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一步步好转，彭德怀的心情也随之好转。　　只有吴家花园的围墙使他难以忍受。党校教员周勤淑来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伸着脖子，大声对周勤淑说：“我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现在成了造粪机，我不能老待着!我还得工作!我不能脱离实际只读书本!”声音充满了压抑和痛苦。　　《八字方针》和《六十条》的制定，使彭德怀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1961年9月19日，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农村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3个月调查，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明年春天再去太行一带。”他想念乌石，更想念太行山，那里有和八路军一起度过敌后抗战岁月，鱼水情深的老乡亲。　　毛泽东会给他什么样的答复呢?半个月过去了，彭德怀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准备如不获准就告退还乡，自食其力。可是，如果告退也不允呢?　　10月5日，*从电话中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彭德怀喜出望外，当天晚饭后即驱车到中南海万字廊*家中送去一份调查提纲，并请杨给他派一个秘书帮助整理材料。　　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要求，如允许他外出调查，希望行前能见见毛泽东的面。毛泽东既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他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就冰释。对他的那些过火批判算得了什么!批过头了再纠正，*的事在党内斗争中不乏前例。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中央会对他的问题重新作出结论。他在向*告辞时再问了一句：“我走前能见见主席吗?”杨答：“毛主席让我转告你，回来再谈。”彭德怀满怀欣慰回到吴家花园。　　中央办公厅秘书金石被派随彭德怀去湖南。金石很紧张，有些不想干。*对金石说，彭德怀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件还是照发给他的。政治局开会也通知他，他自己不去就是了。你还是要尊重他，也不要紧张。　　毛泽东果真放心彭德怀么?*最后交代金石：你感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来，或等回来再谈。　　青山不复旧 乡情依样浓　　1961年10月31日，彭德怀和临时秘书金石、副官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11月1日，湖南省委书记出面接待并向彭德怀报告工作——自然是有分寸的。　　11月2日，彭德怀抵湘潭，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看望了彭德怀。　　11月3日上午，彭德怀乘车直驶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彭家围子背靠乌石峰，乌石峰山不高而险峻，峰顶耸立着一座石砌的易华祠。相传易华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陈友谅的参政，陈友谅为朱元璋所灭，易华率众在这一带凭险据守多年，后为明朝诱杀。易华保境安民，打富济贫，四方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祠，奉为神明，香火供奉，竟延续了600多年。彭德怀幼年家贫，常上山砍柴，石祠中那个威风凛凛的武将、施惠百姓的易参政，就成为他童稚心目中的英雄。　　彭家围子原是乌石峰下的一片莽坡，清雍正年间，一个叫彭忠遂的人从湘乡担茶去湘潭贩卖，路过此地，偶然歇脚，见这一带背山面野，人家稀少，便在这里买下10亩坡地筑室安家。坡地周围夯土为墙，故叫彭家围子。1898年诞生的彭德怀，已是彭家围子的第六代传人了。彭德怀的父亲彭民言，为人耿直义气，年轻时与友人外出贩茶，友人病死他乡，无钱归葬，他就背尸而还，乡里传为美谈。而他自己因此得病，终年卧床，家计无着，典当变卖，终至一贫如洗。彭德怀的母亲操劳过度，扔下3个幼小的儿子，含悲病殁。三、情满乌石（3）彭德怀8岁开始打柴供灶，10岁外出做工挣米养家。童年的悲惨生活，使他对贫苦农民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同情，每看到饥寒的人，他就难以忍受地说：“我小时候饿怕了，我知道饿饭是什么滋味。”　　富于同情又有一副倔强性格的少年彭德怀苦苦思索天下穷苦人的出路，立志要学易华。　　彭德怀第一次告别彭家围子就是学易华的结果。那一年，湘潭大旱饥荒，14岁的彭德怀参加饥民闹粜，险遭捉拿，被迫逃到洞庭湖做苦工。3年后因参加反对堤工局克扣工资的风潮被解雇。不满18岁的彭德怀走投无路，愤而投入湘军当兵。参加湘军12年，彭德怀因战功从二等兵一步步擢升为主力团长，但他的志向不是升官发财。从当连长起，他就在军中和黄公略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组织救贫会。可他的第一次救贫行动即遭挫折：暗杀了驻地一个鱼肉百姓的恶霸，自己却被缉拿。易华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开始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打富济贫到三*义到共产主义，终于，他找到了共产党。在1928年9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彭德怀毅然率部队起义。从“平江起义”到抗美援朝胜利，25年中，他有20年在战场上度过，何止身经百战!1958年冬，他在离家30年之后，重返家园，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闹得“热火朝天”之时。乌石的乡亲使他深刻了解了当时“左”的错误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1959年在庐山上他说了真话，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撤了职。今天他又回到彭家围子，乌石的乡亲们会怎么想怎么说呢?　　他声明不住招待所，仍住老家彭家围子。他的两个弟媳一直住在那里。　　车过石潭乡，渐行渐近故居，他看到陡峭的乌石峰和山上七零八落的秃枝残树，不禁皱起眉头，心中一阵痛惜。　　彭德怀的故居是一座白灰土墙、青瓦屋顶的庄稼宅院，有8间住屋，一间堂屋，厨房、天井、牛栏、猪圈俱全。这是1928年他任湘军团长时，二弟彭金华去团驻地南县，由团文书从彭德怀积攒的薪饷中取出400元，给金华带回家盖成的。彭德怀真正的故居是几间破旧的茅屋，早已不蔽风雨。就靠这400元，彭家还清了欠债，拆掉了破屋，在旧址上盖了新房。经历33年的风雨，彭德怀这是第二次在这里住宿。第一次是1958年12月，他第一次还乡调查之时。　　尽管保密，乌石的群众早就在盼望着彭德怀了。5月间，彭德怀在给弟媳龙国英的信中就谈到他渴望秋后能还乡一行。10月底，群众看到有人在修补从黄荆坪到乌石的破损道路桥梁，就私下议论起来：“莫不是彭德怀要回来了哩?”有的猜，这次他怕是下放回家生产了罢?有的又传说，是到湖南来当省长，还有的说，彭德怀已经复职了。众说纷纭。　　11月3日近午时分，在彭家围子堂屋前地坪上等待着的，本来只有彭家的人和乌石大队的干部。但彭德怀的车一到乌石，消息不胫而走，一会儿，堂屋里、地坪上就站满了人。彭德怀一下车，大家先注意到，元帅没有穿军装，而穿着一套青布中山服，戴的是青布帽。人们不知道元帅穿的还是3年前的衣服，那青色是从绿色染过来的。　　彭德怀往堂屋里走，男女老幼围上前来，叫彭元帅的，叫彭部长的，叫伯伯、舅舅、阿公的。彭德怀满面笑容和大家一一打招呼。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三、情满乌石（4）彭德怀进屋拿烟，有人细声议论，大概是好烟啰，猜猜什么牌。待彭德怀走出来递给大家抽，原来是一包湖南“建湘”牌的烟。没有人失望，都高高兴兴地接烟抽起来。　　从午到晚，来到彭家围子的就有100多人。　　此后，彭家围子每天从一清早就有人来访，直到晚上。先是近处的、本公社的，然后附近公社的也来了。紧接着，方圆百里湘乡、株州等邻近各县的人络绎前来。又过几天，远至长沙也有人闻讯而至。离彭家围子2里地的石潭镇上住满了人。　　从11月3日下午至15日，彭德怀除在大队内活动两天外，其余时间都只能留在家中接待来访的群众。据金石当时的统计，来访者累计约2000人次。　　许多人长途跋涉饿着肚子；有的人久坐交谈，舍不得走；有的人冒雨而来，脚下泥泞，身上透湿。彭德怀就留他们在家中吃饭，十几天下来，留饭300多人次。彭德怀出了钱，但出不起粮票，公社只给补贴了200多斤。　　地方上没有料到罢了官的彭德怀还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连忙派人四处阻挡，让还在途中的来访者回去。　　近2000人次的来访，除亲戚、故旧、邻里、本社社员、基层干部，还有县区的干部、工人、学生、教师。有的人见面问：“你老人家*了么?”“你回来住多久呵?”“你还走不走呀?”人们都知道彭德怀那年回家后为老百姓说了话，所以“犯了错误”，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同情。　　最动情的是1958年曾经无所顾忌地向他反映了大跃进中的许多问题——虚夸假报、干部打人骂人、食堂吃不饱饭、老人院和托儿所老幼受折磨等的那些儿时伙伴。胡家冲的胡四老倌走到里屋，眼泪汪汪，拽着彭德怀的青布棉袄说：“都怪我们前年不该和你说那些话，把你给连累了，我害了你了，对不住你咯!”彭德怀安慰他当年在乌石峰打柴时最要好的伙伴胡月恒说：“你们讲真话冇(音“卯”，湖南话“没有”的意思)得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　　一天晚饭后，来了许多小学生要看彭元帅，彭家围子堂屋被围得水泄不通。彭德怀出来向孩子们笑着打招呼，抬手说：“彭德怀老了，脸上皮都打皱了，不好看，莫看了!”　　自从彭德怀回到彭家围子，堂屋里天天坐满了人，大家扯起当前的生产、生活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彭德怀说话时，大家就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听。有时，彭德怀谈着谈着，想起有人说彭德怀回乡“放毒”之说，就和大家打起趣来：“我是乱说一气咯!是不是又放了毒?”“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们不怕我放毒吗?”憨厚的人们报以信任的笑声。有人便问：“你老人家*了吗?”彭德怀摇摇头，笑道：“我有什么好*的，主要是解决下面的思想问题，事情过去了不就算了。今后应该团结起来，搞好党的工作。”他深信，他和中央、和毛泽东在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错误的认识上既已趋于一致，庐山上的那一场怒火，也就会釜底抽薪，不浇自灭了。　　1958年12月，彭德怀在离乡30年之后，第一次返回乌石，他看到很多社员的房子被拆掉了，从前郁郁葱葱的乌石峰，树木被砍了，干部对群众强迫命令。彭德怀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了公社的干部。　　一天，从易俗河来了一个老倌子，见了彭德怀，说：“我特来看看你，冇么子事，祝彭元帅身体健康。”彭德怀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有什么可看的，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你们不知道吗?”老倌说：“你元帅犯错误也是为了群众犯的，路有弯，河有滩，冇得关系。”三、情满乌石（5）彭德怀请老倌子和一起来的人坐下，问了一句：“你们今年的收成怎样呢?”这一问满屋子鸦雀无声。　　停了一会儿，易俗河老倌才开口说：“我们那地方减产严重，现在就很多人没粮过年呢。”　　接着，人们你一句我一句，有反映减产的，有反映“五风”问题，还反映某某干部、某某老农因对一些做法不同意挨了斗、挨了打。彭德怀说：“是呵，‘五风’刮得太大，谁能顶得住呢?”　　以上场面都是以后在追查彭德怀回乡的“反党言行”时，由在场的人口述或写下的真实情况。　　“我要顶一下，都冇顶住哩!”　　这次彭德怀还乡，跟随他的秘书金石向中央报告说，他的言行是很谨慎的，态度也很谦虚。可彭大将军面对着这样的人民，仍然憋不住要讲讲心里话。在和易俗河老倌等谈话时，他用食指对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想出来顶一下，都冇顶住哩!”这句话以后即被列为“反党言论”。　　而同样的话，在以后的几天里，却又从湘潭县郊的另一个老倌子口里说了出来。那是彭德怀在路旁遇上了这个老倌，闲谈的时候，说到了“五风”，彭德怀说：“你们大家顶住嘛!”老倌子摇摇头答：“连彭德怀元帅都冇顶住哩，别说我们了。”这老倌子并不知道他是在和彭德怀元帅说话。　　有些干部因顶“五风”挨了斗；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又挨了某些干部的打骂；有些社员被拆了房、砸了锅，至今无房安身，无锅煮饭，他们都来彭家围子诉说。大家把1958～1960年各生产队粮食产量、口粮分配的实情也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耐心倾听，耐心交谈，累得嘴唇破裂，声音嘶哑。遇上生活特别困难的人，他忍不住还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塞在对方手里。杨家桥耐火材料厂有个青年工人骑车来看他，谈到工资低、粮食不够吃等情况。青年工人走后，彭德怀默默不语，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唉，刚才我忘了拿点钱去给他用。”　　10月8日，碧泉公社新开大队红星生产队4个妇女来见彭德怀，说她们生产队原定基本口粮是300斤，现因减产只给148斤。从8月10日至今已吃去75斤，其余要到明年2月份才发给。4个女人愁眉苦脸问：“彭元帅，你看看么，这会饿死人么!”　　