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猛烈射击，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批语中，毛泽东把前一阶段彭德怀和“秀才”们对他的议论和批评几乎全部列了出来，给予批驳。无疑，这也是对议论者和批评者的一个警告。　　八届八中全会从始至终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它的历史作用是又一次打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复活并发展了背离实事求是精神和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的恶劣风气。　　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　　政治运动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变成一场“政治台风”。它能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同时也可能使许多神圣、美好的事物受到伤害，从而付出不应该付出的沉重代价。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而且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这种“一边倒”在会议第二阶段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特别是在毛泽东8月11日讲话之后，达到了高潮。　　表面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大家都是很起劲的：会上发言，有的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有的慷慨激昂，其势汹汹，就像过去常说的那样，“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只要稍一留心就不难发现，人们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有些是本质上的差异。　　怀着卑鄙的目的、乘机落井下石、要把彭德怀置于死地的，除阴险冷酷的*之外，就是康生等少数人了。　　康生是专靠搞运动整人的老手。早在延安时期，作为中央总学委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就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在审干中大搞逼、供、讯，搞得人人自危。当时，张闻天觉得很不对头，曾向康生提了意见，并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作了反映。后来，毛泽东出面纠正了审干中的错误做法，批评了康生。事后证明，康生抓出来的“特务”，95％以上是搞错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出尽风头之后，一跤跌进了低谷，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高位上栽下来，被派到山东分局当书记。从此，他整整六年深居简出，除了在秘书送来的现成文件上签签字以外，每天就是写写画画，游山玩水，光住医院就住了四年多。　　“抢救运动”虽然过去10多年，但康生并没有从那次跌跤中获得必要的教训。他那套极“左”的东西只要有适当的机会，立刻就会暴露出来。这次上得庐山之后，开始，他外表仍装得十分超脱、清闲，除了看书、游览、听会之外，他似乎既无所思，亦无所求。其实，他每天都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观察着会议的发展。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发下来，康生最先喊出了惊人的高调子：　　“这封信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接着康生又在下边散布种种耸人听闻的说法，说什么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说彭德怀正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等等。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康生的发言也最为慷慨激昂。他不仅善于把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上纲上线，还常常用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语言来蛊惑人心。而对于会议最能起推波助澜作用、破坏性最大的，是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的那些三言两语的插话，比如当有人说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伟大功劳时，康生就插话：　　“正因为有功劳，自己不服才更危险。”三、功臣？祸首？（14）有人发言说张闻天是幸灾乐祸时，康生就插话：　　“我看德怀同志也不是忧心如焚。”　　当有人提到军委会开会时彭德怀拍桌子骂人，康生就说：　　“他不是要*吗?”　　当有人提到彭德怀曾说过“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就插话：　　“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　　有人说彭德怀骄傲，目空一切，康生就接茬说：　　“他以反毛主席为荣。”　　类似这样的插话举不胜举。　　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组会议上发言时，引经据典，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苏联的布哈林，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集体化生产问题。”　　康生在会上发言虽然也很积极，但他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不是到会上去冲锋陷阵，而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为毛泽东输送材料，提供理论武器。在庐山的“左”派大营中，康生扮演的是一位摇鹅毛扇的角色。　　在批判张闻天的会上，看到一些人发言只会使用恐吓、辱骂来作战，谈不出多少道理来，康生就觉得这样搞法不行。康生与张闻天相处多年，他是深知这位洛甫同志的厉害的。不要说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包括康生自己在内，如果与洛甫面对面论战，也不是洛甫的对手。不讲别的，就说他7月21日那篇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立论坚实，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文采横溢。单靠喊几句口号，是不可能驳倒张闻天的。　　批判需要武器，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批判者们的共同心声。　　康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辞辛苦，翻箱倒柜，8月3日他将《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次演说)呈送毛泽东。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两份材料“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词改成“公团”(德文这两个字与法文中的“公社”相当)的话，借题发挥说：“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对如此及时的奉献，毛泽东当然十分赏识，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　　尽管毛泽东没有说什么褒奖的话，但通过这样一些事，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正在回升，这一点康生是清楚地感觉到的。　　柯庆施的情况和康生略有不同。他是近几年来靠反右而发迹的“暴发户”。1957年反右派以后，柯庆施带头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1957年12月他在*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猛烈抨击1956年以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右倾思潮，“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受到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还配社论全文刊登了柯庆施的报告。　　这件事是柯庆施这些年政绩中的得意之作。他的那篇报告，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大跃进”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连毛泽东都曾说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柯老”的。　　这样，柯庆施就顺利地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圈。　　这样，柯庆施的政治生命就和“大跃进”紧密连在一起，难解难分了。三、功臣？祸首？（15）但是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人们对于“大跃进”的非议越来越多，埋怨越来越强烈。为形势所迫，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降温”，并开始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柯庆施有些惶惶然了。一年多以来，他自知自己“左”得可以，有些心虚，生怕有朝一日算账会算到他头上。于是，未雨绸缪，为了防止被动，他这次上庐山是带着反“左”的材料来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半路杀出个彭德怀来。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送到柯庆施手上，他就料到庐山将要有一场“好戏”看了。过去，他有些惧怕彭德怀的声望，但当他领悟了毛泽东那则批示后面的深意之后，就忽然变得腰粗胆壮了。　　如何迎接这突然到来的风云突变?柯庆施非常适时而巧妙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24日柯庆施首先带头作检讨，说自己的思想落后，“跟不上主席”，接着就气势汹汹地向彭德怀开火。说“现在党内的确出现了动摇分子”，“当前主要是克服党内已露头的右倾动摇思想”，还说“至于帽子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赞成乱戴，恰如其分的还是要戴，否则就是是非不分了”，等等。　　柯庆施是华东组的负责人，在批判张闻天问题上他是绞尽了脑汁的。作为一个大组的召集人，他不会披挂上阵与张闻天面对面开战，他知道，那是既不明智，也是他所不能胜任的。他采取的是始终保持一个公正、稳健的大组领导人的姿态。张闻天发言时，他靠在椅背上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有时非常谦恭的“请”洛甫同志把某个问题再说明一下。直到张闻天发言结束，柯庆施才说：“洛甫同志把意见都说出来，这是好的。”至于张闻天意见是否正确，柯庆施只字未提。不过，从他在张闻天发言过程中的几次插话所提的问题看，他反对张闻天的立场是再鲜明不过了。　　张闻天的发言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赞扬者说：发言很好，是一篇生动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好文章。反对者说：和彭德怀调子一样，是“披着理论外衣”的“意见书”。　　在公开场合，柯庆施仍旧保持沉默。但在另外场合他却颇下功夫。经他“热心推荐”和毛泽东批准，张闻天7月21日的长篇发言，用两种“版本”印发给到会同志：一种是摘要，3000多字，登在会议简报上(第20号)；另一种是记录稿全文，约8000字，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第47号)。记录稿是柯庆施指定人记的，不少地方有误，不合张闻天的原意。张闻天曾请求他的发言不要印发，未获准。现在不但印发了，而且是两种“版本”，很明显，这是作为“罪证”，“立此存照”。对于这样的特殊照顾，张闻天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涩与酸楚。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最起劲的，当然不只是*、康生、柯庆施等几个人，还有一些别的人，包括过去执行“左”的路线比较积极的某些地区、部门的负责人，在1958年“大跃进’中工作上“冒了尖”的某些省委书记，还有过去因种种原因受过彭德怀批评、训斥而心怀不满、有积怨的军队高级干部等等。他们对批判彭德怀虽然很积极，却不像*、康生等人那样怀有阴险的政治野心。即使把上述这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批判彭德怀真正“卖劲”的仍然是少数。三、功臣？祸首？（16）大多数与会者对庐山上发生的突然事变感到震惊和茫然。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许多人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看不出什么问题，不少人在小组会发言中表示热烈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尤其佩服他敢于直言的勇气。东北组在讨论中，几乎全组一致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还有一部分人表示基本上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只是认为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应该“再缓和一点”，个别字句可以“斟酌”一下。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原来就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活跃起来了，原来对彭德怀的信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惊愕和沉默之后，纷纷对自己7月23日以前的发言进行修正。在小组会上，人们纷纷发言，对自己过去的看法进行检讨，继而由赞同彭德怀的意见转向反对彭德怀的意见。发言的模式大都是“对彭总的信开始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听了主席讲话后重新再看彭总的信，觉得越看问题越严重”等等。　　对于多数人说来，他们原先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和现在转过来反对彭德怀的意见，都是真心实意的，并无半点虚假。人们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和态度，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所以产生，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个人迷信在党内的发展。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任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不会有错”。