室的墙上。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是军工，作为建委第三副主任，怎能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两个月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都由他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他跑遍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他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本来就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他碰不得军事工业了。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也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况。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在向有关领导干部宣布*中央关于彭德怀出任三线建委副总指挥的决定时，还打了招呼：“彭德怀到你们那里检查工作，他有什么指示你们(如)要执行，要根据你们那里的具体情况，他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也可以不办”，“三线军工他就不要接触了”等。这对干部自然是一个强烈的暗示。 西南局如此迎接彭德怀，这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谈话及刘少奇在西南各省领导人会议上交代的精神都大相径庭了，而和中央主持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精神又是一致的。五、梦断三线（2）这幕后的玄机可从掌握彭德怀的西南局第一把手李井泉身上看出端倪。李井泉是大跃进的鼓吹者，庐山会议上批彭的积极分子。庐山会议后，许多地方按中央的要求向领导干部传达中央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的意见书究竟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李井泉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会上先不谈庐山会议情况，只将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发给大家讨论，“意见书”得到很多干部的赞同，于是李井泉又“钓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幸而，七千人大会后*总书记提出对反右倾问题“一风吹”，这批干部才得到解脱。 为此，把彭德怀交给李井泉，毛泽东是放心的。 彭德怀仍然认真听汇报。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的后勤工作。这说明，确实对他保密军工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二人就未谈下去，分工没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也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问。这就是他在“*”被“揪”后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的：“1965年11月27日(应为11月30日)到达成都至1966年12月22日(应为25日)离开成都，从始到终都没有分配我的具体工作”的情况。 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地读下去。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綦魁英、景希珍正在屋内，忙问：“怎么啦?”彭德怀指着姚文元文章中的一段说：“你看!你看!”两人看过，心中又紧张起来，宽解说：“这是学术文章，批吴晗的，不是指你吧!”彭德怀冷静下来，自言自语：“姚文元是什么人?为什么含沙射影?评戏为什么又打我彭德怀的耳刮子?!”他背着手，思索了一会儿，淡淡一笑，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尽管没有给他具体分工，他的热情还是很高，姚文元的文章也抛到脑后了。彭德怀马上出发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12月12日开始第一次外出，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顺路先到广安县参观了两个正在建设的仪器厂工地，会后去内江、自贡、威远参观天然气和炭黑生产情况。工地、矿山的蓬勃景象和沿途农村的一片葱绿，使他看到了3年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好势头。他一路兴致很高，谈笑风生。 1966年元旦刚过，他回到成都，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13日，《人民日报》刊出思彤《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文中写道：“庐山会议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进攻，揭穿了他们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失败以后，受到了应得的处分，有些人被撤了职，也就是罢了官。”“要害就在这里。”彭德怀看到这里没有再发脾气。他认为这毕竟是个人的文章。他相信毛泽东对他说的话：“过去(庐山会议)我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我支持你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他自然无从知道，在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里，有江青的许多“心血”。姚文元的身后，除了江青和以后飞黄腾达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还有巍然站立着的毛泽东。五、梦断三线（3）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亲自揭开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幕。毛泽东对斯诺说：“就是《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来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的老家——湖南。”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薄一波在其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谈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写了9次稿，第10稿于1965年8月底在北京定稿，毛泽东看了3遍。这篇文章历经半年才问世。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自然，这时的“海瑞”是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右派海瑞”，是反党分子的同义词。 对有的人来说，不是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了，而是“海瑞”——“右派海瑞”来了，懂得了这一点，上述对待彭德怀的种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彭德怀怀着复杂的心情参加了1966年1、2月间在成都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除了“有的人”以外，三线指挥部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对彭德怀是尊重而友好的。