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鹅(湖南话叫大雁为雁鹅)的警惕性很高。我告诉你打雁的战术。”彭德怀兴致勃勃地给王敬先讲起了早年他在洞庭湖打雁的经验来：　　“雁群在苇荡里宿营，通常有一只孤雁担当守卫，人们叫它雁奴。你发现雁群，向它靠近，雁奴就会报警，你赶快伏下，雁群惊起来，没发现危险,会落在原处休息。有些气性大的雁鹅，对雁奴有意见了,就飞去啄它一阵，再落下休息。这时你才能继续靠前。这样反复两三次，整个雁群都生气了，把雁奴啄得遍体鳞伤。以后，雁奴再怎么叫唤，它们都只顾睡觉，不去理会了。这时候，你快速抵进，一枪打去，嘿……”　　王敬先侧头看彭老总右臂向上一扬，俯身向前，似在回味着猎人的快活。　　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大军统帅突然收住了兴奋，说了声：“雁奴真称得上忠诚的卫士，它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呢!”　　彭德怀无心说了一个故事。当他称赞雁奴的时候，或许想到了自己的职守：国防部长——新中国的保卫者。但无论如何，他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雁奴的命运联系起来。当时，他还身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主持着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受到党和国家、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自古有谶言之说，或许是偶合、附会导致的迷信。不幸的是，1959年的8月，彭德怀在江西省境内大江南岸的庐山之巅，像“雁奴”一样，因“报警”而被自己的“雁群”啄得遍体鳞伤。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党内也存在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最终导致了中国大地上浩劫十年的“*”大悲剧。　　庐山会议后，狠反“右倾”，直接造成1960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灾难。1959年全国人口净增1113万，而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了1100万，1961年又继续减少了348万。　　就是说，这一场灾难导致了大约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四川、广西、河南等省不仅大批饿死人，造成整村、整户死绝的惨剧，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　　庐山会议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从1959年8月到1978年末，全党全国“共诛”、“共讨”彭德怀近20年之久，其起因乃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这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而使毛泽东如此这般地震怒呢?可叹的是，除当时的与会者和省市一级领导人外，全党全国并无缘得见。直到1979年6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元帅事迹展”时，这封“意见书”才第一次公布于世，以致每日都有许多参观者挤在“意见书”抄件前阅读、议论、摘抄。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将“意见书”作为附录刊载，这份历史性的文献才得以举世共读之。一、元帅解甲（2）当人们终于得睹“意见书”的庐山真面之后，又不禁产生了几许困惑：以1979年以后的眼光来看，这份惹下大祸的信，它对当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并不彻底，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意见书”认为：公社化中的问题基本已得到纠正，而基建项目过多过急了，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当前主要问题是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紧张，就其发展看，已具有政治性。“意见书”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浮夸风普遍滋长，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意见书”的最后，彭德怀提到：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和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左”一般比反右要困难一些。　　这是一番心平气和但又切中时弊的意见，又确是在集中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第一把手于一堂的庐山会议上，对当时仍深深潜藏在毛泽东和许多与会者思想中的“左”的“情结”率直发出的第一声警号。　　“雁奴”折翅庐山，而“雁群”的灾难是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才显现的。　　比邻若天涯 老彭原住中南海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在共产党内“阶级斗争”的浓重火药味中结束，不复神境仙风。彭德怀从飘渺山林深处的芬兰别墅乘车直下四百旋，到达九江机场。返程的人看到彭德怀来了，都小心地回避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张爱萍上将觉察到了这一点，有些不平地跟在彭德怀一行人——彭的妻子浦安修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后面登上了舷梯。1988年，张爱萍将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仍然敬重彭老总。”机舱里的乘客稀稀疏疏，彭德怀视若无睹，一言不发，回到北京。　　8月末到9月中，又值北京秋高气爽、云淡风清的时节，中南海却是波涛汹涌，草木俱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千余名高级将领齐集怀仁堂，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聆听中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从红军到八路军、从解放军到志愿军，那上千名肩缀闪闪将星的与会者有几个不曾在彭老总麾下打过仗?有谁曾见到彭德怀反党反革命?人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人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但眼前的事实是严酷的，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解放军是跟他走还是跟彭德怀走的问题，写在党的决议上的“罪行”只能被认为是铁证如山，与会者于是起而“批彭”，20多天的军委会上，斗争彭德怀的火力比在庐山会议上还强，为的是“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　　9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彭德怀回到他的住所——中南海永福堂，他见浦安修低着头坐在桌旁，眼圈红肿。　　从庐山事变之后，浦安修就常常以泪洗面。20年的夫妻，她深知彭德怀不会反党、反毛主席，她只能埋怨他：“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方面的事情呢?”有时又无可奈何地唉叹，“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呵!”　　其实，倒是她自己上庐山去，迎接了这场大祸，又带着它回到北京的。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她早出晚归，勤于工作。彭德怀外出开会、视察，她从未相随过。这次中央在庐山开会，适逢师大给领导干部放了几天暑假，中央每天有飞机往庐山送文件，她想趁这难得的机会去庐山一游。一、元帅解甲（3）她给彭德怀打了一个电话，想他一定会高兴。不料传来彭德怀迟疑的回答：“你——别来了……你不要来了吧。”没有说明理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多么诱人的庐山!多么难得的机会!浦安修还是要去。　　“唔——，那你就来吧!”电话放下了。　　后来，浦安修自己也奇怪，竟然没有觉察出他那种不安的语调。　　下飞机后，她也没有觉察出，前来接她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一路小心地回避着她的一些问话。　　车到庐山，如登仙境，浦安修沿着松柏掩映的石阶拾级而上，走进彭德怀的住宿处176号。正是休息时间，彭德怀却不在。浦安修围着这栋小巧的西式平房(原芬兰别墅)走了一圈，进屋坐在窗前静静等候。　　书桌上简单的文具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在正中端端正正放着一份文件。她和彭德怀都是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她从不翻阅属于彭德怀工作范围内的文件。但这份文件实在摆得太显眼了，就像是专为留给她看的，她便微微欠起身来瞥了一眼文件的题目，白纸黑字一排长标题顿时使她如遭五雷轰顶，两眼发黑。　　那文件的题目是：《*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她很快就清醒过来，拿起文件读下去，越看越惊心，边读边流泪，终于禁不住伏案痛哭起来。　　彭德怀回来看到妻子红肿的双眼，只说了一句：“你都看到了吧。”再没有说话。在以后的几天里，彭德怀对整日以泪洗面的妻子作了简单的表白：我这个人毛病很多，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一个难得的机会和一桩意外的大祸，就这样凑到了一起。好事与好事碰到一起叫“凑巧”、“巧合”，好事与坏事凑在一起了，又该怎么说呢?她就是这样高高兴兴上山去，迎接这场天降大祸的。　　政治风暴从庐山卷回北京，从怀仁堂卷进永福堂。军委扩大会议开完，彭德怀看到妻子日渐消瘦的面容和不知祸源于何处的惶恐，他想到，该由自己来结束这一场越来越升级的无端的“斗争”，使党中央的工作及早恢复正常的轨道。他安慰妻子：“今后我去劳动生产，你还可以工作，党有政策。我去劳动，当老百姓，也是革命，可以减轻一点群众的负担嘛!”　　几天前陈毅元帅曾来看彭德怀。这是下庐山后第一个来看彭德怀的领导干部。以往陈毅来访，人未升堂，声已入室，爽朗诙谐，使平素严肃寡言的彭德怀也顿时谈笑风生。这一次，陈毅默默走进来，“川腔”里拖着沉重的声调，劝说彭德怀：　　“老兄——，想开一些——，还是以大局为重嘛!”　　彭德怀沉默不语。　　陈毅又关切地问：“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德怀的湖南腔同样沉重，但很坚决。　　陈毅似赞成似不赞成地“唔”了一声：　　“我看——，还是利用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再说吧。我也欠着学习这笔债呢。”　　彭德怀点头说：“边劳动，边学习，我也是这个意思。”　　想到和陈毅的这一番对话，彭德怀对妻子说：“你替我到尚昆同志那里说说，我没有工作了，我请求尽快给我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搬出中南海，实践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还可以一边读点书。”　　“你自己去吧。”浦安修流着泪回答。一、元帅解甲（4）“现在，哪儿我也不能去，这你还不明白吗?”　　过去，彭德怀从不让浦安修参与自己的事。现在，他回避主动去见任何高级人物，以免再生是非。*和他从红军时代就是老搭档，一个是军团长，一个是政委；抗战时期在敌后，一个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一个是北方局书记。*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彭德怀力求回避，但此事必须找他。浦安修曾在北方局工作多年，和*也十分熟悉，她只得出面。　　浦安修找*谈过后，*即去丰泽园见毛泽东，在转述了彭德怀的要求后，*向态度莫测的毛泽东补充了一句：“是他自己要求的，不是我们要赶他。”　　毛泽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听完*的话。睁开双目：　　“呵——，原来他是住在中南海里呐。”　　这使*有些惊讶!他这个办公厅主任没有想到，毛泽东不知道彭德怀就住在离他不到二三百步的地方，而且仅是一墙之隔。　　“他自己要搬就搬吧。你负责在北京近郊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毛泽东嘱咐，没有一点火气。　　*马上命人查找了几处住宅，自己一一去看过，很快就定了下来。　　红墙一去后 挂甲度春秋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夕，已被撤去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确如*所说，没有人驱赶他。但他很清楚，被毛泽东视为“党内隐患”的他，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今天，只有退出政治舞台才能了结问题。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党和国家的心脏。彭德怀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多，从11岁离家给富农刘十六家放牛开始，他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与战争的驰骋中度过的。中南海，这是他驻留最久的地方。　　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吉姆黑色轿车，和他一起离开永福堂的有浦安修。没有人前来送行，他也不需要和任何人告别。　　中南海已经恢复了平静，碧波依旧。汽车驶出西门，彭德怀没有回头瞥它一眼。过去的七年中，尽管彭德怀晚饭后也时常在中南海的湖边散步，满脑子装的总是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少有闲心去品味它的旖旎风光，甚至感到住在这宫墙之内，有违他的意愿。他对这种与工人、农民、一般干部脱离接触的地方，总感到不自在，曾想搬出中南海另觅住处。他也曾选定过一个地方，但他去看了后发现，那是一处大院子，里面有一栋楼房，住房比永福堂多一倍，还有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就摇摇头，说了声：“太浪费，哪要这么些人来为我服务?”此事就此作罢了。　　在中南海的宫墙内，他还有一件不习惯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的住处被一道墙中之墙单独护卫着，和其他中央的成员隔离开。随便和驻地百姓交往的战争时代早结束了，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商大事的延安时代也已成为过去，他总觉得有些什么不该丢掉的东西也和那个时代一起逝去，使他有时产生一种怅然不悦的心情。　　1959年9月30日，共和国诞生10周年的前夕，彭德怀将要开始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离群索居，闭门思“过”。　　汽车直驶西郊，新的住处是颐和园附近挂甲屯的吴家花园。一、元帅解甲（5）前几日，彭德怀自己动手和工作人员一起收拾什物，室内器具全部上交，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上交，狐皮军大衣、绿呢军服，上交，毕生征战的荣誉：一枚枚金光闪耀的勋章，上交。警卫参谋把辛亥革命*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志愿军司令员的一幅《猛虎图》卷起来，想要留下，彭德怀也是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上交”，只留下20余箱的书和几件换洗衣服等随身用品。司机赵风池皱着眉头说：“都交了，连穿的都没有了!”