这种观念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如果对什么问题在看法上与毛主席“教导”不一致，那一定是自己思想出了毛病，“毛主席是不会错的”。这就是当时能够做到大转弯“一边倒”的思想基础。以毛泽东的思维代替个人思维，不善于运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或者看到问题了，有不同意见，但鉴于毛主席已经讲了话，不便多言，持这两种态度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占了绝大多数。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对一个健康的执政党来说，这是一种危机，相反，大家还把这看成是一种维护党内团结的美德。　　但是，要实现那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有的人转得就很吃力，很勉强。有一位工农出身、在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过去一直是对彭德怀很敬佩的。在小组会的发言中，他曾对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大加推崇。这位同志的发言登了会议简报。当有人对他的发言提出了批评后，这位同志立刻发表“正式声明”，表示接受批评，并要求收回简报上刊登的他的一段发言。他说：“那段话不是出于本意，我请求换上另一段话，就是‘彭德怀同志说他自己是张飞，我看他不像张飞，因为他无桃园之义。如果要用“三国”的古人作比喻的话，我想他倒有点像魏延’。我认为这是我的本心话，这是我对他的历史评价。”　　这种戏剧性的大转弯，现在看来有点滑稽，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和那些看风转舵的投机家不同，上面说的这位同志在政治上和个人品质上都是很好的，他那样做毫无个人不良动机，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忠心”。对于这位同志的处境和良苦用心，与会同志都很理解，彭德怀本人也是充分谅解的，他说那位同志“放炮勇敢，检讨也勇敢”。　　对彭德怀等人不但要批判，而且要求批得有力，批得彻底，批得“有水平”，对于许多同志来说就更加困难了。有的人并不了解彭德怀，有的人了解彭德怀，但头脑里装的都是对彭德怀的美好的记忆，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来，批判中，除了重复毛泽东讲过的那些话而外，有人只能围绕着彭德怀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作文章。在这些方面彭德怀有些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有“犯上思想”；有人说他对毛主席“有怨气”，对毛泽东过去对他的批评“不服气”、“有成见”等等。三、功臣？祸首？（17）态度粗暴，有时爱训人、骂人，是人们对彭德怀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军队干部在这方面意见较多。有人揭发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大发脾气，把一位高级领导干部骂得哭起来，夹着皮包走了。还有一位曾多次挨过彭德怀骂的高级干部发言说：“我曾给彭总当面提过意见，说他好骂人，彭总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骂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骂战士。”　　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言说：“1957年彭总到南京视察防务问题，我陪他一起去舟山。一次我对彭总说，大家都说你爱骂人，干部都怕你。彭总说，‘我过去爱骂人，现在好了’。可是过了两天到海军部队去视察，他看到海军的油库修得太暴露，就把海军的一位领导叫来骂了一顿，并且说，如果不立刻改过来，他还要骂一百次。”　　方式简单，有时爱发脾气，爱骂人，的确是彭德怀的一个缺点。但从会上大家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彭德怀并不是什么人都骂，也不是无缘无故就骂人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尽管批评他，但对他并无大怨恨的缘故吧。　　从8月3日到8月10日的小组会发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部分彭德怀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发言。彭德怀既然已被说成是“军事俱乐部”的首领，他的老同事、老部下自然就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多少双带着善意、关切、期望、怀疑、挑衅的目光，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似的一齐照射到这些干部身上，使他们不得不发言表示要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又无法一下子改变彭德怀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会上就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发言：　　“彭德怀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我认识彭总30年了，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16年。过去对他总的印象是好的，觉得他对党忠诚，是毛主席的好助手。对敌斗争勇敢，对革命有贡献，生活很简朴。当然，对他那一套待人粗暴，领导不*，工作方法简单、主观，不听人家意见，也深有感觉。对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次是换了一个脑筋。如不参加这次会议，凭我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是看不出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　　“我是1949年8月才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未认识前，听人说彭总很厉害，爱骂人。过去也听到过关于华北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对他印象不那么好。认识他以后，又感到他坦白爽直，艰苦朴素，常讲军队要加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群众路线，发扬*等等，因此，对他的印象是又怕他，又尊敬他。”　　“我从很小参加革命，一参军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挨过他不少骂。对他的作风有意见。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他还说，我给他提的意见是善意的。”　　“彭德怀同志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少胜多，取得了伟大胜利。我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在彭德怀已经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会上政治压力猛烈增强的情况下，竟还有那么多的人对彭德怀的个人品德，革命功绩，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倾吐了那么多赞美之词，这说明不少人还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他们没有在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同时也说明，几十年革命烈火在人们心目中铸就的彭德怀的高大形象，不是用几句不实事求是的话就可以毁掉的。三、功臣？祸首？（18）在庐山会议简报刊登的发言摘要中，人们一面批判彭德怀的严重错误，一面在发言中仍亲昵地称彭德怀为“彭总”或“彭老总”。毛泽东觉得这样很不妥，于是给大会写了一则“建议”：　　“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4日起照此改正。”　　从8月4日起，简报上的称呼果然都改过来了，这是简报编者的功劳。但在会议发言中仍未全部改过来，因为人们叫顺口了，改变习惯需要时间。人们拿起新出的简报，立刻领悟到毛泽东那则建议的本意所在。同时，人们也颇为凄惶地想到：从今以后，“同志”这个称呼的内涵再不像过去那样高尚和纯洁了。　　彭德怀每天按时参加小组会，听取大家揭发、批判，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质问。他曾用下面的一些话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和态度：“我还是要革命的。人家斗争我，我受得住。你斗就斗，只要不开除党籍，不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还可以参加劳动生产。”　　从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和会上一些人的发言中，彭德怀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把他彻底搞臭。“这样也好，反正我也已经臭了。”他想起了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友对他说过的话：“要从党的全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考虑问题。”他想起了1928年4月，在湖南南华安特委代表张匡同志主持下为他举行入党仪式的情景，当时他背诵的那短短的入党誓词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我愿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永不背叛党和人民的利益，并准备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任劳任怨，长期艰苦奋斗。”和革命事业的全局相比，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他准备承受加给他的一切，尽管这样做内心是十分痛苦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的揭发批判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彭德怀生活中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8月8日傍晚，176号别墅的电话铃响起来，电话是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从北京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告诉彭德怀：她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放假，8月中旬有一个多星期的休息时间，她想趁这个机会到庐山去看看。　　“你不要来了，我们这里正开会。”彭德怀几乎没等妻子说完就劝阻她说。　　“这我知道，你开你的会，我不会妨碍你。”浦安修恳切地说。　　“会议快要结束，你到这里也没得几天可住了。”　　“去几天也可以，还是让我去吧，我已经和中央办公厅讲好了。明天搭他们送文件的飞机去。”浦安修以央求似的口吻说。　　彭德怀没有再说话，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本心是不希望妻子此刻到庐山来的，不是怕她看到自己目前的艰难处境，而是不愿再给亲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又不忍心断然拒绝妻子提出的合理要求。她在学校党委工作，一天到晚终日忙碌，有时别人都下班了，她还要加班加点，难得有几天假期。过去，她从未借彭德怀开会之机到过任何地方，这次要求来庐山是头一次，怎么好断然拒绝呢?再说，庐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作为主要当事人，他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告诉妻子，让她精神上有个准备。想到此，他默许了。三、功臣？祸首？（19）彭德怀公正清廉，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他对个人和家属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他和浦安修结婚几十年，一直不同意把浦安修分配到他身边工作，他认为那样会给部队造成不良影响。到1947年底，由于行军作战频繁，操劳过度，彭德怀一度身体状况很差，需要有人照顾，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才在未征得彭德怀同意的情况下，发了电报，把浦安修调到彭德怀所在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担任秘书兼司令部党支部书记。从1948年1月到1948年冬天这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彭德怀和浦安修结婚后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几十年戎马倥偬，彭德怀已经习惯了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他认为，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作为共产党员，这样做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　　但是，在1959年仲夏的庐山，在他精神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折磨与痛苦之时，浦安修要求来庐山的电话却深深触动了他，他感到自己过去对妻子要求太严，体贴太少了。他同意浦安修上庐山，也可以说是他对妻子感情上的一点补偿吧。　　8月9日下午4时，浦安修从九江十里铺机场到达庐山。彭德怀到人民剧场参加会议去了，迎接浦安修的是路旁静悄悄的松林和空荡荡的176号别墅。　　浦安修走进176号客厅，穿过彭德怀的卧室，进入靠阳台的那间办公室。靠窗的宽大写字台上，没有任何摆设，中间只孤零零地放着一份文件。封面上那醒目的标题“……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文件显然是丈夫特意留给她看的。她拿起文件急促地翻阅着。这是一份决议的讨论稿。看到上面记述的关于彭德怀的种种“反党错误”，浦安修脑子轰然胀大起来，觉得天旋地转，热泪夺眶而出。　　她是利用难得的几天假期，千里迢迢赶到庐山来和丈夫团聚的。一路上她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想像夫妻相逢时的幸福和愉快，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庐山等待她的是如此意外又如此沉重的打击。桌上的这份可怕的“决议”，犹如晴天霹雳，把她全身的神经都震疼了。上山前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极大痛苦与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坚信与自己相处20多年的丈夫对革命是无限忠诚的，她不相信他会反党，才十几天不见，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首呢！这太令人难以想象了。可是白纸黑字的中央全会决议就摆在眼前，难道还会有错吗！浦安修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她一向对于党中央是非常尊重、坚信不疑的。