彭德怀让金石马上去查访，那里确有10%～20%的人家已经接不上顿了。　　夜深人散尽，屋里只剩下彭德怀和几个工作人员。彭德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几天来他一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现在终于忍耐不住了，吼哮起来：　　“在北京净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住群众吗?”“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20年后，金石回忆起这个乌石之夜，说，这是他随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看到彭老总大发脾气”，“一次好大的火哟!”　　几天后，彭德怀自己到乌石公社黄卜大队访问。走到社员贺瑞庭家，问贺：“今年产多少谷?”贺答：“今年背了大时(意为大不走运)，减产的要命咯。”问：“为什么没扮好谷?”贺答：“100亩地只有4个劳力，插了70亩双季稻，还有什么谷收!?”　　转到另一户姓贺的社员家，见一家子人正在吃饭，彭德怀走过去看，锅里是用糠加一点碎米煮的糊糊。贺的堂客湖南俗称妻子为堂客。请彭德怀尝，彭德怀让同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也尝一口。景希珍用筷子挑了一点吃，回去后对司机赵凤池叹气说：“那东西真叫人吃不下去。”几天后，彭德怀见到黄卜大队的干部，说起社员吃糠糊糊的事很不高兴，问大队干部说：“你们能睡得着吗?我是三晚冇睡得着觉。”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三、情满乌石（6）到彭家围子来访的人，所提问的事情中，涉及两个尖锐问题：　　一是老农来访，大都问彭德怀：“眼下困难时刻，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搞几年富裕了再合拢也行么!”这个由公社化失败而在农民心里重新升起的单干要求，在18年后的1979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满足，从而释放了数亿农民的生产潜力，出现了80年代中国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创纪录的丰收。而在1961年，尽管彭德怀和农民的心十分贴近，对农村的考察十分深入，也视之为万万不可的。彭德怀没有批评任何提出这样要求的人，只是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农村干部社员解释、说明：“分田要不得”，“单干坚决不能搞的”，甚至在一次大队干部会上说：“我这已经是第四次表态了。”　　另一个问题，主要是从一部分党员和干部、教师中提出来的关于刮“五风”的责任问题。东山公社一个生产队长赶到彭家围子来问彭德怀：“这几年来农村干部犯了‘五风’，这‘五风’到底怪谁呢?”“中央有没有责任呢?”湘潭县干部胡庆云回忆了一次这样的场面：　　龙口公社石坝小学校长王孝让带了十来个教师学生来访：　　“彭元帅辛苦啦，这样多的人，问过不歇气。”　　“不，你们辛苦了。”　　“彭元帅，我们有个问题想请示。”　　“有什么提出来共同商量吧!”　　“‘五风’是如何造成的?上面有什么责任?过去搞一个运动中央有为首的。如1927年反陈独秀，1937年反王明。这次反‘五风’，是不是也有呢?”　　“‘五风’是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强迫命令，这是层层有责任的。至于谁来负责任，那个就不好说了。”　　“这几年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完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呢?”(当时把问题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　　“不仅是自然灾害问题，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但由于上面官僚主义，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战线拉得很长，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发展……”　　又一天，旗头大队一个老倌子来问彭德怀：“‘五风’中我的屋也拆了，办公共食堂饿得要死。我要找你老人家多时了。听说你回来了，我就要问一下：中央的政策把农村里搞得咯家伙，到底是中央要咯样做的，还是脚下（地方）搞的咯家伙?”　　彭德怀说：“是走了些弯路呵!现在颁布了《六十条》，就按《六十条》办了。”　　来访者还想弄清楚，两年来农村的许多做法，从生产上的放卫星、过度密植深翻、休耕，到生活上的集体化、男女分营居住，到学校的教学改革等问题，究竟哪些是中央的政策，哪些是地方的主意。彭德怀一一给讲解，强调一切要实事求是。　　乌石学校校长周焕前家住彭家围子附近，曾几次和学校教师一起来看望彭德怀。周谈到，搞教育革命要在教师中“拔白旗”，提倡学生自己编教材，自己上课，说“先生不如学生”。彭德怀说：“假如照这个看法，那岂不是一个学生在他毕业之前是个进步分子，而在毕业以后，甚至第二天当了先生，就又变成落后分子了?难道当了先生，生活经验多了，知识多了，倒不如学生了?如此下去，谁愿意当先生呢?”　　教师们又问：“1959年的高产田究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说：“报上登的数字从八百斤到一千斤到两千斤、三千斤，到几万斤，起初我还有点相信，后来就有点怀疑，数字越大我就越不信。湖北麻城那个地方放了几万斤的‘卫星’，我根本不信，实际那是把附近几百亩田的稻子搬到一块地里，压紧了，再放个孩子在上面拍照。”谈过这件事没几天，教师们在黄泥坪收秋白薯，彭德怀从地边走过，教师们对他喊：“彭元帅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的红薯，我们这里不放孩子。”彭德怀笑了起来，走过去看了一番。三、情满乌石（7）接连十几天，彭德怀的心思都放在来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反映的情况上。这天清早，一个凫鸭子老倌的来访却拨动了他的另一根心弦。老倌子走后，他回望乌石峰，凋零的树木，孤耸的易华祠。彭德怀想起当年守祠阿公给他讲的关于易华的传说：易华被官府诱杀后，乡人连夜把他的尸首盗出，他头飞珍珠寨，身飞乌石峰，就成了保佑四方乡民的神。这动人的传说曾深深感动过他幼小的心灵。60年岁月流逝，从立志学易华打富济贫的童年梦开始，他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崇敬易华的保境安民开始，他成了新中国的保卫者——国防部长。现在他犯了错误，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自嘲“放毒”，他究竟放过什么毒呢?凫鸭老倌辛苦又自在的生活忽然吸引了他，他也想回乡来“养凫鸭子生蛋”。他果真把这个念头和乌石大队支部书记颜瑞林商量，要请大队帮工盖几间屋。其实他仍然壮心未已，说：“给我个大队或者生产队，3年保证搞好，我可以立军令状。”　　他回望乌石峰上小小的易华祠，石祠只剩下一个空壳，易华塑像早已拆毁了。没有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至多也只是个易参政罢了，那个童年的梦怎能和今天的伟大事业相比呢?他遗憾的是，两年来“左”的错误造成了不应有的灾难。在参加乌石公社的干部会时，他批评乌石大队的支部书记，说：“1958年我给大队写了3封信，提了3条意见：一不要拆房，二不要砍树，三不要打人。你们听不进去。回来一看，把山里砍得光光的，房子拆了很多，干部作风很不好……”说到痛切处，他又深为内疚：“解放十多年了，群众还是这样吃不饱饭，这是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做好，有错误，对不起大家……”　　这些话，以后自然是列入了他的“反党言论”之中。而这，正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胸怀，是一个勇敢的农民儿子的心声。　　五篇调查诉民情　　11月15日，彭德怀开始在乌石公社的9个大队进行调查。他坚持出访不坐车，那数十年行军作战练就的如飞健步成了随行人员、当地干部和平民百姓的话题：“彭元帅64岁了，还走得咯快!”有时一天走30多里，还要做调查访问。　　12月中旬，因来访人多，影响调查，彭德怀准备搬往湘潭县招待所。县里的干部闻讯都等着去看彭德怀。县委害怕影响大，找借口把彭德怀安排到县郊的锰矿招待所。　　一个多月，彭德怀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留下许多令他们永生不忘的会见。他还用笔记下一串串查访到的、核实可信的数字，写了5篇调查报告。　　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今年全面增产》的报告中说：这个大队今年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在农村的《十二条》和《六十条》，农副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亩产约430斤，社员平均口粮(包括自留地)可达500斤稻谷。到年底有条件养猪的农户基本上可达每户一头。社员人均收入633元，除扣留外，人均纯收入459元。其中口粮约35元，现金10元。春节平均每人可吃到37斤肉。手工业工人和无猪户每人可分到4两多肉。由于有95％以上的社员比去年增加了收入，社员的情绪很高，参加集体生产很积极，有信心争取明年更大的丰收。彭德怀总结该大队1961年全面增产的经验，是有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保证了政策的兑现，认真实行了按劳分配，开展了生产队之间的评比竞赛，用公私并举的办法大力养猪。三、情满乌石（8）在对彭家围子所在的乌石大队的调查中，记载了这个大队共有24个生产队，401户，1568人，人均耕地14亩，有耕牛57头。人力、畜力不缺，水源充足，又有广阔的山地，条件较好。1961年人均收入60元左右，但个人纯收入仅307元，扣口粮外，现金收入每人52元。调查报告举出这个大队从1958年以来修筑水利的成绩，同时举出在刮“五风”中该队干部打人成风，房屋被拆1／3，山林砍伐殆尽，粮食减产27％，生猪下降37％，群众疾病增加的严重状况。调查报告反映，贯彻《十二条》之后，各方面情况有了好转：“五风”停止，农业增产，自留地发回，群众体质基本恢复，情绪转好。但还有许多突出的问题是：半数左右的农户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要求单干；忽视副业生产，社员收入不高；包产指标过高；粮食扣留过多；干部补贴过高；管理费用过大；“三包”产量多变，分配中仍存在平均主义等。　　在《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湘潭县南谷公社陈蒲大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中，记述该大队1961年“三包”总产量定为703727斤，实际产量为533781斤，而征购数为242000斤，占实际产量的452％。已入库243205斤，超指标1205斤。这样，社员本年人均口粮只有220斤，每人每天只有43两，比去年每人6两还少1两多。彭德怀在这个大队走家串户，亲睹社员吃糠糊糊。到12月19日，大队有64户断顿。估计到春节前将有1／3的人口、来年2月(农历)将有70％的人口断粮，群众生产情绪低落。调查报告说，除组织社员生产自救外，应返回一部分征购粮，否则，将会发生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说，这样的大队在乌石公社中还属中等水平。据县委材料，全县834个大队，口粮在240斤(毛粮)以下者有289个，占346％；口粮最低的大队，每人只得毛粮110斤，可见农村的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　　在《关于湘潭金星、新坪、乌石3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分析了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农村手工业的没落和后继无人的现象。报告统计3个大队的木、篾、铁、砌、理发、缝纫六匠共有36人，但学徒工只有4人。报告认为农村要工匠交钱记工，与农民混合核算、统一分配和工匠口粮只由大队低水平配给的办法，不利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主张允许工匠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实行由大队提取公积金的办法。报告还认为应鼓励手工业工人带徒传艺，师傅不准打徒弟，徒弟也不要乱斗师傅，应提倡尊师爱徒。　　在《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反映：1960年12月集市恢复，起了活跃农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便利群众生活的良好作用。同时提出当前问题是物价高涨，如鲜猪肉9元一斤，母鸡13元一斤，木水桶15元一对等，故应加强市场管理，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经济斗争，提倡公平买卖，防止物价无止境上涨，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12月17日彭德怀在湘潭作调查时，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即将于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心中一震。华国锋走后，他沉思半晌。对随行人员说：“中央这个会很重要，回去吧。”　　从1959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他没有去参加过中央的会议，他认为毛泽东已把他拒之于门外。现在他认为，自己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为党能够进一步纠正错误而庆幸。