彭德怀有他的想法，他不愿意让反党分子、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这些可耻的帽子和英勇的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历史荣誉联系在一起。　　临走的时刻，还是有几件东西深深牵系着他的感情：一枚中央苏区颁发的红星奖章，8块从红军时期分给他的伙食尾子中积攒下来、保存至今的银元，一支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还有一包历史材料，这4件东西一直被他珍藏在小保险柜内。他打开小柜，取出它们，一一检视，最后留下了小手枪和那包材料——里面是他在战争时期写的讲义、战斗总结，作为他毕生征战的纪念。　　195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欢庆共和国成立10周年。*队伍浩浩荡荡，欢声雷动，一排排醒目的标语，一队队表现伟大成就的彩车，在震天的口号和鼓乐声中缓缓驶过天安门城楼前。城楼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微笑着，频频向从东向西涌流的人群挥手致意。毛泽东魁伟的身影转向哪个方位，人群中就爆发出更热烈的“万岁”呼声。尽管大跃进造成巨大损失，十年的成就还是空前的、伟大的、足以骄人的。　　天安门检阅台上人才济济，肃立在指挥车上向受检部队举手还礼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另一位元帅*。人们很少注意到今年少了彭德怀。即使注意到的人，对于在当时群星灿烂的政治舞台上殒落了一个彭德怀，也并未意识到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而导致彭德怀“殒落”的庐山风云，却悄然掀起了共产党内未来惨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帷幕的一角。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曾接到“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此时他还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毛泽东等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吴家花园彭德怀的住室。彭德怀住在这里的六年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谁家办喜事他去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去安慰周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拿出自己的薪金给村里安电灯，接自来水管，给孩子们买文具等。他时刻关心着群众，村里的人们都非常敬重他、喜爱他。10月1日一整天，彭德怀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和妻子一起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望。天际闪跃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他的心情很平静，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10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　　吴家花园据说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崇祯时期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后降清，被清王朝封为平西王，以后他又举兵反清，为康熙帝所削。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始筑于何时已无可考，近年据文物部门考证，清道光年间为寿恩公主府承泽园的一部分，光绪时又成为光绪之弟载沣的府第。辛亥革命后转入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之手。解放后，则做了*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当是指吴鼎昌而言了。一、元帅解甲（6）吴家花园，据传说为三百多年前吴三桂的住宅，虽有亭台，但大都残破，号称“花园”，也早已荒芜。彭德怀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它的面貌，地开出来了，树种上了。图为彭德怀最小的侄女彭钢在吴家花园。此照为彭德怀所拍摄。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庭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6座角亭，自成园中之院。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对联：“云山自绘天然景，月下闲观物外春”。门上匾额题为“怀馨堂”。题的是哪一代园主的心情，已不得而知。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坐落在西山山麓起界处一大片著名的皇家园林中，西边约二里之遥是颐和园，北隔大道与圆明园遗址相望，南面的承泽园、东邻的蔚秀园则已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原为圆明园的养虎所，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西南角才叫挂甲屯。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铠甲，因而得名。但在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在辽、金、元手中，杨六郎何得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畿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上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当今的劳动教养所，是拘禁改造仅次于刑徒的犯罪分子的处所。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当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是太敏感，太难堪了。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自绘”、“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他在这里弄出了一番300年未有的气象来。开始，他嫌这个院子太大，房子太多，住着浪费，四处查看之后，他又很满意，因为有空地可以扮谷，有水塘可以养莲藕。他笑着对妻子和侄女梅魁说：“改造它一下，我要让这个花园来为我们服务!”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目测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这里管辖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自己也年过六十，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子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滨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挥汗耕耘。蓝天白云之际，雁群常从这里飞过，引颈向南。当彭德怀目送晴空的雁阵时，他的心中是否想起了雁奴的故事呢?他没有和任何人再讲起过这个故事。一、元帅解甲（7）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几年中，曾在中南海畔柳荫堤上听彭德怀讲述打雁经验的王敬先，却几次把彭德怀讲雁奴的故事悄悄说给他的妻子华顺听，他没有加任何评说，只是微微叹气。王敬先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兼任过*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对江青的恶劣作风提出过批评。“*”一开始，王敬先就被江青指名监禁，折磨至死。　　毛泽东来电约见 何故又相对默然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上午，毛泽东打来电话，约彭德怀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另一面，毛泽东又向彭德怀说：“30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老师——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在大家都体会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的时候，他在体会之余又加上一问：“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一直坚持着反对个人崇拜，他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过自己的方针、战术、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现在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毛泽东的电话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毛泽东还能排除意气，和他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存心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是一个严肃的场面，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诸人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刚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剑拔弩张地斗争以后，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对彭德怀笑脸相迎。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开腔，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4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转头让彭真、*二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常常引用这句古语。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只要“病人”愿意就“医”，毛泽东“救”人的处方是十分灵活的。　　然而，彭德怀始终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会议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攒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在座的人既熟知彭德怀，又了解毛泽东，都不免暗暗着急。　　毛泽东站起来，扬扬手说：“都在这里吃饭。”大家看表已近12时，就都随着毛泽东走进饭厅。　　席间，气氛依旧僵持。陈毅吃得快，放下碗筷，望望彭德怀，却似自言自语地说：“哎，过去我也反过毛主席的，现在还是和大家一样工作嘛!”　　彭德怀也已经吃完，坐在那里没有开腔。陈毅那样说，显然是想促引彭德怀再次检讨，争取重新工作。但彭德怀还是不表态，毛泽东也没有表示。　　饭毕，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　　两个历史巨人和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丧失。　　20余年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向前来采访的彭德怀传记组人员回忆了这历史的一幕，不禁轻轻叹息。　　二、读书思“过”（1）学员自特殊 学习亦特殊　　据*回忆，彭德怀离去后，毛泽东嘱咐*每月至少两次去看望彭德怀，主要是了解彭德怀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11月9日，彭真和*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那天在毛泽东处，为什么没有人把这句话从心里说出来呢?彭德怀心如浪击，却仍是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赖若愚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与杨献珍直接联系。自此，彭德怀成了党校的学员。　　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生就的不屈从于命运，也从未在生活中嵌进过“闲逸”二字。他绝不能就此悠游岁月。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不管组内的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也很满，很早就起床打拳，到园子里干活；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去党校学习外，小睡后看文件、报纸、杂志，16时左右出门走走，稍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7月31日在庐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讲了很多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批评彭德怀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这个同志事务烦琐，事务太多，读书少。”“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包括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艺、宗教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主义上处理工作难。”谈到读书多少时，毛泽东自谦说：“我也在内。”然后说自己“后来养成了读书习惯”。接着，谈了很多心得。　　正当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不懂马列和谈论哲学之际，刘少奇步入会场。听了片刻，他接下毛泽东的话题说：“我说彭德怀同志对*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主义哲学的敌对方面，你如果承认，那就是同*主义敌对，是*主义的对立体系。现在好像说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东西，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的……”接着，刘少奇又讲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的唯心主义经验论等问题。　　庐山会议上的这番批评，深深触动了彭德怀。理论文化修养自然是他的“短腿”。当时，他痛心承认，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军事工作中，他认真研读过的*主义经典著作，还是毛泽东在苏区时代赠送给他的列宁的两本书：《社会*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18年4月)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二、读书思“过”（2）当高级党校的教员和他商量学习计划的时候，彭德怀想到毛泽东在7月31日的谈话，决定先从哲学开始。　　在吴家花园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战争，他决心要弥补自童年就丧失的幸福——读书、学习。　　他环顾四壁的图书，54年前，年轻的姆妈牵着6岁的他——钟伢子——彭德怀，第一次去上学，一路喜悦，一路叮咛，他的手心仿佛还留有母亲的温热。