面对眼前这冷峻的现实，她感到迷惘、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压抑、委屈，她无力再翻阅那份“决议”，便坐在椅子上哭起来，眼泪怎么也擦不干，流不尽。　　会散了，彭德怀回到了176号，看到妻子哭红的双眼，他用少有的温存口吻对浦安修说：“我说不要你来，你一定要来，这不，你都看到了……”　　彭德怀没有再说下去，浦安修也没有再问什么。他们在战火中结为伉俪，在长期相处中早已达成默契：作为妻子，不经丈夫同意，她决不过问关于他公务方面的事情。然而这一次情况不同，庐山上发生了那样严重的、关系着丈夫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她怎么能不闻不问呢?　　彭德怀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简短的问候之后，他把自己给毛主席写信和受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目的经过，用简洁的语言告诉了浦安修，浦安修看到彭总说话时态度那样从容，那样镇静，心里也就觉得轻松了一些。她最了解彭总一生中所经历的坎坷，她坚信丈夫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三、功臣？祸首？（20）早在做姑娘上学读书的时候，浦安修就知道庐山名胜，就向往过它的奇峰秀水，这次到庐山，她原是想到各处走走看看的。听了彭德怀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之后，她哪儿也不想去了。为了避嫌，她也不去拜访任何人。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会上发来的文件和会议简报，未经组织允许她决不看。但是，对所有给工作人员公开传达的毛主席的批示和文件，浦安修都是很注意听和注意看的，因为那些批示和文件，多数都是和自己丈夫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　　8月2日毛主席给张闻天的那封信印发了，信中提到“军事俱乐部”，提到枚乘的文章《七发》。为了加深对毛主席信的理解，浦安修找来一本《昭明文选》，对其中那晦涩难懂的文字，逐字逐句地反复阅读、琢磨，一点一滴地领会每句话的含义，希望从中找到与丈夫命运的联系。　　会议文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党内改称同志的建议，其中除了建议改变“主席”、“总理”的称呼以外，还特别提到改变“林总、彭总、贺总”等称呼。浦安修对毛泽东的这则建议，特别对“彭总”改“彭德怀同志”等几个字，进行了反复思索、推敲。理智上她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在庐山，在党内斗争白热化的今天提出来，就不能不对它的含义作更深一层的思考了。这则建议在浦安修看来，其用意恐怕是又要以更严厉的态度对待彭德怀了。　　彭德怀每天散会回到住所，都很少说话。有时只把秘书叫到身边，跟他们讲讲会议的有关情况，以供他们帮助写书面检讨时参考。更多的时间，彭德怀是一个人独自在走廊上踱步，思考问题。浦安修知道，这时他是不喜欢别人去干扰他的。浦安修每天只能从丈夫脸上的表情、气色和说话的语调中，去观察、猜度会议的进展情况。只要能从丈夫脸上看到笑容，只要丈夫高兴，她就感到欣慰。　　整天关在家里，快要把人闷死了。有一天，浦安修终于从176号走出来。去找了一次帅大姐(帅孟奇)。在延安，浦安修曾和帅孟奇一起工作过，她了解帅大姐，她热心、慈祥，是位乐于助人的好同志。现在她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有些问题想不通，去找她谈谈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去谈话的结果却令她失望。帅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浦安修，可是一提到彭总的问题，帅大姐就十分为难地带着歉意说：“老实说，我比你更糊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浦安修相信帅大姐讲的是老实话，当时在庐山，有几个人真正弄明白彭德怀问题是怎么回事了呢!　　接着，浦安修又去找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浦安修曾在*领导下工作过。建国后，两家同住中南海，是常来常往的“近邻”。庐山会议期间，*住在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一楼。浦安修到那里时，*笑着迎出来说：“我正要找你，你倒先来了。正好，我代表党中央向你谈谈彭老总的情况。”　　*把庐山会议开会情况向浦安修简单作了介绍，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她在思想上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谈话中*顺便问起黄克诚的情况。浦安修说，看样子黄老的心情也很沉重，每天吃饭他吃得很少。黄老和彭总同桌吃饭，两人彼此不说一句话。*听后说：“话还是应当讲的嘛!”最后，浦安修问*，彭总的问题算什么性质的问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人民内部矛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三、功臣？祸首？（21）“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简单的6个字，给了浦安修极大的慰藉、信心和力量。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浦安修和彭德怀同机回到北京。当时，她所在的学校正在部署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她当然没有资格再参与运动的领导。在党委会上她作了检查，并接受了批判。大家的批判发言内容是比较空洞的，浦安修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但周围某些人那冷淡、歧视的目光，却令她感到难过、委屈。她不责怪任何人，因为那是一个“左”的思想泛滥、让人无法实事求是做人处事的特殊时代。　　昨天功臣，今天“祸首”　　1959年8月16日对彭德怀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　　到会的中央委员，每人收到两份刚刚印好的文件。一份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另一份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今天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这两个决议。　　经过3个多星期的大会小会的揭发批判，人们能够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错误已经开列出来。他们自己(不管是自愿还是违心的)也都在不同场合作了检讨，今天他们来出席全体会议，是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听取关于他们问题的最后结论的。　　胜负已成定局，今天不过是履行一下必要的程序。　　手臂森林般齐刷刷地举起来，全体通过。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也和大家一起举了手。周小舟没有举手，因为当时他是候补中央委员。　　在通过的两个“决议”中，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这是那个被扭曲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是对彭、黄、张、周等几位正直的、有胆识的革命家个人的一次错判，而且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本身就是对党内*生活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决议”在违背实事求是、颠倒是非、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决议”经大会通过之后，彭德怀才静下心来对它仔细阅读，逐字逐句地品味、思索。　　这个“决议”大约有4500字，共分5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　　“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对党的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　　第二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的由来和性质。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其实质是：“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第三部分是说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还说彭德怀“闹独立王国”，“最不*，最专制”，说他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说他“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说他“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挑拨离间”，“造谣扯谎”，“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由于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由于他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能迷惑而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因此，“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三、功臣？祸首？（22）第四部分是说彭德怀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说彭德怀本质上是*革命中参加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说彭德怀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党和军队的，并说“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如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事件，“彭德怀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　　第五部分是说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说鉴于彭德怀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他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全会本着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在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可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这是一个极不公正的判决，它只体现了毛泽东和少数人的意志；这又是一个有极大权威的判决，因为它是以中央全会正式决议的形式而被一致通过的。　　这个“决议”不仅是对彭德怀等几个人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歪曲，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历史的极大歪曲!　　全会还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接着，毛泽东讲话。　　他又一次重复了批判彭德怀以来他讲过的主要观点。他说：　　“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　　这次是“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　　他再次历数了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说彭德怀“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又一次阐明他的哲学思想：斗争哲学。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　　“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单刀直入地把这个隐匿在许多人心底的疑团挑了出来，然后用一种平和的语调解释说：“人们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曲折。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　　“昨天的英雄，今天的祸首”这句话，是在批判彭德怀刚开始时，董必武以疑问的方式提出来的。董必武和与会的许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是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共同战斗，一起走过了二三十年艰苦征程的亲密战友。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彭德怀等人“历史的复杂、曲折”，相反，正因为他们对彭德怀等人的历史太熟悉、太了解了，所以才更觉得眼前的事件来得太唐突，太不合逻辑和难于理解。三、功臣？祸首？（23）如何才能把“从功臣到祸首”这个过程解释得合乎情理、令人可信，毛泽东是很费了一番思索的。在充分阐述了社会主义阶段党内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之后，他又着重讲了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等等。他说，估计有70%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可以耕田，人岂可不如牛乎?”毛泽东说。　　毛泽东这番说明等于是松动了一下“保险阀”，让胀满在人们心中的疑问和不平释放掉一些。　　毛泽东讲完，是*的结束语。他讲得很简单：“这次会议，解决了大问题，避免了大马鞍形的出现，避免了党的分裂……”　　包括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两个阶段，为时共46天的庐山会议，至此宣告结束。毛泽东胜利了，为继续贯彻他的伟大试验扫清了道路。他如释重负，有一种胜利者的轻松感。　　8月17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到会共140余人，会上研究了新的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精神如何传达等问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为国防部长。与此同时，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另外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张平化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职务。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谈的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个人崇拜。