彭德怀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充满了希望，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会议结束，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去渡口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沿途视察了修建成昆铁路的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又特地去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和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到达渡口市。 渡口市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时正兴建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不禁感情激动。他十分熟悉这些“乌金”，也深知掘洞挖煤之苦。他想起少年时在故乡挖煤的情景，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以后他每到一矿都要下井，走到切面看工人采煤，直接问工人生产、生活、设备、安全情况。 在渡口过夜，听说当晚食堂有文艺节目演出，彭德怀兴致勃勃，想去看看，但此事使市委领导十分为难。原来，彭德怀来前，西南局有电话指示：“彭德怀要来渡口，他犯了严重错误，不要主动介绍情况，不让他和群众接触。”如果让彭德怀去看节目，被群众认出来了怎么办?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办法：“改期演出”。五、梦断三线（4）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 不想短短的渡口之行，惹出了两件是非。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还有在世的吗?他们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听说有一位老船工帅士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去看望他，详细询问帅士高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这种“揭发”使这个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大将军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拼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要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2角钱，实在太少。以6斤肉计，每斤7角，即4元2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10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2角外，另补8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3月28日 这件事，连同他在其他一些场合的表现：如对造价每平方米为150元、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招待所不以为然；对会议伙食标准为每日每人1元5角，实际只收1元提出意见；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竞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更为不满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的。”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 1965年12月，在重庆建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彭德怀对永川县花果山煤矿亦工亦农的经验很感兴趣。这次出行的最后一站是永川，就为了解花果山的这一经验实况。 花果山经验始于1964年。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号召下，永川县将花果山煤矿与相邻的农业公社组成一个新公社，实行厂社结合。工厂从政治、文化教育、物力、技术上扶持农村；农村从农副产品和劳动力方面支援煤矿。经过一段时间，煤矿力不从心，又骑虎难下。 煤矿领导人对彭德怀介绍说：厂社结合有利于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按：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煤矿现有轮换工300余人，占职工总数52％，公社有30％左右的青年可以轮流进煤矿当工人。进矿时间为5至7年。 听了汇报，彭德怀召开了一个亦工亦农的工人(轮换工)座谈会，矿上指派了一些轮换工来参加，到会的人对亦工亦农的办法表示满意。 彭德怀对花果山这一做法很赞赏，但有相当的保留意见。他一方面表示这是方向，一方面强调这只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还谈不到消灭三大差别，仍需要努力探索。他认为这作为一个制度改革有很多优点，也要注意它产生的弊端。五、梦断三线（5）彭德怀三次出行，只能看煤矿和初建的钢铁厂。在宜宾行署，长江对岸就是一座军工厂，彭德怀非常了解这座工厂在抗美援朝中做出的贡献。但他只能隔江望望。他站在江岸上摇摇头，不提去参观的事。 这次川南之行，他了却了一桩历史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悠悠故人 无从话短长 1965年岁末到1966年年初，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在遥远华北的太行山，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和他一起在庐山被黜的黄克诚大将。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抗战初期，黄克诚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政治委员。山西是他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重访太行、太岳，想到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344旅的驻地，夜里，两人纵谈时局，不觉东方渐白。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决心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反摩擦战役，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想起这位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老战友，黄克诚不禁感伤，遥望西南，赋成《江城子》一首： 《江城子?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经常相逢在梦乡，缅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快乐过，莫悲伤。 这首词一直深藏在黄克诚心中，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彭德怀传》的几名作者去访问黄克诚，述及往事，他才将这首词口诵出来。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词作者和记录者一起，都沉入对彭大将军的无限哀念之中。 