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　　他和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材料，写完调查报告，于12月22日早饭后乘车赴长沙，12月26日返回北京。　　他去意匆匆，没有去乌石告别，他认为自己还会回来的。几十年来，他心里总是装着乌石——这孕育了他的生命，塑造了他的性格，给予了他最初的人生追求的热土。他始终热爱这些淳朴的、默默无闻的、永远关注着他、敢于向他敞开心扉的乡民。但彭德怀早已将他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不属于乌石。当凫鸭子老倌、归守田园，不过是偶然飘浮上他心头的一片憧憬。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厄运再度降临，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他成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敌人”时，他才怀念起乌石来，想把乌石的田园作为他还能够最后效力之地。然而，回归乌石对他将永远是一个梦，他没能再回来。1961年12月22日，当他手扶车门，饱含深情，向人们挥手告别的时候，他万万想不到这是他对故乡的最后一瞥。　　四、雪上加霜（1）“唯彭德怀同志不能*”　　到京后，彭德怀将50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预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向这次会议做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这份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集中制原则。　　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他按下满腹委屈说：“我也不希望*，只要群众有饭吃。”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主旨是如何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检讨中央的错误并承担责任，使与会的7000名县以上的全国“一把手”深深感动，并聚为纠正3年错误的核心力量。　　彭德怀读到毛泽东的讲话，激动得站起身来。毛泽东是如此英明睿智、胸怀博大，不愧为党的伟大领袖!　　经过七千人会议的评议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才最后定案。确定由刘少奇在会议上正式宣讲、说明。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重申要对在“反右倾”中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向他们赔礼道歉。　　彭德怀翻开会议报告的说明，关于庐山会议问题是这样说的：“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脸色陡变，这两个在庐山会议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报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唯彭德怀同志不能*。”接下来，有毛泽东的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四、雪上加霜（2）庐山会议上本来就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现在又延伸为“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就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样，他不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不齿的汉奸卖国贼了吗?　　“唯彭德怀……”又是“唯……”，不禁使他想起“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彭大将军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就找*：“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中央没有理会他的申明。　　连同毛泽东曾应允他从乌石调查回来和他见面之事也没有回音了。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里通外国”4个字在夫妻之间投下了可怕的阴影，浦安修重新陷入惶恐之中。她回到家里问彭德怀，这是怎么回事？——长期的反党集团、里通外国。从来不向妻子发脾气的彭德怀，这时粗暴地打断妻子的问话：“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要发脾气了。”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也不再尊重他，大声地责问他：“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望眼欲穿的周末聚首，又常常以争吵、哭泣告终，浦安修红着眼眶，低着头，登上去往北京大学站的32路公共汽车而去。彭德怀无言地送走她，低头背手回到吴家花园。　　随后，常常是彭德怀向妻子赔不是：“是我连累了你，你很单纯，不要把那些复杂的历史事情印在脑子里吧，你对党内的事情不懂得，不知道为好。”　　但是，除了浦安修，他的愤怒和委屈还能对谁倾吐呢?彭德怀对着妻子大声问：“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为什么要给我加上里通外国的丑恶罪名?”“这个里通外国，杀了头也没有。”　　浦安修问：“那么你到底和赫鲁晓夫谈了些什么呢?”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1960年7月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而产生的。1959年5月，彭德怀曾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赫鲁晓夫，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也看出了一些问题，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回国后上庐山开会，7月23日正是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和赫鲁晓夫握手言欢之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风云突变的讲话，说彭德怀写给他的信——“意见书”是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向党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其后，会议转入批彭，有人提出问题，说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不是和他会前出国“取了什么经有关”。对这种毫无根据的疑问，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勾结搞颠覆，作为他不能*的罪状。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中苏关系完全彻底地破裂究竟是为什么呢?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老大哥”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成了什么样子?而彭德怀和这件惊天动地的事件究竟有多大关系?浦安修越弄不清楚，心里越是惶惑。彭德怀怎么会里通外国?他为什么要里通外国?他又怎能里通外国?就像彭德怀自己说的，他连一句“洋话”也不会呀!当时党内16级以上的干部都听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和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传达报告，但他被取消了听传达的资格。四、雪上加霜（3）浦安修只能失声痛哭，她想：这又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事情啊!　　7000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大会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的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这实际是欺骗了同志，欺骗了党，也欺骗了自己。”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陈情八万言 书成泣鬼神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间少了，从上午到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他是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这是一个大计划，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指责一一说清楚，把他一生的历程、缺点、错误、是非曲直，通通写给党审查。两年多来，他写了许多笔记，其中有许多往事回忆，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与回顾。　　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在一起暗暗焦虑，他们知道彭德怀又在给中央写信。在本来就压抑的空气下，加上了7000人大会上的“升级”，大家都为彭德怀捏着一把汗。　　一天，工作人员偷偷望着彭德怀伏案疾书，隐约看到他老泪纵横，决定去劝阻他不要再写什么信了。但谁也不敢去。　　过了不久，彭德怀把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请到书桌前，说：“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助一下。”他指着桌上的一叠手稿：“替我抄一抄，这是我给中央的一封信，你们只负责抄，决不连累你们的。”　　赵凤池鼓起勇气说：“老总，我们抄抄是应当尽力的，可这信——我们看，还是别写了吧，免得再……”　　“庐山会议过了两年，又成了叛徒，犯了卖国罪了!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彭德怀把手一扬，马上，又平静下来：“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在我党历史上添这么个无中生有的叛国罪犯。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赵凤池说：“老总呵，我们明白了，你让我们抄吧!”　　“也许现在没有用，留给后人作历史研究也好哇!”彭德怀补了一句。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中，有人说，彭德怀这封信是浦安修帮助写的，说：“彭德怀才读了两年私塾，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浦安修可是个大学生!”为此，硬要浦安修交代。　　他们太小看彭大将军了!彭德怀一生为历史留下的亲笔起草的报告、演说、命令、指示、工作总结、讲课稿、*、学习笔记等超过百万字，谁说他不勤奋学习!　　侄儿彭启超从外地回来，风风火火地向他素来敬重又畏惧的伯伯发起攻击：“在延安你和我说：‘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叛变了革命，我就毙了你!我要背叛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今天，你里通外国，我该怎么办?” 电子书 分享网站四、雪上加霜（4）当年，彭德怀这样说，是为了一件痛心的往事：1921年，他在湘军时的老班长、第一批救贫会员之一郭德全不幸病故，彭德怀把郭德全的幼子郭炳生带到部队去，视同子侄。平江起义后，郭炳生在红三军团任师长，1931年叛逃投敌。1945年王震率部南下，彭启超参加了王震部队，后随部队返回延安，见到伯伯彭德怀，彭德怀就对侄儿说了这些话。今天，彭德怀听到侄儿提起这个旧话，丝毫没有生气，只递给侄儿一摞手稿：“你先看看这个再谈吧!”　　彭启超一口气读完伯伯给中央和毛主席的长信，再不向伯伯问罪了。　　彭德怀谈起过往岁月，忽一转，向侄儿郑重交待了一件事，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刘伯承、萧克、粟裕同志的批判和处理都是过火的，让他们受了委屈，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的主持人，我有错误啊！你记住，以后你要有机会就代表我去向萧克同志道个歉，我估计你见他比较容易一些。　　“*”结束后，彭启超终于把伯伯的话带给了萧克上将。　　吴家花园再没有人劝彭德怀别给中央写这封信了，都在默默地帮助他。彭启超和綦魁英、赵凤池为他抄写，景希珍精心照顾他的起居，锅炉工每晚等他闭灯休息后封火，炊事员尽力把饭菜做得可口。　　1962年6月中，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万字的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信。　　