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谈过关于树立“正确的个人崇拜”的问题。当时，柯庆施等几个个人崇拜的“崇拜者”们，曾接过毛主席的话大加发挥，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之后不久，康生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但是，柯庆施、康生等人提出的那些与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相悖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呼百应畅行无阻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大胆直谏，其实质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挑战。　　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一点。但是，在全国上下对他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议论纷纷，发出责难和怨声的今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权威，更需要个人崇拜这个“镇国之宝”。　　这就是毛泽东要谈个人崇拜这个老话题的来由。　　但是，鉴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鉴于3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中说过“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等等的话，现在又要来肯定和提倡个人崇拜，这文章就不大好做。毛泽东是用一种委婉的口吻、迂回的方式来阐明他的观点的。并且还要请另外的人来帮忙，才把主题挑明。　　毛泽东说：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须的。”三、功臣？祸首？（24）作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毛泽东这番话说得是相当精辟和透彻的。但现在他说这话的用意不是在批无政府主义，而是另有所指，就是他曾说过的，需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　　“要有统一指挥”，毛泽东的话说到此处为止，接着，像电影摄影师一样又拉出一个“全景”，讲起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列宁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等等。　　三天前，毛泽东曾向刘少奇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说他在工作会议上要讲一讲“班有班长”的问题。刘少奇立刻联想起去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的“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那番话来。　　刘少奇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正确、及时地阐述毛泽东思想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个人崇拜，这是个既敏感又棘手的话题。　　于是，请众“秀才”帮忙，从马列主义理论的武库中找来了恩格斯的《论权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列宁的论述似乎对要谈的问题比较接近，他说：　　“……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的这番话同毛泽东讲的“班有班长”何等相似啊!但是，只要相信毛主席还没有“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的人，一定会发现，列宁说的那些话和毛泽东说的那些话，都和个人崇拜不是一码事儿。　　相比之下，毛泽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更直截了当一些。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不如我*好。”　　依靠“秀才”们的帮助，循着毛泽东的思路，刘少奇和另外几个人先后发了言，大家从列宁关于政党领袖问题的论述，谈到毛泽东的“崇拜班长”，再谈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的两种目的”等等，绕了好大的一个圈子，总算把想到的话都讲出来，把这个既敏感又棘手的问题扯清楚了，人们如释重负，仿佛舒了一口气。　　10年浩劫中达到顶峰的“造神运动”，可以说是从庐山会议上进一步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的。对此，毛泽东本人当然有责任，但造成那样一种规模空前、全民性的现代迷信，决不是哪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做到的，它是那个畸形时代的产物。沉痛的教训是社会所共有的。曾大力参与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党政要人，多数在10年浩劫中都尝到了自种苦果的滋味，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惩罚吧。　　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又完成了对毛泽东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理论上的阐述，一反一正，有破有立，一篇“大文章”到此才算大功告成。毛泽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三、功臣？祸首？（25）就主观动机而言，毛泽东认为庐山的这场斗争，如同历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一样，是一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由于他的洞察力和果断，清除了党内的隐患，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又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其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他从未料到一次庐山会议，由于方向上的失误，给正在前进的共和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纵观毛泽东光辉无比的一生，庐山的失误无疑是他的一个悲剧——一代伟人的悲剧。　　有意见都不提，老百姓怎么办　　当8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的时候，彭德怀尚在庐山，但未参加会议。8月18日彭德怀乘飞机经济南，第二天回到北京，他要赶去参加在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新的一轮批判。　　8月16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结束，下午，彭德怀的办公室主任王焰正在房里清理准备上交的会议文件简报，彭德怀走进来，把一份新印好的文件放在桌子上。王焰看了一眼文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他和彭德怀身边所有工作人员一样，对“决议”中那种极其严厉又不公正的批判，感到迷惑不解，忿忿不平。　　“这份决议先不要交上去，带回北京我还要再仔细看看。”彭德怀吩咐。　　“好。”王焰一边答应着，一边把“决议”装进准备带走的皮包里，继续清理别的文件和材料。　　彭德怀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说：“决议已经通过了，说我是反党集团也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毁灭自己，只要我们国家能找到一条好的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建设搞上去!”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如果因为我写了那封信，就一股劲反右，而不是反‘左’防右，那我国的生产建设就会出现大马鞍形。”　　正在清理文件的王焰这时实在憋不住了，就冒出一句说：“彭总，人家说那封信本来就不应该写。”这是一位好心的老同志说过的话，也是王焰自己的心里话。　　“怎么不该写，为什么?”彭德怀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要是都照你说的那样，尽去考虑个人得失，党中央和毛主席怎么能了解真实情况，我们的党还有什么战斗力!有意见都不说，老百姓怎么办?”沉默了一会儿，彭德怀似乎发觉自己爱急躁的老毛病又犯了，口气立刻缓和下来，说：“我这个人哪!毛主席讲的十一种自由主义表现，每一条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唯独‘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一条常识我没有，所以常挨批评，共产党员，挨批评也不能改!”　　这时，桌上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招待处打来的，说会议结束了，招待处为参加会议的首长准备了一些上等云雾茶，是庐山的特产，问彭总要不要买几斤带回去。来电话的人还特别说明：“这种茶在街上买不到。”　　王焰放下电话，把招待处的意思转告彭德怀，当说到“这种茶在街上买不到”时，彭德怀立即打断说：“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种鬼名堂，市场怎么能不紧张!”　　彭德怀不但吩咐说这种茶坚决不买，还要立刻打电话给负责会务工作的××同志，要他以后不要再给开会的人搞什么土特产。他说：“这是一种坏风气。”　　王焰迟疑了一下，悄声对彭德怀说：“彭总，在这个时候，不要再管这种事了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三、功臣？祸首？（26）彭德怀听了若有所悟，放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刚才还在说我的坏脾气，看来这一辈子是改不过来了!”　　曾对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这件事提出异议和批评的不止一个人，从考虑给毛泽东写信的时候起，彭德怀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提醒，劝告。先是“秀才”们，后是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帮助彭德怀整理信稿的王承光参谋)，再后是黄克诚和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帅，有的老资格的省委书记也批评过他不应该给毛主席写那样的信。批评者们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所用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出于一片好心：担心引起不好的后果。因为全国胜利以后，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提高，下面给他写信对他领导的事业提出批评，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　　此外，从彭德怀自身的情况考虑，人们也认为那封信他压根儿就不应该写，理由可以列出若干条：　　——你是国防部长，是主管军队工作的。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你把军队建设搞好，把像西藏平叛、炮击金门这些事处理好就行了。应当说，当时国防部长担的风险是很小的。国家经济工作出了问题，那是总理和主管经济建设的副总理的事，要打板子，只能打冶金部、农业部和鼓吹共产风、浮夸风的宣传部门，怎么也打不到你国防部身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何苦多此一举去管那些“分外”之事呢!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保卫国防，这项大事业就够你忙的了。一年到头，部队、院校、边防、海岛、工厂、仓库，你天南海北到处跑，到处视察、考核、作指示，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非常辛苦。不久前还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八国，往返近50天，刚回国就到庐山来开会。这对你该是一个多么好的休息、疗养机会啊!你完全有理由利用开会的机会，让自己疲劳的神经放松一下。在风光绮丽的庐山，除了抱着茶杯听会，你可以去观观云海，看看日出，游游名胜古迹，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何必在那些本不属于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上去绞脑汁、下功夫，招惹是非呢!　　——你虽然跑了10多个省，视察了人民公社的“高产田”、“卫星田”，看了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敬老院)，参观了炼铁的小土高炉群，获得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但毕竟还属于走马观花或下马观花，远不如“各路诸侯”——省委书记们对地方的情况更熟悉，掌握的材料更丰富、更具体。你完全可以缄口不语，听听别人的议论，多思考些问题。面对经济建设中严重失衡的局面，“诸侯”们还没有说话，你主管军队工作的国防部长先出来发言了，这不是明明会招来有些人的忌恨和非议吗!　　——你被认为是有历史旧账的。什么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等等，一笔笔都记在毛泽东心中的那个“小本”上。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曾多次念“金箍咒”，这你是有亲身体会的。现在，你要写信给毛泽东，对他发起和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即使是你的意见百分之百的正确，鉴于历史上的教训，你也该能回避者尽量回避啊!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你彭大将军战功卓著，受到人民的爱戴、敬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你的威望更越出了中国国界，成了饮誉全球的风云人物。人们称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军队较量过并取得胜利的“天才统帅”。你正进入你一生中的巅峰时代。在这种时候，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谨慎，谨慎，再谨慎，正如中国古代兵家所说：“善用兵者隐其形”，任何“出头”和“冒尖”的事情都做不得。树大招风，不要说你长篇大论地写信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就是你在会上发言话说得重了一点，都会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和不悦。中国有句老话：功高震主。我们的新中国虽然与封建的旧社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功高震主”的古训并未失去它的借鉴价值啊!三、功臣？祸首？