为了念书，他小小的年纪就懂得给家里打柴挣钱，还不时背捆柴禾去酬谢免收他学费的塾师。如果这塾师不是他好心的姨父的话，他是连这简陋的村塾也念不起的。两年后，随着母亲的病逝，他永远地离开了学校。那份痛苦像刀痕一样，一直留在他的心灵上。彭德怀在书桌前坐下，打开崭新的笔记本，在首页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写了一段自序：　　“我于1898年出生下中农家，6岁开始读私塾，两年后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废学随之。四弟周岁即饿死，二弟小我两岁，三弟小我6岁，上有伯祖父和祖母，均年过七十，一家6口，老者茹食不得，幼者嗷嗷待哺，终日半饱，亦甚不易!屋漏锅破，尤以严冬时节，日则赤足履霜雪，夜则依稻草取暖，饥寒交迫，度日如年，莫我为甚。9至10岁时，率弟求食，11至12岁时，与人牧牛，13至14岁时，做煤矿工，15至16岁时，到洞庭湖滨当堤工。幼少年时生活艰难，塞我读书门径，徒羡富家子拥塞学门，恨天之生人如斯不平。回顾往事，尚记忆犹新。17岁从军当兵后，物质生活虽有改善，但思想封锁却异常严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革命思潮，在军队中若同隔世。除学些条令和语文外，其他毫无所得。加入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革命行动中，对马列主义不能说一无所知，但系统研究仍才开始。频繁战争环境自然有关，但主观努力不够，是其主因。现年过六十，但求知不应因年老而志衰，应自坚而加倍努力，至死方休。1950年庐山会议撤销我国防工作，批准我读几年书，得有机会来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这是我素所欣愿的，应当不辜负时光和党的期望。　　现在，首先来研究哲学吧。并将所读书中要点摘录下来，以便重读。”　　方案一定，他就开始，从10月到12月中，他一气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纲要》、《*主义哲学原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重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12月中开始，他又把读过的几本书一一作了摘记，在摘要中加注上自己的一些评语和阐释，另外还写了学习的心得。到2月末，共写下150页约7万字的摘要。从书写的整齐和字迹的衔接来看，他是先有草稿再抄写在笔记本上的，这本摘要因为没有涉及时政，故而得以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学习心得，在1979年“*”结束、“四人帮”倒台后，竟被“*”中的“彭德怀专案审查组”以防止“扩散”为由销毁了。历史竟能任专案组抹杀不能不令人叹息，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评价很高，党校哲学教员王哲民到吴家花园来辅导他的学习，他指着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说，主席对*主义确有很大贡献。二、读书思“过”（3）在读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时，他对杨献珍书中所引毛泽东的论断：“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和毛泽东号召做“老实人”、提倡“实事求是”、“强调认识从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彭德怀作为*中央党校的“特别学员”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读过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并作了许多眉批。他在新闻记者《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写道：人们如果把认识片面加以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来源于实践”等处特别重视，加批、圈点很多。　　在1943年至1945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先曾被批评为教条主义，以后又与从大后方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同被批评为经验主义，并被说成是王明教条主义的“支柱”。庐山会议上，“经验主义”的帽子再次落到彭德怀的头上。对于这顶“帽子”，彭德怀开始确实如刘少奇所说，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刘少奇说：“经验主义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彭德怀很受触动。在阅读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除作摘记外，还在书页上写了很多批语。这本书在“*”结束后，作为彭德怀的珍贵遗物，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彭德怀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了高级党校。他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他不和其他学员一起住校，仍住吴家花园，也不与一般学员编组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一名哲学教员、一名政治经济学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据担任政治经济学辅导任务的周勤淑回忆，领导交给她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并把他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向上报告，和彭德怀在一起谈话，当面是不做记录的，回到党校后要做追记汇报。党校的负责人去看望彭德怀后也是如此办理：一起回忆彭德怀谈了些什么，然后追记、整理，上报*中央。　　尽管庐山会议的批判斗争是如此绝情，毛泽东毕竟还是问了一句：“30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搬出“红墙”以后，又亲自给他安排学习，留他用餐，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高级党校的培训对象，一是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干部，一是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和理论工作干部，政治局委员来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个，他成了高级党校的“最高级学员”。不是庐山会议，他现在自然是不会到这里来学习的。真枪真炮的武装干了大半辈子，最后毛泽东射向他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却是在北京的“秀才”辑录的一份题名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现在，他也有时间用理论来武装一下自己了，这不也是毛泽东的一番厚意么?　　彭德怀不知道从上次和毛泽东会面后，毛泽东还多次要*去劝彭德怀：出来工作的前提自然是要认认错。*因顾虑到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一直没和彭德怀说。毛泽东还曾指示*和聂荣臻、陈毅两位元帅一起去做彭的工作，主要是要彭对庐山会议认错并再有所表示，可彭德怀一直很倔强，三人不好开口。二、读书思“过”（4）他不知道更不会想到，在他的身边，从生活到学习都有受命监视的眼睛。包括原来跟随他多年，又随他住进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都由组织特别交代过，要向组织报告彭德怀的言行。在不肯认罪的背后，他实际已沦为一个“囚徒”。　　无奈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只是因为忧国、忧党、忧民。他胸怀坦坦荡荡，即使有人背地打报告，也报告不出个“里通外国”和“反党阴谋集团”来。身边的人，也没有谁利用这个机会去损害他，反而因他的真诚而和他交往起来。　　1980年4月，高级党校的周勤淑在接受彭德怀传记组的采访时回忆说：　　“组织上交代，我去吴家花园的任务，一方面帮助他学习，一方面反映他的学习、思想活动，对他的言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想法都要向党中央报告。此事先是由杨献珍校长负责,但杨献珍又嘱咐我说：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追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又嘱咐说：最近没有事，可以随便些。”　　周勤淑谈到他对彭德怀的印象：　　“他非常热情、温和诚恳，对我们也没有戒备，所以我们和他很快就熟了。他把他考虑的问题、看法都对我说，谈得多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问题，说当时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比例、失调。他认为人民公社应当先试点，没试点就在全国全面开花不好。”　　周勤淑说，她在1958年到1959年曾下放山西，在农村，对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　　周勤淑到吴家花园，看到彭德怀案头放着《毛泽东选集》，彭德怀诚服地对她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非常成熟的。”“我由衷佩服”，“就是靠毛主席这一套路线办法，才有新中国的胜利呀!”但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一个看法：“毛主席打仗行，搞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他依然拒绝对毛泽东的迷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贡献和不足。周勤淑不禁感叹：“那时我心里就想：要说彭总反对毛主席，真是太冤枉了!”　　周勤淑还回忆说：“根据领导的要求，我写过两三次书面报告，如实反映彭总的情况，但以后渐渐熟悉，他真诚地和我谈心，讲到庐山会议前有的人本和他有相同看法，后来又起来揭发批判，完全改变了以前的调子；谈到他家乡来信，因反右而造成更大的灾难等，我就不再写在报告里了。”　　彭德怀在党校小组学习会上的发言内容也是要报告中央的，他的发言比较谨慎，他无意在这里再起波澜。但不习惯隐瞒己见的彭德怀，还是在一次讨论会上小小“走”了一次“火”。他说毛泽东：“他反右比较猛，历次反右，包括庐山会议都比较猛，而反‘左’就比较慎重(指建国后)，因为‘左’在主观上是革命的。”“‘共产风’就是‘左’的东西，因为反右，有的地方忽略了纠‘左’。”“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　　小组的领导马上嗅到彭德怀发言中的调子有些不合时宜，于是小心地作了反驳，并将彭德怀的这个发言及对这个发言的驳斥，一起上报*中央。　　彭德怀并不在意这类驳斥。他关注的是号称继续“跃进”，实则日愈恶化的形势。　　思过本无过 心怀亿万斯民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吴家花园离北师大很远，她只能平时住在学校，星期六回家。周末常来吴家花园的，还有彭德怀的侄儿女们，和几个已牺牲的老战友的家属。尽管他们的到来使院子里有了生气，但大家的心情沉重，很少有欢愉的气氛。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园内更显得分外冷清。彭德怀上午学哲学，下午看报纸文件。书中的哲学和报纸上的现实尖锐对立，科学与虚夸直接冲突，《人民日报》天天登有激励人心的醒目标题：“大跃进巨浪滚滚向前”、“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万马奔腾”、“日行千里”、“实现全面大跃进”，全民“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群众运动万岁”、“高速度万岁”……接近年末，则是一片丰收佳讯：“奇迹!奇迹!”彭德怀在庐山意见书中发出的警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打消耗仗，全面紧张”等，一一被报纸文章驳斥。二、读书思“过”（5）与“大跃进”升温的同时，从中央到省、市、县，一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卷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彭德怀问题的性质是“在党内配合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这场继反“右派”斗争后的反“右倾”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是各级党员干部中那些敢于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失的人。在农村，一大批从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大队支部书记，因保护群众的生产生活，反对“五风”，反对高征购，也未能幸免。其人数又以数十万计，有的省市还比照庐山会议抓出了“反党集团”，那些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的人，受到大会小会斗争和各种处分，直至撤销职务。　　负责安排彭德怀学习的杨献珍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　　杨献珍是*著名的*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抗日战争中曾任*北方局秘书长，与彭德怀相知甚深。杨献珍博学多识，耿介敢言。1958年冬，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杨献珍组织党校教师、学员到各地参观学习，自己也深入实地考察。和彭德怀1958年冬的情况相同，他的深入实际，也以振奋开始，以忧虑告终。在天津小站、河北徐水、河南新乡等在“大跃进”中出尽风头的地方，他了解到，严重的浮夸虚报和强迫命令，已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于是，在其后各地邀请他去讲课时，他便毫不留情地从理论上对一些做法进行剖析，出语尖刻。他认为，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不过是早已被历史否定的原始共产主义，用原始的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是唯心主义的，违背常理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他列举一些地方将田地深翻一丈，一亩地下数百斤种，杀几十条狗熬汤浇地，用香油、豆油积肥等的荒谬做法，并给以严厉的批评。杨献珍的讲话在很多了解情况又具责任感的干部中深受欢迎，引起强烈的反响。及至庐山风云一变，便有人将杨的讲话收集起来，报告给了*中央。于是，杨献珍遭到批判。善于整人的康生又马上把杨献珍和彭德怀连在一起，制造出“山上一个，山下一个；山上彭德怀，山下杨献珍；一文一武，互相配合”的说法来。早在庐山上批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时，就有“彭德怀和张闻天是一文一武”、“结盟向党进攻”之说。这时又出了“一文”，便成了“二文一武”了。杨献珍既被列入彭德怀一伙，自然不能再过问彭德怀的学习，也不能再去吴家花园。现有人著文说杨献珍经常去吴家花园和彭德怀独自交往谈心，实难置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怀馨堂闭门读书，研究哲学，似乎超然物外，实则，园外一浪高过一浪的继续“跃进”热潮，搅得他越来越心神难宁。　　