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所谈问题如下：　　第一部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一、我在庐山会议前的几次参加会议情况　　二、庐山会议前期我的几次人事来往　　三、我同黄克诚同志之间的关系　　四、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五、7月23日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问题　　一、我同饶漱石的关系　　二、我第一次认识高岗　　三、我同高岗两次去十三兵团传达命令情况　　四、高岗的两次入朝及其言行　　五、我还国割瘤子的前后情况　　六、我赴朝签字返国后同高岗几次来往情况　　七、我同高岗的争执　　八、在高饶问题上我犯的错误问题　　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　　一、我九次接见外国人的情况及言行　　二、庐山会议前我出国访问期间的情况　　三、我对所谓“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看法　　第四部分：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　　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二、平江起义的经过　　三、第一次红四、五两军会师宁冈　　四、第二次红四、五两军会师瑞金　　五、第三次会师浏阳　　六、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　　七、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检讨或说明　　1军分会的指示中的错误　　2我在第二次王明路线中犯的错误　　3关于“*教育”的谈话　　4关于“百团大战”问题　　5关于“七大”和“八大”两次讨论党纲时我的发言　　6关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问题　　7关于唱《东方红》的问题　　8关于中南海调文工团员的问题　　9关于“大国主义”问题　　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一、建军原则　　二、领导制度　　三、战略方针　　四、民兵制度　　彭德怀在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我拥护这次会议(按：指7000人大会)的召开和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肯定今后的形势会一天一天的更加好起来。”四、雪上加霜（5）关于他为什么要给中央写这封信，彭德怀也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只是想根据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我错误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并无他意”，“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彭德怀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这封长信中(简称《八万言书》)，第一部分的第一、五两节，第四部分的一至六节及第七节的1、2、4点内容已收入于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以下简述第一、二、三、四部分的其余内容。第五部分关于军事问题略。　　《八万言书》第一部分第三节题为：“我和黄克诚的关系”。黄克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因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和彭德怀有过共同战斗的情谊，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第二位成员。彭德怀在这一节中写道：黄克诚于1930年被调到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任团政治委员，在苏区的肃反错误中黄克诚曾被捕，几乎被处死，因彭德怀力救得免。在苏区，黄克诚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但“此后，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这样漫长的时期，我同黄克诚同志根本没有任何个人和书信来往，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作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黄克诚调任总后勤部长”。接着，彭德怀在叙述了此后6年中他和黄克诚的交往情况后写道：“总之，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同黄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同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我们工作上的互相依赖；彼此间讲话随随便便，言词也不讲究，彼此并不挑剔；有时听到对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如我不愿当国防部长等)，也不加以原则分析，互相谅解，事后也不向中央汇报。这些都表现了一种关系上的不严肃，是错误的方面。这些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同他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工作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在生活上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而产生的。但是，根本没有谈过如何反对中央和如何如何达到私人目的，更谈不到‘反党集团’。如查确有此事，愿受应得处置。”　　《八万言书》的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问题》的第一节中，彭德怀叙述了他和饶漱石在历史上的几次接触后，总结说：“以上，虽经少奇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两次对饶的介绍，以及在枣园、北京医院的两次见面，但印象并不深刻，更谈不到政治上有什么关系或什么私人交情。”在这一部分中，彭德怀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关系始末，检讨说：“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之间的事我是不了解的，而我犯的错误主要是在高岗身上。”彭德怀接着回答：“我为什么能受高岗的蒙蔽呢?”是由于4件具体事，一是1949年以高岗名义发表的内蒙工作经验总结引起他对高岗的好感；二是高岗吹嘘自己每天要坚持读20页理论书，他对此感到钦佩；三是从朝鲜回国，彭德怀不愿再做军事工作，高岗劝他不要再推辞，以免毛泽东为难；四是高岗说彭德怀对××的批评虽对而方式不好，他曾从中解释以消除××的反感。因而就错把高岗看作朋友。彭德怀接着谈到：“再者，我当时还错误地认为中央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中央)曾经让他担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职务，又曾三次派他去莫斯科，都说明了中央对他是重视的。也正是由于这些看法，就错误地把他当作革命同志了，因而也就完全忽视了他利用地位反党的一面。对于他在谈话中暴露的一些言行，也仅仅把他看成是‘思想狭隘’或把他看成对犯错误的同志‘忌恶如仇’，并没有进一步去推测他的野心，这就是我容易被他蒙蔽的基本原因。”彭德怀谈到毛泽东让他请高岗帮助修改他在军队高干会议上的代军委作报告的草案一事，说：“当时确没有从‘坏’的方面去考虑他”，所以在作报告时，除先申明这个报告是中央和毛主席修改批准的以外，还提高岗也帮了忙”，“恰好是中了他想在军队中插手的阴谋”。“在高岗带秘书到我处谈报告草案的这一次，待秘书走后，他便说了少奇同志的种种不对，又说少奇同志有心‘篡党’”。“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这才恍然大悟，顿觉自己险些上了高岗的圈套。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同志”。“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但是我相信，我党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实际情况会弄清楚的。”四、雪上加霜（6）在《八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从1936年他在宁夏豫旺堡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到1958年7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北京和他会谈的情形。最后，沉痛地说：“我没有背着我党在外国人面前搞什么不利于我党的勾当来讨好外国人，更没有什么‘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这一丑恶的罪名，引起了我心情上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我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最后，彭德怀又写道：“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认识外国文字的人”，“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是有翻译同志跟随的”。出国访问时，“还有我驻外国大使馆的同志陪同”，每天晚上“都要向军委和总政的两个上校秘书同志汇报，他们都有记录，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对……”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里通外国”4个字对彭德怀是多么大的侮辱，使他感到多么痛苦，多么愤怒。不幸的是，这一为他“深恶痛绝”的“丑恶的罪名”，从精神上，最后更从肉体上折磨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中所谈“关于*教育的谈话”，所述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事：“1942年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有了进一步的发动，各项工作也有巨大发展……在这同时，党内一些强迫命令作风有所抬头，针对这种情况，我讲了关于发扬*作风的一些问题”，“以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作为谈话形式发表了”。这篇谈话的第二段中这样写道：“*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去信批评他的这个说法，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不指名地批判了彭德怀的这篇谈话，6月19日，处于敌后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时删去和修改了若干尖锐的针对彭德怀的批评。虽然这不是彭德怀的授意，在1945年延安整风中，彭德怀的这篇讲话和《新华日报》华北版未完全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事，都成为批判彭德怀的一个重要内容。1959年庐山会议上算彭德怀的“老账”，此事又被提起，作为彭德怀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毛泽东的罪证。在《八万言书》中，彭德怀对这篇讲话中的以上观点作了检查，对转载之事作了说明，说：“现在如果中央再要我作检讨或给予处分，我都是满意的。”　　在《八万言书》的第四部分，《关于‘七大’和‘八大’两次党纲讨论时我的发言》一节中，谈到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曾在党纲起草小组上发言说：“党纲上不必写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还是写上的好。”彭德怀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彭德怀又参加党纲起草小组。当讨论到在党纲中要删去毛泽东思想的字句时，彭德怀发言说：“如果删去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都可能引起怀疑。”1959年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批彭时，有人把彭德怀以上的意见说成是“蓄谋已久”，“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彭德怀说：“以上这两番话都是在讨论会上作为个人的看法(当然一个人的看*有不正确的时候)提出来研究的，而且也没有坚持意见”，“我是没有那样恶意的，故此说明。”四、雪上加霜（7）《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矫枉必须过正’的问题》一节写道：“……庐山会议和后来在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谈到我对毛主席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也是反对的”，“我认为，‘矫枉过正’或‘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是一切事物发展必须采用的法则，而只能是对某一具体事物可以采取的办法或手段。譬如一株小树向东曲，要端正其曲(枉)，必须将其拉向偏西一些，而且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改变其习性，然后达到将其端正的目的。像这样的具体事物采取这样具体办法或手段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也有些具体事物是不可采取这一办法或手段的。