（27）……　　责怪彭德怀不该给毛泽东写信，理由还可以列出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这些，彭德怀也并不是没有想过。他也承认别人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条在他心中怎么也通不过，就是他常说的：如果都考虑个人得失，群众怎么办?　　自从他到甘肃、陕西、湖南等地视察以后，忧虑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他心头，再也无法驱散。也许正因为他不主管经济工作，所以他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的感觉才更敏锐，对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问题才更感到难以容忍。他忘不了那成堆成堆霉烂在田里的稻谷、玉米，忘不了散落在路上的白花花的棉团，忘不了那挑着沉重的箩筐跌跌撞撞夹在人群里给“小高炉”送料的孕妇，忘不了公社食堂外面那脸带菜色、眼含绝望神情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忘不了平江那位红军伤残战士写给他的那首请求为人民“鼓咙胡”的诗……　　彭德怀知道，他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中国经济生活中很小的一角。但是从这小小的一角中，他已深深感到一场全民性的灾难正在逼近，它给千千万万的家庭带来饥饿、痛苦和死亡，从而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难道让饿着肚皮的群众来歌颂我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来歌颂毛泽东是他们的‘大救星’吗?”　　在庐山会议以前和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日思夜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忧国忧民的感情压倒了一切。　　初上庐山，他曾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满怀希望。但不久，希望就破灭了。他发现他所敬重的毛主席仍沉醉在群众运动的狂热中，并没有看到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经济建设中的比例失调、共产风、浮夸风、干部作风中的强迫命令等等，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下边具体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且经过一系列的会议，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他根本没有打算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检查和纠正带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照毛泽东的想法，庐山会议是要大家围绕他提出的十几个问题漫谈几天，整理一个“纪要”出来通过一下，就大功告成，可以散会下山了。一些“左”派代表人物，迎合毛泽东的设想，继续拼命“升虚火”，“鼓虚劲”，宣扬“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说什么“气可鼓，不可泄”，“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等等。这种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极不协调的会议气氛，更加激发了彭德怀要向毛泽东直言进谏的紧迫感。　　不用写信的方式是否效果更好一些呢?也可能。　　彭德怀曾经亲自跑到“美庐”，想当面向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意见，不料却在门口被“挡驾”，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在休息。　　会议即将结束，彭德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阴差阳错的因素迫使下，彭德怀才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那是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的建议信，又是一位生死与共几十年老战友的信，即使信中有些提法不当，也应给以宽容和谅解，怎么可以把它斥为反党意见书而兴师问罪呢!　　黄克诚事后埋怨彭德怀给主席写信一事时说过：“王德怀、张德怀都可以给主席写信，就是你彭德怀写不得哟!”黄克诚既了解毛泽东，也了解彭德怀，他的话是金石之言，耐人寻味。但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在庐山，“王德怀”、“张德怀”都没有写信，偏偏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招来大祸的信，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前面所说的那种种客观因素之外，从彭德怀的出身、经历和他特有的性格上，也可以窥见他这一行动的必然性。bookbao.com 最好的txt下载网三、功臣？祸首？（28）彭德怀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成长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向黑暗势力进行英勇抗争的历史。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12年在湘军中耳闻目睹旧中国上层社会的反动*与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太行山到朝鲜战场，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火，锤炼了他钢铁般的性格，也培育了他对劳动人民忠贞不渝的深厚感情。　　当年，彭得华改名彭德怀，新名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怀是想念贫苦人民，德是为贫苦人民奋斗，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奋斗。”　　“想念贫苦人民，为贫苦人民奋斗”，这是彭德怀一生恪守不渝的信条。从他幼年的时候起，不管是在艰险坎坷的逆境之中，还是在地位改变、手中掌握了巨大权力之后，彭德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是始终如一的。　　1930年，中国工农红3军团攻占了长沙，这时彭德怀已经是3军团的总指挥了。他带领部队追击敌人到达易家湾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8年前在夜幕下送他过湘江的老汉罗六十老倌，送给他5块银洋，两担米。年近古稀的罗六十老倌已经不认得彭德怀了。彭德怀讲起8年前那个晚上乘他的小船过江的事，老汉才恍然大悟。　　彭德怀特意把罗老汉接到城里红3军团总指挥部去，以贵宾相待，详细询问了老汉家庭生活情况。　　老汉回家时，彭德怀从自己的小包袱里拿出两双线袜和一条毛巾，请老汉带给他的女儿喜妹。　　这个动人的故事在表现彭德怀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彭德怀的一生中，类似这样的佳话可以举出很多。　　庐山会议时的彭德怀与30多年前的彭得华，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已从一个血气方刚、仅有*主义思想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具有高度觉悟和统率千军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从他那正直倔强的性格上，从他那不惧任何权势的大无畏精神上，从他那时刻想念贫苦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眷眷深情上，不是仍然可以看到青年时代那个彭得华的影子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之后，黄克诚曾后悔地想过：“当时如果我替彭总到庐山来开会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一种良好的假设。庐山这场悲剧注定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不在庐山，也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发生，想避免它是不可能的。面对着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被狂热风暴卷入深渊边缘的亿万勤劳善良的人民，彭德怀决不会沉默，他一定会为民请命、犯颜直谏，这是由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也是由个人特定的性格所决定的。因为他不是王德怀，也不是张德怀，他是彭德怀——新时代的“海瑞”。　　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清除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大家批判。三、功臣？祸首？（29）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与会人员，许多是连夜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接到北京来的。他们会前虽对会议内容尚无所知，但从会议的规模和那风风火火的紧张气氛上，已经预感到军事系统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不清楚。　　这是一次紧急会议，一次对于军队的建设和前途至关重要的会议。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一向被誉为“祖国长城”，“党中央的保卫者”的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他们从未听过的令人心悸的话。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当时，人们的心被震撼了。会场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人们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那个人人唾弃的“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以忠贞无私为特征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可这是千真万确的呀!有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正式决议为证，毛泽东主席都讲了话，还能怀疑吗!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1、红3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在追查和批判之列。这些问题都是在庐山会议上已经批判过或已经涉及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会议基本上是参照庐山会议的模式进行的，所不同的是它带有军事系统的特点：批判的“火力”更猛，在粗暴和简单化方面较庐山会议更胜一筹。　　彭德怀又一次被置于批判、责问、追逼、威吓、辱骂所汇成的漩涡之中。在《彭德怀自述》中，他是这样来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　　“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只是刘少奇、周恩来到会讲了话。　　*是刚被指定的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和新的国防部长，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者。他浓眉倒挂，脸色阴沉地坐在主席台上。新“出山”的*虽然竭力想显示出一个成熟领导人的公正与矜持，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用挑动性的插话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三、功臣？祸首？（30）9月3日上午和下午，是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就不能不严肃、耐心对待。包括对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要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彭德怀讲的是真话，并没有半点隐瞒。但是有的人从“想当然”出发，一定要让他交代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人们的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于是，全场起哄，群起围攻，出现了下面这样的紧张对话：　　“你说只有四个人，以后再查出来怎么办?”　　“查出来以国法、军法论处，可以审判!”　　“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彭德怀毫不示弱地说，“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　　后面这句话又惹得全场大哗，人们批评他“不严肃”、“不老实”。　　当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仍用缓和的口气解释说：“如果要交代组织，就是那么几个人嘛!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曾多次“顶牛”，毫无进展。事后又经过审查彭德怀问题的专案组反复调查，始终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组织，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除“军事俱乐部”外，军委扩大会议上追查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只是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过：“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在常委会上毛泽东也说过彭德怀这次出国访问“是否取了点经?”但并没有人正式提出来。　　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也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到9月1日的一次大会上，才有人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突然提了出来，又一次在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　　对于幼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曾立志“灭洋人”的彭德怀来说，“里通外国”的罪名不仅是南辕北辙“对不上号”，而且也是对一个忠贞爱国者的极大侮辱。　　彭德怀深知这个问题的政治分量，他不能不严肃对待。他要求批判者拿出证据来。对于一些极不严肃和极不负责任的所谓“揭发”，他坚决予以反驳。　　围绕着这个问题，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在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和追查过程中，彭德怀的心情是坦然的，因为批判的“勇士”们是在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幻影作战。