在连续多日对《人民日报》上的虚夸报道和言论无法忍耐之后，一天，他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写下了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有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一直到1960年4月，媒体大唱赞歌，从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到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大兴共产主义风格，公共食堂万岁…… 电子书 分享网站二、读书思“过”（6）1960年4月6日下午，彭德怀在怀馨堂正屋书房内，照例从一摞报纸中首先打开《人民日报》。　　第8版几个大字跃入眼帘：“食堂之乐乐无穷”。这是*湖南省平江县县委书记某某写的一篇通讯，描绘了平江一个大队食堂的情形。他仔细读下去：“春风徐徐，送来了阵阵歌声：阳春三月唱食堂，唱得心里乐洋洋。食堂之红赛杜鹃，我们住在天堂中……”他继续往下读去：“食堂门前，社员用雄健的笔姿写着这样两则对联：一幅是‘食堂巧煮千家饭 公社温暖万人心’(按：这是以后贴遍全国的一幅名对)……”　　彭德怀把报纸一推，重重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被砸了自家锅灶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老弱病残一日两餐，走坡过田到食堂就食；没有残羹余米，无法养猪鸡；秸壳、枝叶没用场，大食堂却要砍了成材的树木去烧火……　　在庐山会议期间，平江县委书记因为农村办公共食堂给社员生活造成种种困难，曾宣布解散全县食堂；现在，平江县又出了一个县委书记，把食堂描绘得如天堂一般。自然，前一位书记已经成了和他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面对着大半版夸耀食堂的文章、诗歌，他心中不禁颤抖，气得站起身来，预感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袭来。　　读书有心得 评批《庐山决议》　　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反省，毛泽东昨日的哲学——实事求是，给了他勇气，使他用更坚定的目光去冷静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大反“右倾”使本来已经存在的“左”的错误更加严重。他满腔愤懑，自己违心检讨，委曲求全，并没有给党和人民带来好处。他放下哲学，埋头读了一个月的政治经济学，然后重读那份号召大反“右倾”的“庐山会议决议”。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一边读这份当时被誉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决议，一边无所畏惧地在决议的文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批驳意见。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内容分为五段，文本共7页，彭德怀在《决议》文本的每一页每一段旁都写下了自己的评语。　　《决议》第(一)段全文如下：　　“(一)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怀提笔在第一页第一段旁写下了他的申明：二、读书思“过”（7）“我7月14日信对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仅没有反对和怀疑，而且热情地肯定了它的成绩，只是指出当前突出的矛盾是比例失调、在工作作风上的浮夸风、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决议》第（二）段全文是：　　“(二)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即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彭德怀在这一段的旁批中反问道：　　“在到会中央委员(中)相互谈谈情况，怎样叫做反党集团呢?!如果以实事求是态度研究一下国内情况，我想，14日信和(在)西北小组(的)插话，不仅不是反党，而且是忠诚老实，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针对这一段中所谓“表面上也装作拥护”、“实质上却在煽动”的指责，彭德怀在旁批中写道：“这样一棒打下去，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彭德怀在《决议》第（二）段的一侧还写下了这样一段十分沉痛，并终于被历史承认和证实的评语：“‘并且极端夸大’，这倒不是彭德怀，而是这个决议案的本身。这样搞下去，势必断送或者暂时断送继续大跃进形势。”　　只有从那一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到他针对这个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作出的中央决议案的批评需要怎样的胆识。　　《决议》第（三）段的内容离开了庐山会议，旨在不仅批倒，还要“批臭”这个被确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的彭德怀。其文如下：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10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9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期间，由于违背中央的指示，他还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二、读书思“过”（8）彭德怀对这一段的批评一针见血：　　“整个(三)段是把现实问题推开，避开现实，为左……(字迹不清)，引到历史，转移全党视线。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我7月14日信中，只说了多办了一些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把木器铁器用具(下遗字)，拆毁房屋，砍伐树林做燃料，大量浪费人力，影响秋收，使当年的丰产没有得到丰收，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即在这样严重情况下，我还说是有失有得，来维护党的威信。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千钧、万钧重的《决议》也未能压服彭德怀。他进一步说出了大炼钢铁的全*动的真实，对它作出了一个合乎实际但却犯了大忌的结论：“得不偿失”。　　彭德怀在第三段的旁批中继续写道：　　“现实总是现实，如果坚持不改，其危险性是很大的。　　从来就不懂得什么是‘伪装爽直’，历来就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的，难道7月14日信和西北小组的8次插话是伪装的吗?在中央常委会两次插话，说中国工人农民好，不然就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全民炼铁补贴五十几亿元，要是(用它去买)生活物资，把它堆积起来，就会有庐山那样高，这是说会影响市场更加紧张。因为通货发行额，一般的需要有4倍的商品，否则会引起市场紧张和通货膨胀。50亿元人民币的发行，即需要200亿(元)百货作准备。对此，是毫无准备的。而且当时市场已经很紧张，当然要促成这种现象严重化。”　　《决议》第(四)段的内容是对彭德怀进行历史的清算，即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以达到对彭德怀的彻底否定。全文如下：　　“(四)彭德怀同志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彭德怀同志虽然挂着*列宁主义的招牌，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格格不入，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1945年党中央所召集的华北座谈会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彭德怀同志既然实质上是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还是积极的，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还是坚决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掌握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害怕*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对于*革命的方法也经常犯错误，包括几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情形就不同了。他对于社会主义虽然由于党的长期教育也有某种愿望，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没有精神准备。当社会主义真的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不起而反抗。因此，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二、读书思“过”（9）在《决议》第（四）段开头的旁边，彭德怀绝无伪装地、爽直地批了一句：“这次犯错误的，决不是彭德怀，而是那些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者。”　　在《决议》第(四)段的后尾部分，彭德怀的批语进一步表露了他对国内形势的预见和忧虑：“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是比较正确的意见，说成什么‘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这样搞下去党内将会有一段时间死气沉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的是破坏工农联盟，现在农民生产情绪普遍低落，农业生产量一定会下降，如果不纠正，不会很长的时间，工人劳动情绪也会要下降的，社会秩序将要出现不稳定现象。但到那时也会要改正，不过所付出的代价会是很高的。”　　《决议》的第（五）段谈对彭、黄、张、周等人的处理和庐山批彭的“意义”，全文如下：　　“如上所说，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绝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同时，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即既有反无产阶级、反*列宁主义的一面，也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模模糊糊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一面，因而他在过去几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中到了某种时机，由于党的帮助，还可以回过头来；鉴于他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同志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党仍然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希望在彭德怀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于其他跟着彭德怀同志一起犯了错误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党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二、读书思“过”（10）对《决议》的最后这一段，彭德怀批曰：　　“彭德怀的思想没有什么两面性，在整个革命历史时期，犯过某些个别错误，不像那些革命英雄一样一贯的完全正确。如果犯了错误就有两面性，北戴河会议以来(1958年)又如何解释呢?”　　虽然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并对彭德怀的历史进行了不公正的“清算”，彭德怀在对《决议》最后一段的旁批中仍然写道：“为了照顾团结，顾全大局，采取忍耐态度，作几次言不由衷的检讨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说得也很清楚，他是为了团结和大局才检讨的，并不等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看法错了。他在旁批中接着写道：“目前严重情况主要的是具体政策和工作上的错误。主要原因是：一穷二白，普遍要求迅速改变面貌，改善生活状况，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有些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自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以来，一系列的胜利，特别是1949年之全国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党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需要跌一跌跤，才能得到教训。”　　不迷信权威，不屈从错误，又不得不为大局而忍辱负重、空怀忧虑。历史对于彭大将军何其沉重!而今天，这一段段留在那份已被判为完全错误的文件上的批语又何其珍贵，何其辉煌。　　浦安修只有眼泪 回答不了问题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读书思过，他一边读书，一边联系实际。当前，对全国来说，也对他自己来说，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贯彻庐山会议《决议》。《决议》摆在桌上，他看过一遍又一遍，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那封信，怎么会使得毛泽东这般震怒呢?眼前没有人可以倾吐心曲，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间事情的彭德怀，瞪着眼睛问妻子：　　“你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要整我!?”　　“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30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就是三七开?”　　“为什么这样做法!?这样算账!?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从1929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点燃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星星之火”以来，彭德怀确实是毛泽东在30余年中同生共死的为数不多的老战友之一。　　1929年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5军主力转战千里来到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时值国民党政府合三省之师向井冈山发动会剿，红五军毅然担负起守山任务，使装备给养相对困难的红四军能下山转入外线作战。1930年秋，彭德怀提议由红5军改编的红3军团与由红4军改编的红1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自此，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朱、毛的直接指挥下与红1军团并肩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两支主力。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在张国焘分裂事件中，彭德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长征后期，红军减员缩编，彭德怀主动提出撤销由他创建并指挥的红3军团番号。接着，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朱德当时被困在张国焘处，便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红军到达陕北，组织东征军进入山西作战，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二人再度并肩作战。