1965年12月，与黄克诚赋《江城子》的同时，在山西还有一个人也在默默牵挂着在西南三线的彭德怀，这就是他的妻子浦安修。她是随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队来到山西的。抗日战争中，她和彭德怀在太行山一起度过了6年烽火岁月，往事历历在目，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她去看望在太原工作的挚友刘志兰，吐露她想把工作转到四川，以便和彭德怀团聚的心事。尽管报纸上批“海瑞”已给她投下新的不安，她总从好处着想，希望那只是一种学术的论争。刘志兰赞同她去四川工作的想法，说：“你去吧。”“我想再等等，”浦安修叹了一口气：“他早就说过要和我一起去成都看看了。”她没有再说下去，心中想着的是25年前的一段往事。 1939年1月初，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为国民党实行*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事件，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归途取道成都。候车之际，他独自上街观察成都市面情况，警卫人员四处找不着他，为此受了批评。彭德怀走到成都的繁华中心春熙路吃了一碗辣面，一碗汤圆，回到前方，对妻子说：“成都的小吃真是又美味又便宜，等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成都，让你也尝尝。不过……”他一笑，加重语气：“你得学会吃辣子!”抗战胜利了是解放战争，解放后又抗美援朝，从朝鲜回国是繁忙的工作，闲了6年却是罢官，他没能实现对妻子的小小诺言。五、梦断三线（6）这一次彭德怀到成都长驻工作，晚饭后常外出散步。这里不是挂甲屯，不是农村，不能走家串户，他就和工作人员一起观览市容，有时还下小馆子品尝他喜欢的川味。恰恰永兴路离春熙路很近，第一次走到那里，25年前对浦安修许下的小小诺言一下便浮上他的心头：也许有一天，他还能把这个邀约变为现实。 一个震动全国，继而也震惊了世界舆论的《五?一六通知》——“*”的“动员令”，打破了浦安修和彭德怀团聚的梦。太行山上的遐想：游成都、品川味，被永远埋葬在两个人的心底。 1965年1月下旬，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从北京到成都看望伯伯，还带来了伯母和在京弟弟妹妹的祝候。 彭德怀离京赴川，彭梅魁总是有些不放心。她是个医生，政治上的事了解不多，但报上大张旗鼓批《海瑞罢官》，字里行间隐刺着伯伯，她是感觉得出来的。彭德怀爱侄儿侄女，又总是怕他们受自己的连累。在吴家花园，彭梅魁一家人周末来看他，他总是又高兴又埋怨：“让你们少来，怎么又来了?”梅魁回答伯伯：不论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她就是抱着这个心情独自来四川的。她的丈夫张春一也支持她。她不敢把去川之事告诉单位，只说是回老家。 彭德怀见到侄女儿分外欣喜，仍然是心里高兴但嘴里说：你看我一切都很好，你早点回去好和孩子们过团圆年。 白天，彭梅魁给伯伯补衣服，洗被子，晚饭后陪伯伯出去散步。彭德怀让侄女看成都市面丰盛的年货供应，对四川经济恢复之快深为满意。 住了几天，彭梅魁恋恋不舍告别已年近70的伯伯，忍不住低头流泪。彭德怀不住地安慰她：你都是做妈妈的人了，还像个孩子，哭什么，不久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在吴家花园，彭德怀也曾把一包手稿交给彭梅魁保存。梅魁行前，彭德怀问：“我那包东西放在你那里会不会出问题，连累你呢?”彭梅魁说：“伯伯放心，我已把它烧了。”彭德怀点点头，说：“烧了好，烧了好。”其实，彭梅魁并没有烧掉它。 这包手稿是彭德怀1962年写给*中央那封八万言申诉书的第一稿，彭德怀曾交给彭梅魁带回她家里保存，后来觉得不妥，又将它要回。1964年彭梅魁回乌石，彭德怀将这包手稿再次交给她带回彭家围子保藏，彭梅魁将它埋在老家厨房的灶角下。她对伯伯说“烧了”，不过是要伯伯不再为它操心。 1967年7月，在“*”的大动荡与混乱中，彭梅魁和丈夫张春一冒险上路，辗转回到乌石。她把手稿取出，郑重托付给堂弟彭康志，要他设法将手稿埋到更安全的地方，免被“造反派”发现。彭康志把它埋在乌石峰下楠木冲水库旁的山坡上。南方多雨，日久，彭康志怕这包东西被水浸蚀，又将它偷偷取回家中。彭康志想，这包东西里究竟写的是什么呢?他终于敌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深夜把包裹拆开，一页一页读下去。从里面，他第一次读到了自己的家史，知道伯伯是怎样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伯伯为什么，又是怎样参加了革命和伯伯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彭康志感觉到了这份包裹的重量，把它藏在自己的住室内，夜里就将它压在自己的枕头下。“四人帮”被打倒后，彭梅魁将手稿取回北京，交给黄克诚，由黄克诚转交给时任*总书记的*。五、梦断三线（7）彭梅魁再见到伯伯是在1967年夏天北京的街头。她在红卫兵的狂呼怪号声中看到伯伯被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游街挨斗！她低头疾走，泪流满面，那惨痛的一刹那永远刻在她的心上，使她至今仍不忍回顾。 彭德怀在成都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炊事员刘云按照四川的习惯，清早就给他煮了汤圆，他挨户到炊事员刘云、司机赵凤池、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家中拜年。綦魁英有一个哑巴女儿，彭德怀一向十分怜惜她。看见彭爷爷来了，小姑娘从自己碗里夹起一个大饺子要彭爷爷尝。随后，彭德怀去三线招待所，看望从各地新调来支援三线的干部家属和几次陪他外出视察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谁也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会来自己家登门拜年，又惊又喜，笑声一片。 从1959年以来，他又一次回到他热爱的革命大家庭之中。 被“揪”回京——仍然是江青做后台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也正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由姚文元的文章挑起的内部分歧与公开论战，揭开了“史无前例”的“*”的序幕。 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报刊拒绝刊登血口喷人的姚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的策划者康生、江青和张春桥因势“放长线”，准备“钓大鱼”。*中央的理论刊物、具有高度权威的《红旗》的编委关锋、戚本禹起而支持姚文，组成了“左派”队伍。“左派”的政治调门越来越高。早在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当前学术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意见。《五?一六通知》则宣布撤销这份提纲，并撤销了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中央*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五?一六通知》指责《汇报提纲》不提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是“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等。 接着，*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候补书记*被撤销职务，“彭、陆、罗、杨”成为*第一批“揪”出的所谓“反党集团”。新任命的*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上台，具体领导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关锋、戚本禹都成了“通天”的*小组的成员。 