然而他又是十分痛苦的，这种凭空的诬陷，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正像他事后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三、功臣？祸首？（31）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是采用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会上，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可谓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一无所获。　　历届专案组都把“里通外国”作为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历届专案组在这个问题上都毫无结果。　　尽管毫无结果，它仍被列为专案组要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这件事，彭德怀曾恳切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声明：(“里通外国”问题)“如发现确凿事实，可以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15年后，1974年11月彭德怀病危，他在舌头已经僵硬、发音十分困难的弥留之际，仍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是清白的……”当年那种恶毒诬陷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多么深重，由此可见。问题长期未得到澄清，彭德怀是死不瞑目的。　　为了彻底把彭德怀、黄克诚搞臭，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红1、红3军团关系”的问题。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翻起了历史旧账，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红1、红3两个军团编为两个师。因红1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红3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到了汉族居民地区，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刹住部队逃亡的严重倾向，红3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红1军团派到红3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使刚经过整编的红1、红3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红3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2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算账当然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红1、红3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会场上突然站起一位身材矮小而结实的将军，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高声说道：　　“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那天，是我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下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耸人听闻的谣言被戳穿了。　　会场上乱起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主席台上的*被激怒了，阴森森的目光射向那位高声呐喊的将军。　　不大一会儿，不知是台上下达了指示，还是有人见机行事，将军即刻被逐出了会场。　　这位将军名叫钟伟，当时是北京军区的参谋长。这件事后来被人称为“钟伟事件”，它是那次军委扩大会上一个动人心魄的插曲。　　“钟伟事件”说明真理不可侮。即使在个人崇拜的狂浪铺天盖地般卷来的时候，在*的地位扶摇直上，牢牢掌握了军队领导权的情况下，仍然会有不畏权势的勇士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彭、黄鸣不平，为真理而呐喊。三、功臣？祸首？（32）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钟伟将军被撤销一切职务，押送回安徽老家去“劳动改造”。到“四人帮”垮台，*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钟伟事件”才得以*昭雪。最使钟伟将军感到痛心和遗憾的，不是他个人近20年中所受的饥寒之苦和精神折磨，而是他所深深敬仰的彭总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没有看到他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批判彭、黄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已再也搜寻不出什么新的“罪行”来了。从9月5日开始，又把两个综合小组划分为五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四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　　第一小组负责查清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　　第二小组负责查清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　　第三小组负责查清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黄问题揭发很少。　　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搞清钟伟的问题了，要查清他为什么要为彭、黄打掩护、“解围”。　　除了钟伟等人之外，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有朱德，因为发言时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而被扣上“和稀泥”、“袒护彭德怀”等帽子，在会上受到批判。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便一面起草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检讨，一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的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 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彭德怀这封信当然不是他的由衷之言，而是一种暂时妥协的产物，是在当时历史情况下，他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9月9日(就是彭德怀把信送去的当天)，毛泽东先是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信收到了，很好，他准备指示印发。当天毛泽东就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如下批示：三、功臣？祸首？（33）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能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1959年9月9日　　当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的同时，黄克诚也在另一组接受批判。在北京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则继续集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由于在发言中同情彭德怀，朱德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朱德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实际上是把别人加给他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画押”上送。　　军委扩大会议宣告胜利结束。至此，彭德怀三个月来每天接受批判的日子告一段落。他决心结束他30多年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　　1959年9月下旬，当北京人民张灯结彩、装修花坛，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时候，为创建共和国而南征北战历尽艰险、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他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把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统统交给公家。”　　国庆节前夕，彭德怀的元帅服、国内和国外授给他的各种勋章、纪念品，连同长征时积存下来留作纪念的几块银元，全部送到了中央办公厅。彭德怀仅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准备日后阅读的书籍，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一幢老式住宅，开始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与此同时，被列为“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也都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改造”。　　也是在这同时，*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逐级传达到全党，并进而传达到党外。　　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印发到县、团以上的党组织。　　庐山会议的消息传到湖南彭德怀家乡时，乡亲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待消息得到证实后，他们感到迷惑和痛心，又非常后悔去年彭德怀回家乡考察时，曾向他反映了那么多的严重情况。消息传到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山区，麻田村的老党员们说：“当时一听脑子就‘炸’了，老彭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在彭德怀长期住过的武军寺村，有一位村支部书记被指定去太原参加会议，肃清彭德怀的“思想流毒”，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在会上一言不发。在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当听到“彭总犯了反党错误”的传达时，不少干部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这会是他吗?怎么可能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三、功臣？祸首？（34）全党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长期接受过彭德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当然被列为运动的重点，要求从上到下“转弯子”，“肃清彭德怀的流毒”。大批党员干部受到批判和处分，成千上万的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组织处理，被下放改造。　　阶级斗争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之风进一步发展。　　*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显赫。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以及后起的“左”派人物柯庆施在政坛上日趋活跃。　　装满灾难、祸害的“潘多拉匣子”被打开了。　　在震天动地的反右声中，全国经济战线掀起了“持续跃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泽东是8月21日回到北京的。　　8月19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庐山的时候，曾受到江西省委领导和一大群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工作人员的鼓掌欢送。当时，他心情开朗，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在庐山的50多天中，毛泽东又像是指挥了一场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战役。他批阅了成百份由秘书事先做好标记的会议简报、发言摘要、典型材料和由全国各级党组织或个人写给他的书面报告。他没日没夜地找各协作区的负责人和各类代表人物到“美庐”来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和建议，向他们交代政策和策略。为了让会议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他的意志，他查阅一摞摞的有关书籍，苦思冥想，常常从深夜工作到朝霞染红了窗外的松林。现在“战役”总算胜利结束了。情况正如10多天前他曾对人说过的那样：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　　毛泽东认为他不仅仅取得了一次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方面也创造了新的成功经验。对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无疑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又一辉煌篇章。　　但是，处在庐山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怀，个人感觉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他在《庐山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衔接和转变是正确的，一整套建党建军的原则是正确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尖锐武器，总之，(他)是一个伟大的*列宁主义发展论者。但是，你这次犯了一个比较严重一些的个别错误。照你自己的话说是热多了一点。促使这热多了一点的原因，是‘一穷二白’和全党缺乏经验所致。”　　“你这次站在‘左’的倾向方面反对所谓右倾，而不是反‘左’防右，把(应)反对的主次颠倒了。结果不是促使波浪式的跃进，而(是)将要促使大马鞍形的出现。