1937年国共实现抗日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蒋介石只同意朱德一人出任指挥，经毛泽东坚持，增任彭德怀为副总指挥。1940年5月，朱德返延安，彭德怀肩负起华北敌后抗战的领导重任。1947年彭德怀临危受命，率2万余装备低劣的兵力抗击20余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进攻，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重任。1950年，在*不出的情况下，彭德怀再次毅然受命，放下他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宏愿，挥师援朝。在长期革命中，彭德怀与毛泽东曾有过意见的分歧，在苏区，还曾因争论拍过桌子。彭德怀倔强直率，敢于坚持己见，有时令毛泽东不快，亦能改正错误，又仍为毛泽东所称道。由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张飞”这一绰号，就可看做是毛泽东对彭德怀这一既是优点又含缺点的性格的称道和谅解。在各个战争时期，*中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总是委以重任，彭德怀也不负所托，为革命立下不朽功勋，以辉煌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英明正确。 电子书 分享网站二、读书思“过”（11）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轻易地用“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3个字给他们30多年的关系作了结论，使他痛苦不堪，无法接受，因此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和毛泽东争执起来。他始终拒绝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说法，再次表现了他那只服理不服压的倔强与率直。　　现在，彭德怀独自住在吴家花园，周末浦安修从师大回来，就会遇到彭德怀向她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提点意见就是不合作?”“为什么共事30多年成了‘三七开’?”　　“……”浦安修只有眼泪，回答不了彭德怀的问题。　　浦安修是彭德怀的第二个妻子，他们的结合是在1938年秋彭德怀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一年之后。　　1928年彭德怀在平江率湘军一个团起义，时值他的发妻刘坤模回乌石老家，此后便音讯不通。在国民党当局的追索下，刘坤模东躲西藏，经过6年的飘泊，无以为生，遂另婚于人。1937年秋，刘坤模从报纸上看到国共重建合作，彭德怀率八路军出师抗日的消息，辗转到延安与彭德怀相见，这时彭德怀仍孑然一身，而刘坤模已生有一女，破镜未能重圆。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次返延安开会，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介绍，与浦安修结婚。　　浦安修生长在北平，少年丧母，父亲续娶后去南京谋职，浦安修由大姐浦洁修抚养。大姐赴美留学后，二姐浦熙修就一边念大学，一边在小学教书，供妹妹继续求学。中学时代的浦安修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的一员。1937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交通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浦安修离校赴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由党组织派去延安，后与彭德怀相识。　　近年有人著文说，彭德怀为和年轻貌美的大学生浦安修结婚而与刘坤模离异，这是以讹传讹。彭德怀对于他和刘坤模之间的婚姻悲剧，曾说过感人的一句：“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离婚以后，彭德怀仍给刘坤模以兄长般的关怀。　　浦安修在*中央组织部的窑洞中和彭德怀第一次相识和交谈时，便深深打动了彭德怀的心。不仅是因为她秀美端庄的仪容，还有更重要的种种：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懂得生活的艰辛；年纪虽轻已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担任交通工作——传递党的指示和信息，更证明她勇敢而能恪守纪律。在前方战火催促下，本来无心寻觅爱情的彭大将军向浦安修写了一封作战电报式的情书：“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向她表示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此时，浦安修生长的北平已沦陷敌手，浦安修懂得“愿与你同归”是希望她和他一起上前线，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长期身任军事指挥的彭德怀严守工作机密，对妻子浦安修也不例外，而曾从事地下工作的浦安修对彭德怀的工作也绝不打听。彭德怀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浦安修是一名地方工作干部，彭德怀关心、过问她的工作，她对彭德怀的工作则不去过问，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不了解，她把党内的事情看得很单纯。　　第一次使她担心和不安，是在1942年刘少奇从中原回延安过太行的时候。刘少奇对彭德怀负责的*北方局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和彭德怀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一连几天关着门在屋子里谈话，任何人都不让进去，争论起来声闻于外，情绪激动。但浦安修终究没问过彭德怀怎么回事。虽然这种情况使她惴惴不安，而彭德怀对她也片言不漏。直到她去听刘少奇在离太行前对北方局干部的一次讲话，当刘少奇对太行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行尖锐批评时，她看到彭德怀心平气和地聆听和记录，心头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二、读书思“过”（12）1945年延安整风期间，华北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座谈总结华北敌后斗争的经验教训，座谈会演变为持续地对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领导者彭德怀越来越猛烈、过火的批判。会议断断续续开了40天。浦安修常常看到彭德怀在窑洞里转来转去，面色沉重。她听说彭德怀是犯了路线错误，这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事。但错在哪里?她在前线工作了5年之久，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华北座谈会上升到路线问题了，她更为惶惶不安。但彭德怀闭口不言，她仍然恪守纪律，不问，又不敢向别人打听。除已传得沸沸扬扬的“百团大战”问题：什么“百团大战打错了”，“毛主席不知道”，“帮了蒋介石的忙”……其余问题她都不甚了了。1945年5月，*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完之后，整风结束，彭德怀照常工作，她的心也就平静下来。　　可这一次，庐山的“暴风雨”是来得太突然了。好好地上山，开了几天会就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究竟怎么回事?直到眼下，她看到的也就是*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那份《决议》和彭德怀那份“意见书”。为什么一封信会造成一场在她看来是天翻地覆的斗争，没有人给她做解释，而所有她能问及的人——在搬出中南海前她能够看到的彭德怀的老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负责干部，都回避和她论及彭德怀的是非，而只劝她和彭德怀“划清思想界线”。　　已经是20年的夫妻，她自己也已经从一名*员、新干部成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了。尽管彭德怀不和她谈自己的工作内容，20年中，彭德怀如果反党、反毛泽东，她还会看不出么！?她在心底对自己说，彭德怀决不会反党，不会反对毛主席!可是，肯定彭德怀组成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的，又是她绝对信仰、绝对崇敬、绝对爱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她该怎么答复彭德怀的问题呢?偏偏，彭德怀又忍不住要向她发出那些她无法面对的问题，她仍然只有用眼泪再加埋怨来回答：　　“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那些经济上的事情呢!?”　　“你没看到毛主席，不能等一等吗?为什么着急去写信呢!?”　　“你不写那封信不就没事儿了吗!?”　　“……”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妻子的抽泣和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在延安新婚数日他就急急赶回前方，等不及与她同行。过了两个月他去阳城(山西)开会，与从后方前来找他的妻子不期而遇，惊喜之余发现她走路竟瘸着左腿。原来是途中夜宿，炕小人多，浦安修只有半个身子能躺在炕上，腿悬在炕外，受了寒。晚上，彭德怀用手从一只土碗里蘸着点燃的白酒为妻子搓腿，笑道：“这在行军中是常事，算是你来前方的第一课啰。”　　从新婚开始，浦安修便与彭德怀相伴在艰苦和危险的革命征途上。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遭日军奔袭合围，浦安修与大队失散，在山上露宿了三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看到疲惫已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看，你那么瘦，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又是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呵!”解放战争中，浦安修在西北野战军直属队工作，又备历艰险。彭德怀率军援朝，她去前线探望，途中遭美机轰炸受伤。以后，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不禁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善良。二、读书思“过”（13）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彭德怀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怒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账的那些是是非非，向妻子说明来龙去脉和事情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彭德怀举出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明并非如此。在绝对崇敬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那些历史“恩怨”，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说出去!千万不能说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她有一个最简单，可以说也是合乎常理的逻辑：“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　　“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　　20年的夫妻出现了不和、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浦安修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进一步“认错”，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已。　　“对我彭德怀尚且如此，以后党内要多事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彭德怀步出怀馨堂，仰天长嘘。无垠的星空被四周的屋顶约束，只向他露出小小一片，深邃而不可测。浦安修站在他的身旁，她不愿问他这句话的含意，他也不再说下去，但这句话深深印在浦安修的脑海里，直到“*”后，她才领会到彭德怀对党内斗争那种不祥的预感和深刻的忧虑。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暗暗地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她只得去找*。从1939年春到1941年秋，她在*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在敌后的岁月，同志间、上下级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受中央之托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安排和日常联系，常借这个关系到吴家花园来看看。“*”后，*回忆说：“我是有工作任务，可以常去，也是想去看看他。”　　浦安修壮起胆子找到*，流着眼泪问：“我怎么能说得清他们几个人(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所谓‘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关系呢?我要怎样才能划得清界线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呀!”　　“你不要为难了，本来他工作的事，你也不知道。”素来既了解彭德怀，也了解浦安修的*说，“彭老总的事是彭老总的事，就不要老扯着你了，各是各的嘛。我给师大打个招呼，就不要总是揪住你了，你回去吧。”　　*仍然和颜悦色。在吴家花园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这样和她谈话了，这使她终生不忘。　　过了些时候，当她回到学校时，不再有人要她汇报了，党委会也不再追问她什么了。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浦安修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浦安修，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头在他的血液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分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二、读书思“过”（14）从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作。星期天浦安修回来，他不大向她谈庐山的事了。浦安修家里家外都松了一口气。　　留得正气在人间：《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但就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写下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笔记：《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他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写下了对那个被誉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是迄今所见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物在个人迷信时期对党的错误决议的最尖锐的驳斥。　　