譬如，在我们的革命运动或建设事业中，出现了某些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时，只能采取适当纠正，而不能采取‘矫枉必须过正’的办法或手段，否则就会出现反右必出左，和反左必出右的现象。总之，我认为运用这一办法或手段，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及条件。我的这种认识可能是错误的，但我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的”，“可是……这竟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之一了。”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唱东方红歌的问题》一节中写道：“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只一次地说我不赞成唱《东方红》歌，并说是否受了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影响，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受它的影响。”接着，彭德怀谈到唱《东方红》的问题：“这同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领袖的爱戴是分不开的，对于树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固领导核心和鼓励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继续前进都有一定意义。这些我是懂得的，也是拥护的。但我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过去，各兄弟国家来我国访问时，在欢迎会上演出节目，一向是先唱《斯大林颂》，可是，后来为了照顾同苏联的关系，不好再唱了，我想，倒不如各国领袖颂歌都不唱了，在欢迎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连《东方红》歌也不唱了(我从来没有讲过也没有想过在国内人民中不要唱《东方红》)。这样不但维护了我党中央对斯大林同志的估价，而且也表示了毛泽东同志的谦虚朴素作风。正同不送礼、不作寿、不以人名代地名有着相似的意义。”彭德怀谈到，这个想法他在毛泽东主持及刘少奇主持的会上都提过，没有被批评，“可是，在我犯了错误以后，也拿来作为我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事实之一了”。他认为在会议上“把自己的想法(哪怕是不正确的)直言讲出，求得指正，不能算什么‘蓄谋’或‘别有用心’的”。几年后，彭德怀曾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道，他感到《东方红》中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歌词和《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歌词是不是有些矛盾，但他只是想过，并没有向任何人谈及。　　《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中南海调文工团员问题》，是说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听说中央发电令向部队调文工团员，要求三个条件：政治上可靠，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容貌端正。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定不知道这个电报，回国后一问，总政治部一个同志说是他自己发的。彭德怀写道：“我对他说不应该以中央名义向下调文工团员，特别是第三个条件，使别人觉得像选妃似的。因为这句话，在以后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有几个同志说我诬蔑主席是皇帝，不然为什么比作选妃呢?也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材料之一了。”“但是我对调文工团员的问题也有一种想法：事情虽小，如果被下面误认为中央是这样做(其实中央是不知道的)的，而他们也这样仿效，日久成风，事情就不小了。我们是执政党，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这种想法对与不对，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不能提高到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或诬蔑。”四、雪上加霜（8）在《八万言书》第四部分《关于“大国主义”问题》一节中，彭德怀回顾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同朝鲜同志之间在战略方针和战术性质等原则问题上的几次争论，说：“从上述事实的回忆中，我志愿军在赴朝工作期间的战略战术方面是坚持了原则的，自己没有什么‘大国主义’的行为，但是在谈话的方式方法上是有缺点的。”　　《八万言书》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问题》，彭德怀在这一部分里回顾了他在军委工作期间的国防工作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最后写道：“综合上述建军原则、领导制度、战略方针和民兵制度这四个方面来检查自己，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那段时间中，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得出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　　写完这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已是6月，吴家花园一分地试验田的小麦已经成熟，沉甸甸的麦穗等待着播种人去收割，彭德怀心头一阵轻松，又一阵沉重。这天，他照例黎明即起，但没有出门，坐在案前把已誊写过的长信仔细看过一遍，提笔写了一段结语：　　最后，我在今年三四月份中，认真地学习了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少奇同志的报告及讲话，也学习了总理和小平同志的讲话。学完这些文件之后，我对国内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克服困难和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信心。我除了拥护这些讲话和报告外，其中关于我的错误问题，也认真地作了回忆和检讨，对我合乎事实的批判，我诚恳地接受和感谢；对于不合事实的某些问题，根据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作了简要的说明，写成材料，送呈中央，作为审查我的参考。特别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和“以便达到他个人的和小集团篡党的目的”问题，我再次郑重向党中央申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也没有任何企图小集团篡党的阴谋。我诚恳地希望中央审查这些问题。如查有确实证据，请求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给予应得之罪，死无怨恨。　　现在我们国内正处于困难的时候，克服这个困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主席及中央各同志，正在紧张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3年来，未做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来烦扰中央同志，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屈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接着，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了一封信：　　尚昆同志：　　我阅读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唯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潦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　　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后，据*回忆，这封信是彭德怀亲自去中南海万字廊交给他的。彭德怀说信稿抄得不很清楚，打字后希能看看清样。*如嘱送了清样，由彭德怀定稿后，*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查有实据，甘处死刑无怨!　　对于彭德怀的长信，*中央和毛泽东未予答复。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不要他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从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他就不再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各种活动了。以前是中央通知他，他不去，他确实难以背负着那么多罪名和屈辱去开会。但现在是中央知道他不会去，而又正式通知他不要去，这自然是大有不同的。接到通知后，他只淡淡地对妻子说了一句：“早该如此。”仍然每天辛勤劳动，用心读书、读报。四、雪上加霜（9）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这以前，*中央先在北戴河，后在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北戴河会议的议题是农业、财贸、城市问题等。但毛泽东的讲话中心却是要大家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现在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到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再次作“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了他的答案，即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在国内出现了三股风：　　1七千人大会中，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主张充分估计和认真对待困难，确定“争取快，准备慢”的发展方针。会后，各地也重视调查3年来各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称之为“黑暗风”。　　2刘少奇主张农业上的政策要退够。一些地区由于生产力破坏严重，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度过严重灾荒，实行了包产到户，极个别地方出现分田单干。毛泽东认为有人“既然认为一片黑暗”，就是说社会主义不行，故而闹“单干”，称之为“单干风”。　　3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主持，为“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的工作。*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过去搞错了的、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尚未*的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被毛泽东认为是搞翻案，不时说：“近来刮*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呵!”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直接点到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　　毛泽东敲起“阶级斗争”警钟，就是要“顶”这“三股风”。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邓子恢根据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主张在农村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小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的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干部的赞同。结果，在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当作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实际是：原陕北根据地的著名开创人之一、早已牺牲的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本传记小说《刘志丹》，记述刘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开创时期干部、战士(其中有高岗)的英雄事迹。这本书被说成是“利用小说反党”，而对该小说提过修改意见的陕甘宁边区的老干部习仲勋等则被指斥为“替高岗翻案”、“以陕甘宁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等。　　