这种形式(势)在1959年不易暴露出来，因为原材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有些库存，当这些库存用到最后一点时，这种大马鞍形势必暴露。粮食不足，市场紧张情形会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都可能受到暂时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右倾，等待事实证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三、功臣？祸首？（35）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尽管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判，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当时形势的冷静分析；尽管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如过去一样，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仰爱戴之情。　　无情的历史已经证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他晚年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这一错误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比当时彭德怀所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其影响要深远得多。　　政治上，庐山会议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对党内团结，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无穷后患。　　从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便在阶级斗争和对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左”的失误。在对右派的反击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并在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庐山会议在肯定上述论断的同时，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由社会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从这个错误论断和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出发，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把这类阶级斗争理论化，使之成为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方针。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曾在一个材料上作过一段著名的批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不再是地、富、反、坏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而是党、政、军机关。运动发起之后，全国上下到处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揪“小彭德怀”，揭发所谓“反党集团”、“俱乐部”等等，斗争锋芒指向党内大批实事求是、体察民情、敢于为民请命、肯说真话的党员和干部。数以千万计的优秀分子、有识之士受到批判、打击和组织处分。不同的声音、正确的意见受到压制，正常的*生活遭到破坏，许多地方搞得人心惶惶，互相戒备，言路阻塞，万马齐喑。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党内团结状况是良好的，而庐山会议在这些方面是一次大倒退。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外迅猛地发展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如同魔鬼的两扇翅膀，*集团和“四人帮”正是借助于它而腾飞起来，窃踞高位，而把新生的共和国推向了十年*的灾难深渊的。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庐山会议中断了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的进程。随着“反右倾”运动的猛烈开展，“大跃进”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被重新加以肯定，当作正确的东西，在我国建设工作的各个领域内更深入、更广泛地蔓延开来。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右倾保守”加以批判；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穷过渡”等等“左”的错误口号和错误做法，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成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大加宣扬，在国民经济已经百孔千疮险象环生的情况下，重新掀起了“持续跃进”。结果，生产指标一加再加，局面失去控制，“共产风”、浮夸风继续发展，基层干部的盲目蛮干、强迫命令之风愈演愈烈。钢铁生产的畸形发展，国家财政的过高积累，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粮食匮乏，市场紧张，民气大伤。由于粮食短缺，群众中疾病流行，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国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到1960年底，毛泽东才不得不下令停止“大跃进”。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已成定局。当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脆弱的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危机终于爆发，中国人民被推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三、功臣？祸首？（36）但是，这一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被迫停下来了。毛泽东的美好理想受到了严重挫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召开了庐山会议。通过庐山会议，毛泽东不是要改变他已为实践证明错了的方针，而是要维护他的理想，打算继续更好地“跃进”。　　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确实曾多次提出要“降温”，要“压缩空气”，中央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受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对“大跃进”中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是很不足的，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不彻底的。最早指出情况的严重和措施不力，并对此提出批评的，就是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尽管今天看来，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的问题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很有限，但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它高于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对问题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要发起一场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只是因为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彭德怀写的那一封信，只不过是庐山事件的一个诱因。　　长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彭德怀是一贯反对他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会理会议、延安会议(指王明刚回国时那次会议)、中央苏区的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就在斗。”　　毛泽东提到的三次会议，除长征中的会理会议(就是毛泽东因*写那封信而批评彭德怀那次)是一次误会外，其他两次会议上彭德怀都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在1932年的江口会议上，他曾跟毛泽东吵过架，这是事实。但这两次在事过之后彭德怀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检讨。在彭德怀看来，这已成为历史了，而毛泽东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并且把这些对问题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彭德怀反对他，是怀有“野心”的表现。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了我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我批评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偏心。”　　毛泽东说得对，他没有不良的动机。但是他有对情况判断上的失误。　　毛泽东还说过：“南宁会议上说要警惕党分裂，主要是指你彭德怀同志说的。　　“订个协定好不好，我死后你不要反党好不好?　　“我66岁了，快要死了。我死以后人们担心难以对付你，大家都有这个担心。”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种疑心，不是庐山会议前后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在20多年前的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对彭德怀说过：“整个八路军都在你手里，你反对中央怎么办?”　　1958年，彭德怀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想改行去干经济工作，他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这一表示同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怀疑，毛泽东说：“你现在已经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了，你还想要什么!”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中国的这条古训是无法解释毛泽东与彭德怀二人的关系的。多年以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是：既要重用他，又不放心他。彭德怀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很强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转战陕北保卫延安到抗美援朝的战场，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多次临危受命，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样的经纶之才当然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离不开彭德怀。三、功臣？祸首？（37）但是，彭德怀疾恶如仇，不能容忍任何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在他看来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恶劣作风是与共产党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与彭德怀的优秀品德相并存的是他性格上存在的明显弱点：简单生硬，有时近于粗鲁。这一弱点对于一般人来说，害处顶多是伤害一些人，得罪一些人，可是要用这种态度和方式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那情况就不同了，就会被认为是“犯上”，就会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特别是全国胜利以后，由于彭德怀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和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彭德怀在国际和国内的威望扶摇直上，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这就更增加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警惕与疑虑。　　因为“大跃进”受到挫折，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疑心、不信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到达庐山后，7月17日打电话把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叫到“美庐”，后来还请他吃饭，周惠说他吃过饭了，只陪毛泽东喝了两杯酒。饭后，毛泽东对周惠说：　　“我要你来是挖墙脚的，彭德怀一贯反对我，总是说我的坏话。”　　周惠顺口说：“那你为什么还让他主持军委工作，管陆海空三军?”　　毛泽东没有回答周惠提出的问题，而是岔开话题，要打电话把周小舟和李锐找来。　　周惠提出的那个问题触到了毛、彭二人关系的要害，是毛泽东一下子很难说清楚的。　　多年来聚集起来的疑心、不信任，如同溢出的天然气，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在这种情况下，一颗小小的火星就会引起巨大爆炸。　　毛泽东越来越怀疑彭德怀“有野心”，而且正在暗中组织力量反对他；彭德怀越来越不满意毛泽东的独断专行，感到他的错误将给全民族带来灾难，因此想“刺一刺”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带刺激性的词句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加上去的)，这就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双方的心理状态。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的，因为彭德怀突然向党发动了进攻，因此中央才不得不调动力量，来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之后写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真的当时中央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的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来反对呢?”　　