在中国大地的另一个角落，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这个具有学者气质，同样是不屈从的人，在1961年中，用知识分子的思辨，继续从理论上批判以“三面红旗”为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写下了直到他死后的第9个年头——1985年才全部公诸于世的3篇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果然是一文一武。彭德怀的《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完全是军人气质的。也许因为它太尖锐、太直率，这份笔记在“*”中，从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的住宅中被搜出以后，一直秘存于彭德怀专案组档案中，没有“扩散”。它对彭德怀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那不但“批倒”还要“批臭”的做法，刚烈的彭大将军绝不屈服，誓留清白在人间。　　彭德怀的《对八届八中全会的看法》可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决议对他的“意见书”的指责，叙述了八届八中全会前后国内经济建设上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据理驳斥。下篇针对庐山会议对他所谓的“算旧账”，回顾历史，澄清是非，驳斥会议对他进行的种种人身攻击。　　《看法》上篇共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他对庐山《决议》的总看法。　　彭德怀认为：“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他认为：庐山会议把建设性的意见书夸大为右倾反党纲领。会后又在全国大反右倾，使得本已存在的“左”更严重，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他斥军委扩大会上有人发出的“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因出现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故不能不反右”的论调是“奇怪的逻辑”，重申他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他肯定地说：“实践证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不是彭德怀，更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和反党集团，这些罪名是凭空加的。”　　事过35年，今日来看，以上对《决议》的总评何等中肯，而在四十几年前要由彭德怀来作出这个总评需要何等的气魄。　　在《看法》上篇的第二个问题中，彭德怀提出了他对1958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制定出的工业、农业、交通、文教各方面超过客观可能的高指标的原因分析。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1对当年的农业增产作出了能翻一番甚至更多的过高估计，甚至有人认为可以实现吃饭不要钱了；因钢铁指标过高完不成，怕不好看而搞全民大办钢铁。“至庐山会议时，比例失调已成为突出矛盾，既不正视事实之严重，又不悬崖勒马进行有效调整，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然后才能改正这错误。”2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由于解放以后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带来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成都会议、郑州会议通过了数十项高指标，各部门和地方层层加码，不认真调整，反而继续反右，中央批评河南信阳*补课经验，实际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不少地区正在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翻箱倒柜，搜查粮食，实际农村缺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3对“一穷二白”的现实缺乏认识。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要5个五年计划或几十年，不是3年苦战就可以做到的，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走在生产力前面。所有制方面的混乱对生产力起了反作用。要工人农民不计报酬，取消计件工资，无人售货，生产队贫富拉平是过度的行为，共产主义风格只能在少数先进分子中做到，不能以此要求大多数的人。家畜归公、住房公用、取消自留地、砍树等，是改革上的“左”的蛮干，是各级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违反经济法则，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主观主义。在这里，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只准穿裤衩)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体罚”。“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对于彭德怀这些痛心疾首的忧国忧民之言，“*”中的专案人员竟在旁边批了8个字：“造谣特等，极其恶毒!”二、读书思“过”（15）在《看法》上篇谈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彭德怀还谈到中央批判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提出的吃饭、住房、小块自留地三还原，并把张恺帆追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重要成员的问题。彭德怀在这里问道：“只要别人提出某些不同意见，不管正确与否，即说是什么反党集团，予以无情打击，这样的搞法对党对人民的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可见某些‘左’是从上而下强迫群众干起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如此信任高岗饶漱石……这又是谁的错误呢?”“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发以前，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还不是都受其蒙蔽，别人受其蒙蔽一再检讨，难道就不行吗?”　　《看法》上篇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研究现在条件下我国农业增产的幅度。彭德怀认为，农业增产的现实条件，一是生产工具落后，二是水利条件还很差，三是肥料缺乏，四是耕地不足，且在缩小，故目前增产主要还需依靠农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提高亩产，这就应克服农村劳力浪费现象。改变土地私有制是必要的，但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上保持私有制是必要的。仍应坚持按劳分配，承认贫富差别，逐步缩小差别。用硬拉平来消灭差别是要失败的，等等。　　《看法》上篇所谈的第四个问题是：“谁在坚决反对人民公社呢?”彭德怀的回答是，除国内外阶级敌人外，实际就是当前的一套“左”的做法。庐山会议上，“左”的思想行动不仅未得到纠正和停止，而且还在发展并使之合法化，如：“‘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长征没有物质刺激，难道就出了懒汉吗?”等等。在这里，彭德怀认为，把人民解放军的一套管理制度用在农村是有碍生产的，行不通的，必然产生强迫命令。彭德怀历数当时提出的“五个全民大办”即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文教事业造成的资源和劳动力浪费，对生产力的破坏和给群众带来的痛苦，写道：“特别是全民大办钢铁，主要是小土群炼铁动员了九千万个劳动力坚持三个月。以每人九十天计，即有八十一亿个劳动日。当时正是秋收季节，使粮食棉花、花生等及其他许多农作物都没有收好，有一些就根本没有人收，让它在地里浪费掉，美其名曰：‘物质不变’！把农民一年辛勤劳动得来的丰产年，实际上变为减产年。在炼土铁运动中，砸碎锅子和其他家庭用具，拆毁房屋，砍伐树木等作为炼铁的大量原料，上述这些损失和破坏，是无法计算的！”　　“在全民大办钢铁还未结束时，又继续全民大办水利，这个运动又动员了七千万人，坚持将近一年……”“这些全民大办的运动并不是多数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群众脱掉衣服（只准穿裤衩），以致吊打捆梆等体罚。又因粮食不足营养很差，致使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　　彭德怀还举出了铺张浪费现象“这些浪费和瞎指挥风，上至中央，下至县、社都有。”他提到1958年在平江考查时，一名红军残废战士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的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最后说：“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其忧民之心，即使今日读之，也深深震撼人的心灵。二、读书思“过”（16）在《看法》上篇所谈的第四个问题中，彭德怀抨击有些地区还在坚持给农民生活带来灾难的大食堂制。彭德怀写道：“现在有一些地区，对于1958年农业产量估计过高，因而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农民口粮种子还成问题，不顾这样的事实，反而错误地查瞒产私分运动，并继续扩大这一错误运动。为了多搞一些粮食，挂名缴粮。缴不出粮者，实行追逼吊打等体罚行为，用这种方法也搞不到粮者，被迫自杀者有之，外逃者更多，指定的查产工作队，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引起群众严重不满。有些查产队完不成任务，即被扣以右倾帽子。”“说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这是一种奇怪的理论，因为食堂制(即公共食堂)只能是集体经济中的一个分配的方法，在当前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反复证明大食堂制是不适宜的。”“硬说大食堂制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实际是把它当作强制农民劳动的手段，表面上集体出工比较整齐，实际在‘磨洋工’。”　　彭德怀对当时反右倾、继续大跃进的错误痛心疾首，对可能和已经出现的严重后果满怀忧虑，但他还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最终能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具有信心。在《看法》上篇的结尾处写道：　　“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还缺乏成套的经验，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我坚决相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一定会要纠正的。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应当反对的。”　　一埋头写了近半个月，委屈和焦急的思绪伴随着北京春季的狂风激荡。彭德怀终于搁笔。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　　过了“五一”，他拿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已经读过几遍了，这次重读，仍然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在笔记中记道，因为读这两本书。“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我的指责几乎完全遗忘了”。　　几天后，彭德怀在高级党校参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讨论，这又触动了他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思想回到国内的经济问题上来。只要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的脑海便不能平静。　　他想到“……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有同志说，在庐山会议时，中央本来是要反对‘左’的，并具有成效，正在庐山会议中期，彭德怀同志突然向党中央发起进攻，因此中央不得不调动力量，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时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当时中央真的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就有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作右倾主义反党纲领来加以反对呢？这不是奇怪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接着，彭德怀想起1959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3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一文的讨论》。3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失调，认为即便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掌握国民经济详细情况的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1959年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提高得最快”。彭德怀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二、读书思“过”（17）由于想起上述3篇文章中的种种乐观估计。彭德怀在《看法》上篇后面补写道：“好得很，我衷心祝愿如此”，“但事实恐怕不能如我所祝愿”，“而是工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全面下降”。他们“骗了自己，也骗了中央领导同志”。他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史无前例”的“*”中，彭德怀专案组从红卫兵在彭德怀的住地(成都永兴巷七号)抄走的笔记中发现，彭德怀竟敢在批判他的文章上加眉批进行反批判，于是，将这些笔记作为彭德怀的罪证上报，并注明：“反革命分子彭德怀坚持反动立场，他在《内部参考》第2862期国家统计局党委《驳斥‘国民经济失调’的谬论》的文章里，妄加眉批，为其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猖狂地反对党的庐山会议决议。”　　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及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采用的一套斗争方法极为反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多处提及，如：“断章取义”、“极端加以夸大”、“人身攻击”、“发生争论离开问题去推测其他”、“突然袭击”、“打闷棍”、“罗织罪名”、“莫须有”、“算老账”、“只许检讨，不许还手”等。　　