《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著名的话是毛泽东写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谁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呢?各级党委——具体到三线建委内，应该注意谁呢?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领导成员必然人人都要表态，而不免又有些人人自危。五、梦断三线（8）彭德怀就成了这次座谈会的目标。学习《五?一六通知》的座谈会，变成一次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接触彭德怀的人被迫出来揭发。于是，彭德怀又增添了“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新罪名。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3年到5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意见书”和“八万言长信，我还保存了原稿，将来可以拿出来看”。“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我走马观花出去几次，说我到处放毒，到处了解情况，与1959年相比，以证明今不如昔……我不能接受。我喜欢搞农业，只是对农业做一般了解。”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为准备配合中央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起草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陈伯达、康生和“*”副组长江青写信说：“上次来上海，曾经对彭德怀担任三线副总指挥一事，提出了我们的担心。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关锋、戚本禹的信还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陈伯达连忙将关、戚的信送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未予理睬。江青将信呈送毛泽东，并在信上写了“主席阅”3个字。 经过“*小组”的一番强调和彭德怀专案组的一番“研究”，彭德怀的问题升了级，变成和彭、陆、罗、杨“勾结反党”，性质是要“搞政变”。康生特意提出“彭真答应彭德怀到三线搞军工”，“彭德怀到三线想搞军工”来说明彭德怀和彭、陆、罗、杨的“勾结”。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横空出世，“*”的狂飙席卷神州。 6月下旬，彭德怀到贵州参加三线建委在六盘水新建煤炭基地召开的综合利用规划会，这时，贵州已在天翻地覆地闹造反。彭德怀看到自己的名字倒贴在贵阳市的大街上，上面还划上了×××。在盘县招待所，警卫不让他出大门，他从后院出去了。县城还比较平静，他随意到一些人家去话家常。同行的人发现彭德怀“失踪”了，急急派人四出寻找，发现他“到群众中”去了，于是又派人到彭德怀所去之处调查、“消毒”。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五、梦断三线（9）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他的言行加以歪曲。在那次规划现场会上，他仍然仔细倾听，但更少讲话了，他打消了去遵义踏访长征旧路的念头。 回到成都，已是7月下旬。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作为西南地区和四川省的司令部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说：“让我坐班房，就审判我；不审判我，不让我去看大字报是不行的。”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电话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账?!“算旧账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一队队红卫兵冒雨*，他激动了：“这些十七八岁的娃娃，真是可爱可敬!”不由地想起自己“在青年时代也有过这个劲儿”。他对西南局的领导人回避红卫兵的态度很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怕群众起来革命，真可耻!” 彭德怀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寄希望于“*”。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所住永兴巷7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他热情作答。有人提出责难，他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朝着和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红卫兵运动中大出风头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来访的几个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 这些红卫兵本是在江青、戚本禹授意下，为“揪彭”而来的，现在竟怀疑自己的“神圣使命”了，对彭德怀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了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总头目朱××说：“你们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要朱××赶快另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戚本禹还把彭德怀和红卫兵谈话的纪要送呈江青，附信说：“据说，彭的这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 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7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然而，他们又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时，北航“红旗”*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7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拽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张×说：“奉中央*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张×说：“现在就走。”五、梦断三线（10）“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戚本禹写信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戚本禹策划的，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护卫下上了34次特快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呜……呜……满身灰尘、厢顶爬满“大串连”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6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綦魁英和景希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彭德怀本不让他们上车，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批判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景希珍觑机劝他：“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彭德怀摇摇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 在彭德怀的心头，对红卫兵运动的热情中，隐隐升起了矛盾和困惑。