毛泽东在会上给所谓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了个名字，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此彭德怀又有了一个新头衔——“修正主义分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四、雪上加霜（10）十中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3个事件。全会成立了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习2人进行全面审查。　　十中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转折，把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串在一根几乎把共和国大厦焚毁的火药线上。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　　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检讨说：“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起誓：“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和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两天，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即已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看到，审查的目的正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上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谭政、甘泗淇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到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与彭德怀有较多接触的干部、群众，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在专案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收录了湘潭上马公社青光大队一个名叫彭志坚的人写的一首词：四、雪上加霜（11）“漫提援朝抗美，徒有盖世功勋，义不封侯反左倾，叹将军老矣，茫茫四海，几个同情。”　　短短诗句，表达了一个普通人对彭大将军命运的深沉感喟和同情。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1964年10月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彭德怀)，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哨兵还被告知：“我们对他不能热爱，在思想、表情上不能表露出来，要注意他的思想变化情况，多观察他的表现。”　　彭德怀从*十中全会决议知道，他从严检查同时申诉冤情的那封长信又沦入“翻案书”的命运，他意识到自己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的*。　　他对吴家花园内的气氛变化视若无睹，仍然是每天早上拿起他专用的小镐、小锹、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为篡军基点的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怀疑高岗是否自杀问题、所谓收买人心问题等，一一做了说明。　　彭德怀在信中说明，所谓篡改军史问题是：1959年2月22日军事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原准备请叶剑英元帅去讲话，因叶剑英感冒，临时请彭德怀参加。他认为军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有充分准备是不能讲的。因军科院领导人再三要求，他便临时准备，谈了几点看法，申明是个人漫谈。其中提到南昌起义时，在强调了它的作用后，谈到南昌起义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总路线问题和战略方针问题，说朱德同志率领的起义部队如被敌人消灭，南昌起义也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纪念日，但能否成为建军节就值得考虑了。在这次讲话中，他曾说平江起义是革命来潮的信号。以后在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就说这两处提法是“篡改军史”，是“篡军”的大阴谋。　　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彭德怀在军事科学院的座谈会谈到领袖人物的作用时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个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但对整个历史不起决定作用。”彭德怀认为：“人类整个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任何个人对人类整个历史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但英雄人物在历史关键问题上是起决定作用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出这个说法是“贬低毛主席的历史意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成立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将此作为对他进行审查的问题之一。　　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为篡军基点”的问题。彭德怀申明：这是1958年2、3月间中央在南宁开会，要压缩当年的军费，李先念来电话告诉他(时在北京)，因费用达4亿元，彭德怀即去正在召开的全国后勤工作会议现场找主要干部商议，总后勤部领导人即邀彭德怀在会上讲话。彭德怀在会上讲了建军原则问题，以后有人提出为什么在后勤会上不讲业务而讲建军原则，后更被提高到是彭德怀想以后勤部为其“篡军基点”。四、雪上加霜（12）关于军事博物馆的塑像问题。彭德怀说：军事博物馆建设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有人说应安设毛主席像。彭德怀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多次，他坚决不赞成搞他的塑像，如果搞了，他就不参观。我们不要太勉强了。如果搞了，他坚决不同意，又去搬掉，就不好了。这件事后来在军委扩大会上被人追问，就变成“别有用心”了。　　关于“收买人心”问题。事情经过是：1956年彭德怀去徐州连云港视察，一个任招待工作的部队勤务员向彭德怀谈及他家离彭德怀的故乡只5里地，他父死母嫁，解放时分了土地，他参军后供弟念初中，每月只能寄4元钱，而其弟每月学膳费需7元，不能继续求学。该人问彭德怀能否帮助他的弟弟到北京找工作。彭德怀答，他个人不能为其弟找工作，但可帮助20元，连原来每月寄给的4元，可以维持到初中毕业。这个勤务员以后写了一封信给解放军报社述说此事，报社发表了文章，彭德怀并不知情。在军委扩大会上，有人提出，这是“收买人心”云云。　　以上实情，彭德怀在1962年底给*中央的一封申诉信上一一谈清，但没有得到答复。这封申诉信作为他新的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　　此后3年，彭德怀再没有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　　心曲千万端 更与何人说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看清，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他不安心的是自己在“白吃人民的小米”。以前他还希望能为党从事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现在，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他不愿意在挂甲屯虚度余生，于是考虑解甲归田，回乌石，或者在京郊真正务农。他阅读农业科技书籍，学习蔬菜和果树栽培技术，为实现他对毛泽东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做准备。旧中国农民的苦难将他驱上了革命的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受破坏的农村景象，促使他在庐山会议中写了那封导致风云突变的信。在他被迫结束自己的革命生涯的时候，他想把生命的余辉奉献给哺育了他的土地。但城市长大的浦安修不能理解这一切，她希望彭德怀通过认错、检讨来获得党的原谅。周末回吴家花园，她看到彭德怀一身泥汗，看到鱼塘、菜畦、瓜棚、果园，便闷闷不乐，批评彭德怀，说：“你这个人真奇怪，对瓜菜这样细心，对学习反而不看重。”　　渐渐地，浦安修很少回家。一天，彭德怀在她的卧室找书，发现自己的书籍还留在那里，但浦安修的一个专用书柜差不多空了，她的用品也没了。他回想、分析，可能是浦安修星期日回家逐渐取走的。十中全会后，浦安修试图说服彭德怀“认错”，她怎么说服得了呢?从青少年时代就忠诚于党的浦安修，在被党和社会摒弃的孤独中，感到自己在党要求的“立场”和丈夫之间，再找不到中立的余地。　　空空的书柜伤了彭德怀的心，以后，他在“*”被囚禁中写的材料里回忆道：“……才知道她决心分离，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籍的。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了24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彭德怀的做法同样也使浦安修感到伤心。　　1962年10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浦安修回到吴家花园。这天晚饭，彭德怀照例先吃完。他吃饭一向很快，这是长期行军作战养成的习惯。他放下筷子，坐到桌旁，从盘子里拿起一个梨，默默地削皮。削完，将梨切成两半，递一半给刚吃完饭坐在另一侧的妻子，说：“你要想分离的话，今天咱们就分梨(离)。这个梨我吃一半，你吃这一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四、雪上加霜（13）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倔强的性格折磨着他，他决心不再连累妻子。他把一半梨送到口边，浦安修也拿起半个梨，默默地吃下去。她才44岁，来日方长，她自认是在党和丈夫之间作了不得已的选择，为党工作是她生命的第一价值，相信党是她忠诚革命的体现。　　“里通外国”和“长期以来有一个小集团”的罪名，终于在夫妻之间真正划出了“界线”，划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晚饭后，浦安修准备回她的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彭德怀在1969年被囚禁中写的材料里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浦安修“把她在党校学习、整风的笔记等清理后，坐了一会儿。她说，对我没有帮助，在一块儿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我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　　傍晚，彭德怀送妻子回校。在北京大学西门前，一辆公共汽车靠站停车，彭德怀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再见!”　　彭德怀目送这辆老式的郊区公共汽车颠晃着驰去，寻找着车厢中妻子的身影。他十分伤感地发现浦安修没有回头。　　以后，浦安修就长住学校。尽管人们知道她已和彭德怀分居，仍然小心地和她保持距离。北师大党委早就在改选时从新的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了她的名字。她渴望为党工作，她痛苦地说，“如果只有这样(离婚)我才能为党工作的话”，于是，她提出了离婚的申请，报告经*北京市委呈送*中央，*说：“划清界线并不一定要离婚。”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意吗?离不离应该由他们自己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总书记*则不翻看这份申请，摆摆手说：“我从不管这种家务事!”问题就此搁下，浦安修没有和彭德怀去法院，夫妻关系终未解除。但彭德怀知道了浦安修的申请，曾为此怆然泪下。　　彭德怀常说自己“没有崽”。他把父爱给予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弟弟留下的8个子女。其中5个未成年的孩子，在他的抚育下都已长大成人。过去彭德怀工作忙，对侄儿女要求又很严格，跟他常住在中南海的只有小侄女彭钢。现在，在北京的二侄女梅魁一家和从西安毕业回京工作的彭钢星期天都能回到吴家花园来，他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倒多了。彭德怀亲自为他们张罗吃饭，为梅魁的孩子洗澡。舐犊之情更深了。　　梅魁年长懂事，对伯伯最为体贴。彭钢年小活泼，最得伯伯疼爱。尽管吴家花园内空气险恶，他们来的次数却更多了。彭德怀每到周末总是坐立不安，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等候亲人的归来。他盼望着，又担心他们为自己的问题受牵累。　　梅魁至今保存着一张充满辛酸回忆的照片。照片上3个活泼的孩子，那是梅魁的一儿二女，1962年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摄于吴家花园怀馨堂门前。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下水塘摸了两条鱼，等着梅魁来。