毛泽东刚上庐山，在召见几位党政军领导人的时候的确曾说过：“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反‘左’，还要搞一个文件。”但是毛泽东所说的反“左”，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提下的反“左”，是很不彻底的。　　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一下开列了19个问题让大家漫谈讨论，会议气氛轻松自由，是所谓“神仙会”。从会议的安排和会议气氛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准备花大力量认真纠“左”。他的头脑并没有真正冷静下来。　　彭德怀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预感到这种对待国内严峻形势的轻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才下决心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在一些基本点上和毛泽东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的地方是截然对立的。三、功臣？祸首？（38）彭德怀虽然也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但他认为“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是全局性的，有些问题“具有政治性”，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他认为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不仅表现在具体工作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指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上：不仅是县以下干部有，上面也有。下面“左”的东西也是由于上面指导思想的错误造成的。包括彭德怀自己和毛泽东在内，都有责任，“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能这样坦率、直截了当提出批评的，当时只有彭德怀。　　彭德怀认为，从1958年冬天以来，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地方还在发展，必须下大力才能真正改变当时的被动局面。　　彭德怀的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几句略带锋芒的话而外，通篇都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毛泽东不是经常教导全党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吗?为什么彭德怀这样一封通情达理的建议信，竟惹得他大发雷霆，兴师动众地要加以*呢?　　这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毛泽东的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了挫折，下边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毛泽东的情绪正处于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在庐山会议上，人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激动异常地讲出了那些带伤感情绪的话：　　“我有两大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查多次，他们就没有听到!……”　　彭德怀那封信里提出的严正坦率的批评，正是触痛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结果，没有促使他冷静和自省，反而引起了他的暴怒，决定要和彭德怀“摊牌”，非要把这场已处于危险边缘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不可。于是，悲剧发生了。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个结果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在庐山，彭德怀上书进谏，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并无半点恶意。1958年以来他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不幸，感到狂热的“大跃进”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给毛泽东写信，是希望引起他对当时严重问题的重视。当时彭德怀曾自信凭着他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战友之情，是可以无话不谈的。“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他讲一讲会有很大作用的。”这就是彭德怀写信的动机。　　在庐山会议上和在以后“*”中批斗彭德怀的时候，加给他的一个主要罪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对此，彭德怀总是果断地回答：“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说。”　　30多年前，彭德怀带领平江起义的队伍刚上井冈山的时候，他性情刚烈，个人英雄主义是很重的。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不管是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他都敢批评、顶撞，但目的是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随着岁月流逝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彭德怀的思想认识有了变化。在一本笔记里，他曾写道，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三、功臣？祸首？（39）一、井冈山时期，他把毛泽东看做大哥，称自己是小弟弟。　　二、红军长征直到抗战初期，他把毛泽东看做老师，自己是他的学生。　　三、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从内心里把他看做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　　尽管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了变化，但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感情依然如故——那是在几十年战火硝烟中建立起来的亲密战友之情，是在雪山、草地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之谊。　　但是胜利后，也有些东西使彭德怀感到很不习惯。过去战争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都是以“老彭”、“老毛”相称，非常亲昵，现在却要恭恭敬敬地喊“毛主席”；过去要见毛泽东可以直接登门而入，现在却要事先打电话相约，还常常被秘书和警卫人员“挡驾”。每次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所到之处，保卫人员前呼后拥，把主席与群众隔离开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群众吃糠咽菜不得温饱的情况下，各省各地争相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建造豪华别墅。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特供点”遍布各大城市……这些，彭德怀很不习惯，也看不惯。他常常回忆起在陕北与群众共同战斗的战争年代。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等级、规格、限制，没有如此众多的保卫人员，群众就是我们最可靠的警卫和保障。谈起这些令人痛心的变化，彭德怀常常发火，他不止一次气愤地说：“这样搞下去非亡国不可!”　　使彭德怀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的唯我独尊。在党内的高级会议上，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他高兴批谁就批谁(从省委书记直到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别人只能说他爱听的，谁也不能对他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批评。“一言堂”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加以批评的，而50年代后期的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会，就是“一言堂”。彭德怀庐山上书直谏，除了指出经济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外，也包含着他要改变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努力。他认为，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只是表现，集体领导和*作风的被破坏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党内*生活不正常，党的领导核心没有广大群众的批评与监督，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是不可能的。　　在庐山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比彭德怀了解真情更多、更细、更系统，但他们既没有发表尖锐的批评意见，也没有给毛泽东写信。这并不是一种好现象。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党内缺少健康的*生活，人们还不能畅所欲言。这种沉闷的空气是性情刚烈的彭德怀所不能忍受的。为救亿万人民于水火，他向毛泽东直言了。庐山会议开始的这场现代悲剧，从它拉开帷幕到最后结束，前后共经历了19个年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19年，是世界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的19年，是极其宝贵的19年，而我们年经的共和国却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消磨掉了!　　庐山悲剧的结束令人慰藉，庐山悲剧的惨痛教训将永远令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痛惜、感喟。　　庐山出世迄今8000万年，庐山之名见之于史书2000余年。2000年来，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美名称颂庐山。　　“磅礴五百里，奇秀甲东南”。尽管庐山有巍峨峭拔的青峰秀峦，有喷雪奔雷的银泉飞瀑，有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和钟灵毓秀的园林建筑，但是古往今来，庐山只是神仙道家、文人雅士们活动的舞台。　　只是到了近代，庐山这个名字才逐渐为广大普通人所熟悉。人们认识庐山，多数人并不是因为领略过它自然风貌的雄、奇、险、秀，而是因为庐山与我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本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曾在庐山举办过多期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坐镇庐山，亲自指挥过“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7月1 7日，蒋介石曾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这个讲话曾被毛泽东称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两次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会议，都是在庐山召开的：　　第一次是1959年8月2日～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第二次是1970年8月23日～9月6日的九届二中全会。　　第一次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继而在全国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党内*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与灾难。　　第二次庐山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实指当时的副统帅*。这场斗争以*叛逃出国、葬身温都尔汗，“*”悲剧愈演愈烈告终。　　庐山是一座奇特的山。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光秀丽的名山不下千百座，但再没有任何一座山具有庐山这样浓重的政治色彩。庐山是一座政治大舞台，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庐山，想知道在那气象万千的自然迷雾和政治迷雾后面所发生的一切。两次庐山会议，特别是第一次庐山会议，曾强烈地震撼了亿万人的心灵。自从1959年那个难忘的仲夏之后，提起庐山，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些文人雅士和那令人陶醉的绮丽风光，而是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人们怀着深深敬意记起的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彭德怀。　　彭德怀上庐山，一生只有一次。他没有迷恋庐山景色，也没有留下准备传之后世的诗词佳作，他只是在庐山度过了许多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的洗礼，在几十次大会小会上接受了不实事求是甚至是恶语相加的揭发批判。他以一个老军人一无所惧的气概和粗豪的喉咙，横刀立马，为那个时代处于灾难边缘的亿万劳动人民，喊出了压在心底的声音。　　从此，庐山才真正为普通人民所熟悉，所亲近，千古名山才名副其实地天下闻名。　　在庐山300平方公里锦绣土地90余座青翠山峰上，找不到一块记载彭德怀功德的纪念碑，而巍巍庐山本身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纪念碑。　　一、元帅解甲（1）柳堤说雁奴不幸而言中　　1958年9月，正值首都北京秋高气爽之时，中南海水波不兴，岸柳低垂。在落日余晖的照映下，已年届60而身体依然健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绿荫堤上漫步。他习惯地背着手，步子迈得很大。　　路上走来一个40岁上下的瘦高个子，那是毛泽东的警卫副官王敬先，彭德怀伸手把他拦过来一起散步，边走边聊。　　几只鸟儿总是在近处飞起又落下，彭德怀的目光追随着鸟群，问王敬先：“你打过雁吗?”　　“大雁很不好打呵，枪法好也不一定行。”