重读过《矛盾论》、《实践论》，彭德怀提笔继续写他的《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在《看法》的下篇中，彭德怀针对《决议》对他个人历史、思想作风，以至人格的歪曲丑化，列举事实，一一驳斥，痛快淋漓。他决心不再“耐怨”，他已经看到了容忍的后果。　　《决议》指责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反党的联盟”，“向中央要*”。《看法》下篇开始就写了《算历史账》一节。　　在这一节里，彭德怀坦言他受高岗蒙蔽，未能及早发现高岗的阴谋活动，有一定的责任。但对以上指责，彭德怀写道：“我反复交代了事实，但是总不合某种目的的口味，硬要从粪坑中捞出这块石头来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请看事实吧。”接着，他写下了与高岗交往的情况：1950年他和高岗两次同去东北向部队动员抗美援朝，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指定以高岗为主，彭德怀为辅，再三嘱咐彭德怀要与高岗搞好关系，并说高岗在第四野战军中如何有威信。以后中央两次派高岗去朝鲜。1953年彭德怀奉命回国后，与高岗的主要接触是毛泽东要高岗帮助彭德怀修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其余还有3次礼节性互访。在接触中，高岗曾向彭谈到他对刘少奇的意见，认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关于和平*新阶段的谈话和解放初期在天津关于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讲话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高还向彭说刘少奇企图利用在白区工作的机会篡党，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等。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活动被揭发，*找彭谈话通报情况，彭德怀将高岗的上述谈话报告给*，拥护中央关于高饶问题的处理。彭德怀在回顾了以上历史情况后问道：“这怎么把我在西北小组(庐山会议)的发言和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说成是高饶反党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呢?这不是张冠李戴的奇怪逻辑又是什么呢?”二、读书思“过”（18）《决议》指责彭德怀：“他常常向中央要求*，他自己在工作中却是最不*的，最专制的。”　　彭德怀在《看法》下篇中回答这一指责说：“这种指责和罪名是没有根据的，是凭主观推想的。因为我加入党已经30多年了，如果每年要有一次(向党要*)，就有30多次了。可是中央从未有一次指责和批评。”“我看是根据我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推测出来的”。彭德怀曾在庐山会议的西北小组发言说：“基层党组织……省、市、地的*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不管党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只是建立个人威信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彭德怀在《看法》中申明，他是在1958年去西北各地视察中发现这个问题的，“这些完全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据此指责他向党要*，“实际上是庇护了某些第一书记的独断”。　　《决议》指责彭德怀：“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或正在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写成一团漆黑。”　　针对这一指责，彭德怀在《看法》下篇中写下了《究竟谁在极端夸大》一节。在这一节中，彭德怀认为他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被称为“意见书”的信中提出的在1959年工作中“浮夸风气吹遍各个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报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等，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是“实事求是地概述了一般缺点”。他反问道：“难道有人敢出来证明国家工矿文教等部门、各省市没有浮夸风吗?难道许多‘卫星’、‘水可熬酒’没有见之于报刊吗?稻麦亩产由几千斤到几万斤，一浪比一浪高的消息，难道没有见之于报刊吗?稻谷快黄时把几十亩地的庄稼压缩为一亩，把小孩放在上面拍制电影到不少地方放映，这样提倡密植的笑话难道也不是事实吗?总之浮夸风是很多的，是不胜枚举的，哪里还要什么‘极端夸大’呀!”接着，彭德怀在这一节中对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也举出了许多例证。　　庐山会议指责彭德怀在党内“拉拉扯扯，封官许愿”，针对这一指责他写下了《真的有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吗?》一节。　　《决议》指责他“只顾个人小局，不顾党的大局”。他写下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吗?”一节。　　……　　依然是“山高路远坑深”，依然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直爽敢言，艰苦卓绝，全军全党共知。在庐山会议上，当风云突变，得到与会多数人共鸣的彭德怀的“意见书”突然成了反党纲领，彭德怀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而猛遭斗争时，一些人在批彭的发言中，仍先说一番他的功劳和人所素称的长处。然而，对彭德怀是需要“批倒批臭”的，“批”而不“臭”，如何能“倒”呢?被紧急召上庐山的*瞧准了这一点，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就给彭德怀送上了几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伪君子这3个字，其意是说彭德怀一贯表现出来的优秀品德都是假装出来的。这自然不仅丑化了已作古的共产党朋友冯玉祥，更使彭德怀蒙受人身侮辱。于是小会、大会上，便出现了所谓“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种种发言，而且写入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之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二、读书思“过”（19）《决议》如是写道：“也由于他(按：彭德怀)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对此，彭德怀在《看法》中愤然写下“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一节。在这一节里，彭德怀说：“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的。就根本没有什么‘伪装爽直’。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写到激动处，彭德怀掷笔而起，在屋子里疾步来回，然后坐下来再写：　　“回忆一下历史就清楚了……”他回顾1929年春率红5军主力在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会合，刚上山即负担起守山任务，抗击近20倍于己的敌军“会剿”，使朱德、毛泽东得以率装备供应都更加困难的红4军转入山下，脱离白军包围。而红5军却蒙受了重大的牺牲。然后问道：“难道这也是什么伪装爽直所能做到的吗?”　　他再回顾1931年与滕代远一起识破敌人伪造毛泽东要除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3人的信件的阴谋，说服红3军团多数东渡赣江，与朱、毛率领的红1军团一起粉碎国民党政府军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危急关头维护了红军团结的历史；回顾了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领导的历史，写道：“这决不是什么‘阴谋’、‘伪装’等词句所解释得了的”，“这也不是什么‘伪装’、‘投机’等空洞词句来指责得了的。”　　在这一节中，彭德怀回忆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检查了自己开始对王明的观点有些是模糊的，但从切身教训中逐渐感到王明那一套越来越不对头。“八路军出师第一年，从28万人发展到25万之众，说明八路军在这一年中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抗日战略的。”“什么‘伪装爽直’、‘伪君子’、‘野心家’等这些罪名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　　对于“伪装朴素”这一极不公正的指责，彭德怀写道：“还有什么‘伪装朴素’问题，本来不值一提，但《决议》中既已指责为‘伪装朴素’，作为问题指出来也就不能不解释一下。”　　以下是彭德怀写下的“解释”：　　“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朴素。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也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这也是事实。”　　对于自己在长期战争中以非凡的精神艰苦自持，表率全军，彭德怀只用这样淡淡数语来表达。哪一个经过战争年代的老将军、老战士，读后能不为之动情呢?　　彭德怀特别提到他“即使在旧式军队中生活12年也是如此”。从任连长、营长、团长职务，至1928年7月22日举兵“平江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近十年的时间，他把薪饷、办公杂支、截旷等费用积存起来，除为士兵福利开支了一部分外，7万多银洋全部作了暴动的费用和红5军的军费。旧军的截旷费一向为军官所侵吞，实为旧军官的不成文收入。彭德怀却把自己的薪饷也蓄存起来备起义之用，计约6000银洋。而他的家庭，彭德怀在《看法》中说：　　“每年平均寄回家用不到200元，始终维持下中农生活。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全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余年如一日，这也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能不能举出任何事实一面铺张浪费，另一面又‘伪装朴素’?……”二、读书思“过”（20）在《看法》下篇中，彭德怀还对庐山会议和《决议》中对他历史所作的一系列谴责做了说明。如指责他带着入股思想参加*革命；在党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大部分时间仍然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和搞分裂活动等。彭德怀回顾了自己在这些历史过程中的认识和表现，从严检查自己，又对种种歪曲事实的说法予以驳斥。　　尽管种种难以忍受的“恶名”折磨着他，彭德怀最忧虑的仍然是大局。他在《看法》中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反右的结果“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　　5月30日深夜，彭德怀写完了《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拿起《决议》，注视着一个月前他在这份文件上写下的最后一个批语：“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　　他长叹一声，把钢笔重重地放下，走出户外，解开前襟，让晚风吹拂他满怀忧愤的胸膛。　　然而，“雁奴”已经折翅，没有谁倾听他的警告和那充满焦灼的呼声。　　一分试验田 欲究高产谜　　1960年8月，彭德怀的小侄女彭钢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放暑假回北京，找到吴家花园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彭钢急得大喊：“我找彭德怀，我是他的侄女儿!”　　彭德怀闻声出来，满脸高兴地叫：“小兔回来啰!”小兔，是彭德怀对小侄女儿的爱称。　　彭钢却惊住了。一年的时间，伯伯一下子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许多。　　彭德怀脸上的笑容突然收住了，一种强烈压抑的痛苦从他的嘴角透露出来。　　——以前，孩子们是绝对不能打听伯伯的工作的。晚上，彭钢鼓起勇气问伯伯，关于庐山会议的事。　　彭钢想不通，为革命出生入死，对党忠心耿耿的伯伯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　　“你看伯伯会反党吗?我为什么要反党!?我没有反党!”　　他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小侄女：“你可以看看我给毛主席写的这封信。”　　近一年了，彭钢才看到了这薄薄几页使伯伯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彭钢读完信，迷惘地望着伯伯。她太年轻太单纯了，不懂得这封信和反党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彭德怀第一次感到彭钢已不是一个孩子了，他向他的“小兔”坦诉了自己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越说越激动，充满焦虑，忘记了自身的处境。　　彭钢毕竟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场发生在她敬爱的伯伯和崇拜的毛主席之间的分歧。她不相信伯伯会反党，更不能相信毛主席会有什么错误的决断。　　“你当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的事呢?”　　又是这个问题——干嘛要去管经济的事!彭德怀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颤动起来。　　“我怎么能不管，我是共产党员，是政治局委员，要对人民负责!……”　　彭钢含着眼泪默默地听着。她相信伯伯的话是真诚的。　　如果不去谈经济问题，不就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了吗?这是亲人无可奈何、追悔莫及的怨叹。但是他打了一辈子仗，舍生忘死，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么?1953年他从朝鲜回国，毛泽东要他担任国防部长，他诚心诚意地推辞，并推荐*出任，自己则希望仍去西北搞建设。毛泽东说：*有病，不行。同时，毛泽东对他的推辞有些误解，不悦地说：“给你个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如再解释只会增加更大的误会。他闭口不言，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命。二、读书思“过”（21）彭德怀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记住这一点。在1957年7月22日“平江起义”29周年举行的红3军团历史座谈会上，他说：“对于我，写上这样几句就行了：‘他是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时代和生活把他推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常说自己要“做人民的苕帚——人民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内心深处对土地的眷恋却不时隐隐地浮上来，和妻子闲谈中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要“解甲归田”。1956年，以开垦南泥湾闻名的王震将军自告奋勇去黑龙江搞军垦，彭德怀笑对王震说：“我则开三亩之荒，于愿足矣！王胡子，你的雄心比我大。”现在，他确实“解甲”了，何时“归田”呢?他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没有应允他，于是，学习反省之余，他就在吴家花园的小片土地上耕耘起来。　　