他准备再次告诉梅魁，以后再不要来看他。这次，梅魁又是全家都来了。彭德怀把3个孩子搂进怀里，逗了一会儿，又动手给孩子洗澡。梅魁提出，要孩子们和阿公一起照张相。彭德怀站在屋外台阶上给孩子们摆好位置，梅魁拿起了相机，一看：伯伯转身藏到纱门后面去了。梅魁叫：“快来呀!伯伯。”彭德怀说：“现在我的名誉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因我给他们造成影响。”梅魁听了一怔，眼泪跟着涌出来，忙按下快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孩子身后门内模糊可见一个人的部分身影，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四、雪上加霜（14）晚上，梅魁给伯伯补衣服，彭德怀又嘱咐梅魁：“我几次告诉你们别来了，你偏偏还来。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下农村劳动的资格都没有了。”“但我实在冤枉极了，这样的冤枉要到何时才了结呢?”　　被屈辱的巨人，猛捶着他那双曾经长征万里的硬腿。　　梅魁擦擦眼泪，安慰伯伯：“我不怕，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来看伯伯的。”　　要做到这句话多不容易呀!梅魁这个普通的医生，毫无畏惧地、真诚地对伯伯承诺，但当时的梅魁也想不到她今后为实践这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要付出多大代价!但她确确实实做到了。　　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显得更加孤寂和冷清。哨兵的记录上，日常的记载只是“晚饭后彭钢来了！”、“早饭后彭钢走了”、“梅魁来了”、“……梅魁走了”。为了安慰伯伯，两个侄女儿似乎回来得更勤了些。　　彭德怀每天仍要出院散步，身后紧紧跟着哨兵——他热爱的战士。但他热情的问话，得到的总是拘束不安的回答。他摘下亲手栽种的蔬菜水果送到战士手里，送到警卫班里，也被恭敬地拒绝。哨兵早被告知如何“划清界线”。　　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每当党小组开会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静静地散步，远远注视着开会处的灯光，他知道，这意味着已停止了他的党内生活。　　被人误解、抛弃，他能够忍受；被党误解、抛弃，他需要拿出比在战场上遇到险境难关时更大的力量来承受。年轻的哨兵奉命监视彭德怀的一言一行，但他们能懂得他什么呢?只能在记录上记下他散步时的路线，记下他时而翘首回望，时而低头沉思的举动和那忽急忽缓的步伐。　　他白日里是勤勉的农夫、幽居的*、高级党校的特殊学员。现在这个特殊学员是更加“特殊”了，不让他去听课讨论，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只由校领导偶尔来过问一下，而且总是3个人一起来，回去还要追记他的谈话向*中央报告。　　晚上呢，他仍然是彭大将军。党校副校长贾震等到吴家花园来询问他的情况，他对贾震等人说他“做梦都在打仗”。　　在1963年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说他白天也在“打仗”。这一年，他许多时间在写《读毛主席军事文选笔记》。这一年，全国的经济形势继续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恢复了好势头。他再不为经济问题操心，仍然转回到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命的军事上来。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他就希望根据毛泽东的革命战争战略思想，总结自己在历次战争时期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并在抗日军政大学就此给学员讲过课。于是，他的心又回到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他的这件事情没有做完，只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笔记，刚刚论及到他亲历的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他没能留下自己全部军事生涯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留下的只是存在于历史档案中他的作战部署、命令和一次次战争胜利的辉煌记录。他叹息道：“有条件没时间，有时间没条件——不能查阅档案资料。”　　在“彭德怀”3个字成为一个充满“罪恶”的名字而遭鄙夷的时候，乌石乡和彭家围子仍然怀念着他。　　1963年的冬天，彭德怀的二弟媳周淑身从彭家围子前来看望他，不久，三弟媳龙国英又带着小孙孙到北京。她们给他带来了家人和乡亲的问候。四、雪上加霜（15）就在这一年，*中央专案人员到湘潭去调查彭德怀1962年回乡的“反党言行”，使乡亲们知道彭德怀再次为他们而获罪。1962年彭德怀回乡时曾给乌石大队数百元植树，1963年给乌石大队两袋速长早实的新疆核桃种，这一切都成为彭德怀“收买人心”的罪状。龙国英含泪向彭德怀诉说这些事情，也高兴地报告彭德怀两年来家乡生产生活的上升情况。　　龙国英打听彭德怀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的问题，仔细倾听彭德怀叙述他出国的经过。这时“苏联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头号敌人，“里通外国”的是苏联，自然是莫大的罪名了。彭德怀申明：里通外国“绝无其事”，是对他的“莫大侮辱”。龙国英劝他：“还是告老还乡罢!”彭德怀没有作答，脸上浮着一丝苦涩又执拗的笑。　　龙国英回家前，彭德怀和她及小侄孙合影留念。自搬到吴家花园后，他一直拒绝照相。这一次，他和心中的彭家围子，和故乡人民一起，留下了最后的身影——苍老的，却依然挺立的身躯；倔强的、坦荡的，却带着一丝苦涩笑的面容。　　龙国英要回乌石了。头天夜晚，彭德怀拿出一份手稿交给龙国英，让龙国英替他保藏在彭家围子。告诉她，这件事就她自己知道，莫要告诉孩子们，免得连累他们。龙国英郑重接过，放在衣箱内带回彭家围子，秘密藏在身边。　　“*”中，批判彭德怀的风暴愈演愈烈，乌石大队村路两侧插着各种丑化彭德怀的标语漫画，彭家围子遭至围攻谩骂。龙国英忧愤过度，一病不起。　　彭德怀从一进吴家花园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军人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对已牺牲的战友家属，则仍然热情接待。1930年牺牲的红3军团纵队司令员陈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强，就是吴家花园的常客。李志强和儿子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出狱后，母子二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顽强挣扎到全国解放。多年来，彭德怀一直关心着这母子一家的生活。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劝李志强不要再来看他了。李志强还是带着全家人到吴家花园来。一天，李志强又带着儿子、儿媳、孙儿一起来了。彭德怀笑着问李志强：我一个犯错误的人，你们又来干什么?李志强也笑答：“我是个老百姓，不干政治的事。”这天，彭德怀心情似乎很好，邀李志强参观了他的菜圃、果园，从一棵桃树上摘下几个大桃送给李志强，并口述四句诗相赠。多年以后，当李志强和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她已经年迈体衰，只能回忆起后面两句：“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这两句诗虽为自嘲，也确是反映了彭德怀这段生活的一个侧面，使人不禁想起南宋曾举兵抗金的词人辛弃疾晚年退闲后的名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为了学习果树栽培技术，彭德怀研读了《土壤学》、《栽培学》等技术书籍，又拜附近果园的农艺师刘富先和孟某为师。吴家花园几年内改了观，除有麦地、菜畦、鱼塘外，还种了桃、梨、核桃、苹果、葡萄、柿子等各种果树。他计划把北方能生长的果树都引进吴家花园作实验。他和13岁就学艺，曾培育出秋香、燕江等著名蜜桃品种的刘富先结下友谊，不想这一非政治性的友谊，也使刘富先在以后的“*”中被关押了一整年。　　张飞乎?魏延乎?海瑞乎?于谦乎?四、雪上加霜（16）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一住6年，在冷清寂寞的冬夜，他也时常看小说，读历史，特别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人以韩信的命运比拟彭德怀，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自喻过。他不再说自己是张飞，而常说：“我就像明朝的于谦。”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有众多的人物典型：忠与奸、直与佞、智与愚、勇与怯、贤与不肖……在评价今人或自我审视的时候，人们常常从其中寻找相似的命运和形象。而这样一种寻常之事，在彭德怀身上却引出了两桩是非颠倒的公案，不仅加重了彭德怀自身的冤情，还造成了一位与彭德怀素昧平生的著名学者的生命惨剧。　　彭德怀作战英勇，性格爽直。红军时期，毛泽东称道他是“猛张飞”，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著名诗句。由于毛泽东的褒誉，彭德怀就常以张飞自喻：“我这个人像张飞”。“我是个张飞”，在对待同志，包括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他也有意无意地以直言不讳、生硬顶撞的“猛张飞”作风招至不快，甚至结下“疙瘩”。“猛张飞”，既是彭德怀的美德美称，也道出了他的缺点。　　1958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海瑞精神，号召与会的高级干部学习明朝有名的直臣、敢于尖锐批评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海瑞。毛泽东说，明朝的皇帝对臣下很严酷，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并举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会间，毛泽东看到彭德怀，要他读读《明史》的《海瑞传》，彭德怀深受感动。　　海瑞在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年间，官不过户部主事。官位不高，但可以上书言事。他受职后的第一封奏疏就历数嘉靖的弊政，所举十项虽朝野皆知，却无人敢言。海瑞在奏疏中痛切陈辞，直言无饰，批评皇帝朱厚熜：“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吏贪官横民不聊生”，“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之矣”，“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明朝对大臣有廷杖之制，大臣触犯了“龙颜”，当廷就可以施以杖刑——打板子，打死勿论。海瑞入宫进奏，先买了一口棺材放在家里，又和妻儿诀别，表示他不惜一死。嘉靖阅奏，果然大怒，即要逮杀海瑞。听说海瑞已经买棺诀妻，又忍下怒气，但终于他还是受不了海瑞的刚直，把海瑞下了狱。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和海瑞上书嘉靖的情势完全不同。彭德怀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当时工作中的偏差提出意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彭德怀的上书也受着毛泽东本人提倡的海瑞精神的鼓励。不幸的是，彭德怀的信被毛泽东认为是别有用心。原来纠“左”的中央工作会议转成了打退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战场。在猛烈的批判中，尽管彭德怀申明“张飞”这个绰号原是毛泽东给他起的，还是有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在会上发言时说：“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此时，毛泽东插话说，彭德怀是“内有二心，外似张飞”，一语收回了他对彭德怀多年的“张飞”美称。这一来，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没有从张飞进到海瑞，倒从真张飞“变”成了“假张飞”。假者，伪也。*又乘机迎合，加油添醋地说，彭德怀是“伪君子”、“冯玉祥”，不仅冤枉彭德怀，还冤屈了爱国抗日、曾和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四、雪上加霜（17）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张飞形象忽然弄真成假，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一位在会上批彭不力，反而说了彭德怀好话的高级干部，在被迫再度表态时说了一句：“我看你不像张飞，倒像魏延。”这个说法一传开，小组会上就有人在“魏延”这个称呼上做起文章，说：“彭德怀就是魏延”，“脑后长有反骨”等。彭德怀的形象和历史，几月之间，就这样翻了一个个儿。　　魏延脑后有反骨之说，原是《三国演义》上演绎出来的。《三国志》上并无此说，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却深入人心。《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早在魏延献长沙、归降刘备之际，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想要杀了他。20多年后，诸葛亮星殒汉中，魏延果然反了。