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密切注视着34次列车的运行安全。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的报告不断传到他的办公室：“彭18∶30路过西安未出问题”，“34次6∶15到郑州”，“34次7∶45到安阳，约下午17∶00到京”。 12月27日16时25分，34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站接彭德怀，红卫兵拒绝交人。朱××说：“要请示中央*”，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朱××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朱××等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可参加管理。 极度疲劳的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唯一还跟随着彭德怀的景希珍被留在车下。车轮转动，他突然发现彭总比几天前苍老了许多，这个在彭德怀身边17年的警卫参谋，禁不住号啕痛哭起来。五、梦断三线（11）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床上薄薄的被褥，寒气逼人。好在炉内已生了火。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实实在在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要求见毛主席、见周总理、见陈伯达。他问：把我弄到北京是*的问题还是算旧账。他为成都住屋内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而着急。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 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话，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他又写道：“红卫兵同志们，我内心高兴这样，我不怕你们对我的历史审查，你们越审查，我将越高兴。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也不强，没有为革命事业做出成绩，这是惭愧的。并且，我在长期革命工作过程中，缺点还不少，在*革命阶段中，在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在风险关头没有动摇过。在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原则下，正需要有一次革命群众对我的大审查，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来提高自己的认识。从现在起，我利用你们审查的时间，再认真读毛主席的书。革命的人生，就是学习和工作、工作和学习的反复过程，还有其他吗?没有了。” 忠诚、正直、坦荡。 但事情完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写完日记，彭德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折好，放在眼镜盒里，随后要哨兵替他转交出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然后，周恩来将信送请毛泽东、*、江青阅。 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到彭德怀这封带着囚窗气息的信，拿起一支黑铅笔，在信上画了一个不规整的圈，没有批语。 同一天，在毛家湾的*和江青也都在信上画了圈。 六、伟大的囚徒（1）从将军到囚徒， 从战场到牢房， 只有这天翻地覆的年代， 才有这空前绝后的荒唐。 你是将军啊， 战场上功勋卓著； 你是囚徒啊， 牢房里的战果辉煌。 因为你献给昨天的是鲜血， 献给未来的是生命； 因为你倒下去的是躯体， 站起来的是榜样!时红军：《伟大的囚徒》刊载于1979年12月号《北京文艺》。 却原来是坐班房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6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又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中央*在“放线钓鱼”、“引蛇出洞”，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在小屋里不断自言自语：“把我弄到这里来20多天了，还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光说我上北京住哩，可是叫我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军事俱乐部”等问题，说彭德怀：“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这自然是借红卫兵之口道出的某些人的要求。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加上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肤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1月30日，彭德怀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却不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2月中，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六、伟大的囚徒（2）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五棵松营房离市中心很远，出入受限，伙食不好，红卫兵陈××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度日如年”，借过春节之机，“溜之乎也”。 彭德怀从报纸上看到“*”轰轰烈烈地开展。刘少奇被打倒，*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陶铸成了“大叛徒”。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导致全国的夺权斗争，各省市纷纷成立“红彤彤”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代替各级人民政府。 形势变化是这样的急速，报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尽管个人蒙冤，彭德怀和当时的千百万干部、党员一样，对*的大方向充满了热情和浪漫的希望，想到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总是难免的，何况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对待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排斥、一律打倒都是错误的。” 他想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谈谈。几十年的情谊，毛泽东在派他去西南工作时已表示过，并不愿和他分手。但他已写过3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他被红卫兵“抓来北京已两个多月了”。