随彭德怀住进吴家花园的，有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锅炉工张来礼。园内还有一个警卫排。彭德怀把这支队伍发动起来和他一起来开吴家花园内的“三亩之荒”。他们种上蔬菜瓜果，又一起整治小水塘，将塘泥挖出来做肥料，将挖深、挖宽的水塘种藕、养鱼。　　1960年5月，湘潭老家两个弟媳龙国英、周淑身来信，愁苦万分地告诉彭德怀，农民更加饥饿，减了产又高征购，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公社食堂把山上的茶树砍了做柴烧；各家的锅碗瓢盆都砸了，“决心”吃食堂……彭德怀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加倍辛勤地锄草、松土、施肥，恨不得用自己的汗水弥补群众的损失于万一。　　彭德怀似应在吴家花园闭门读书，劳作思过。但他不能忍受那一圈高墙，散步就要出院。而每当他迈出挂甲屯20号那个大门，警卫排就要向中南海报告。从入城以来，领导人很少能够和住宅四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也少了，彭德怀自觉越来越孤独。现在，他走出吴家花园大门，发现他又能回到群众中去，特别是他熟悉的农民中间去，这使他很高兴。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人亲切地打招呼，谁要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还自我介绍：“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首长。彭德怀进屋上炕，聊得很随便，孩子们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和他无话不谈。　　这天，彭德怀来到社员潘秀兰家，潘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几千斤。彭德怀气得直摇头：“净胡闹!”　　彭德怀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潘秀兰的话使他想起也要种一块试验田。他收集报纸上介绍的增产措施，在小塘边开出一块地，这样可以充足地浇灌。他封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买了一个痰盂，每天清早把攒的“肥”端出倒在粪池里。后来又买了一个桶，让工作人员“支援”他的积肥之举，保证试验田施足底肥。土地不仅深翻，还把每一块土疙瘩都敲碎，用手捏一遍。彭德怀又出资买来良种，尽量密播，精心管理。麦子抽穗之后，他清早起床就去赶麻雀，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央。水、肥、土、种、密、保、管、工都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做了。彭德怀说：“我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二、读书思“过”（22）麦穗灌浆了。彭德怀到村里邀来一位老农，老农十分惊讶地说：“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哟!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怀请老农估产，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　　麦子黄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整整一分地，正好90斤麦。彭德怀并不为他的丰收庆幸，他紧蹙一双浓眉计算，集体大面积种植要达到他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然很少，一亩不过900斤，即使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　　对于那些高产的“神话”，现在他更有理由不相信了。　　朱彭朱彭 残棋憾千古　　彭德怀自搬进吴家花园，就切断了和自己生命相连的军队的联系，痛苦远远超过思想路线问题的罪名，使他和党内的战友也断绝了来往。曾有人送来一袋白米、两条大鱼，悄悄靠在吴家花园的门外墙边，是谁送来的呢?没有留下一句话。解放军上将李志民的儿子曾翻过墙到他屋子里坐了一会儿，他的父亲只想知道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上将杨得志在颐和园偶然遇到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就拦住景希珍，向他详细打听彭老总的情况，走了很长一段路。解放军忘不了彭老总。　　吴家花园的门卫很寂寞，出入高墙的除了工作人员、家属、已故老战友黄公略的女儿、左权的女儿，还有几个湖南老乡。这些人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能够以战友身份来到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的屈指可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在苏区时期参加红军的著名医生、时任解放军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中共著名的“五老”之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还有就是总司令朱德。　　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在庐山批彭，朱德在发言时仍然赞扬彭德怀艰苦朴素，对彭德怀的批评主要说他个人英雄主义太强。由于言辞温和，又说了彭的好话，毛泽东抬腿搔鞋，讥讽朱德的发言为“隔靴搔痒”。以后随着批判升级，特别是军委扩大会的残酷斗争，逼迫朱德也一次次检讨，并对彭德怀进行“揭发批判”……今天，朱德到吴家花园来探望彭德怀，四目相视，心绪万端。　　彭德怀握住朱德的手，朱德环顾了吴家花园的小桥流水和菜地鱼塘，又打量着彭德怀明显消瘦的面容和已经染过又褪了色的军装，脸上那一丝勉强的笑容消失了。二人走进书房坐下，互相问过好，彭德怀便按照老习惯把棋局摆上，工作人员送过茶默默退下。让两位多年在战场上并肩战斗、同生共死的老帅谈谈知心话。　　使工作人员感到惊愕和沮丧的是，人们听到了吵声，主要是彭德怀粗暴的嗓音，他竟然对自己素来敬重的总司令发起火来。　　大家看到宽厚仁和的总司令气得脸色煞白从屋内出来，彭德怀走在后面，脸色也很难看。工作人员还听到了彭德怀对朱德的一句“告别辞”：“请总司令以后不要再来了吧。”　　朱德和彭德怀之间的战斗友谊，也是自1928年11月底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红5军到达井冈山开始的。认真说来，他和朱德的相识比和毛泽东相识还早一些。当年，是朱德从井冈山下山到宁冈县城等候红5军的到来。在县城隍庙门前，彭德怀第一次和他久仰的“八一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朱德握手。几天后，他才和毛泽东在宁冈茨坪会面。12月11日“广州暴动”一周年，红4军和红5军在宁冈新城举行会师大会，正热烈之际，主席台塌了。战士议论纷纷，有人不安地说：“这不吉利呀!怎么刚会师就塌台了呢!”这时，朱德微笑着大声对指战员说：“不要紧，台塌了搭起来再干嘛!”朱德这从容双关的话给彭德怀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以后的长期战争中，他曾三次用朱德这句话来激励部队。一次是在1929年1月红5军从井冈山突围，只剩下283人(枪)的艰难之际；一次是在1942年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奔袭合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后的危急关头；一次是在西北战场的西府战役中遭胡宗南和马步芳的骑兵夹击，紧急撤出宝鸡的惊险时刻。二、读书思“过”（23）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二字相连并称，曾成为红军时代的象征。其后，曾与“朱”字相连并称的就是“彭”字。“朱彭”——八路军的总司令与副总司令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象征。　　彭德怀对比他年长10岁的朱德十分敬重。面容温和、宽厚稳重的朱德和面带威严、刚毅直率的彭德怀一起统率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谱奏出中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　　朱德和彭德怀共同的业余爱好是下棋。战斗中亲密合作的伙伴，在棋盘上常常杀得难分难解。这盘棋从太行山下到延安，从延安下到中南海，而今天，吴家花园的残棋竟成为两位革命元戎的最后一局。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彭德怀对他一贯敬重的朱德发火呢?两位曾并肩驰骋的老战友在什么问题上谈崩了呢?　　20年后，略知情的浦安修痛心地回顾了这一段往事。　　浦安修回忆说，朱德来访的那一个周末，她回到家，彭德怀告诉她，朱德在下棋时和他的谈话，表示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做法有意见，对彭德怀表示同情。这时，彭德怀便发起火来，说：“总司令：我犯了错误正在反省，你不但不帮助我，反而来说这些话。”朱德在谈话中告诉彭德怀说：“我现在就住在西山，离你这里很近，可以常来看你。”彭德怀伸手向前一推，拒绝说：“请总司令莫再到我这里来了。”说完就要收棋，朱德只得起身就走。　　朱德的来访是在毛泽东约见彭德怀的第二天。就在前一天，彭德怀面对毛泽东等待他再次认错时沉默不语。然而毛泽东的约见、留饭，也是毛泽东不愿30年的关系就此结束的表示呵。彭德怀回到吴家花园后，心绪翻腾，自信又复自疑，清醒而又迷惘，极力反省自己，过去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否错了呢?有不同意见就要说，要争论，是不是“反对”呢?此时朱德来访，对他表示安慰，同情，他不仅不领受朱德的厚意，反而批评起朱德来。　　在庐山上的“阶级斗争”中，谁被指为“反党”，人人都得来揭发批判，否则就是右倾，就入了“反党俱乐部”之伙。将帅们还要面对“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亦即面对分裂党的罪责。在庐山会议后，为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而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大局”，即便朱德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勋也遭牵连，被迫检讨，做违心的表态和“揭发”。彭德怀没能谅解朱老总，战友的情谊便为误解所代替。　　彭德怀气走朱德，是否还因为担心朱德对庐山会议的看法走漏会危及朱德而故意以此示绝呢?是否他担心“军事俱乐部”再被人为地扩大呢?他亲睹了朱老总被毛泽东讥讽为“隔靴搔痒”的难堪。现在，朱德又一如既往地来看他，是否只有作出与朱德决裂的姿态，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剧的发生呢?朱德被他气走后，心神难宁，寝食不安。他这样做究竟是生气还是苦心，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指挥总司令朱德和副总指挥、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和第二元帅之间，整整30年的战友情谊，就此以一局残棋遗憾千古。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三、情满乌石（1）毛泽东改弦纠“左” 彭德怀欣然请行　　1960年的夏季，是在大造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声势中度过的。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举行了动辄数十万甚而上百万人的示威*，支持南朝鲜人民，支持日本人民，支持刚果(利)人民，支持古巴人民……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然灾害加人为祸患。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严重困境，粮棉油大减产，原材料缺乏，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农村发生大面积饥荒，安徽、河南、甘肃等省份发生饿死人的骇人惨剧。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灾难后果，终于迫使毛泽东改弦更张。　　1960年9月31日，*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的主要精神是纠正“左”的错误，强调人民公社当前应以“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为根本制度，坚决制止“一平二调”“一平二调”：平，指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调，指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彭德怀从挂甲屯社员口中听到了《十二条》的精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来十分兴奋。但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有收到这个文件。一天，他发现挂甲屯墙报贴出了《十二条》全文，就站在那里一字一字地抄下来，仔细研究之后，写了一篇《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笔记》。笔记写道：　　“读了这个紧急指示后，感到基本上是好的。特别是重申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退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屋，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团结农民，恢复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我内心感到高兴。”　　但是，彭德怀还有不满意之处：　　“紧急指示中，还没有提出停办公共食堂，而且还在强调公共食堂。因此，这个错误还不能得到纠正。现在，农村中的粮食、柴、菜、油等生活资料普遍缺乏现象相当严重。在这样情况下，想要办好公共食堂是主观主义的。”　　他认为：“现在的公共食堂制，是在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幻想下产生的，是潜存着共产主义庸俗化的观点，是超脱现阶段生产力的分配形式”，“如不立即停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并将继续遭到一些不必要的破坏。”　　他认为：对1958年以来由于急躁冒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等错误局面，“紧急指示只是认识和纠正错误的开始”。　　历史再次证明了他的真知灼见。　　强烈的责任感使彭德怀极想把这些意见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帮助中央进一步纠正错误，减少损失。但他十分清楚：没有可能。他只能写下自己的这种苦闷心情：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来说，应该把上述看法诚恳地向党中央提出，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鉴于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对我作出完全离开实际情况的决议，事实上，不仅已经革除继续工作，而且正在进行从历史上消灭我个人的形象。如果现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实际工作是会毫无益处的。”　　可喜的是，1961年3月，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进一步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停办了公共食堂。三、情满乌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