幸而诸葛亮临终前留下锦囊妙计，曰：“魏延反，马岱斩。”才使蜀汉军队得以安全撤回。将魏延之说用到彭德怀身上，就是说，彭德怀一贯是，早就是反党反毛泽东的。1945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彭德怀曾进行过火的批判，把彭德怀在历史上和毛泽东有过的争论说成是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搞宗派，把彭德怀曾说过的：“拥护毛泽东同志不在‘拍掌’，更不是要去‘捧场’和‘盲从”，“毛泽东同志999％的正确，就没有01％的错误吗?”这样一些并不错误的话，也说成是反对毛泽东。在这样的批判气氛下，曾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的关向应在病危时，对去看望他的彭德怀说：“彭老总啊!我是将死之人了。你不要再反对毛主席了!”面对垂死的同志，彭德怀无法为自己辩解。但其后十几年中，经历了保卫延安和抗美援朝那样的生死考验，彭德怀的忠诚本已进一步被历史所证明。不过，尽管他对毛泽东很敬佩、尊重、服膺，却始终达不到当时越来越增长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高度”，他始终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而不是“神”。他也十分怀念战争时期和毛泽东之间无拘束的往来，毛泽东与他既是战友又是领袖的关系。这便是他认为给毛泽东写一封表达意见的信本属正常，而毛泽东和一些人却视为大逆不道，从而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本的、潜在的原因。后来，关向应“临终有言”这一段故事被翻了出来，作为彭德怀确确实实是脑后长了反骨的魏延的明证。昨日功臣，今朝祸首；昨日忠勇张飞，今朝反骨魏延。所有这些给彭德怀带来的屈辱，使他从此再不说“我是张飞”的话。　　然而，在为彭德怀寻找形象上，事情还没有完结。上海会议上从明史中请出来的海瑞，到庐山会议批彭以后也变了样。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　　于是，不但古人可以喻今人，今人也可拟古人。明朝的海瑞可以今日之左派拟之而成为“左派海瑞”；今日的彭德怀则因成了右派而致株连古人海瑞，使海瑞又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四、雪上加霜（18）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帽子”很多，再加一顶“右派海瑞”也无所谓了。却是因这海瑞之说，在庐山会议6年之后，由江青亲自策划、姚文元执笔署名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导致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批斗、凌辱下，夫妻二人并于同年被折磨至死。更由这一篇充满火药味的诬陷文章，拉开了史无前例的“*”的灾难序幕。　　尽管彭德怀不再提“张飞”，但在寂静的郊区，深夜读史，古今多少英雄演出的一幕幕历史悲喜剧，还是在他胸中激起波澜。有一段时间他的案头放着《明史》列传，浦安修拿起来看，他问妻子：“你看，我像不像明朝的于谦?”　　于谦在明景宗(朱祈钰)年间曾官至兵部尚书，当北方的瓦剌族入侵，兵临明都北京城下之际，于谦受命于危难，举兵抗击，使局势转危为安。于谦为官清廉，性格耿直，生活简朴，不阿附权贵，后为瓦剌反间计所中，被明英宗(朱祈镇)以“意欲”罪杀害。《明史》载于谦被抄时，“家无余资，肃然仅书籍尔。”　　彭德怀很喜欢于谦那首有名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几次对侄女彭梅魁和彭钢说：“我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　　张飞乎?魏延乎?海瑞乎?于谦乎?今日彭德怀的冤情已大白于天下，不论是张飞，是海瑞，是于谦，均不足确喻彭德怀最后岁月为历史留下的鲜明形象，那便是他对个人崇拜这一现代迷信的挑战。他尊敬但拒绝迷信毛泽东，他把毛泽东视为伟大的人民领袖但不是上帝，他认为毛泽东英明，但不可能洞察一切。当党内对毛泽东的神化、君化之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地感察到了这一点，又率直地表现了出来。他并没有什么反骨，而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媚骨。他以不盲从、说真话之光照亮后人而毁灭了自己，这一点，也许他更像希腊神话中被禁锢在高加索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意为先觉者)——一位战神和人类的保护者，因将天火盗给人类被大鹰每日啄食而始终不屈。　　固然，这一切都只能是比拟，而彭德怀永远只是彭德怀，是他自己。从童工——元帅——囚徒，彭德怀壮烈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了又一个引人传颂、受人喜爱、为人同情、令人感叹的典型形象。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撤销了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彭德怀对此一笑置之。他在会前收到通知：不要去出席会议，可发给大会的文件。撤职，早在意料之中。吴家花园的值班哨兵很注意观察这天晚上彭德怀在看到他被撤销职务的决定时的反应，但所获甚微。记录上说，他只“突然笑了一声”。但从记录上可以看到，他对大会上的各项报告很关心，有时文件没送到，他就到西屋值班室去要，值班室没有，又到门口问哨兵要。他对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的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的宏伟任务很兴奋、很满意。　　2月，美国出兵越南。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3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沿海为第一线，华中为第二线，第三线是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3省，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中央决定建设三线的国防工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四、雪上加霜（19）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此议经*中央同意。　　彭德怀专案组根据*中央的决定，通知党校派人去和彭德怀谈话，了解他的学习情况。　　7月7日，高级党校贾震等3名副校长一起来到吴家花园。　　久与中央隔绝的彭德怀，见了贾震等3人感到意外和高兴。　　贾震先问：“你近来身体好吗?”　　彭德怀答，身体比以前好，跑路没问题，就是睡觉还差，有时要吃安眠药。　　贾震问起彭德怀在学习上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彭德怀简单回答了过去的学习情况，话题一下跳到了庐山会议：　　“党校的人对我说：‘你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联系你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问题。’我就是那封信写坏了。不写那封信，主席会改的。总的说来，那封信可以不写，但是按我这个人来说，当时不能不写!”　　彭德怀说得声色俱厉，贾震几次想把话岔开，说：“谈谈你的学习吧?”　　“学习是为什么?”彭德怀不打算停止：“对庐山会议我没有意见，也可以教育人。就是有两条我硬是不能同意：一条是，我没有和外国人搞颠覆活动。我这个人倒是有孤立主义，还有民族主义，一向反对外国人，和外国人谈不来，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敲着茶几，把茶几震动起来。“如果查出有什么叛国活动，按国法办!”“还有一条，说我搞小集团活动，我历来没有，也未想到，请中央去查。如有，按党纪处理!”　　彭德怀提高嗓子：“……十中全会以后，什么文件也没有了，我现在好像是一个脱党分子。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我这个人不会开小差。我最好到农村蹲点，到基层去做点工作。现在我想到云南或贵州山区农村去……那里没有外国人”。　　最后，彭德怀提出，要是中央不同意他到农村去，就“把我这里所有人员撤去，汽车也可以交出去，留下一个看门的和3间房子就行了。我自己能劳动。”　　谈话进行了1个多小时，事后由贾震等3人回忆追记上报毛泽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专案组负责人。　　这时，彭德怀的问题又加了码，把他和高岗说成是反党联盟，而且是以彭为主，称为“彭高联盟”。因习仲勋被说成是高岗余孽，又把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专案组合为一个彭、习专案组，把彭、习二人的问题重点定为一个里通外国，一个里通内国(高岗)。　　中央决定分配彭、黄、习等人工作后，9月7日，彭、习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今后工作。专案组工作人员的笔记记录这次会议的领导讲话说：　　“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本人也可能认为：你们没有查出什么吧。中央分配他们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另一方面还表示希望，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上述这个施行“引蛇出洞”计的插话，出自以整人为务的康生之口。　　过了4天，9月11日上午，高级党校副校长贾震到吴家花园通知彭德怀：中央有人和你谈话，现在就请你去人民大会堂。未等彭德怀问明，贾震就催彭德怀和他一起上车，直驱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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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网站四、雪上加霜（20）彭德怀疾步登上大会堂宽阔的石阶，他已经6年多没有来到这里了。在这里，今天将会看到什么人呢?要找他谈什么呢?贾震闭口未说。　　随贾步入江苏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在那里等着他。　　互相问好，从天气到国际形势漫谈数语，彭真即说明主旨：“今天我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事情未免太突然。彭德怀沉默了片刻，随即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表示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做调查。　　彭真说明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举出大三线总指挥是李井泉，（李井泉是大跃进中的“促进派”，庐山会议批彭最力）彭德怀很熟悉。干部则多是从部队调去的，“为什么你不好领导呢?为什么你不好说话呢?……”他劝彭德怀：“你到那里帮助李井泉，还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彭真又说明，尽管在华北座谈会(1945年1～5月)上李井泉和彭德怀“吵了40天”，但到了抗美援朝，还是听彭德怀的，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他也是赞成的……　　彭德怀仍然坚持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理由有三：1十中全会以后，看不到文件，对经济情况不知道，很难去工作；2脾气毛躁，容易得罪人，在政治上不好工作；3对农业懂一点，在吴家花园又研究了作物栽培和果树嫁接技术。谈着，又把话说到庐山会议问题上来了：　　“我这个人就是有牛脾气，有意见还是要提。我的意见别人不同意，我还是要坚持。庐山会议上我有错误，我是个粗人，一急就说出来了，不该写那封信。但说我反对毛主席，进行小组织活动，根本没有这回事……7000人大会说我‘里通外国’，我和外国有什么关系!?碰巧我到欧洲走了一趟……”　　彭真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翻案”。二人一来一回，争了起来。彭真说：“我也是个直筒子。”要彭德怀“老老实实听从中央的安排”。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贾震和乔明甫坐在那里，一言未发。他们在事先即被告知：“彭德怀不好对付，思想要有准备。贾震还被告知：“不要插话。”　　彭德怀独自坐车回吴家花园了。彭真立即打电话向中央报告谈话情况。贾、乔二人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　　事情似乎是僵住了。从*中央说，这是示彭以宽大，但他偏不接受分配；从彭德怀来说，他感到中央对他伸出了手，但他的顾虑也是十分现实的。　　贾震奉命再次到吴家花园听取彭德怀对这次谈话的反应。　　彭德怀仍然是那些理由，希望到农村去。说他“怕到三线去工作，人家干劲大，对我难免有顾虑。我不是胆小鬼，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怕过”。　　对彭真的谈话，彭德怀说：“总的是满意的。”　　但事情对他总有些节外生节，而他又无法忍受。　　11日，彭真在与彭德怀一来一往的谈话中，批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曾小声对坐在身边的一个省委书记说他要和毛泽东“较量”。彭德怀大为恼火，大声申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骂该人“品质不好”。贾震来后，彭德怀又提起此事，说他“现在不同意，将来也不同意，见了他(彭真)的面，还会提出来……”　　贾震力劝彭德怀去三线，没有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