他向周恩来报告了红卫兵要他交代的重要问题和自己答复的内容后，谈了对红卫兵的看法： 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我自去年8月下旬至12月中旬，历时3个多月，晚上7时半至10时半，即到街上看大字报，拾传单，听他们讲演，并看其他各种活动。成都市许多旧习惯，如茶馆之多，难以数计，许多街道、商店仍是封建和庸俗名称。几天之内，为毛主席语录牌、新式的革命对联所代替。茶馆也无人进门。现象完全改变，看了真使人兴奋。我在这3个多月中，对红卫兵作了比较认真的观察，所得结论是3个好得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冲击“四旧”，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官僚主义，冲击铺张浪费，这一切真好得很；比较无私心杂念，一切为革命，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促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好得很；在运动中锻炼自己，解放自己，将培养出大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这也是好得很。 彭德怀在信中对周恩来说，近40天来更加深了这一认识。红卫兵“学习毛泽东思想比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党政民机关干部的学习要认真得多，他们的工作也是严肃热情的”。 彭德怀向周恩来报告自己的情况： “1月31日以后，红卫兵即无人在我处，现在把我交给解放军某部看管(您久已知，去年12月27日夜半，即有红卫兵告我：总理已经知你到此，并即准备去警备司令部)。 除读毛选和语录外，就只能看到《人民日报》，不准到室外散步，只能在12平方米房内来回走着，见不到太阳，但室内烧了炉子，比较暖和，连上送饭吃，这一切都好。” 看来，彭德怀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惑。不相信这是中央的意思，甚至怀疑中央是否知道他今日的处境。这封信直接送给了专案组，并没有呈送上去。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梅魁写了一封信。六、伟大的囚徒（3）“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德怀记得侄女彭梅魁的这句话，梅魁也说到做到。到成都看望伯伯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候伯伯。彭德怀把1966年12月份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梅魁，让梅魁保存。此后，梅魁即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12月29日，景希珍突然来到彭梅魁家里，告诉她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抓到北京，现在下落不明。彭梅魁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 是伯伯写的。彭梅魁心头一震。 彭德怀告诉侄女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清宗是彭德怀在家谱上的名字。只有亲人知道。此时的彭德怀用清宗的署名，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为伯伯担忧，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今天总算有了下落，可又是怎样的下落啊! 红卫兵从监护处撤走近1个月，彭德怀问监护点的人：“老把我放到你们军队里干什么?假装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哨兵经过教育，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攀谈。彭德怀说：“红卫兵怎么不来了呢?一天和这些小青年斗斗嘴也不错。”他一再提出要求回家种地，再不然仍回吴家花园，“住到后面的那间小屋子里读书，一切生活我自理。再不行，能不能叫我住党校去学习，找一间房子给我好好读读书。” 他想得太天真了。他真得离开这里，但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也不是种地，不是读书。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五棵松这里红卫兵进驻过，不安全了。 经过一番构筑，这个地方成了关禁党和国家、军队被打倒的领导人物的秘密监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护”体系：北面八里庄驻有一个摩托营，电台与这里直接呼叫，可以随时出动；附近设有潜伏哨；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哨兵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他自言自语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棉袄，边补边对带班员说：“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个哨兵，特别是晚上，我看大多数都是干部。我是一个*，我也懂这些，我自己能负责自己。”有时他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今后的岁月又将如何呢?一天，他提笔给监护点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部队负责同志： 住在这里增加了你们很大负担，内心惭愧!昼夜两人值班，建议减少一个。现在工作、生产、学习很忙，我可以参加一点轻微劳动，请你考虑。六、伟大的囚徒（4）“负责同志”置之不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彭梅魁被告知东西送到正义路卫戍司令部转。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渣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渣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如何置信!?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宏亮而粗犷的歌声，震动了囚室内凝滞的空气。 哨兵早已被布置观察彭德怀看到自己被点名时的“动向”，哨兵在日记上特别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高潮接着高潮，副统帅*对专案工作不满意，说：“专案成了悬案，问题是落实。”意即一切罪名都要由不实变成“实”。不久，根据*、江青、康生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制定了新的审查彭德怀的计划，把已进行了5年的对彭德怀“背靠背”的审查，升级为“面对面”的“斗争”。江青指示从解放军抽调团以上得力干部到专案组，加强对亲自参与缔造了这支英雄军队的彭德怀元帅的审查。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六、伟大的囚徒（5）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武装”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彭德怀大大误解了。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红卫兵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显然这是专案组教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红卫兵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北航原党委一个负责干部韩爱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批判彭德怀在华北“搞独立王国”，“背着主席打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造成很大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打断韩爱晶的话，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六、伟大的囚徒（6）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25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在会上喊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正式批准 （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挑选来揪押他。伤痛和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同一时期，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被押上批斗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做“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在会场上，在街头，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战斗组戴着红袖标狂呼高叫，对批斗者拳脚交加。路上的行人，有的伸拳头响应，有的呆呆看着，还有的低头匆匆走过，不忍目睹这使革命历史蒙羞、使善良心灵颤栗的一幕。 从“*”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重新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中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六、伟大的囚徒（7）1967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无所有了，仅衣袋里放着一张彭德怀的照片，里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忆。不幸，一次照片掉出来，被看管人员抢了去。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斗，被罚光脚在沙石路上担东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怀在一起“干了什么坏事”，又被拉去看“拒不坦白”者的下场——一个老人被绑在树上挨打。 群众专政一阵，腻了，把犯人放走。浦安修无家可归，被院内一个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的盥洗室里暂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衣服脏破，形体消瘦，泪眼模糊，一副惨状，不禁浑身发抖。 当晚19时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在剧痛和羞辱中，她偷偷侧眼寻找彭德怀，看到他被同样扭在台上的另一边，头被按下去，抬起来，按下去，再抬起来，也正挣扎着向这边寻找她的身影。浦安修心头一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浦安修被勒令传去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在墙壁上撞得咚咚发响。造反派还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清晨7时，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医生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 半夜，浦安修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下令将浦安修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押回学校严加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严重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6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决议》（摘要）在标题中取消了“同志”二字，把《决议》中原有的“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的话也删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六、伟大的囚徒（8）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日报》还报道说：“北京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刚刚联合批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今天他们学习了《庐山会议决议》以后，更增加了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彭”高潮。 18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办公室在向领导的报告中说，彭德怀给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写的所谓“认罪书”，“根本未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毫无认罪之意，而是疯狂的反攻倒算……”“我们的意见对彭德怀的所谓‘认罪书’，要进行批斗，粉碎他的新反扑”，提出将彭德怀交由红卫兵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斗争的意见。于是，在北京，彭德怀再一次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批斗的报告一来，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各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又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一次次摧残、一次次生死存亡。曾百战沙场的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顽强地屹立于天地之间。 在北京军区批斗场，彭德怀被打伤了背；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高级将领李钟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参加批斗会回来，彭德怀还要写自传——交代全部历史，从6岁起。 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在挨批斗的日子，每天要写自传*个小时；不挨批斗的日子，一天写十二三个小时。 连续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曾经百战沙场的元帅，挨批斗又何止百场！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归分工军委系统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一天，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是老战友黄克诚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挨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